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副篇四：凝聚改革共识，稳步推进改革
中国崛起策十二到二十五篇谈的是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这里略微作一下小结。
崛起策系列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15到20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是中国国力决定性跃升的重要阶段，是中国从发展中国家逐步抵临工业化国家门槛的历史机遇期，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关键的阶段已经来临。为了把握这样的历史机遇，抓住百年国运的决定性时期，我国必须适应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巨变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崛起策把政治改革作两种不同面向的分析。一是从具体改革措施和方案而言，未来二十年应当解决的有以下重要课题：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医疗系统、公共教育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促进人力资源的培养；稳步促进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的发展，逐步形成各个社会团体和平有序地就其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社会自治的方式让社会矛盾和意见得到疏通；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并阶段性地将地方选举的层次逐步提高，同时进一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两大重要机构政治代议功能和意见表达功能，逐步将人民代表大会演变成为名至实归的全国最高立法机关；四是建立法治国家，逐步落实法律的权威，实现司法制度的自治运行，司法制度建设和司法水平应取得质的提升。
从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角度来看，崛起策系列运用了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观点，认为中国未来20年的重要任务是实现现代化社会高效的功能分化。同时应该逐步理清国家、市场和社会领域的关系并界定社会各个功能系统的基本界限。这其间事关中国现代化大业核心的功能系统是政治、经济和司法三大系统（当然教育和科学系统也很重要）。司法系统独立高效的运作和功能分化是改革的重点，司法系统在国内的环境中最容易受到政治权力的侵蚀，同时在市场经济年代，经济系统也开始干扰司法系统的功能分化。司法系统的独立运作事关各个领域权限的界定，如何在未来20年的改革进程中使司法摆脱权力（政治系统）和金钱（经济系统）的干预，特别是不受政治系统的干预，将是能否实现高效廉洁的功能系统分化的关键，也是中国能否建成法治国家的关键，同时也是能否理顺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的关键。除了横向的功能分化外，崛起策认为必须实现纵向的中央和地方权限职能的分配，而中央和地方关系需要在法治化的角度上加以创新，而这也跟司法系统的功能分化紧密相连，由此崛起策认为：司法系统的独立运作和法治国家建设是未来20年第一要务，是一切之重点。司法系统如果不能实现功能分化，那么改革就是停留在表面层次上。当法治国家真正建立起来，当法治权威真正成为最高权威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就来到一个真正更高的阶段，中国的制度建设就会赢来崭新的局面。在司法制度逐渐实现功能分化后，改革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攻坚阶段，那就是实现政治和经济系统的功能分化，政治为经济服务，调控管理经济，实现国家强大的管理功能，但是政治权力将逐步从经济和商业领域里退出。当前越南的政商分离的改革就是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逐步实现脱离、实现经济系统功能分化的重要改革，应当是我国重要的参照坐标。
崛起策从世界各成功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总结到：一个现代化国家制度建设中系统功能分化是关键，也是核心；而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的无止境的争论可以休矣！长期一党执政的新加坡和日本是功能分化社会，但却在成功理顺了体制后取得了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是属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许多实现了多党选举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没有实现功能分化，司法系统被政治权力和经济操纵，政治和经济系统也相互侵入对方的范围，于是选举成为阴谋选举、抹黑选举、买票选举、作票选举，民主成为民粹、动乱和暗杀的代名词，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能否实现高效的功能分化是关键，新加坡、香港和日本应当成为中国重要的借鉴。
崛起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我国的宪法已经是一部现代民主宪法，关键是如何科学界定党在政治、经济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如何真正落实人民代表大会的全国最高立法机关的地位，如何进一部加强政治协商会议的社会整合功能、代议功能、意见表达功能和团结功能，如何真正实现参政党的议政和参政功能，将是政治改革重要话题。
崛起策认为，党的领导和法治国家完全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任何社会，只要有人类的组织和制度，就会有领导。在我国，党的领导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党的领导使得中华民族得到新生，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和统一市场构建的两项历史伟业，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以来其它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完成的。现在，完成两个重要历史阶段的中国已经来到制度建设的第三个历史阶段，也就是现代化最高级阶段。党提高领导水平，逐步领导国内各个群体建设好的制度，这是历史的选择，因此党的合法化领导是中国人民选择的结果，也是中国未来20年取得稳定发展、实现中国崛起的重要保障。党的领导指的是行政意义上和政策意义上的领导和指导，是政治系统范围内的权限，但是在司法领域，党的权力当然在法律之下、在法治范围之内，因此确切地说，党是在宪法赋予权限范围之内进行领导，因此只要政党本身遵守法律，确认法治权威，党的领导和法治国家就没有矛盾之处。新加坡的例子就非常生动地证明了，既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的领导，但是执政党的权力却在法下，是法律范围内的执政党，新加坡是世界上法治国家和廉政的典范，其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党的领导和党在法下是不可分割的宪政原则。执政党将自己的权力置于庄严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之下，逐渐实现权力监督、权力制约和权力平衡，将是中国是否能够过渡到法治社会和实现功能分化的关键。
对于当前的民主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和谐社会主义的讨论，笔者认为有争论是好事，有争论才会有进步。笔者在欧洲留学的背景以及对福利国家的研究方向让笔者对欧洲社会民主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天然具有好感，在世界意识形态纷呈的“思想市场”上，笔者非常欣赏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对此也有一定关注。但是任何思想、理论要考虑到时代环境、社会大气候和一个时代人们普遍的接受程度，某些思想是具有相当进步意义的，也是未来执政党转型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但是现在提出来未必就能取得最好的效果。也许五年、十年后再提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党内党外接受程度就更容易一些，毕竟一个时代完成一个时代的任务，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应当分清楚哪些任务是当前应该完成的紧迫任务，哪些则可以放一放，宁可谨慎地再等一等。当然，作为一种自由讨论是不错的，而且是应该尽量放宽尺度的，我们未必要有民主社会主义之名，但是可以充分吸收其优秀和合理的部分，为执政党转型服务，也为当前中国现代化大业服务。
总体而言，崛起策认为：民主政治急不得，法治建设慢不得。崛起策通过一系列关于内政的文章已经清楚阐明法治建设对于中国制度建设的核心意义，法治，法治，才是当前中国最紧要的改革任务。没有好的法治国家，民主也必定是低质量的民主；相反，有了好的法治水平，民主化进程即使稳健一些、甚至谨慎一些，都没有大碍，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例子就充分证明了法治先行于民主，但是却能将社会建设得高效率、井井有条；台湾和菲律宾却是民主先行于法治，其结果是既没搞好民主，也没搞好法治，最后的结果是自我沉沦，白白错失经济发展的宝贵时机。世界上有很多实行民主的国家陷入了内乱和分裂，却没有听说任何一个国家因为建立法治社会而崩溃解体，这再次显示了法治在现代化社会的核心意义。没有法治的民主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法治却可以独立地先行于民主。中国当前最急需的应当是法治社会的全面推进和基层民主的逐层递进。
从过去的历史发展教训来看，我们要警惕“民主”、“自由”的滥觞，也就是“民主弥撒亚”和“自由弥赛亚”的思想，不问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也不问什么是民主内核，什么是自由根本；更不问在中国国情中如何实现民主和自由，而只是把这两个词当作时髦的粉饰，整天在街道上高喊“民主”和“自由”，一些人往往无视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分化性、也无视中国国情高度的复杂性，把中国一切问题都推到这两个词上，自身却不情愿到基层去了解民主政治的真谛和内涵以及生动活泼的社会现实，这种对“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狂热是非常不可取的，对社会进步不会有太多正面意义。1980年代的教训给了我们太多的反思，绝对化地张扬“民主”和“自由”使得社会思潮越来越激进，最后导致国家和社会关系紧张，中国国家利益也受到极大的影响。写到这里，笔者突然想到，什么样的民族是一个具有智慧的民族？我认为智慧的民族有以下定律：
- 一个智慧的民族不会在同一个地方绊倒两次，也不会因为同一个难题连续两次下错棋。
- 一个智慧的民族懂得用最小的代价、最少的与传统文化之断裂来实现新时代的目标。
- 一个智慧的民族知道最大限度避开内部的动乱和暴力，运用理性和平的方式，去驶向现代化的彼岸。
- 一个智慧的民族最善于进行精密长远的规划，阶段性地一步步把本民族向现代化方向导引。
- 一个智慧的民族最懂得中庸的道理，应该最少走极端，更应该避免在不同的两极间来回摇摆不定。
- 一个智慧的民族也是最开放、最具有学习精神的民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 一个智慧的民族是最善于运用体制改革来克服解决内部矛盾的民族，也是内部最少进行相互排斥、内战的民族。
- 一个智慧的民族应该是最少产生狂热思想的民族，最少用口号治国的民族。人民越有智慧，意识形态的口号就越少。
当然，这个智慧民族的定律还可以写下去，但是要说明的道理已经很明白了：中华民族经历了百年沧桑和无数历史教训后，应变得更有智慧，这次我们绝对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中国崛起最关键的阶段，各个阶层、社会团体、执政党和参政党完全可以在国家崛起的宏大目标下进行合作主义的改革，因此，和谐社会的提出的确是符合当前政治改革需要的。希望社会各个团体、各种力量珍惜来之不易的历史契机，维护中国安定团结的局面，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民族复兴大局为重，凝聚改革共识，将改革稳步推向前。当然，政治改革虽不能冒进，但也绝对再经不起拖延：为了国家利益计，为了中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计，为了中国崛起的神圣宏大之目标计，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计，我们这一代应该完成的任务都不能再回避延迟。历史给予每个民族的机遇都不是无限和永久的，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勇于完成当前时代应该完成任务的民族才真正称得上是智慧的民族。既然毛泽东时代中华民族能够把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一举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伟业，邓公能够在艰难岁月里把握伟大历史机遇推行市场经济改革，那么今天，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青春中国就应该抓住时不我待的重大历史契机，抓紧有利时机进行制度建设，为中国逐步迈向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在大历史的运行过程中，历史女神永远只垂青那些勇于自我革新、长于精密设计规划、善于掌握自己命运的民族。一个内部制度强大、健全的中国、才是真正无敌的中国。天佑我中华这次不再错过历史机遇，天佑我民族紧紧抓住复兴良机，天佑我中国实现崛起强大的宏图远志。
我们最大的信念就是：这次我们一定会成功，就如同在奥运会和世博会申办成功后打出的“我们赢了”这四个大字所体现的信念一样。希望二十年后这四个字也能深深印刻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中，也许那时我们不需要多热烈的庆祝，而是平静地迎来了我们几代人孜孜以求的强国之梦的实现，让时间来验证这一切吧。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25篇文章和4篇崛起策副文。中国崛起策上已经结束。)
基本上我持有这样的态度，对于现阶段谈不好的议题一般不会重点涉及，改革必须参照中国社会内在规律运行的逻辑，更必须符合时代之急需。有些领域我国采取的依然是传统的处理方式，但因为其超级特殊性，因此在当前的环境下还是维持现状和保持国家稳定大局最为重要，在我看来，军队与党和国家的关系就是一个特殊议题，现阶段党和军队的关系的确是维系国家安全的基本机制，在中国崛起这个最特殊的时期这样的传统安排是有其重要稳定功能的，我看不出当前对这个领域进行改革的紧迫性，军队改革这样高度特殊的议题应该是稳之又稳，小心谨慎才对。
真正关系到中国崛起命运的重大议题是法治社会和功能系统运作原则的分离和清晰界定，感谢naxiao网友的提醒，希望更多的网友对中国如何迈向法治国家这一重大议题逐步展开讨论，有什么好的资料也可以介绍给大家。笔者将休息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崛起下半段一旦开始，论述如何过渡到法治国家和功能分化社会将是重点。希望通过网友的讨论和相互协助我可以进一步开拓视角，了解更多资料，为崛起策第二个论述区的文章注入全新的活力。
历史发展的经验和脉络多次证明了，用极端的思想和极端的手段去谋取迅速地改变什么，否认过去一代代人已经在制度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完成的制度性阶段任务，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不能带来任何正面积极意义的变化。
中国民间和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一定要“去文革化”和“去斗争化”，学会理性和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懂得理性和平地一步步取得前进。常常有这样的感觉，海外一些民运人士反对现行的政治秩序，谈论中国民主化和自由化，基本上还是延续的是1980年代的旧思维，更多的言论还是沿用文革斗争的思维和方式。虽然他们激烈地反对着什么，要求现代民主体制，但是使用的手段和言语却充满着文革阶级斗争的味道，似乎要打破什么，似乎要推倒什么，总之，言语中充满着斗争和暴力，是在用过去共产党的手段反对共产党。这一点上，我觉得民主弥塞亚者和文革的斗争论，出现了惊人地思维亲近性。看看某些海外民运内部的权力斗争和语言，看看台湾民进党街头动员群众的手段和能力以及街头暴力和民粹主义强烈倾向，都能体会到“文革”的负面精神和文化资产依然存在于华夏大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恰恰要避开这种文革精神包装下的民主神话论和激进改革论，看看台湾就知道了，民主的口号冲天响，街头暴力无所不在，但是其内核还是极权思维包装下的群体民粹主义，充其量就是批上了一张现代化的皮而已。今天中国沿用台湾的道路，可能是一夜之间冒出成千上万个政党，这个叫“民主“，那个叫“自由”，另外一个叫“民主自由”，另外一个又叫“自由民主”，总之言语上都很好听，但是究其实质，就是混乱政体下的权力再分配和权力恶斗的过程。这就是我为什么认同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原因。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不认为认同中国现行宪法是什么丢脸的事情，而是将其看作是法治精神的体现。什么叫法治国家，什么是法治精神，其根本含义不是指立了多少法，新通过多少法律，我认为其核心是从遵守现在已经有的法律开始，从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开始。我们如果能够遵守现行的法律，能够将现在的法律真正落到实处，那么我们很多监督体制和权力平衡就会发出重要的制度性力量。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名至实归的全国最高立法机关，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真正得到落实，如果司法制度真正如宪法中规定的那样实现独立，那么功能分化的社会就离我们很近了。如果每个中国国民都有这样的精神意志，从遵守现在已经存在的宪法和法律开始，而不是嘲弄法律、蔑视法律甚至不把法律当作一回事情，那么法治国家的目标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现在关键的是法治精神的严重缺位，大家都不遵守法律，从上到下整体法治精神的缺乏是最大的问题。即使倡导立即进行民主改革的人也不愿意认真对待我们现行存在的法律，这的确涉及到民族精神更深层面的问题。（未完）
遵守宪法和法律最能体现民主素质，哪怕认为宪法中有不合理的成分，在没有修改之前都捍卫其神圣性，都表示遵守国家的宪法，在宪法政治的环境中凝聚新的社会共识，实现和平理性的修宪，这才是理性改革之路。
要想扩大言论自由和社会自治，我们不能全去责怪政府，而是认真问我们自己“我是否遵守了中国的宪法”，“我是否捍卫宪法的神圣性”，从宪法的源头开始，民间社会和政府可以逐渐形成良好的互动和合作主义架构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扩大民间的自由。如果民间运动总是带有暴力和颠覆倾向，政府处理也采取强硬政策，那扩大中国循序渐进改革就是奢望。而双方从遵守宪法的第一步开始，就能逐步树立法治环境下的进步和法治环境下的民主，也可以双方累积善意，加强双方的互信，扩大双方的理性共识与合作基础。
在中国崛起和中国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我们期待理性、冷静、善意、共识，我们更期望能够塑造一种国家利益主导下的社会各个阶层的合作主义改革。
首先，感谢博士对我楼上的回复。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应该抛弃落后的教条，改变成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的新型政党。在新的宪政改革以后，通过民主选举，拥有7200万党员的政党，是有把握获得执政地位，这样中国才能真正稳定。
作为有良知的当代知识分子，在讨论中国崛起的问题上，一定要面对残酷的中国社会现实，保持清醒的头脑。
如果中国共产党错过未来两年的政治改良机会，中国很可能在六四历史问题和股市崩溃同时作用下，产生社会巨变。一夜之间冒出成千上万个政党也很正常，这是中国共产党拒绝政治改革的恶果，与“民主”无关！
另外，大部分海外民运人士基本上成为反华势力的马前卒，少部分人虽然还算有骨气，也严重脱离中国现实，中国政治文明改革的历史重任，别指望他们。
中国民主建设的真正推动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的开明派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我们不应盲目崇拜民主，也不应惧怕民主，“叶公好龙”不是我们应该的行为。
厚泽兄,至少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中国的政治改革主要依靠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推动,中共本身是中国进步和转轨的最重要力量。从党内民主改革逐步过渡到人民民主是胡温新政的既定改革方案，这是符合中国社会内部发展逻辑和规律的。稳健的改革，而不是激进的冒进，是中国崛起和国运转折时期的关键，千万不要忘记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欲速则不达”的悲剧。当然，拖延政治改革也是绝对不可行的了。个人而言，比较欣赏和信任胡温政府，感觉他们是一届最进步和理智的政府，并深知中国该如何改革。对于这样优秀的政府，我们是充满着深深的期待。
历史是必然和偶然的结合，胡温新政不错，担心成为“崇祯式”悲剧。
司法系统的独立运作和法治国家建设是未来20年第一要务，是一切之重点。
既然建立法治国家如此重要，刘先生何不再多写点法治方面的内容。
崛起策第二阶段将着重谈到，我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材料，也有了大量的新思考，一定会将自己的所想全盘推出。
要是崛起策可以出版实体书就好了。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刘先生所言的民主弥赛亚思想恐怕要有蔓延开来的危险了。今天中午到一个小饭馆去吃饭，就听到有人在大谈民主自由，天安门，普选，还说共产党比国民党独裁100倍，民国时报纸还可以开天窗云云。当时很想上前和他讨论讨论，顺便把刘先生的一些观念，特别是法治先于民主的观念转达给他，不过终于还是没有鼓起那个勇气！
党的领导和党在法下
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这毫无疑问，因为香港的司法系统不受政治权力干预，而且香港人有充分的言论、游行自由。可以从香港人反对23条立法中看出。
但新加坡是否算是真正的法治社会？人民行动党是否真的在法下？
从网上一些资料可知，新加坡的法院是受政府控制的，而且新加坡人的言论自由非常有限。人民行动党平日把自己打扮成尊重法治的政党，但一到关键时刻，它一定会践踏法治。
还望刘博士仔细辨析，万莫被新加坡的假“法治”蒙蔽。
我以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应该学习香港，而不是新加坡！
这是从基本制度层面而言，香港重法治，新加坡强调的是严刑峻法，是从严厉刑罚过渡到法治社会，新加坡的法治不能算是完美，如同人类社会任何制度一样，但绝对比我们国家要健全得多，依然可以说是我们的榜样。吸取各国、各地区和各种好的经验为我所用，是重要的改革路径。
在讲法治时我会专门比较港新的各自优劣之处，多谢莫非子的提醒，请放心！
我现在就住在新加坡，可以对新加坡的情形形容一二。
我常常说新加坡是专制资本主义(Capitalist Autocracy)。基本上，市场经济自由，政治，言论则有限制。不过，在不挑战政府权威的情况下，还是相当自由的。整个政府的运作比较像一个大企业，较少官僚主义，而讲究效率，服务及品质。新加坡在执法方面，特别是民事法，商业法，社会安全法方面，是很有一套的，如刘先生所说的严刑峻法。当然，法律对政府的监督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但是由于新加坡政府自其成立以来，的确鲜少作出对人民有害的决策，所以新加坡人民也不觉得有必要监督他们的政府。反而，虽然偶尔抱怨几句，基本上新加坡人都满注重享受生活的。
新加坡这个制度对新加坡的国情是比较合适的。主要有以下几点考量：
1。新加坡人口少，人民的贫富差距不大，而且最低生活水平比较高。
2。新加坡在世界政坛上韬光隐晦，完全与任何形态意识脱离，专注经济发展及建立本土文化。
3。新加坡人基本上是华人社会，对权威还是有一定的依赖及尊重的。
4。以上原因综合造成大部分新加坡人对政治的热情不高，而比较注重个人发展。
5。集权政府使整个行政效率提高，在正确的经济决策的辅助下，社会非常稳定。
6。由于地缘的关系，新加坡人的对外忧患意识比较高，极容易团结在一个强势有效率的集权政府周围。
以上几点，主要是说明新加坡现在的政治形态，甚至整个国家国民的政治意识，都是因为新加坡独特的国情而产生的。新加坡政府自独立以来，正是发挥了“实事求是”，“发展是硬道理”的精神，才有今天的成绩，为海外华人留下一枝独秀。当然，新加坡的制度也是有他的缺陷的。新加坡政府一直积极的在进化新加坡的政治形态，正是一种有远见的做法。
写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明一个道理：每个国家国情不同，适用的政治形态也不同。在我看来，新加坡已经采取了比较适合其国情的政策了。
当然，新加坡的系统并不适合中国。笔者很久以前就已经得出这个结论了。新加坡的国情和中国的国情可以说是两极化的。特别是在人口，贫富差距，甚至人民政治热情度（愚见中国人民政治热情太高了，造成社会不稳定。非坏事，通过适当的管道可以成为一股很强大的创造力），经济形态（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经济形态涵盖生产性，消费性，贸易性）的不同，新加坡的系统若在中国实行，可能三五年内就会造成不稳定。（但是，某不排除若有某个城市与新加坡的情况相似，理论上来说，可以在“一国两制”下试施新加坡的系统）
宏观上来说，笔者认为中国由于其在世界上的独特人文性质，迄今尚未有一个国家现有的制度可以照搬到中国实施的。愚认为，中国与其学习别人的“制度”，倒不如学习别人的“精神”，来创造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在这点上，某还是比较欣赏刘先生“博采百家之长，独创一格”的想法的。
希望更多对中国有更深了解的有识之士能够依照这个基本思路来发展不同的想法，务求让中国和平复兴，带动世界走向一个新的平衡点。
多谢颜子， 已经认真阅读完这篇留言，对于新加坡人面对自己的国情和文化建立适合自己的制度印象深刻。你所说的“中国与其学习别人的制度，倒不如学习别人的精神”讲得非常好，非常令人回味，我现在正在阅读几本关于法治精神和法治文明源头的书籍，阅读后感慨非常多，希望有时间作出全面的说明。
只要政党本身遵守法律，确认法治权威，党的领导和法治国家就没有矛盾之处。
政党本身遵守法律，我认为有两重意义，一是政党主观地遵守法律，二是政党在外部力量的制衡下遵守法律。
第一个意义的法治，即是新加坡式的假“法治”，是瘸腿的“法治”，我认为这种法治不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当然作为一种过渡是可以的。
第二个意义的法治，即是三权分立制衡意义上的司法独立，不过，就目前中国的政治现实而言，执政党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方案，不知刘先生如何看待这一困境？中国是否有可能最终实现这样的法治？
莫非子，这样的划分非常好，多谢！
实现法治社会还有更深层次的元素，那就是法治精神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影响并普及到整个社会的，是如何塑造出现代“法治人”和“法治公民”的。要回答中国能否实现法治社会和过渡到功能分化的社会，就必须考察西方历史、文化、宗教传统和现代法治是如何相互促进的，是如何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这里需要重点考察德国、美国、英国、法国和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的法治进程，甚至应该去探索西方法治文化的源头。然后结合中国的历史路径来考察我们过去制度中和文化中“缺位”了哪些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在法治国的道路上步履艰难，哪些因素需要我们通过强力借鉴和引进的方式来重塑我们国家的国民精神和国民品格，哪些过去文化和制度性的因素又能为我们今天所用，顺势利用到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去。
这是一个繁琐但确是非常有意的工作，我正在作这样的工作，进行历史线条梳理，并考察中国的现实情况。希望将来能够发表出更好的切中中国实际的作品。
讲一个故事，血酬定律，暴利集团内部和暴利集团在社会上的资源分配方式和利益分配方式。从一个案例开始分析暴利集团的收入来源和他们的分配方式。1913年四川县广汉县，这是成都，这是广汉，这是陕西，在川陕大道上的交通都要经过广汉，但是里面有五帮土匪，他们在路上栏路抢劫，强度之高，几乎没有人能够平安的走过这条道路，即使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小股的武装部队都不要想平安的通过，他们可能会被土匪包围缴械，最后的结果是大路断了人烟，没有人走了，土匪也没有饭吃了。这五帮土匪在一起开了一个会，说我们不能这样抢，抢来抢去大家都没有饭吃，怎么办？最后达到一个协议，五帮土匪，比如说那一段路有一百里，每一帮土匪负责20里，这20里之内你在入口处立一个收费站，收了一次费之后，这20里之内的安全由你负责，而且保证不重复收费，到了第二个收费站再收。收费多少呢？空手通过收5毛钱，包袱客，就是小商小贩，带货物的，收一块钱。当时的一个县大洋大概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35块钱人民币，空手的大概收17、18块钱，跟现在的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标准差不多。
很快这些政策就见了成效，渐渐的川陕大道有了人烟，也有了人的来往，土匪也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土匪们就把这个政策推广到广汉县。广汉县境内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还有土匪，没有什么人烟了，我们可以想像在广汉县当农民种地，结果会怎样？你种的庄稼可能会被人抢走，连人都可能被人抢走，这样一来没有人种地了。土匪想这样不行，也开了一个会立了一个政策，像现在招商引资一样，请农民们回来种地，我们保证这一亩地只收你一斗谷，当时的产量，在成都平原上大概每亩可以有两担。一斗谷意味着只收5%的税。前几年党中央反复强调，收农民的税费不能超过5%，但是实际我在下面调查，经常收到20%，很难做到，但是土匪做到了，就收5%，而且不重复。
收了之后，那个土匪负责保护这一带的治安，如果有外来的土匪，他们负责把他们打走。如果土匪内部有人敲诈勒索，有人重复收费，土匪们承诺你来告状，我们严肃处理。果然，有的土匪重复收费，到下面敲诈勒索，然后这个村子里就推选他们的村长找土匪头子你们那儿敲诈勒索多收钱了，然后这个土匪头子果然就查到了这个小罗罗，把他毙了，就跟前两天毙那个郑筱萸一样，绝不客气、绝不手软。很快四川广汉县建立了一个安稳秩序，土匪们也有了一个稳定的收入。
.......
面对血腥的专制，有人还再唱赞歌，可悲啊!
厚泽兄弟的案例其实是一个所谓“政府”的雏形。
不知道国内能否看到以下网页。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nopoly_on_the_legitimate_use_of_physical_force
说实话，我也比较认为颜子的观点，我记得我们在上宪法课的时候，老师就提到国家的一点本质——就是有完整的宪法来证明国家的合法性，而黑社会却没有，可是黑社会也有帮规来约束帮众，也有暴力机关来维持自己的秩序，更有财政的来源（保护费）来维持基本的运转。这两者的最大的区别也是在于此，其他的基本上一样。
其实政府的最大的功效，就是制定秩序并使每个秩序下的人去遵守它。老百姓最大的要求也是在于有人可以给他们安定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
可以参考马来西亚“国民阵线”的模式。
马来西亚虽然在很多地方可能比不上邻国新加坡，但是他有很多政策也是比较符合国情的。比如说“国阵”的形成保留了华人参政的机制，从而消除种族情绪。而在宪法中保护土著的权利，对保留其本土文化是有不小贡献的。
摘录如下：
http://www.fecam.org.my/MY-love/index.php?q=taxonomy/term/16
敦拉萨接任后，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采取了亲马来人和有限度的集权统治方式。
政府首先修改宪法，禁止公众和团体公开讨论涉及种族关系的敏感课题，如马来语的国语地位、公民权等，并且也规定宪法中有关马来人特权的条款不受议会审查。
为了改变多党的纷乱局面，团结大多数政党，从而掌握全国议席，以建立一个稳定的多党联合政府，敦拉萨邀请全国11个不同党纲的政党，在1974年中正式组成“国民政线”。其共同纲领是种族和谐、团结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和平、廉洁、公平和繁荣的马来西亚。在同年的大选中，国阵大胜，赢得了国会154席中的131席，并全面掌控了各州的议会。
此后，国阵成为马来西亚最重要的政治团体，长期取得执政权；国阵以巫统为核心，根据不成文的传统，巫统主席直接出任首相。
能够从马来西亚的政治合作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探讨对中国的借鉴，足见留言者的视野开阔，因为一般来说，马来西亚的经验很少进入中国人普遍关注的范围，结合颜子关于新加坡法治和政体的探讨，以及关于唐律的探讨，每次都让我非常受益。感觉颜子对中国发展的看法和许多思考是系统性的深度探索，希望能够更多聆听见教。
能否将东南亚一带法治进程和政体作一个整体介绍和比较（包括印尼、菲律宾），这样的讨论在中国网站上尚不多见。希望我们不仅学习大国崛起的经验，也密切关注小国发展的经验和成败教训，颜子的留言留给我许多思考。再次感谢！
实在不敢当。我也只是长居新马两地，对这两国的政治形态有些了解而已。曾经想过把东南亚各国的国情以及其对中国的战略价值作一个分析比较，但是由于见识浅薄，迟迟未能启章。既然刘先生责成，我且量力而为，希望对中国复兴能有所贡献。
http://vip.bokee.com/20070716328090.html 郎咸平的一篇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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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炎黄春秋》的又一道闪光 于成玉
今天（2007年7月9日）下午，同时收到自费订阅的今年第七期《同舟共进》和《炎黄春秋》，晚上按照惯例先看《炎黄春秋》。开篇便是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的文章：《国务院大院的记忆》。
田纪云在文章中说：“一九八六年，秘书长们商量，把国务院常务会议室桌子换成了比较时尚的椭圆形会议桌，第一次使用室赵紫阳就批评说，国务院不要带这个头。所以当时其他会议室没有再换会议桌。赵紫阳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四菜一湯’。虽然执行中有阻力，未能坚持下去，但对当时不良风气起到一定遏制作用。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购置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
这是我自一九八九年七月以来，首次在传统媒体上，看到正面报道赵紫阳的行政风格。《炎黄春秋》在发表田纪云文章的同时，还配发了作者陪赵紫阳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在河南考察工作的照片，更属罕见。赵紫阳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不知何故，曾几何时，他的名字被打入“禁区”，别说正面报道他的行政风格，就他连做的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人们在迫不得已提到时，也得把他的名字隐去。
现在主旋律仍在强调解放思想，要讲真话。《炎黄春秋》于今年第2期发表了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韜《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打破了理论界的沉闷局面，活跃了理论探讨的气氛，可谓是发出了一道亮光。
而田纪云的这篇文章可谓是解放思想，敢讲真话的鲜有先例，令人钦佩；而《炎黄春秋》为其提供发表敏感文章平台，当然更令人钦佩。在当前讲真话还缺少亮堂的空间的境况下，《炎黄春秋》敢发敢讲真话文章的举动和气势，可谓是又一道闪光，为人们和传媒解放思想，敢讲真话树立了光辉榜样。
2007年7月9日夜
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这句话，我本身不是很喜欢的，因为早在学习政治的时候就被灌输了无数遍。
可是，个人觉得即使是觉得不是很喜欢，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个
1 中国共产党的天下，当时确实是凭着先行者血汗打下来的，也是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可的政权
2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出现过文革和六四事件的错误，但总体来说功大于过的
3 中国社会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观念估计有很大的痕迹残留，但由过去帝王的一个人独裁到现在的，可以称得上是共产党的“一党的执政”变成了一个阶乘的专政，这说明民主化的进程还是有前景的
4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共可以说得上是全球最大的政党了，党员貌似有1000万（数字我不清楚，但很大）不但是中央，而且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有着强大的政治力量，而民主党派在中国称得上气候的也只有8个，而且这八个政党也是很单纯的阶层的代表，他们只代表很少的一部分人，比如九三学社就代表高知识分子。
如果由他们来多党的话，一来他们不能很完全的掌握整个国家的情况，二来他们没有执政的经验，不一定可以很好的驾驭国家的正常运行。
5 六四事件，我觉得是有必要说清楚，但是09年还是太早了些，一来大家心里都知道是什么回事，二来的话整个国民的心里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准备好，我怕一旦平反会不会引起国外的反华浪潮和对共产党的敌视。不过这个我的把握不是很大，该说不该说，胡心里有底。
To 巍巍昆仑： 有独立思考精神，但却识大体、有大局观的一篇留言。希望中国越来越多的80后像你和文博等网友一样，有可贵的独立思考的现代公民精神，但是却知道国家制度建设之艰难和不易，因此懂得凡事一步步来，凡事循序渐进，不急不躁，充满理性温和，却又不失爱国激情，这样的心态体现了大国国民的健全心态，这正是当代青年人超越过去的象征，从你们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党员是7200万。
补充一点，看过80后的朋友留言，感觉很复杂，也很凄凉！
奴化教育，使有良知的人也迷失了自我！
我劝大家多读一下历史，秦末、隋末、明末。。。。。。
有句话：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本来不读书。
大家多体味吧！
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以后见。
不知厚泽兄弟（姐妹？）对奴化教育如何定义？或者说，您认为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人民没有被“奴化”的呢？再，要如何才算是不迷失自我呢？
中国历史我知之甚详，不知厚泽想从秦末，隋末，明末总结出什么理论？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不知厚泽对农民起义推翻皇权而又建立皇权的这一历史现象有何诠释？
厚泽心系中华，爱国心切，还望多多赐教。
先谈一下对秦末，隋末，明末的经验认识：
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从我个人的角度看，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已经不能解释清楚真实的人类历史。其中，传统教科书讲，中国封建王朝更替，是由农民起义为主要力量。分析历史事实，实际推翻皇权的根本力量是实力阶层的内部分化和矛盾无法解决，建立新皇权的领导力量多来源于实力阶层，少有农民起义成功建立长期稳定政权。
秦末，陈胜起义，为刘项争天下开了路；
隋末，瓦冈起义，为李氏大唐架了桥；
明末，李闯起义，为多儿衮打扫了门庭。。。。。。
中国历史教科书，估计是要彻底重写的！
当时的农民起义多因上下阶层建筑严重畸形，人民没有办法活下去，起义是因民生而非政治！！
我不认为就算不道歉人民也会宁愿放弃平和的生活而走上起义的路，相反起义的人才会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
PS：六四的学生们就是对的么？觉得无论手法还是想法都过激了！
没想到有这么多丰富的讨论，而且是身居世界各地的中国人的留言，真是让我大大受益！
Esmond网友，好久没有你的消息，看到你又来阅微堂非常高兴。能否介绍一下香港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经验和港府是如何遵守现代法律规范的，如果有什么好的文献也可以向大家介绍。
今天是较长时间留在网上读留言的一天，感觉到来自世界不同区域的中国人都在参加讨论，有的讨论非常深刻到位，这的确体现了爱国的集体力量。我的收获真是太多，处理的信息也太多，甚至还需要消化一下得到的信息。我希望将来有网友能够把阅微堂上的留言编辑一下，作成一个文件，可以把无数深刻的留言和分析整理记录下来，不要让好的思想和深刻的见解白白地散落在不同的边缘。希望众多网友杰出的留言和思想能够得到传播，希望大家支持这个建议。
支持！
厚泽兄，很欣赏你忧国忧民的情怀，但是为何不化悲情为新的热情，在中国崛起、公众意识复苏和国家大发展的历史新时代下，为国家作出新的贡献？198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历史不能忘怀，我可以理解许多人的情感，但是已经过去了20年了，许多思想在更新，许多看法在更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更是有目共睹、世界公认的。这样的新历史时代需要我们超越1980那个时代，用更加全面和理性的思想来促进国家崛起的新局，而不再是简单从一种意识形态摆向另外一种意识形态。一旦思想上想通了，过去的悲情思想就自然而然化解了。希望中国各种不同政见的人士，包括1980年代念大学的人士，都能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团结合作，为国家的和平发展立新功。
谢谢刘博士的指点，个人认为，1980年代成长的一代，用“悲情”概括可能不妥。1980年代成长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风气的黄金期，您可能很久没回国了，告诉您一个事实，在国内公交上为老弱让座位的，多为1980年代成长的一代人，很多80后，见到老弱是死不让座位的！这里80后的朋友很多，大家可以评价一下。
有幸参加伟大的八九六四，给我们这些人是力量而不是“悲情”，真正有“悲情”的是可怜的专制者，当年他们得罪的是整整一代人，这些可怜的专制者已经成了一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有品德、有丰富政治经验、即将掌握中国未来命运人群的死敌！
中国共产党中有高人，习近平就讲过“六四平反，共产党找死；六四不平反，共产党等死”。
大家讨论中国崛起策尤其交流实施崛起策时，一定不要回避矛盾。六四这个历史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八九六四一代，目前大多数在经商，很多成为政府的骨干，这批人手中已经有了强大的经济和政治武器，已经不是当年软弱、幼稚的“阿蒙”了。
为了中国未来的政治稳定，我们一直等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出来认错、谢罪，我们也呼吁全民大和解，走和解共生的政治改革道路，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中象田纪云这样一批有骨气的党员已经开始为平反六四积极活动，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为代表的开明领导，准备在十七大以后合适时机平反六四，希望这些都能为今后中国的崛起奠定好的基础。
另外，80后的朋友，在不了解六四深刻背景和历史进程时，最好多找些资料分析一下。起码，六四是人类历史中有世界影响的伟大民主运动，是结束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邪恶专制统治的导火索，不是中国大陆保守势力靠近二十年奴化教育所能抹杀的。
只有面对历史，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我是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我想我们这代人并不都是所谓的垮掉的一代，因为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特色，每一代人也都有每一代人的使命.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承也自然形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特色，海纳百川，古今中外.历史总是在向前进，历史也总是过去的延续.经济是基础，只有人们的衣食无忧了，才会有更多的精力去考虑所谓的那些上层建筑.而如果本末倒置，就会发生我们对岸的那些乱象，我想，对岸的那些所谓民主，并不值得我们去汲取，他们缺少一种中国男人的阳刚之气，是看不到时代的潮流，不能不说是缺憾.完全赞成刘博士那种理智分析问题，冷静处理问题的观念.
对岸的那些民主，为什么乱？告诉您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中国共产党中某些派系在操控的双簧!
大陆国内矛盾无法解决时，有人就指示陈水扁这样的大陆国安特务闹一下台独，比如近期的“加入联合国公投”。有脑筋的朋友想一想，陈水扁是真搞台独，还是在玩闹“台独”。
台湾民主的乱象，根在大陆，大陆、美国、日本几种势力绞斗，能不乱吗？
希望80后的朋友多用脑子思考问题，少有“耳朵”，信息不对称，“耳朵”是靠不住的。
“只有人们的衣食无忧了，才会有更多的精力去考虑所谓的那些上层建筑.”是不错，明镜兄现在应该是衣食无忧，可是，你知道现实中国70％的弱势人群是怎么生活的吗？你想过没有“山西黑砖窑”为什么能有存在的基础？中国目前大多数人整天被“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压着，社会能和谐吗？
解决70％的弱势人群的贫穷和基本社会保障问题，光靠经济发展是不灵的，如果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被少数即得利益集团长期霸占，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加大，社会矛盾会越来越尖锐，大家希望的稳定发展、和平崛起会越来越遥远。
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把宪法赋予的基本政治权力归还70％的弱势人群，让他们有机会选举出保护他们利益的政治代表，让他们的政治代表，通过掌握国家机器，把中国的福利制度彻底建立起来，把失败的教育制度彻底改变过来，把吃人的医疗体系彻底铲除。。。。。。
不要怕民主会乱中国，70％的弱势人群不傻，联合起来会选举出一支长期稳定的政治力量，把中国带到真正的“太平盛世”。
一个社会制度好坏，首先的标准是否能伸张“公平和正义”。没有公平和正义，再美的图画，都是给魔鬼的“骗人道具”。
中国为什么落到今天这个捉襟见肘处处被动的地步？“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当然是难辞其咎的。再往深里探究，中国建国后不卑不亢有理有据高歌猛进的外交政策怎么在延续近三十年后，尽管不想熬成颇指气施的婆婆，怎么也不至于沦落到低声下气的小媳妇吧？！
有人美化我们的韬光养晦政策，认为这是在学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果真如此吗？如果那样，那么就是“胯下之辱”全国人民也咬牙认了。怕就怕在学不成韩信，倒落个四面楚歌的楚霸王的下场。
没有底线的“韬光养晦”，难免不会“掏光养后悔”！
没有原则的“韬光养晦”，无异于六国的“割地事秦”，强者自强，若者自弱。六国破灭，罪在贿秦！
中华民族难道得了软骨病吗？之所以硬不起来，不是象某些人说的那样——不够富裕。对一个国家来说，GDP更象它身上的肥膘。而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才是让其骨头硬气起来的钙片。事实证明，对中华民族来说，这个钙片来源不是其他，只会是我们曾经高举的，后又被某些人弃之不迭的毛泽东思想。
我觉得作者说得很对。80年代那个特殊的时候我还是很小的小孩，什么都不懂，就谈不上经历。但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向前看，不管过去那个年代很多事情对还是错，现在的抱怨和批判意义都不大。过去好的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不对的地方我们要深刻反思，引以为鉴，不能在未来中国崛起的路上再犯同样的错误。如今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中国的国力不断增强，本届政府也是非常开明亲民的一届政府，大家更应投入到谱写中国崛起这一壮丽的历史篇章中，更好地为国家出谋划策！过多的抱怨和批判可能真地会让自己错失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
国内出现关于大老虎和饿狼的讨论.有人认为大老虎总有吃饱的时候,如果打掉它,再来一头饿狼,就变成了双份了.不知刘博士有何见解.谢谢
遍地英雄，中华难挡。
中国历来有真正的人才,但缺少选拔和使用的机制,缺少在实际中继续锻炼提高的舞台.
提醒一下，新加坡确实是一党执政，但是是独裁政府
小国寡民，一党执政、独裁政府的经验对15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根本没什么意义。
转一个早报的评论
中共转型是重新定位与人民的关系
● 郑永年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前不久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被外界普遍视为是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政治路线的定调。在政治改革方面，讲话强调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党内民主。这和总理温家宝早先在各个场合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一致的。
正如胡锦涛所说，推进政治改革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所强调的。客观看来，渐进改革与民主化是中共高层的一个共识。但在如何推进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方面，各方面显然具有不同的侧重点。
自胡锦涛执政以来，这个重点被放在党内民主建设上。
党内民主当然不能替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总体民主化，因为民主政治是个庞大的体系，党内民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是，这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政治改革的根本。
现实地说，在中国，如果没有执政党的转型，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就很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像乡村选举和协商民主那样的政治改革，一旦遇到党的问题，就无法得以展开和深入。
只有到了对党的转型这个根本问题有了理性的认识，并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才会有可能。
执政需要广泛社会基础
从学理上说，多党制在中国是否现实是个问题。再者，即使能够实现，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是个问号。
另外，在现存结构内进行转型改革，当然比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制度更具有现实性
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各种反腐败的制度创新，都在这个构架内。如果说前者过于理想，后者则往往导致改革创新不足。逐步调整有它的价值，有利于稳定，但在实践层面往往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并不能解决执政党所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实际上，任何一个以组织国家政治生活为目标的政党，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会在不同时期面临转型的问题。如果不能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危机就会接踵而至。
在不同国家，政党面临的问题不同。但究其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党的政治定位问题，就是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任何政党，如果要组织政治生活和执政，就必须是人民的有机部分。
一旦脱离人民，政党就会出现危机。党内民主等机制固然重要，但比起和人民的关系，则成为次要的了。
中共的转型就是要重新定位党和人民的关系。只有把这个问题放在首位，才会有其他方面的制度创新。
在革命时期，中共所依靠的阶级比较单一，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现在成为执政党，就需要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对这个问题，中共高层有比较清楚的认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党的群众基础也在不断调整。近年来，中共强调利益代表，通过利益代表来调整和人民的关系。
从规范层面来看，这个方向没有错。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是利益取向，社会阶层利益的不同经常导致政治参与的不同，也因此导致它们的政治影响力的不同和政治上的不公平。
这里的问题在于党如何建立利益的公平代表机制，党不仅要代表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并且也必须实现代表过程中的公正性。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建立保证政党过程的人民性——而非阶层性。
要防止党的官僚化
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党的干部是人民的一部分。政党在争取政权或者革命时期是反对党或者在野党，但一旦取得政权，就成为执政党，获取管治社会的权力。
在多党制下，因为有反对党的存在，执政党必须时时刻刻地强调政治，就是强调和人民的关系。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一党独大制度下，尤其是一党制下，执政党很容易演变成为行政党。
因为没有反对党，党本身很容易官僚化。党的领导人经常忙于具体的管理事务，无暇思考政治大问题。党的干部倾向于抓权，弄权，获取各方面的利益。
党的官僚化往往使得以党代政不可避免，更严重的是导致党内政治家的缺失。随着社会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国家固然需要一个运作高效的官僚机构，但更需要政治家。只有政治家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大方向，知道人民的需求，懂得如何和人民建立有机联系。
很多第三世界的政党失去政权往往并不是因为管理做得不好，而是因为演变成为行政党，导致政党官僚化，从而失去了发展大方向，失去了和人民的有机联系。客观地说，政党官僚化或多或少在中国也是一种趋势，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
既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官僚机构，又要防止政党的官僚化，很多政党都有自己有效的教训和经验。
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例。新加坡一党独大，被西方学者指责为非自由民主，因为西方对政治民主的理解往往以政党是否轮流执政为标准。但新加坡政治领袖则是抓住了党和人民的有机关系这一点，因为判断一个政党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就是是否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其实，在西方也是如此。）
新加坡有合法的反对党存在。如果多数人民对执政党不满意，是可以在五年一次的投票期间转而支持反对党的。但正是五年一次的选举机制，为执政党和人民建立有机联系提供了有效机制。
新加坡议员（执政党的主要干部）必须定期和人民见面，倾听人民的声音。这是新加坡政治的成功之道。
总而言之，只有解决了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就会容易开展，如自下而上的社会政治参与、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党和政府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等。
所有这些关系的变革和这些方面的改革就可以围绕着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来组织。这既可以为党的转型提供方向，也为转型提供方法。
可以相信，随着政治改革压力的递增，党的转型和党与人民的关系问题的制度性转型也势必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核心。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民主的对立面就是独裁吗？我认为只要能让人民享有公平和基本的保障，就是民主！国体如何，整体怎样，这些都不过是落实民主的工具！真正的民主，不见得需要每个人都有极高的政治热情！共产党的党员数如此巨大，恰恰也是一种难得的资源，当基层的党员的权利得到保障，党内民主落实的时候，共产党将成为历史上的崭新的一种政党形态！当15亿人的声音都能得到尊重的时候，这能叫独裁吗？
各位朋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刘涛先生大作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各地书店下周开始销售.欢迎捧场
在《美好的远景 艰难的路程》中有给先生的留言，请移驾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