中国崛起策副篇二：1949 - 1976，新中国的二十七年
对于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评价是相当有分歧的，持有肯定态度立场的和持有否定态度立场的国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列出非常多的例子。肯定者认为这是一个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中国在极其落后贫困的条件下依靠自主的力量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了两弹一星，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让中国在美苏对立的两极世界里走出了独立的道路，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三世界领袖。否定者则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他们认为新中国的这二十七年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都与世界主流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中国不仅没有取得实质制度上的进步，反而走向了倒退；一场场惨烈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批判大会带来的政治迫害让中国知识分子处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非常苦闷的时期，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左”祸让中国知识界和精英界受到极大的摧毁，国家法治建设、民主建设和人权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对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评价是和对毛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两种评价的相关性。对毛的评价也出现严重两级分歧的特点，从左派眼中的“古今完人”、“中国五千年历史最伟大的英雄”到右派对毛的彻底否定，这两种评价差距之远，常常令人感到吃惊，并怀疑大家是否在谈论同一位政治家。2006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媒体利用华人作家张戎关于毛的长篇传记重新掀起评价毛的热潮，这样，一个在中国早就不成为话题的话题在毛去世近三十年后又被热炒。只是这一次西方媒体出奇的一致，对毛的形象采取了近乎妖魔化的报道，对于毛的评价中，再也看不到任何正面的肯定，而只是负面的批判。
哪一个新中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哪一个毛才是真正的毛？如果一个局外人不了解中国历史，突然同时读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定会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我想，即使是中国人自己也未必能说清楚哪种观点是合理的。我们谨遵邓公为我们留下的“三七开”的评价标准，认为新中国成就是主要的，失误是严重的，对毛的评价也紧循这种模式，从而摆脱了可能的政治争论，但是大家心里的疑惑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许多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澄清。事实上在国内读到关于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许多传记和历史分析时，我们感到对这段历史时期的评价恐怕是五五开更恰当，也就是毁誉参半，功过各占百分之五十。而立场完全相异的国人，无论对过去的历史持有什么样的观点，也无论处于左中右的立场，恐怕大家都不会否认，今天的中国和毛时代的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仅仅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也能感到这种巨大的差异，今天的中国老百姓生活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无论大家对改革开放的具体国策怎么评价，大家的生活形态都远远不同于1976年之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们不再使用粮票、肉票、布票，我们不再排着长队去领取单位分发的肉类制品，而是到自由市场或是现代化的超市里去购物；我们也不再依靠单位的证明才能到另外一个城市出差，而是可以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去旅游和工作，只要有经济实力，我们还可以去国外旅游；当然，今天的国人再也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样旱涝保收，无论干多少活都挣到相同的、但却是非常微薄的收入，今天的国人都必须发奋努力、全力打拼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无论今天身处何种阶层，大家对压力的感觉都是明显和真实的。考虑到改革开放前后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和人民生活方面巨大的差距，也让民众在模模糊糊中很难说清楚建国头二十七年和今天的岁月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结的地方，或者这两个阶段根本就是截然相反的不同时期，如同水与火一样，选择一样就意味着否定另外一样？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和评价1949到1976这段历史时期？
也许，当历史的车轮前行到那么一天，过去的历史已不再被个人的恩怨好恶、不再被个人的经历所完全影响的时候；当过去的慷慨激昂、壮怀激烈和血雨腥风逐渐沉淀为理性客观的分析的时候；当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新中国的头二十七年，未来的史学家也许会写下这样的评价：1949年到1976年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上重要的阶段，中国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的现代化第一阶段的任务；通过特殊的政治动员的方式和土地改革让中国第一次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距离现代化的构建还依然非常遥远。
也许历史的最终评价是精炼而又简洁的，但是这却最能反映出实质。回到1911年的中国, 皇权帝制下的中国建立了前现代化时期跟其它古文明相比最有效能的统治方式，中国各个王朝的皇帝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其间中国发展出来的儒家官僚阶层体系、实现人才流动的科举考试体制和一套帝国管理体系下的刑罚制度，让中国走在古代文明世界的前列。但是正如崛起策二十一指出的那样，古代的“帝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国具有一个形式上至高无上的天子，具有庞大有序但却又是盘根错节的儒家官僚体系，具有直到县一级的行政管理体系，但是国家的权力却主要限制于县城以上的城市构成的点线联结上。在帝国广大的平面地区，统治着绝大部分居民的并不是中央的天子和儒家官僚阶层，而是千千万万的家族和宗族。这并不是说国家权力完全被排除在外，比如在不同的朝代，国家也会试图通过乡约、保长、甲长、里长的管理体系来试图控制乡村地区，而且农民的赋税也是国家财政制度的重要来源。但是国家只能借助和家族平分权力的合作模式非常有限地介入乡土社会，而真正在家族内部中家法是大于王法的，家庭族长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违反家族的家规和家法是无比严重的。国家这个概念，对于乡土社会的大多数国民来说，就是家族，家族是许多农民的真正庇护者、管理者、仲裁者，而国家是一个非常模糊抽象的、高高在上的观念。我把中国古代这种在大一统皇权统治下的国家描述为整体秩序维护下的原子分化社会，也就是中央政府建立了一个皇权帝国，并对帝国境内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进行了有效控制，同时国家在乡土社会权力极其微弱，或是根本无力介入，或是与家族平分一定的权力。而在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严重的大分裂时期则是一种解体性的原子分化社会，家族依然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但是整个国家、中央政府则完全解体，基本的行政秩序和社会秩序被彻底打乱，任何一个地方机构（或是藩镇、或是节度使、或是将军、或是军阀、或是流匪）都可以用暴力在帝国固有的统治范围内统治任何一个区域。在这种解体性的原子分化社会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往往遭到毁灭性打击，人民会遭受最严重的苦难，乱世人命如草芥，甚至皇亲贵戚、王公大臣的生命都如同草芥，“天街踏尽公卿骨”，讲的就是毁灭性的动乱、地区豪强征伐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导致上层人士也一拨拨的惨遭屠戮。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局面就是一个解体性的原子分化局面。当然，这不是要否定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正面意义，毫无异议，辛亥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的理想，后来也带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更带来社会生活的一系列进步变革。但必须指出的是，革命党人在理念和观念上作了极大的努力，也试图在中国进行一场启蒙运动，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明确全面地考虑到在灭亡了一个政权体系（大清皇朝）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中国究竟应该如何治理，以何种的方式达到革命党人期待的目标？事实上是：旧的帝制皇朝体系轰然坍塌，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解体原子化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中国出现了今天非洲某些部族国家的情景，我称之为中国的“索马里化”局面，也就是整个国家是家族统治加上一个基本坍塌崩溃的中央政府，各个省分被军头、军阀、武装势力、割据势力分割统治。这是各种现代化进程中最糟糕的一种，退一步不能衔接上过去旧有的政治经济体系，实现渐进式演变；进一步又无力向现代化作出具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发展，相反是整个国家陷入沉沦的局面。大一统帝制下还至少保持了国家基本行政管理、社会秩序以及国家版图的统一，在无政府的“索马里化”局面下任何一支具有暴力武装的地方军队都可以接管地方政权，任意侵犯国民的财产和生命，随意破坏国家的基本法律法规，每个军阀都可以自行颁布政令和法令，可以随意实施处决，国家的基本行政秩序陷入彻底崩溃的局面。更为惨痛的是，在解体原子化的局面下，分裂势力必然利用他们看来的“千载难逢”的所谓民族独立的机会，借机分疆裂土，谋求从中国永久地独立出去，因为中国的各路军阀和“中央政府”之间正在发生混战，根本无力顾及边疆地区的安危。辛亥革命之后，外蒙古利用这样的机会借机独立，西藏和新疆也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险些独立成功，中国的现代版图和五族共和的局面陷入空前危机之中。
再来看1911到1949年之间的中国，当时的严重困局期待秩序重建：那就是需要有某种政治力量用强有力的动员手段，统一中国，彻底结束中国毁灭性的解体原子分化局面，迅速建立有效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以强烈的意志和力量扭转中国文明所呈现的衰势和颓势，将中央政府的政令和法令贯彻到全国任何一个角落，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如果不迈出这一步，那么后面的市场经济、界定民权、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和功能分化就根本谈不上。没有一个有效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民族国家，以后的一切恐怕都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今天读到毛主席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真的可以体会到这其间的深意。客观地分析，当时的中国处在现代化道路上第一个基本阶段的入口处，也就是民族国家构建的阶段。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无论是任何政治力量，其名称可以叫甲党，乙党，丙派，丁团体，也可以信仰A思想，B主义，C路线，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种政治力量，哪个政治团体，利用哪种政治思潮和主义，能够率先建立强有力的组织，能够率先以强有力的力量动员中国的基层，能够利用强大的组织能力统一中国，能够打破中国千年的乡土社会和家族分割的局面，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明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不是一句刻板的政治宣传口号，而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历史规律，至少我今天是坚信这一点的。
其实，“一个政党，一种主义，一个领袖”这样的观点并不是毛泽东，也不是蒋介石提出来，而恰恰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孙中山先生在民主革命屡遭挫折之后，受到十月革命后列宁思想的影响，接受了这种我们今天看来近乎集权专制的思想观点。但是细细想一下，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在中国处于“索马里”化的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中国政治力量都会先暂时搁下我们最终希图演进的现代化彼岸目标，因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在太遥远。国民党提出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三阶段目标正是经历了无数挫折和失败后更切实际的渐进改革目标，这跟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改革和制度建设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和共产党正是中国两支最进步和最有希望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的政治力量。我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不是政党和主义的争斗，而是一个是否有能力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袁世凯政府是一个中央政府权力极度衰弱的政府，其实际控制的范围就是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袁世凯也许当时有机会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秩序，但是其称帝的丑剧让袁政府四面楚歌、声名狼藉，使中国滑向了更加混乱的军阀混战的解体原子化局面；1927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比北洋军政府迈进了一步，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大陆，蒋介石政权也曾作过努力和尝试，建立一个更有作为的中央政府，并进一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然而南京政府的效能依然非常有限，其真正实际控制的范围即使是在南京政府最强大的时候，也不过是山东、安徽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和江苏、浙江、上海全境。中央政府的实际管制效能局限于五到六个省市，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各路军阀仍然实际控制不同的地区，桂系军阀、湘系军阀、山西军阀、云南军阀、新疆军阀、四川各路军阀实际控制中国的各个地区，更不要说国民党还远远没有动员基层的能力，也无意去实行土地改革，把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范围从点线扩展到整个国家的平面上。尽管对南京政府的现代化努力今天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给予正面的肯定，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中国“索马里化”的危局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国依然处在割据军阀加乡土社会的原子分化局面，维系“中国”存在的只是中国人历史上形成的精神纽带和文化联结，如果不是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的话，“中国”极有可能在这种危局下土崩瓦解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革命的成功不仅象征着党派斗争的成功，更象征着中华文明在面临衰落、崩溃甚至毁灭中迎来的新希望，是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凤凰涅磐，是中国崛起大戏剧的开端。新中国的头二十七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二十七年，也决不是跟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崛起断裂的二十七年，相反，正是因为有了这二十七年，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才会有今天这样波澜壮阔的局面。过去笔者跟许多同时代的学生一样，对新中国的这二十七年了解甚少，不太感兴趣，而且认为这二十七年就是“反右”、“大炼钢铁”、“自然灾害”、“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负面事件的结合体，对今天的中国没有什么正面意义。恰恰是在出国后，接受了社会学的专业训练、并开始懂得数据分析和实证分析以后，再回头看新中国的这二十七年，真是感慨万千，既感慨自己过去的浅薄无知，又反思这种不愿深入去了解一个时代、但却轻易下结论的判断在先的认知模式。年少时候的我很有爱国热情，但是思维非常简单，总是一切向外求，向西方寻求，在国外十年后，却反而变得更加喜欢向内寻求，寻求本国文化、历史、传统和制度环境中独特的现代化遗产和现代化动力源，当然更加结合了当前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感觉到看待问题的角度竟是与十年前完全不同了。好了，有点扯远了，现在回归正题，来看一看，新中国的二十七年中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贡献。这里将超越简单的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而是着重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新中国二十七年为我们留下的重要的现代化遗产：
—— 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中国领土范围内的“索马里化”和解体原子分化的局面。诸路军阀分割国家政权和各自为政的局面被一个具有强大效能和动员能力的中央政府所取代。
—— 相对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新中国政府统一了政令，作到了政令有效地推及全国，并建立了远超过上面三个政府治理下的税收汲取能力（中国崛起策二十二将详细谈及）。
——中国基本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尽管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政府效能也是漫长的，但是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没有任何平行国家体如军阀、军头、游击队、流匪和大家族等可以截取国家的权力。中国完成了欧洲国家持续了近两百年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
——国家通过土地改革消除了现代化最重要的障碍，并在基层农村通过政治运动和土地分配建立了强有力的基层动员能力。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政权仅仅通到县级一层的局面被彻底改变。大家族的解体虽然从文化角度和人类文化学的观点来看殊为可惜，但是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却是必然要走的一条路。只是新政权的政治动员模式过于激烈，来的速度过快过猛，在人们还没来得及讨论“传统和现代”的课题的时候，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土地分配的问题，瓦解了中国数千年的家族势力、乡绅统治和乡土社会，其副作用当然是很大的，但是却为中国现代化扫除了无比棘手的障碍。
——尽管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人民公社是生产效率低下的和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但是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它却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农村地区和乡土社会第一次被纳入了国家的行政规划和行政管理之中，中国千年的乡土社会和原子分化的局面被彻底改变。国家的治理能力不再仅仅限于几个核心的点和由这些点联结而成的线上，而是真正扩展到广大平面地区。这样的历史性巨变堪称是划时代的和具有转折意义的。从此中国历史摆脱了各个朝代治乱的平面循环怪圈和始终没有实质进步的局面，而真正把中国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从此，中国农民的认同感不再只是对家族的认同，而是对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强大的国家和政府的认同。“国家”概念的迅速扩展见证了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而这在新中国政府成立后仅仅10年就基本完成了，这是何等的伟业？
——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见证了新政权的基层动员能力和庞大动员规模，为农业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人民解放军在建国初期剿灭了湘西、四川和云南的数百万土匪，而这些土匪力量从明清、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长期存在，没有任何一种政权力量和地方军阀力量试图或是能够作到全面剿灭西南的土匪，因为西南的山区和险峻的地貌为土匪提供了永久生存的土壤。不要低估了新政权剿灭西南土匪的重要意义，否则的话，今天的中国将出现“菲律宾化”和“印尼化”的局面，国家每年会花费无数的财政资源和国防力量跟流匪进行无止境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在东南亚数国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政府军和匪军的战争在这些国家也不会停止。如果不是新中国强大的动员力量和组织力量，考虑到中国国土幅员之广大，地形和地貌之复杂，我们不知道还要花多少力量去“剿匪”，这势必将严重延缓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
——尽管西藏问题让中国在国际上倍受争议，但基本事实却是，新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历史上直接控制了西藏和实现了对西藏的行政管理。如果不是新中国政府，可以想见的是，中国版图就不会是今天的形状。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政府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全国的卫生体系和医疗系统，并消灭了麻风、天花、麻疹、乙脑、流脑、血吸虫等传染病，而这些传染病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之久，对人民健康危害性极强。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上从来没有哪届政府能够完全消灭这些疾病，如果不是新中国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并建立全民卫生保健系统，我们还要面临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许多可怕的高发传染疾病扩散的局面。今天的中国民众去南亚旅游，在城市街道上就会看到很多患有可怕传染病症的病人，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让我们避免了上述局面。新中国在教育、扫盲和公共卫生医疗方面的成就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1978年的68岁，这都是在中国生产力极低的条件下完成的。1978年在阿拉木图召开的世界卫生会议上中国的公共卫生制度被列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成为后进国家的学习目标。中国的卫生制度和公共教育培育了人力资源，为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在今天国内为中国是否应该参加抗美援朝这场战争激烈争论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这场战争是真正确立中国大国地位的一场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的确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是对于一向以欧美中心主义看待世界的欧美民众来说，他们对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不甚了解，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和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即使欧美历史学界对中国的抗日伟业也是轻轻带过，他们往往认为亚洲战场的战争就是太平洋战争，就是美日之间的对决，是美国打败了日本。这样的观点也深深根植在日本右翼的思想中，他们认为日本是败给了美国的原子弹，而不是败给了中国，所以日本右翼在二战后对中国依然非常蔑视，非常猖獗。真正树立中国民族自信和大国地位、并表现出中国人英雄气概、卓越的军事能力和民族精神气质的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大的民族牺牲和伟大的民族精神逼退了世界超级霸主、曾经战胜过日本人的美国的时候，世界震撼了，日本人震撼了，日本右翼更被震慑住了，他们突然发现，面对他们的是一群新的中国人，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有着强大民族精神的新中国人。新中国成立后，抚顺日本战俘营的管理员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幕。当时，许多顽固不化的日本战犯拒不承认战争罪行，还非常顽固骄傲，而当抗美援朝志愿军胜利的消息传来后，这些骄傲的日籍战俘低下了头颅，开始认识到即使打败日本的美国都再也无法保护他们，并开始低头认罪。日本战后的政府也正是在抗美援朝后开始同新中国政府外交联系的。当周恩来总理1955年参加印尼万隆会议的时候，许多国家对新中国显示了敬畏和佩服，这样的心态转变在抗美援朝之前是无法想见的。抗美援朝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尊严，赢得了对手的尊重，保证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领土安宁和现代化建设，真正振奋了中国人近百年来颓废的民风和士气，体现出了中国人独特坚韧的民族精神。 面对前人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今天中国大国崛起的局面，我只能用“无比感恩”一词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当然，对于新中国头二十七年伟大业绩的肯定并不意味着我们忘记过去的许多沉痛教训，这二十七年的挫折、教训和失误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中央政府的确是中国现代化第一、第二阶段之必须，但这并不必然等同于领袖专断、领袖崇拜和滥用权力，事实上中共八大是非常具有正面意义和非常理性客观的一次党代表大会，许多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比如权力监督、权力制衡和基层民主等当时都有讨论，但是领袖个人崇拜和独断的阴影终究盖过了集体领导的理性设计，最终把中国引向了一场场阶级斗争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十年是灾难的十年，导致了国家公检法（司法）系统彻底的崩溃，建国以来培育的精英几乎被集体清洗，也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毁灭性破坏，国家的基本秩序一度荡然无存，公民基本权力被严重侵犯。如果说“大炼钢铁”是急于求成和无心之过的话，那么十年“文革”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人祸，这一点上来说，毛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的。许多对于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两极评价都是从这些争议中产生的。如果没有“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和灾难的话，也许我们今天对毛和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评价要容易得多，争议也会少得多。
新中国开国二十七年既是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扬眉吐气、英雄辈出的时代，另一方面“文革”十年却也是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思想压制和政治迫害的一个时代，我们时常感到无所适从，感到缺乏方向感，很难完全说清这二十七年。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像这二十七年一样振奋过，但是对于大量遭受政治迫害的个人和家庭来说，他们却也经历了无尽的、也许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苦痛。那的确是一个痛并快乐的年代，我们的父辈在清教徒式的的清规戒律和严格的政治教条中、在极度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发展出了两弹一星，建立了全面的重工业体系；用极其简陋的武器、但却是高昂的士气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人；我们的父辈为今天中国的发展打下了牢固根基，但是却不得不忍受极为清贫的物质生活。他们的生活固然极其简陋，但是内心却充满着理想和激情，浪漫和追求，痛苦和失落，追寻和求索，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无法完全理解的。
无论如何，在大家的争议和讨论中，1976年的中国已经不再是1949年那个中国，无论毛的遗产是正面还是负面，1976年的中国都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新中国的发展历经曲折和沧桑，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和思索，但就是在我们对历史的沉思和探索、争议与讨论中，中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重要历史阶段 —— 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与许多还在现代化道路上苦苦徘徊而不得其路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我们是非常幸运的。通过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我们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构建这一重要现代化阶段。1978年，另外一位伟人将率领中国开启第二个现代化阶段 —— 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主义阶段。今天，我们在两代伟人的政治遗产中，来到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公民社会建设、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功能分化阶段。
现在常常流行着一些非常轻率的观点，比如说有人认为如果是南京国民政府治理下的中国就不会经历“反右”、“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中国今天就是一个超级大国了。这种观点缺乏历史感和理性分析，非常情绪化和草率，但是却极容易混淆视听。我想，国内也一定有这样的观点，有时候闲谈中也会听到这种非主流性的说法，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细细思考这种观点的荒谬性然后去反驳这种看似有理的观点。我们就按照这种思路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新中国的二十七年，中国将是什么样？那么我们可能今天还要为大西南的几百万土匪而疲于奔命，政府每年都要兴师动众去剿匪；我们可能还要面临数以千万计的各种传染病病人，鼠疫、麻风和血吸虫病会夺去无数人的生命；我们可能还要面临六七亿的文盲，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盲大国；我们还要面临军阀之间的年年征战不止，每年的国内战争军费可能会占了政府公共开支的相当份额；如果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那么中国的战略地位仅仅是放大一号了的日本罢了。中国会被牢牢地绑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上，成为美国的一颗大棋子。因为南京国民政府要依靠美国来摆平国内不同的武装集团，因而必然高度依赖美国。可以设想美国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一定遍布沿海各个港口城市，美国大兵可以随意大摇大摆的招摇于中国的街道上，无视中国的法律，中国却因为其享有治外法权而毫无办法；我们恐怕依然还要面临土地分配这一最棘手的难题，如同南非、印度、巴西和津巴布韦一样，对农民和地主之间的血腥斗争和土地兼并问题束手无策。不要忘记，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再想通过政府强力或是暴力分配土地已经是不可行的了，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只是在分配土地上纵容了一些黑人农民去攻击白人农庄主，马上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抗议和制裁，这些国家土地分配的棘手难题在今天是很难完全妥善解决的，而且越往后拖就越难解决，而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面临这样的难题了；缺乏了独立发展道路的中国一定会同菲律宾和阿根廷一样，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不同的是，我们将是一个大得多的实验场，其结果恐怕也是更具灾难性的，我们会面临一个比今天严重得多的两极分化的阶级社会，社会的动乱随时可能被点燃······
的确，历史是无法重新选择的。就算是历史可以选择，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一个充满自信和具有民族精神的中国，哪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经历重大的曲折，哪怕我们在现代化航行中会经历一定的迷航，但是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人民中国。我们经历了成功和喜悦，也经历了迷茫和痛苦，但是只要我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不是别国的势力范围和附庸，我们有着独立的国格和人格，具有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那么我们就可以修正自己的错误和缺失，在继承过去丰富政治遗产的基础上，继续沿着中国崛起的航道傲然前行。中国崛起，不仅是1978年后的崛起，而是毛时代加上邓时代的崛起，是几代人艰苦奋斗的共同结果，新中国的二十七年给我们留下的正面遗产，依然是我们今天前行的基础。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我们父辈洒下的汗水和开创的英雄业绩，值得我们永远感恩；新中国的二十七年，风风雨雨中无数感人历史瞬间，值得我们永恒的铭记；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成就与失误，喜乐与痛苦，我们都无怨无悔，都把其看作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是共和国成长的二十七年，也是中国崛起的二十七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7年4月21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21篇文章和2篇崛起策副文，还将发表此系列１4篇文章和部分崛起策副文。）
历史没有假设，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不可能让我们成立联合政府，单纯得想民主一步到位太单纯了。没有新中国成立后的集权就不可能有那么大成就，当然太刚猛也同时会伤到自己，只是我们确实伤得自己太深了，所以现在更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历史机会！
您误会了我的意思，建议您读一下1945年毛泽东发表的《论联合政府》。
当时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是这样的：
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决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目的是企图确立其一党独裁的地位。此举一出，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国统区掀起民主宪政运动的新高潮。这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及时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4年9月15日，共产党员林伯渠在国民党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共正式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组织抗日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很快成为全国人民的普遍呼声。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国内阶级矛盾迅速上升，建什么国的问题又一次突出地提了出来。4月至6月，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作了《沦联合政府》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他指出：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这种新中国的政府形式就是民主联合政府。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日子已经来临，民族矛盾即将解决，但阶级矛盾却尖锐起来。中国急需成立临时的民主联合政府，统一全国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此基础上，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从国际上看，抗战胜利后，苏、美、英从自身利益出发，一致同意扶助国民党政权，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成立一个包括各党派在内的、由国民党控制的联合政府。同时，随着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欧洲许多国家也建立了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这也给中国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提供了榜样。
从国内看，由于蒋介石集团始终没有退出抗日阵营，相当一部分人对蒋介石集团抱有某种期望和幻想。中国的民主改革还不能采取完全撇开或绕过国民党蒋介石的方式。
就中国共产党自身来看，党的力量在抗战中有了重大发展，但与国民党相比，仍处于劣势。这种情况下，党要采取灵活的策略，走迂回的道路，这就是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
当时毛主席甚至派人到扬州进行考察，准备建立副总统府，他来准备做副总统。毛主席都赞成成立联合政府，不知道您当时会如何选择？
怎么说呢？
我认为历史在它的进行过程中有他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在当时的状况下，中国的民族矛盾已经解决，阶级矛盾又上升为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所以中共和国民党的对立是必然的。历史有的东西我记不住了，所以以下发言有错误的地方，望大家指正！
问题是这个矛盾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不可以调和？
1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在当时情况下，国民党还是在实力上占到优势的，在抗日的过程中由原来的名义上的同意全国到消弱各个军阀，又在美国的帮助下获得了大量的美式和日本装备。
而中共虽说在抗日中成长，但是就像事实的那样处于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是蒋介石你会放弃建立属于自己一党的国家，还是去分权建立联合政府？
2 我认为当时共产党也并不是想建立联合政府，按照毛泽东当年说的,他是想在自己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加入政府然后争取联合政府中的中间人士的帮助，取得扎在政治上的多数派而实现自己的目的。 何况中共爱当时代表的是广大的人民，只要假以时日必会取得实力上的优势。
3 在当时国共谈判的时候，围绕的问题之一是 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还有就是实际山的划去而致，即在中共的占领区内，和国民党的占领区内区别对待。这实际上在当时说可是是国家的分裂。
4 国际环境来说的话，战后各国的共产主义有所发展但我认为根基未稳，还不足以和资本主义百年的发展想抗衡，最明显的例子--冷战时候，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都纷纷下台，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能不说是先天不足！所以，只有建立完全属于 一方的政权，才可以放下心来。
1945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10年抗战结束~国内面临着国家何去何从的抉择~国际上东西两个阵营正在孕育~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的中共还是中国境内最大的反对党~在当时的人看来其不过是军阀割据的另一种局面而已~应该说《论联合政府》是当时中共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政策的现代版!虽然其中有有现代思维的部分~但是绝大部分是大形势下的不得不然~
其实黄宗羲定律在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得到解决，农民在三农之前的日子还是最苦的，而是在农业税得以废除之后才算是终于彻底的解决了，因为一个制度，人总可以找到他的漏洞或者是随着时间的迁移，制度也随之变化。只有彻底的釜底抽薪---即废除这个制度的根本基础时候，才算完全的解决
黄宗羲不是妖怪~他也是人~他提出这个循环论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世界会变成现在这个样~三农的问题是发展的问题而并不是温饱的问题~忘记在哪本书上看过有一句话叫做:任你官清似水~~无奈吏滑如油~制度既然是人定有漏洞是必然的~
恕我愚昧，我还是不能够理解你的故事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我自己想到一种解释，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是可以按照休养生息的方法来使国力得到恢复的，但是由于领袖个人的作用（在此，我可能夸大的领袖个人对历史的作用）至少是在他的意愿下，不愿意去等这么慢的回复，他要的是在极短时间内把中国改变过来。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其实说来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任何政策~谋略都需要与其出台的历史背景相对应~
同意刘博士的观点，国民党是无法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的。对毛主席的评价可能还要考虑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发展情况，如果共产党能带领中国顺利走向现代化，重现盛世，那对毛主席的评价肯定会更加正面，反之就会更差
美国历史学家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中指出：在现代化道路上，我们必须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权力必须从传领袖转到现代领袖手中所要解决三个问题，1、政治革命，2、土地革命，3、国家建设。而国家建设包括建立民族国家和民众的共识，解决分歧的方法就是通过唤醒过去国家的辉煌记忆来培育共识和国家骄傲。
现在对与毛泽东的评价的负面化，是不是保藏祸心？故意扰乱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欣赏刘涛的文章。加精。嘿嘿。
每次写完崛起策后，读后边的留言真是一种享受，真正通过大家的讨论感觉到视野更开阔，了解了更多的信息，同时又有了新的想法。如果不是大家讨论的启发，我想崛起策是不会写到这么多的，按原计划（15篇）可能早就结束。现在看来35篇都未必能完成，这正是集体思考带来的外溢(spill over）效应。 希望更多的网友从不同的角度来为中国崛起献策，比如非常期待巍巍昆仑网友写写关于法律、法治和三农的策略，再现盛唐来写数篇教育策， 厚泽网友来谈谈环境保护策，包括更多有思想见解的朋友有时侯写了非常精彩的留言，也希望可以正式写成文章，在阅微堂上发表。希望这里慢慢可以成为一个民间智力资源的集合，为国家的稳定、发展和强盛作出一份贡献，如果是这样，写中国崛起策的初始的目的就达到了。
另外我要声明的是, 我尚在攻读博士学位, 拿到博士头衔还需要两年左右。所以恳请大家称呼我为“刘涛”或是“刘先生”就可以了。
对毛的完全否定与完全肯定式的评论大多都是以意识形态为判别标准的；
而如果跳出意识形态的局限，从国家社会的演化的角度而言，毛及其领导中共确实推动了历史进程。
另外，想请教刘先生社会功能系统方面的问题，可以告诉我你的EMAIL吗，我的是OSEP@163.COM。
这是我看过的对新中国27年最客观、最公正、最理性、最具说服力的一篇好文章！刘先生年纪这么轻，没经历过那段历史，近年又长期在国外生活求学，真是难得！
恳请大家将这篇文章广为转发，成为国人对这段历史的共识。同时希望刘先生能加快写作速度，尽旱成书发行。如果完成整个写作还需很长时间的话，是否可以先将部分文章编成小册子先期散发传播？
只能说明你看的文章有限
今天在网上看到那个越南宣称拥有南沙群岛的主权，并不惜和中国一战的言论。同时积极在政治上，商业上，还有国际大国关系的制衡上对中国发出咄咄逼人的挑战，对此，请大家发表一下各自的意见
越南人搞的这种事情中国对苏联也干过，很正常。
长远的看，总体上采取军事上守，经济上攻，文化上交融的的战略，只要中国自己的确定能够维持可持续的稳步发展，就谈不上吃亏。
一直看到有人在网上假设，如果没有1949， 如果没有韩战，中国会是怎样。有人说那些先烈傻，有人说他们好心做错事，还有人试图让大家相信共产党还是没跳出“家天下”的局限，毛泽东还是想传位给自己的夫人的。历史人物总是有局限的，当时那个时代，谁可以做得比他们更好？如果这群为了理想和信念，生命都在所不惜的人都不配做我们的脊梁，还有谁可以？看着诸多前辈的鲜血和汗水，看看27年来无数先烈的奉献，“无比感恩”，也是我的心情。
网上还有一种言论，是当年国民党根本解决不了自身问题，那么现在共产党怎么解决？这种思想本身就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上，基本上是扛着红旗反红旗。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主义胜过另一个主义那么简单.
其实，即使对“文革”，我也不同意完全否定。对于法国大革命，周总理有句名言，大致意思是“现在评价还为时过早”。这个评价也适用于“文革”。
看了这么多留言，争论比较多。历史固然不能假设，但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给出客观的评价。对于刘先生的文章，我很欣赏，也支持很多观点，但肯定也有值得商榷的。可是有人评价是最客观、最公正、最理性、最具说服力的文章，我就不敢苟同了。首先说的是，研究历史，肯定要占有第一手的资料，而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接触不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连第一手的资料都没有，对这段历史研究来说，只能说是把握大概。另外，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也有自己时代的局限性，历史真的会像福山说的那样，有终结吗？不可能！人类的历史发展是无限的，而人类的认知是有限的，用有限的知识来认知无限的世界和历史，结论是人类只能永远逼近真理！刘先生十年后再读自己的文章，肯定就会有更多新的更深刻的认识！很简单，层次和阅历的使然。
最后要说的是，不知道刘先生考虑过如何扩大民间智囊的影响力？中国的决策机制使得民间智囊的影响力有限，而民间智囊和官方智囊最大的区别是资源占有和决策影响力上。对比一下美国的RAND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政府高层原本就在RAND工作，或者是高层退下之后去RAND就职，使得RAND的影响力远超出一般民间智囊。现在的中国民间智囊需要很长的路要走，空谈误国。欣赏阅微堂这种探讨方式，也更愿意看到不同的人能在这里提出自己的看法，百家争鸣，学术自由！
在看前面几篇崛起策的文章留言的时候，看到了甚至有人提出了《推背图》，我很欣赏刘先生的态度，允许探讨，允许存在，允许发表意见。而不是像其他一些人喊着让发表《推背图》的这个人滚出这个论坛！
期待刘先生的崛起策能早日成书，扩展影响力......
我觉得你的这篇文章有点问题：
1、你的观点既然是功过5/5分，那么论据也应该5/5分。可是你80%的论据都是在论共的功劳，过只是一段带过。
你可以想象如果这是投到学报的文章，会被委员会考虑吗？这样的一个论据结构
2、通篇没有任何数据和引用的地方（看的不太仔细，也可能有，但是极少）。如果是学术文章，你就是仙也不可能不引用别人的东西吧。
不好意思，既然你最后的作者介绍里面提到那么多博士，学校之类的学术名词，只好以学术要求看待这篇文章。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不是学术文章，请以后在文章底部只注明你的名字就行了。
谢谢Leon网友, 我只是谈到读到国内的历史传记时有这样的感觉，新中国的前27年给人以“功过各半”的感觉，但这并不是我的观点，我的观点基本上超越了“功”与“过”、“好”与“坏”的评价标准，而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谈新中国27年为中国现代化扫除了什么障碍，同时我也宣扬这样的观点，现代化不能与传统割裂，必须继承正面文化遗产前进。中国崛起策不是学术文章，只是政治评论文章，或者说是政治讨论文章，因此我没有考虑过去学术刊物发表，自然也没有登不登得上学报的问题。但是我会考虑作为一般的政论文和评论书籍去发表，除了学术文章之外绝大多数文章和书籍都是评论探讨性质和杂文性质的，不明白为什么Leon网友要单独要求我如此“严格”。如果按照学术讨论和论文的标准，恐怕网上论坛中没有几篇文章能够发表讨论了，这是否会造成闭目塞听，造成新的言论封闭的局面？我署名自己的大学和专业及学习阶段,不知这点又造成了你什么样的困扰,对不起，我实在不明白。
还有一点，中国崛起策完成后，我会着手写自己专业的学术文章，到时候可以请Leon指教，如果你对非常专业化的学术分析也感兴趣的话。 写自己的大学出处主要是中国重名太多，我不想别人误解我是其他的”刘涛“甚至是影星”刘涛“，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刘涛博士所著可贵之处很多，其中最让我敬佩的是他用大家都能看得懂的语言，结合中国的现状，系统的，辨正的分析中国存在的问题，和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提出假设。不搞专业研究的人有兴趣去看T. Parsons，Barrington Moore，Karl Popper的原著吗？就算大家静得下心来看，Niklas Luhmann书容易被看懂吗？
我的导师，我们大学的创始人David Favrholdt告诉我，为了自己的理论被人接受，他曾经写过小说，去解释自己的理论。Niels Bohr 是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但他更伟大的地方是写科幻小说来解释自己的理论。Jon Bing， Oslo大学教授，目前仍然健在的，计算机法律的提倡者，法律学的泰斗，小说“Around the sun in a circle ”就是他于1967年写的。
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讲述最复杂的理论，是每个学者所希望的。记得爱因斯坦怎么解释相对论的吗？从“中国崛起策”来看，刘博士不愧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头衔。至于专业化的学术论文，开始先一堆此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比，自己对概念的设定，这种文章，适合大众阅读吗？
刘涛甘阳，无双国士。我这样说，固然有一些过誉。但我所敬畏的不是某几个人，而是这些人组成的群体。
刘先生的文章不错，水平也很高，但仅凭这些文章我看还没有到“无双国士”的程度。其实有很多高水平的人，只不过我们没有接触他们的机会。
我看刘先生的文章和写得很好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科普文章有得一比，中国太需要这类普通人都能看懂的社会学方面的文章了，希望大家多帮阅微堂打打广告，扩大刘先生的影响力，为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出点力。
作者炽热爱国之情，理性的唤醒大家爱国之情的文章笔法称之为无双国士我觉得没什么不恰当。现在胡锦涛亲自批示政治教育改革，我觉得崛起策的笔法应是一种很好的参考。
對, 如果以劉先生式的理性文章筆法對國民進行政治教育, 是再適當不過。
“国士”这样的称号实在是太过誉了，我绝对不敢担当，而且也无意扮演这样的角色。的确，中国的人才和真正厉害的人太多了，这几篇文章只能是我所说的“抛砖引玉”，希望把一些专业的东西转化成大众的语言，希望引起更多的人关注，为中国崛起最关键时期的和平转型和建立中国的长远国家战略而努力。这些文章仅限于鼓励有志者来共同为国思考、为国谋划，这就是其基本宗旨。至于我们这个群体，身为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结，也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希望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一点微小的贡献。我对自己的定义是很清晰的，作为普通平民和民间知识分子为国家的发展尽一点力，这就完成了一个普通公民的基本责任了。除此之外，像我们这样的群体，都有自己的工作、学习和论文有待完成，都为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家庭而奔波，我们仅仅是一介平民而已，而且也非常安于这样的身份。写完崛起策后，我还要全身心的扑在我的论文上，也希望跟大家保持交流，但是希望保持阅微堂上这样的民间理性讨论和对话的形式，那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了。
请大家关注这篇文章，在阅微堂上刚刚发表的：中国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大讨论, http://zhiqiang.org/blog/557.html
这是一篇让我非常受益的好文章，西方研究政治决策理论的保罗•萨巴蒂尔、简金斯—史密斯等提出了支持联盟（advocacy coalition）和认识论群体(epistemic community)等重要的理论视角，他们认为决策的变化首先是来自思想的变化、论述的变化和理念观点的变化，而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学者组成的认识论群体是传播新思想的重要联盟，经历了支持联盟的持续努力和影响就会导致公共政策的变化。ppeesshr网友谈的就是思想和政策、理念和实践的重要关联，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了理念变化的重要性。不涤荡落后的、封建的小生产者意识，中国还要在现代化道路上经历很多弯路和曲折，但是要将新的现代理念和论述推广，却需要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组成的思想群体之努力，这样的群体必须有相同和接近的思想和理念，相同的深层次的信仰，相同的社会责任感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把握，当然，他们也必须有一定的影响力。这篇文章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这样的话题“思想和政策”、“理念和行动”（talk and action）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深刻重要的，对今天中国的发展也具有相当的借鉴，因此我认为这篇文章很有意义，建议大家认真阅读。
看了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冰点》事件。引起《冰点》事件的文章里有一段，写的也不错，摘录在这里，相信对大家也有启示：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些先驱用心良苦，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追问：决定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国民性是一国公民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点。任何民族都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作为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定势。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理所当然。可是，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另一种选择是：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19、2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视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蛮的行为说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张遵守现行国际条约的观点视为应该严加批判的卖国投降观点！
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这样的歪曲实际是把革命粗鄙化，迟早总要付出代价。
不能轻视这些错误教育的后果。违反常识理性，以“革命”的名义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无遗。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
上述教科书的编写所呈现的理路，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
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好在哪里？好在该文着重阐明了建国初二十七年对推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不像以前网上有些文章，只停留在功与过的叙述和争论中。此文及以前的各策都是以行云流水的风格，通俗流畅的语言，大量地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说明观点，因而引起如此众多网友的关注、讨论、转贴，有的还要给予出版。
关于3/7、4/6或5/5的说法并不重要，也只是人们的主观估计，恐怕谁也拿来不出数字根据，只要有功说功，有过说过就行了。评论文章不是学术论文，除极各别外，尽人皆知的东西也不用注明出处，再说网上有字数限制，就是正文还要尽量压缩呢，因此不必苛求。
对于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主要领导人的评价，要着眼于对历史发展进程是起到推进作用还是相反。该文在这方面使人们的耳目一新。二十七年所走过的弯路，毛泽东所犯错误，这些年来已经翻了个底朝天，再多说也是老一套，该文对反右、大跃进、三年灾荒、文化大革命以及人们的收入微薄，生活艰苦，凭票供应等都概括性地加以说明后，着重以大量事实说明这二十七年在何等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现代化最关键的起步阶段——建成民族国家阶段以及这个阶段的重大意义。
久在芝兰，不闻其香。作者到了国外，从世界大视野的角度反观中国，才看到了大家都不太在意的，然而对我国现代化有重大意义的一些事件。如剿匪、土改、扫除文盲、建立医疗卫生系统、人均寿命的提高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把广大人民组织起来的结果。中国人被外国人讥笑为一盘散沙。毛泽东是把一盘散沙组织起来的第一人，是孙中山唤起民众理想的实现者。湘西土匪历史很久，分成大大小小若干片，统治着大片国土，各家都有一名成员参加土匪，以求自保。打土匪比打国民党正规军还难，牺牲了不少战士。没有对人民群众的组织能力，剿匪这一历史性任务是干不成的，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届政府对土匪都无可奈何。
该文后面说到一些人的假设，说什么“如果是南京国民政府治理下的中国就将如何如何----”文章以令人信服的语言说明绝不会取得假设者想象的结果。
以前有一位网友曾说，如果也给老蒋三十年的和平，既无内忧，又无外患，说不定蒋介石搞得更好呢，……"。可惜历史不能重演，时光不会倒流。人们不能把时间倒回去几十年，给蒋公一个重塑历史的机会。但人们可以在想向中使历史再演一次。在当年中国这个特定的时空之下，能够"既无内忧，又无外患"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内外环境，谁会给蒋公以三十年的和平？大小军阀能给吗？打败了北洋旧军阀后，中国并没有真正统一。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刘文辉；绥远的傅作义，东北王张作霖，山西的阎西山，河北的于学忠，山东的韩复渠，西北的马鸿魁、马步方，云南的龙云，大小军阀多如牛毛，个个虎视眈眈，各怀异心。北伐成功后不久就发生了蒋、阎、冯中原大战，随后又同李宗仁大打出手。再说国际上都在盯着中国这块肥肉。日本的东条英机能给蒋公30 年的和平吗？也许有人说没有共产党闹土地革命，蒋公就能一心搞建设，不对，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在先，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在后，即使没有共产党，也会出现别的如陈胜吴广式的人物，社会有矛盾就有斗争。因此只有解决了国内各种矛盾后才能为经济建设创造了前提。这是蒋公难以解决的问题。
再说蒋公是怎样对付日本侵略的。9．18 ，这是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有数十万人的东北军广大官兵却在不抵抗的命令下含泪退走，使日本人轻易地占领东北，不久又让出华北，日本看透了中国，才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面对强大的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一直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毛泽东力主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终于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抗日的前几年，国民政府的一些人在穷凶恶极的日本人面前，一直存在着国际上会主持公道，促成中日和解的幻想，并为自己留一条和解的后路，日本人已经占据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遭受了南京大屠杀，国民政府却不敢对日宣战，居然还一直跟日本保持着外交关系。直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后的第二天（ 1941 年 12 月 9 日）才匆匆忙忙跟着美国正式对日宣战。这时才丢掉了幻想。在这之前，如果不是共产党一再向全国人民呼吁，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远东慕尼黑的国际阴谋作用下，很可能真的实现"中日和解"了。汪精位绝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政治人物，在国际大环境和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力面前，恐怕不只他一个人有"与其最后败给日本还不如早一些和解为好"的想法，只不过汪氏捷足先登罢了。如果国民政府的蒋公在日本轰炸加诱降面前，真的实现了中日和解，也就是把中国绑到法西斯的轴心阵营中，遭受到极大痛苦的中国最后反成了战败国，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下场！不但台湾回归不了中国，恐怕要任人宰割，任人肢解了。
. 综上所说，给蒋30 年的和平搞建设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假设。或许还有人会用台湾近年来的发展证明这一假设。
近年来台湾的经济起飞，其必要条件是实行市场经济。但只有这一条件还不充分。全世界实行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国家有一百多个，经济腾飞的又有几个？台湾之所以得天独厚，是因为它和大陆相比，还具备了以下的充分条件：
1、 地方小，人口、民族的构成比较简单，虽有省内省外人员的矛盾，比较容易解决；
2、 从大陆带走了大批文物、黄金和各种能带走的国有资产和财富；
3、 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蒋公用他带走的国有资产对地主的土地进行赎买分给农民，解决了最大的社会矛盾。
4、 鼓励地主们将出卖土地的资金，投入工商业，用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论是国家和私人，不用为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大伤脑筋；
5、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美国在市场、技术、人才培训等全方位的支持，用以向中国大陆示范,说明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
. 如果蒋公领导整个中国，他还有以上的条件吗？他能解决诸侯割据、民族纠纷吗？他有钱对全国大小地主进行赎买吗？发展工业的原始资本怎么解决？美国能全力扶持吗？美国对一个具有潜能的大国的援助是有条件的，首先你得自立自强，能处理好内部事情，只能帮你到他可以控制你的程度。绝对不会像扶植台湾那样扶植一个大中国。企图用台湾的发展情况证明前面的假设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一直由蒋公在全国执政，正如文章所说，可能今天还要为大西南的几百万土匪而疲于奔命，可能还要面临数以千万计的各种传染病病人，可能还是世界上的文盲大国；我们还要面临军阀之间的年年征战不止，每年的国内战争军费可能会占了政府公共开支的相当份额；--------
刘先生的文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不论人们曾有过何种经历，内心中有过多少伤痛，看到此文，也会动容。对此文要广泛宣传，以使大家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我国崛起的关键时刻，在这千载难逢的机遇面前，尽我们一点微薄之力。
前几天我有一段留言不知道为什么给删了？今天看到 ppeesshr 先生的留言很受启发，我们应该广为传播此文，使刘涛先生的这篇文章成为国人对建国后27年如何认知的共识。
什么留言？我删除过一条留言，内容是“别给大＊小僵＊尸涂脂抹粉了”，不是你的啊。
被删的那条留言的内容，有兴趣的请去Google一下，用上面的标题即可，最好用google.cn。
我删除那条留言，并不是因为我要排除异见，而是此类言论容易给阅微堂带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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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的这一副策饱含感情，富有激情而又丝毫不乏理性。以前对于新中国的这二下七年问题爱恨交织，既为我们摆脱旧中国多灾多难的困境，为我们在毛的领导下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为我们树立起敢做敢为敢打敢拼的坚强民族精神而欢欣鼓舞，又为中国社会在各种政治运动和个人崇拜的蹂躏和践踏下一次次遭受暴风骤雨般的清洗和冲刷，人民无辜丧失话语权、思考权甚至生命权，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被残酷迫害，天灾与人祸横行，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而痛心疾首，然而却始终搞不清楚这个阶段对我们到底是福还是祸，甚至有时听到一些很轻率的观点时，虽然感觉他们说的有问题，但是却不知如何去反驳。今天读了博士的这一策，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站在一个新的高度，终于让我弄明白了这二十七年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从而对今天来之不易生活倍感珍惜，对父辈为中国崛起所做出的贡献深感自豪，也使我对中华民族的崛起之路更加笃信和执着。谢谢博士!
多谢男子汉的留言。
非常喜欢你的文章,并准备尽可能广泛传播,我们有一个自办的报纸,都是赠阅的,约5000份,不知可否转载你的文章?
对不起, 芝麻开花, 因为我已经签定了出书合同, 根据合同规定, 文章不能转载到其他印刷媒体上, 除非获得出版社的同意。非常抱歉。
同意ppeesshr的看法．当站在局外来看那段历史，我想会更清晰一些．谢谢刘博士的文章．同时期望看到更多的好文．
我十分喜欢刘涛的文章，也十分高兴读到ppeesshr的评论和文章。作为经历了建国27年的见证人，对上述两位很有见地的文章表示支持。需要提醒二位的是，希望你们能够注意一个事实，就是“文化大革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关于计划经济的论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崩离析和我国许多国内政策的关系。ppeesshr先生的文章里已经分析到这些，不过我觉得还不够深。可惜我不是搞社会科学的，没有那样多的专业思维和逻辑推理，年龄也不允许自己再深入进去了，只能够说说自己的关注。你们是好样的！
恶心的人老是用几几开来给老毛做评价，干嘛呀干嘛，我们这个社会已经群体性地恶心起来了。
这个恶心的社会啊，利用了老毛，抛弃了老毛。
文革是何其伟大的一场运动，无论是艺术上还是政治上，文革期间的成就真可谓是空前绝后的成功，大家几时见到过如此密集的受到广大群众喜爱的原创艺术作品的井喷，什么样的群体能够在天灾人祸面前依然保持超强凝聚力。
大家还是不要傻乎乎地人云亦云，我在很多方面是赞同这个文章的，但是我还是看到了小伙子的不坚决，底气不足啊，我们现在把几十年前的农民们无私的热情丑化成“浮夸风”，这是什么行径，就是指着为了让你这个混帐儿子吃饱穿暖而无悔地受冻挨饿而亡的老父亲的鼻子大骂傻x，这样的恶心的倾向要是能在作者众多作品里剔除，我肯定会更中肯和完美。。。。。。。
老汉网友：感谢你对本人的一点浅见给以评说。我只不过是工业企业的技术工作者，对社会人文领域，一知半解，能和刘涛先生等众多高手网友议论国家大事，有些班门弄斧之感， 只是尽一点公民之责罢了。我的议论只能停留在感知的层面上，不能像众多网友那样，一下子就上升到理论高度。我所说的事情，大部分从报刊上读得，从广播中听来，有时还可能记不准确。因此很希望听到网友们批评、纠正的声音。
你谈到文革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都是大课题。我在《全面认识毛泽东关系到中国复兴大业和世界未来》，《也谈文革悲剧发生的原因及其教训》中粗略地说了一些，恐怕没能说到点子上。下面再简略地说一下个人看法，共同切磋。
一、我觉得苏共二十大和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对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影响极大，西方世界一再扬言要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并寄希望于下几代人。这些都是影响中国后来事态发展的国际因素。但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我认为内因就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思想、意识。思想意识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不论是平民百姓、富豪显贵以及皇帝、总统，其行为无不受到传统文化思想意识的左右和影响。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封建主义思想体系根深蒂固，其基础就是小生产意识。人们对封建专制深恶痛绝，对封建迷信思想也有认识，但其行为却不自觉地受到小生产意识的支配。毛泽东和中央领人都没有跳出小生产意识的烟云雾海。小生产意识有以下特点：政治意识随地位变迁，平民百姓依赖青天，凡事忍让委曲求全；走投无路就烧杀造反；进入官场就想事事专权；经济上封闭求全；分配上要求均分平摊，思想方法是只顾眼前。解放后把企事业办成自我封闭求全的小社会。人员是单位私有制，不能人尽其才。中国历史上就重农轻商，解放后把市场看成洪水猛兽。物资流通不畅，老百姓搞一点贩运就说你是投机倒把。外人称你们中国的产品品种是二十年一贯制，像你们人民币一样稳定。平均主义思想是小生产意识的核心。解放后把平均主义提到无产阶级立场的高度，取消技术职称，取消军衔，实行脑体倒卦的分配政策，以此来削灭差别，向共产主义理想靠近。实际上没有物质的丰富，只能是距离理想社会越来越远，因为平均主义是不能发展生产的。发展生产力才是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总之，中国以小生产方式搞现代大工业生产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
千百年来百姓的小民顺民意识，当官就是老爷的意识极其稳固。权就是管人的。解放后这种意识自动溶入领导与被领导者的框架中。鲁迅和毛泽东早就意识到这种思想的危害性。从青年时代起就把救中国救穷人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目标的毛泽东一直想改变这一意识。他在红军中提出官兵平等，三大民主，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在回答黄炎培如何防止兴亡周期重演时说可用民主办法解决，解放后发动过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后来又搞大鸣大放、社教运动等都不能解决问题，他认为干部的当官做老爷思想，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思想都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潜在因素，是未来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社会基础，担心中国也出现赫鲁晓夫。因此他决心对中国文化动大手术，因而导致文革悲剧的发生。
毛泽东想用群众运动的老经验解决文化思想意识问题。在革命时期，他吸取历代农民群众造反运动用群众暴力推翻封建统治的经验，作为革命的手段。这是封建统治者逼出来的，必须以暴力对付封建统治者的暴力。百日维新的六君子，工人领袖和代言人林祥谦、施洋，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等都遭到杀害，面对汪精位“宁可错杀千人，不可放一人漏网”的叫喊与屠刀，革命者只能是用群众运动的暴力来对付。这是不得已的办法。非如此则不能推动社会的前进。建国并稳定政权转入经济建设时期，不论是政治、生产方面，再搞群众运动，就是错误的，都不会有好的结果。以群众暴力运动作为解决思想意识问题的手段更是大错特错。毛泽东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在其晚年想解决干部们的封建思想意识，以防止将来蜕化变质，重新把工农大众打翻在地的局面，他下决心对中国文化动大手术。动机虽好，但效果太差。文革是一次失败，其原因有：
1、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尽管在干部中存在着官僚主义等封建思想意识，知识分子中还残存着轻视劳动人民等错误思想，这些思想意识有可能成为将来蜕化变质的潜在因素，但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并不等现实存在。思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却违背了自己提出的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名言，错误地判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把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统统推到工农群众的对立面上，当作敌人看待。
2、 放手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民主。在旧社会发动群众干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当然不能遵守统治者的法律。在取得并稳固了政权以后，民主就要在法治的范围内进行。民主与法治是一个健康社会的两条腿，缺哪一个都不能健康平稳快速发展。单腿蹦是走不远的。没有民主制约的法治不是法治，有权人为所欲为，有法不依，其实质还是人治。没有法治的民主也不是民主，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不遵守法律的群众运动只会给投机钻营分子、不爱劳动的二混子以逞狂的机会。文革虽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武斗了，打死人了怎么办？没有措施。群众运动和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不是一回事。对群众运动必须永远摈弃。
3、思想意识问题只能用教育手段逐步解决，不能用武力说话。教育不是你讲我听；官长训导，下面服从；也不是通过大批判施加政治压力，要通过平等讨论，反思历史经验，在全民中形成反思大讨论的气氛。文革中企图用群众暴力，卦大牌子批斗来教育干部和知识分子，不但不能提高思想认识，却制造了许多新的仇恨。
以上就是我对文革的一点浅见。
二、关于计划经济，我没有看过马克思的著述，从感知来说，在建国初期由于经济上特别困难，实行计划经济是完全必要的，最严重时，五个人的饭分给十个人吃。但是经济发展到相当水平时，计划经济就成为束缚生产力的因素。计划经济管得过死，企业的产供销全由上级机关少数人包办。物资流通不畅，一切由计划部门调播。百姓搞一点贩运，还说你是投机倒把。人员是一次分配定终身，不能流动而各尽其才，经济没有活力。匈牙利学者称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为物资短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不如西方。大家对过去凭票供应的年代还记忆犹新。号称计划经济的中国实际上是最没有计划的，拉链马路是人所共知的话题。就是一个厂，其新建成厂房的流光蹭亮的水泥地面刚刚弄好，又刨开一条深沟，要安什么管线。各自为政，哪有计划？所以说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就不能再搞计划经济了。关于集中力量可以办大事，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后，国家对于大项目（如航天）也是集中力量办的，可见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是只有在计划经济中才能办到。
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发展必须经过的历史阶段，是不能超越的。否则就达不到物质极大丰富这个人类理想社会的首要条件。社会主义国家总是死抱着计划经济不放，好像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用社会主义制度干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特色。邓小平引领中国走出计划经济的死胡同，才取得了震惊世界的经济成就。
当然对市场不能迷信，不能绝对化。西方对市场也是有控制的。也是讲方向引导，宏观调控，社会财富分配转移，实行既讲效率又讲公平的。中国当前出现的许多社会问题如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等，既有文化思想意识原因，如小生产意识的只顾眼前的实用主义，也是对市场迷信的结果。把一切交给市场，政府公权也绞入市场才导致问题丛生。纠纷不断。我们相信党中央一定会把市场这个匹脱缰野马重新套上缰绳，既能使它拉着经济迅跑，又不准它对劳动人民任意践踏，真正体现出我们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市场经济。
三、关于苏联和东欧解体是否与中国的国内政策有关。事实上在当今信息快速流动的情况下，各国间的互相影响是必然的。恐怕其根本原因还是其国内因素。多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没有活力，作为西欧的邻居，人民生活反差极大，上世纪人们常说：“东德不如西德，北朝鲜不如南朝鲜，中国大陆还赶不上台湾”人民大众甚至高层能没有想法？因此苏东解体不能归咎于中国。中国在80年代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全世界有目共睹，邓小平被评为国际风云人物，这对苏联也会有影响，但不是主要的。苏联带头解散，并放弃社会主义，东欧随后紧跟，显然有他们自己的考虑，而不是仿效中国。
以上浅见，错误能免，请批评指正。
说的很好。我之前贴的读后感时没有看这个留言。我觉得高质量文章下的高质量留言是这个系列最好的地方。
真不愧是博士研究生 分析如此透彻 令人折服 小生这才算是大开眼界
我对文革的顶礼膜拜！
我提倡“记过不记功”，我不赞同这个社会人人有保障，我期待建立一种人人无保障的社会
我肯定中国的社会稳定不到十年的了，现在的制度对拥有大量财富的人是有利的，这个社会贫富悬殊很大了，一个普通人，拥有价值60万以上的财富，而这种人不受任何制度的保障，现行制度对这种人群不利；另一群人，拥有财富接近零，万把块钱就能驱使他卖命一年，就是说，60万财富，可能组织60个亡命之徒在社会上进行冲击，形成什么样的特殊群体就很难说了，做出什么特别的事情也很难说，这种不被制度保障的拥有普通财富的人大量存在，不可能排除有大量的人看到这种机会，不可能排除他们乘着有利时机兴风作浪冲击现行制度，而他们走过这一步的时候，他们的人生轨迹将彻底改变，当这种不被保护的经济资源转变为不被保护的组织资源，这个社会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奇观，我愿在合适的时机下以身试之……
你是个可怕的人
各位朋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刘涛先生大作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各地书店下周开始销售.欢迎捧场
我的读后感，原文链接。
刘先生的分析的确下了一番功夫，让我开拓了视野。文章用很多篇幅让我们看到了建国初期将近三十年的积极方面，而基本上对消极方面一笔带过。我觉得如果要全面看待问题的话，消极方面最好能够加大一点篇幅。
就好像留言中的几位达人提出的那样，我也认为历史是很难假设的。在假设历史的时候我们要十分小心，因为据说墨西哥一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可能给美国带来一阵飓风。从“如果没有新中国的二十七年，中国将是什么样？”开始，下面接下来的一段我觉得说服力不大，因为我们也完全可以从积极方面想。我觉得作为一个严谨的文章的话，两种逻辑可能都要考虑到。或者还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选择了其中一种可能。
我觉得刘先生这篇文章基本是从上往下，站在宏观的角度上看问题。我们似乎也该同时从下往上，站在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比如说，一个老白姓当时受到的教育如何，他们对国家发展是如何看待的，他们当时怎么会有对领袖超乎寻常的崇拜？到底文化大革命对个人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有什么消极的意义？好像有一句话叫，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客。我觉得中国当年有那些个乱像不能完全怪在老毛一个人身上，整个领导班子和百姓都有主要责任，因为没有他们的配合，凭毛一个人是搞不起来的。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问题也值得自下而上，从百姓的角度来分析。如果没有民间纵容腐败，贪官们是不会有这么猖狂的。我在国外留学的几年经验中看到这么一点：越发达的国家对百姓的保护越好。我觉得不是因为他们统治阶级的素质更高（小布什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是百姓的教育程度更高，从而更懂得自己争取权利。中国现在网民的崛起一方面固然和网络本身的开放性相关，但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是受过比较多的教育，比那些从来不触网的人更加懂得争取自己的权利。
多谢吉软糖网友的留言和批评指正，我觉得你提的建议非常有道理，这篇文章如果能从你建议的角度进行补充和修改，就能更加综合和更加全面一些。包括整体崛起策能够更多考虑到bottom-up的因素则将更加全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