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2006年6-7月）

作者：尹晓华

前言

作为历经数千年而不绝的中国文化，毫无疑问其主要部分是优质的。这可从流传世界的孔子和儒教文化、老子和《道德经》、孙子兵法等得到印证。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文化中也有致命的缺陷，导致一百多年来的落后、挨打。这里的落后主要是观念上的、制度上的，因为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的舰艇要好于日本海军，其定远号和致远号铁甲船是当时亚洲最大、最先进的。一个生命体中包含着这样的矛盾运动实在太正常了。问题是为了中国的重新崛起和文化复兴，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作与时俱进的改良，弘扬其长处，抑制、修正其短处，从而为真实的崛起奠定坚实的基础，形成并保持对其他文化的感召力。国家的软实力也来源于此。

为了文化改良与提升，必须再一次弄清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劣势究竟在哪里。一百多年来，无数学者、大家见仁见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然而，这一问题似乎有着无穷的生命力，总能与时俱进，在不同的时代被重新提起和审视。（这种内省力本身可能也是中国文化的优势之一。）今天的背景是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与制度变革的滞后，两极分化的趋势明显，社会矛盾激增，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经济增长方式无法持续，经济面临转型挑战。文化复兴的标志是和谐，包括内部和谐及外部和谐。后者指国际间和谐，包括中国文化的感召力。

余秋雨先生在“凤凰卫视”正在播出的“秋雨时分”节目中，总结中华文明的长寿秘诀有六个方面，即统一的文字、广袤的空间、中庸之道、内敛本性（不侵略、不扩张）、秩序管理和科举制度。这是高屋建瓴的、宏观的视角。我们现在要考察的是微观的视角，尤其是其中的个体为了中国的重新崛起和文化复兴应当如何作为。当然了，我们现在讨论的客体“中国文化”与秋雨先生的“中华文明”也略有不同。

尽管是一个巨大的题目，尽管不自量力，挂一漏万，还是不怕献丑。如果能为读者提供一点线索的话，也就知足了。

第一部分：基本特质的继承与扬弃

这一部分以若干对相互联系又在某种意义上对立的文化特征为线索展开论述。中国文化有一些显著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基本特征。它们总体说来是正面的。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这些基本特征如果强调过分也就走向了反面，成了文化的绊脚石。

1. 坚持重家庭伦理

相对于西方文化更重视个人权利、个人自由而言，中国文化更重视家庭伦理。家庭伦理是中华文明的基础。这可能是农耕社会的特点。由家而国，再到天下，梯级而上，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伦理视野。许多观念都是重家庭伦理的产物。例如“孝悌”，“子不教，父之过”，“子为父讳”、“父母在，不远游”等。甚至叶落归根的故乡情怀也是这一伦理的产物。如果将中华文明的基本特性归结为“追求和谐”的话，重家庭伦理在社会基本细胞这一层面上是与之相符的，因此可以说是正面的。这当然也是余秋雨先生所归纳的“秩序管理”的一部分，即“父父子子”也。家庭秩序是社会秩序的基石。

修身、齐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修养的第一步。勤奋、刻苦耐劳、节俭，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传统中国家庭伦理所看重的。即使在生活富足的今天也还是要提倡勤俭节约，这是生态友好型生活方式。尽量做到不奢靡、不浪费。

尊老爱幼是重家庭伦理的突出表现。爱幼应当是所有文明的共同特点，否则它就没有明天。但不是所有文明都有尊老传统。比如在美国，老人经常是被遗忘的一族。经常与儿孙们在一起安度晚年，是中国老人们的“天伦之乐”。

不过，重家庭伦理的的特性也不能过分强调。因为其缺点也是显著的。从微观上看，首先，传统家庭对个人的束缚是严重的；其次，过重的家庭责任使个人不敢冒险；再次，小家之外难顾大家，对他人冷漠；等等。从宏观上看，传统中国社会森严的等级结构正是由家庭、宗法制度延伸而来的。这一等级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等级意识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许许多多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以及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习俗都因此而扭曲。

勤俭持家走向极端就变成了自私自利，占小便宜，甚至化公为私，走向贪腐之路。有相当一部分早期（十年前）贪官（“小”贪官）是为了家庭利益、子女留学等而走上歧路，不象现今的贪官尤其是大贪官为了情妇而贪，为了个人感官享乐，最终毁掉家庭。

今天，在坚持重家庭伦理的同时，首先应切断家庭伦理与等级制度之间的联系。这一把“切刀”的名字叫“平等”。在现代社会，家庭仅仅是一个消费单元，一个社会细胞，而不再是政治性（宗法的以及社会管理上的）等级结构中的基础单元。就人格而言，家庭成员之间是平等的，一切人之间也是平等的。重视家庭伦理并以平等原则加以改良，可以一方面更好地保持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弹性，维护其完整性，从而有益于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每一个家庭成员也可以保持活力，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推动社会进步。

其次，在提倡勤俭持家的同时，还要以正常人格加以平衡：一要公私分明，不占小便宜，不贪腐；二要帮助弱势群体，不冷漠，不吝啬。

2. 要大力提倡博爱

“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以上言论据说出自一个美国网站。说得很直接，但我们没法否认。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张博爱也有悠久的历史了。孟子在《梁惠王》中就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主张没有得到发扬光大。原因初究如下：

1. 历史上多数民众家庭经济拮据，无暇它顾（这条理由似乎牵强）；
2. 宗族对个人的博爱行为加以限制；
3. 传统中国社会出于专制目的，限制公共生活，对宗族生活外的事务没有话语权；
4.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体人民都被组织化。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都生活在一个个单位、集体中。个人有什么问题，总是找“组织”解决，不关其他个人什么事。其他人也相信“组织”，认为“组织”会出面，解决一切问题。没有人“自大”到认为自己比“组织”更聪明，更有力，更管用。这是集体主义下的依赖心理。改革开始后，单位渐渐消失了，“组织”也变得模糊了，或者变小了。很多陷入困境的人被遗忘了。而在一个文明的、经济强有力增长的社会里，他们是不该被遗忘的。
5. 中国社会从来不是一个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由一个个独立个体组成的集合体。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个体总要关注会影响到自己利益或者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集合体。此外他也会关注组成同一集体的其他人。除非他不关心自己的利益，并习惯于社会已有的（沿袭下来的或者别人决定的）生活方式。传统中国人的确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传统上，个体既没有权利意识，也没有责任意识。从前些年起，有了一些权利意识。责任意识现在刚刚萌芽。

到了大力提倡博爱的时候了。不仅要爱自己的家人，还要爱自己的邻居，爱天下之人，尤其对弱势群体要充分显示爱心。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最新的政策导向是，向慈善事业的捐款可以在纳税时全额扣除。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不够和谐的是，主流媒体在宣传博爱方面做得远远不够。我曾经很困惑，许多令多数人感动的爱的故事，如拉三轮车老人资助几十名大学生完成学业，一对拾废品的老夫妇先后收养了数十名被遗弃的幼小生命，等等，主流媒体（网络媒体除外）基本未作大幅报道。百思不得其解。是因为这些行为不在执政党所倡导的共产主义道德的范围，还是因为这些自发行为不是党所教育、倡导的结果，所以主流媒体不予关注？ 主流意识形态的狭隘可以见一斑。

奉献是一片高尚而广阔的精神天地，不能把它狭隘化，更不能把它局限在为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服务上。把奉献与博爱相结合，为社会奉献，为需要帮助的人们奉献。也不要把奉献绝对化，它并不要求你奉献你的全部，而仅仅是你力所能及的部分。让每一个中国人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对利益的无止境的追求与对物质生活的无止境的追求一样，不具有道德的高尚性，甚至恰好相反。 由博爱而奉献是净化心灵、提升品性的最崇高美德。

从西方哲学角度来看博爱，它是自由与平等的调节器。自由与平等是现代人权理论的两大基本要素，（也可以说是和谐社会的两大支柱，）但它们有时会发生矛盾的，因此需要调节。为什么博爱能担当调节器的大任而不是其他价值如民主、法律或者安全？这是因为博爱有着多方面的价值调节功能：它偏重于共同体的发展而不是个人的发展；偏重于个人责任而不是个人权利；偏重于社会和谐而不是竞争；偏重于伦理的指引而不是法律的约束。（沈坚，中国史学会法国史研究会，大国之路：法兰西的崛起） 经如此分析与论述的博爱与中国文化是一脉相通的。相信博爱一定会在中华大地发扬光大。

3. 坚持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无疑是中国文化的长处，这是任何其他具有侵略扩张特性的文化或者过于年轻的文化所无法理解的，也是他们所学不到的。“满招损，谦受益”，“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中国文化中有太多这样的警言，提示人们行为处事应当“守中”，不能走极端，那样会使事物朝向它的反面转化。举一个最近的例子，伊拉克战争后，如果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懂一点中庸之道的话，则中东局势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令其寝食难安的程度。而中俄的战略合作（尽管俄国人半心半意）也全靠美国人的大力促成啊！

深究起来，中庸之道应当是悠久而不间断的（农业？）文明的产物。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各地域的人们都应当经历了长期纷繁复杂的生产、生活经验，体会并总结出了类似中庸之道的理论萌芽。只不过其他早期文明没能延续下来。另一方面，不同地域的人们，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其理论兴趣点迥异。如古希腊，（由于航海的需要？）对自然规律持续关注，对后世人类的科学发展影响巨大。而在东方，农业文明（如兴修水利）要求集体合作，因此对人际关系、社会管理特别关注。中庸之道得以发展成熟。

中庸之道也与中国文化的内敛特性相联系。内敛要求持续的反思总结（一日三省吾身），国家战略也是守成的。因此竟有了“否极泰来”、“哀兵必胜”这类匪夷所思的总结。从事物的这类“盛极”至“否极”的把握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先民们是何等善于学习啊！他们那么早就掌握了事物的辩证法。

提起辩证法，老子的《道德经》就是一部贯穿了辩证法思想的专著。其《道》篇是有关自然辩证法的，而《德》篇就是社会管理的辩证法。它的无为思想就是对统治者积极干预倾向的中庸。应当说，老庄哲学对中庸哲学贡献良多。《道德经》中有太多的思想观念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仍有巨大的影响力。

与中庸之道相联的是宽容。宽大为怀，或者说“慈悲”显然不仅仅是后来传入的佛教的精神，它更是儒家和道家的精神，因而是中国文化中的共性。不走极端，留有余地，不仅为自己留下应对后续变化的足够的空间，也为对方或者其他人留下足够的空间。与人与已都有利。这与不计后果、逞一时之快、行极端之事的另类文化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多少民族（其实是前现代文明）笃信血腥复仇，冤冤相报，种族、宗教冲突不能化解，他们怎么能理解中国文化中的“以直报怨”啊！（尽管《圣经》里也有“拥抱你的敌人”的说法，但它的信徒们似乎没有遵照执行。）

中国人平和的特性也与中庸之道相关。

中庸之道与源自西方的民主一样，既具有本体性，又具有工具性。或者说既可以成为社会共同追求的目的（一种良性的行为方式，从而导致良性的社会风貌），也可以作为追求更高目的的工具。而这更高的道德追求便是“天下大同”。这样的道德理想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这也是中国文化更成熟的例证。

坚持中庸之道不能落入平衡的陷阱。中庸之道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而人为地搞平衡，破坏了事物本身的规律，决不是中庸之道，应坚决摒弃。

4. 要大力提倡创新

社会要进步，必要创新。参与国际竞争（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也要创新。创新就是要崭露头角，引领潮流。创新不仅指科学技术上的，也指社会文化上的。中庸之道要求不走极端，但并不等于不出头。在是否“出头”这一具体选择上也要行中庸之道。即事事出头肯定不是中庸之道，永不出头也不是中庸之道。应当审时度势，该出头时便出头。一是从时间上来看，应适时出头，显示存在，加强影响；二是对不同的主体而言，出头的倾向不同。对社会、国家而言，应当审慎出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而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人员、货物、信息的高流通性，以及社会的高刺激、高张力），保护社会的活力，对个体、组织而言，应当多出头。

社会要提倡创新，保护出头。保护出头有两层含义：一是当尖子出好头时（带来正面效果），社会应当保护，而不使负面的社会心理和陋俗如“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对其造成损害，从而令“出头的椽子先烂”、“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妨碍社会进步的现象逐渐消亡；二是当有人未出好头时（未带来正面效果或者正面效果不显著，但不是故意出坏头，不追求负面效果），宽容待之。（对故意出坏头的，以法律制之。）只有这样，创新（尤其是社会、文化、政治领域的）之风才能渐起，文化改良才能实现。

创新需要摆脱权威的思想桎梏，破除各种思想牢笼。不受压制的自由思想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要容忍异端存在，要有宽松环境。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全社会要珍惜创新，支持创新，以制度保护创新。

提倡创新要从小抓起。从小保护孩子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创新萌芽，包括大胆质疑的精神。中小学教育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不敢抛弃文化传统、被动接受长辈说法……这是不少中国学生的通病。而打破这一点将非常重要。因为创新，必须鼓励学生具有批判性的独立思考能力。” “填鸭式”教学不会产生创新型人才。在2006年7月召开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美国耶鲁大学理查德·雷文校长在回答中国校长提问时，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雷文认为，日本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关键在于缺乏创新精神，整个国家所实行的传统教育模式是阻挠创新精神产生的根本。“仿效别人最先进的技术对于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工程师来说，完全没问题，但自从软件、互联网等‘软能力’急剧发展之后，日本似乎就有点跟不上了”。“这个道理对中国同样适用。”雷文校长告诉记者，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准之后，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就不会显现，只有维持创新的动力和实力才有可能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如果不在创新上寻找突破的话，中国经济将会在20年后重蹈日本覆辙”。

提倡创新，还要鼓励适当冒险，这是一种优良品质，对社会有大益（尤其在经济、文化领域）。对竭力避免冒险的胆小之人，道德应予以谴责。从而表明社会导向。

5. 坚持维护秩序

按照余秋雨先生的观点，中华文明的长处之一就是秩序管理。虽然有时中断，但总能恢复。这是文明特性决定的。余秋雨先生进一步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围绕着一个中心话题，那就是如何实现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这与古希腊更多侧重于对自然的探求，以及其他文明对乱力怪神的想象是截然不同的。

很多时候我们感叹中国老百姓的惊人的忍耐力。这种忍耐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恶劣的自然条件的忍耐力，如不放弃贫脊或者干旱土地上的耕种；二是对恶劣的社会环境的忍耐力，如默默承受非人的剥削、压迫、羞辱。当我们如此感慨时，我们往往怒其不争。可是这时我们往往是肤浅的。可能有几个根本利益决定了这种忍耐。一是生存的需要。生存是第一位的，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宁折勿弯”的气节尽管高尚，并且对一个集体的荣誉而言也是不可少的，但却不值得效仿。这里集体的荣誉是指本集体的精神价值，它应当是永存的，即使一时蛰伏。如果整个集体都不存在了，其荣誉也就永久消亡了。二是战略的需要。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所感慨的是，当事人忍辱负重所要实现的“大谋”其实不一定是他的根本利益。可能囿于他认识的局限，将“小谋”当作“大谋”；或者还有替代品从未考虑过。这些都导致利得与代价差距过大。也有因为价值观的原因，我们不认为他的“大谋”有意义，这超出了一般利益的范畴。

一般来说，中国文化中的忍耐，都是要经过类似的利益权衡的。 这显然是一个高级文化过程。不计后果，胡乱冲撞，导致整体受损，确实有点低级。所以，上述忍耐力不仅值得讴歌颂扬，还值得保持。它是正面价值，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和将来。正是这样的忍耐力使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要改良的是对“大谋”（战略目标）的充分评估、权衡，以及集体内的充分讨论、参与。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包括官员们的政绩目标，以及他们的淫威都能成为战略目标而让老百姓忍耐的。战略目标确定了，就全体一致地实施。这样的过程，外观上就是秩序化。

改良后的秩序化，作为一个高级文化过程、社会过程，不是等级社会中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而是公民社会中少数对多数的服从，或者在特殊情况下是一般价值对更高价值的服从；不是被动的服从，而是自觉的服从，是参与后的服从。从利益上看，也不是要剥夺服从者的利益，而是要兼顾服从者的利益。服从可以看作是成员对集体的义务，其回报是战略利益的分享。这是和谐社会中的秩序化。

改良后的秩序化也是一个合作化、组织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精神价值贯穿始终。这个精神价值就是共同的战略目标或者是更高价值，它也是集体的灵魂。有了共同价值（经历了一个全体参与的共同价值的确认过程），相互合作乃至组织化就是顺理成章的了。相比之下，传统的秩序化往往片面依赖其成员的无限忍耐、绝对服从、甚至高压下服从，而没有将共同价值观提升到应有高度，因此集体内是没有合作化、组织化可言的。社会容易呈现出一盘散沙的局面。

今天的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同意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这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然而维护秩序不是拒绝改革的藉口。传统中国社会的稳定秩序是文化上（乃至制度上）的“集体（宗族）本位”、“义务本位”和“官本位”造成的。“义务本位”和“官本位”是与现代社会基本观念根本冲突的，必须要改变。只要文化不滑向极端个人主义，社会的基本稳定就能实现。

6. 要大力扫除专制文化

有秩序固然好，但如果把秩序管理推向极端，导致出现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就不再是值得称赞的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在不断变革，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专制体制一百年来却变化不大，甚至更加恶化。其结果是专制文化仍牢牢地束缚着人们（尤其是各级公务员）的意识和行为，是文化改良的巨大阻力，也是最大阻力。

专制文化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最主要因素，也是阻碍中国国际形象提升、阻碍两岸和平统一的最主要因素。由于两千多年的集权专制的历史，尤其是明朝以来的恶化，中国社会充斥了腐朽的、令人窒息的专制文化，其表现多种多样。揽其要者，简述如下：

腐败遍地。这显然是体制的恶果。明太祖朱元璋对贪官剥皮充草尚不能对后来者形成有效吓阻，今天，当大大小小的第一把手们（地区、部门和单位）在基本不受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如果不以权谋私，那当是“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天国了。

权力万能。权力无所不能，所向披靡。这是因为不受监督的权力具有极强的报复欲和报复能力，使批评者和旁观者胆寒、战栗，从而促成了绝对权力的形成。与此相适应，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生态，即普通民众一切合理不合理的需求都想通过权力的捷径加以解决。这种飞蛾扑火般的对权力的依附以及伴随的利益输送正是绝对权力的最佳营养品。

特权观念。各种规则（大到国家的法律法规，小到单位的规章制度）越来越多了，可是对规则的遵守似乎没有显著增加。人们知道，这些规则在特权面前不过是废纸一张，总有小部分人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避开规则，获取非法利益。有多少自认为特殊的人对单位里的规章制度（包括一次性有效的各种“方案”、“办法”等）当过真呢？又有多少有着显赫权力背景的人对国家的法律法规看在眼里？正是特权观念与普遍的守法行为格格不入。官僚阶层总有特权可恃，所以老百姓也想走捷径。其结果是规则在全体中国人面前贬值，守规则成为迂腐、白痴、软弱无能、甚至耻辱的代名词。这样的腐朽观念难道不是构建和谐社会、复兴中国文化的最大敌人？

官本位。“官本位”是指一个社会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制订都以官僚等级制度为基本出发点，对官僚阶层的利益优先予以考虑，加以保护。官僚阶层的价值取向也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句话，整个社会唯官员的马首是瞻。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也只能通过升官实现。改动一句古话：“万般皆下品，唯有为官高”。什么创新、发明、读书、经商，等等，都是微不足道的。这一观念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对“官本位”的讨伐已是汗牛充栋。这里只说一句，不再赘述：基本上，中国人骨子里都有一种崇拜权力的欲望。这是一种可悲的、无救的欲望。不过，随着经济的成长、生活道路选择的多样性、以及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官本位”在21世纪可能寿终正寝。

社会达尔文化。社会达尔文化是指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肆意掠夺，包括攫取公共财政、公共利益中的大部分肥已，而任弱势群体自生自灭。这是专制政体发展到极致的产物，最后必然是民不聊生，烽烟四起，政权更迭，从而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也就是黄炎培先生所阐述的“周期率”。指出一部分人（包括各级公务员）对弱势群体冷漠、麻木，仅仅是轻描淡写的道德评价而已。

扫除专制文化的最锋利武器就是权力制约。通过各种有效的监督，包括行政监督、人大监督、党内监督和舆论监督，让权力回归各自本位，服从相应规则，不能再为已所用，为所欲为。当务之急是改变权力过于集中、一把手一手遮天、无人监督的现象。要把党的领导与领导个人尤其是第一把手的专权区别开来。实行党内民主，还要保护少数派（反对者或者批评者）权利，这也是民主的含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