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涛

一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山呼海啸之势，美欧日韩等经济体纷纷陷入经济危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门槛国家则濒临国家破产的局面，在IMF援助计划上的国家名单越来越长。生活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虽然中国相对来说情况不如其它国家那么严峻，但是中美经济共生的特质必将反映到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体。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中国经济奇迹的龙头，由于经济模式高度外生的特征，这些地区已经面临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一些纺织厂、服装厂和玩具厂纷纷倒闭，一些企业主带着欠薪离开中国，某些还是外商例如韩商，被拖欠工资的工人不仅无法索要回欠薪，而且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面临威胁，社会紧张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已经初见端倪。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美欧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国外的订单将大幅度减少，对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地区将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另外一方面，中国内需迟迟没有能够充分开发出来，从外向驱动型经济模式转型到内需驱动型模式，也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在可预见的2009的经济寒流袭来之前，在某些经济和社会危机可以被我们提前进行预测和发出预警之际，我们应该赶紧作好哪些最紧迫的工作？

在《中国崛起策三十七》中笔者已经详细介绍了建立全国统一的失业保险对于提升内需，保护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和防范社会危机的根本重要意义，可以说，在特殊阶段，失业保险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医疗保险和社会住房等攸关民生和内需的重大议题，是我们在接下来一到两年必须抓紧完成的重要任务。这里笔者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1. 我国已经建立失业保险的基本制度框架，现在要紧的是建立法定的、强制的、义务参加的全国性失业保险制度，可以通过全国人民大会进行失业保险的全国立法以加强失业保险的法律权威。一旦通过立法建立法律规范，不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就是触犯我国法律，因此这将极大提高失业保险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同时失业保险不再是地方法律和法规，而是全国性的法律，这样法律位阶的提高将极大促进失业保险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起来。

2. 法律必须通过我国立法机关的讨论和批准，而在社会保障领域，国务院也具有通过行政法规和条例的权限。因此在新的法律产生之前，我国可以参照国务院1998年已经通过的《失业保险条例》发出行政命令，规定在某个期限之前全国各种所以制企业，无论是何种形式，例如国有、集体、私营、乡镇、合资，外商独资等，也无论是何种规模的企业（包括各类大中小型企业），都无法回避我国已经通过的《失业保险条例》和《劳动合同法》，必须一视同仁地参加全国性失业保险，不能有任何例外和特权。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上的所有企业，按法律规定向国家纳税的，都必须参加国家强制实施的失业保险，违反失业保险义务将受到法律制裁。

3. 根据新的截止日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任何雇员，凡是具有雇佣关系都必须签署劳动合同，都必须自动被纳入国家失业保险的劳动保护范围。任何就业人员都具有缴纳保费的义务，同时在符合失业金领取资格的条件下，享有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权利。这样的权利是可诉的，是受正当司法程序保护的，当就业人员失业时，该项应得权利被拒绝支付的时候，必须受到我国司法制度的法律保护。

4 . 我国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中，失业保险的保费定在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3%左右，其中雇员支付1%，雇主支付2%，对比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我国的失业保险费率相较于我国国情基本比较合适。考虑到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经济景气度的影响，特别是考虑到出口导向地区结构性失业将大幅度上涨的情况，有必要将现行费率略微上调，比如失业保险费率可以上调到3.5—4%，其中雇员支付1.5%，雇主支付2—2.5%。由于失业保险在理论上是针对每一个就业者都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的职业保护，因此适度微调雇员缴纳的保险费也是合理的。而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保费可以采取定期调节的机制，在经济不景气或是面临高失业率的时候，失业保险费率根据精算略微向上浮动，当经济进入新的景气循环的时候，失业保险费率向下浮动。

5. 我国现行失业保险制度与其它社会保险项目如养老保险一样，统筹水平非常低，这反映的是较低的防范风险的共同体和较低的共同抵御风险的能力。事实上，低统筹水平是与我国1990年经济放权和税收放权的模式相适应的，各地取得了社会保险费用在较低行政级别区域中操作运行的权力，这样社会保险的基本含义和基本防范风险的能力远远没有体现出来，各地千差万别的社会保障模式和原子化、碎片化的地方社保使得各个区域不愿与其它区域实现更高范围的基金共同调配和防御，这不仅削弱了我国社会保障的防御能力和团结能力，也削弱了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动员能力，造成了各个地方社保各自为政和地方保护主义，这对于建立全国大市场和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是非常不利的。一旦某位公民从甲省迁移到乙省工作，就立即面临社会保障制度在两地差别带来的巨大困境。因此低水平的统筹不仅不能实现全国范围内的风险防范，也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的合理流动。

联想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有效的行政动员力量，（尽管这样的行政力量最终严重扭曲了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并扭曲了各种价格生产要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事实上我国就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保全国统筹。根据当时的规定，各个企业的工会统一按照工人的收入收取社会保障费，其中70%用于本企业的社会福利支出，30%上缴全国总工会，由全国总工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保障资金的调配。这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全国社会保护的统筹。今天由于社会保险的权限下放到地方微观层次，因而已经形成利益重重、各自为政的利益架构，各个地区都不原意将社保基金向上一级递解，因此有学者预测中国需要一个漫长的时代来实现社会保障的逐步向上提高统筹层次，从县到市、到省市自治区再向全国慢慢过渡，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打破地域和区域的分割，真正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制度。

当前，失业保险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关系到未来两年中国社会基本稳定和国家安全，时代呼唤强有力的改革措施，通过强有力的动员，在较短的时间内直接跳过从县到市、到省市自治区再到全国的缓慢过渡，直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失业保险统筹和社会保险统筹。时不我待，为了中国整体利益计，为了整个国家长治久安计，中国需要强有力的制度跟进，需要中央政府打破区域社保分割的坚定果敢，一举突破失业保险领域的重重利益分割局面和社保“散兵游勇”的局面，建立失业保险的全国统筹。失业保险的全国统筹完全可以采取这样的模式：因为各地社保机构是失业保险待遇直接支付者，因此地方社会保障部门可以按百分比保留大部分基金，其中一部分上缴中央社会保障部门（比如20%），通过全国各省市的按比例上缴中央劳动和社保部门，将积累庞大的全国统一调配基金，这样中央政府就具有了可观的力量对付区域严重经济危机和失业危机。

6. 实现了全国统筹、全国风险共济局面的失业保险，才真正具备了全国社保转移支付的能力，在丰年的时候（经济高速增长，失业率大幅度降低），失业保险基金可以得到充分的结余积累，在不景气的年份（遭遇经济危机，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失业保险基金则会增加待遇支付，不同区域在面临结构性失业浪潮的时候（比如东北老工业区国有企业改制和当前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面临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时候），才有可能借助整个国家雄厚的力量和失业保险资金的全国性积累来抵御区域面临的困境和风险。如果真正能够做到全国各个企业全部被纳入社保体系，那么资金积累的总量是非常惊人的，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份，不同区域因为产业结构不同以及积累能力的差别，也可以充分做到以有余补不足。如果真的遭遇到许多区域同时发生经济和失业危机、国家失业保险基金的支付出现困难时，那么国家可以动用财政收入再进行补差，以保国家稳定的大局。

7. 在新型的全国性的失业保险中，农民工最终取得了同城市就业人员平等的社会福利权和公民权，任何职业关系和雇佣关系都按照法定义务自动被纳入全国失业保险体系，因此按照户籍和身份不同来确定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做法将得到彻底的纠正。农民工全面加入全国失业保险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增缴了失业保险费用，而且也受到国家劳动用工法律的保护，以此可以为稳定农民工对未来的预期、保护农民工群体和福利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8. 在面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时，珠江和长江三角洲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大量工人失业的现象，而其中大多数人是进城务工人员。许多农民工在具有高度危险环境和低度社会保护的场所工作，大多数人薪水很低，而且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相当一部分群体甚至连劳动用工合同都没有，而且很多工厂长期欠薪不发。这是我们制度对于这部分社会群体——与我们具有完全相同公民权身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制度性亏欠，如今某些厂家倒闭，部分企业主一走了之。被欠薪的农民工是一个不幸的群体，当这个群体集体感觉到社会不公或是社会剥夺感的时候，成群结队的欠薪群体在大众集合和运动中就难免走向焦虑、绝望和愤怒，个别人群中间由于感到冤屈还容易产生反社会的心理，尤其是在汹涌的劳工人潮聚集讨薪时，社会中就会暗藏危机爆发的能量，民众的不满情绪就极有可能在大众运动中口耳相传，迅速扩散。对于这样的能量一定要善加疏导，小心预防，特别是找出事情根源。在大多数情况下，劳工结集并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是为了基本的生存，特别是为了个人的薪水和个人福利，我们的体制只有能够效疏通这样的社会情绪并提供制度化的解决方式，才能防止讨薪危机转化成为社会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

在很多情况下，农民工集合讨薪的时候，一些县市政府为了保持稳定，由地方政府垫上薪水以求保得一方社会稳定。其实只要我们有了健全的失业保险制度，进城务工人员就不会产生绝望的被剥夺感，因为哪怕薪水未发或是业主溜走，只要按照法定程序能够申请到失业保险，民众就会有一种稳定的感觉和安全保障感，而这样的稳定和安全保障感只能通过国家的失业保险制度才能提供。如果民众按照法定渠道能够顺利得到一段时期的失业保险金的话，那么社会根本的稳定环境就创造出来了，因为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的愤怒和绝望无非是因为货币收入的突然中断而产生的不公正的感觉和强烈的不安全感，通过失业保险金以及随之而来的职业介绍所系统协助介绍工作，并通过国家的免费职业培训，都可以有效地提供公民的稳定感、安全感和对未来的期望和信任，从而有效地消除剥夺感，并协助农民工再度进入就业市场。

失业保险不仅提供社会保险的安全稳定，还为社会履行了稳定全局的功能，并最终可以通过广泛的再就业措施促进就业。

9. 由于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障，甚至没有签署劳动合同，因此按照我国既有的《失业保险条例》以及国际惯例，失业的农民工将无法获得申请失业保险的资格，因为失业保险既然是保险，当然也必须强调“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既然要获得这样的权利，就必须之前缴纳保费，我国的规定是参照的世界惯例，也就是必须至少缴纳保费一年才能获得申请失业保险的资格。其中缴纳一年到五年的，可获得失业保险金的最长期限为十二个月，缴纳保险费五到十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最长的是十八个月，累计缴费十年以上的，则领取失业保险金最长的为二十四个月。本来我国的规定是基本到位和合理的，但是由于我们的制度一开始就没有给予社会保障以足够重视，尤其是制度安排中实质上是将农民工排除在外的，因此表面的公平实质上是不公平，我们的制度对进城务工人员有“初始亏欠”和起点不平等的问题。

在经济危机的大幅度冲击来临前我们正好可以扭转起点带来的不平等，扩大内需市场。笔者提倡一种“非雇员责任”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假定我国的法律是保障平等公民权的，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起点没有实现平等，那么我们现在就填平这样的赤字。笔者建议：在可能严重遭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地区如珠三角和长三角部分外向型经济城市，任何雇员无论有无缴纳保费，只要可以证明有用工关系至少达到一年，而现在因为非本人的原因面临失业的时候，均有资格申请失业保险金。

一般我国按照国际惯例规定，就业人员失业后必须持有劳动合同和解雇文书以及解除就业关系的证明，到地方社保机构申请失业保险金。而我国情况则相当复杂，一是某些从业人员有劳动合同，也有解聘文件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过去是否缴纳保费，建议我国失业保险体系都给予失业保险金，以弥补过去制度缺乏带来的不平等和社会鸿沟；二是失业人员有劳动合同，但是由于企业主一走了之，无法开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这样的情况下当地社会保险机构可以经由专门经办人员核实企业是否已经倒闭，如果一切属实，那么失业人员也可以获得失业保险金；三是工人从开始就业就未签署劳动合同，但是现在被解职，具有解除劳动关系文件，那么只要工厂还在，可以要求工厂出具证明工作的起始时间，地方社保机构可以通过核实相应发放失业保险金；第四种情况最棘手，工人从开始工作就没有签署劳动合同，现在工厂倒闭，企业主已经“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由两名同事进行证明，并在公证处公证，负有法律责任，主要是证明工作的开始时间，而企业的倒闭则可以由社保机构自行核实。

总之由于中国制度起点的“自由”和随意的特征，造成了今天具体情况的高度复杂。由于我们过去制度亏欠进城务工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太多，由于制度性的排斥造成了制度性的不平等，今天在危机来临时我们也只有通过制度性的补偿来解除危机，填平鸿沟，因此特殊阶段实施特殊政策，特事特办，在特定阶段放宽失业保险金的给付，把雇员没有参加社会保障的责任不单单看成是雇员的责任，而是社会整体的责任和国家法治规范和监管的缺失。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雇佣关系超过一年，而非本人意愿而被解雇，均获得失业保险金的资格。随着中国社会保障法治化和制度化的进程，这样的特殊制度终究会消失。而今天实施这样的制度，并不是一种恩赐，而是一种“应得权利补偿”，今天的中国日益依赖八亿农民和一亿五千万农民工的消费，他们生活拮据困顿，中国就难以摆脱内需危机，援助他们不仅是应该的，更是整体中国崛起的关键性因素。

10. 我国可以模仿德国建立起多支柱保护弱势群体的体系，也分为失业保险金、失业救济金和社会救济金三阶段。在就业人员失业后，符合领取资格条件者按月领取较高给付水平的失业保险金，失业保险金终止后，领取水平略微降低的失业救济金，在领取失业救济金阶段，社保机构和社会职业救助中心提供广泛的职业训练和再就业培训，如果依然没有找到工作，最终领取最低标准、但是必须保障居民最基本、符合人道尊严和人格尊严的社会救济金。我国目前在城市和农村已经广泛建立起来的低保制度，基本已经担当了社会救济金的功能，但前面两大功能还相当薄弱。

11. 在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的阶段，地方政府都非常积极投入转岗培训和再就业服务之中，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改制关系到大量国企职工的生存，也关系到社会基本稳定，因此政府较为重视。而这次经济危机来临之前，大量的失业人员都不是有城市户口的城市职工，而是以农民工为主，因此在管理上往往不属于地方政府核心任务，加上农民工流动的特性，使得地方政府恐怕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投入到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之中去。因此我建议将保护农民工，提升他们的生活、福利和社会保障，特别是保护他们进入再就业领域，采取广泛的农民工就业培训措施等均列入对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之中。只有这样，农民工的福利才不会在经济寒流袭来之前遭到严重折损，从而带来损害中国经济整体消费需求的不良后果。

12. 考虑到许多企业依然是以出口导向为基础的，短时间内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到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也不太可能，许多企业的确在生死线上挣扎。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结构性矛盾，为了提升内需，保持良性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社会福利，但是社会保障费用的增加在短时期内又会加重许多出口导向型企业的负担。因此在特殊的转型阶段可以考虑兼顾民众和企业的措施，既要坚定不移地走转型之路，提高国内需求和社会福利，同时对困难企业进行免税和优惠等措施，对于过去没有参加社会保险或是拖欠社会保险费用的企业在新时代虽然要依法严格监管，但同时可以考虑发放给企业特殊低息贷款，使得企业可以渡过难关，，同时严格按照法律缴纳社保费用，等到经济景气循环和大经济环境发生根本变化后，再实行分期还贷。

13. 建议在特殊的发展阶段——世界经济危机、美国需求下降和中国艰难转型的时期，国家运用庞大的财政收入建立专项的、针对出口导向地区的特殊基金和特别贷款基金，对于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和地方社会保险的缺口由国家的宏观财政支持来缓解某些受到经济危机严重影响地区的困境，中央政府的强势介入是帮助地方解困，实现经济逐步转型的关键，中央的转移支付是为了保住中国经济奇迹的发源地，促进这些地区向更高产业链条的迈进。

14. 国家实现更加科学的数字化管理，对全国失业人数和各地区失业人数进行分门别类地科学估算和预测，并且发布每年和每季度的失业人数估算，不仅仅是在国家社保机构进行正式登记的人群进行统计，更应该将广大进城务工群体纳入统计范围，也就是学者估算的隐性失业也必须体现到科学的数目字管理之中。在科学统计、预测和科学数据的基础之上实现科学的评估，能够根据经济景气指数预测失业人数可能发生的变化，能够根据各地不同的产业结构和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对失业进行比较准确的预测，从而达到科学管理的目的。现在的问题是学者无法得到准确的数据，国家统计局也无法提供完全准确的失业统计和隐性失业的数据，缺乏这样的科学数据，很多情况下就像是“瞎子摸象”，各说各话，要实现可控制管理和科学预测相当困难。国家应该进一步放开对失业的统计和研究，这里并不存在着什么秘密，而是一种公开化的量化研究和科学管理，数据越清晰，情况越清楚，我国各式各样的研究队伍就越有能力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和合作，将失业问题研究透彻，并可以对国家提供有效建言，以保国家长治久安。

15. 国家采取危机预警机制和危机调控机制，对于可能出现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带来的就业形势的变化，从而可能诱发哪些社会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进行中长期的研究和预测，同时采取相应的措施防范社会危机的发生，或是制定详细计划应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广泛进行实际调查，广泛进行抽样访谈，广泛在社会各个阶层了解民意民情走向，广泛进行对社会形势走向的推演和演绎，从而制定社会综合治理和危机防范措施。比如世界众多经济预测机构都预测明年是全球经济衰退的一年，这对我国经济景气以及就业形势和失业形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明年是建国六十周年，距离1989也已经有二十年，失业率的激增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情绪和社会波动？是否会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团体利用中国的危机期，来达到或极左、或极右的一些目的，从而导引失业危机和经济危机转化成一场政治危机？是否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团体会利用这样的局面，来实行对民意的利用和煽动从而达到民粹主义的目的或是危及中国当前的宪政结构体制？如果存在这样危机的可能性，为中国改革开放计，为民族复兴大业计，为中国崛起的事业计，我们该怎样来防范可能会产生的社会危机？我们该怎样的理性通过制度建设来消弭各种影响安定团结的、来自极左或极右的不利因素？中国理性的知识分子应该一起思考，一起冷静的进行考察，同时决策者应该树立危机意识，防患于未然，为改革开放和中国崛起这艘巨轮保好驾、护好航。

16.特殊阶段放宽失业保险金的措施可以先从经济危机比较严重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受打击最重的城市开始实施，然后以点到面的扩展到其它各省市。我国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工作人员应该根据农民工流动的特性探索制度创新，如何在人口流动较高的情况下转移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积累起来的社会保险资格权益，保证农民工在跨省市流动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取得之前已经积累的福利待遇。

通过以上分析探讨了失业保险对于未来中国崛起大业的深远意义，有些事情急不得，需要渐进，比如政治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千万不能突进，在很多复杂的社会变量和很多难以预测的风险因素没有完全通盘考虑清楚的时候，我们只能一步步来；而有的领域则是慢不得，比如失业保险和其它社会保障领域，比如法治国家的进程和宪政建设，我们丝毫不能松懈，必须抓紧时间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二

1929到1934年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一场空前经济危机的时候，由于奉行自由主义和国家绝对不干预的教条，主要西方国家先后错失了国家进行必要救助和干预的良机，让危机升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资本主义世界在更新中探索出扩大社会福利、扩大国家干预和扩大国家公共支出和货币供给量的新政。人们慢慢认识到单纯依靠自由市场是不足的，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救助和干预。坐视人们失业、饥饿和死亡是错误的，这不仅消磨着人们对一个制度的信心和合法信念，更使得资本主义的存在面临合法性危机。慢慢人们认识到了，通过国家救助挽救穷人就是在挽救一个制度，就是在挽救一整套体系和信念。是的，我们离不开市场经济，但是我们需要人性化的市场经济，需要有道德的市场经济，需要关怀穷人的市场经济。罗斯福新政开启了资本主义一个新纪元，也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凯恩斯的国家介入思想开始成为新的信念。

在1929年到1934年这个关键历史阶段，我们容易忽视两个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对于我们今天的充分启示，这就是德国和英国。在两国面临空前的经济危机和失业狂潮的时候，德国——这个历史上开启社会保障制度先河的国家退却了，国家害怕失业浪潮，国家害怕承担自己的责任和重担，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一个年轻的民主政体——魏玛共和国犯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性错误，国家退却了，制度退却了，国家极力将失业保险的责任推卸到联邦各州，各州又继续下推到各市县和社区中去，导致失业保险体制严重倒退，各个地方政府财政严重入不敷出，失业大军汹涌成潮流，严重危害了社会稳定，最后是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纳粹党上台，而纳粹党一个动人的民粹主义的口号恰恰是——消灭失业。而另外一个一向以“自由主义”和国家不干预而著称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代表国家——英国，则反其道而行之，大量扩张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调控能力，将本来是散乱的、地区化的失业保险制度建立成为一个全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国家不仅没有在失业浪潮前怯阵败退，反而是迎难而上，加强中央政府管理的效能，扩大国家管理和调控危机的能力，尤为重要的是英国的国家力量在关键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关键的强势转变，国家一举将失业保险变成一种覆盖全体国民的全国性制度，国家承担起了巨大的责任和重担，却帮助这个岛国顺利渡过了经济危机最艰难的时期，迎来了经济的复兴。两个不同的欧洲国家，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命运。

熟悉那段欧洲历史的民众会了解到，当时的德国和英国都是西方定义的民主政体，但魏玛共和国是一个国家动员力量弱小以及国家制度功能不断削弱的国家，而英国虽然是一个传统的民主国家，但是当时的政府在采取全国性的失业保险制度时却是力排众议，采取的近乎是一种威权体制的、强有力的动员模式。一个是民主的，但却是低效的，弱功能的，政府效能低下的，一个也是民主的，但在关键时候却采取威权的手段建立起统一的保险制度，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

今天的中国吸取众多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在关键的历史阶段完成关键的历史任务，提高国家的效能和动员力量，完成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的全面建立这一重要历史任务，这里我们需要的是科学决策之后的强有力的决断和迈进，这当然不是“专制”，而是一种现代化初期经过科学探讨后、在法治基础上的强有力的行政动员。我们不需要的则是：再花一百年来讨论是否需要失业保险，是否需要全国性的社会保障，那样我们就会失去太多太多。科学和法治契约后是行政的有效性和决断性，是中央政府的果断措施，而魏玛式的民主再动听，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是孱弱无能的弱政府和弱中央无法有效管理社会，最终放出了一个可怕的魔鬼，将德意志推进了深渊，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刘涛 于德国比勒菲尔德2008年11月23日

作者 刘涛

目前，发端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已经逐渐扩散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危机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经济波及到第二世界的转轨经济体，而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恐怕是根本的生存危机。我国由于金融体制的管制和金融体系开放程度较低的特点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过度波及，另外由于我国国际收支中处于贸易顺差的地位，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成为对冲国际金融风险的重要利器，在国际上中国已经被视为为数不多的外汇资本结余的国家。然而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出口驱动型模式，由于内需市场发育缓慢，我国经济体呈现出外向型经济的特点，经济增长和驱动力高度依赖出口，特别是依赖于向欧美市场出口。由于美国和中国特殊的经济联动模式，一方面美国高度依赖中国的廉价商品和中国资本输入，另外一方面中国高度依赖美国内需市场和美国消费者的过度消费。中美在过去十年内共同拉动了世界经济，但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中国人储蓄结余世界第一，美国人消费世界第一，两大经济体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结构性缺陷。

而当金融危机逐渐波及到实体经济的时候，美国的负债消费模式就逐渐走到了尽头，美国人消费热情的巨降就势必影响到东亚经济体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即使不作任何实证分析，仅仅根据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和基本发展模式我们也完全可以预测到危机必将强劲地影响到中国出口，从而带来出口贸易额的大幅度下降。一般来说，从金融危机扩展到实体经济危机会有一个时间差，而从一国实体经济扩展到其它国家的实体经济也会出现一个时间差。比如从美国市场的消费需求下降到在中国的出口经济中逐步反映出来，中间应该有半年时间，毕竟产品订单早就已经发出，已经订购的产品是会被生产出来，并按计划销往欧美的。而在未来几个月中，经济订单会逐步下降，于是美欧经济危机带来的后果会逐渐反映在我们经济增长过程中。然而这次世界经济来势之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中国外向型经济出口集中的地区，经济发展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农民工在春节前提前开始返乡，异常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方向，工人讨薪引发的社会冲突，无一不向我们提前敲响了警钟，各种迹象向我们显示，金融危机转化成了实体经济危机，实体经济危机又转化成为出口经济危机，出口经济危机又转化成工厂倒闭潮危机，接着可能就是失业大军危机，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失业危机可能转化成为社会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对此我们不得不谨慎以对，同时应该未雨绸缪，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危机预防。

据国内各新闻媒体的报道，在广东珠江三角地区由于欧美贸易订单大幅度减少，港商投资的合俊玩具厂和俊领玩具厂的倒闭造成了近6500名工人失业，成为震撼当地的经济消息，而更多的台商、港商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有的已经倒闭，有的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将度过一个难以预测的经济寒冬。而苏南的纺织企业也面临倒闭潮，苏锡常一带本来是江苏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现在却面临许多纺织企业严重亏损的局面。这恰恰成为本次经济危机的一个缩影：本来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往往面临更严重的危机；本来是引领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龙头地区，现在却反过来成为经济发展形势空前严峻的地区。中国制造，曾经以出口导向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傲视全球，现在却面临着深刻的困惑，在前面是占据技术高端和具有核心技术的欧美日韩经济体，而在后面则是紧追不舍的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劳动力比中国更加便宜的经济体，它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向中国发起了追击，中国的产业方向究竟在哪里？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国内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我们应该如何加以预防，如何保护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和来之不易的局面，如何在中国崛起的关键历史阶段促进中国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防范一切可能出现的社会政治危机局面？

一

首先我们把眼光投向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美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欧盟经济体也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时日本韩国也面临经济危机，世界上所有发达经济体几乎都面临着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这恐怕是资本主义自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的首次。相比较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而言，本次经济危机的力度并不逊于上次，但是大多数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国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尽管从媒体报道中感觉到经济危机状况非常严重，电视里负面悲观的报道也不在少数，一些西方国家的核心产业比如轿车产业也深受打击，面临严重的融资和销售困境，新闻中报道失业的状况也不少，但是就整体而言，生活在西方社会中，并没有让人感觉到经济危机的恐惧，也没有出现人人谈经济危机而色变的现象。总体而言，与以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比，特别是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相比，人们没有感觉到普遍的恐慌，相反，根据一些民意调查，大多数人觉得国家制度还是稳定的，基本制度还是可信任的。那么这其间的基本原因，或是基本的秘密在哪里？我们能不能抓住其间的秘密为中国所用呢？

答案是“可以”。虽然人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分析西方社会或是工业化社会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但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却在于西方社会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中的失业保险制度在危机阶段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失业保险制度始于1902年的法国，之后在西方国家普遍扩散开来，并通过立法制度得到确立，成为社会保险制度中四大支柱制度之一（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事故保险）。失业保险制度是一项制度化的、对失业工人给予物质补偿和生活补助、以保障失业工人的基本生活条件和基本人道生存尊严的社会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在成熟的现代化国家中已经不再是国家的恩赐，而是公民的基本权力；失业保险制度也并非是一项可有可无的政策法令，而是通过国家基本法和社会法所制度化的基本社会安排和社会秩序。在国家法律约束下，所有企业，无论何种所有制形式，无论何种规模，无论何种赢利状况，无论处在国土上任何位置（省，州或邦等），都必须被强制纳入国家失业保险。法律强制性和义务性是失业保险制度的基本特征，失业保险与其它社会保险一样，是许多欧陆国家根据宪法精神而延伸出来的社会法典所明文确定的，因此体现的是国家基本法治精神的和对就业者的社会保护，不仅企业不能选择是否自愿参加或是退出失业保险，即使普通就业者也无法选择是否自愿参加或是不参加失业保险。作为宪法精神的体现，作为公民权的体现，作为社会法典的法律义务，“自愿”不“自愿”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任何自由必定是宪法下的自由，是法治规范下的自由，因为一旦企业或是公民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参加社会保险，那么许多就业人员一旦面临失业的时候，他们必定会因为失去货币来源而失去根本的行动自由。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核心机制是将人类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风险和沉浮“社会化”，大家结成命运共同体来抵御生活中的各种风险，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保险。它不同于“个人”保险，个人保险只能顾个人和家人，一旦个人和家人面临风险，那么举家都可能面临生存困境而无人救助；它也不同于“企业”保险，企业保险只能是企业内部的风险分配，一旦企业倒闭，那么企业内部所有员工都面临生存困境而无人救援；它更不同于“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只是按照赢利来精算出风险成本与收益，其立足点不在于保护公民和就业人员，而在于取得绩效和利润。社会保险在于保障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和生活稳定，为每个公民提供基本的符合人道尊严的生活，在于让每个公民免予饥饿、贫穷、恐惧和匮乏（美国总统罗斯福语），从而在宏观上促进社会的整体效益。

怎样才能真正实行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呢？首先必须通过国家宪法规定国家保障公民的生活安全和保障其符合基本人道尊严的生活。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民，就是国家在同人民签订社会契约，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心底才会真正认同国家，善尽人民的义务；二是国家必须通过专项法律来确定宪法精神，制定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各个领域的基本社会法和劳工法，将宪法的基本精神具体化和条文化，从而有效保障公民的社会人权。各项社会福利待遇不再是谁赐给公民的，而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力，这样的权力遭到侵犯的时候，公民必须依靠法律来维护自己的社会人权，保护自己的基本社会福利待遇，因此这样的权利是可诉的，是可以运用正当司法程序来捍卫的；三是根据宪法和法律，国境上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居民都必须被强制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为了人人得自由，就必须人人遵守法律，在法律和宪政下人们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社会保障也是一种社会契约，只有在国家的强制纳入和强制保护下，千千万万原子化的、碎片化的个体，千千万万的微观企业才能共同联合起来，结成命运共同体，运用共同缴纳的费用和资金来抵御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各种风险。这如同早期区隔分化的原始社会一样，人们逐渐认识到仅凭一人、一家无法抵御自然中各种风险，如猛兽的侵袭和自然灾害，为了抵御这些风险，人类必然从原子化的状态脱离出来，结成团体，结成命运共同体，结成社会，才能运用集体的力量抵御风险。现代社会保险正是这样的道理，因为每个人都会老，都会生病（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风险），每个人在工作中都可能受伤、可能会失业、可能会贫穷得无法生存（或然的、但是却无法预见的、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风险），因此人类需要从原子化的、各顾各的状态脱离出来，逐步结成较大的风险共同体，再发展成更大的风险共同体，最后在全国层面上结成全国的命运共同体，这才是社会保险的最高级形式。只有共同的风险基金和保险基金能够在整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合作、再分配和相互调剂，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抵御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各种风险。

因此社会保险是一种社会契约，它是建立在全国国民认同感、全国形成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的一项社会合同，每个公民和每个企业都有缴纳保险费用的义务，而每个公民也都有在需求的条件下获得社会福利待遇的权力。而个体缴纳的保险费用必须相互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基金积累，才能真正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使用。如果社保基金停留在一个企业里，那么就只是一个企业的企业保险，这样防范风险的功能是最低的；如果社保基金停留在一个县里，那么风险分担的层次提高了，但仅仅是一个县的“社保命运共同体”，一旦这个县整体发生严重危机，那么保障功能就很微弱了；如果社保基金停留在一个市里，那么风险分配和保障功能即使又有所提高，但依然是一个市内的“风险集合体”；当社保基金可以在一个省的范围运行调剂的时候，风险防御的范围才大大扩展，而只有当一个国家实现了全国范围内部的“社会保障共同体”的时候，一个国家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再分配，才能最大限度实现风险分配和调剂，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实现全国各个区域的风险调剂，国家也才真正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跨阶层、跨区域的社会再分配和转移支付，让贫困的地区不掉队，能够跟上国家整体发展的步伐，才能让最低收入阶层的公民不至于生活在基本的人道尊严标准之下。

历史经验发展充分证明了，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恰恰是一个民族国家建立和公民对国家认同感充分巩固的过程（De Swaan 1993）。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共同体，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集体防范生活风险和沉浮的共同体，也许我缴纳的保费自己没有用上，但间接支持了其他人；也许一个富裕地区缴纳的社会保障费用可能只有一部分用在了本地区，另外一部分转移支付到了其它地区，那为什么一位中产阶级人士或是一个富裕的省份还要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呢？答案是：仅仅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我们就是处在同一个命运共同体内部。为什么我们看到山西的童工，贵州的贫穷山区我们会感同身受，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掉泪，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内，因此我们会有强烈的情感。一位瑞典公民在失业的时候获得失业保险，在依然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可以领取社会救济金，为什么？因为他是瑞典公民，他享受瑞典宪法和法律给予的保护，他的人格和人道尊严因为他的瑞典公民权得到国家的基本保护。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民众才以自己的国家为豪，才深深将自己的认同感嵌入本国，内心深处热爱自己的国家。保护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国家，既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也会强烈塑造公民认同感意识，强烈塑造“我们”的意识，在“我们”中间是团结的、互助的，是相互有义务的，是相互紧密相连的，为什么德国富裕州的社保基金会大量转移支付到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或是德东各州，因为大家都是“德国人”，而德国人不会愿意将自己的社保基金和葡萄牙人的社保基金结合在一起形成调剂，为什么？因为葡萄牙并非“我们”，而是“他们”。由此可见社会保障起到了大大增强一个国家内部认同感的作用。

二

在谈到社会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的时候，很多情况下会产生一种误区，人们认为包括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是由国家财政（国家收取的税收）支付的，认为是国家出钱在搞社会保险。的确许多社会保障项目如城市低保、农村五保等社会救济项目的确是国家财政的投入，是国家出钱在搞福利。但是社会保险的基本内涵却是国家建立法律规范强制企业和个人缴纳保费，从“保费”这个词我们就看得出，其实国家原则上并没有财政投入，国家其实是在监管，特别是通过立法机关的立法后国家行政力量强制实施法律规范。而从社会保险的来源来看，其实主要是雇主和雇员双方按照一定工资比例的付费，社保基金的主要来源是个人和企业，同时通过保险费用在不同层次的积累和统筹形成大范围内的防范风险的社会保险基金，也就是笔者创造的“社会命运共同体”一词。从本质意义上来说，社会保险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责任和现代管治能力，也体现着现代化的效能。一个法治国家，一个具有强大管理能力的国家，既可能将社会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也可能做到不动用或是较少运用国家的财政费用。也就是说既可能不花国家的钱，又能促进社会的根本稳定，增强人民的消费能力和购买能力，极大地调动和刺激内需市场，可以说社保影响极其深远，作用极其重要，几乎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战略发展和根本命运。举个例子，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主要是雇主和雇员平均分担，当养老金和医疗费用不够的时候，国家财政才介入，补足不够的部分，这就是社会保险中有名的“三方分担风险机制”。但我们看德国战后的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国家对养老基金没有给予任何财政上的支持。通常来说，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养老金积累已经可以自主运营支付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只是最近十几年来，随着人口结构老化的加速，养老金全国范围内的积累开始入不敷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的财政才介入投入到不足的部分。而德国的工伤保险基金方面是由雇主一方付费，全国范围内工伤保险基金年年节余，现在累计结余已经达到数十亿欧元之多，国家一分钱不出，只需要监督好每个企业参加工伤保险既可。

因此笔者再次强调，社会保险甚至于社会保障主要不是财政的问题，而是国家根本意志问题；不是国家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国家愿不愿的问题，是国家有没有扩展现代化管理能力，并下定决心让全国各个企业纳入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保障机制的问题，是下定决心让社会保障基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转移支付和风险调剂的问题。一个有决心、有效能、又有强大动员能力的政府就能够建成社会保险制度，只要其有这样的意愿，并且通过宪法确定社会权并认同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是国家根本制度，就能建立这样的制度，就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建立一个真正可持续的、面向未来的市场经济制度。一个分裂的、动荡的、政府弱小无力的国家是不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全国社会保险制度，一个虽然有动员效能，但是没有认识到社会福利对国家根本战略意义或是没有意愿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哪怕财政收入再多也不会去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从国际对比经验来看，可以非常有效地证明笔者的观点。在工业化国家中，除了瑞典在失业保险制度中采取的是由雇员缴纳保险费用，西班牙采取的是由雇主缴纳保险费用，而其余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采取的都是雇员和雇主共同缴纳保险费用，也就是说，就业人员和企业按照一定比例缴纳保费是国际惯例，只有在失业保险费用不足以支付失业待遇的时候，国家财政才介入补足差额，也就是国家的财政只是起兜底作用，民众和雇主自己缴纳的保费才是失业保险的主要财政来源。 德国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用2006年以前占工人工资的6.5%，同时采取雇主雇员平摊的机制，也就是每方各缴纳3.25%，２００８年失业保险费用下降到工资额的３.３％。其它一些国家根据各国的情况确定失业保险费用的高低，从3%到7%不等，失业率高的国家会调高保险费用，失业率低的国家会采取较低的失业费用（Schmid 2002）。从失业保险领取的条件来看，各国都对失业保险作了严密的界定，失业保险领取者必须是工作了一段时间才有资格申请失业保险，而且必须是在非本人原因和意愿的状况下失业的才能申请失业保险金，而且申请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必须在过去规定的时间内缴纳失业保险费用才能获得相应权益，以符合“权利和义务”相对等的原则。比如在德国和丹麦，规定申请失业保险金的人士必须在过去三年以来至少缴纳了12个月的保费才可以获得申请资格，其它国家在时间上略有不同，但是在制度设计上都考虑到公民是否尽了自己缴纳保费的义务，是否获得了申请资格权（Schmid 2002）。在失业保险待遇上，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德国的相关规定是，单身的失业者获得原有净工资的60 %，有家庭的失业者获得原有净工资的67 %，荷兰是净工资的70 %，北欧的待遇水平较高，其中瑞典是净工资的80 %，丹麦甚至达到90 %。而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时间长短上，各国大体规定是在一年到两年，其中几乎每个国家都规定了过去工作和缴纳保费的时间越长，那么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时间就越长。这主要是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到有些老年工人在还没有退休之前，突然因所在企业面临结构性调整而被裁员，也许他在该企业已经工作长达20或30年，在这样的情况下寻找新工作相对难度较大，因此给予其领取失业金的时间也比较长（Schmid 2002）。

各国制度中，德国在2006年改革之前的制度特别值得今天我们的注意。德国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构成了三支柱的制度，用以充分保护公民免予贫穷和匮乏，保障公民基本的符合人性尊严的生活。比如一名工作了三年的、有家庭的就业人员，缴纳了三年的失业保费，当他在劳工局登记失业后，根据法律规定，他开始领取相当于原来净收入67%的失业保险金，用于保障他和家庭的基本生活费用。假设他之前收入基本是一个德国普通雇员的收入，为2000欧元（我们可以类比为购买力平价下的中国2000元人民币），那么他在至少一年的时间内可以按照自己的权利获得每月1340欧元的收入，虽然收入不太高，但是维持一个基本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还是可以的，在这段时间他应该去寻找新工作，同时劳工局和其它就业中心会结成联网为他提供大量工作信息，他也可以参加免费的职业培训，增强职业技能，劳工局也会向他介绍工作。假设在一年期满后，由于各种原因，他仍然没有找到工作，这时候他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资格就已经过期，这时候他必须申请失业救济，失业救济必须经过家居调查，申请资格审查趋于严格，同时待遇下降为原工资的57%，他能够获得每月为1140欧元的收入，这期间，他必须更加积极地寻找工作，由劳工局介绍的工作，没有正当理由不能拒绝，否则将导致失业救济资格被缩短或被暂时取消。在失业救济资格结束后，如果依然有困难没能找到相应工作，最后领取由国家财政支付的社会救济金。社会救济将根据各地的生活水平发放，仅在于保护公民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和最起码的符合人道尊严的生活。一般单身者每月获得社会救济３４５欧元，社会福利局给予房屋补贴３００欧元，总计货币补贴为６４５欧元左右，同时福利局帮助领取社会救济人士参加医疗保险，并配以国家给予的水电等方面的补贴（Bäcker, Bispinck, Hofemann, Naegele 2000) 。

图一 德国2006年改革前的三支助的社会保护模式

参照文献：（Bäcker, Bispinck, Hofemann, Naegele 2000)

一般来说，在国内的环境里人们往往有这样的心理，认为社会福利制度容易养懒汉，使人们形成对国家制度的依赖。的确，在失业保险设计上各国是充分考虑到社会福利病的问题，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强调领取保险金的权利的同时，大力促进社会就业培训和展开广泛的再就业项目，用意是促使领取失业保险和失业救济的人能够尽早脱离对制度的依赖，重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为此，各国制度设计中还有奖惩措施，比如不得无理由拒绝劳动局的工作介绍等。但是笔者要纠正的是将失业和贫困单单归咎于个人的原因（勤奋或懒惰，努力工作或消极失业等），这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失业是现代工业的机器化大生产和合理化改革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社会现象，工业结构的调整、技术生产力水平以及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一定会导致低技术含量工作岗位的减少和流失，同时全球化更是增加了资本流动和全球产业配置的过程，资本逐利的过程和技术进步必然会导致结构性失业，必然会导致低技术行业的工人大量被排挤出工作位置，因此失业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个人懒惰和勤奋的原因（当然这个因素存在，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而是社会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只要是在实施市场经济的地方，就必然出现工作岗位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尤其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不及工业化进程的特殊社会结构中，中国长时期存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和结构性失业是必然的现实。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不支持福利制度养懒汉的说法，事实上大多数失业人员生活在恐惧和担忧之中，他们原有的社会关系中断，备受歧视，许多人心理上处于严重的自卑感，他们的痛苦和被社会排斥的感觉，是一个工作成功的中产阶级职员和高收入人士难以想见的。如果没有基础的失业保险制度，许多就业人员不仅面临社会排斥，而且面临根本的生存危机（Leisering 1999）。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籍印度学者亚玛蒂亚•森曾经深刻地指出：如果西方国家没有建立社会保障，那么也会出现饥饿的状况。一个富裕的国家，生活水平和物价更高，人们贫穷的时候面临困境更大。如果政府拒绝建立任何社会保障制度，那么由于一些结构性的原因如失业或是个体风险的原因比如疾病就会使得部分社会群体生活水准倒退到生存线以下，出现文明社会的饥荒挨饿的局面。而现代国家正是因为建立了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才使得贫困和不幸的人们生活不至于降到符合人性尊严的最低标准之下（Sen 2002）。西方社会为什么稳定？我们真应该好好研究其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学实证研究还证明大多数失业的人士都在努力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但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原因，低技术的失业人员和老年的失业人员很难再找到工作，许多人不是懒惰而不去工作，而是渴望工作但找不到工作，这在经济危机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失业保险不仅为人们在遭遇不幸（如裁员、解雇、经济危机）时提供物质上的支援，更为人们提供稳定的预期和对未来的机会寻求（再就业措施等），同时防范人们因为收入突然中断而让自己、家人、儿女陷入彻底的绝境提供了关键性的制度支持。失业保险不仅不应该被人们另眼相看，反而是稳定家庭、社会的根本性制度，是一个文明社会中不可缺少的基本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减震器”和“安全闸”，它起着有效防范社会危机，稳定生活基本需求和消费需求的重要作用，它给暂时没有职业生活的人士提供稳定的生活期待，使其能够免除恐惧，去寻找新的就业，同时防范由于结构性失业带来的内需下降和消费需求的严重削弱。认识到这些，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危机中采取的何种制度安排是非常重要的。

三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受到过去意识形态的约束，我国理论界对“失业”这个概念一直谨慎有加，对于“社会主义是否有失业”这个问题上存在理论禁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不愿意涉足这个问题。直到1992年我国最终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伴随着企业合理化的改革进程，出现了大量转岗、下岗的现象，1998年国务院颁布《失业保险条例》，象征着失业保险的概念正式得到官方的承认，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必然伴随着失业现象的产生，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失业逐渐得到官方和理论界主流的认可。

经过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失业保险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就，截至到２００５年，失业保险覆盖人数达到１０６４８万人，截至２００７年，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为１１５０万人。越来越多的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参加了失业保险，但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同现代发达国家的失业保险制度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巨大。在某些关键领域，我国失业保险制度还没有完全充分地发挥出失业保险的“社会保险”功能，这表现在大多数农民工被排除在包括失业保险的社会保险之外，虽然我国在2007年通过的《劳动合同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劳动用工单位必须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凡是具有劳动合同就有参加社会保险的义务。但是一来我国在经济起飞阶段基本忽视了社会保障问题，欠“债”太多，大量工人都是在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被雇佣的；二是我国法律的实施与发达国家有比较大的差别，从法律通过到法律真正的实施往往要经过长时间的过渡和博弈，有法不依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许多企业依然从本能上排斥参加社会保险，在工人和企业家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要监督企业加入保险体制非常困难。中国要达到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强制性和法律自觉性的阶段，还要依赖国家严格的行政监管和法治精神的普遍推广；第三是即使在《失业保险条例》这样的核心行政法律规范中，第七条也规定了：“失业保险基金在直辖市和设区的市实行全市统筹；其它地区的统筹层次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这里在失业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上我国与发达国家构成了重大差别。在发达国家，失业政策一般是全国性政策，是配合全国统一市场构建而实施的全国性失业保险制度，正如笔者前面所介绍的，社会保险以及失业保险是一个关乎风险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基金调剂程度越低，分散风险的能力就越低，只有在全国统一层面上形成全国性的调剂局面，才能用基金结余多的地区去平衡入不敷出、处境艰难的地区。而我国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在实际运作层面，失业保险基金的统筹都停留在很低的一层，比较中等的是到县一级，比较好的也才刚刚实现市一级统筹，还没有哪个省完全实现省一级失业保险统筹。统筹的低水平表示着低水平的风险共同体，一旦某个地区陷入普遍经济危机和出现倒闭潮的情况，那么这个地区的失业保险金就会出现入不敷出的地步，地方财政就被迫介入，这样某个地区就会陷入危机，但是却缺乏更大层面的资金相互调剂支援，更缺乏全国范围进行的广泛转移支付和基金跨省调配。这样，当某一地区陷入危机时，该地区处于的就是单兵作战的状态。

我国失业保险的基本缺陷还是在于国家政府的管治效能和管理效能没有能够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扩展和深入相应的扩大。事实上，失业政策和失业保险政策正是配合全国市场建立的重要全国性政策，应该结成全国性的保障共同体才能集全国的力量抵御失业在全国各地带来的不同风险，当珠江三角地区经济飞速增长的时候，其缴纳的丰裕的失业保险金可能间接支援到东北的重工业区，当珠江三角地区陷入经济危机时，其它地区结余的失业金又可能转而汇到珠江三角地区支付突然急速出现的大额失业保险金支付（因为随着经济结构性危机的爆发出现大量的失业）。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有一个运行良好的、全国企业同时按照法律强制参加的、社保基金在全国层面上调剂运行的失业保险制度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真的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全国各类企业同时参加失业保险积累起来的资金将是惊人的，即使在特殊时期实在有缺口，国家的财政可以担当最后介入的角色，进行差额补足。按照一条条建立的制度我们可以完全按照制度办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有恰当的制度，经济危机不光是“危”，更是重大的“机”，从单一的、追求能耗高的、劳动密集型的、浪费资源、损害环境的世界加工厂为起点，中国必然要发展到具有高附加值的、具有品牌和良好信誉的、能耗小的、环境污染少的世界技术中心，而从外需驱动型到内需拉动型的转型的确是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变革，这期间社会保障制度是支撑中国转型的关键。中国必定会走上日韩台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从为别人代工到发展出自己的品牌，从世界加工厂到世界技术中心，从以美国为主，到以中国为主，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处在历史性的经济转型之中，但同时必将经历转型的阵痛。如同日本60年代和台湾、韩国80年代经过的一样。在这样的特殊过渡阶段，以前靠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生的、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企业将面临空前的危机。我们该怎么办？是重新废除劳动法，让人民币贬值，废除社会保险，再次压低工人的工资和基本福利，再次以出口到欧美为中心，还是勇于经历转型阵痛，下决心告别过去为别人打工和代工的模式，提升内需，提高工人工资，严格实施社会保障，提升社会福利，真正健全社会保险制度，同时以此为基础拉动国内内部市场的巨大释放，并经过转型真正建立一批高质量、有技术品牌和高附加值的本土产业和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不同的选择将决定不同的命运。我想，真正有大局观的政治家应该选择后一条道路，因为往回头走总是没有出路的，中国无论如何压低国内工资和福利都拼不过更便宜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中国只能走向上提升的路，提升本国的产业结构，弥补本国压抑已久的内部需求，发掘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这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精神。

如果要做到从外需到内需的转型成功，建立全国统一的、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关键，是根本，甚至是国家战略重心，这其中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和社会住房建设等每一项都是调动内部需求的关键。而失业保险更是有助于化解中国可能将面临的巨大社会危机，将失业群体纳入一个制度化的稳定期待和再就业项目中，同时减少社会转型期的震荡和危机，可以说在特殊历史阶段失业保险的重要作用突然上升到第一位，它事关千千万万普通平民的命运，事关整个体制平稳转轨的稳定和社会基本安定大局，事关千千万万家庭集合所带来的社会有效需求。在未来的一到两年里，在世界经济寒流进一步影响到中国经济之前，中国要迅速行动。时不我待！

四

不久前，德国时代周刊一篇网络新闻不无幽默地写道：在世界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中国人发现欧洲人不消费了，发现美国人也不消费了，该怎么办呢？该如何解决庞大过剩的生产能量呢？最终中国人发现了新的消费者——中国人。

这段话说得很好，很符合中国的一句格言：求人不如求己。中国人向外寻求了很久，期待并且依赖欧洲人、美国人来买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该把目光转向内了，该正视长期被忽视的内需市场了。原来金钥匙就在我们家里，但是我们一直视而不见。

前面的路上还有很多坎坷，许多问题还非常复杂，但是启动中国大市场也是一条不归路，它决定了我们要实施新的战略，不能回头，这个战略成功了，中国就真正崛起了，我们这一代人都将经历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未来的子孙后代都将因此获益无穷。

下一篇中，我将继续以失业保险为题，不同的是，我将尝试提出具体的策略——如何建立全国性的、健全的失业保险。

参考文献

1 陈佳贵、罗斯纳 《中国城市社会保障的改革》，北京 阿登纳基金会系列丛书 2000年出版。

2 （德国）弗朗茨·X·考夫曼 （Franz X. Kaufmann）《社会国面临的挑战》（Die Herausforderung des Sozialstaates），法兰克福 Suhrkamp 1997出版。

3（美国）亚玛蒂亚·森 (Amartya Sen)《人本经济》(Ökonomie für den Menschen)，慕尼黑/维也纳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2年出版。

4（德国）盖尔哈特·贝克等人合著(Gerhard Bäcker；Reinhard Bispinck；Klaus Hofemann；Gerhard Naegele)《德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形势》(Sozialpolitik und soziale Lage in Deutschland)，威斯巴登 Westdeutscher Verlag 2000年出版。

5（德国）鲁兹·莱瑟林、斯第芬·莱珀富利德 合著（Lutz Leiserin；Stephan Leibfried）《西方福利国家的时限与贫穷：统一德国的视角》(Time and poverty in western welfare states: united Germany in perspective)，剑桥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年出版

6 (德国) 约瑟夫·施密特（Josef Schmid） 《福利国家的比较：欧洲的社会保险，组织、财政来源、待遇和问题等》 (Wohlfahrtsstaaten im Vergleich. Soziale Sicherung in Europa: Organisation, Finanzierung, Leistungen und Probleme), 奥普拉登Leske+Budrich 2002年出版。

7 (德国) 阿伯罕·德·斯万（Abram De Swaan）《照护的国家：新时代欧洲和美国的福利，健康和教育》(Der sorgende Staat: Wohlfahrt, Gesundheit und Bildung in Europa und den USA der Neuzeit)，法兰克福Campus Verlag 1993年出版。

8 国务院法规 《失业保险条例》，1998年通过。

作者 刘涛于德国比勒菲尔德 2008年11月22日

作者 刘涛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本文到各中文网站。

I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1944年，二战的硝烟即将散去的前夕，世界诸强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签署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二战以后的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该事件堪称与次年联合国成立相媲美的国际重要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影响了战后国际金融和经济的基本秩序。而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为实现美国经济霸权的重要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来被更名为世界银行，它与IMF一起深刻影响和决定了许多中小国家的经济前景和经济命运。

64年后的公元2008年，世界诸强也将于11月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全球金融峰会，明眼人很快就能明白，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会议，也绝非像许多国际官僚体系和国际机构一般的会议那样只是走走过场，这是一场重新划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峰会，也是一个世界列强重新洗牌的重要契机，也是一个象征着二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巨变的序曲。在这个峰会上，场上的交谈甚欢和外交辞令难掩场下的激烈角逐和明争暗斗，也许在这个峰会上并不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是大历史的变革和世界历史的重新书写绝对会以此拉开序幕。

峰会的重要背景是发源于美国的金融风暴，以及日渐波及到欧日韩等其它主要经济体的全球金融海啸以及全世界即将面临的经济危机。而更深刻的历史宏大叙事则是美国霸权的日渐下降和不可避免的衰落， 笔者称之为美元霸权软着陆，指的是在未来15到20年内美国经济霸权和美国虚拟经济依托的货币霸权必将走向的一个历史性下螺旋和渐进下降式的过程（见中国崛起策三十四“债务帝国，虚拟经济和美国霸权软着陆” http://zhiqiang.org/blog/posts/china-rises-i-34.html）。而环顾世界，欧洲整合进程中的欧盟诸强正整装待发，意图实现欧元夺取美元霸权的战略雄心；东亚的中国正在经历和美国相反的发展方向，也就是处于渐进上螺旋式的发展，整个世界都在随着中国崛起而展开新的调整和定位；在南亚，另外一个雄心勃勃的大国印度也一扫人们关于印度落后和贫穷的刻板印象，开始了印度崛起的历史进程；拉美的巴西、非洲的尼日尼亚和南非则是南方世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更不要说始终保有世界超级大国雄心的俄罗斯，在石油外汇的依托下开始向世界霸权——美国直接发起了挑战。乍一看，美国霸权的确岌岌可危（见中国崛起策十一“南方的跃升和中国的崛起”）。

然而我们不可忽视的是，没有一个世界霸权会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也没有任何一个霸权会在一夜之间解盔卸甲，放弃霸权。在当今世界能够将军事、能源、金融、科技和货币霸权同时集中于一体的唯有美国。美国的综合实力决定了它在未来15到20年的时间内，将依然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唯一具有决定性力量的超级霸权，当然这个霸权也将不断递减，一直到新的世界秩序成形。因此理解到这点，理解到美国的重要性，理解到中美关系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重要意义，理解到良好的中美关系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全局性历史意义，我们就能从战略上理性思考中国国家对外的基本大政方针。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人都注意维护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甚至在面临冲突之时最终都坚持了与美修好的方针，正深刻说明了中美关系是不同于其它任何中国外交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中美关系事关中国崛起的全局战略。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奇特性还在于，从来没有哪两个国家，在文化上相差是如此之远，在意识形态上是如此的不同，双方的国际观和世界观上相距是如此悬殊，同时在经济上却整合得如此紧密和深刻，中美经济的孪生模式让双方的利益深深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奇特局面(见中国崛起策一“从中美经济共生体谈起”)。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融入了美元贸易圈和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中的结果。中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借助了全球化的力量，借助了美元货币圈贸易的力量，“借力使力”地实现了中国几何基数般增长的综合国力，同时美国也借助中国新兴市场的力量，以及13亿人口加入美元贸易圈的力量，“借力使力”地在美国国力历史性下滑的曲线中反而巩固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美元世界货币政体体系，但是同时两国又在其长远的战略规划中视对方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中国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接班人，而美国也在某种程度上防范中国超越自己。在这样一种奇特的中美共生环境中，中美各自借助对方的力量壮大了自己，同时双方又不可避免地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角逐，双方的共生并不排除双方的竞争，双方的竞争也并不排除双方的合作，一种亘古未有的两强相互“扶持”、相互限制的奇特局面产生了，很有点围棋博弈中双活的局面。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理解到，在中国崛起最重要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国家民族复兴的黄金机遇期，恰恰是中美关系将继续相互依赖和相互借重的时期，中国对美国霸权地位提出的挑战毕竟是远景，而当下美国面临的最大竞争和最大威胁恰恰是来自美国最重要的盟友——欧洲联盟。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实体经济和制造业高度萎缩的阶段，虚拟经济中的货币发行权和货币符号将成为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竞争的根本。而这个历史阶段，中美关系反而是合作面远远超过竞争面，美国虚拟经济的运作离不开东亚的实物输出，更离不开东亚的净储蓄在美国资本项目下源源不断地流入，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家又非常需要美元这一世界货币在全球范围内购买现代化急需的能源产品和原材料，中国的超强购买力又拉动着从亚马逊森林到澳洲、加拿大铁矿石再到赞比亚铜矿的利润呈几何基数般的增长。中国因素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拉动因素，而中国在美元圈所获得的力量又是中国崛起的强心剂。当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虚拟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后，对货币符号的世界定义权和对货币符号背后的世界民心和世界信心争夺战就会相继白热化。由于日本特殊的政治侏儒地位，日元尽管有日本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但还是无法加入到世界货币竞争的行列。当前竞争最白热化的货币当属欧元和美元的竞争。欧盟的主要经济体也已经或是将要进入虚拟经济的发展阶段，因此通过欧元这个“潜在”世界货币符号，欧洲虚拟经济体也想用纸币获得东亚和世界各地的实物输出，欧洲虚拟经济体也想与美元经济体竞争对东亚的净储蓄以及资本项目下的输入。因为这样的原因，欧洲和美国的竞争其实是更加本质意义上的竞争。

欧盟和中国不同的发展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际战略决定了双方的基本立场是有原则区别的。平心而论，欧盟提出的一些建议确实非常合理和正面，包括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和国际资本炒作和投机的管制，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的管理和监督以及银行体系内部透明化，还有加强对国际评级结构的改革等，都是非常正面和中肯的建议，但是我们必须拨开面纱看实质，在即将到来的华盛顿峰会上，欧盟显然并不仅仅打算提一些建议，而是志在以欧元架空美元的霸权。相关表述一定会非常技巧和隐晦，但这一定是欧盟努力的方向。这一点正是中国和欧盟在当前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中的根本区别：欧盟志在夺权——以欧元取代美元的货币霸权；中国志在改革与分权——分得中国应该具有的国际权力、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在稀释美国的经济垄断权和经济霸权、取得部分与中国实力和国际身份相适应的参与权上，中欧有共同的利益基础，但是在基本的国家战略目标设定中，中欧显然是南辕北辙。

今年，我们有幸看到一些欧洲主要经济体大玩变脸戏法：在藏“独”骚乱，圣火传递和抵制奥运以及妖魔化中国的抹黑宣传中某些欧洲国家显然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一些NGO、人权团体、政治家和媒体轮番使用车轮战术，似乎有不颠覆中国决不罢休之势，同时还不遗余力地压制歪曲中国民众抗辩反驳的声音。但是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家又不断对中国示好，甚至赞美中国为“救世主”，竭力拉拢中国，甚至鼓捣中国挑头建立世界新秩序，一时间，抹黑的词语如“警察国家”、“独裁专制”、“中国威胁论”等都统统消失，一些美丽的词汇如“超级大国”、“负责任的大国”、“世界经济的拯救者”等又根据政治需求加在了中国头上。这在参加北京亚欧峰会上的某些向来敌视中国的欧盟政治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一夜间不再是面目可憎的形象，而是一个能够拯救世界命运的重要大国。无论欧洲国家变脸有多快，也无论中欧在利益诉求上有什么样的相同与分歧，中欧关系有什么样的变迁和曲折，中国的立场始终必须根据中国国家利益来确定。很显然，中国需要的是国际世界政治新秩序的渐进改革，需要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美元世界秩序，尽管这个世界秩序未来必将势微，但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世界经济以及中国崛起大业还是跟这个现存的国际体系紧密相连。

而欧盟的愿望就其根本来说，绝非是要谋求一个公正的、有利于南方国家的国际政治新秩序，而是要用一张世界货币信用卡取代另外一张而已，也无非是以一个霸权取代另外一个霸权而已。在美欧共同榨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上，欧洲立场和美国立场也不会有本质区别。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就必须考虑支持欧盟战略宏图对中国国家利益有什么样的益处了。很显然，中国国家利益和基本价值观决定了中国不太可能支持任何激进的改革，或是用任何以一种新货币霸权来颠覆另外一种固有货币霸权的图谋。在国际事务上和涉及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改革上，如同国内的改革一样，中国应当是务实求稳的改革派，追求的是在现有国际体系内进行稳妥和渐进的改革，反对横冲直撞的颠覆计划。任何一种用激烈手段来打击现行美元体系或是妄图架空美元体系的做法显然都不符合中国的基本利益。不要说中国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和在美国的国债投资使得中国尤其期待一个稳定软着陆的美元体系，从美国经济对当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重要作用的角度来看，中国也不会支持冒进的行动。而欧盟部分政治家的变脸在中国公众心目中不仅很难取得期待的加分效果，相反会引起中国公众的反感。毕竟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公众早就民智大开，中国民意的归属已经不再是可以轻易忽视的变量，欧盟今年的表现堪称前倨而后恭，暴露了欧洲中心主义和颐指气使的道德优越心态，相信这在中国精英和广大公众中已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基本国际大势决定了中国在重新划分国际经济和金融权力份额与势力范围的大戏中，必定采取的是积极进取，有所作为，锐意改革以及决不挑头的基本战略，既要联合南方国家和其它重要国际力量提高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发言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力求逐步推进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的民主化进程，同时也不会去冒进架空美元世界货币体系。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自身具有野心和图谋的情势下，中国绝不能挑头，但是在关键问题上也绝不能含糊，那就是当前中美具有重大的共同利益，中美利益大于中欧利益，中美关系大于中欧关系，处理好中美关系一如既往的重要，事关中国现代化全局。欧洲期待中国出头去挑战美国，是低估了现代中国人的智慧。

在世界诸强讨论建立世界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时，中国应该积极谋求以下的目标和战略，并且提出中国式的改革方案：

（1）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高中国投票权的份额。IMF和世行是北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根本工具，与其发展世界各国经济和为世界各国提供贷款的国际机构的角色极不相符。目前，中国在IMF内部的投票权仅为3.7２ %，11亿人口的印度仅为1.9 %, 而德国和日本的投票权为6%强，美国则为17.14%。IMF还规定一项决议如果遭到17%票额的否定，那就将遭到否决，这实际上给予了美国一家的否决权。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五大国一票否决权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票决具有严重的合法性缺陷，不公平地成为强权勒索其它资本短缺国家的工具。目前英国首相呼吁中国和海湾产油国向IMF注入资金，这成为中国提升IMF投票权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中国必须联合其它南方经济大国要求集体扩权，也就是扩大投票权的份额。

（2）中国可以尝试提出新的权重比例分配方案。IMF中的票权分配是根据国家投入的基金份额而来，并参照各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权重方案存在严重漏洞，应该将每个国家的人口作为权重比例加入考核的指标体系。这样计入人口、国民产值和各国实际出款份额将划定出新的投票权，同时可以规定，不同经济体根据工业化国家、门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身份在出款份额和投票权的关系上实行不同的计算方式，充分考虑到穷国和南方国家的困境，部分提高这些国家的投票份额。

（3）作为长远战略目标，当中国逐步取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部分权力份额的时候，应该努力占据道德制高点，推进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的民主化，可以模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模式扩大参与范围，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性、中立性、权威性和客观性，结束国际经济界严重的一言堂现象和经济独裁主义。

（4）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贷款援助的时候，应该结束对主权国家进行条件勒索和威逼利诱，更不能用一个国家的模式去改造别国以达到控制别国经济命脉的目的。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放”（ＳＡ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融资结构调整”（ＳＡＦ）都对贷款方规定了极为严苛的条件，这样的捆绑式援助必须得到彻底改革。中国应该利用取得的权力逐步为南方国家发出声音，塑造中国道德领域的形象，同时为消除世界贫困、战乱、饥荒和艾滋病等做出真正的贡献。当然，一个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申请紧急贷款的时候，国际组织应该对巨额贷款的使用、支出进行严格监督，防止腐败和挪用贷款现象的发生，但是国际机构的评估不应该仅仅由美国、欧洲或日本的专家来完成，评估的专业队伍中应该包含有中国、俄罗斯、印度、拉美和非洲等国家和洲际地区的专家，尤其应该有本国的专家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评估，防止出现欧美日专家垄断的局面。

（5）在美元的世界货体系稳定的基础上，可以考虑世界各类大宗期货商品与能源商品实现和一揽子货币挂钩的计划，设定一个能源产品的综合货币指数。国际能源的结算仍然主要是由美元这个世界货币来结算，但计算商品价格的时候，应该参照世界各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化和各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关系等（包括欧元、日元、人民币等）。

（6）国际能源定价也应该结束垄断局面，主要能源生产国、主要能源消费国、主要国际能源组织都应该参加定价博弈的过程，定价过程应该实现透明化和公开化，要努力实现国际能源领域的制度化机制和监管机制。

（7）加强对全球免税天堂的全球管制。资本正是依靠不受约束的全球流动和全球投机，甚至逃逸到列支敦士登、瑞士、百慕大群岛、开曼群岛、英属泽西岛、毛里求斯等全球免税天堂等才能实现投机利益的合法化。世界各国应该通力合作结束资本无法无天的时代，利用全球机制和全球监管技术打击恶意的国际资本冲击主权国家的行为和各种金融犯罪行为，结束“血腥”的金融暴力专政，实现资本主义的全球文明驯化过程，在这点上中国应该逐步提出一整套可行的、合理的、循序渐进的改革方案。

（8）逐步对全球金融市场上的投机交易和投机行为实行全球征税，金融产品收益越高，征收税收就应当越重，可以考虑的征收税收的合法国际机构是联合国，或者是改革后反映新的权力平衡和国际经济民主关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征收税收可以直接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或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计划，取税在全球层面上，使用在全球层面上，实现全球层面的初步再分配。

（9）加强国际刑侦部门的合作，特别是应该实现在全球层面上建立新的国际机构，来管制和刑侦国际经济和金融犯罪行为，实现有效地拘拿国际金融罪犯。另外因该加强国际法立法过程，逐步制定国际金融法，对金融犯罪进行更加清晰的界定，对恶意破坏主权国家的金融袭击行为定义为国际犯罪，实现国际领域法制化进程。

（10）中国金融领域相关的专家应该逐步参与到国际评级机构对债券和主权国家机构的评级过程中。目前，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备受质疑，他们评定为AAA的次级债券恰恰成为金融危机的祸首。无可置疑，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同样适用于欧美国家，国际评级机构不能再仅仅被欧美专家或是一家垄断，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加入到话语权的设置过程中，并实现严格管理和监督。

总之国际的大趋势是，美元体系将阶段性完成历史任务，逐步实现美元霸权软着陆的历史进程，同时国际合作和国际领域的法制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全球的问题只能靠全球的行动来解决，全球的行动只有通过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包括国际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才具有合法性，只有通过国际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的民主化，和国际机构的中立化，世界才能真正迈向世界一体的法治化进程，而单一国家滥权的情况才能真正得到遏制，世界各地的福祉才能真正得到保障。中国的基本战略不在于帮助一个霸权取代另一个霸权，而应该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特别是在美元政体体系中逐渐取得自己应有的权力份额和投票份额，取得更大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取得更坚固的软实力和影响力，然后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和南方国家的集体跃升的权力来循序渐进地构建世界政治新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是美国世界体系的终结者，而是一个真正良性善意的改革者，在更大程度上与美国是友好的合作者，但更是一个遵守制度、遵守国际规范、遵守国际法的新型世界强国（对比中国崛起策三十五“金融危机下中国应当进行国际战略布局” ）。

ＩＩ领跑哲学

田径运动会上，一个领跑的运动员体力支出与压力都很重，他必须调整速度的分配和力量的合理使用，必须保持合理的匀速使用，能够在每一圈都保持领先地位。他的忧虑很多：自己会不会发力太早？会不会过早暴露了实力，该何时冲刺？会不会体力透支导致冲刺时乏力等等。往往是紧盯领跑者的第二名、第三名跑得更有技巧性，他必须争取跑在第一集团，否则会有被越拉越远的可能性；他必须紧盯领跑者免得被对手拉开太远但不必急于超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可以积蓄实力，免去领跑者那样的负担和被众人紧紧盯住的压力，但是在最后关键时刻后发者可以后发制人，一举超过领跑者，取得最终的胜利。

人类民族国家的发展又何尝不是一场艰苦卓绝的田径赛，领跑者风光无限，赢得掌声最多，最受人们的青睐和追捧，但由此带来的压力也是最大的，他必须合理领跑第一集团，合理分配使用力量，同时又戒惧别人超过，因此领跑最难，而紧跟领跑者的第一集团中机敏观察、紧跟不舍和勇于冲刺的后来者往往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权力的扩张与权力带来的荣耀，但具有远见的美国政治家保罗?肯尼迪在１９８０年代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就预测到，美国将过多的力量用在军事产业上以支撑美国的全球霸权，就必然导致民生产品和制造业的相对萎缩，美国的霸权越大，世界责任就越大，所花费的精力也就越无穷尽。当军事产业过度投入后，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工业根本基础的萎缩，当造船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不断萎缩，重要的产品零件不断外迁到其它国家的时候，国家的军事力量发展就必然受到巨大影响。当经济力量无法支撑军事力量的过度膨胀的时候，整个国家就必然开始下旋循环，霸权开始衰落了。今天的美国，一方面是军事力量过度膨胀，一国军事开支居然超过了其它所有主要大国军事开支的总和，另外一方面却面临着天文般的债务、落后的公共服务体系、日渐衰落的重工业区和因为财政缺乏而无法改进的大量老旧基础设施；一方面美国军事理论先进无比，另外一方面民生产业却严重空洞化，美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和第三世界同时存在的平行线社会。

的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这个星球最耀眼的名字还是“美国”，但是美国在布什政府期间的帝国扩张正说明了大国兴衰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世界强国走向世界霸权，世界霸权走向世界军事超级大国，军事力量超级扩张带来国计民生过度向“军产复合体”倾斜，导致民生工业产品的竞争力不断下降，不断下降的经济实力和萎缩的制造业也必然导致经济无法支撑帝国的霸权，因此美国走向虚拟经济也就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了。强盛之后是浮夸，浮夸之后是衰落；的确，繁华之后是场梦，其实世界强国和超级霸主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布什政府得意洋洋的开始称美国为“帝国”，当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沉醉于世界“唯一霸权”的美梦的时候，美国的衰落就注定不可避免了。

领跑者得意扬扬的无限风光之下是深沉的危机，美国人要管理全球的航线、海路和海道，在任何地方都要插上一手，还要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实现美帝国的梦想，暗中还想攻击叙利亚和伊朗，其实这都是无限的成本，同时美国还成为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的第一目标和靶子，而紧随领跑者之后的选手可以待机而动，合理决定冲刺时机。历史大势决定了我们中华民族还要在美国引领的第一集团内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不可妄自菲薄，更不可好大喜功，而应该继续扎扎实实打好基础，冷静观察，小心应对，占据好领跑者身后的有利位置，最终迎来我们冲刺超越的时刻。相信我们中华民族古老的智慧会让我们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现在，我们还需要时间，需要耐心，但脉搏中跳动的是民族的雄心和理想的热情。

作者 刘涛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本文到各中文网站。

2008年１１月６日

作者 刘涛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本文到各中文网站。

I “避实就虚”与“避虚就实”

中美经济共生体的现象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独特的动力，通过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性进程，中国经济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历史阶段取得了世界瞩目的飞速增长。在国际资本进行世界范围内扩张利润的结构性调整中，中国以13亿人口的市场加入了世界经济，并且成为接受跨国资本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截至到2007年为止，中国总计吸纳外国投资达8000亿美元，而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亚洲投资中70 %的国际资本流入了中国;而中美经济的紧密结合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外向型驱动力，在中美经济紧密结合的模式中，中国对美贸易处于巨额顺差的局面，相较于1980年代中国国内一度只有1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尴尬局面，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完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完全改变了其国际收支状况。

随着带有“中国制造”字样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美国，中国的外汇储备积累也在节节升高，2006年２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8536亿美元，第一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而仅在两年后的200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已经接近两万亿美元。相比较而言，许多弱小的发展中经济体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一些国家只能靠出口宝贵的能源产品和原材料到西方以换取一点可怜的美元外汇储备，从而能够非常有限地购买一些外国产品和技术设备，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中，处于严重的负债状态，因此要平衡国际收支是非常困难的。

外汇储备奇缺或是国家处于负债状况是非常被动的局面，而家底异常殷实的中国也面临着不同层面的困境，首先是国内网络上充斥着“中国的美元储备是一堆废纸”以及“中国对美贸易是用中国的资源换取美国的废纸”这样的极端观点，这样的观点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往往希望取得某些特定的煽情效果或是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事实上，中美贸易体和中美利益结合体的模式是中美实现两国国家根本利益的一种根本性制度安排，美国通过与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进行贸易以及东亚国家净储蓄投入美国资本市场得以稳固了美元的“世界货币政体地位”，而中国正是通过阶段性的中美利益捆绑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的起飞，最大程度实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始终不能忘记，中国是以13亿人口进入了世界大市场，进入了全球化的重要历史进程。在全球化的这班快车上，谁要是晚了点，或是没有赶上这班快车，谁就会被历史淘汰。而中国正是通过改善中美关系，进入了美元国际贸易圈，赶上了全球化这班快车，中国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因该说某种程度上中国是在借助美国的力量，借助美元圈的力量实现了外向驱动型经济拉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美国正是借助了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的力量维护了“美元世界货币政体”的地位，同时来应付美元面临欧元带来的货币挑战。说美元是一堆废纸是非常极端片面的说法。事实上，美元既不是废纸，也不是黄金，美元就是美元，代表着美国的国家信用，是世界第一硬通货，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66 %是美元，其它才是欧元、英镑和日元等货币，而国际大宗商品和期货、能源等产品都以美元标价。不错，美国利用“美元世界货币政体”的地位无限榨取了世界巨大的利益，说美元体系是吸血鬼也不无道理，但是不要忘记了，在美国军事、科技和生产力占有巨大优势的国际现实前，美元的地位虽然会不断下降，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元的世界第一硬通货地位是很难被撼动的。中国的确应具有改造不平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大国雄心，但同时必须顺势而为，一个阶段完成一个阶段的历史性任务。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国借助美国的“势”来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国家利益并不是什么道德上尴尬的事情，而是一种高瞻远瞩，是一种境界深远，是一种越王勾践式的“卧薪尝胆”，因为只有先自己取得力量，才能谈得上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来改造世界。实力决定理想，力量决定方向，今天的隐忍不发正是期待着未来的振聋发聩，今天的沉默不鸣则是期待着明日的一鸣惊人。

国人不能忘记的是，一个13亿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13亿人口规模的现代化相当于在4个美国和3个欧盟的范围内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仅仅依靠中国的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是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国内需求的。离开了有效的、全球一致的国际硬通货和国际支付手段，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谈。因此用意识形态的思维来攻击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并且企图开历史倒车的观点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但是究其实质还是非常可笑的。在一个全球经济高度整合、世界市场趋于一体化的全球化进程中，主动与世界脱节并且要求闭关自守，那无异于自杀行为。仅仅从13亿人实现现代化所要消耗的能源和资源的角度来看，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中美经济共生体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中国通过其巨大的贸易盈余取得的巨额世界硬通货的储备来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收购中国现代化所需的能源、资源、原材料、科学技术和精密仪器设备。在人民币还没有成为世界范围内认可的世界硬通货之前，我们是无法离开美元体系的，一言蔽之，美元还不能倒，美元世界货币政体还不能倒，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性阶段，中美利益奇特地呈现出强烈的正相关性。

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重重迷雾弥漫，明明是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却在欧洲引起比美国还要严重的后果，而美元在经济危机中居然实现了对欧元和英镑的升值，不断看升的欧元突然间“跌跌不休”，而美元似乎一夜间又加强了其世界第一硬通货币的地位。美国人非常精明，在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前，就通过立法法案禁止外国资本对美国实体经济进行收购。 美国国会２００７年度通过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就是在于加强行政部门对在美企业收购的监督和控制，扩张了政府审查力度和审查范围，外国公司对美国实体产业的收购难度大大增加。而今年４月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关于外国人兼并、收购的条例》，将更加严厉地加强对外资收购美国实体产业的限制，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严格的限制外资的条例和法案。“抄底”美国的技术和工业实体看来非常困难。在历次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中，往往都是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在一国楼市、房室和股市大跌并影响到了实体经济以后进行“抄底”，也就是跨国资本集体潜入危机国而对该国经济产业实现低价收购，从而实现对别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反而是在最倡导“自由竞争”的美国通过立法实现对国内产业的保护，从而防止资本剩余的国家实现对美国经济进行抄底。

在美国虚拟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由于美国通过对本国实体产业的保护，并且在对华军工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出售方面实行严格控制，导致中国庞大的美元储备导向性投入到美国的国债市场，从而使得我国的美元储备过度停留在虚拟经济的领域里。中国通过美国国债利息的收益获得的还是未来的美元货币，而美元储备在中长期随着可能出现的不断贬值将导致中国的实际收益受到大幅度损失，因此美国的策略是引导其它国家净储蓄进入其资本市场而实现“避实就虚”的国家战略，也就是使得国外的净储蓄无法实现对美国实体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核心产业的收购，从而将其它国家的美元储备引向美国的国债市场，也就是进入虚拟经济的领域，实现货币的持续“虚拟化”。

而中国为了广泛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面临着美元可能中长期不断发生贬值效应的可能，就应该实行“避虚就实”的战略，也就是在保留相当的美元储备作为国家经济的安全阀门的同时，尽可能地将中国的多余美元储备转变成为中国亟需的实物经济和资源。在美国收购比较困难，中国就可以在欧洲市场进行核心技术、核心工业和精密设备的收购。考虑到在金融危机日益扩展到实体经济危机的阶段，许多欧洲国家的重要企业都面临销售和融资的困境，这就提供给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主权国家基金投资的重要战略机会。如果要是在平时，中国大规模收购西方国家的技术和设备的举动几乎毫无例外地会被描述成为威胁，反华的浪潮会掀得满天高。但是当今天这些国家的许多产业，包括一些核心产业面临巨大的市场困境和融资危机的时候，中国的主动收购和投资行为就会面临小得多的阻力和反弹。中资企业应当利用良机实现对某些重点产业的收购或是股份持有，并实现对某些品牌和技术的占有，特别是在军工、航天、航空、精密仪器、机械设备、精密机床、生物技术和医疗设备等领域，中国是大有可为的。

除了欧洲一些大国如法国、英国和德国等诸多产业面临巨大的生产性危机以外，欧洲一些小国特别是挪威、瑞典和芬兰等国家，其技术相对来说非常先进，比如挪威的炼油设备世界领先，瑞典的机械加工和电子工业水平先进，而在这些国家，经济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相对来说比较弱，国际开放程度却非常高，因此当这些国家的一些产业发生危机的时候，中国资本的收购和投入往往成为他们的拯救者。通过在国际金融危机这样特定时期的战略收购，中国可以尽可能地化虚为实，化外储为实体设备，通过相关的战略举动特别是通过对一些中国尚不掌握的技术设备实行收购来缩短中国和西方技术水平的差距。

“避虚就实”还包括中国应该尽可能地将外汇储备转化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亟需的资源型产品，特别是包括能源和原材料等产品，这样的产品对于实现中国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金融危机期间，许多国家面临国际收支危机的同时，中国应该加强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进行战略援助，将这些国家与中国实现战略利益对接，从而最大程度实现中国国家利益，这正是以下章节将要论述的重点。

II 金融危机中的国际战略布局

在发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中，金融风暴的效应逐渐开始扩展到了全球各国，世界上许多国家深受重创，产生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许多国家甚至面临国家破产的局面，整个国家金融、经济形势万分危急。比较严重的当属冰岛、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匈牙利等国家，这些国家先后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

我们知道，IMF，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组织，同时也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代言人。在历史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与的贷款往往是与最苛刻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弱小发展中经济体和缺乏外汇储备的国家从IMF取得贷款的条件就是按照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国内改革，包括削减公共支出、削减工资、降低社会福利、完全开放市场、完全实现自由货币兑换等，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由于被迫完全按照IMF的模式进行改革，结果导致国内经济发展崩溃和国内核心产业完全被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低价收购，这些国家被IMF控制的悲惨境遇，令人深思。而在历次金融危机中，IMF就是担当的所谓危机最后防火墙的角色，当某国经济面临完全崩溃的局面时，就不得不向IMF求救，企图获得紧急贷款来缓解国家面临的千钧一发的危局，但是同时必须接受IMF出奇的苛刻条件，等于同时接受了一个经济不平等条约，将国家利益以及其廉价的方式销售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许多亚洲国家都接受了IMF的国际贷款，同时接受了不平等条约，从而遗患无穷。只有韩国在面临IMF苛刻条件的时候，坚定地说不，国内也掀起了爱国热潮，许多公民向国家捐献和出售黄金，帮助国家渡过危局，从而顺利渡过了国际收支危机。

而今天我们的友好邻邦向IMF发出紧急求救的信号，这个信号应该被我们充分把握和感知，因为它表明巴基斯坦面临极为严峻的国际收支形势，国家经济处于危局。同时接受IMF的援助很可能意味着接受不平等要求和协定，从而使得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失，而且将使得巴基斯坦被迫向美国靠拢，从而使得美国势力长驱直入该国。巴基斯坦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其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来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兄弟之邦，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之一; 二是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南亚次大陆的支柱国家，同时该国紧临世界地缘的枢纽和世界石油大国“伊朗”，并且与局势动荡的阿富汗接界，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 三是从海权的角度来看，巴基斯坦深入印度洋中，通过巴基斯坦，我国的远洋军事力量可以直接输送到印度洋，这对于捍卫中国的海洋权益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考虑到中国还没有航空母舰以及远洋输送能力相对薄弱的条件下，中国通过巴基斯坦在印度洋实现军事存在意义重大。如果巴基斯坦成为IMF和美国实施控制的范围，对于中国的地缘、海权和能源运输和反恐等将造成多重损失。

由巴基斯坦我们可以延伸到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对外援助的整体战略问题，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除了应该“避虚就实”以外，还应该对部分面临危机的国家实行援助。我们应当对面临危机的国家实行分类，一是对中国具有核心枢纽意义和战略意义的国家比如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伊朗等; 二是具有重要能源价值和资源价值的国家比如海湾的阿联酋和部分面临国际收支困难的资源类型的非洲国家等; 三是发达和重要的西方经济体; 四是对中国相对来说不具重要战略价值的国家比如冰岛和波罗的海等国。对于第一类国家我国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行战略援助，援助它们的同时也是在实现我们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巴基斯坦的安危事关中国国家根本的经济安全和战略安全，考虑到中巴友谊的历史传统和两国关系特殊的重要性，中国尽可能地帮助巴基斯坦摆脱经济崩溃几乎是中国刻不容缓的国际义务，我们切不可让巴基斯坦接受IMF的不平等条约从而走向沉沦。对于第二类国家中国应该选择性地进行投资和合作，特别是与重要的产油国和重要的资源大国进行合作并积极在这些国家进行战略性投资。 而第三、第四类国家本身就是属于发达经济体，或是欧盟内部成员，中国当然没有任何国际义务和国际责任进行输血式的援助，除了中美关系由于超级特殊性应该根据国家宏观战略利益实行特殊的政策以外，对于欧盟体系内的任何成员国和其它发达经济体，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除了实行对其实体经济的投资和实体经济的收购以外，显然没有任何可能性对其实行资本输出。总而言之，凡是在地缘、海权和能源石油等领域对中国国家利益具有重要关联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缅甸、尼日尼亚、哈萨克斯坦等国家都应该是我们进行重点援助的国家，而某些国家如阿根廷等完全在美国的“后院”，而且由于该国幅员较大、人口较多，中国进行大规模援助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

总之，经济危机既会对中国经济本身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危机，在危机中又同时蕴藏着我们平时难以想象的巨大机会。现在就判断谁是危机中的赢家和输家还为时过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次世界经济空前的大海啸中，一些国家会面对挑战和危机迎难而上，化危机为转机，从而得到提升，而另外一批国家则会在危机中沉沦和下降，甚至某些国家还会被边缘化，成为彻底的失败者。因此未雨绸缪，早作国家战略规划，时时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核心，因势利导，顺势而上，勇于迎接挑战，当是我们重要的抉择。

在全球百年难遇的重大危机前，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国家正在全球这张大棋盘上积极布上战略要子，一盘全新的棋局正在展开，作为二十一世纪具有远大雄心壮志的中国和中国新一代，我们准备好了吗？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本盘棋局会持续很久，现在只是布局的初级阶段，但是棋局结束的时候我们必将看到全新的世界——一个用我们今天的眼光难以想象的新世界。

作者 刘涛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本文到各中文网站。

2008年10月26日

作者 刘涛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本文到各中文网站。

I 史无前例的超级债务帝国

从九月中旬美国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以来，这场由华尔街掀起的金融风暴逐渐扩展到全球，整个危机的严重程度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几乎引起了整个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而危机在全球化时代的影响力和破坏力也是无与伦比的，五大洲的无数国家纷纷卷入这场世纪金融危机，而危机的尽头却远远不见底。这里我们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脉络总结一下美式资本主义的新特点，有助于我们把握资本主义新时期的规律。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1944年，世界上44个战胜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小城布雷顿签署了一个协议，从而奠定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的国际财经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要点包含了，世界各国货币紧盯美元，而美元的汇率与黄金挂钩，同时各国实行固定汇率。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国际机构，承担在国际经济危机时期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在这段时期，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金援受到战争重创的西欧，以便巩固所谓自由世界面对苏联和东欧集团时的威胁。在美国的全力援助下，西欧各国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开始了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在这个阶段，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霸权实力，美国一国的国民产值占了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0 %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其它西欧国家则或多或少欠有美国的债务，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也占有绝对优势，通过贸易出口，各个西方国家充斥着“Made in USA”的产品。

在美国拥有绝对优势的前提下，美国领导下的国际财政金融体系有意识地鼓励西德和日本的发展，因此规定了马克、日元、英镑和法郎等主要西方国际货币可以对美元实现贬值，进而直接刺激了这些经济体制造业的飞速成长和制造业的竞争力。1953年，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西德和日本的工业体系全面衔接到巨大的战争机器之上，从而将这两个国家推向了战后的崛起之路。西德和日本在美国有意识地引导下迅速实现了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生产力巨大的提升，德日两国对美贸易开始逐渐由贸易逆差转变为贸易顺差。

1960年到1970年代的越南战争成为美国霸权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美国经历了越南战争的挫败，“越共”一词成为1960年代以来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出现频率最高的非西方词语，并最终成为美国最大的梦魇。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不仅在军事上大丢颜面，而且经历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古代战争打的是钱粮，现在战争打的是巨额的国库税收和国家战略储备。越南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就发现自己的财政已经是捉襟见肘了，更要命的是，山姆大叔发现，每经历一次战争，体系内部的德国和日本就像吹了气的气球一样，剧烈膨胀起来，产业资本越来越壮大，竞争力越来越强，美国的制造业在那个时代就开始向德日两个经济体转移，美国的贸易顺差早就转变成为对德日的贸易逆差，美国最大债权人的地位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于1985年成为债务人，而体系内部的德日却跃升成为债权国家。

1972年，一名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 ? 赫德森(Michael Hudson)接受一个研究机构的资助研究美元非黄金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他得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那就是从短期来看，美国面临的政府财政赤字的问题可以加强美国的国际财政金融的领导地位，但是从长期来看，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却可能是弊大于利，会损害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迈克尔 ? 赫德森的本意是用自己的研究结果对美国政府发出一个警讯，劝诫美国政府不要这样做，但在当时，苦于无法解决财政危机的尼克松总统读到迈克尔 ? 赫德森的论著的时候，却高声叫好，认为这正是美国人应该作的。在赫德森研究成果出现的前一年，美国就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结束了二战以来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财政金融制度逐步进入了新的“牙买加体系”。根据牙买加体系的新规则，美国可以不受黄金限制发行美元纸币，这样美国国内消费和对外投资可以完全不用顾忌可能产生的国际收支赤字和债务成本, 同时各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推行黄金非货币化的实施，使得黄金逐渐退出国际货币结算。１９７０年代，在越战失利、苏联全球攻势和美国全面战略退缩的寒冬中，美国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债务促进美国经济繁荣”的道路，这是一条高风险的不归路。

运用古典的经济理论来分析，当一国的经济对另外一国出现贸易逆差的时候，也就是进口多于出口，一国就产生了经常项目赤字，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国家要么减少进口，要么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力，或是考虑到出口终端市场的消费需求，力求逐步改变收支情况，实现贸易均衡，进而可能实现贸易顺差。但是美国却改变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普遍思维和常规，由于美元得到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支撑，因此美元成为国际商务结算的主要货币。不仅仅是国际贸易中，而且在国际期货市场、能源市场和原材料市场也普遍使用美元结算，因此美国可以采取单方面增量印刷美元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国际收支状况。这样，美元特殊的地位不仅体现了美国独一无二的霸权，而且美元本身也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撑。当然，印刷美元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是考虑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市场的环境之中，考虑到一个全球经济系统的存在，美元的通货膨胀和贬值问题就可能外溢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从而使得美国行动单边化，但是行动成本却日益国际化和多边化。

为了平衡美国经常项目的逆差，美国利用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美国的世界信用，通过发行国债和国库券的形式，鼓励外国资本来购买美国的国家资产，并提高回报利率，力求吸引其它国家贸易中盈余的美元再次投入到美国的国家债券中，以此利用外国美元资本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来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不平衡。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美联储就必须调高利率，并保持强势美元，这样才可能让外国投资者看到投资于美国的资本市场有利可图。事实上美国正是这样作的，掌管美联储的大老板格林斯潘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不断提高基础利率，并保持强势美元的政策，这样欧洲的美元储备和东亚的净储蓄源源不断地流进了美国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兴旺掩盖了美国对外贸易节节升高的逆差，资本项目的盈余正好平衡了经常项目的赤字，不断流入美国的外国美元资本又转化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于是美国人放开胆量进行消费，因为银行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借贷。事实上，这样的模式从一开始就蕴藏着巨大的“解组”风险，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资本项目流入的外国资本平衡经常项目赤字还是借债来还债，其实等于美国政府向世界各重要经济体打了白条，欠下了新的巨额债务。

事实上，美国提高利率和维护强势美元的政策从一开始就蕴藏着重要的结构性矛盾：首先，维护强势美元，保持美元对其它主要西方货币的高汇率，就意味着美国经济缺乏竞争力，会进一步打击美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加速为数不多的美国产业外移。而提高利率以及加息就意味着降低货币供给量，从而造成经济成长降低和消费低迷的现象，同时更意味着进入美国股市和汇市的资本降低，从而损害了美国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繁荣，因此美联储必须周期地摇摆在提高利率和降低利率的矛盾政策中。而随着欧洲整合进程的加速，新诞生的欧元面对美元呈现强劲升值的趋势，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决定了美元贬值的基本态势。因此一旦高利率、高汇率的政策无法维持，美国拿什么来维持资本项目的大量流入呢？美国靠什么来吸引资本项目下的巨额外国投资呢？同时美国不断出售国家资产也是有限的，优良国家资产当然优先被出售，而剩下的国有资产中包括国家的公共设施和福利产品比如国防和养老金等是不可出售的， 因此外国资本也必须大量投入资本市场中的股市，而股市的走高又与降低利率和低息是紧密相连的。美国负债经营于是产生了结构性矛盾，必须周期性地在相互矛盾的政策间摆动，美国更像一个在钢丝上保持平衡行走的巨人，稍有不慎，就会跌落。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在克林顿执政期间还保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盈余，但是在挥霍无度的小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美国的国家财政收入变成了巨额负债，美国发动的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耗费了天文数字般的国库收入，美国国家负债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根据２００８年度美国国会的报道，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耗费上已经达到６４８０亿美元，已经接近越南战争的６８６０亿美元，而９１１以来的反恐战争和成本（含伊拉克战争）已经达到创记录的８５９０亿美元。事实上来自东亚和欧洲的净储蓄投入美国的资本市场，变相起到了为美国战争融资的作用，美国的国家战争机器和巨额国防费用离开了海外资本就很难运作。据统计，截止到2005年，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已经达到7800亿美元，而美国的净负债已经达到3万亿美元，占美国年GDP的约25 %， 美国经济需要世界上其它国家每天流入25亿美元才能维持下去。美国的双赤字是悬在美国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为整个世界经济蒙上了浓厚的阴影，美国已经成为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个超级债务帝国。

从美国刺激经济发展的模式来看，美国经济除了高度依赖外部美元资本注入资本市场以外，还高度依赖美国民众的借款消费，特别是在2000年互联网和高科技的泡沫破裂以后，美国刺激经济发展的模式就是在一个泡沫戳破以后，创造另外一个泡沫。退出互联网和高科技股市的资本被引向一个更大的投资点，那就是房地产市场。事实上，房地产市场成为2000年到2007年美国新经济繁荣的重要增长点，美联储在9?11之后11次降息，使利率降到了50年以来最低的水平，以此货币大量出笼形成了对房地产市场强烈的刺激，房地产市场形成了超级泡沫，而外国资本的巨额融资使得美国民众贷款买房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从一开始的中产阶级贷款买房，到普通民众的贷款买房，再到收支条件不佳的低收入阶层也纷纷贷款买房，美国这一轮经济增长从一开始就是高度扭曲的模式，而且随着房价的飙升，房地产市场投机逐渐演变成为全民的狂热。美国还实行了对房产增值部分的“再抵押贷款政策”，从而使得居民的房产增值成为居民的“提款机”，房地产市场酝酿着极大的危机。从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来看，在１９９２年大约是７，５ ％，２００５年在房地产的巨大泡沫中已经为０ ％，而在２００７年转化成为平均每月１４ ％的债务。这样，经常项目的赤字，加上资本项目的负债，再加上国家财政巨额赤字以及普通家庭的负债状况，更加上美国金融衍生市场内部蕴藏着的超级风险和欺诈，当经济的基本面一旦受到波及，整个国家系统内部的严重问题就会全面爆发。我们已经见识到我们有生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危机，我们也将经历到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震撼的世界经济衰退。这样的衰退早就是有迹可寻的，2005年，美国经济学家Brussee就在其专著《第二次大萧条》中警告大衰退不可避免，2007年一部中国畅销书《货币战争》已经预言了美元体系崩溃的前景，该书作者宋鸿兵甚至预测了金融危机三阶段式的爆发，包括金融地震、金融海啸和美元危机等，而在更早的时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王建和民间经济学家刘军洛等就做出论断，断言美国必将在房市泡沫破裂之后产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只是很多具有远见的预测被视为危言耸听而被置若罔闻，只有当危机真正降临时人们才能感觉到危机的力度和烈度。

II 虚拟资本主义

１９７0年代，牙买加世界体系宣布美元金本位的制度寿终正寝之后，美元的世界性泛滥就成为必然结果了，伴随着１９８０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执政，西方的福利国家模式和以调节劳资矛盾、改善工人福利和促进大众消费为特征的社会民主党模式重新被英美的海洋体制所否定。撒切尔和里根誓言恢复真正的资本主义，消解社会主义和西欧的福利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影响。美英的新模式得到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力支持，以此为标志，发端于美英的新自由主义借助美国的全球力量在世界各国迅速扩展开来。

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扩张的是经济全球化，资本出于牟利的本性，希望能够跨越国界而自由流动，寻找廉价的生产要素和廉价的劳动生产基地，从而谋取更大的利润。于是新自由主义顺应资本扩张的需求，在全球范围内提出去国家化、去边界化、脱管制化的要求。于是，在全球范围内，资本相较于劳工的权力得到大幅度扩张，二战以后逐渐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市场资本和劳工阶层的权力平衡开始转而不利于劳工阶层。1991年全球金融体系宣布解除管制，这是相较于1971年金本位终结更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借助着现代电脑技术的发展，资本的飞速流动和扩张成为全球资本主义者梦昧以求的现实。如今，在全球任何一个与世界联网的股票交易所，交易投资商只要按动电脑键钮就可能在数秒钟将十亿、百亿的资本在全球范围任意移动，纽约——东京——上海——香港——孟买——加尔各答——阿布扎比——莫斯科——法兰克福——巴黎——伦敦——苏黎世，资本可以有效率地在世界性的城市进行任何层面的流动和投机，而主权国家管治和约束的权力却大大降低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全球各地对冲基金在２００５年已经达到了１.１万亿美元的庞大规模，甚至超过了２００７年印度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而这些散居在金融投机者手中的对冲基金已经对主权国家构成了强大的威胁。

产业资本开始从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流出，按照市场资源价格、劳动力等天然禀赋展开全球的产业分配，新的全球产业链条形成。同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服务行业和金融产业高度发达，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和股市、楼市、房市成为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和支撑点。这一过程中，最明显的是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的现象，最早开始这一过程的是美国，其产业在韩战和越战后部分转移到德国和日本，而随着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崛起，特别是随着中国和印度崛起，美国的产业进行了超级规模的转移，逐渐将其产业资本多数转移到以中国为首的东亚产业群聚地带。中国由于低廉的价格、良好素质的劳动力、较好的基础设施和庞大的市场潜力逐渐成为产业资本转移的中心国家之一。这样，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逐渐走上了虚拟经济的道路，这个过程也被中国部分学者称之为虚拟资本主义。也就是实物经济的生产，特别是制造业高度萎缩，其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很低的比例，但是与实物经济部分脱离的金融产品比如股票和债券却相当发达，特别是完全与实物经济相脱离的金融衍生产品高度膨胀，形成了经济中的超级泡沫。据统计，到本世纪初，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45万亿美元，其中物质产品的份额不到20万亿美元，而金融产品的价值却高达2000万亿美元，这也就意味着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品的总产值是实质的物质产品的100倍，全球每年的国际贸易额不过7万亿美元，可是每年的货币交易额却达到700万亿美元，也是全球物质品生产价值量的100倍，资本主义的“虚胖浮肿”的高度虚拟特征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和匪夷所思的地步。运用任何马克思早期的经典理论和其它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理论都无法对今天的世界经济做出合理的解释。

在西方发达的经济体系中，经济的虚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参照的是美国的银行运作模式，产业也大量外移，因此同样呈现出浓厚的虚拟资本主义特征，而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保有相当部分的产业资本和制造业，但是随着产业的全球布局化也呈现出虚拟经济上升的态势。德国和日本是两个比较例外的国家，德国今年依然保持了世界出口冠军的地位，制造业特别是机械设备和精密仪器设备、轿车等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出口态势，而日本的制造业虽然大量外移到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区域，但是日本依然保持了出口大国的基本特征，产业资本和制造业在经济中依然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经济的虚拟程度可以反映在出口的数据和内部的就业结构上，当某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逆差不明显，甚至含有贸易顺差，而且内部相当多的人口依然在制造业就业时，就反映出该国的虚拟程度不高的特点，比如德国。当某一国呈现天文数字的贸易逆差的时候，或是国内制造业人口急剧下降的时候，反映出的就是该国经济的虚拟特征。美国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超过其它任何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因此也最早呈现出了虚拟经济的特征，同时，美国在今天达到的虚拟经济的程度也是最高的。比如，美国贸易逆差在２００７年达到７１１６亿美元，就显示大量实物产品源源不断输入美国，而美国的美元源源不断流出的基本情况，尽管近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有了些微的下降，但是美国产业经济空心化和经济高度虚拟的特征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美国没有工业部，而只有商业部，这就是美国经济高度虚拟的表现。

除了美、英、澳、法等国以外，一些中小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将发展金融产业和金融服务产品作为主要方向，比如冰岛，阿联酋和瑞士等（当然有的国家是出于历史传统，如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经济也出现完全脱离实物经济和制造业的情况，当金融风暴袭击这些国家的时候，它们面临的往往是超乎寻常的严重危机。比如小国冰岛进行的金融服务行业产值远远超过本国的制造业，当全球债务危机爆发的时候，冰岛就面临国家支付能力破产这样可怕的处境。

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能够逐步脱离物质生产，走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虚拟经济的阶段？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区别美国和其它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和中小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区别。美国由于坐拥美元这张世界硬通货的优势，因此可以利用手中的钞票交换东亚和其它国家的实物产品。而美国的资本市场相较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市场，的确是更加开放和发达，同时提供很高的回报利率，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能够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再次回投到美国的资本市场来购买美国国家债券的原因，进而美国可以利用资本项目下的盈余来弥补经常项目下的巨额逆差。由于美国对国内的产业收购做出了较大的限制，而且在军事工业和科技领域严格限制对华出口，因此中美贸易中我国积累的巨额顺差投资到美国的资本市场几乎是在重重限制下必然产生的结果。东亚国家之所以愿意以大量的实际物质交换绿钞纸币，其间的关键点还是在于美元作为世界第一储备货币的地位和美国具有的世界超强霸权地位。但是随着美国的虚拟经济程度的日渐提高，随着美国在债务经济和金融衍生产品的泡沫的强力扩张，而且随着东亚国家的美元储备日渐升高，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日益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关键问题在于，面临美元不断贬值，我们手中的外汇储备是否能够保值增值，是否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能用同等的美元换回同等数量的“等值产品”？

如果说美元还是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敲门砖的时候，那么，即使面临损失各国也不得不积累美元储备，但是当欧元诞生以后，在另外一个与美国经济体相当的欧盟经济体逐步形成的时候，当一个欧洲大市场在欧元的催生下逐步形成的时候，美元对欧元汇率的不断下降就正显示着美元的贬值。不能否认的是，在过去的近15、16年时间，中国经济完全进入了以美元为结算的美元货币贸易圈，特别是中美之间贸易量的激增和中国年年飙升的贸易顺差是拉动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杠杆。我们今天在反思美元贸易弊端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首先是美元国际贸易圈的基本受益者，正是因为美国消费者的巨大需求和美国市场对全球的拉动力量才能带动包括欧、日、中和其它所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个经济体的发展，特别是中美的美元圈贸易是拉动中国沿江、沿海外向型贸易的最重要的动力，是中国过去近20年内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外部拉动力量。

毫不夸张地说，是美国这个大火车头带动了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二个火车头，美国的高消费和中国的高储蓄，美国的高负债和中国的高顺差，正是世界经济的基本现实。这个模式，问题很多，但是在特定阶段却成为中国崛起的一种外部促进力量，中国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借助美元货币圈的力量崛起的，不错。今天看来，这是一种忽视了内部需求和环保、社会成本的模式，但是一个后进的国家在试图赶超先进国家时，经济飞速增长不可能凭空出现，其中资本的集中投入、产业的集中布局和技术逐渐“外溢”的效用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必要积累条件，近代历史上崛起的国家无一不是从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开始的。而中美奇特的孪生模式还在于，美国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双方在军事上和许多问题上相互猜忌，但是双方经济相互整合和依赖的态势超过了美中以外任何一对经济体，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都没有像中美这样呈现出如此紧密的经济整合状态。而事实上，美国国内资本市场的融资，美国的全球治理和在全球耀武扬威的行为，甚至是战争，都离不开东亚净储蓄和资本对美国的间接融资。不知当美国人向台湾军售，向日本横须贺派遣核动力航母，甚至训练藏“独”破坏中国国内稳定团结的时候，美国人是否心里认真思考过他们所动用的资本可能是东亚国家来的净储蓄？

无论我们心里如何不平，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离不开美国这个国家，我们国家的利益也和美国国家利益深深整合到了一起，东亚实物经济交换了美元世界货币，东亚的净储蓄又投入了美国资本市场，为美国借贷经济和贷款消费创造了条件，而美国人的消费市场又再次拉动了东亚的经济增长，而东亚在美国市场上的融资又可能成为美国军事支出和国防开支的间接来源，中国和美国以各自的方式发展和增长着，分别成为世界经济第一、第二的火车头，可是，当结构性的矛盾总爆发，美国的债务经济走到头的时候，当大火车头嘎然而止的时候，中国这个小火车头该开往何处呢？崛起策接下来的数策将分别从国际和国内的角度来讨论中国在国际经济危机爆发这一特殊时期的战略。

III 美国霸权软着陆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当前，关于中国是否要参与美国救市的讨论非常激烈，从中国决策透明化和决策公开化的讨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讨论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同时关于中国庞大外汇储备的使用问题必须实现科学决策和政策公开，同时也应当符合中国的宪政程序，但是在讨论过程中笔者还是就一些观点感到一些忧虑，以下就现在通常听到的某些观点展开论述。

笔者认为，关于中国外汇储备的使用和是否救市的问题首先应该与意识形态脱钩，不应轻易地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样的问题划等号，更不应该成为煽动简单多数和煽动民粹主义的工具。可以设想，在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突出、社会保障不够健全、体制不够完善、贫富差距没有明显缩小的国情下，用简单地草莽式语言来煽动社会情绪，并且采取激情民粹式的语言来攻击不同观点的学者是容易赢得大众的，但是主张抛售美国国债的学者未必就是多么爱国，主张购买美国国债助美国度过难关的学者也并非像有些人说的是什么“卖国”。在这一类讨论中，动辄就用“爱国”和“卖国”这样简单对立划分的语言显示出某些学者并没有真正将中国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并没有懂得该问题的复杂性是不能用爱国/卖国这样的二元思维来下定义的，在这里我们真正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能够进行有益理性的思考，实现特殊危机时期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有识之士都不会否认，美元的债务经济伴随着金融衍生市场的崩溃恐怕是一个我们无法预测的“债务黑洞”，但是美国这个债务帝国如果迅速坍塌，直接损害的将是中国国家利益，中国在抛售美国第一批国债的时候，就是美元帝国寿终正寝之时，那么中国手中剩下的巨额美元债券和巨额外汇储备将如溶化的冰山一样迅速消融，中国自身十几年通过亿万劳动者积累起来的巨额外汇家底可能瞬间化为乌有，因此，如果落井下石维护了自己的利益倒还罢了，如果让自己也掉进井里那就是愚蠢了。中国是美元体系直接的利益关系人，也是直到今天为止最大的受益人和债权人之一，如果债权人逼得债务人走投无路最终破产，那么损害的将是债权人本身的根本利益。中国的确需要转型，需要逐步离开美元这个黑洞，但转型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个虽然逐步衰落、但还算稳健的美元体系，而不是一个瞬间崩溃的美元体系，对我们来说是最有利的。因此该不该救市美国，不能简单地从意识形态和煽情的角度来考虑，必须站在战略高度、高瞻全局、从中华民族复兴的宏大局面才能看得更清楚，而民粹主义的煽动虽然可能博得某些草根的狂热追捧，能够赢得网上的百万点击，但绝对不是真正在为中国国家利益着想。

其二，从当前世界整体形势的角度来看，总体来说，世界的前景难以预料。德国的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说这场危机过去之后，美国将失去财政领域内的超级大国的地位，这场危机过去以后世界将不再是之前的世界了。笔者部分同意这样的看法，但是同时也要反问，如果今天美国将自己超级大国的地位立即拱手让出，谁能接替美国呢？俄罗斯军事力量强大，但是经济力量在世界经济的范围内还是非常弱小的，一个用卢布来结算的国际经济体系是难以想象的。欧洲已经跃跃欲试，试图挑战美国的金融“一哥”的地位，但是历史经验已多次证明，没有强大和独立军事力量支撑的货币和经济体终究不能成为世界性的货币结算单位。考虑到欧洲内部各国矛盾的尖锐对立和欧宪的搁浅，以及欧元本身的不确定性，欧元要一夜之间替代美元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可以吗？如果中国在一些欧洲列强的怂恿下主动挑战美国的世界第一的位置，那么中国可真是上了圈套，历史经验也一再证明，欲速则不达。中国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还处于扎扎实实发展制造业，创造生产和实现工业化的阶段，距离美欧日的金融资本主义和虚拟经济的时代还存在着“阶段差”，中国还面临着繁重的城市化、农村现代化、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和内部政治体制改革等众多问题，因此中国取得世界强国地位，未来20年是关键的关键，这段时期也正是中国加速扩展内需、实现内部现代化的重要时期。在内部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漫漫长路要走的历史阶段，中国应该因势利导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来为中国现代化大局服务，通过13亿市场的内需开发来逐步取得世界领导权，而在现在就奢谈接替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显然是太早了，如果中美共生的模式能够再维持15到20年，那就是中国的大幸。而现在国际经济形势突变，中国应该积极参与新的国际财经制度的构建，努力取得共同参与权和部分话语权，为维持中国现代化创造最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中国应该继续实行韬光养晦的政策，尤其要注重维护中美关系的全球战略大局，因为中美关系始终是牵涉到中国现代化大局的根本问题，中国没有理由去加速结束美元国际贸易的格局，而是应该期待美国霸权实现软着陆，逐渐实现权力和平地向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转移。

其三，国人应该清楚地看到，一个统一强大的世界领袖欧盟，未必就比作为世界领袖的美国更好，世界也未必就会因此更加和平，或是更加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相信今年经过西藏事件后，中国的战略家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更能看清某些欧洲势力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想要颠覆中国的。考虑到欧盟在市场准入方面远较美国更为苛刻的条件，中国经济自然而然地与美国经济更加深入整合在一起。未来美欧中当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三支力量，这样的局面将是本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基本趋势，美欧谁能更好地容纳中国作为世界三分之一的力量进入世界核心，必须分析美欧内部的社会结构。美国是移民国家，毕竟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欧洲大多数是脱胎于欧洲列强的民族主义国家，欧洲中心主义非常强烈。的确，美国的军事力量决定了美国是唯一能够干扰中国统一的国家，也是唯一有力量能够颠覆中国现代化局面的国家，但是假设欧洲成为了跟美国一样的独立超级政治体，具有独立的全球打击和全球到达的军事力量，谁能担保欧洲政治家不会干涉台湾问题？谁能担保欧洲右翼不会更起劲地煽动藏“独”？ 因此，中国不应该随风起舞，当别人咒骂我们的时候，我们站稳脚跟，有理、有利、有节地去反击，但如果有人突然之间又来热捧我们为“救世主”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让别人“捧杀”，我们还是有理、有利、有节地去回应，一切按照我们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笔者深信，跨越太平洋的两个大国应该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的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应该在战略上化敌为友。

总之，我们处在一个特殊时期，我们应该能够预见到一些基本的原则和规则：

—— 中国不应该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终结者，我们应该是理性的改革者。因为我们正是因为融入这个国际秩序而受益的；的确，美国是堕落了，腐败了，美国在全世界丢尽了面子，但是美国的制度决定了美国还是一个具有相当修复力的国家，它在世界上独超的位置在未来15年到20年内还是不会被撼动的，美国经济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寒冬，带动世界也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寒冬。中国要做的是尽量在寒冬到来前多进行战略储备，并扎实地进行内部机制改革，让我们度过这个寒冬，相信我们中华民族是能够战胜困难的，相比其它国家而言，我们可能会更顺利地度过这个寒冬，并最早迎来春日的繁荣。

—— 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挑战美国，或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美国拉下马”，让想去做这件事的人自己去做，我们还要扎扎实实打好自己的地基，修好自己的房子，自己家里稳固了，外边闹翻天都没有关系。

—— 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更像是奥运会上的火炬接力，一个运动员拿着火炬跑了一圈，然后交给另外一个运动员，中美必须和平相处，中国应该智慧地、按照国家现代化发展规律自然而然地接过美国的火炬，而不会让美国感到难堪。一个和平的、完成了自己贡献人类文明任务的国家依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美结盟并非完全不可能，关键看下降的美国怎样看待上升的中国，也要看上升的中国怎样对待相对下降的美国。

—— 美元体系面临重大的危机了，这不是我们高兴的理由，恰恰相反，这是我们应当忧虑的原因，这个世界还有太多不确定性，美元的下滑加速了世界的动荡，而世界的动荡恰恰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欧元和人民币还没有可能取代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因此某种程度上，大家还需要美元，中国更需要美元储备购买以美元标价的能源、期货、精密仪器和设备。因此中国主动打击美元系统，不仅会伤害美国，也必将反过来伤害中国经济，而危机过去后，世界上可能只有查韦斯和内贾德为中国叫好，有的人还会在背后偷着乐。因此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延缓美元体系的崩溃对我们有利。

—— 有学者提出人类重新使用黄金，这恐怕更不现实，人类社会很少有走回头路的，世界经济交易量和国际贸易量的激增使得黄金和白银作为交易货币在现代世界已经没有可能。黄金有储备价值，但是却不再可能当作各国货币使用，因此要返回到黄金时代是不可能的。

—— 在欧洲具有完全独立的军事力量和真正统一的宪政架构以前，欧元是世界第二的货币地位可以保持，但是欧元完全取代美元则有待时日。

——一个统一强大而又独立的欧盟成为世界霸权后，未必符合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在全球化进程中，中欧应该加强合作，但这种合作始终应该避免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中欧在联手对付美国。国人应当牢记，无论美元体系存在多少问题，中国国家利益已经更加深入地与美国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中美经济的共生特质，决定了中国和平崛起是能够实现的。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政治等领域正面临全新的改革和权力调整，新的国际力量正在进行新的分化组合，世界的确处于空前变动的时代，中国既要摆脱孤立主义的思 维，对国际经济和政治改革提出全新的观点，同时也应该成为国际体系循序渐进改革的推动者，同时在国力还不能使中国担负起国际领袖责任之前，我们不能超前冒进去夺取世界的领导权。在勇于提出中国思维和中国观点、并推进国际财经和经济全新改革的同时，我们应该审慎观察，决不当头。邓公留给我们这一代的遗训我们还应该继续牢记。中国至少还要韬晦２０年。

弄清楚以上的基本观点，我们就可以说，美国霸权软着陆以及美元霸权软着陆对我们是有利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对国际大势的判断。

作者 刘涛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本文到各中文网站。

2008年10月20日

参考文献

1 （德国）马克斯. 奥托：《大崩溃来临》(Der crash kommt) ，Berlin 2008 年出版。

2（美国）迈克尔. 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嵇飞 、林小芳 译 ，北京中央编译局2008年出版。

3 宋鸿兵：《货币战争》，北京中信出版社出版社2007年出版。

4王建：“论中美战略性接近”,2006年发表,

5 刘涛《中国崛起策－－ 从中美经济共生体谈起》, 2006年发表,

6  （美国）Warren Brussee：《第二次大萧条》(The second great depression), Booklocker 2005年出版

7刘军洛：“中国急需建立‘金本位’对抗美元贬值和世界性通胀”, 2004年发表,

作者: 刘涛 于德国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

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在其名著《大经济周期》中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长波现象，也就是经济的景气繁荣和衰退危机呈现出一种长程交替的特征，这样的循环是以五十到六十年为一个周期，这样呈现出来的“繁荣―衰退―繁荣―衰退”的交替现象被称为康德拉捷夫长波。美国著名的社会政治学家华伦斯坦吸收了康德拉捷夫的长波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边缘和半边缘的地区会在一个历史的长程范围中逐渐通过产业和制造业的崛起而逐渐取代中心国家的优势地位。无独有偶，在当今中国公众热谈的“大国崛起”的话题中，最早系统关注宏观历史下的大国崛起和兴衰的美国国际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也发现了大国称雄世界、领袖人类文明的长程历史规律。

在星转斗移的人类近现代文明的发展中，一个大国崛起了，另一个大国衰落了；一个大国称雄世界了，另外一个大国的国力却历史性地收缩了。世界历史以大国的衰落和崛起为纵轴，以人类的经济和科学技术革命为横轴，展开了世界市场一体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画卷。从15世纪的西葡争雄，到17世纪的工业革命和18世纪英荷领袖世界的改旗易帜，再到20世纪美国最终取得雄霸世界的权力，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位移和大国的兴衰从来没有改变过，世界历史没有终点，也从来不会有终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永远保持世界领袖的地位。

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从长程的大历史观察角度来说，也存在着一种世界历史的长波现象，在一个长波中，一个国家和一种文明兴起了，繁荣了，到达波长的顶端了，然后就是力量的相对下降，国家腐败了，人民懈怠了，文明衰落了，在另外一个世界历史长波到来的时候，新的力量，新的世界强权以新的领衔世界文明的姿态取代了过去的强权，开始了一个新的长波循环阶段。如果说阿拉伯文明和中国文明曾经长时间领导世界的话，在文明衰落的阶段，这些古代文明却蒙受了巨大的屈辱，由于古代世界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因此各个文明尚可以生存在自己对世界的认知中。而西方世界的兴起将世界逐步推挤到一个“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全球平台，世界性的交易手段和交通手段使得世界各国能够进行互相比较，而西方世界的先进突显出了东方世界的落后，西方世界通过经济科技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巨大优势构筑起了对东方世界巨大的心理优势。然而，2008年却成为世界历史长波的另外一个循环的开端，虽然西方世界还远远谈不上衰落和下降，但是另外一个趋势却是再也无法令人忽视或轻视，那就是，中国必将成为下一个世界历史长波中的中心国家，这个过程始于更早的历史阶段，但是却以公元2008年为坐标点，拉开了新的世界历史进程和世界历史长波。

我们必须从世界历史长波的角度来认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神七的巨大历史意义。尤其是奥运会和残奥会，是中国在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的世界中第一次获得了全面的、不间断的、不受西方新闻剪辑的、不受外部世界扭曲的、自主展示自己形象的绝佳机会。不要低估了“中国自主展示中国国家形象，中国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言说和描述自己国家和文明史”的重大历史意义，因为在西方主导国际文明的历史长波中，西方对世界各国的描述往往就能成为国际主流和国际标准观点，西方世界公众与非西方世界公众得到的关于中国的印象和形成的定型看法往往是受到西方舆论和西方世界媒体渲染和加工的。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发动机，但是在话语权上，中国在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世界中，却是一个相对的弱者，如何展示中国的新形象，如何向世界描述一个全新的中国，如何可以做到自己讲自己的故事（中国人言说自己的国家和文明）却可以让世界听到，奥运会和残奥会就成为一个最佳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是重要的契机，在一个全球参与的国际舞台上，在一个世界公众可以同时观察的世界盛会中，中国人可以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情感，可以尽情演绎中国式的感动和力量，可以尽兴地展示中华文明的伟大力量和感召力，可以真实地展示一个现代开放、热情好客的中国，可以全面地显示现代中国人的文明礼貌和国际礼仪，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尽情地发挥展示中国文化无比的魅力，也可以展示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绝非如西方描述的那样原始落后，而是一个逐步迈向现代化的社会政治体制。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北京的鸟巢和水立方取代了大部分人心目中落后刻板的中国印象而成为中国新形象的象征，许多关于中国落后的联想和保守化的固定想象被现代中国和富裕中国的新形象所取代。其实，在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看法中，固定的、定型化的看法和第一联想是最重要的：比如一提到美国，人们就会联想到纽约和好莱坞，一提到法国，人们就会联想到香榭里舍大道和艾菲尔铁塔，一提到德国许多人就会下意识地联想到高度精密仪器设备和轿车，这样的第一印象为这些国家带来了经济、社会、艺术和文化软实力上的无穷收益。只要看看巴黎街头的中国游客、德国公司工厂中的中国参观团就可以知道，一个国家的知名效应和品牌效应、特别是一个国家的正面国家形象将会为一个国家带来无穷的收益。因此，北京奥运和残奥会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正名”的最佳机会，是中国展示国家品牌的最佳良机，其软实力和文化亲和力效应带来的经济性溢出将是中国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其影响力相当于是在全球为中国作国家形象广告，其带来的未来长远的收益又岂能以亿万计。

然而，奥运会、残奥会和神州七号的太空行走的壮举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可以略微总结一下：

—— 奥运会举办本身就显示了国家力量的位移和变迁，在奥运会历史上，除了排列于第二世界的墨西哥和韩国曾经主办过奥运会以外，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举办奥运会其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举办奥运会就是中国复兴和国家力量的体现。

—— 奥运会的金牌之争历来就是国家力量的比较和综合国力的体现。在历史上称雄奥运金牌榜的往往是世界强国，而冷战时期的美苏交替争霸金牌榜正生动地体现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奥运会正是国家力量和大国国力兴衰更替的晴雨表。中国取得金牌榜首位的历史意义是非常深刻的，中国超越美国不仅是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成绩，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二战以来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美苏金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西方体系内的竞争（两个国家都是白种人为主体的国家），而中国则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第一个亚洲国家，也是第一个黄种人文明的国家，取得金牌榜首，这样的超越也就具有了多层次的历史意义。

——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金牌榜上赶超美国在国民心理上做到了一种自我超越，扭转了部分国人面对西方时的不自信，同时也扭转了非西方民族面对西方世界时（因为长期落后）而产生的自卑感。在中美金牌大战期间，一些言论和观点显示了小部分国人在长期落后西方世界后不够健全的心态，一些评论人士不断指出中国不可能在金牌榜上最终超越美国，某些人断言田径比赛开始后美国会扭转劣势再次赶超中国。甚至在海外能够听到这样的言论，不希望中国过早地超过美国（以免不能韬光养晦，过早地暴露实力），有些人甚至担心中国超越美国，担心中国的强大损害了中国学习西方的积极性。这些观点或多或少折射出部分国人的弱国心理和弱国心态，以及一种强烈的不自信和依赖心理。及至中国超越美国已成定局后，一些国人又以中国实行的是“举国体制”和“政治体育”为由，认为西方实行的是“全民体育”而非“竞技体育”，尽量降低中国在金牌榜上超越美国的历史性意义。凡此种种，都体现出一种不够健全和健康的心态，部分民众认为“美国永远是第一”、“美国永远不可超越”，随着中国崛起的伟大历史进程，这样的心态将会得到有力的矫正。新一代的中国国民，特别是80后的中国新一代，必将会以更加积极进取、自信坚强和不卑不亢的国民心态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并将逐步化弱国心态为强国心理，这一切，均以公元二零零八年为开端。

—— 中国追赶和超越美国还带来国际心理的巨大变化，美国一向以自由世界的领袖自居，历来需要在各个领域全面展示美国的领先地位和优势主导权，但是金牌榜上第一把交椅的旁落却产生了连锁的心理效应，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心理震撼和轰动。相信奥运会以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会以中国为师，树立起自强不息的刚健民族品格，盲目崇拜西方、夸大西方和主动建构西方优越感的情况将得到极大的改观。北京奥运带来的国际心理变化和国际心理冲击将具有非常长远的历史效应。

—— 同奥运会的巨大成功相比较，残奥会的历史性成功更是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如果说奥运会展示的是新中国的现代、富裕和强大的新形象的话，残奥会则是以其细腻的情感、人性化的表演、对人道主义和人格尊严的追求深深打动了包括中国公众在内的世界各国公众的心。如果说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以其华丽和壮观展示出中华文明恢宏的历史画卷的话，那么残奥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打开的却是美轮美奂、深深打动人心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诗篇。残奥会体现的是一个社会在现代化的变迁中逐步实现的文明提升和对公民人权的尊重。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和服务人员都以他们无微不至、充满细腻关怀和人性关爱的服务让人体验到无比的感动。创纪录的残奥会观看人数，观众热情的掌声和真诚的激励，每个运动员自强不息的精神打动着世界各地的观众。相信这届残奥会后，残奥会将再也不是以前的残奥会，人们再也不会将残奥会视为奥运会的附属，将举办残奥会视为奥运会举办国的一个重大义务，残奥运会将达到一个被空前关注的高度。

—— 让人震撼的是通过残奥会带来的中国思想观念的变迁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人们谈论着残疾人运动员，如同谈论奥运会英雄一样；人们关注着残奥会的奖牌榜，如同对奥运会的关注一样；人们谈论着城市里残疾人通行的盲道、残疾人的人权，以及城市何时实现无障碍；媒体上讨论着何时从无障碍的北京到实现无障碍的中国；人们以各种方式在感谢残疾人运动员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对人们生活的激励；人们开始学习残疾人的盲语和手语，开始空前地高度关注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残疾人，献上我们的爱心。如果说奥运会展示的是中国的力量、强大和自信，残奥会展示的却是中国人道主义的伟大复兴和对公民个体权利以及公民人格尊严的重视， 两场奥运会的结合正好最佳地显示了迈向现代世界和现代文明的新中国的形象。

—— 神州七号实现的中国太空人的太空漫步极大地激励了中国民族的自信，翟志刚的一小步，却跨出了中国一大步；中国人以自主开发的太空技术实现飞天的壮举再次印证了没有中国人不能完成的事、没有中华民族不能突破的技术难关，俄国人和美国人能够完成的，中国人就一定能够完成。相信神七将更加激发中华民族的自强、自信的精神，将在数以百万计的90后和2000后的新一代中国青少年中更加激发起热爱科学技术、勇于探索的豪情壮志。神七的太空漫步再次吹响了本世纪中国在各个领域追赶美国的号角，太空里响起了中国雄壮的脚步声，中国绝不会甘心落后于任何国家，绝不会因为落后就丧失民族的进取心，而是勇于进取，勇于超越，永不言败，这就是中国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两场奥运会和神七发射成功是在当前一系列复杂国际局势和世界政治经济深刻变迁的大环境下完成的：俄格冲突极度冲击了冷战结束以来的单边格局，而美国的后次贷危机以来产生的金融海啸更是国际经济秩序剧烈变化的前兆，可以这么说，格俄冲突和美国金融海啸后的世界将不再是之前的世界，一个旧的国际秩序将要宣告结束，一个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还远远没有形成，恰恰在这个时机，北京举办了两场奥运，神七取得巨大的历史性突破，历史就是这样巧合，一个旧的世界历史长波已经结束，一个新的世界历史长波却刚刚开始，我们不知道未来的世界是怎样，我们还无法精确勾勒出新的世界政治经济金融能源秩序，而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在下一个世界历史长波中，我们是世界中心的国家，世界政治经济权力比重份额必将大幅度转移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好戏刚刚开头,中国要勇于作number one，中国应该不用讳言要勇于作全球第一。

当然我们绝对不是盲目的乐观，随着美国金融海啸掀起的世界经济震荡，世界经济危机似乎越来越难以避免；随着反热钱的金融战争出现种种险情，中美经济孪生的经济模式受到重要挑战，外需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已经经历了经济寒流，如何启动内需已经成为中国最应迫切解决的问题。国内食品危机和监管漏洞也显示内部体制的改革依然任重道远，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距离现代化的标准还有相当距离，我们的确须臾不敢放松，的确要内部加强体制改革，外部认真进行战略设计。我们不会因为成功和强大而放弃学习西方，相反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学习和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并综合中国国情形成我们的制度价值观。我们不仅要在奥运会和残奥会上取得金牌榜首，更应该努力取得制度建设的金牌，特别是在保护公民个体权力和民主政治建设中更需要不懈努力，我们要作number one，不仅仅是指体育或是经济意义上的世界冠军，而是更应该成为制度建设和保护人权领域内的世界冠军。我们历史性地来到了世界历史的新长波，但是如何前行，依然要依靠我们今天的行动和改革。

2008年是中国不平凡的一年，许多重大事件都将化成历史记忆，我们的欢欣和泪水、幸福和振奋都将永远储存在我们脑海中，也将永远储存在未来中国崛起的历史画卷中。北京奥运和神州七号，将成为本年度的核心事件，深刻见证一个国家的崛起和一个文明的复兴。

谨以此文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59周年国庆，愿与国人共同励志。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中，媒体逐渐成为维护西方中心主义的核心手段之一。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时期的国际竞争中，相较于政治、金融、经济和科技等领域，媒体逐渐成为构建西方话语霸权、虚构自身国际道义形象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西方媒体还肩负着维护西方整体利益，遏制非西方对手，打击非西方竞争者，弱化对方道德权威和消解对方软实力的重大任务。在整个冷战的历史阶段，西方媒体的攻心战对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裂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豪不夸张地说，西方媒体是西方世界最终取得美苏两大阵营对垒胜利的生力军。了解西方媒体的运行模式和宣传手段，对于和平崛起的中国构筑自身的话语权体系，建立自身的国际道义形象，综合维护国家利益以及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份额和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媒体进行国际宣传的重要元素和手段

（1） 掌握定义权

无论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战后发动的战争中，在冷战的高强度对峙中，还是在西方与非西方的经济体进行竞争的过程中，牢牢掌握定义权是西方媒体胜出的重要原因。首先定义己方是“民主”和“自由”的，己方是尊重“人权”的，对方必定是违反“民主”和“自由”的，是侵犯“人权”的；其次，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是“普世”的，“人人与生俱来就应该享有的”，因此侵犯这些普世原则就是违反世界和平；第三对方总是违反这些原则的，因此对方总是威胁世界和平的，己方打击对方就是维护世界和平。

根据这样的三段推论，西方世界牢固树立了心理优势，因为非西方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包括过去的苏东阵营，大多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无论怎样努力奋进，在“民主”和“自由”等西方推出的价值观体系上都无法在短时间内赶上西方。因此西方世界面对非西方世界时可以树立一种恒久的道德优越感，而且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和掌握定义权的主动进行战争或是颠覆。伊拉克被制裁了十年，整个国家饿殍遍地，但因为价值观体系不达标，因此伊拉克即使什么不做，也威胁到了世界和平，而沙特尽管保留了君主制度，在价值观体系上更加不达标，但是定义权的掌握者却可以任意根据需要来决定打击谁和保护谁。而战争行为，明明本身是违反人权的，是反人性的，但是根据第一定义权优势，战争也可以被描述成为维护“人权”和“世界和平”。

（2) 语义的阐述权

既然掌握了第一定义权，也就掌握了语义和概念的阐释权。“民主”和“自由”既然是西方的语汇，因此任何非西方国家得到西方世界的承认就必须全盘接受西方的制度内核，完全接受西方的一切制度构建。任何国家根据本国国情探索的新民主道路和提出的新民主观在西方某些“民主”卫道士和“人权”原教旨主义者看来都是“修正主义”，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尽管中国和俄罗斯都在朝向西方定义的现代价值观方向发展，取得的进步无法 否认，但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偏离了部分西方的制度元素，因此，尽管中国百般表示要和平发展，依然被西方世界认为是最大的威胁。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思维其实非常僵化：“只要中国一天不完全像我们这样，就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系统。”西方媒体运用的正是垄断的“阐释权”，我们，只有我们西方世界，才能阐释什么是“民主”，才能评判谁是“民主”，任何与我们的偏离都是威胁。

荒谬的是，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是产生于西方社会文化土壤中的，西方各国根据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也发展出了不同的民主模式，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全统一的民主模式，中国和俄罗斯的民主制度也必须从本国的社会文化土壤中生发，才能真正建立坚固稳定的民主政体。我非常欣赏张维为研究员的一句话：民主是普世价值观，但是西方民主并不是普世价值观。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社会文化心理环境发展出自己的民主模式。如果妄想推倒故宫或是克里姆林宫，在其地基上建立中国和俄国的白宫，那一定是世界上最不伦不类的建筑。这个道理很明白，但是世界上某些心态狭隘者或是别有用心者总是喜欢采取绝对主义来看待问题。

（3）信息的筛选

世界是复杂的，历史事件是复杂的，当代的重大事件，但凡涉及到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和生活方式的冲突更是超级复杂。对复杂的事件，媒体如果不去梳理事件背后复杂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去认真分析冲突的社会根源和各方的利益背景，只是简单地进行信息的截取、屏蔽、裁剪，最后进行信息的筛选，那么就是误导公众和误导民意。然而不幸的是，西方媒体具有控制世界话语的权力和形塑世界公众民意的庞大资源，当西方媒体对某一事件进行刻意的筛选以到达扩张西方整体利益目的之时，公众就可能被集体心理催眠，接受了完全错误的信息，或者说是接受高度扭曲、经过人为精加工的信息。更加不幸的是，几乎在全球所有重大事件中，从粮食危机、石油危机、美国次贷危机、苏丹达富尔，西方媒体完全根据本国的利益对信息进行刻意地雕琢和精心加工处理，受众最后接受到的信息与事实相距甚远。

在北约1999年进攻南斯拉夫的战争中，就充分体现了信息筛选是如何为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提供合法化材料的。在战争前，所有欧美国家的舆论完全一边倒，断言南斯拉夫在对少数民族进行种族清洗，并提供了大量证据。整个战争宣传重点在于宣传除了战争别无其它任何手段，因为南联盟正在进行种族灭绝！事实上，的确存在着滥杀无辜的情况，但实际上是政府和叛军双方进行相互仇杀，既有塞族军警枪杀平民，也有科索沃叛军枪杀警察和塞族平民。无论哪一方施加暴力和进行血腥仇杀，都是违反人权和人道尊严的，应当同受谴责。然而西方媒体对事件的多侧面完全不闻不问，热衷于从“政治”角度和“意识形态”来思考问题，非要把欧洲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因此事件报道从一开始就是严重不公平的。虽然西方媒体提供的某些照片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这与“人权”的价值观念一开始就脱节，更类似一种心战攻势。西方媒体夸大南联盟的“暴行”，编造子虚乌有的“种族清洗”，同时完全屏蔽科索沃叛军的暴行。把民族间相互的冲突精心加工成为自己需要的“种族清洗”，如果西方公众哪怕当时能够听到稍微平衡一些的报道，也不会出现大多数公众支持战争的情况。

战后，当科学工作者将战争期间的报道和真实情况逐步复原的时候，我们看到信息的裁剪和筛选是多么可怕和危险，它足已调动公民的战争意识和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但却严重扭曲了事件的整体真相和不同的侧面。大多数支持战争的公众都是因为受到媒体影响，认为必须为了“人权”和“解救科索沃人民”而不得不发动这场“人道主义战争”，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义！不要说科索沃叛军对塞族进行的报复和杀戮，即使是北约的战争本身就是极端残酷和违反人道主义的，但是人们又能在战争期间看到多少平民被杀害的镜头呢？信息筛选就是这样，可以让受众看到一部分真实，但是剩下没有看到的部分恰恰可能颠覆你对事件整体的看法。就如瞎子摸象一样，摸到象腿就以为这是大象的形状，媒体操纵舆论到这样的地步是何其可悲！

（4）虚假信息和欺骗

除了信息筛选和屏蔽以外，提供虚假信息并进行欺骗宣传是部分西方媒体惯用的伎俩。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一位名叫娜耶热赫的科威特少女在美国国会的人权委员会作证说伊拉克士兵将几百个婴儿从育婴箱中拿出来，将婴儿活活摔死，这样的证词立即激起了美国全国的民愤，成为战争的催化剂，这就是有名的“育婴箱”事件。但战后证明这是一条彻头彻尾伪造的信息，作证的少女是科威特驻美国大使的女儿，她早就与美国的游说公司达成协议。1999年的北约针对南联盟的战争中，一条著名的消息“南联盟境内发现万人坑”广为流传，为的是证明战争的合法性，但这也是一条造假的消息，没有迹象显示南联盟实行过“种族清洗”。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最终也被证明是一条惊天谎言。

虚假信息和欺骗绝对不是西方媒体单一的个案，在战争中，双方提供虚假信息都是最经常运用的手段。然而，南联盟和伊拉克是弱者，其提供的虚假信息只能用于动员国内民众，进行内部动员，远远不足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影响，而文化符号的强势者 —— 西方媒体，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世界范围内传递假信息，误导世界公众，欺骗世界舆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暗示和催眠，以有效地调动各种力量对弱势敌方进行打击。不要以为欺骗宣传仅仅存在于战争时期，在和平时期，我们也会接受到大量有意散布的虚假信息，比如关于人民币升值，资本金融市场开放，美国金融危机等重大世界经济事件中，频频传出的虚假信息都是国际心战的一部分。

（5）照片的运用

照片的运用是最能煽动公众情绪的手段，对照片进行剪裁和精加工可以根据需要对公众情绪进行高强度的心理暗示，使得公众情绪随着操纵者的期待而发生变化。一张照片，当我们看到其中一部分可能是一种情绪，如果看到周围的环境和场景我们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情绪，如果告诉这张照片的背景知识我们恐怕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情绪。公众究竟看到哪一部分，究竟知道多少背景知识，决定了公众在何种程度上了解真相还是被媒体操纵。

比如在西藏骚乱事件中，德国图片报展示了一群被按倒在地的喇嘛的照片，喇嘛的上方只能看见几双手，西方公众看了这张照片后会自然得出结论，这是中国政府在镇*压*和平僧侣，这正是媒体操纵者所期待的宣传效果。如果把照片完全复原，就会发现这张照片上方按倒喇嘛僧侣者居然不是中国人，而是皮肤黝黑、戴着尼泊尔警帽的尼泊尔警察！如果能把照片周围流亡藏人暴力攻击中国领事馆的场景放入一张更大的照片中，公众会得出完全相反的印象和结论。

更加高明的是北约在1999年针对南联盟发动的战争开始以后，西方各个电视台都反复播放一个场景，那就是大量科索沃男女老幼的难民离开故土的镜头，场面极其震撼，暗示人们发生了人道主义灾难，这幅场景立即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然而报刊和杂志并没有对这张照片的背景知识作出深入介绍：究竟是北约的轰炸导致了科索沃难民的流离失所，背景离乡，还是南联盟的种族清洗导致了这么多难民逃亡？这是具有致命意义的盲点，如果背景资料完全的话，人们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去反对战争和认识到战争的残酷，然而没有任何背景知识的情况下，大多数公众被彻底催眠了，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扩大攻击战争才能挽救科索沃人民于水火之中，由此可见运用照片操纵舆论是现代心理催眠术的核心手段。

（6）信息的非对称性

由于新闻记者掌握大量不同侧面的信息，而普通公众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对每条新闻进行严格核查，同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越来越缺乏耐心去考察信息的真实来源，公众越来越倾向于不加批判地接受一切获取的信息，这就提供给媒体操纵民意的巨大空间。笔者称新闻专职记者和普通公众之间的信息差距为信息的非对称性，这样的信息非对称性在特定时代，比如在战争期间可能是致命的，它可以在短时期内调动民意结构来支持一场非法战争，通过媒体的介入来最大程度合法化本来是非法的侵略。许多西方国家公众认为自己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政体之下，生活在新闻自由的社会，因此从来没有意识到被蓄意心理暗示和欺骗的可能，这就形成了民主社会中的低度反省思考能力的怪象。

（7）信息的时效性

西方部分媒体本身的确也具有反思能力和反省精神，比如在北约进攻南联盟战争的两年之后，笔者在德国国家一台看到一个节目，深刻反省了科索沃战争前许多媒体裁减和筛选镜头带来对整个事件的认知误差。不少非政府组织成员包括红十字协会的成员非常公正地指出当时南联盟并没有进行种族清洗，更没有万人坑事件，而且科索沃的叛军利用了西方媒体的支持，也肆无忌惮地实施了很多暴行。因此公正地看待整个事件是双方都在进行报复式仇杀，而决非一方“正义”、一方“邪恶”那么简单，类似这样的对战争的反思和再思考在战后总会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上演。

有人会说，这充分体现了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然而，这才正是最可悲的一点：战争时期，所有媒体进行同一种声音的媒体闪电战，因此已经完成了预想的效果，当战争结束后，根据新闻的时效性原则，该题目很快被公众淡忘，时间是最好的遗忘剂，也是淡化媒体操纵的最佳手段。当反思以不成比例的微弱声音在电视里播放的时候，或是在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版面、或者在报纸上一块豆腐干大的地方进行战争反思报道时，无论如何，都时过境迁了，没有多少人会看到或是读到这条消息，即使偶然看到或是读到，真正感兴趣的人也不会太多，新闻和信息一旦过了时效期，之后的反思或是反省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

对比战争期间扭曲信息的超级放大，以及战后微弱的反思声音，除了刻意显示西方社会是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以外，不会有任何实质意义，因为战争期间的声音早就通过传媒深深刻入人们的集体记忆中，任何对真相的追求只能是有由少部分科学工作者和探索真相者完成，对大众舆论不会有什么影响了。

以上讨论了西方媒体主导世界舆论的一些重要手段和核心元素，这非常有助于我们加强对西方世界主导话语权的认识。由此笔者得出的结论是，西方世界已经通过其全球媒体广泛地构建了自己的霸权语言体系，这样的霸权主义体系笔者称之为信息霸权主义。信息霸权主义是除了政治霸权、金融霸权和经济霸权之外重要的支配关系体现形式，其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信息的垄断以及掌握信息的定义权和阐释权实现对世界的权力支配。信息霸权主义者刻意利用信息优势不费吹灰之力建立起虚构的“真实”，在全球范围内对公众进行疲劳轰炸式报道和深度心理暗示，通过全球范围内的移动心理催眠来调动民意结构的支持，同时降低公众理性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通过霸权的信息优势剥夺弱者的反抗和申辩能力，将弱者固化为政治和文化上的野蛮者形象，同时为强者军事或文化入侵弱势国家奠定基础。

当前，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大国在崛起，与此同时，西方媒介构筑的信息霸权主义将是西方世界构筑敌人形象、建立反华联盟的最重要力量。信息霸权主义不仅垄断对西方主流民意的塑造，而且直接阻碍着中国和西方民众的交流和理性沟通。信息霸权主义归根结底在于要让非西方的竞争者失去在国际社会理性讨论和理性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并最大限度服务于西方榨取世界政治、经济、金融、能源、原材料等利益之目的。

但是随着中国崛起和南方跃升，信息霸权主义和对话语权的垄断也越来越难以为继，中国必将随着综合国力提升的历史进程加深对话语权和信息平等的深刻理解，而且必将要求平等的话语权份额和信息平等权。我们每加深融入世界体系一步，就越发深刻认识到全球的不平等决非仅仅是经济的不平等，我们处在一个方方面面都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中国崛起，注定是不平凡的历史进程，也必将填平信息和话语权的不平等鸿沟。

（备注：作者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在阅微堂上发表了中国崛起策系列文章，并根据网络发表文章改编出版了《中国崛起策》一书。如果引用《中国崛起策》文章段落和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在媒体成为我们这个星球的主要信息扩散和传播手段以前，信息的流传和扩展非常依赖面对面的交往。特别是在大众运动中，信息、新闻和流言会在集体的亢奋和激情领袖的演讲中得到迅速传播。法国的社会政治学家勒庞和塔德堪称研究群众运动、大众心理和信息传播的先驱。

勒庞指出，在大众的群聚之中，随着集会人数的剧增，人群的平均智力也在不断下降，无论是受过高度教育的民众，还是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也无论是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身份的参与者，在一场大众运动中，人群的智力特别是思考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分析能力直线下降，反而是激情的演讲、精巧的暗示、耸人听闻的流言、强有力但是却缺乏逻辑分析的语言能够占据上风。

勒庞发现，在群众的集体运动中，人们惯用的语言是“我们”、“他们”、“同志们”和“敌人”等带有集体归属的词语，而较少使用“我”、“你”等单数词语，当个体融化到集体大众中的时候，个人的理性、权利和义务意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集体的名义而为所欲为。在大众的群聚中，消息的真假从来都是无关紧要的，消息的来源也是无需考察的，理性思考是完全多余的，关键在于能否煽动和激发起一种集体情绪和集体无意识，这样的情绪或许是愤怒、或许是高峰情绪体验、或许是崇高理想的支配，在大众的集体狂怒和集体欣喜中，任何非理性的暴力活动都可能产生。因为对别人生命财产的任意支配和剥夺在平时是不敢想象的，但是在一场暴众运动中却有可能因为人数的众多和匿名性而使得参与者缺乏权利和义务的公民意识而无所顾忌。

塔德是这样分析群众运动中的群众心理的：“不管他们在个体来源和其他方面有何不同，群氓都具有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包括非常的偏执、可怕的敏感、荒唐的自大和极度的不负责任，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过分自负，过分狂热。对群氓来说，在恐惧和兴奋、‘万岁……’与‘打倒……’的呼喊之间没有任何中庸之道”(塔德1910)。 勒庞则指出在群众运动中平均智力下降的“均质”现象，甚至是善于理性思考或是逻辑推理的个人，只要他在现场的大众运动中完全被现场的气氛所主导和牵引，他的智力就会下降到平均的低智力水平。

在欧洲历史上大规模聚集的群众运动中，比如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露天广场上处死异教徒的公开审判，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都体现了人类社会共有的大众心理特征：当一个流言传播的时候，尽管其未经任何验证，它却可以树立“敌人”的观念，加强了一个均质群体的集体恐惧感和对敌人憎恨而带来的同仇敌忾，这时候，人群的暴力就不受任何理性思考和逻辑思维的约束，只要树立起“异教徒”或是“犹太人”的可怕形象和妖魔想象，那么任何针对这些人群的残酷暴力活动在一场大众运动中都可能得到超级的追捧和大众狂热的支持。即使是在当代，不久前在西班牙南部还爆发过本地居民集体围殴和追打迫害外国人的事件，可见对大众运动的大众心理行为研究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勒庞指出，在大众运动中，群众的意识有时会漫无目的地漂游，并受到暗示的操纵和牵引，当流言传开的时候，理性可能告诉我们这是谎言或是非真实的描述，但是不受制约的激情让我们彻底丧失了理性判断能力和批判能力：“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群体对这个事实却视若无睹，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群体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它把头脑中产生的景象也当做现实，尽管这个景象同观察到的事实几乎总是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出现在所有十字军官兵面前，在场的人中肯定有个人首先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勒庞 1963）。

大众心理在群体运动中的运行轨迹可能是随着一个接一个的流言而无意识地漫游，也可能是接受了暗示和催眠后被一双无形的手进行操纵，当然也可能是一些高智商的魅力型领袖对大众进行魔力催眠，将群众运动引向狂热的暴力或是疯狂的崇拜之中，这当中，领袖人物有意识地对大众心理进行的催眠和操纵更加接近现代媒体对民众心理控制的手段和机制。勒庞总结了那些在群众运动中的天才演说家必须具备的演说技巧：群体因为在大众的运动中期待着激情的宣泄以及对“敌人”和“我们”的清晰划分，因此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同时演说必须坚强有力，言之凿凿，并不断重复一些激烈但又是简单的词语。而演说家切忌以说理的方式进行演讲，一旦使用科学逻辑的语言和分析推理的方式，演讲者就可能被期待激情宣讲的听众轰下讲台（试比较勒庞1963）。

因此在领袖和大众的群体互动中，信息可能是精心过滤和操纵的结果。希特勒的演说词在一个正常人独处阅读的时候很可能被认为是一堆疯人疯语，在一个科学家的眼里更是缺乏逻辑推理和分析论证，是一堆劣质的煽动材料，但是在激情的大众运动中，这样的演说反而能激起大众千百倍的能量去实现领袖可怕的权力欲望。在希特勒狂热的演讲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合理”，什么是“谣言”，什么是“理性”，什么是“疯狂”都变得不重要了，关键在于通过对大众的谣言传播和心理暗示，辅之以领袖的心理催眠和魔力引导，人群已经成为无意识的暴众，可以任意去迫害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实现纳粹党的社会动员计划。没有人会去问“犹太人是否是无辜的？”，没有人会去思考“我们的领袖是否是疯子？”，没有人会去质疑“纳粹党的宣传是否是真实？”，于是大众的平均智力被有意识的暗示和催眠利用了。

在现代媒体出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以后，对大众心理的引导和操纵发生了数量上的变化，法国社会学家塞奇 • 莫斯科维奇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信息受众，一是一级群体，指的是面对面的情况下在一场大众运动中接收信息的受众，例如在广场、看台、操场周围群聚的大众；第二则是次级群体，指的是现代媒体比如收音机、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信息手段传播的受众，但是支配人们信息获取渠道的内在逻辑仍然与前现代化的社会有着类似之处，心理手段的暗示和催眠依然广泛存在，只是受众数量发生了激增，塔德描述到：“通过每次变化，一个总体规律的轮廓显示出来了，这一规律表明了领袖人数与其追随者人数之间不断加大的差异。例如，在古代，一个拥有2000名市民的城镇可能由20位演讲者或氏族领袖所统治，其比例是1:100。而现在，只要20位热心的或现成的新闻记者，他们就能统治多达4000万市民（指的是4000万法国人口）。这个比例是1:200000” （塔德1895）。

随着现代传媒的出现，人们可以不再去公共场所或是露天广场接受信息，可以在家里安静地阅读报刊杂志，也可以独自在家里收听广播和看电视，大众运动的激情减少了，人类的理性自觉可能增加了，但是反过来讲，大众媒体的煽动和远距离操纵和催眠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如果大众媒体传播的是虚假信息或是经过严格过滤和精心暗示的信息，就有可能把千千万万分散在不同家庭的受众激发起来，成为无需聚集在一起的大众运动或是非理性激情。公众舆论可能是一种正面的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和民意结构的反映，但也极有可能为远距离的催眠和煽动所操纵，形成远远超过前现代化社会大众运动集合的破坏力。现代传播媒介由于其广覆盖性，极有可能成为野心家动员大众、煽动仇恨和进行精巧心理控制的工具。希特勒的纳粹党正是通过广播而完成了在全德国范围内的远距离催眠和心理控制，实现了前现代时期难以实现的在广大范围内迅速的人群动员，将德国推向了战争的灾难。塔德精彩地描述到：“单靠口才，只有几百或几千名听众可以接受催眠；靠手写的书本，接受催眠的人数远远超过几百或几千人；现在靠报纸，难以计数的人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会被深深吸引。”（塔德1895）

莫斯科维奇指出，现代的媒体编织出一道精密的网状结构，密不透风地对公众和民意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现代媒体的巨大力量前，公众往往把接受到的信息不加思考地视为“真实”或是“理所当然”，而较少地去对媒体中的新闻真实程度和消息来源进行批判性的质疑。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众媒体可以完全操纵民众的情绪。莫斯科维奇认为，真正能够煽动公众情绪的是耸人听闻和震撼人心的消息，这样的消息可以成为媒体在市场中生存的捷径，然而，媒体操纵的精巧程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真正唤醒公众并给它行动机会的方法是激起它的仇恨。向它展示一份美味佳肴——一个让人讨厌和反感的对象——就等于让它自由地发泄它潜在的破坏力和侵略性，这些破坏力和侵略性似乎一触即发。这就意味着，把它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对手身上（不管对手是人还是思想）是指挥和领导它的最可靠的方法。因为时事评论员对此了如指掌，因此他们总是毫不犹豫、不择手段地利用这一情感，因此也就有了塔德的陈述：‘在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辩解都不会像诽谤那样成功’。”（塔德191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前动员中，媒体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动员和煽动仇恨的作用，在媒体推波助澜的心理暗示和催眠下，人群极易陷入一种道德崇高和身处世界中心的感觉，他们会简单地认为：敌人是“邪恶”的，是一群“撒旦恶魔”，是必须被消灭的。在交战各国的首都，人们因为自己的国籍身份的归属而产生截然相反的观点，但却处于相同的人类激情和疯狂之下。在维也纳和柏林，人们激情地游行反对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的魔鬼；在伦敦、巴黎和莫斯科，人们处在同样的激情和高峰体验下，只不过他们要反对的则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魔鬼。即使是理性的知识分子，这时候也选边站，比如德国的学者发誓再也不去英国，英国的音乐家发誓再也不听“魔鬼之邦”的音乐，人类的理性和理智真的很脆弱，而疯狂和集体狂热意识则是极易被催眠激化的。世界大战中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够拨开迷雾，不被媒体的催眠和暗示以及民族主义狂热所迷惑，比如罗曼•罗兰坚持反战，但这样的学者真是少之又少（试比较邵滨鸿2004）。

千万不要以为二战中的宣传是纳粹德国的专利品，也不要认为只有共产党国家才会进行宣传，事实上，英国、美国等所谓民主国家所进行的宣传决不亚于其它政体。在民主政体下，无论是早期的一战、二战，还是在二战后的当代历史发展时期，所谓自由民主国家对媒体的操纵更加隐性化、隐蔽化。事实上，媒体通过对公众民意进行心理操纵，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的利益，不断策动颜色*革*命，颠覆别国内政，扶植亲西方的政权，并最终实现对别国的利益控制，已经成为西方世界心照不宣的话语武器。一个通常的疑问则是：西方世界是民主国家，国内具有健全的权力分化体制，公民权也基本得到保障，媒体则是从属于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权，甚至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美誉，那么我们该怎样理解西方媒体的宣传功能呢？

事实上，由于现代民主和法治体制的确立，西方国家媒体在国内报道中，应该说其作用多为正面的，媒体可以相对客观地传递本国的信息、传递符合其社会本身价值观的信息、展开公众讨论等，但是相对于其它社会系统如司法、教育和科学等系统而言，媒体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没有完全实现功能分化的系统，其内部的独立操作还是受到市场机制以及国家利益的影响，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对媒体系统有很强的形塑功能，因此媒体只是一个部分独立的系统，其系统分化功能明显弱于其它系统。但是相对的独立操作却为媒体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仿佛媒体是完全独立运作的。因此在中西媒体之间的争论战中，西方媒体经常运用“国营的中国媒体”或是“国家控制的中国媒体” 等词语，其实这就是一种精巧的心理暗示和魔力催眠，然而却巧妙地掩盖了复杂的社会层面：一是西方媒体并非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完全独立运作，其中媒体市场、公众舆论和政治市场完全在影响媒体操作，这样的事实被巧妙地掩盖了；二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市场改革，媒体观点早就非常多元，虽然国家的控制依然存在，但是市场化的运作和公共观点的兴起让中国媒体的运作模式早就不同于党控制一切的毛时代；三是通过“国营”和“国家控制”这样的暗示词语转移了对话题和事件真相的追求，事实上国营媒体也会说真话，自由民主媒体也会进行“宣传”，甚至散布谎言，但是通过语言的巧妙转换，西方公众在读到报道的第一句话时就被催眠了，他们会下意识地思考：“中国媒体是国营的，因此报导是不实的；我们的媒体是独立的，报道当然是真实的”，谁会去辨别话语中的暗示和操纵？

同理，面对中国公众质疑西方媒体造假的愤怒情绪，西方媒体将其描述为 “中国政府操纵的公众舆论”，通过这样一个极为巧妙的语言暗示，西方媒体顺利地消解了中国民众的任何公共舆论，转移了对事件本身真相的探讨，通过心理催眠让西方公众瞬间相信了自己媒体的宣传。在这样的大众心理催眠中，中国13亿人口中不同个体的观点以及新兴的公民社会多元的思想完全被有意识的抑制了，只要一句“中国政府操纵”就可以将所有中国人的观点扼杀和歪曲。

因而，如果说西方媒体对于本国事务还能相对客观公正地进行信息传递的话，在对于国外特别是非西方社会的报道中，媒体对舆论有意识的暗示和操纵就成为了家常便饭。这样的暗示和心理催眠不仅针对本国民众，也直接针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受众。在对本国民众的宣传中，要树立的是“我们”或是“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在某些情况下要建构出对方“野蛮”、“妖魔”的“敌人”形象，通过心理暗示树立起西方民众对其它国家强烈的偏见和敌意，在全球化时代就可以顺利引导西方消费者的倾向：通过西方民众对一国的强烈憎恶之情来减少西方消费者对竞争者产品的购买，从而达到保护西方经济产业和打击竞争者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的效果。而针对非西方国家的战略宣传和心理暗示则有更加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争取让别国民众的思想完全随着西方媒体的心理暗示和心理催眠而转动，从而达到自动解除别国思想武装的目的，一旦时机成熟，就毫不犹豫地策动颜色革命，扶持亲西方的政府上台，最大程度上推广西方世界的利益。

德国媒体学家Peter Hahne认为，西方媒体对公共舆论的操纵往往分为几个步骤，一是制造恐惧气氛，比如先故意在媒体大造舆论，断言中国即将超过西方，中国产品将席卷全球，中国非民主的制度携带经济成功将威胁到西方制度的生存等等，有意识地创造出耸动的“敌人”观念，却有意忽视了中国崛起为西方带来的巨大机会和市场繁荣；二是扩散这种非理性的恐惧和敌视感觉，通过媒体群起的轰炸报道和对视觉、感觉、听觉和知觉的狂轰滥炸，在短时间内树立起信息屏蔽的长城，降低公众的判断力、分析力和理性思考能力，一个非西方国家在短时间内就可能从一个正常国家变成一个野蛮国家；三是掩盖事实真相，或者只报导事情真相的一半或是百分之十，但是扭曲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四是运用概念占据荧屏和报刊，当“民主”、“自由”、“人权”的概念失去了内在基本含义而形成概念重复和概念“通货膨胀”时，概念本身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能够运用这样的概念妖魔化对方；五是制造同一种声音和“一言堂”，在西藏事件的信息大战中西方媒体有意地维护一种声音而屏蔽不同的声音，让心理暗示的效果达到最强化，让人们的理智最小化和最弱化；六是头条效应，长时间将丑化报道配合耸人听闻的题目放在新闻和报刊头条，加强宣传效果；七是提供虚假信息，当真实的事件不足以达到渲染对方的“野蛮”和“残暴”的时候，制造大量虚假的新闻，蓄意欺骗受众，就成为可能的手段。在信息战中，关键是信息量的庞大和快捷，以及目的性和效果性，而真实性完全退居其次；八是掩盖真实意图，谈论的可能是“侵犯人权”和“关注人权”，真实意图则是颠覆别国，图谋不轨。

在西方媒体长期垄断世界新闻来源和新闻报导的情况下，西方媒体不仅可能实现对本国民众的暗示和心理催眠，也可能对别国受众进行暗示和催眠，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更有可能实现全球范围的虚假信息构建和全球心理操纵。尤其是在西方媒体组成的国际媒体和国际信息来源中，西方世界俨然成为世界话语权的主宰，可以主导世界舆论。尤其通过今年三一四拉*萨*骚*乱事件来看，西方世界的确具有全球舆论的主导优势，可以在短时间内将一个国家信誉彻底损毁，通过摧毁一国国际形象来摧毁其物质形态的力量，这是大众媒体对大众心理巧妙操纵的最高阶段。如果中国不能深刻认识到这其中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能在全球媒体战中逐步建立自己的话语权体系，我们就会在中国崛起道路上陷入严重困境。一些虚假的信息，一些巧妙的心理暗示，一些精密的大众催眠术，就可能让中国转瞬间成为支持缅甸和津巴布韦的“独*裁*暴*政”的后台势力，并把中国描述成为支持苏丹的种族*灭*绝，这样恶劣的指控当然会损害中国的国际道义形象和国际观感，进而可能引起多国公众对中国的反感，甚至引发对中国产品进行抵制。在这里，心理战从言词开始，到打击中国实质的物质形态的力量为结束。这就是我们说的软实力的薄弱最终导致硬实力的损害。

西方媒体操纵大众心理的舆论战和心理战已经成为中国崛起道路上一个不能忽视的重大议题，继续无视这个议题，将对中国现代化带来严重的后果。下一篇将继续分析西方媒体在国际心理战中的手段，并最终将提出一系列提升中国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能力的建言。

参考文献

1. （法国）塞奇·莫斯科维奇 ：《群氓的时代》，许列民 薛丹云 李继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2. （法国）Le Bon, Gustave：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 (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Paris: PUF, 1963
3. （法国）Tarde, G.：L’Opinion et la foule (塔德 《大众的观点》)。Paris: Alcan， 1910
4. （德国）Hahne, Peter,： Die Macht der Manipulation (《操纵的权力》)，Neuhausen-Stuttgart: Hänssler, 1986
5. 邵滨鸿：《国际冲突与大众媒体》，登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4期

（备注：作者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在阅微堂上发表了中国崛起策系列文章，并根据网络发表文章改编出版了《中国崛起策》一书。如果引用《中国崛起策》文章段落和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I “东方主义视角下”下的西方话语支配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摘录自马克思《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著名的美籍巴勒斯坦学者萨义德在其成名作《东方学》一书的开头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描述殖民主义者心态的传神之语，用来描述东方和西方的不平等关系：“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在早期殖民者对于非西方世界的看法中，东方作为相对于西方的定型化的“他者”形象并不具备主体的认识能力，东方人作为理性西方人的对立面，不仅不能对世界进行理性全面的阐释，也不具备理性认识和阐述自身文化的能力，因此他们是“失语者”，在知识和智力上都无法成为完整和正常的人，因此他们没有表达能力，更谈不上话语的构建，他们关于本身文化的认识必须经过西方的构建，才能被人类社会普遍接受。因此东方并不是一个主体，西方对东方的认识并不是建立在东方本体论的基础之上，东方人更不具有主体位格，因此东方人说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西方人说什么才算数；东方人在思考什么可以忽略不计，关键是西方人是如何思考的，才可以代表普世的看法；东方人的呐喊、愤怒和内心的感受并不重要，而西方人的情绪和情感才能真正代表世界的主流情绪（萨义德 1999）。

萨义德从小生活在巴勒斯坦，祖国的悲惨遭遇和民族空前的灾难让萨义德的内心充满着苦痛，他在美国学习了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后，逐步吸收了意大利政治学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关于“知识—权力—支配关系”的理论，创建了关于东方主义的庞大理论体系。葛兰西属于欧洲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依赖的不仅是暴力革命，而是更依赖于在精神层面上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后者在未来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为资产阶级对社会的统治和合法性的来源随着社会文明的推进越来越不依赖于简单的暴力统治和暴力镇压，而是逐渐依赖于一整套文化意义上的，对社会主流观念的塑造、引导和支配，通过精神文化的深入人心和心灵意义上的文明“教化”，资产阶级实现了文化霸权，被统治者在主流文化和主流观念的控制下，逐渐完成了反抗弱化和对统治阶层认同的过程。因此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以及颠覆统治阶层的文化霸权，是无产阶级面临的新任务(Gramsci 1971)。

应该说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是20世纪初期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和单纯的阶级观点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今天的社会。今天社会的多元化和阶级关系的弱化使得“阶级斗争”和“文化斗争”这些具有张力的词汇含有过多早期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色彩，因此对于葛兰西的理论进行批判性吸收是比较合理的选择。相比较而言，福柯关于社会精英通过话语主导而实现话语权的制定以及深层次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支配具有更深刻的认识论意义。在福柯的观点中，各种社会边缘群体是话语权的“弱者”，而话语权的定义者则通过一系列话语机制和定义主导权实现了对他们的牢固控制。难以想象的是，在主流话语语境的压迫下，弱小团体是多么无助，是陷入怎样深刻的压迫感中，是怎样在话语强权中被迫“失语”，成为现代文明机制中的被压迫者。萨义德正是吸收了福柯“知识就是权力”、“话语主导可以实现支配”以及葛兰西“文化霸权”和“文化主导权”的观点，并且借鉴了福柯进行考古学和谱系学研究的方法手段，进行了丰富的文献考察和文本研究，从而提出了东方主义的观点。关于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研究进而被称为东方学(萨义德1999；Gramsci 1971；福柯 2006)。

东方主义，说白了就是西方如何通过自身的想象、认知、剪裁和一系列的过滤机制，进而按照自身的需要构建出来的关于东方社会、文化、政治、宗教、民俗和人民的整体看法。通过对东方的想象和构建，西方将东方视为一个定型化的“客体”和“他者”，也就是通过建构“东方”来界定“西方”本身的存在和本位文化。正因为东方的存在，才有了“西方”这一说，正因为有了“东方文化”、“东方文明”这样的对立面，才能树立牢固的“西方文化”、“西方文明”的概念范围。进一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西方关于东方的认知加强了其本身的认同感和本位文化的身份确定。萨义德在大量西方文献关于东方的描述中（特别是早期西方人来到东方后的游记、传记、旅行日志和文学作品以及宗教典籍中关于东方的描述），发现了西方在对东方的描述中往往存在着一种猎奇的“赏玩”心态：东方遍地是黄金和珍宝，东方的集市上充满着香料的味道，东方的文化充满着神秘和异国情调，东方宛如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一样蒙着神秘的面纱；但是东方人又是非理性的，野蛮的，不具有正常人的知识和智觉，东方人蠢笨、无见识而又不懂得逻辑思维，东方的君主残暴而又无德，东方的社会管理混乱，东方是肮脏、混乱和无序的，在那片辽阔神秘的土地上居住的是一群异教徒 （萨义德 1999)。

萨义德在早期的典籍中所指涉的东方指的是今天土耳其经过阿拉伯国家到伊朗这片土地，在欧洲语言中，orient指的正是这一片地区，而不包含中国和印度。在萨义德后期的作品中，他将东方的范围加以扩大，进而涵盖了东亚和南亚的文明。其实我们今天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概念比如“东方”以及“近东”、“中东”和“远东”的看法正是以西方的视角来观察东方的结果：根据距离欧洲的远近，不同的区域被分成不同类别，“近东”是指距离欧洲最近的地区，比如土耳其；“远东”则是指距离欧洲最远的地区，比如中日韩。西方描述的东方其实不是真正的东方，也不是东方人自己认识的东方，而是西方构建和创造的想象中的东方，通过一系列的对立性的二元区分比如东方/西方、我们/他们、文明/野蛮、高尚/低下、基督徒/异教徒、理性/非理性、进步/落后等，西方树立了一个不同于自身、非我族类的“他者”形象，正因为这个“他者”的野蛮和无教养才能更加衬托出“我们”（西方）的文明和教养，正是通过这个他者的非理性才能衬托出西方的理性，正是因为这个他者的落后和低下才能衬托出西方的先进和高尚。“东方”的存在正是“西方”的对立面，正是构建了这个非我族类的全面落后和不道德的野蛮人形象，才能衬托出本位文明的永恒的优越感和道德感。而在殖民主义扩张的时期，对东方异国情调和财富的描述刺激了西方向东方和其他非西方区域扩张的过程，而西方认知构造的东方“野蛮落后”的形象也为西方的扩张提供了道义上的基础，先进征服野蛮，文明征服落后，这正是一种攻势文化和强势文化的逻辑（萨义德 1999)。

随着全球殖民主义的扩张和掠夺，“船坚炮利”固化了西方的优越感和文明中心主义，西方进而剥夺了非西方文明对自己文化和文明表述的权力，东方在西方持续的文化霸权下失去了文化自信心，东方的知识分子在对本国文化历史的构建、艺术创造、审美情趣和学术研究中出现了迎合西方中心主义的趋势。当创造并不是为艺术本身而创造，当一个民族不能按照本位的立场诉说自己的历史，而一切是为了迎合强者的思维习惯和思维逻辑的时候，东方主义就深刻展示出一种文化和话语权背后的权力关系。文化的霸权、对于东方彻底的“客体化”和“定型化”以及东方知识分子的自身失语和在殖民主义文化的语境之中的自身迷失，无非是体现了福柯的“知识—话语权—支配关系”的社会规律。在西方的东方主义的视觉中，东方是“客体”，而不具有“主体”地位，东方人也被异化成为“客体”，他们是无知、无识和让（西方）人无法理解的一群。“他们”就是“他们”，永远无法成为“我们”。通过人为的、主观的、以及西方所需的构建过程，西方完成了对东方的异化、物化和客体化。东方人在乎西方人怎么看待他们，而西方人并不在乎东方人怎么看待他们；东方人重视西方人的观点，而西方人并不在乎东方人的言说，这归根结底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支配关系，它产生于西方扩张和殖民的整个历史过程，并且随着西方在全球取得支配的优势地位而定型了一种全面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内在的支配逻辑（萨义德 1999, 2006)。

今天，尽管殖民主义的统治已经结束了三十多年，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步随着东亚的崛起而从大西洋两岸转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权力的对比关系，并将深刻形塑未来世界的新兴权力格局。但是支配了这个世界400多年的逻辑并不会在短期内完全改变，世界话语和文化的霸权垄断者并不会就此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殖民主义的结束和世界政治经济权重的相对变化甚至会在某一段时间更加刺激话语权支配者的紧迫感，以话语权和道德高地的优势作为压迫新兴大国崛起的重要工具，从这个角度来分析2008年的西藏问题和圣火传递才能更好地把握当前世界格局演进中的规律。

II 话语权扭曲下的“香格里拉”神话

初次到国外来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都会在不同场合下面临“西藏困境”，或是在与朋友、同事聊天中，或是在路上、火车上都常常会有人突然发难：“为什么中国侵略西藏？”“为什么中国灭绝西藏的文化，摧毁西藏的寺庙、信仰和语言？”初次被责问的国人通常会感到困惑不解，而当我们试图为我国的西藏政策辩解，指出我们对西藏每年都有大量的财政投入和财政补贴的时候，回答可能更加生硬：“那是你们试图殖民西藏。”如果我们指出国家努力提高西藏人民生活水平，投入大量人力物资建设青藏铁路，我们可能得到的回答是“那是中国试图加强对西藏政治经济的控制，中国试图将西藏人在当地变成少数民族，而使得中国人（汉人）占据多数。”有过几次这样的遭遇后，我们就会发觉西藏问题自身是一个怪圈，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话语陷阱。按照西方世界通常对西藏的描述，那是一个世外桃源，是“香格里拉”，是中国人在1951年入侵西藏，破坏了西藏的文明和文化，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一方的说法，那就是中国在西藏实施了“文化灭绝”和“种族灭绝”。作为地球村的文明成员、文化的捍卫者 — 也就是西方国家，有义务关注西藏问题，并阻止中国在西藏的文化毁灭。每个中国人听到这些观点，都会非常愤怒，也会非常痛心疾首，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这样的言论能够在西方社会成为主流，为什么在一个号称民主自由、信息索取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能够允许这样的弥天大谎成为主流信息？

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一是西藏问题本身极其复杂，有着复杂的社会、民族和宗教等因素，存在历史上的冲突和缺憾，因此一个复杂面向的问题是很难用简单的化约来完全分析清楚的。西方在西藏问题上完全倒向海外流亡藏人和达赖一方，与西方的反共情结是紧密相连的，既然达赖是共产党中国的敌人，自然容易被反华人士和某些战略家奉为上宾；二是人类普遍具有高山情结和对神秘文化的崇拜，尤其是在进入后现代主义的西方，在物质主义的冲击和传统宗教灵性低落的情况下，民众容易对东方的神秘文化或是和平的佛教文化产生兴趣，而达赖一方精心包装的藏传佛教文化迎合了传统的“猎奇心理”和“赏玩心理”，很容易引起西方民众的兴趣；三是达赖精心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和平大师，言必谈“和平”、“人权”、“民主”、“环保”等符合西方施主口味的普世理念，且能巧妙地将藏传佛教与这些后现代理念结合起来，并结合自己在西方奔走多年练就的“民主风度”和“迷人微笑”，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以弱抗强的和平抗议者和心灵大师，因此在西方倍受欢迎，参与了与西方话语权的共同构造。

然而以上几点并不能回答这样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西藏问题”的根本性颠倒错乱？是什么导致了对旧西藏的严重扭曲的选择性描述？是什么促成了一个人为构建的、其实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香格里拉”？是什么导致严重的选择性失忆，残暴的农奴制不见了，乌拉的差役不见，喇嘛阶层的神权政治不见了，葛夏政府的横征暴敛不见了，旧式奴隶主的后代却成为了普世文化的代表者？是什么导致了选择性的“失忆”，对农奴的悲惨生活视而不见，对挖眼、断骨和剥皮的野蛮行为完全没有任何提及？是什么导致严重的对现实的颠倒，对新西藏人均寿命、识字率和婴儿死亡率等方面的巨大进步完全“失语”？是什么导致西方主流媒体对包括西方科学研究在内的大量科学数据和量化研究选择性“失明”，而对一个任意制造谎言的机构提出的数据却大加引用？是什么导致了言必称“言论自由”和“客观公正”的西方媒体选择性“失聪”，对于绝大多数藏区牧民和农民的看法永远听不见，而对某些代表过去神权政治的特权团体的声音却刻意地放大、再放大？是什么导致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在数十年的时间内无法通过民主自由体制内部的调节机制得到反映，反而是在涉及到西藏的问题上谎言永恒地凌驾于真相之上？

对于西藏问题越是深入的查询、研究和探讨，就会发觉西藏问题是一个深不见底的话语权陷阱。我明白，一个西方普通民众支持西藏很可能是简单地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也许他或她并不反华，只是出于对达赖和流亡藏人的同情，但是这样的支持背后可能是美国好莱坞数部关于西藏的电影和西方媒体对西藏长期扭曲的报道和渲染所形成的结果。绝大多数公众哪有时间和精力静下心来去稍微考察一下西藏究竟在哪里？绝大多数公众哪里有时间去阅读科学文献和查询历史资料？绝大多数公众哪里有机会实地去考察一下他们所听到的是否远离真相十万八千里？大多数民众由于深信自由民主政体下的新闻自由和新闻道德，对于自己听到的报道深信不疑，失去了起码的思考能力和反思能力，因此完全被媒体和精英人物刻意制造的神话所愚弄。当然，这是一个共同体结构，媒介和精英群体通过对话语权的任意截取、筛选和塑造，在民众中树立一个“他者”和“野蛮者”（中国）的形象，这里正深刻体现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精髓和福柯“话语—权力—控制机制”的深刻论述：不在乎西藏问题的真相是什么，只在乎根据某些精英集团的利益塑造西方需要的、想象的“西藏”；不在乎真实的“中国”是什么，只在乎塑造一个“政治文化野蛮者”的形象，通过建构出来的“他者”和“野蛮人”形象，使得西方取得牢固的道德制高点和道德优越感。在中国和平崛起、世界经济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重要历史阶段，西方物质生产和物质形态的力量已经不再具有优势，这是数百年来世界未有之变局，西方某些精英集团感到了空前的失落和紧迫，因为话语权的力量毕竟是建筑在物质形态力量的基础之上的，当德国的世界GDP第三和世界出口贸易冠军的位置在短时间之内要易手给中国的时候，当中国追赶美国的脚步声越来越响亮的时候，一场精心设计的羞辱中国的大戏在奥运之年拉开了序幕，其目的就在于，即使不能阻挠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也要竭尽全力用话语权和文化霸权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野蛮者”，而这个“野蛮者”的崛起是西方世界的大敌（其实是某些心态阴暗的人士心中想象出来的敌人），通过文化领域里依然保留的绝对话语权的优势地位打击中国，损毁中国的国际形象，迟滞、阻挠和延缓中国的崛起。他们理想的计划是，让中国在西方媒介和精英集团合力的话语权攻击下和信息战的优势下，同以往一样，使中国完全没有任何还击之力，成为“失语”者和无力辩护者，然后通过软实力的减损来打击中国的硬实力。

话语的支配归根结底是谋求权力的支配，是某些西方集团仍然意图对中国实现意志支配和权力支配的图谋。当中国顺利被“客体化”、“异化”而“失语”的时候，就是对中国可以任意实施权力支配和摆布中国的时候。为什么谎言有时候在国际心理战中非常重要，其关键就在于“不在乎是什么，而在于我是否能对你实现支配关系，我能否让你失语说不出话来”。因此西藏问题的确不是“民主”问题、“人权”问题和“宗教自由”的问题，而是精心准备的一场国际心理战和话语权战，因此无论中国怎样努力去谋求民主和人权，只要不让西藏独立，西方那些貌似公正的全球媒介和精英集团就永远不会满意。但是，中国民众在2008年的出色表现证明了中国不甘作一个话语权的弱者，不甘永远作为西方某些集团想象的“东方主义”投射，于是抗争发生了。

III 二零零八年，中国人拒绝被构建

西藏骚乱事件发生后，中国在事件之初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应对，由于在话语权上的不对等关系，西方媒体迅速建构起来一个西藏事件的假象，并将其当作事实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广泛传播。然而这之后，中国国内网民和海外留学生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抗争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应对话语权强者的方式，在事件进程过程中逐步扭转了被动的姿态，进而逼得全球化话语权的垄断者 — 部分西方媒体失语并且被迫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纵观整个事件，西方媒体和西方社会至少犯了以下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普遍愤怒和反击：

一是在骚乱之初，事件清晰的情况下，就开始引用西藏流亡政府的错误信息，完全颠倒黑白，扭曲事件真相；

二是对遇难者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不仅不对受难平民表示人类普遍情感的哀悼，反而竭尽所能煽风点火，故意调高死亡人数；

三是把暴徒和劫掠者称为“和平示威者”，煽情地把骚乱称为“起义”，违反了公认的民主社会对法治的要求；

四是运用移花接木的手段，大量造假、剪裁，甚至不惜制造虚假新闻，严重损害了西方媒体的基本新闻职业道德和职业信誉，也使得新闻自由的说法蒙尘；

五是大量屏蔽新闻和信息，对于达赖和西藏问题的历史真相竭尽所能地进行掩盖；

六是对于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抗议完全视而不见，但是少数藏独的游行却被高分贝播放出来，中国学生欢迎圣火的活动甚至被某些媒体歪曲报道为“抗议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丧失了起码的职业良知；

七是一些知名的西方媒体的网站封杀中国人的声音，删去中国留学生的留言和帖子，其手段完全类似他们每天口诛笔伐的“新闻检查”；

八是对于中国留学生和中国民众的愤怒和抗议进行诬蔑，在没有任何证据和核实的情况下，污蔑在网站上发言的中国留学生是政府的雇佣军，极大损害了西方媒体言论自由的形象；

九是无视中国国内新兴公民社会的成长和言论日趋多元、自由和活跃的趋势，将任何反对西方歪曲报道的民众诬蔑为“被洗脑”或是“政治宣传煽动的结果”，肆意的贬低中国民众的声音；

十是把海外中国留学生的抗议一律诬蔑成为大使馆组织策划的，引起了海外留学生的强烈愤怒。

其实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东方主义式的话语霸权语境就是一种镜中映像的投射，西方可以任意利用话语的强权建构东方，建构西藏事件，建构中国人的“政治文化野蛮人”的形象，西方可以不在乎事实的真相，也不用在乎中国人怎么想、中国人怎么看待、中国人有什么情感。因为在霸权主义的语境中，东方人只是“客体化”的一群，他们是一群无知无识、可以被西方忽略不计的群体。西方媒体所采访的中国人，往往是他们乐意看到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异议人士，这些人其实也完全没有获得平等的“语境”权，他们只是西方用来建构他们需要和想象的工具而已。但是西方没有看到，中国民众越是深入到全球化的世界中，就越能了解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等思想的要义，就越不甘于被“异化”和“客体化”。西方也没有真正了解，他们一天到晚所鼓噪的“民主”、“平等”和“人权”正成为新一代中国民众觉醒的武器。是的，中国国内民众和海外留学生很好地把握了这次全球化时代中中国新公民运动的方向：我们不反对“民主”、“人权”、“自由”、和“平等”，我们反对的是假借“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来实现对别国的颠覆和煽动，来实现话语背后的权力支配和永恒霸权的图谋；正是有了西方的“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的理念，我们才会不屈地要求“平等”地被视为世界社会一员的资格，我们才会来要求我们的“人权”，我们作为（与西方人）平等的群体，有“权力”来表达我们的观点、情感和愤怒。西方媒体肆意诬蔑中国留学生的抗争，这正是一贯的东方主义的霸权语境结构，因为他们并没将我们视为平等的“人”，没有“人”的位格，哪能谈得上真正的人权？当我们一旦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就立即被诬蔑，被屏蔽，被压制，这正是对平等基础上的“人权”和“民主”的压制，依然是一种东方主义下的话语权支配关系和强权语境。 因此，中国公民社会在全球互联网络上对西藏事件的真相构建和对西藏历史真相的还原，是全球化互联网络时代中国公民集体发出的声音，是一个崛起的东方大国发出的主体性声音，中国人的声音可能被西方主流媒体忽视、掩盖、曲解和屏蔽，但是中国网民通过互联网链接世界各大洲的讨论，让单一的霸权语境再也无法维持，新闻屏蔽再也无法运作，西方的公众也在这样的网络信息传播中逐渐开始了解西藏事件的多元和真相。然而最具有震撼意义的则是，这是近百年来西方话语权完全主宰的世界中，一个非西方的民族以理性的（非暴力的）方式撼动了西方世界的霸权语境结构，这是对西方媒介和知识结构支配世界权力的解构，也是对西方建构东方的解构，也是对西方垄断话语权和垄断我们政治历史解释权的解构，更是对“客体化”和“异化”东方人的解构。华人对CNN记者卡弗蒂辱华的言论所进行的全面抗争正是一个有思想力和创造力的民族的发声：不要用你们的偏见和想象来建构我们，中国新一代拒绝西方霸权语境的建构，我们在知识、智力和见识上是与你们（西方民众）平等的人类。这一事件深刻昭示着，中国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强大决不再甘于永恒地忍受西方掌控话语霸权，中国人不仅要在经济上、科技上取得与西方完全平等的地位，也要在话语权和文化上取得平等的地位。 我们不追求霸权，但是我们追求平权，也就是平等的人权。同时西方媒体和一些政治家拙劣的表演和不惜牺牲本身的价值观念如“民主”、“新闻自由”等来打压中国民众的观点，加速终结了西方人自以为是的道德制高点地位，西方的傲慢和自大加速了中国形成主体化的民族心灵结构，并彻底摆脱了依附心态，健康了我们的民族心理。

经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盘西化的思潮和九十年代民族主义思潮后，以2008年为坐标，中国进入了一个既不反西方、也不盲目崇拜西方的新时代，这个时代以中国的主体化为标志，我们一切都可以学习，但是我们是主体，而不是任何人和任何霸权语境下的客体，我们全然掌握着我们自己的主权，按照我们自身的社会规律和演进速度进行改革，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构建我们，因为是我们自己在构建自己，是我们在运用全球的先进理念，与中国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并以中国的主体性来进行改革，也许我们应该感谢这次事件中的西方战略家和媒体，是他们的作为加速促成了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和平权意识，让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得到最佳的构建，因此历史必将铭记公元二零零八年的非凡意义。

参考文献

1. （巴勒斯坦）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2. （巴勒斯坦）爱德华·W·萨义德 《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3. （法国）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 杨远婴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版。
4. （法国）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 杨远婴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5.  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6.  (意大利) Antonio Gramsci 葛兰西《Selections from the prisi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版。

（备注：作者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在阅微堂上发表了中国崛起策系列文章，并根据网络发表文章改编出版了《中国崛起策》一书。如果引用《中国崛起策》文章段落和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前言

2008年上半年中国经历了三一四事件、全球华人保护奥运圣火、世界各地华人反击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以及四川地震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为了对这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一个总体梳理和深度分析，并对国家提出有益的建言，笔者决定在奥运前先暂时停止中国崛起策II的写作，而是沿着崛起策I的前28篇继续写下去，将涉及到话语权、国际公关、中国软实力、中国国际战略等议题。笔者决定，崛起策I将形成一个开放的系统，不再硬性规定篇数，遇到重大事件和形成新观点都将继续写下去，因此崛起策I不会有终结。

奥运会结束后，将继续崛起策II的文章，并维持原有计划，为20篇左右，涉及的是功能分化理论和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也始终是笔者念兹在兹的核心篇章。

崛起策II将维持原定时间，至2009年6月左右完成。崛起策I没有终止时间，将随着中国崛起进程持续下去。崛起策II写作期间，还会穿插发表崛起策I的文章。对于这段时间停止近三个月的写作，事出有因，希望网友们见谅。

I  现代社会中的话语权

著名的法国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通过研究社会边缘群体如精神病人、疯癫、犯人和越轨失范者来解释知识权力对社会的塑造以及对社会语意和语境的支配。语意，简而言之就是语言的含义和意义；语境，则是指语言的社会环境。在社会学家的眼中，语意和语境绝非仅仅是语言学上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话语也绝非仅仅是相互间进行语言沟通那么简单。从社会研究的角度来看，谁决定了社会的主流话题，谁制造了社会上引人注目的题目，谁主导着社会话题的探讨进而引领着社会潮流和时代潮流，谁设定了话题后能够参与对话语的选择、分割、截取、筛选和引导，谁能够主宰话语讨论的时间顺序和话语长度、精度和进度，往往是我们称之为社会政治精英的特定群体，他们通常是知识和权力的精英结盟。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福柯却更加深刻地指出：“知识就是权力”（福柯2007）。现代社会中对社会边缘群体如疯癫、失范者、犯人的定义权掌握在现代社会的知识精英手中，他们是由医学专家、心理学专家、精神病学专家、病理学专家、犯罪学专家等组成。他们通过现代科学的研究手段和集体协作可以定义出某些群体是否是属于社会失范的群体，进而获得了巨大的由知识而来的社会支配权力。例如当一群专家决定了某个犯罪人士是否精神上存在疾病障碍的时候，就能决定这个人的命运（被监禁或是被释放）。而福柯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许多知识和科学手段对社会失范群体的划分充满着知识权力带来的任意和专断。在法院关于抚养权的争执中，当某个专家集团裁定某对父母精神上存在癔病倾向而无法尽到为人父母的基本职责的时候，那么法庭判决的标准极有可能依据的是这个专家集团集体诊断的结果，而这对父母即使具有足够的能力和爱心抚养自己的子女，也极有可能失去抚养权。在许多现代社会个案中，专家和知识精英集团所具有的权力实质是一种统摄权力和彻底的支配权力，比如病人和医生是一种绝对的不平等的关系，因为双方的知识结构和技术含量在“病理治疗”这个特定的议题上是完全不对等的，因此医生可以诱使病人进行一场也许本来并不需要的昂贵治疗，而病人却很难抗拒知识权威的意见。

福柯比较极端地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知识和话语权全面控制的社会，与过去的前现代社会相比较而言，残酷的、刑罚式的、肉体折磨式的、非人道的控制方式在现代社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表面上“文明化”、“人道”的、但却是更彻底全面的规训和控制的社会。知识和权力通过社会组织和机构的运作组合，实现了远远超过前现代化时期对人们的心灵支配；知识和权力实现了对社会群体的客体化和量化，并通过科学手段和研究手段实现了对全社会的科学化和标准化的过程。每个人的生活和生涯规划都受到现代社会机制的规划，我们上学、工作、退休，我们进入某个机构，我们的资料成为不同管理机构数据库中的符号，关于我们的数据资料也可以成为不同专家研究的对象。我们成为知识力量、组织力量规训和引导的对象，在前现代化社会中人们也许还敢于反抗残暴的君权统治，而现代化社会通过一种全新的、精致的、细密的以及无所不在的社会控制机制使我们成为顺从者和服从者，而反抗者则被定义为社会越轨和社会失范现象，为大众和普遍舆论所不能接受。

福柯在论及现代社会的权力控制机制时谈到；“总之，用一种秘密的把自己的对象客体化的权力取代那种表现在权力行使者的显赫之中的权力；形成一套关于这些个人的知识体系，而不是调动展示君权的炫耀符号”，现代社会放弃了君权任意的刑罚和惨无人道的处罚方式，却用新的符号 —— “知识和科学技术”—— 实现了对人类的另类控制。因此，福柯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秘密的时候，发现了知识背后的权力关系和一个群体对另外一个群体的支配关系，他写到：“但纪律的实施方式，它所调动的机制，一群人受到另一群人的不可逆的支配，永远属于一方的‘过剩’权力，在共同的规章面前不同的‘合作者’的不平等地位”。在知识权力的不平等结构中，体现的是群体间的支配关系，是话语权的体现，而这种话语权可能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关系，一方处于知识权力“盈余”的支配地位，而另外一方却可能处于知识权力“亏损”的被支配地位。福柯总结到：“（科学知识结构）使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个案’。作为一个个案，个体既成为知识的客体，又成为控制的客体。而且，二者在权力 —— 知识关系中当然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整套知识、技术和‘科学’话语已经形成，并且与惩罚权力的实践纠缠在一起。”（福柯2007）。话语权背后的权力结构中的强者对弱者形成的控制关系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强者具有话语权，他们决定话语的内容，决定讨论题目的优先顺序和探讨内容，决定社会话语的语境，其实体现的是知识精英对社会的支配关系，反映的是社会背后深刻的权力结构。

从福柯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深刻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社会认识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地方，而不是学习其偏激之处，更不能因此而走向偏激。认识到社会话语权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权力支配关系并不是要求我们去颠覆现代社会的秩序和科学知识技术体系，如果这样，就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当然离不开科学知识系统的运作，当然离不开知识专家集团的科学研究和规划，颠覆知识精英的“大众泛民主”显然是不可取的。但是作为知识界人士，作为科学工作者，也应当时时牢记福柯“知识就是权力”和“知识就是支配关系”的深刻告诫，因而能够提醒自身在话语权背后可能对弱者的侵犯和权力支配，更当警惕知识结合权力和金钱产生的“知识统御主义”和“知识霸权”的现象。作为科学工作者，除了克尽职守以外，更应当做到不脱离社会大众，不脱离社会的检验和监督，时时慎防自身成为话语权的垄断者，或者成为权力和资本的代言人，丧失科学本身的独立性。

2003年SARS疾病在一些亚洲国家流行，许多国家出现了SARS病例，代表世界卫生和疾病防御权威的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各国的发病状况决定对哪些国家实行旅行禁令。被列上禁令名单的国家很可能在短时间内被世界隔离，成为世界孤岛地区，尤其是新加坡和越南在出现了少量的SARS病例后，立即被世卫组织列入了旅行禁令的黑名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内部市场供需的调节足以抵消短期外部禁令带来的负面效应，但是对于深深整合到世界市场、高度依赖外部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小国新加坡来说，短期被外部世界“圈禁”的格局却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事后的一些讨论显示当时对新加坡的预警的确是被夸大了，而对一些流行于北美的新型流行疾病世卫组织却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和禁令。由此引发的讨论是，作为国际卫生和疾病防御的最高权威组织 —— 世界卫生组织，在此领域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世卫组织的研究成果和国际旅行警告可能对一个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也可能因为疏忽导致疾病的扩散。对确实存在的、可以根据科学研究进行量化的风险，世卫组织当然具有重大责任，但其内部运行机制究竟是怎样？一些事关小国命运的旅行禁令是如何发出来的？其内部的科学研究机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科学标准和客观标准？有没有国际权力的不平等导致世界卫生组织中的话语权不平等的现象？（比如可以想见，同样强度的高危流行病发生在缅甸和发生在美国可能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不打算深入讨论有关疾病和卫生的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这个例子启发我们去思索，不平等的话语权在世界范围内是如何生成的，在不同题目和话语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样的不平等的世界权力和支配关系，和平崛起的中国面对复杂的话语权困境时该如何应对，探讨这些议题，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业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II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霸权和权力支配关系

稍稍对国际社会中的各种现象进行直观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国际社会中运行着许多不同的机制，比如直观的国家利益机制和强权机制，比如现代文明的理念机制，还有一些超越民族国家领域的后现代机制，然而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国际社会中流行的现代文明的理念机制，尤其是西方世界对现代人类文明普遍的贡献比如人权、民主、竞争选举、宗教自由、文化保护等，这些逐渐在全世界扩散的世界理念，不仅没有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成为纯粹的世界文明机制，成为真正地对“普世人权”诚实无伪的关注，形成对世界各国民主化进程合理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符合各国社会发展具体动态的真实比较，反而是在文明理念的背后深深隐藏着对话语权的掌握，而话语权背后体现的正是强者对弱者的权力支配关系，是赤裸裸的强者逻辑，是一种更加精密的、细致的、巧妙的、而又是全面的控制关系。

应该说殖民主义统治结束后的三十多年，表面上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消失了，今天，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非西方世界，任何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赞扬和怀旧都会受到一致的谴责和批评。正如福柯描述的现代社会一样，现代世界和现代国际政治中直观残暴的统治关系（比如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对别国民众生命和人道尊严的任意践踏（比如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和大屠杀）的确是大幅度减少了，即使是一场侵略战争也出现了战争直观上“慈化”的趋势，因为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屠杀都会在全球化的世界引起强烈的后果以及对于施暴者国际道义形象的严重损毁，因此与人类任何历史时期相比，现代世界的确“文明”了许多，在权力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那种直接的军事暴力、种族暴力的确有所降低，甚至一个强国的领导人以种族主义的口气辱骂其它弱小的国家都可能引起轩然大波，事后一定是口无遮拦者表示口误和歉意，因此直观上，世界社会的确出现了“人类共同文明”的特征。但如果仅仅据此便认为森林中的猛兽已经经过了文明的洗礼，不仅不再施加直接的暴力，反而是言辞中文明有加，因此得出肉食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素食主义的时代的结论，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国际权力结构不仅没有平等化，更没有实现真正的文明化，反而是权力的支配关系更加隐蔽，更加稳固，因而也更加具有支配力和压迫性。在新型的国际话语权的语境中，人权、民主、自由、市场开放、贸易自由、宗教自由等逐渐构成了一种强者对弱者更精巧和骇人的支配关系，一种更加深刻的控制和统御，一种深入到灵魂的话语霸权，一种能够调动西方民意结构仇视某个国家的语意武器，一种能够瞬间圈禁和封锁某个民族国家的道义证据，一种无往而不胜的道德制高点。注意，在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残暴统治中，即使殖民者自己的内心也在拷问自己的道德良知，而进行殖民主义统治国家内部的公民也在掀起公民的道德运动来结束这种残忍和非人道的统治，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国家是站在人类道义的对立面，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更是延绵不绝，因为野蛮的压迫和暴力永远无法征服一个民族的心灵。但是，在当代西方“文明理念”的话语霸权的背景下，“民主”和“人权”的语意可以持续地把别国降低在道德的至低点，普通的西方公众可以面对一个所谓大规模侵犯人权和践踏人权的国家树立起强烈的敌意和道德优越感，而受到持续批判和谴责的国家和人民可能也会降低自己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从而使得“民主”、“人权”等规范性口号成为西方凝聚自身、树立西方普遍的文明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的简单实用的控制性符号。通过这样的“文明化”的控制性符号来实现强势的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权力支配，不仅大大降低成本（相比较于过去暴力式的殖民主义统治），也降低了反抗的成本（当铺天盖地指责一国侵犯人权的时候，被指责国家和人民由于其弱势地位和道德至低点的地位根本无法进行有效抗辩），也树立了优越的道德制高点形象（西方世界是关心世界各国人权和民主的），同时实现了巨大的权力支配关系（通过迫使他国进行符合西方意愿的改革使其彻底被纳入西方利益的体系）。

于是我们在现代世界中看到的大量的、反常的话语支配权就产生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进攻被描述成为“解除大规模的杀伤武器”，而在一切证据都显示论据错误的时候，则被描述成为“为了世界和平而铲除了独裁者”；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轰炸被描述成为“对恐怖分子的精确攻击”，而当炸弹戕害普通平民的生命的时候，却可以解释为“精确攻击所产生的误差”；对缅甸实施制裁的论据是“缅甸军事当局是独裁政府”，而某些西方国家与沙特君主制政府产生密切联系却是因为要“促进大中东的民主计划”；中国与津巴布韦的贸易被指责成“中国支持独裁政权”，而法国支持西非独裁的军人政府则是“自由贸易”；非洲国家保护自己脆弱的国内市场被称为是“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而西方国家对自己农业产品的巨额补贴却成为“保护民主社会中的国民利益”；西方国家长期肆无忌惮地掠夺非洲的市场和资源被称为“市场自由”，而中国为非洲大陆带来了巨额的生产投资和发展机会却被称为“新殖民主义者”；西方世界每家每户使用汽车被称为是“工业化”，中国人和印度人生活水平的改善却被描述为“中国人和印度人吃光了地球的粮食”。

在不同的话语权背后体现的是西方社会综合运用不同手段树立起的第三世界国家“非我族类”、“没有道德”、“人权和民主难以达标”的“他者”形象和客体化的形象，通过西方世界强势的财政、经济、政治、金融、科技和文化优势所建立的绝对的话语权，成功地将西方媒体塑造的观点放大成为世界的观点，将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塑造成为绝对的、普世的、不容有偏差的价值观，将西方世界的民意放大成为世界的公意，我们对待世界的看法，包括非西方文明相互之间的观感和看法都不免受到这样的世界民意 —— 也就是西方世界主流民意的形塑。中国和印度相互凝望的时候，我们关于对方的第一观感也许是受西方媒体这个“舶来品”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和阿拉伯相互凝望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相当陌生，我们对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印象和观感以及阿拉伯国家在中国的形象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观点的左右，例如我们提到伊斯兰恐怕很容易联想到“本拉登”、“好战”、“恐怖主义”等，这样的印象从何而来？当然是在一个受西方价值观主导世界、受西方话语权支配的世界中产生的印象。然而我们何曾想到，在西方世界一片反恐的声音中，一片话语权绝对主宰世界和背后的权力支配关系中，我们怎能详尽了解到穆斯林在近代以来面临西方世界时所遭受的屈辱和全面的压制？我们看到的是穆斯林世界恐怖主义的上升，但是我们有没有去了解过恐怖主义之所以产生的深刻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背景？ 当我们感觉到穆斯林世界好战的气氛的时候，我们是否有想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近半个世纪的压迫和绝对剥夺；当血泪染红了阿拉伯国家近现代历史的时候，当弱者面临强者而被剥夺话语权的时候，当弱者永远无法为自己进行抗辩的时候，当弱者的声音永远不等量地被压制、被屏蔽、被掩盖、被歪曲、被选择、被截取以至于最后失声的时候，当强者的暴力通过一种新型的文明话语权并携带着“民主”、“人权”和“自由贸易”的印记而来的时候，弱者是永恒的话语权弱者，也是永恒的失败者。强者不仅不会产生愧疚和道德亏欠感，反而会产生道德优越和“我们是文明人”的感觉。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的冲突中，我们什么时候听到了双方平等和理性的申述，一种真正基于民主精神的理性探讨？我们什么时候在知名的世界媒体（西方媒体）中听到阿拉伯人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看法？我们看到的最多是研究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西方学者发出的声音，偶尔也会有一丝微弱的宽容和理解，但大多数时候是符合西方意志和西方话语权支配的声音。在缅甸救灾的过程中，我们什么时候听到缅甸政府为自己辩护的声音，我们什么时候听到了缅甸普通人民的声音和缅甸公民社会发出的声音？当然西方让我们听到了昂山素季的声音，但那只是西方声音的延续，是西方社会想让世界听到的声音，是西方本身的“回音”，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缅甸的声音。应该承认，笔者并不认同缅甸军人政府的治理形式，也不否认缅甸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缅甸要融入国际大家庭就必须遵守一定的国际规范，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单方面剥夺一方的话语权力，而用一种话语霸权去掩盖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民族和种族关系，我们更不应该不问任何是非就在一国面临空前灾难的时候、利用救灾时机谋取某种政治权谋、实施颠覆计划，而当这样的政治意图是以一种文明话语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就更加值得我们警惕了。

当人权远离真正“人权”的实质的时候，当民主远离“民主”的基本内涵的时候，当“自由贸易”越来越被工具化时候，话语权越来越成为一种权力支配关系，一种颠倒黑白和是非的、强者对弱者全面的统摄和肆意的讹诈。西方某些集团把“民主”、“人权”等人类美好的理想转化成为一种奇妙的话语魔方，随着魔方的转动，这些动听的语意可以转化成为不同的话语控制力，成为一种可以肆意发挥的语言创造和肆意的语言压迫，而弱者的哀与泪、弱者人权惨遭凌辱的哀痛完全被不等量的缩小再缩小，弱者的声音完全被强权机器的洪水和自封的“世界民意”所淹没。话语权的压迫，构成了殖民主义解体以来最为沉重的压迫，成为心灵深处的奴役，成为强者实现利益最简单实用的工具，成为新兴的霸权主义结构，其背后反映的还是一种绝对的不对等的权力支配关系和某些力量试图永远合法化霸权统治的努力。

二零零八年，走向崛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危机后，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强大，更加团结。我们终于深刻认识到了：话语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少了话语权的强国，是一个可以被任意攻击和欺压的客体对象，而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体意义上的大国。二零零八年的中国人，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对平等话语权的争夺，由此带来的影响，将深刻改变中国的历史，进而重新书写世界历史。中国崛起策三十将探讨中国新兴公民社会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反制话语霸权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法国） 米歇尔 ·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 杨远婴译 ，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2（法国） 米歇尔 · 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 杨远婴译 ，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3 （美国） 乔治 · 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备注：作者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在阅微堂上发表了中国崛起策系列文章，并根据网络发表文章改编出版了《中国崛起策》一书。如果引用《中国崛起策》文章段落和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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