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崛起策建言之一：功能分化下的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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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崛起策建言之一：功能分化下的中央集权——中国功能分化社会建设中的政治系统初探
作者：天涯孤舟
在中国的下一阶段任务是建立功能分化社会的共识下，各个子系统的建设就成为实现功能分化社会的关键。而政治和经济系统的建设又是关键中的关键。经济系统的建设，我已经在以前的讨论中就“公有制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进行了分析。本文将着重探讨中国未来的政治系统建设方式。
我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必然是中央集权！这不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立刻接受的结论。那么我先作两点声明可能会增进大家的共识：
- 中央集权不等于非民主政治。民主的对立面是独裁而不是集权。
- 中央集权不等于不要功能分化。相反中央集权本身应该被严格的限制在政治系统内部。
西方国家率先进入了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的社会形态就成为了一种标准，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就一定是“不断的接近西方”。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确使整个欧洲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功能分化的社会形态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然而这样的社会形态也有他与生俱来的不足之处。作为东方文化航母的中国，更不能照搬西方的社会制度。立足于本国文化，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形态才是中华民族新时代的使命。集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即古、今、中、外）的智慧于一体，中国极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也是最适合于中国的社会制度。
我们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集权制是中国过去‘先进’现在‘落后’的重要原因”。这很容易引导我们得出这样的推论：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打破集权统治！这听起来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不要忘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曾经使中国引领世界文明达2000年之久，这其中必然有它的合理性因素，社会发展的曲折往往产生于从全盘肯定到全盘否定之中。就象我们说“不能全盘西化”绝不意味着不能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明成果。
在进一步分析论证之前，首先要对我们所说的中央集权作一个界定：
- 我们所说的中央集权是在功能分化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中央集权，是政治系统内部的一种实现方式而不是政治可以干预经济、科技、艺术等各个社会功能子系统的借口。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社会生产和管理的复杂程度呈几何级数的增长，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之所以是一种落后的国家治理方式，根本上，是因为没有实现功能分化，“什么都管”的结果导致了“什么都管不了”。造成了政府公共职能的缺位。
- 中央集权的前提条件是有完善的监督机制。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是以皇帝的绝对权力为特征的，尽管士大夫为代表的官僚阶层和其他势力对皇帝的权力有所牵制，但从根本上来说，没有形成制衡皇权的有效政治力量。因此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是缺乏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反而提供了权力阶层通过政治系统在各个社会子系统中谋取利益的便利，形成了腐败的温床。
- 集权和分权都是相对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绝不意味着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分权”，不允许有任何公民自治的空间。中央和地方和社会和社区和家庭和个人都要界定好自己的权力范围，只有关系到国家整体利益的事务才由中央政府统一进行管理。
- 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和诸如美国的联邦政府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中央政府有着远高于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利和责任。它的治理模式以中国古代的郡县制为基础。各个社会子系统（包括政治系统）的地方最高长官由中央政府（各部）直接任命，各级官员（包括副职）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下逐级任命。地方议会（或地方人大）、司法系统、媒体行使监督权（分别行使政策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权利）。国家税收、国有资本红利大部分由中央政府掌管，少部分由地方政府掌管。中央政府有义务提供均衡地域、阶层差别的全民社会福利，有义务进行全国性质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义务提供全国性的公共服务产品，有义务调动全国的资源进行灾难和紧急事件处理，有义务在国家利益的最高层面促进不同地域的均衡发展和不同社会领域的合理发展。
在对中央集权界定清楚之后，我们来谈一谈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要“中央集权”。
一. 从国家治理方式看中央集权
首先是效率问题。西方的社会形态的确形成了权力制衡和制度化博弈的机制。但这同时也带来了决策和管理成本的大幅度增加，更导致了决策效率的低下。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而不是权力的高效运用所建立的。而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权力博弈机制的低效率。中国30 年快速发展的奇迹固然有很多原因，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方式。对比印度我们可以更加清晰的感受到这种治理方式的威力。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集权，而是没有实现功能分化，没有实现有效监督。
其次是可控性和大局观问题。权力博弈实际上是各种利益团体的博弈。各种利益团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不容易也不愿意有全局的利益观。利益博弈的结果是相对多数的人获得了满意。而这种令人“满意”的结果是什么却很难在事先就有数，并且这种结果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也很难说清。因为这不是站在全局、站在未来的角度所形成的政策，而是站在利益的角度。各种后进民主国家的政治乱象，从这里可以找到根由。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道理，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1）我们都知道“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将军都能作出最正确的指挥，所有士兵的判断力都弱于将军。但如果因此我们就允许在战场上就战争的选择进行广泛讨论和表决。那么战争的失败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充分尊重个体意见的结果是以整个军事力量的不可控和低效率为代价的。
2）我们都知道交响乐团是由指挥和各种乐器演奏人员组成的。一首交响乐的成功演奏当然还离不开作曲家。这里，曲作者、指挥、演奏者其实和各个社会功能子系统非常相似。交响乐团就是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的缩影。各种乐器、指挥和曲作者都不干涉其他子系统的内部运作，而他们又高效耦联，相互支持，共同谱写出华丽的乐章。任何系统妄图侵入其他系统干涉其他系统的运行规律和编码方式都会使演出失败。但我们却发现，在这个社会模型的组成成分中，“指挥”却是一个中央控制单元。尽管实现了功能分化。但没有指挥，妄图靠各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合作完成作品的演奏将变得非常困难。系统的复杂程度要求必须有分工，却同时也要求必须有统一的指挥和调度。这个例子其实更应该解释为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地方以地方利益为重，不可能有全国性质的大局观。靠地方之间的博弈来形成最终的决策很难保证其真正的合理性。但这里我还是要将他们形容为功能系统，并郑重提出我对功能分化理论的一点质疑：在社会复杂度面前，不分化固然没有出路，但缺乏总体控制的分化要形成高效耦联又谈何容易？我认为这是功能分化理论必须解决的问题。
3）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有很多相似之处。企业内部的部门划分也自然的产生了各种部门利益。部门与部门之间也有博弈的关系。但我们极少看到部门与部门之间矛盾的解决是通过“表决”的形式完成的。实际的情况是矛盾会逐级上交。由越来越高的层级人员进行 “仲裁”。如果说利益博弈是最好的管理方式，为什么没有一个企业采用这种制度，而无一例外的使用了“集权”统治。不要轻易说企业和社会有本质的不同。其实已经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的未来是建立“企业化”国家——既有中央控制，又有逐级授权和功能分化。这才是最高效、最可控、最具有大局观的的社会形态。
4）市场经济是经济系统的概念，但我们也可以拿来类比政治系统。市场经济是依靠“逐利”的个人天性所产生的个体行为在全社会范围内不断迭代、递归形成“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规律来塑造社会经济形态的。这种经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源的合理分配。然而由于没有一个“中央控制系统”对整个经济的运行进行总体调控，市场经济又如一匹脱缰的野马，随时可能走上歧路。马克思所预言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不断重复上演着，无利可图的领域市场更是失灵。垄断破坏了公平，而自由竞争又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建设……终于，“宏观调控”这样的政治系统强势介入经济领域的现象发生了。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政治系统在为经济系统服务。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了这种服务除了使用政治系统自身的语言（政策倾斜）之外，也在使用经济系统的内部编码“投资/不投资”。就算我们认为这还是严格的功能分化社会，那么，当经济由于缺乏中央控制出现危机的时候还可以靠政治来挽救，那么政治出现危机的时候呢？现在还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有为权力博弈的结果是一个错误结果的行为进行问责的制度——因为“承认权力博弈的结果”根本就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则。
5）高等生物的生命体有很多复杂的功能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他们是功能分化的典型，也是权力下放的典型。但这所有系统的高效合理运作都离不开一个中央政府的协调管理—— 大脑。大脑不能代替各个功能系统的运作，却能指挥和协调他们的运作，当一个系统受损的时候，大脑就会组织资源优先对这里进行抢修。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在功能分化的基础上进行统一管理调度是多么的重要。
二. 从文化特征看中央集权
中国有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形成了特有的适应集权政治的文化特征：
1）强调国家和民族认同：在面临外族入侵威胁的整个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中，中国人培养起了高度的国家认同感。而高度包容和同化的文化特征又在不断的融合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特质，使得中华民族和中国的概念相互交织——因为认同中国而认同中华民族，因为认同中华民族而认同中国。
2）相比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更看重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包括康乾盛世等，无一不是建立了和谐、稳定和发展的社会面貌。中国每一次从大乱后都能够通过“修养生息”的政策使得国力迅速恢复，这都和中国人看重“和谐、稳定和发展”有重要的关系。当然，我们不是说自由和权利不重要，我们必须承认尊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但中国人更以为，只有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才可能有个体的自由和人权。在一个社会动荡不安，个人朝不保夕的国家，个人是没有自由和人权可言的。苏联和东欧剧变后，中国没有多米诺式的成为下一个目标不得不令人深思。
3）认可多级任命的郡县制管理模式。新中国成立后采用省市县三级管理体系并没有遇到很大的障碍，这和中国历史上长期采用郡县制形成的政治认同有很大的关系。老百姓早就习惯了一省有省长，一县有县长的多级管理模式。这是所有西方国家都不具有的政治生态特征。美国在立国之初如果要求建立郡县制国家可能早就完成了分裂。
4）赞同为了应对灾难而使中央政府有全国性的应急处理能力。中国之所以在秦汉时期成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抵御外辱的需要，治理洪涝灾害的需要等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尽管中央集权的独裁统治和阶层分化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小国寡民”时面对自然灾害和外部威胁的无助依然使得人们强烈希望有一个中央政府作为抵挡灾难的依靠。
5）西方的民主政治其实是对欧洲封建制民主在更高级别回归。（将古代的贵族民主扩展到了所有公民）而中国的现代化如果要扎根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则会实现从专制集权向理性集权的回归。在全球化日益成为大趋势的今天，这种回归必然是站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政治和当代西方民主政治两块基石之上的更高级别的回归。人类历史上社会政治形态将是以下的发展路径：原始民主—— 贵族民主——专制集权——现代民主——现代集权。原始民主是所有人类社会的起点，然后西方和东方开始了无交集的跳跃式发展。今天，中国又一次面临了引领世界文明的历史机遇。
三. 从中国今天的国情看中央集权
中国当前采用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方式。但它和我们所界定的理性集权仍然有差距。它不是建立在一个基本实现了功能分化的社会基础之上，它还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但在我们认清了“理性集权”的合理性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当前真正具备了所有西方国家都不具备的进化优势。因为中国已经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中国今天所作的每一分努力都是在向更“理性”的集权迈进。这种平滑演进的可能是任何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的中央集权是社会变革“可控”的坚强保障。固然，在这种模式下各种既得利益阶层塑造的壁垒不易打破，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变革的速度。但“国家和社会在有计划、可预期的一天一天变好”这本身就比冒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而进行的不知是不是真的会变好的“休克疗法”式的剧变要好得多。
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中国人的思想已经获得了大大的解放，各种现代思潮从四面八方冲击着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在思想已经不可统治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变革已经是历史的必然。如何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跨越正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责任！
At 2008.03.11 10:33, 小杰1983 said:
写的非常好，非常精彩。"在功能分化的基础上进行统一管理调度"提的真好，给了我们国人对于祖国未来的信心，又不失理性让人信服！
对于“在功能分化的基础上进行统一管理调度”的几个例子举的特别贴切！
希望孤舟能多写这样的精品出来！
我在想这样的问题，如果国内的大学都能有阅微堂这样的理性而又高质量的讨论版，对于学术思想的进步一定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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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2008.03.11 18:56, tliu said:
孤舟，如有类似系统讨论的文章可以直接寄给阅微堂主张志强先生，邮件为 mathzqy@gmail.com 。以前曾经有网友写过《中国崛起策执行篇》，今天读了孤舟的留言真是感觉到了很多收获，希望有更多网友从不同的角度来写作，让中国崛起策II系列成为一个集体创作的平台。许多系统讨论的观点不要仅仅作为留言的形势存在，而是真正发表成为文章，这样可以引起更多网友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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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2008.03.12 09:15, 天涯孤舟 said:
我现在也逐渐在消解自己的门外汉心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然不是社会学的专业人士，但为国建言的心却是同一的。将自己的言论定位在“为崛起策建言”，应该说还是比较恰当的。一方面可以让自己自由的发表尚未成熟的见解。一方面也可以使因为理论知识的浅薄而形成的绝对化观点有被理性审视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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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2008.03.11 19:14, tliu said:
“高等生物的生命体有很多复杂的功能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他们是功能分化的典型，也是权力下放的典型。但这所有系统的高效合理运作都 离不开一个中央政府的协调管理——大脑。大脑不能代替各个功能系统的运作，却能指挥和协调他们的运作，当一个系统受损的时候，大脑就会组织资源优先对这里 进行抢修。”（摘录自天涯孤舟），小杰1983网友也提到了生物界进化和人类社会进化的惊人相似之处。其实卢曼的理论正是吸收了生物学、特别是神经学和控制学科的观点，进而提出现代社会子系统“自我控制”和“自我形塑”的观点。
单纯研究社会分工在社会学中早就有历史渊源，社会学的开创者之一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就提出了社会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过渡，并把社会分工精密化描述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关于系统的研究也在社会学中有深厚的源头，美国社会学大师帕森斯就把社会系统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但类似卢曼这样将神经学和控制学以及某些生物学的观点用来构建社会系统，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在生物学、神经学和人类社会之间寻找某种类似的关联是非常有创新意义的。这点小杰1983网友和孤舟都在不同层面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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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2008.03.12 09:19, 天涯孤舟 said:
个人曾经打算从事生物学研究，可惜与其擦肩而过。我也了解到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和生物学渊源甚深。也看到一些批评卢曼太过于从生物学推导出人类社会系统理论的意见。希望刘先生以后能在崛起策文中让我们了解到一些卢曼理论和生物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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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2008.03.12 09:39, 小杰1983 said:
通过个人的专业学习感觉生物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分支也很多，但包容性也很强，对生物学的研究也可以应用于其他很多科研领域。要想在这方面有所成就需要有很强的化学（特别是有机化学）和物理学功底，但有时候你又很难说它完全属于理科。所以我们发现历史上很多对于生物学有过重大贡献的人本身专业背景并不是生物学（比如说众所周知的孟德尔 发现ＤＮＡ结构的沃森和克里克等等）。所以孤舟先生如果真感兴趣不妨关注一下，出点成绩也不是没有可能，比如说将计算机与生物学相结合产生的生物信息学研究就是个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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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2008.03.12 09:08, 天涯孤舟 said:
一直认为中国未来的社会形态应该是根植于中国文化，并借鉴西方文明成果而形成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不宜枉自尊大，也不应枉自菲薄。理性中道的思考方式是我在阅微堂、在刘涛先生《中国崛起策》中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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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2008.03.10 23:25, 天涯孤舟 said:
上文本来打算单独作为网友评论文发的，但不知道怎么发。请刘先生或志强先生指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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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2008.03.10 23:28, 天涯孤舟 said:
崛起策是为国建言的良策。鉴于自己的知识水平，只能写一点为崛起策建言的文章。这篇文章在编写时受到了庄建西先生《中国人在21世纪的机遇和责任》的影响，是结合功能分化探讨适合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一种尝试。请大家多提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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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2008.03.11 19:33, tliu said:
关于“功能分化下的中央集权”的创新性提法反映出你的深度思考和深入的分析能力。对于这样的提法和这样的整体思路我还没有十分成熟的看法，只是强力期待孤舟能够沿着自己的思维和设计深入探索下去，而并不要太看重我的评价，因为优秀的思想都是一步步发展出来的，希望你沿着你的思路深入探索下去，我在自己思考成熟以后也一定会发表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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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2008.03.12 09:54, 天涯孤舟 said:
建议先生能看一看庄建西先生的文章（见楼下），初读的时候我觉得有些说法并不完全认同。但其中有一点我觉得很值得思考——中国过去的基本社会单位是“家庭（或家族）”，而国家的管理形式也是家族式管理（皇室家族管理所有的普通家族）。中国现在的基本单位是“企业”，而中国的管理形式也应该是企业式管理（国家这个大企业管理着大量的普通企业）。这种观点容易绝对化，但有“功能分化”这个巨大的社会基础作为保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企业式国家管理模式”可能存在的隐患。先生说“只有功能分化，才能高效耦联”，这只是必要条件。我认为加上企业式国家管理模式下，这种高效耦联才具有了充分条件。我这篇文章只探讨了政治系统内部的运作。但我也在思考系统间的关系。先生应该记得我们讨论过系统间耦联的问题，我还提出过软件系统的参考，软件系统的模块之间都是靠规范的“接口”来调用和通信的。调用是上下级关系，通信是平级关系。一个软件系统要很好的运作，离不开上层模块对下层模块的调用。虽然各个子模块之间也可以通过通信协议进行地位平等信息交互和协调处理（分布式系统的概念）。但彻底离开了上层模块对各个下层模块的调用和协调也极有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影响。（分布式操作和集中控制式的操作都有一定的市场，但目前看来，在分布式基础上的集中控制是最有前途的方法），这个和政治上的集权、分权、利益博弈制度等有很大的相似性。我的一点不成熟的想法是，各个功能子系统未必是完全平等的关系，“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极有可能是实现中央控制的两个关键系统。用生物体来类比，政治系统就是大脑，法律系统则是“大自然”（生物体运作的规则不是“大脑”制定的，而是大自然用数亿年的时间为各个生物体制定了运作规则），用软件系统来类比，政治系统就是主程序，法律系统就是系统设计者；用交响乐团来对比，政治系统就是指挥，法律系统就是曲作者……各个社会子系统的地位平等不等于功能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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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2008.03.11 19:53, xiaodai said:
转载 庄建西先生《中国人在21世纪的机遇和责任》中的几段话
人类社会的第三次政治结构大转型是从中国人的改革开放开始的（是从撤销人民公社开始的、是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私下里分田到户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中国人真正认识到了膨胀的公有制对社会的危害。文革一结束，中国人很快就扭转了对私有制的偏见，开始了在一党执政的前提下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确立私人经济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膨胀的公有制巧妙地接受了膨胀的私有制，很多政治家、理论家都认为走不通的道路中国人走通了。之所以大家都认为走不通，是因为大家对第三次浪潮的哲学理念缺乏足够的认识。第二次浪潮的哲学理念是辩证的对立统一，所以在第二次浪潮中建立起来的工业国家都是政党制衡政治体制；而第三次浪潮的哲学理念是系统整体观念，从系统的科学思想到系统的宇宙观、系统的历史观，它要拥立的决不是政党制衡政治，而是系统的社会管理理念，刚好和中央集权制的哲学理念相一致。按照第二次浪潮的哲学理念，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旦建立起来，其上层建筑必然会走向政党制衡政治，是第三次浪潮让中国人的社会管理理念焕发出新的青春，是信息科学技术让中国人的中央集权制驾驭工业生产取得了成功。但是，第三次浪潮所拥立的中央集权制绝非是第一次浪潮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而是系统管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升华，是对第二次浪潮所建立的政党制衡政治的一次大超越。虽然目前它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不久的将来它会以低能耗、高效率成为全球一体化时代政治体制的主流。
政党制衡政治决不是中国人的明天，中国人是从家庭理念的中央集权制，跨越政党制衡制，直接建立企业理念的中央集权制。不明白这一点你就读不懂中国的近代史，你会为“中国的民主道路为什么这么曲折？”而苦恼；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看到：中国的民主进程一直是在按照自己的运行规律稳步前进着，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中国人的20世纪是家庭理念逐渐退出政治舞台的过程，任何社会动荡都没能停止中国人的这一进程。辛亥革命把中国的第一家庭逐出了政治舞台；不管是私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每一个企业的诞生都会把一部份家庭人转化为企业人，让家庭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即使是从事个体劳动的家庭，在市场流通经济的作用下、在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也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成为企业化的家庭；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对家庭的历史性作用。中国人的社会变化就是这样紧紧地围绕着家庭展开的。
进入21世纪，企业理念进驻政治舞台完成国家的企业化改造就成为中国人走向政治体制变革的基本方向。
http://www.history-club.net/DVSYS/viewthread.php?tid=16638&extra=page=2
[Reply]
At 2008.03.11 13:34, 鹏少 said:
很高兴看到天涯孤舟的建言，分析问题的深度让我佩服，一直都在关注阅微堂上的讨论，每每看到精彩之处自己都会击掌相庆，鉴于知识有限，不敢乱留片言。只好默默关注，站在大家多年知识积累的肩膀上偷偷懒，顺着大的思路去思考。不过今天实在憋不住了，似乎一直沿着崛起策的思考脉络，”合理”集权的概念提出更加清晰的指出“中国化”的功能分化理论的方向，同时也强调了其必然性。让我们看到了自身本所拥有但不易认识到的优势。因为知道我们想要什么？知道去追求什么？进而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
正如天涯孤舟所提出的疑问。如果政治出现危机，我们应该怎么办？这种方向性的大问题我们该有怎样的制度来进行权力制衡？因为我们实在错不起了。这看起来好像会一直无限循环下去？但由于他的地位太重要了，我们必须深入讨论下去。合理集权的一大特点就是可控性、高效性。这意味着可能很快的发展，也会很快把情况变糟。但这不能否认合理集权的优良性，先进性。我们必须要考虑这种合理性的硬指标和软指标，哪些因素会发挥一定的作用来影响合理性的落实？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决策集团的指挥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会做到的合理程度有多少比例。只要是人，就会有一定程度的认知缺陷。
只是个人不成熟的想法。愿意接受批评。
[Reply]
At 2008.03.12 10:10, 天涯孤舟 said:
一直在思考中国的政治体制应该怎样不同于西方，又怎样借鉴于西方。这篇文章的思考也许还不太成熟，鹏少所提出的“我们必须要考虑这种合理性的硬指标和软指标，哪些因素会发挥一定的作用来影响合理性的落实？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决策集团的指挥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会做到的合理程度有多少比例”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Reply]
志强先生的动作真快啊：－）
把发在崛起策副篇一那边的回复都拷贝过来，大家好在这里继续讨论。
请问，社会（或说政治）系统，与生理系统、经济系统、等等，究竟有多大的相似性和可比性？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此文的一个根本前提。
其次，政治，从某方面而言，其功能在于利益的分配。但为何却如此强调效率？对于分配而言，难道公平不是首要的吗？
再者，此文中的“中央”可以看成是一个“协调机构”，显然已经不能算是集权了，再在集权二字之前加理性二字，似有多余。
我想ＰＳｋｉｎｇ是误会了，我就我的理解来解释一下，有不妥之处请指正
孤舟举的军队 交响乐 生物体这些例子是为了更好的说明中央集权与各功能系统的关系，让人更容易理解，这是一个类比。并不是说由这些例子推导出中央集权与各系统关系。它们不是因果关系。
另外就效率问题实际是发展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为了利益分配的公平而不发展，那是不现实，（人民公社？）。事实上也不存在绝对的公平，能做到协调各系统和谐发展，将矛盾降到最低就不错，其实所谓公平也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还有，中央如果没有权利如何协调呢？中央集权但不等于滥权或者独裁，民主的对立面是独裁，而不是集权（孤舟提到过），但是不理性的集权就会导致滥权和独裁，所以探讨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或者监督系统？）防止独裁滥权就显得很重要。因此个人认为集权二字前加理性二字非但不多余，还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我还想谈谈关于中央集权的问题。ＰＳｋｉｎｇ先生提出的问题也启发了思考中央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有哪些？这个问题我还没想清楚，想请教孤舟先生。
但如果仅仅谈讨中央的协调作用我想也是需要集权的，试想一个没有集权（这个集权包括对各系统和地方的调节干预能力，因此是集权）的中央如何协调各系统或者地方？是否会引起各地方或者各系统的原子化，降低其之间的联系，导致发展失衡？
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用企业似乎更恰当些）之间比较，只是要说明每一个社会部分都有其专有的特殊功能，这类功能是不可以由其他社会部分所取代的。就如企业中的研发部门、销售部门彼此是不能互相干涉的一样。 如果非要说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相似性，我觉得就把一个抽象的例子具体化了，而且也误解了作者原来的意图。
政治系统的确是社会的分配系统，但同时也是社会的协调管理系统，公平和效率两者是同样重要的。否则如果为了追求公平，政府面对社会问题迟迟不能作出反应，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受到影响。例如在自然灾害时，尽快通过政府干预减少受灾人数就是政府的首要职责，但是无论政府如何努力，都会有人得不到政府帮助。
对于‘中央’和‘集权’这些词，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变化，应该赋予其新的含义。今天我们所说的‘集权’，已经不完全是其传统的历史表述。例如，德国各州的领导人由各州选民的选举产生，联邦政府没有任命权。而这一体制在中国至少在现阶段是显然行不通的，地方领导人的任命权是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但是传统的集权，是不管大小，什么权力都抓在手里。而从趋势上看，那些不必要集中在中央手里的权力势必下放的下级单位，这又和大家对‘集权’的传统理解不太一样了。今天之所以沿用这个历史表述，主要是要与西方的社会体制相区分。
我有两点看法：
1.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集权成为可能，也就是企业里所说的扁平化管理。以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为例，在过去的条件下，政府在救灾、救济等只能依靠各级政府逐级下放，这期间的贪腐和浪费是很难避免的。而在信息社会，人人拥有银行账户，政府又掌握每个人的信息，这种工作几乎不需要人为操作，只要设定一个条件，计算机系统可自动将救济款项转到被救济人的账户。这里仅是一个例子。很多政府工作都可用这种方式。实际上，西方社会正在向此方向转化。以加拿大为例，虽然加拿大是联邦制国家，但中央政府的税收占大部分，政府支出直接给最终用户（学校，医院，个人等），省、市政府的工作越来越少。这种政府运作模式即容易公平又高效。公平与效率不矛盾。
2.判断政府的效率应该看投入产出比，即用少的税收提供多的公共服务。决策快未必就效率高，我国大量的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很多是匆忙决策的恶果。
ping的观点我很赞同。在我对理性集权必要性的描述中，应该说正是缺乏了对技术革新的分析。加上这一条就更完善了。判断政府的效率的确应该看投入产出比。而不同国家的国情又决定了没有一个统一的投入产出比模式。我们现在探讨的正是怎样的政治系统建设方式在中国会具有最高的投入产出比。
多谢小杰和大伟的回复，应该说帮我作了很好的解释。特别是大伟关于“集权”赋予新的含义的提法我非常赞同。小杰提出的关于怎样集权，我想在这一篇里说得还不够清楚。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为崛起策建言之二：功能分化下的民主政治》中进一步阐述。
我想PSKing其实已帮我回答了您提出来的问题。“政治，从某方面而言，其功能在于利益的分配”，那也就是说，政治还有“另一些方面”。
至于您提到的“根本前提”我想还算不上是“根本前提”。我并不是由其他系统的特征推导出政治系统应有的特征。而只是用其他系统来作一些类比以便于更好的说明问题。
另外，我说的中央，绝不仅仅是一个协调机构。
多谢阅微堂主张先生的相助，孤舟的这篇文章非常具有思考意义，也很有价值，我这两天就会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希望网友们好好阅读，同时希望越来越多的网友发表文章，形成知识群体共同发声的局面，期待着更多作品！
谈一谈孤舟在文章中提出的一些关于从功能分化角度来理解社会时存在的一些难点：
一 必须区别什么是系统之间的功能分化，什么是系统内部的再分化和系统内部的项目。我们知道，现代社会通过各个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才真正实现了社会系统专注于系统的“内政”和构建系统内部的复杂性。我们分析我们的社会时，由于功能分化还远远没有实现，因此我们比较容易聚焦于理清各个社会系统间的关系，什么是属于政治系统内部的沟通，什么是属于经济系统内部的沟通，什么是属于法律系统内部的沟通，什么是属于教育系统、科学系统、艺术系统、体育系统、宗教系统、大众传媒系统内部的沟通，是否存在不同功能系统功能混乱、编码相互侵入从而导致功能分化被破坏的现象？这样的思路非常好，非常准确，用功能分化理论可以找出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问题和各个层面的弊端。但是不能忘记的是，除了区分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外，各个系统内部正是通过功能分化构筑了每个系统内部的复杂性，系统内部的职能分化和次级子系统的分化也日趋复杂，因此孤舟的文章里提到的一些问题大多源于此，我们必须区别什么是系统间的关系，什么是系统内部的关系以及系统内部的“再分化”。
二 孤舟文章中谈到了社会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谈到了政治系统内部的不同领域或者说是次级子系统的关系，如果我们区分好了这两对不同的变量，许多问题就比较好理解。系统和系统之间存在着编码的不同和功能的根本性区隔，这是“功能分化”，是卢曼理论的核心，以此我们区别社会各个系统的关系（政治、经济、艺术、教育、科学、宗教、传媒和体育等）；同时每个系统内部存在着“再分化”，比如我们在政治系统内部可以观察到基本分化的形式是政府管理部门——民意——议会机构等，我们也可以按照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将政治系统划分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政治系统内部的部门关系、区域关系我们可以定义为“职能分化”，而不是“功能分化”，因为政治系统内部的各种制度安排都是在同一媒介即“权力”下进行沟通的，沟通的二元编码也是相同的：“有权/无权”。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将不同的部门划分、中央——地方关系的区分准确地划归到政治系统内部。
三 基本上我也持有同孤舟接近的观点，在崛起策I 24策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我就探讨到必须同时考虑到横向的功能分化和纵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合理的职能分化，但是这两种分化性质上是不同的，横向的功能分化是指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分化，而纵向的职能分化并非指政治居高临下在控制其它社会子系统，而是政治为了构建其内部的复杂关系必须科学界定政治系统内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政治系统内部在政治二元编码下的“职能分化”。鉴于政治系统内部的复杂性，处理好中央——地方的关系对于中国现代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四 功能分化下的中央集权符合我的看法，我在崛起策I中也在一篇“建立强有力的现代法治国家”中提出国家在法治和民主原则下应该是一个“强”国家，而决不应该是“弱”国家。中国政治系统的能力既很“强”，政治可以干涉其他所以子系统的沟通；却在正当国家职能方面又出奇的“弱”（综合管理能力、税收能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因此单纯的要“强”国家和“弱”国家都不是准确的提法，而且让大家云山雾海，不知道究竟该怎样。通过功能分化理论就理清了究竟该“强”还是该“弱”。首先必须功能分化，政治系统不能“滥权”，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系统“弱”了，瘦身了，政治的触角从直接干预经济规律、科学规律和教育规律等收了回来；正因为功能分化了，政治界定了自己合理的界限，从此政治可以专注于自身系统复杂化的建设并生产出高效和合法的权力，这样政治才能运用权力为社会各个系统建立良好的秩序和外在环境，政治通过教育政策、科学政策、产业政策、福利政策又大大增加了自己的权力，这里政治又变“强”了。注意功能分化决不是削弱政治，而是大大加强了政治，加强了政治宏观调控各个社会子系统的能力。在功能分化的前提下，政治的权力“合法化”了，在“合法化”的基础上政治权力大大加强了。但是宏观调控不是干预，政治的管理和配合必须止于其他系统的内部运作规律（二元编码）之外，否则就是功能分化的破坏，是功能分化向阶层分化的倒退。
五 因此在我们的新论述中必须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功能分化，政治必须尊重各个系统的内部规律；二是政治系统内必须有一个“强”国家，“强”政府，具有“强大宏观调控能力”的中央，只有政治善尽其责，才能更好的促进功能分化。同时只有功能分化，政治才有可能善尽其责。因此“功能分化下的中央集权”包含了两个面向的因素，是非常创新性的提法。是孤舟辛勤思考的结果，值得肯定和赞扬。在此基础上一点小意见：孤舟将“中央集权”阐述得很好，中央集权前面加了限定语词“功能分化”从此让中央集权一词取得了创新的含义，而不再是负面的含义。但是鉴于汉语中的某些词语发音接近，并且“集权”和“极权”在汉语口语发音上是相同的，但是意义上确是差之万里，一个译为英文是power centralized，一个译为英文是totalitarian，这在国际文宣中都容易引起误解，以为中国要开倒车；而且鉴于中国过去计划经济和极权的历史，用“中央集权”一词在社会语境上很难体现出迈向现代化和崛起的中国之新气象，反而容易让人感觉到“中央指令性计划”要重新来临的感觉。前面的限定词其实已经说明了是功能分化之下的中央集权，功能分化是一个全面综合涵盖了现代化综合目标的语词，其全面性应该高于仅仅指提到的“法治”和“民主”，因为功能分化涵盖了社会各个子系统的领域。但是关键在于功能分化这个词现在还不为大众所知，也还远远没有成为中国主流语言，用句与时俱进的话来说：我们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我们不掌握主流“话语权”，这是我们的困境。因此我觉得功能分化有一天真的成为官方语言和大众接受语言的话，用“功能分化下的中央集权”是很好的，但是在今天社会语境下，建议“中央集权”一词可以略加修改，用一个更加中性温和的词语表示出来。我们不必急于在一夜之间一切作得完美，但是希望在崛起策II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够征求网友的意见，并进行网上表决来整合出一个让社会听了耳目一新、体现出中国进步和现代化的语词出来（一点想法，不够成熟）。
六 孤舟未必要按照我所说的修改，你可以继续按照你的思维和设想进行创作，我的观点也只是自己的一点浅见。
七 孤舟写的这篇文章开启了崛起策创作的新时期，如同崛起策I的某段时间一样，不断有网友出来发表同崛起策相配合的文章或是独立探索的文章。在崛起策II这样的文章就更加重要，只有集体探索，而不是一个人自说自话，才可能真正将功能分化理论扩展开来。这需要有一个群体从不同角度来谈功能分化，从各个层面来分析功能分化和今天中国社会的关系，才能真正形成“认识论群体”和“话语群体”的现象。任何一件社会新事物，新理论，即使其再有价值，但是离开了一个社会群体的共同发声，就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注定是没有影响力的。只有当一批人接受了这个新理念，并进行共同的诠释和讨论，才有可能进行创新，才有可能推广和扩散这个理念。从崛起策II的讨论来看，其广度、深度和参与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崛起策I，许多精彩的留言早就是一篇篇优秀的文章，希望大家共同承担这份社会责任，为中国崛起贡献力量，期待着越来越多的文章涌现出来，这样我们才可以共同谱写中国崛起的篇章。
另外我最近特别忙，每天都在超时工作，已经很难来天天讨论，三月下旬去美国开会，一周内也无法参加讨论，因此这段时间上网次数会大大减少，请大家见谅。4月将一切入常。
刘涛先生提出的区分功能分化和系统内部职能分化、再分化、项目是非常正确的。理清系统间关系之后还要理清系统内部的关系。对哪些是系统间关系，哪些是系统内部关系作合理的界定。“中央集权”的提法本身其实是政治系统内部的问题。更偏重于中央－地方的纵向控制力度。另一方面也指政治系统对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宏观调控力度。这个又属于系统间的关系问题。
另一方面，我现在倾向于认为政治系统恰恰是我前面所说的整个社会总体协调控制的“主程序”。政治和其他系统间仍然在功能上有上下级关系（注意是功能，不是职能或权力）。政治系统对其他系统应进行强有力的调控。但前提是不得干预其他系统的运作规律和编码。而只能和软件程序调用一样通过规范的接口输入参数，获得输出。
先生关于“中央集权”称谓的建议我觉得很有意义。我已经在和其他人沟通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源于这个词汇的第一印象。现在暂时还没想到好的词汇，也如先生所说，我还会暂时沿用这个词语。
希望有更多的网友建言文章能够在中国崛起策读者评论中发表。群策才有群力。
刘先生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我们建设功能分化社会时，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还是政治系统，在各个系统的相互干扰中，主要还是政治系统对其他系统的干扰，即政府做了太多它不该做的事。而功能分化社会的建立，主要的努力也是政治系统的功能分化，在此基础上，其他系统的功能分化是水到渠成的事。至于集权与分权，是政治系统内部的事。而这时强调政治系统的大脑和指挥中心作用，是否弱化里建立功能分化社会的努力。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往往要付出的是曲折前进的代价。我的一切立论都是以首先坚持向功能分化的社会迈进为基础的。正在琢磨下一篇文章，又会从另一个方面来描述。敬请关注：－）
刘涛和大伟的留言迟些时候再来回复。先强烈推荐一本出自中央党校的书：
《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我们是不是已经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图书详细目录:
总论 建设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一 、政治体制改革：从务实的角度出发
二、中国共产党的改革
三、形成权力制衡的框架结构
四、政府怎么改
五、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
六、发挥民间组织和宗教的积极作用
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通盘考虑的几个问题
八、党的十七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与提高执政能力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二：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三：政协体制改革与地区协商民主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四：立法的民主化及其法律监督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五：政治体制改革重心：行政体制的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六：政治体制改革应从基础做起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七：调整和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八：建设一个公平和正义司法体制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九：和谐社会中的民间组织与宗教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十：1978年以来中国体制改革的历程与反思
仅仅看到书名和目录就觉得振奋和激动了，奇怪的是这本书为什么不是在17大期间出版？看来这届政府真的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民族复兴的角度，真正要做些事了！期待早日读到这本书。
我已在网上定购了该书。看有没有办法转成电子版的（可能会有点难度）
建设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中国
周天勇
这是攻坚一书的总论部分
大家积极的讨论体现了每个人的深刻思考，本人深受鼓舞。激励着我进一步思考，如何才能在阅微堂上更高更好的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比如像天涯孤舟的创新建议）？这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推动这一套思想体系的成熟。 本人提出一些细节上建议。
首先，谈一下我的体会。当我看到天涯孤舟说“郑重提出我对功能分化理论的一点质疑：在社会复杂度面前，不分化固然没有出路，但缺乏 总体控制的分化要形成高效耦联又谈何容易？我认为这是功能分化理论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我注意到了一个关键词“社会复杂度”。它在一个结论当中是个前提条件，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呢？如何理解这样一个高度抽象的词呢？而且它还很关键又好象很空洞。或许第一次来阅微堂的朋友没有先前的阅读的经历，对于社会复杂度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字面上，因为每个人都会说中国国情很复杂。也可能一些很有社会经历的朋友，看到这样的词汇，头脑马上会出现一个或几个生活中体现社会复杂度的例子。当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察点和特别关注的地方。对于“社会复杂度”的理解也会有深有浅，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真的理解它了。那好，疑问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一些基础而且重要的概念上的存在认知误差，很容易导致进一步思考的粗浅化，而且还极易可能出现在一些问题的重复的讨论，大大影响了整体思考的速度，还减少了网友的兴趣，以至于很难有效的达到建立“功能分化社会理论”的社会共识的目的。
我们不妨在平时思考的同时，提供一个页面，上面专门是“解读”一些讨论中的关键词，那种不好理解的。相当于给崛起策提供一个易读而又及时的注释。让更多的朋友去理解理论是如何从清涩走向成熟的。顺着刘先生文章主脉络，让大家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进而进行创新。
这里的“解读”是很宽泛的，每个人都可以谈谈自己的见解，比如，像解读“社会复杂度”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举一些例子，举他自己对这个名词的第一反应的例子（也就是对这个词最清晰映射的例子），当然，尽量达到宽泛多层次的解读，达到一个拓宽视野的作用，我们不需要一定同意别人的看法，但是我们应该清楚他们的声音，或许有一些解释正好填补了自己的认知局限，通过反馈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弥补了个人经验限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毕竟我们都不是国家的决策集团，没有那些领导集团的实战经验。就好象一个没有过打篮球比赛经历的人去当篮球教练，往往会在实际比赛中很难拿捏一些重要的时机。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对文章的解读，可以在一个更开放的交流基础上把握讨论的重点。
以上仅仅是个人建议，希望大家共同讨论是否有这种解读的必要性。
非常赞赏鹏少的观点，我在下策中也正是要理清一些重要的概念和内涵，以免大家各说各话。另外建立专门网页解释一些基本概念是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
建议很好。附议。
功能分化？感觉上很多有道理的东西实行起来很难。
功能分化下的中央集权，我想集权的概念在国人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
无论怎样的观点、制度，首先不是看是否客观正确，优秀，而是要看是否符合大众的思维习惯。
任何的制度在目前的阶段都要能承受固有的伦理观念的考验，毕竟人才是关键。
诸位讨论的观点是否符合大部分人的观念，如果不符合，他们是否能接受，能接受到怎样的程度，这种程度能否改造旧思维？
我想在提出观念的同时更要提出措施，如何实践诸位的讨论呢？
胸有成竹甚好，但莫要沦为纸上谈兵！
崛起策II要写一年多，目前阶段都是在进行理论探讨。理论结合实际的论述可能会在以后阶段进行。
“无论怎样的观点、制度，首先不是看是否客观正确，优秀，而是要看是否符合大众的思维习惯”，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个先后关系。但注重大众的思维习惯的确应该是我们在分析讨论时应该注重的问题。
啊, 看來崛起策的討論水平已進入了新的高度呢!
大略看了一次, 看到有人提出將企業理論應用於社會理論, 覺得頗有意思。可惜最近很忙, 否則一定要參與這方面的討論。
有些时候不见Esmond 的发言了。期待您的精辟见解。
最近我的上司接手了一個大大的爛攤子，所以...我真的很忙
虽然觉得主文立论和讨论的观点内容都比较新鲜,但又觉得完全脱离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框架，不知道这样的讨论，现实意义到底有多大？
下一篇文章将会有所涉及，敬请关注！
最近因为一些意外的事情，一星期都没有能够到阅微堂来，这是自从发表崛起策来第一次这么久没有到这里来。底下将要去开会一周，因此四月初才能回来，所以到时候才能回来参加讨论，希望网友们见谅。另外孤舟的文章欢迎继续写下去，特别期待的是关于文化和功能分化的讨论，这一个系列（关于政治系统的讨论）也希望你能够继续写下去，我们四月份再详细开始新一阶段的讨论。
刘涛先生：文化和功能分化的讨论也许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会伴随着崛起策的进行而展开。我放弃了开始那种急于求成的想法——中华文化太博大精深，不是可以简单突击就能掌握的，我希望能在崛起策写作的过程中通过“国学与现代化”研讨平台不断向阅微堂这边输送传统文化中可借鉴的资源。该平台的建立现在还有些准备工作要作，我一定会推出的。
关于政治系统我也会继续探讨。最近购买了《攻坚》一书，正在学习。应该说是一本非常务实的书。届时我会结合它以及功能分化理论和我自己的一些理解进行论述。
首先谨慎的支持一下。但是作者可能是将决策和执行混到一起了。决策要谨慎，要平衡各方利益，要有制约，而执行却必须通畅迅速彻底。所以先进的社会应是将民主下放到县市的中央集权。要弱化省的决策力。而加强它的监督力度。使它作为一个中央派出机构存在。这样中央的决策由市县来执行省来监督
中央集权是与时俱进的历史传承
----参与为中国崛起策建言之一的讨论
功能分化下的中央集权是一个崭新的提法，既是历史的传承，又是把功能分化理论与当前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又一个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从该文中学到不少，就以下几点说说个人看法。
一、 中央集权是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
自古中国就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耕经济，家族管理是农耕经济的必然，在大工业的生产社会化中，家族管理也必然让位于企业管理。但老思想意识一时还难以消失。国人上、下始终把土地视为命根子，官员们分封裂土思想根深蒂固，他总想集财权、军权于一身，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从历史上看，当中国统一并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时，国家就会强大，就能管住地方官员，百姓才能休养生息，否则就要军阀混战，百姓遭殃。汉朝景帝削平七王之乱，才强大起来。晋朝八王之乱搅得中国大分裂达几百年。清朝在削平三藩后，康、雍、乾三朝牢固地管住地方，才有上百年的清平盛世。因为中央要考虑全局和长远，而地方官员只关心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对载舟覆舟的道理是不屑一顾的。宋太祖实行了和平时期的兵将分离制，虽然也有其弊端，但终于结束了五代军阀混战的局面。民国时期也有调将不调兵之说。解放后有过八大军区长官对调之举，还有地方干部轮调等措施，都是为防止地方作大，中央号令不行的后果。
我在《美好远景艰难路程》一文说加强中央权威是当前的重中之重。有的网友质疑，认为加强民主才是当务之急。中央权威和民主监督并不矛盾。一些地方大员，对上要求民主放权，对下强调集中，一手遮天。在中国没有中央集权，民主与法制的制度是建不成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走不出中南海，冲不出北京城，对耕地大量消失的情况，中央领导人心急如焚，耕地大减，中国的粮食安全怎能保住？有关保护耕地的中央文件一个跟着一个，下面就是不听。十七大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央号令不行的局面。
从历史到现实都可以说明，没有一个具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是不行的，所以中央集权是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
二、 功能分化是中国崛起的充分条件
中央集权是在功能分化条件下的集权。是专管大事的集权。古代农耕社会形态比较简单，地方官集行政、司法等事于一身，还能运行下去。人类进入大工业社会以后，生产社会化，分工大协作的进展急为迅猛，为其服务的衍生职场如同雨后春笋，分工越来越细，各分工之间的协作耦连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管理也就越发复杂。政府什么都管，结果是手忙脚乱，什么也管不好。为此功能分化理论遂应运而生。功能分化是大分工协作以后对各系统功能和耦连关系从法律、制度层面上加以界定，这是生产社会化的必然要求。
如果不进行功能分化，政府对大事小事一把抓，清廉正直的好官能累死，坏官对该管的事不管，对以权捞钱的事，却乐此不疲，如批准土地之类。近年来国家已经废止了不少的审批项目和手续。这是在政治系统中逐步走向功能界定的初步举措之一。
中央集权就是要管大事，国防外交自不必说，在经济领域中如发展规划、宏观调控、公益事业，分配调节，跟据实践中问题向立法机关提出新法律法规之建议等等。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过去说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如何才能统而不死，放而不乱，在建言之一中已经有初步说明，以后各策和建言中一定会有进一步的体现。过去有这方面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士最好能参加这方面的议论。
三、政治经济关系与官商勾结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这方面的话题在中国崛起策II的前两篇的留言讨论中提到过。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关系非常密切。政治要保护经济系统正常运作，经济是政治系统的根基。经济发展了，财税的汲取能力的提升才能实现，国家才能富强。所以各国对其商业利益格外维护，世贸谈判之所以困难都是在为本国经济争取有利条件，有时还要用海军护卫本国商船，以免遭受海盗的袭击。经济是国家的利益所在。政治经济的这种关系是指在全局的层面上说的，而官商勾结完全是为了个人私利损害国家和百姓利益的犯罪行为。即使是为了局部地区或某些部门，那种损害国家全局和百姓的行为也应受到谴责。如地方保护本地假货，当上级环保部门到企业检查，地方官员，甚至地方环保部门向企业通风报信，对这种为保护局部小利而牺牲全局的行为应当追究查办。
当前政治经济两系统相互侵入的现象较为严重，权钱互易之事时有发生。贪污受贿这种触犯法律的事自不必说，有权人的灰色收入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房价猛涨的因素之一就是开发商要给把关验收的部门和个人上贡，就是消防、供电部门，你没有十万八万的，就盖不上大红印，更不用说土地、城管、规划等等部门了。至于税务和商铺之间的权钱互动也屡见不鲜。总之以权谋私之风屡尽不止。在功能分化中必须解决这种相互侵入问题。怎么解决？一是定期审查有钱一方的帐目，他再怎么做假帐，也会有蛛丝马迹。法律应规定做假帐或两本帐、三本帐者是犯罪行为，对搞假帐的会计、老板判以重罚。规定有权者（不论是大官小官）都要公布个人财产。这些都是国际上的成功经验。
四、中国人选择了可控渐变，拒绝了休克剧变
作者以生物、软件、交响乐等生动事例来比喻说明中央控制和调度的必要性，从文化等多个角度说明中国人对国家统一、和谐的认同，统一的中央政府是抵御外侵和天灾救助的依靠。从历史和现实中说明中国人宁可接受可控渐变的思路，也不愿承受休克剧变之痛。当然实在活不下去时也会揭干而起，拉起造反队伍。古代农民起义大多是不得已才走上不归之路的。"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这是久经战乱的老百姓的无奈之语。满清晚期，对外无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对内镇压。戊戌政变后，人们抛弃了改良派，转向孙中山，但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妥协，可能也有免于战乱刀兵之苦的因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党和政府顶住西方制裁封锁的巨大压力，在中国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有人预言，不出几年中国就要崩溃，事实正好相反，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有了极大的发展。中国在可控渐变的路上越走越宽。这是中国历史的延续，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
五、中央集权是集体领导，不是个人崇拜
中央集权是中央领导集体之权，不是搞个人崇拜，更不是个人独裁。在中央领导集体中可能有智商较高者，有审时度势的眼光，有果断决策之能力，但也要尊守多数原则和任职定期制。宪法、党章中规定的事就一定要照办，这要成为全国全党的共识，绝对不能含糊。美国罗斯福总统连任四届，虽然是非常时期，但也是违宪的，在后人中多有批评之词。中国近年来已经贯彻了上述原则，同时也克服了因下级请求而续任的苗头。幕后听政作法也已废止。这些都是中国的一大进步。所以中央集权不会再走过去的老路。
六、中央集权符合老百姓的愿望
由于对贪污腐化、野蛮拆迁等社会弊端的不满，老百姓骂声一片，各种各样的牢骚充拆街头。但老百姓内心深处的东西始终是求稳怕乱。"当前社会再怎么不公，大家还都有口饭吃，乱了谁管谁呀？"这是人们的心里话。古代人们总是企盼明君出世，青天再生。有了冤屈实在不得已，就进京告御状。这种心态一直流传下来。去北京上访正是此种心态的延续，要求中央帮他们主持公道。希望中国大乱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极少数想火中取栗的野心家，民族分裂分子，企图支解中国的国外敌对分子。一些抱有极左或极右思潮的人中，不少人有着矛盾的心态，他们并不想中国被支解分裂，但又希望社会上发生一点动乱，以达到他们所要求的极左（二次革命）或极右（立即照搬西方模式）的目的。这只是他们想往"休克剧变"急于求成的一厢情愿。中国一旦大乱，必然是大内战、大分裂，大倒退，跌入万丈深渊的地狱中。一些早已把子女、捞来的资产转到国外的人们，他们绿卡在手，一看情况不妙，赶快逃之夭夭。一切普通善良的人们可就惨了。老百姓都明白这个道理。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的胜利召开，对于想分裂中国的人是当头一棒，使其幻想完全落空。老百姓却看到了希望，低保户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实惠，党的一系列惠民政策正在一一落实。由于中央树立了权威，过去声言要对付"钉子户"的地方官员在讲话办事方面也向百姓靠拢。从普通人的心态来看，中央集权是合民心顺民意的。今后经过功能分化，慢慢进入理性集权新时代，中国的崛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七、中华文化支撑下的中央集权
什么是文化？字典上有多种解释。我认为：支配人们行为方式的东西就是文化。在大字不识的人头脑中也有文化。通过祖辈的耳濡目染，社会熏陶，也会形成他个人的行为方式和待人接物准则。只不过是不太系统比较粗犷而已。各个民族都有其历史传承的东西。如本篇建言中所说，中国人的国家民族认同，重视和谐稳定，郡县管理体制，依靠中央保护等意识中这些文化传承，还有对可控渐变的认同，对休克剧变的恐惧，使得中国人对中央集权的认可。国外对中国在集权体制下还能大步发展经济，感到不解，这是他们不懂得中华文化特征的缘故。
中央集权最大的好处是高效率，经过功能分化后的中央集权将会把效率与公平有机地结合起来，鱼和熊掌兼得的好事在我国要比西方更容易做到。
维我独尊强加于人具有排他性的西方文化与大工业发展要求相适应，使得他们走到前面。我中华文化中的小生产意识如自我封闭，只顾眼前，对上依靠，对下包办，进入官场，一手遮天，慢节奏等与大工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所以败下阵来。当前人类社会已经步入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互助、和平、尊重、诚信等将会成为普世价值。具有海纳百川，以包容性为特征的中华文化再溶入西方的进取精神后就会在世人面前大放异彩，成为今后的领跑者。以包容为特征的中华文化必将取代以排他为特征的西方文化，而占据主流位置，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认同。从专制集权过渡到理性集权是我国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文化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