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十三：告别民主弥赛亚主义，建立新型民主观
I
古希腊历史记载，叙拉古王迪奥尼修斯(Dionysius)有一位廷臣名叫达摩克利斯（Damocles），此君是一个善于溜须拍马的人，经常不着边际的吹捧国王迪奥尼修斯。有一天，国王迪奥尼修斯邀请达摩克利斯赴宴，国王特意让这位廷臣穿上王袍，让他坐在国王的宝座上，宝座上方悬着一把锋利的宝剑，而这把宝剑仅仅用一根马鬃系着，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国王迪奥尼修斯借这个机会告诉达摩克利斯：当国王所面临的风险，就像头上高悬着利剑一样，下面有野心的臣子随时可能斩断纤细的马鬃，国王所拥有的权利伴随着的是每时每刻潜在的危险。达摩克利斯听了这番话后，就打消了妄图篡位的不臣之心。于是后人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表示随时可能发生的潜在危机。
生活在21世纪初的中国人似乎也能隐隐约约感觉到中国上空也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方面中国处在近现代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经济繁荣、市场丰富、国力强盛和民族复兴让国人振奋；另外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中积累的内部矛盾也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各地因为征地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常常见诸报端，腐败和贪污的案件有增无减，社会中不和谐、不安定的气氛并没有随着经济繁荣而消减，这些现象的确让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忧心。而国外对中国的报道也呈现两级化的趋势，一方面中国崛起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已经成为媒体的主流，这样的观点正在改变西方人过去对中国刻板的看法；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中国威胁论重新抬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挑战了美欧的优势地位，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另外一个派别却反其道而行之，宣扬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将在剧烈的社会矛盾、环境危机和经济衰退中走向解体崩溃。持中国崩溃论的不仅是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有海外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也持有这种观点。这种极端观点在1990年代曾经甚嚣尘上，一度被人追捧，有的人甚至还立下时间表，说中国在某某年就会崩溃。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变迁，中国崩溃论的极端观点成为笑谈，于是有的人又把所谓中国崩溃的时间表后移，认为中国会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崩溃。只是谎言一旦被证伪，就很难再让人相信，中国崩溃论的观点现在处于衰势，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
我们当然不必在乎有人热衷于宣传中国崩溃论，因为这些人越是这么说，中国反而就越好，中国的发展有自身固有的逻辑和规律，不是别人喊喊中国崩溃论就能喊得倒的，中国的发展和成就是靠国人脚踏实地一步步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靠意识形态领域的磨嘴皮。对于激烈非理性的观点，大可一笑了之。但是对于别人给予我们善意的批评和谆谆告诫则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中国在经历了28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应当改革落后的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几乎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共识。而我国领导人也在国内国际场合多次提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问题，显示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该怎么走，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和方向究竟是什么，看看已经实现民主化的中国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更让我们不得不担心，民主化会不会让中国陷入危险，带来无法想见的严重后果？民主化会不会让中国陷入内乱和分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民主化会不会燃起中国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危机，让中国的版图和疆界受到威胁？我想，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的爱国知识分子，心里都会提出上述几个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又深知，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法回避的课题，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是焦虑和不安的，一方面欣喜地看到中国的日新月异和日渐强大，另外一方面总感到中国上空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21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有信心取下这把高悬于我们头上的利剑吗？我们有信心和平过渡到现代化的彼岸吗？
II
民主，自从晚清以来，就成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目标。五四运动中民主更是被中国知识分子译为德莫克拉西(Democracy)，中国现代化目标被定义为要引进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高扬科学和民主的旗帜成为五四时期的进步潮流，并蕴育出中国学子一代一代追求民主的五四精神。那么，民主究竟是什么呢？事实上，民主是一个及其复杂的概念，它包含的领域及其宽阔，民主是一种哲学观点，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是一种利益博弈机制, 当然，也是指一种政体和政治制度。目前大家关心和争论的焦点比如说要不要民主，主要指的是民主丰富概念中的一个方面 － 也就是民主政治。这样的民主政治主要是指通过竞争性的机制（包括不同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竞争）定期举行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的一种政治制度。 我想，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对于源于西方的多党民主政治体制，我们应该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既不应该全面否定、也不应该片面肯定西方式的多党制度，而是应该抱着为我所用的观点，吸收其中合理进步的积极元素，抛弃其中一些明显不合理的元素和弊端，然后按照符合中国国情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吸收西方民主制度部分优点的同时，根据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特点，加入改良后的中国元素，从而达到建立新型民主观的目的。以下两种观点我认为都是不可取的，第一种是完全否定西方民主制度，认为西方民主是虚伪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合理化自己统治方式的假民主。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不能与时俱进，没有看到民主制度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和制度财富，任何国家，无论什么社会制度，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认同权力必须制衡、司法必须独立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观点，都认为本国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或是正在建立民主制度。我们不能自外于国际政治文明和世界民主化浪潮之外，把人类所有的民主政治文明都归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之内，而是应该作文明的世界公民，在与国际主流文明接轨的基础上去改造和提升民主政治。第二种观点认为西方多党式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形式和唯一最好形式，其他转轨国家只有完全采取这种模式才有现代化的希望。这种完全神话西方多党式民主政治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一个后进国家有太多的国家目标，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等不同领域，单单认为采用了西方竞争性民主政治就能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未免把复杂的世界过于简单化了。而且民主政治无论是在理论和实践中本来就存在大量的问题，无视这些弊端和问题把一种制度偶像化和神化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这里我就要来谈谈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希望这样的探讨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启示。
- 民主政治中巨大的危险和理论漏洞 － 多数独裁和多数暴政的问题。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和机制是多数原则，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少数服从多数，而这个理论中隐藏着极大的理论漏洞: 比如说100个人进行民主表决，其中70人属于一个紧密相连的共同团体，剩下的30人属于零散的少数民族，假设70人决定剥夺30人的所有财产，甚至把30人从肉体上消灭，这就产生了可怕的多数暴政的问题。理论上，这是符合民主的多数原则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多数恐怖主义。早期的美国民主理论专家已经发现了这种危险性，比如麦迪迅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就警告在民主制度下，压迫的危险来自社会的多数；而这种多数人的压迫将导致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政。法国政治学家阿列克西·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也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呼吁人们警惕多数专制，认为这是非常有害的。而这种多数暴政多次在人类的近现代史上演。比如法国雅各宾专政(Jakobinerdiktatur)就开启了多数暴政的先河，雅各宾党人以多数人民的名义要求剥夺贵族的财产和生命，未经审判大量处死政治异议人士, 为法国革命带来了腥风血雨的屠杀，最后让人人自危，社会动荡。而苏俄在10月革命后更是把多数专制上演到人类历史的极点，仅仅评着抽象的人民概念和无产阶级的概念，就可以完全剥夺另外一个阶级所有人的生命，斯大林肃反时期被处死的人多达几百万，都是以多数人民的名义来完成这样恐怖的政治迫害的。卢旺达是非洲大陆民主化先驱, 然而1994年民主选举后发生了可怕的种族屠杀事件，其逻辑也是多数暴政的延伸：一个占人口多数的民族胡图族以所谓多数的民意和受到威胁为由要求消灭少数民族图西族，结果造成了百日内100多万人被屠杀的空前惨剧。历史沉痛的经验昭示了我们，民主的多数原则前面一定要加上一个定语，才能建立健康的民主，那就是少数人的权利。民主应该是建立在尊重少数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的基础上的多数原则。在民主制度下，少数人的权利，甚至是每个人的一些基本权利都是不能被化约的，都必须切实得到宪法的保障。约翰·洛克(John Locke)认为，每个人具有与身俱来的一些权利，比如说生命权、身体尊严权和财产权，这些权利不需要特殊的哲学证明，因而是自然权。只有保障了少数人的权利和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有确定了某些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才能建立良好的民主政治表决机制。
- 民主的尴尬 － 选民选出了恐怖组织。2006年1月巴勒斯坦的立法委员选举令世界震惊，巴勒斯坦人民用选票决定了让具有恐怖主义色彩的哈马斯入主政府。虽然说哈马斯是不是恐怖组织，在不同人的眼里一定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哈马斯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组织，经常进行激烈的暗杀和自杀爆炸。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宗教极端组织执政，因为这样会破坏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会让该区域陷入非稳定的失衡状态。本来，国际社会寄托于在人民投票过程中，会有一种自然理性抉择，能够淘汰掉极端的基本教义势力，因为大多数人民毕竟想过安定的正常生活，极端势利无论如何也难拿到超过50％的选票。但是，巴勒斯坦人民在战争、动乱、屠杀和社会失序中早就失去了对前途的希望和企盼，人口爆炸、极低的生活水平、极高的失业率和文盲率让许多巴勒斯坦青年在城市的陋巷中长大，在那里他们极易接受宗教极端教义的影响，成为哈马斯的铁杆拥护者。在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完全处于前现代化的情况下，再加上人民对以色列的欺压长期积累形成的民族仇恨，让选民很难作出理性和正确的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极易让极端势力从中渔利，一跃成为政坛上的新兴力量。因此民主制度需要的是稳定的社会条件，良好的国家教育制度,良好的教育水平和一定的经济基础。当然，西方国家政坛上也有极端势力妄图利用欧洲国家经济衰退和失业率攀升来扩张自己的政治势利，比如说2002年法国极右翼“民族阵线”的勒朋（Jean-Marie Le Pen）就试图执政，德国的新纳粹政党也一度进入议会，但是这些极端政党在西方国家始终不能成为主流，而为大多数选民所厌恶和唾弃，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普遍的大众教育和良好的公民意识让人民有比较理性和正确的判断。因此，民主制度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教育条件相搭配，才能发展出良好和健康的民主。
- 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最近几年在国际民主政治实践中出现了一种突出的现象，被称为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是由印度学者法理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1997年首先提出来的, 这主要是指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形式上实现了选民投票和政党竞争的选举方式，政权也按照选举结果进行了转移和交换。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自由权，特别是民权没有得到保障。民权包含了财产权、言论自由权、集会和结社权、宗教自由权等。 在一个民权得到保障和尊重的国家，也必定相应是一个法治社会和法制完善的国家。不少国家譬如伊朗和委内瑞拉，虽然实现了民主选举，但是由于言论和结社集会自由没有得到保障，由于宗教没有完全和政治分离，由于新闻自由受到限制，，导致人民和选候选人资讯不全和信息分散，最后选举产生的结果是在公民基本权未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这样的选举结果应该说并不能完全反映民意，而且由于选举人处处受限，未能取得公平阐述自己政纲的机会，因此尽管整个选举过程符合了民主原则，但仍然不是良好、公正和透明的选举。 在民权未得到保障、法制不健全和腐败盛行的情况下，很难保证选举的公正、透明和符合民意，相反却给各种各样的腐败、欺骗和形形色色的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样的选举结果往往和真实的民意相去很远。因此，民主必须是自由的，必定要建立在尊重普通公民的民权和司法独立的法制社会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些相应条件的搭配，民主就可能成为野心家的工具。从西方的历史来看，自由都是先于民主而产生的，托马斯·马歇尔（Thomas Marshall）也提到了西方社会经历了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个发展阶段，因此民权应该说是民主政治重要的先决条件，没有自由民权就绝不可能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
- 不民主的自由 (undemocratic Liberty)：新加坡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亚洲模式，被国际上认为是不民主的自由。在新加坡，民权和公民自由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新加坡还是法治国家的典范和楷模，拥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廉政建设和最少的腐败，在世界各国廉洁程度的评比中，新加坡总是高居亚洲国家榜首。新加坡已经跃升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行列。但是在新加坡，公民的政治权却受到了有形和无形的限制，每次选举的结果实质上是操纵在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手中。中国香港也有类似的特征，一方面经济高度发达，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的自由港，民权和自由权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含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结社集会权，宗教自由权等），但是中国香港却没有采取西方式的竞争型民主选举。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自由权和法制国家先行，民主化置后的现象，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却在现代化和法制化的道路上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 不稳定民主：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既没有建立起起码的基础教育水平，经济也处于赤贫的阶段，文盲率和失业率都很高，更为重要的是公民的民权和自由权没有得到保障，法制国家的建设还远远没有完成，于是造成了一种情况，任何一方选举上台后，另外一方就会攻击选举舞弊和不公正，双方陷入僵持对峙的白热化阶段，整个国家被两大集团或是数大集团所煽动、操纵和控制，民众陷入狂热的选举后遗症和选举对峙中，整个国家面临崩溃和失序的危险。特别是在这种危急关头，很多非洲国家和一些拉美国家极容易发生军事政变，军队中的将领干脆宣布军管国家，于是整个国家陷入腥风血雨之中，经过残酷的军事斗争后产生的新强人，往往又会建立军事领导人的寡头政治，直到其统治被下一场军事政变推翻。我们发现了许多非洲国家和新兴民主体都有这样的经历，民主选举后民选政府很快被推翻，又恢复到极权主义统治中去，直到杀出一番新的游戏规则，军人又会所谓的还政于民，然后新的选举以后不久又发生军事政变，然后一切又回到原点，周而复始。这样的情况就是不稳定的民主政体。
- 民主政治和民粹主义：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包括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某些极具表演能力的“魅力型”政治家，或是利用国内的某些情绪比如说反美情结，或是利用整个社会的某些氛围，或是利用宗教教义的狂热，或是利用社会内部存在的族群矛盾，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伟大的拯救者，然后用狂热的极权主义模式来动员煽动支持自己的群体。他们或是夸大某种社会气氛比如社会不平等，或是在社会的伤口和裂痕上洒盐比如声称自己所代表的社会群体遭到了压制，或是宣称自己有能力带领属于自己的群体打翻身仗，让群众产生意识形态的亢奋和狂热，以坚固支持自己的基本教义派别。这里最突出的就是台湾的陈水扁，他在2000年侥幸地因为国民党三家分晋而让本来是少数派的自己取得了政权，然后利用台湾内部的族群矛盾和社会伤痕挑动不同族群间的仇恨，把自己扮演成三成泛绿支持者的“英雄”，并不断许诺台独政治远景。台独基本教义派宛如时不时地被打进兴奋剂，对陈水扁的贪污腐败和大量的丑闻基本可以作到不闻不问，因为通过基本民粹主义的动员，阿扁已经获得了特定群体 － 基本教义派的无条件支持。
- 选举前的恐怖之夜：虽然民主政治替代了专制统治是一种历史性进步，但我们不能夸大地宣称民主政治用透明和开放的方式消除了黑箱作业、阴谋诡计和独裁制度下的神秘。实际上，在民主选举中，各种各样的策略、计谋甚至是诡计也是层出不穷的。在许多国家大选前半年，执政党和在野党就难以好好治国了，大家的心思全放到了如何去打赢选战的议题上去了。随着大选的来临，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气氛往往也越来越紧张和诡异，选举的双方和多方不断抛出吸引选民眼球的议题和攻击对方候选人的议题，许多攻击对手的传言、传闻和丑闻包括对方家人的丑闻和私生活都被当成选举的战略牌一张一张有次序、按议题重要程度、按离选举时间的距离被一一打出来，离选举越近，发生令人震惊的大事的可能性就越高。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稍微好一些，但是选前也还是充满了诡诈和阴谋，候选人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的政治事件去表演，主动创造政治事件来为己方加分, 争取让对方失去表演舞台或是让对方阵营犯错误, 然后抓住对手一点失误全面出击, 这些谋略在主要西方国家如美德法的大选中我们都多次领教，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无论是政治家和人民的整体民主素质和道德素质还是要高过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新兴民主体的。在第三世界国家和某些转轨国家和地区的大选前，气氛更是恐怖，往往是选举前一周和前一天会发生阴谋事件而逆转整个选情，比如枪击事件、自击事件、投毒事件、自焚事件、暗杀事件、变脸事件等等稀奇古怪的事情。因此选举前一夜堪称是恐怖的一夜，有些选举前的悬案堪称经典，可以编入现代侦探小说。
- 选举中的侍从主义：在南欧和拉美一些后进的民主国家，由于历史上的传统，形成了国家和某些特定群体的父权主义式的庇护和交换关系。在民主化过程中，过去的执政党采取收买选票的方式，给予这些群体在选举后较为优惠的政策、国家补贴和高社会福利的承诺，换来的是某个群体的倾巢出动，全面助选给予本团体特殊庇护的政党。在这种政治庇护的交易中，产生了大量的腐败和贿选的情况，特别是在意大利有着非常强列的政治侍从主义的倾向，在某些地方还出现了黑手党介入和控制地方选举的情况。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政治侍从主义，地方的某些团体和机构服务于特定的政党，形成庇护式的交换关系。
- 民主政治的反复：有的实行了民主制度之后的国家，由于国家解体、分裂和人民收入大幅度缩水，人民对民主制度的热情也相应大幅度下降，开始怀念集权时代，或是感到开明专制也不错，关键是要恢复国家的秩序。这点在俄罗斯最为明显，普京时代公民的民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形式上却保留了定期民主选举的制度，可以划入不自由的民主行列。但是奇怪的是，俄罗斯普遍的民意不仅没有反对普京的新政策，反而给予了普京非常高的支持率，在2004年大选中，普京居然获得了高达70％的选票，这样高的得票率几乎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是不可能的。这显示俄罗斯民众越来越认同应当在重建国家秩序的基础上发展民主的观点。
- 民主化的后遗症：在一些多民族聚居的前共产党国家，西方国家力促迅速的民主化，从而导致了一些国家的解体，产生了数个国家，而新产生的国家中更小的民族又以受到压迫、要求民主为由，要求继续成立新的国家，于是有的国家发生了血腥的民族仇杀，有的国家之间发生了冲突，有的国家经历了二次分裂，甚至面临第三次分裂的可能性。这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上。如今，西方国家对于某些小民族分裂势力以民主为由要求建立新的国家也持谨慎的态度，因为这样分裂下去可能会没完没了，造成社会的动荡永远不会停止。
以上谈了那么多民主政治实践中的问题和种种弊端并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而是表明了不能神化民主制度的观点。事实上民主政治跟专制统治比，还是具有无比巨大的制度性优势的，民主虽然有很多问题和弊端，但是专制制度却会带来巨大的祸害，两者根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还是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那句话说得好：“民主制度是一个非常糟的制度，但我还没有发现更好的。” 民主政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用数人头（选举方式）代替砍人头（政权更替的暴力循环、政变、起义或革命），实现了一个国家从上到下的政权和平更替，实现了权利监督和权利制衡，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特别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刻研究。但是民主制度本身依然不是一种完美的制度，有着太多的缺点和漏洞，不能把民主制度视为是万能的。民主制度要有相应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基础，更需要有健全的法制社会和以法治国的基本架构；民主社会也一定是一个对公民权和少数人的权利加以法律保障的社会，少数人的基本权利绝不能用简单的多数原则来化约，因此民主社会也应该同时是自由社会和法制社会。
III
弥赛亚是圣经旧约中所记载以色列人盼望的救世主，以色列人在外族（罗马人）统治下苦不堪言，于是先知就根据耶和华上帝的启示预言弥赛亚的到来。于是等待弥赛亚，热切盼望弥赛亚成为以色列人最强的精神寄托。
本来宗教故事是感人至深的，但是如果把宗教领域的价值观念用在人类制度构建上，把某种制度当作是万能的弥赛亚，把某种制度当作是人类发展最完全的形式和最高形式，把某种制度“神化”成中国的拯救者，认为弥赛亚一到来，中国就得救，却可能适得其反，取得完全与本意相反的效果。道理很简单，因为人类本身是不完善的，人不是神，人类所构建的制度永远不可能是完善的，永远都会有漏洞和缺陷，因此每一项人类制度都必须随着时代而改进。那种把宗教价值观念用到人类政治制度上的作法，宣称掌握了某种终极真理，宣称发现了一种最好的制度，宣称某种制度达到了人类发展的最高形式，都是违反辩证法的。1990年当苏联解体、东欧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后，美籍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人类历史已经终结，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是人类发展的最后形式和完全形式，从那以后人类的政治经济制度将不会有新的发展，而只是在全球范围内一个个国家逐步实现上述既定目标罢了。笔者当然也认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相对来说较好的制度，因为在现存的世界各种制度中我们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更好的制度，但我们不能非理性地拔高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不容忽视的是，这两种制度本身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市场经济在早期所经历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阶段所出现的大量问题差点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覆灭，而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大量吸收原始资本主义制度的教训建立了现代社会福利国家才让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而在全世界范围内许多实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依然处在失败国家边缘。而民主政治的实践问题就更多了，很多国家民主化之前虽然有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统治，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民来说还是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和社会福利制度（前共产国家），而在民主化之后虽然有了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但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却陷入几乎崩溃的境地。历史的经验深刻显示：人类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因为人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对世界的认知永远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任何时代所追求的都是这个具体历史时期相对而言更好的制度，而绝不是最好的和最高形式的。我非常赞同这种说法，民主制度只是各种政治制度中最不坏的一种，仅此而已，民主制度本身的设计还有数不清的问题、缺陷和漏洞，民主制度还将随着人类历史的推进不断发展演进。任何把民主制度宗教化、神圣化和偶像化都是错误的，任何把某种模式捧为人类最高发展形式的作法都容易导致非理性的极端行为，比如美国人自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最高真理和最好模式，当然有义务在全球各地输出这种最好的模式，这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人的作法的确有一定的理论和道德基础，但我们今天必须反驳福山这种简化的说法，我们认为：人类的制度设计没有终极目标，人类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没有终极目标，人类追求真理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息。如果说人类社会有终极目标的话，那就是人类追求更好的生活，和谐的世界，人的普世权利和尊严以及世界大同，这些都是规范性的理念，而不是人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设计。
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在海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民主弥赛亚的思想特别盛行，一些观点往往具有片面、激进和非理性的特点，持有这种思想的人往往特别崇拜西方的竞争性民主选举，往往将民主的广阔内涵简化为西方多党制和选举制，往往认为西方式选举是拯救中国的救世主。其实这种民主弥赛亚的思想是和晚清、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一脉相承的。笔者在这里决不是要否定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两项运动当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积极正面的社会运动，宣扬了民主和科学的理念，让民主和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这两项运动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对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非常深远。林敏生在1996年发表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一文中谈到谭嗣同对民主的看法时说到：“他的根据普遍性宗教与道德述求所进行的对西方民主的接纳，洋溢着对西方民主的热情赞仰与道德想象，却不易接受’历史感’的节制 － 不倾向于仔细了解民主在西方历史脉络中的发展以及由此而知其实质与限制，也不倾向于考虑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中，如果要采纳西方的民主制度与文化，将会有哪些困难？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林的剖析是很深入的，新近一些对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研究都展示了一些相同的特点，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带有非常强的民主弥赛亚色彩和脱离中国现实与具体国情的特点，对以后对中国一些知识届人士有特别强烈和深远的影响。笔者必须要指出的是，今天在国内和海外盛行的一些精英民主观点，仍然远离民主的真正实质，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仅难以带来有利的影响，甚至还会延误中国现代化。具体表现为如下：
- 有一种很强的街头民主运动情结，认为民主就是反政府示威游行和颠覆现存的权威体系和制度。实际上民主更多的强调的是妥协、宽容、博弈和渐进，而不是颠覆与反颠覆，真正的民主制度很少有在街头完成的。
- 有一种很强的宗教民主情感，认为要通过学生的献身和救赎来唤醒广大民众。 这种观点是个巨大的误区，民主更多是一种内化在社会内部的和平和多元的生活方式，是理性对话，是相互尊重，是和平渐进。冲突和暴力绝对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民主。
- 对民主的理解薄弱，把民主等同于西方的多党制，对民主实质的内涵和民主理论了解很少，对民主的程序和技术上的操作了解很少或是不感兴趣。我们在很多场合都会发现，许多高知识群体的人连一场普通的选举都完成不好，有时候甚至是乱糟糟的，整个程序毫无章法，但大家一谈到西方的民主体制却是琅琅上口，口若悬河。对民主的抽象了解多，对民主程序不甚了了，的确是我们社会一大通病。
- 有一种很强的民主弥赛亚思想（特别是在海外），认为民主制度就是普世真理，认为民主制度才能救中国，认为只有实行了多党制才算是民主国家。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带有很强的民主宗教情绪，极易发展成民主至上主义。在他们的眼里，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要么是民主国家，要么是独裁国家，绝无中间灰色领域的可能；世界上的人也只要两种，要么是支持民主的，要么是反对民主的，绝无中间地带；世界上所有的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个议题 － 民主议题，其他议题如经济、金融、社会、法律、财政等议题归根结底都是民主议题。这种民主至上主义发展到最后就是一种极端思维，他们彷佛戴上了一幅有色民主眼镜，一戴上后，就觉得世界上应该只有一种颜色，要么民主，要么独裁，要么好，要么坏，美国是民主的，所有美国就是好的；中国是独裁的，所有中国一切都坏；因为中国是不民主的，所以中国所取得的发展、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是假的，或是不能维持的。这种思维发展到最后就是一种偏执狂，连美国入侵伊拉克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样的事件被他们简化为民主对独裁。其实，世界是如此多元，颜色是如此丰富多彩，即使是民主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如此的广阔，民主制度在各国的实践也是如此的不同，如果硬要把民主宗教化、一元化，硬要要把民主解释成美国模式，硬要把世界所有的问题归结成民主问题，就会产生认知上的巨大谬误，就会远离人类正常的理性。
- 对民主过强的宗教感导致了民主的道德化。民主政治实施过程中当然需要一定的道德意识，但民主本身并不能和道德划等号，民主本身就是一种非道德化的政治制度，他是社会演化和政治博弈的结果，他是随着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崛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他为社会履行了合法化政府权利来源和稳定社会的功能。因此，今天中国建立民主政治也应当符合这个规律，民主应当为社会履行稳定社会的功能，应当成为中国建立和谐社会和保障中国和平崛起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国家强盛、社会和谐安宁是根本目的，是“纲”；民主制度则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是保障中国社会和平渐进到现代化社会的制度性安排，民主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能将民主制度道德化为一种终极安排，民主只是我们富国强民的一种重要工具。按照这种思维，中国的民主化将不在是一种“颠覆与反颠覆”、“夺权与反夺权”的零和博弈，而是各个阶层能够获益、国家社会获得稳定发展的全面共赢。
- 民主成了知识分子和知识精英的话题，而远离了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从1978年就拉开了序幕，特别是开始于1987年的农村选举对于中国民主化道路影响深远。从1999年代开始的城市社区选举试点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中国人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精神。西方研究中国的专家非常重视中国的乡村选举，不仅学者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还有许多西方NGO组织举行了选举观察和提供了技术上的援助。国内一些学者也作了一些调研和积极有益的工作，但是从整个知识阶层和学术圈来看，农村的民主选举和它的重要意义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一些知识圈的人对乡村民主持一种轻蔑的态度，殊不知，中国民主化进程恰恰是从农村拉开序幕的，中国农民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的民主素质和选举过程中惊人的创造力赢得了许多西方学者、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的高度赞扬和肯定（中国崛起策后续文章将详细谈到）。民主，尤其是中国的民主进程，恰恰是从微观层次开始的，中国9亿农民如果能把民主真正制度化并贯彻到生活中去，是对中国民主化最大的贡献。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在清“谈”民主，而中国农民和其他一些社会阶层正在“实行”民主，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笔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当然不能自外于中国民主化的伟大进程之外，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参与观察、实证研究、调研和学术讨论为中国当前丰富多彩的民主实践提出自己的观点、建议、批评和改进，为国家的稳定渐进民主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是，为了完成上述目标，我们在新时代就必须转变观念，以适应时代浪潮的需要。我们应当告别民主弥赛亚主义，而把民主当作是稳定中国社会、健全中国体制和促进中国和平崛起的手段；我们应当告别清谈的民主精英主义，而是把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同中国丰富生动的社会现实和民主实践相结合起来；我们应当告别民主万能主义和任何神化民主的思想，真正作到把民主体制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制度；我们应当告别街头激进的学生运动，而是走向田间、社区和城市，扎扎实实研究那里的民主进程并促进那里民主品质的提升；我们应该重视具体的民主理论、民主程序、民主生活、民主实践和民主修养，而不再只是抽象地高谈阔论西方多党制和两党制；我们不再呼喊空洞的民主口号，而是在立足于各自本职工作，让民主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远离我们的高高在上的政治制度；让我们从每一个人自身作起，提高自身的民主素养，让我们身边的每一场选举（班级、大学、社区、街道、农村、乡镇）都成为民主实验和传播民主思想的最佳场所。万丈高楼平地起，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永保国家和谐安宁，依靠的是每一个中国人，依靠的是中国每一个社会群体，依靠的是坚固的地基，依靠的是好制度；能否取下高悬在我们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考验着我们现代中国人的集体智慧，也考验着我们的精神意志。在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国家强盛、社会开放和民智大开的今天，我们应当有信心、有恒心、有决心，一定能掌握我们民族的命运，为中国永绝动乱之源，让强盛和现代化这次不再与我们擦肩而过，让我们强国的梦想最终成真！为了一个和平、民主和强大的中国，愿我们共同努力奋进！（未完, 接下来的中国崛起策笔者将陆续提出中国渐进民主改革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具体建议）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6年11月30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13篇文章，还将发表此系列11篇文章。）
I read all your articles in jsut a couple of days; I cannot stop reading.
They all very stregetical, farsighted, and right to the problem.
I wish you finish your PhD soon and China needs your wisdom.
Dyang
我也觉得中国的民主走到今天主要是没有思想的自由,虽民主有时代的局限性,但自由的思想会推动社会民主。
中国的农村相对城市实在是太贫困了,在没有文化精神的地方,‘民主’往往是为利益服务的。而目前教育太失败了，培养的是一个弱肉强食观的肉体，缺失灵魂。
我是8964一代，一直反对中共的独裁专制，也希望中国早日实现政治变革。
同时，我对所谓的民主也深深怀疑。那些整天宣传只要民主了，中国什么问题都可解决，不是政治骗子，就是白痴。
读了刘博士告别《民主弥赛亚主义，建立新型民主观》一文，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希望大家能继续讨论下去，也希望刘博士的文章多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我预测2008前后，中国民主化的大幕就要开启，但民主以后，应该怎么走，实际还没有可以信服的答案。
比如，民主以后，中国的农民党会成为主导政治力量，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70%是农民，58%生活在农村，按选票数量计算，中国的农民党在二十年左右时间，将是中国的执政党。农民是务实的，也是狭隘的，如果驾御不好，可能是民淬泛滥的。
另外，过度民主，将分裂我们的国家，这是不可回避的残酷现实，我们千万别被一些“民主蒙古大夫”害了。
善良而又弱小的老百姓生存之路，是国家要有完善的福利制度。
谢谢刘先生的无价精神大餐，已转载至天涯社区 国际观察版，并注明作者及出处。地址：http://www13.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4070787&Key=318721715&strItem=worldlook&idArticle=132501&flag=1
希望先生在兼顾学业的同时，继续这个系列。让更多人认识到什么才是国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什么才是理性的民主观。再次谢谢！
刘先生您好,读遍网上文章,您是极少数能说出我的心里话的一个. 探讨一个逻辑上的问题. 中国似乎需要某种"第一推动力"来使得,基层民主等任何一种渐进计划得以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这种局面是怎样开始的呢? 比方刘先生左等右等,可国内的局面还是没有起色. 有心亲自杀回去吧, 多半也是势单力孤, 弄不好成了民运或间谍. 公车上书恐怕您还不够级别. 另外, 万一胡温在政改方面并超不出满清皇帝, 那即使您有公车上书的机会,也还要有耐心等下一届领导,乃至再下一届, 如此等等. 我的意思是, 中国需要一个华盛顿式的人物, 主动推动民主. 而在利益集团斗争复杂的中国, 最高领导为长远目标而主动出手翻动利益集团的可能性不大, 一般只是四处救火, 平息现实矛盾. 另外, 华盛顿也非圣人, 他在中国也只能做皇帝. 我的意思是, 有了华盛顿,得还要有时机, 有环境. 这有如生物进化, 只有在适当的时机产生适当的变异,才最终产生了人. 我以为, 怎样促使"第一推动力"早日到来,确保他不可避免地到来, 是一个重大课题. 如果中国每年有100位潜在的华盛顿的话,按目前条件,基本全部埋没,我们在无法改变现条件的情况下,能做的就只剩下增加潜在的华盛顿的数量了. 也就是要让人民中多产生符合时代需要的领袖人物. 而在成年人中施加影响是很难施行的,有制度本身的排斥(前面讲了),有成人的可塑性不足(既定的思维,素质,和有拒绝的能力),还有直接影响利益集团的问题. 怎么办呢?我以为, 最后的一根稻草就是教育.
民主思想也好, 爱国主义也好, 以及其他综合的和专门的人口素质和能力,有50%以上是教育决定的. 今后的中国是什么样,要看今天的中国人,更要看下一代人. 当然,您若想找个机会在中国的小学校里宣讲民主的原理恐怕仍然是不可行的. 但是,凡是有志气有理想的中国人,都应该想一想,怎样教给下一代有关国家,民族的事情.有实力的人应该尽快占领中国的教育领域.投资也好,助学也好,哪怕组织一次性的,定期不定期的学生社会考察和出国访问,甚至可以是学生自费的. 另外还有少年儿童领域里的媒体,传播和娱乐业. 总之, 用各种方式方法来影响中国的孩童和青少年,在现有制度可以认可的范围内,补充官办教育,扩大学生视野,促使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平衡官方说教和驱赶社会败坏对学生的影响. 不必硬教民主,也不必挑战官方教育原则,而是提供思考具体问题,进行建设性思维的训练,以期造就建设性,创造性,和全局性的思维能力. 人的时间,记忆力和注意力是有限的. 我们只要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学生们的时间,记忆和注意力, 让他们接触到我们提倡的但又同官方兼容的那部分内容, 目的也就达到了. 如果中国在不远的将来有大量的有理想,有眼界,有智慧,知荣辱的人活跃在国家的各重要领域.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担心后面的事了.
有人可能担心中国人口庞大, 在校学生太多.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别忘了我们是在找"第一推动力", 这种事情重要的是能够开始,能够立足,能够展开,就是成功了.提高整体教育质量则是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课题,是相辅相成的.
有人可能要说我鼓吹精英治国. 我要提醒他, 精英也好, 靠影响教育曲线救国也好,都是手段.国家不能光靠精英,但不能没有精英, 国家不能光靠教育,但不能没有教育.在今天,既然不适合群众革命,那么塑造出一些”好的”精英自然就是一条路了.至少是一条路的开始.我们要的正是一个开始.
有人可能担心,如果事与愿违培养出怪胎,希特勒怎么办.我要提醒一点,我们只注重立场和能力的培养.不是搞魔鬼训练或极端主义教育.爱祖国,爱人民,有智慧,足矣.从这里看,已经超出了宣传民主的层次了.
广大海内外有识之士应该积极投身于中国教育事业, 和同教育相关的媒体,传播,娱乐等产业. 从战略的高度定位这些事业和项目的方法,途径和分阶段目标. 使中国在不知不觉之中逐渐获得新鲜的血液, 达到脱胎换骨的效果. 一旦"我们的人"来到了有影响力的位置. 我想,只要前面的战略恰当,后面的是就都是自动的了.
最后还是套话老话,抛砖引玉,但原有一点启发意义. 谢谢.
Oracle网友：
你好！感谢你发来的如此深刻的留言和建议。对于你提出的第一驱动力问题，我从社会学功能主义学派的角度来解释，社会的演变和进化是由多种因素和多种力量牵动的，第一从民族国家内部的角度来看，经济、社会和思想观念的变迁会带动政治改革的进程，其实西方国家社会演变的过程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这个过程：工业化进程一旦拉开，经济现代化、城市化、家庭功能核心化等一系列社会进化过程就不可避免，因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界定产权关系，就必须界定个人财产和公共财产；因为市场流通需要信息交换和信息沟通，因而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要尊重言论自由；因为工人的权利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没有任何保障导致工潮和社会冲突的剧增，因此政府必须界定民权和保障民权（结社和集会，罢工权），以稳定社会和稳定自身的统治；因为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壮大导致新兴的知识阶层要求和政府分享权利和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因此民主制度得以确立。一个国家，除非今天像朝鲜和古巴那样彻底封闭自己的国门，或是拒绝世界公认的现代化模式，否则一旦开始经济现代化进程和发展市场经济，上述进程就不可避免，只是个时间长短的问题。不在于政府愿意与否，也不在于知识分子怎么去思考和呐喊，经济、市场、社会和思想变迁的合力会拉动一个国家的政治改革进程，否则一个国家无力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也会影响到政府和精英阶层的本身利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1978年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年代，邓小平是真正的历史伟人，不是我提倡个人崇拜，而是从中国复兴的历史高度来看，邓公的业绩功在千秋，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真正拉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序幕，这个大方向一走对，底下就是完善和演练内部体制的问题了，政府在经济改革大幅度推进时不得不界定自己的权利和范围，必须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否则社会冲突会越演越烈。不在于个人或某个阶层怎么想，而在于社会运行的内在逻辑规律和强大拉动力量迫使我们今天不进行政治改革都难。套用马克思主义的一句话，经济基础的变革会带动上层建筑的变革，其实这是同一个道理。
恕我直言，我无法认同把今天的中国和100年前的中国相提并论的说法。一个国家的迈向现代化的进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现代意义上上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二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三是全面实现现代化。100年前的中国，还处在第一个阶段之外，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只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国家的权利只能达到县政府一级。中国的衰败和任意被列强欺凌和侮辱，早以让国家处于内部崩溃和革命的边缘。满清政府是以一个少数民族统治一个多数民族，本来就有天然的巨大合法性危机，再加上中国被列强任意瓜分，甲午一战又败给日本，因此孙中山登高一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满清的合法性就彻底不存在了。
而新中国成立后，事实上在1949－1978年的毛时代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国成了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不再是一个部落的集合体，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演化。1978年到今天，中国也基本上完成了第二个阶段的演化，现在是处于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的过渡期，在进化的层次上，满清时代的中国是完全无法和今天的中国相比较的。今天中国人普遍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和经历了欧风美雨影响后的新观念，早已汇成时代大潮。尽管我们内部还有很多问题，但是中国成为世界一级，成为无可置疑的世界经济强国，这已经是国际共识，100年前的中国人哪里敢想象有一天中国能办奥运会、世博会，那里敢想象中国有一天会建成世界上第一条商业运行的磁悬浮列车和青藏铁路，哪里敢想象神州六号进入太空，哪里敢想象中国货币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到全球的金融市场……如果说100年前一个中国人对100年后的中国作出这样的预测的话，一定会被同时代的人看成是精神错乱，那时候的中国人的梦想是中国何时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中国人何时能在奥运会上拿到第一块金牌摆脱东亚病夫的称号……中国今天国力的雄壮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也是100年前的中国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
在中国时代进步的大潮中，我们不在需要公车上书，不再需要激情的领袖人物和过强的政治激情，知识分子要作的就是发现时代潮流，引领时代进步的潮流，需要的是稳步和理性地对国家的进步加上自己的助动力。今天的中国，更需要我们走向基层，或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地促进中国微观层次上的进步和自由精神的推广，就像Oracle网友提出来的从教育入手，是非常精彩的分析。如果我是一名大学教师，我要身体力行地将西方的优秀人文传统、批判精神和自由讨论的精神在大学课堂上展示出来；如果我是一名农村问题研究学者，我愿意扎扎实实地研究那里的问题，终其一生为提高农村民主选举的品质而努力；如果我是一名法律学者，我愿意为健全中国的司法制度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我是一名律师，我愿意促进中国的维权运动，保护中国的弱势群体的权力；如果我有幸成为一名县长，那我就将扎根在那儿，为建立一个富强的、民主的和司法独立的县贡献自己全部的才智…….我希望有相同理想的中国人，无论未来我们在何种领域和行业工作，都能想着以身作则，想着以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去提升中国的自由和民主，都能想着为社会注入理性、渐进和宽容的思想。
我特别欣赏上善若水网友的那句话，现在引用: “只要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了民主意识，同时有了独立的司法，来保障这个制度，那时中国才是真正的自由的社会，路漫漫，深知个人力量渺小，但愿做一个推动中国民主过程中的垫脚石。”
谢谢刘先生回应和指点. 对于历史的宏观的看法, 我和您是一致的. 我在原回贴中的重点是关于具体操作的问题,因为既然是改良,也应该是有行动,有计划的. 您的文章非常精彩,也很激励人. 但是读到结尾的时候似乎缺少了行动的指南. 好比您振臂一呼,大家精神为之一振,正在摩拳擦掌之际,然后您说"我的话完了,大家回去努力吧,中国会好起来的". 呵呵,所以我呢,自然想到我们能干什么. 我一贯的主张,那就是教育. 过去我们说教育是立国之本,我想大概是说要提高全民素质,减少文盲等等. 至多也是着眼于培养合格的劳动者.这没有不对,我也说过,提高全民教育是同样的重要. 不过教育人的心灵,窃以为是重中之重,如果全民教育做不到教育人的心灵,是不是你我有识之士可以探讨第二渠道呢? 在一个健全的国家,不需要太在意领袖人物, 不仅因为制度已经建立,更是因为遵守这种制度已经成为文化. 在中国, 激情还是要的, 激情的政治当然是不再要了. 我指的"第一推动力"也就是指那些把住关键位置,手上有权有资源的人能, 这批人要一代比一代强,最起码在形势和时机面前能把握得住.
您提到"只要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了民主意识，同时有了独立的司法，来保障这个制度", 我觉得有些太笼统. 首先有民主意识是不够的,我觉得西方人比中国人多的不是民主意识, 而是在现实的层面上,技术的层面上,怎样玩转民主. 就象杂技表演, 重要的不是研究他的物理学(要研究也不难), 而是怎样获得技艺.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的诀窍,就是从小孩子抓起.只有这样,那些东西才能刻在骨髓里.
还有这个"独立的司法"也是同样道理. 社会监督, 权利平衡是一个方面, 人的由教育和大众文化带来的自律同样重要. 独立的司法是一定要的,但不见得由他"来保障这个制度", 就万事大吉.谁来保障司法独立呢? 一个圈子兜回来,你就发现最后还是要靠人本身. 人不行, 制度是没用的. 说句题外话, 哪怕大清朝是真正的民主法制国家, 甚至也有健全的军队制度, 他就可以保证不受殖民侵略吗? 子弹是可以打死人的, 不管哪个制度里的人.
您对中国自动向好的方向演变抱着相对乐观的态度,正如您说的"只是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您可能预计到我要说的话了."时间长短"的确是个问题. 他在理论上不是个问题, 在现实技术层面是个很大的问题. 一两百年以后的世界是另一个循环,如果要探讨也只能是理论上的, 我们认真考虑的是本世纪,"时间"(time and timing)涉及到成败输赢的问题.所以我总觉得不做点什么的话,很多美好的憧憬,恐怕都是憧憬而已,没有保证的.
人要靠制度约束,制度要靠人来维护. 如果没有可靠的文化作为依托是不行的, 我说了半天教育,目的是建立可靠的文化(也许应该叫改良).教育只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也是可能可以让我们插手的入口.注意我没说是民主文化. 我说的是"可靠"的文化.这是一个技术性的,没有归类的名字. 民主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我的行动建议, 就是我说的, 帮助我们的下一代, 建立心灵上的东西, 获得知识和能力以外的东西. 那就是智慧. 让他们尽早在平庸教育之外获得强烈的启迪的机会.仅仅是一个机会而已,起到埋种子的作用,我无意在社会中建立不连续的割裂关系的因素. 我赞同您的有关在全社会的民主生活的倡议,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但愿这样的精神能在社会中扎根,吸收并发芽.也但原人们能意识到影响教育和文化的重要性,长远性和在未来产生的倍增的效果,并且能有人行动起来,为教育和文化转播出力.
关心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体制外力量，应该尽快联合起来。联合体制内的开明力量，在2008年前后，举办中国民主改革圆桌对话，这就是行动,计划。
在我们所思考、讨论的问题中，文化似乎是一个基本问题。Oracle的“可靠的文化”反映了我们的欠缺。是否应当在关心刘先生的崛起策的同时或者稍后，来讨论这个“可靠的文化”的问题？我的论题是：在本世纪前几十年，改良中国文化，使其能促进、保障和协调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和平崛起。
谢谢回复. 时间伧促, 就提一点. 各位在海外, 一定对国内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发生的文化变迁很敏感. 中国有成熟的古代文化, 但在现代社会中是不能直接用的. 中国是在挨打中走入现代社会的.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的形象在世界上不成熟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只有在讨论古代史时才对中国表现出可信的尊重. 在现实事物中, 中国就是个新来的伙计. 我认为, 在重新崛起的世纪里, 中国文化的任务之一就是一个广告和公关的任务, 要让中国人和外国人都相信一点: 中国也许离开了一会儿,但决不是新来的伙计. 一开始中国也许要跟世界补补课, 但总的来说, 世界要向中国学文化. 过去世界跟中国学文化学得不够情有可原, 现在是地球村时代了, 咱们温和,和谐,中庸之道的文化是势不可当的, 是符合形势的.
“一旦开始经济现代化进程和发展市场经济，上述进程就不可避免，只是个时间长短的问题。”很精辟。
转发一篇文章，应该反思邓式改革，不反思，就不知道今后的道路
张大军：邓式改革的破产与重新立宪
摘要
本文以古老中国现代化转型为历史背景，在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总结中国改革范式得失的基础上，试图追寻和探讨中国改革模式危机的深层原因，并进而提出转换中国未来发展范式的命题。相应地，在作者所设想的中国未来的新发展范式中，执政党与中国民众的作用和地位会与现在的改革范式有非常大的不同。
一、对改革范式的理论性评价
1、改革的历史合理性
在经过执政党最初的二十多年的统治之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下半期的中国可以说是人心思治。一方面，严重缺乏人身和政治权利并且穷困不堪的民众希望能实现执政党最初许诺给民众的民主和均富之治，另一方面，原有的执政集团希望在保持其执政地位的前提下实现与民更始。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最高执政者提出的改革设想对朝野都有普遍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对一般民众来说，由于执政集团再次提出了能使其享有人身和政治权利并能不断改善物质生活的现代化目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改革事业有着高度的认可，并由此增强了对民族和国家未来的信心。而对整个执政集团来说，改革也是保障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现实要求，因为其急于通过展现其治理绩效来强化其执政的合法性。基于这样的缘由，我们可以认为改革在执政集团内部具有政治上的正确性。
鉴于当时的改革诉求对民间和官方的双重吸引力，我们应不难理解它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改革本身甚至成了当时的一种具有无可置辩的关于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
2、改革模式的内在缺陷
然而，虽然改革范式在起始时期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和政治上的正确性，但这并不等于它本身是合法的。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以违宪和违法的方式来推进的。这种不断违法的奇怪做法是由中国转型的初始条件和过程特点决定的。首先，在改革初期，中国从极权体制遗存下来的法律体系基本上是反改革的，因此为了改革就必须违法和违宪。其次，中国渐进式转型模式带有邓小平先生浓重的实用主义特色，用邓先生的话说就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里面的“试”和“闯”就包含了试着闯过宪法和法律限制的意思。正是改革范式的这种不具有宪政意义上的合法性的习惯做法使其无法解决其自身的内在矛盾。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改革范式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明显的张力，也即民众的现代化诉求与执政集团在政治方略和推进策略上的机会性目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应该说，这种张力在转型国家是普遍存在的，原因就在于，其假想中的受益者－广大民众和其实际推行者－官僚集团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他们的利益诉求往往并不一致。
如果这一张力能在宪政机制下获得制度化的解决，进而在它们之间形成一种制衡关系，那么，这种范式将不会因为这种张力的存在而过度偏离其原初的目标。但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宪法体制，现实存在于中国的不同力量和集团间无法形成一种双赢的制度安排。最终，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改革范式必然会遭遇道义和政治上的双重危机。
首先，就总的国家发展目标而言，由于民众与执政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宪法性契约安排，民众在认可执政者执政合法性的同时，却没有相应的宪法性安排以保证执政者会履行其义务，也即国家现代化目标。因此，执政者与民众最初在改革范式中所达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缺乏国家层面的法治性保障，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缺乏宪法性保障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往往就会演变成赤裸裸的压迫性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其次，由于其推行凭借的是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在缺乏法治的时代条件下，官僚体系在改革事业中的权力便不会受到限制，民众的权利和自由也相应地就没有保障。当他们之间出现利益冲突时，这样的权力格局往往只会牺牲一般民众的利益，而保护执政集团的利益。邓小平先生“试”和“闯”的哲学就变成了大大小小官僚们“偷”和“抢”的实际行动。随着时间的累积，这种一面倒式的利益分配关系就会彻底瓦解民众对改革的道义性支持，最高执政者当初所奢想的执政目标也会随之落空。
二、对改革范式内在冲突的经验考察
笔者认为，从1970年代末期到目前为止的二十多年的所谓中国改革时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改革范式的美好时光；（2）从199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改革范式的裂解时期；以及（3）从1990年代末至今：改革范式走向破产的时期。
1、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改革范式的美好时光
在这一阶段，改革的道义正当性和政治正确性基本上是合拍的。众所周知，中国改革运动最初的催生因素来自于民间。1976年45运动中发出的变革呼吁可以被看作是改革运动的先声。随后，在经济生活领域，安徽小岗村的农民主动地推行起“大包干”改革，而在政治方面，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主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大包干”运动和“民主墙”运动中国的改革运动。
恰在此时，以邓小平先生为代表的改革派执政精英在经历了文革的波折后逐渐开始“咸鱼翻身”。此时的他们也有主观上的愿望来因势利导地推行改革，以巩固他们自身的政治地位以及执政党整体的统治地位。
这样，执政的改革派精英与民众之间暂时性地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但是，这种互动是非常不稳定的。可以说，民主墙运动的被镇压就已经初步暴露了改革模式内在的困境。这其中的深刻原因就在于，一般民众和改革派执政者未能在推行改革之初将其法治化为一种宪法性安排。这样就带来了两种严重的后果，首先，在改革的支持者之间很可能就会因为各自对目标以及自身权力/权利边界理解上的偏差而出现分歧，其次，由于缺乏国家根本大法的凭藉，反改革集团很容易就能通过一般的政治性操作否决具体的改革措施乃至改革目标。民主墙运动的危机可以说就是上述第一种后果的具体呈现。
由于执政的改革派精英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以及改革很快显示出的改善物质生活和扩张个人自由方面的积极效用，民主墙危机并没有造成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但是，当政者在这次危机之后并没有及时采取法治化办法以预防和化解下一次的危机。结果，改革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官倒”、“脑体倒挂”以及通货膨胀）使得上述两种后果严重恶化起来。一方面，支持改革的民众没有从改革事业的成功中平等地获得收益，而改革派官僚集团开始利用其手中的权力谋求个人利益，这就形成了改革集团内部的张力；另一方面，改革中的问题为反改革集团提供了攻击改革的种种借口，他们得以在没有宪法依据的非常规政治活动中实施翻云覆雨的手段。这两种后果在1989年的全面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中得到最集中和最戏剧化的反映。1989年的危机同时也表明，在没有宪政意义上的法治化制度安排的条件下，国家主导下的改革范式终归是难以持续的。
2 199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改革范式的裂解时期
中国改革事业因1989年的危机而陷入低潮，而邓小平先生于1992年初的南巡却再次为改革注入活力。当然，改革在二次出发时具有了不同于上述第一阶段的特点。首先，改革的明确目标已经缩小为实现“均富”－共同富裕的理想，而舍弃了以前的政治现代化内容。其次，改革的国家主导型特征进一步强化，民间对改革事业的推动已经降低到次要的地位，改革的启动和实施需要完全凭借象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强人以及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官员。
第三，由于执政党对其执政地位更为敏感，对以邓小平先生为代表的官方改革集团来说，改革范式所具有的绩效合法性目标实际上已经压倒了民众的现代化目标。尽管邓小平先生当时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完全没有任何宪法上的根据，却成了衡量公共事务的尺度，所有的公民权利和国家义务都成了这种尺度的附庸。邓小平的这种极端实用主义政治方略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作为改革依靠力量的官僚集团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不讲是非只讲结果的统治机器。
另一方面，这种“唯生产力论”也确实激发出中国社会潜藏着的巨大活力。我们知道，在1990年代中期前后，中国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全民经商浪潮，民间和官方共同演绎了一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似乎再度受到民众的默认，从而使其成功地渡过1989年后的危机时期。
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和谐却掩盖不了改革范式裂解的趋势，因为它已经不再试图解决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问题，反而要引导民众成为追求简单物质刺激的“经济动物”。它缺乏一种富有长久生命力的“软力量”，当然，它也就不可能真正打动怀抱政治现代化理想的知识分子群体。
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是，二次改革到1990年代末已经开始严重偏离其最初的目标。
作为改革事业依托者的官僚阶层以及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商人团体开始成为分利集团。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开始成为普遍现象，而农民收入的增长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开始出现大量的下岗工人，中国社会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
3 1990年代末至今－改革范式的破产时期
笔者认为，1997年发生的两件看似不相关联的事件多多少少可以被看作是改革范式异化的开始。首先，邓小平的去世有着双重的历史性效应。第一，邓小平凭着革命者特有的“豪气”领导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事业。随着他的肉身的灰飞烟灭，他的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豪气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第二，邓小平所拥有的巨大政治声望、资源和势力使他在推进改革时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底气”。反之，在后邓小平时代，没有了这种“豪气”和“底气”的执政精英却希望凭借改革成效达到强化其执政合法性的实用主义目的。
接着， 滥觞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东南亚国家随之出现的政局动荡使新一代的执政精英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对于他们来说，体现在GDP增长速度上的执政绩效成为关系他们政治生命的空前重要的指标。形格势禁如斯，执政精英们会将改革彻底异化为他们的一种政治统治工具。
于是，这时的执政党将执政绩效合法性作为其最主要的政治目标和方略，相应地，
作为改革实际依托的官僚体系的政治地位和功能大大强化，这就为官僚集团的膨胀和腐化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和条件。地方豪强集团以改革与发展的名义肆意剥夺和压榨包括农民、国有企业工人以及农民工等各色弱势群体，使得广大弱势阶层的民众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身的状况；而教育、住房和医疗改革使中国新生的中产阶级群体产生日益加重的不安全感。与此同时，官僚的权力完成市场化“转型”，官位成为可以买卖的特殊产品；国有资产在改革的名义上变成了官商阶层的囊中物；背靠官僚强势集团的商人暴富集团迅速布满中国大地；官方垄断集团不断吸取着超额垄断利润。
在官僚分利集团的挟持下，改革演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牟取私利的工具。普通大众与作为改革执行者的官商学强势集团之间出现严重对立的情绪，并对后者提出普遍的道义和政治谴责。这样，改革就丧失了其原初的双重功用：既无助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理想，也使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目标落了空。
三、“全面转型”范式－一种替代性发展战略
1、 “全面转型”范式有助于中国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
由于改革范式在其后期所造成的种种复杂的问题，当下的中国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笔者认为，眼下的中国亟需展开第二次的“拨乱反正”，采取全面转型的国家方略，以使中国迅速摆脱目前的双重危机局面，并开启新的历史进程。
具体而言，全面转型式的变革将以构建宪政秩序为基础，在转型事业的道义正当性与政治正确性之间确立一种法治性的联系，然后在民主和均富两个层面均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使民众获得广泛的基本权利和实际的物质福利。这样，中国的发展就会摆脱目前危如累卵的形势，新的局面也随之会豁然开朗。基于上述的思路，笔者认为中国目前需要确立新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1）一个中心：实质性的立宪
这是全面转型范式的中心或灵魂，为其提供宪政意义上的法治保障。立宪的本质在于，在认同国家现代化目标这一共同愿景的前提下，全民（包括执政集团）就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以及公权力的性质、构成及其行使再次达成隐性契约。其主要原则包括，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全面的认可和保障，而鉴于中国没有其他的成熟政治力量，民众也认可执政党目前执政的合法性。这将是一次实质上的立宪过程，而不是形式上的立宪过程。原因有两点：第一，这一过程不需要经过（也没法经过）程序性的全民立法过程；第二，立宪的结果将是真正意义上的契约，而不再是一种形式上的点缀和装饰。
这一个中心的确立看似不易，实则并不那么困难。中国现有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公民享有“八大自由”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与人身自由－根据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的归纳）和一种基本权利（财产权），但遗憾的是，这些宪法性原则一直没有得到全面的落实。笔者依稀记得前两年执政党曾经对宪法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可惜后面没了下文。虽然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和困难，实质性立宪的基础已经存在了，我们需要的可能就是那“艰难的一跃”。
（2）基本点之一：政治上的“还权”
改革在推行之初的最重要的策略就是放权让利。那时的“放”与“让”与我现在谈到的“还”与“返”是有着不同的意义的。前者是一种主动的姿态，含有“赐予”的意味，并且在需要时还可以收上来；而后者则基本上是消极的举动，是将本属于民众的权利“归还”给他们，而且不能随便再把这些权利收回去。
具体来说，政治上的还权就是使公民能够以自由公正的方式参与和主导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公共事务的治理，在基层社区和政治单位实行自治，并强化民主化的制衡和监督机制。通过自由公正选举产生出来的基层人民代表将在基层政治治理中发挥全面的参政、议政和监督职能。笔者认为，如何在现有的社区自治和人民代表制度中落实自由公正选举的原则是其中的关键。
（3）基本点之二：经济上的“返利”
经济上的“返利”也是将本属于人民的财产归还给他们，也就是将国家或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资产全部返还给其实际的所有者。这里所谓的经营性资产主要包括农村土地和全部的国有企业。
就农村土地而言，首先，将其土地所有权分配给农民是执政党在原始创业阶段的庄严承诺；再者，土地本来就属于农民所有的，执政党现在将全部土地再次分配给农民，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国有企业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因为国有资产的积累既有农民以工农剪刀差的形式贡献的原始资本金，又有中国工人阶层以低工资做出的贡献。首先，执政党在执政之初为了中国的工业化而强迫农民们以工农剪刀差和超级税赋的形式贡献了几乎全部国有企业的资本金。就此而言，农民阶层是中国国有企业真正的老板。其次，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也被人为地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当然这种低水平的工资是以隐含的福利安排（包括公费医疗和退休工资等）作为补偿的，因此，国有企业对他们的欠账只是他们在特定雇用合同下的债权。
为了恢复历史正义，也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后国有企业的改制必须遵循下述原则：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归还给农民，同时以国有企业的部分利润赔付所欠工人的债务。为此，中国人大要对这一改制方案专门立法，明确农民对国有企业产权的所有者地位和对工人阶层的补偿方案。国资部门应该被撤消，代之以全国性的农民资产信托基金，聘请有国际信誉的专家团队管理该信托基金。同时，该法应规定成立一个工人补偿基金，每年（以二十年为限）国有企业应该把固定比例的净利润上缴该补偿基金。同样，补偿基金也应该聘请有信誉和经验的国际专家进行管理，补偿基金的用途以为工人缴纳养老金、医疗保险、提供就业培训等为限。
上述经济上“返利”的方案说白了就是经济上的均富过程。这其中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它既能使中国正在建设中的市场经济体制摆脱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梦魇，也能进一步平衡社会财富的分配，催生社会和谐，还可以为中国内生性经济发展创造无穷的动力。总之，全面转型意义上的体制变革既能重新确立中国未来发展范式的道义正当性，也能极大地缓解目前的政治危机。
四、执政党的“第三次创业”与公民社会建设
全面转型范式并不必然意味着执政者一定会丧失其执政地位，从理论上讲，如果执政集团能够有力地促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其自身的执政目标还是能够实现的。相反，如果执政集团一味地将其自身的利益凌驾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之上，则从长远来看，其自身目标最终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同样无庸讳言的是，全面转型范式的实施需要包括执政集团在内的全民都做出巨大的努力。对于执政党而言，它需要进行艰难的“第三次创业”；对于民众而言，建设公民社会的任务将是漫长而艰巨的。
1、执政党角色的转变与其新创业
在全面转型范式下，执政党的地位、角色和活动要受到新的宪政性契约安排的限制，而其对执政目标的追求只能从属于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是说，执政党对执政目标的追求本身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意义，这种追求只有放到民族国家现代化的事业中才会获得价值支撑。
其次，执政党的治理思路要发生重大的改变。执政集团应该体认到，在社会分殊日益多样化而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高涨的今日，公民们势将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主导性力量之一，执政党及其所领导的国家机构必须要尊重公民们自主性地运用其权利的活动。
再次，执政党要改变其执政办法。执政党对国家的控制范围将大大缩小，国家机构的活动范围将主要集中于保卫安全、维持法治秩序、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和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等方面。由于这些工作都具有非常强的专业色彩，客观上要求执政党更多地引进技术官僚型人才。同时，执政党可以通过赢得地方选举的方式参与地方自治和基层政治单位（县和市）的治理。
从执政党的发展历程来看，因应全面转型所带来的上述种种挑战将会为执政党提供“第三次创业”的巨大历史机遇。（注：以笔者看来，执政党的“第一次创业”为毛泽东先生的革命建国，“第二次创业”为邓小平先生的改革开放，全面转型则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第三次创业”）。
古谚云：事不过三。所以，笔者将执政党的这次创业看作是关系其兴衰成败的决战性事业。鉴于此，简单回顾一下执政党前两次创业不遂的历史经验可能就有着非常重大的历史借镜意义。实际上，执政党的前两次创业也都是与民众签订和履行隐形契约的过程－即执政党以对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承诺换取民众对其的道义和政治支持。不幸的是，前两次创业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毛的“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最终彻底失败了，而邓的改革运动也已经破产。这两次创业不成功的深层根源正是在于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一直没有能够确立实现隐形契约目标的宪政机制。这其中的启示是，执政党新的创业历程一定要以遵循宪政规则为起始点。果如是，则今后二十年将确确实实是中国以及执政党自身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2、公民社会的建设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公民社会在威权统治的逼仄空间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成长机会。在新的全面转型范式下，由于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得到保障，公民社会的发展将获得极强的推动力。
笔者设想，公民社会将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经济领域，个人和自由企业将成为微观经营领域的主宰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在社会领域，民间非政府组织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众多的公民们不再是被动的命运承担者，而成为积极的社会建设力量。在政治领域，乡村和城市基层单位将实现普遍自治，公民们还可以通过参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在思想文化领域，媒体将成为自由传播思想和观念的中介，而作为社团组织的大学和学会将获得独立地位，并实行自治，知识分子则通过负责任的言论和思想辩难，推进中国的全面转型过程。
2006-11-22完稿
本文提的建议非常好, 非常中肯! 不可多得.
虽然作者不敢完全苟同,但描述的前景很好,渐进和温和的改革实现此目标.
对Oracle所说的“100个潜在的华盛顿”的说法感兴趣。不过，我想补充说，如果每年100个坚持渐进民主（拥护现行宪法）的火种进入城乡基层，十年就有1000个，再考虑乘数效应，应当是很乐观的。这样我们心中所希翼的、如刘先生所详细阐述的中国崛起策就能在本世纪前二十年实现了。只要每一个志同道合的人都能行动起来，任何悲观失望的看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语言更需要逻辑
希望你下次把思维整理一下
考虑好再发上来
好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海外赤子！
读兄之文章如于无声处听惊雷，振聋发聩！同为海外游子，被你的雄才大略所折服，更为拳拳赤子之心所感动。
让我们一同为中华之崛起而“补台”！后会有期！
不战而屈人之兵
于墨尔本
还是顶
刘博士:
你好！
我是今年刚上大一的法律系学生。今日在寝室无聊中，拜读大作，真是让人感觉振聋发聩，与平地处其惊雷！不由的深深被你的学识所拜倒。政治，经济，文化 隐含在事务内部的格局博弈，经过你的提点我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以前我只是明白一些事情的表象，但是今天却理会了许多内后的原因和规律。
看到你和别人的回帖，我就想就目前我所在的大学生的价值观说说我的看法。
正如胡适先生所说的“青年人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我们当代只有有大量的又热血，又理想，肯奋斗的大学生在，那么中国的未来就又了希望。可是目前的事实却并不是那样，在目前的中国，整个大学生的群体正处在一种很堕落的趋势，俗称80后的我们越来越多的成为了别人口总垮掉的一代。没有了顽强拼搏的精神，奋发向上的风貌，勤劳刻苦的学习。。。。。。我们现在存在镇很多的问题，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算不上什么好东西！就我所在的大学来说，大家很多都没有很远的胸心，许多之关注眼前的利益。追美女，上网聊天玩游戏，发短信，等等，至于学习的事情是经常放在一边不管，只有在考试的最后关头大家才会拿起那尘封已久的课本。当然越是好的大学这样的人越少像我所在的学校勤奋努力的人也大有人在，可是向我刚才说的情况已经成为中国整个大学社会的风气，也就是没有向上的价值观，也没有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豁达。人道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有时候也会关心国事，但是那只是茶余饭后的闲聊，更不用说身体力行了。有时候我再看历史资料的时候看到当年老一辈知识分子那种爱国热情和刻苦学习的事情的时候，更是唏嘘不已：邓稼先，钱学深，陈景润，李四光。。。。。。想想他们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还能够刻苦学习并放弃荣华富贵回到祖国，成为新中国开国后的各行各业的支柱元勋，在联想倒自己，更是惭愧不已。
当然这也不能够完全怪我们，在目前中国的环境下，急功近利，利欲熏心，追求个人利益的事情是很正常的，难免也会波及到学校。可是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了？
我不知道，我也很迷茫，我是一个小人物，我甚至觉的我自己也没有资格说这些，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人！
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大概我能够做的就像你所说的那样做好自己的本分，各司其职，学习好自己的专业知识罢了！
我也想能够和你交流，聆听你的指导，我的邮箱是172839222@sina.com
深切的感受到你的爱国之心，你的文章对中华崛起肯定会有用的。
这2天,认真仔细的阅读了这13篇文章,真的很好,我希望你能把这些贴在中国人社区去,那里有很多读者,很多迷茫的读者,也许能给他们带来启示.
对,要贴到当代大学生能够看到的地方,他们太需要这样振聋发聩的声音了!永远不要对我们自己的年轻人失去希望!
股份制就是最好的民主制度，中国的民主教育和实行就可以从这里开什么端，搞好我们的股市就是搞好我们的国家，利益里面产生行动，好的行为方式保留，坏的限制，什么难办的事情，因势利导最好办，古人云；天时．地利．人和．舍此难成
昨天用手机上网看到了先生的文章，于是把崛起策全部下下来一口气看完……震撼！！！
太震撼！！！先生的眼光及大局观让人佩服！
只是先生是否想到，现在的我们，知识分子，是不是也像五四中的热血青年，看到国家的腐败，也看到机遇，于是写文献策，却没有什么收效…………
刘博士:你好,这篇民主论太好了,我也是一个心系祖国,关注民生的读书人.经常上网特别是看到凤凰网上那些宣扬多党制,鼓吹西方民主,攻击政府的言论,很是愤概.常常留言臭骂一通.今天 看了你的民主论,我很兴奋.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民主有希望了.向你致敬,希望有更多的爱国人士,为了民主的中国,为了一个富强的中国,走出来为党为国献计献策.让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所谓民主人士被真正的民主大潮淹没掉吧.
建议新浪，QQ，搜狐，百度等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网站开辟专栏发表刘先生的文章，并引导那些为中华崛起而努力的知识精英一起来套乱，出谋划策，为我们国家贡献我们的力量。
今天一口气拜读了你的13篇文章，写得真是很深刻，从经济入手到国际形势的全面展开，对中国的透彻论述和对地缘环境的准确把握，冷静沉着的分析又不夹杂激进主义色彩，好有真正战略家的风范风范。深深的祝福你，望你早日学成归来，为我中华崛起贡献力量！
希望讨论的人都能心平气和，摆出有说服力的理由，不要仅仅感情用事。作者在百忙之中为我们奉献出其思想之作，其爱国真心跃然纸上。在这全球化浪潮浮躁的时代下，那种对祖国的尽一份力思考逐渐减少时，作者如此理性深刻地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和讨论的平台，我们就更要珍惜，好好的讨论，提出自己的意见，不要极端民族化。望大家都能像作者那样，身怀对国家一份责任感，而不是抱怨现在的不公平，更多地提出社会的深刻问题和解决之道，去承担我们应尽的责任！
刘涛，我的邮箱是gwb810@gmail.com,盼能得知你的邮箱，和你联系。
小马哥、厚泽、大瓜、asd1210、巍巍昆仑、The Oracle、大A兄弟、川江、du、着我扁舟一叶、法家新锐、关注、sqthl、kkk、兴我中华、民主中国、天演、不战而屈人之兵、非都景异、兆、dyang、雁鸣、上善若水、zhang01、侃侃等所有热心的网友:
感谢你们发来的热心评论和鼓励, 也感谢大家对我的不足的批评和指正。许多网友都发表了很深刻的评论和长篇文章, 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不能一一回复, 请大家见谅。看到有这么多朋友都在为国家和平稳定、渐进改革思考, 我心里真的非常感动, 就如同一些网友说的那样, 此道不孤, 写中国崛起策的目的也是在期待更多的爱国之士为祖国的和平崛起而共同出谋划策, 现在看来, 这样的目的已经达到, 许多网友非常深刻的评论让我受益颇多, 有了更多的思考, 也是依靠大家的意见和评论, 我才感到有更多的文章要写出来, 希望大家能不断在讨论和互动中有新的思考,新的发现。
也欢迎大家将文章在搜狐、百度、网易和新浪等网站上转载中国崛起策所有的文章, 而我依照惯例, 会在第一时间把中国崛起策的文章登在阅微堂上。
刘博士你好!
我这是第四天晚上来拜读你的语文章了
好多内容都有震撼着我
因为生活过于的忙碌和对利益执着
让自己觉得少了好多对国家和社会那种"责任的瞳憬",希望自己将来也能成为"某某"中的一员,成为国家能用之才~!把年少时也曾有过"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豪情变为现实.
可是伴随一天天的长大和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锁事,自己也就只想着找一份好点的工作,挣更多的钱去回报亲人和朋友,然后再想着成为千万富翁后再些公益性的事去帮助周围的人,但出发点却总是围绕着自己的利益,关于国家的概念更成了地图和新闻中的常用词,!
有时想来这些事,心里好生的困惑!
通过读你的文章让我对自己以后的人生又有了些新的想法
祝你能出更多更好文章!
也祝咱们的人民和国家能早日富裕起来,而不只是很少一部分!
谢谢!
"农民富,则中国必富,农民强,则中国更强",不光因为我是也是一个农民儿子,更多的是我想做一个新时代的新农民,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心胸狭隘,目光短浅"的一群人!而且我认为"心胸狭隘,目光短浅"人多用来指农民本身就是一种"目光"和"心胸"有问题!试问哪个人群里没有这样的人,这些人出在农民里还好,如果出在上层那可就会是全民族的悲哀了!何况农民那么多优点"踏实,善良,热爱和平......"只是从邓之后就一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出最大的力,得最少的报"!政府人为的造就现在社会的更加不平等.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把"农民,工人,商人,学者"划出个1,2,3,4呢?大家同样社会生产财富啊!而现在执政集团里有多少是农民?有的也是已经被"等级制度洗脑"后的"前农民",也不能为现在的农民做多少实质性的事来!建国初曾有的"农民运动会"呢?除了一点可怜的土地,在诺大的国家里诺大的农民却没有属于自己太多东西了,或者说是9亿的农民还在一直的失去着自己的东西?落后不是农民的错,是国家和社会给他们的权利和资料太少!
现在国家经济上已逐渐强大起来,若还是这样一味地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农民,去对农民!可以说中国就没有多大的未来!强国路上"新农民"才是键!"新农民"不是光能给国家种出好的粮食种地能手,更要能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希望也能出来更多的"农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科研家,科学家......"希望各位的学识渊博以后能够在这些方面也多出些新东西,"怎样才能让中国拥有自己更多的新农民?"也给我们这些现在立志要做中国"新农民"的人指点方向,多谢了!
kxs310, 你的两份留言写得太好了, 我们只有尊重农民, 在政策上向农民倾斜, 建设农村的社会福利制度, 建立公民权意识, 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 一个国家只有尊重自己的国民, 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农民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 我有机会一定会写一篇关于农村发展的文章, 敬请期待!
我个人认为也许我们也需要一场中国式的文化复兴，但前提必需是中国式的和渐进式的
谢谢刘博士的回复
我还会一直关注和支持你的！
期待你的其它作品，同样也会在实际工作去努力实践自己的想法的
出最大的力,得最少的报，kxs310说的太对了。国家是要大多数人富裕，享受到国家给他的尊严和体面的生活。现在中国最多的农民却在最底层，他们付出最多，得到最少。如果不改变，何谈崛起？我们国家要建立内需型消费，农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怎么让农民富裕，消除现在严重的贫富差距，使既得利益集团愿意改革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刘博士，期待在你以后的文章中涉及到这些
刘博士：你好。看了你的策十三和各位网友的评论、建言等，甚为高兴。有这么多的人关心国事，都想为国出力献言，而且还有大学生和留学生。我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真是大有希望。我又将这一帖子也打印出来（包括网友点评的全文），反复地看了几遍，细细体会后，有以下几点想法：
1、我完全同意你所表述的渐进而平稳地推进民主化进程。
2、有的网友说近几篇显得过于说教，谈古论今，结合国内现状不够充分。我觉得你将民主的内涵、利弊等方方面面，结合实例，说深说透是很有必要的。现在国内对民主问题思考议论得很多，甚至在街头巷尾也时常听到：“在台湾能实行民主选举，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就不行？”我对西方式民主的认识也只停留在我在新浪网你的策十二中跟帖的水平上，即：“马上照搬西方模式未必就能奏效。弄不好还可能惹出乱子。试想在广大民众目前的经济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条件下，当他在为看病发愁，为子女上学担忧，为吃饭东奔西跑时，他对选举又有多大兴趣？那些尚未暴露的贪官们到时可能摇身一变，成了参加竞选的民主斗士，世界上有多少个民主选举的国家，今天这个上台，明天那个当选，互相指责对方贪污，军方一看你们都不行，干脆由军队接管。因此没有一定的经济、文化基础，民主选举未必是灵丹妙药。”再多的道理我就讲不来了。所以我认为你的文章对提高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如何趋利避害，有很好的作用，应广泛地加以宣传。策13这部分与策14、15同样重要。
3、当前有两种情绪，表现在挺毛反毛的争论上，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的态度的反映。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得到了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实惠，没有什么争论。93年后我认为是一次真正的特大跃进，成绩极大，问题极多，解决极难。产生了很多问题，如医疗、教育、住房、贪腐、贫富差距等，人们就回想到毛泽东时代的好处。有的情绪特别激动，大有和贪官、“精英”势不两立并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味道，这些人是激进的再革命派。另一些人在改革开放前受到过很多迫害，现在有的又上升到富有阶层，自然是持相反态度，他们中有的把毛泽东说得一无是处。实际上这两个时代都有很大的进步，其代表的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中国的伟大人物，都对中华民族建立了巨大功绩，都要给以客观公正的评价。人非神仙，熟能无过。只要总结前人的教训，不必过于苛求。当前激进情绪具有相当大的市场，这对于推进渐进平稳的民主进程是不利的。有必要耐心地向这些人宣传，普及对“民主”的正确认识。特别是对西方民主的正确认识，你的策十三是很好的及时雨。
4、“改良不行，革命才能解决问题”这一思想在人们的心目中有相当影响。岂不知时代不同了。晚清时中央已无力号令全国，必须推倒封建帝制，故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战胜了改良派。此后中国仍是一个诸侯割据的国家，北伐成功后也没有改变诸侯割据的局面，全国有大大小小近二十个地方军阀，不久就发生了蒋、阎、冯中原大战，蒋和桂系又大打出手，全国的土地矛盾也没有解决，不革命就不能改造成完全统一的国家。这任务在1949年才完成了，这时才为发展现代工业创造了重要条件。现在和以前不同，毛泽东领导中国站了起来，包括经济、军事等全面站了起来，邓小平领导我国富了起来，走完这两步很不容易。新的党中央要领导我们强大起来，也就是在解决当前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用渐进式而不能以激烈革命方式来解决当前的诸多问题。弄不好我们朝思暮想的现代化可真要和我们擦肩而过了。当前要把渐进式的民主进程和过去的改良区别开来。使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认识这一问题十分重要。
5、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国两千多年积累下来的小生产意识（或者是小农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都是一个东西）对我国的危害是太大了。它是封建主义思想的基石。它与现代化大生产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它是改革开放前、后的百病之源。我在《也谈阻碍中国强大的根源》、《客观地评价毛泽东对中国是太重要了》、《小生产意识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大跃进与特大跃进的得失比较与粗浅分析》、《中国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大讨论》、等帖子中都是为了说明小生产意识的危害性。(全在新浪网国是论衡版中）就连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跳出小生产意识的烟云雾海。改革开放前中国用小生产意识管理大工业生产，把工厂办成一个个封闭的小社会。那时反“大而全，小而全”，总是反不掉。改革开放后小生产意识继续起作用，只顾眼前不管长远的实用主义为害极大。小生产意识对我国今后的发展进程也会起到阻碍的作用，对此应给以足够的注意。如刘博士的时间允许，欢迎到我的网页上浏览一下，也请广大网友对本人的帖子和看法给以批评指正。我的网址是：http://fyxxw.ik8.com 本人的邮箱是 peshl@163.com 希望相互交换看法，共同切磋，为国为民族效我们普通百姓的微薄之力。
6、建议在你出完《中国崛起策》20篇系列文章后，再写一个简缩版，以利于宣传普及。有的人一看到长篇文章，就不大耐心，当他看了简缩版，并很快了解其核心观点后，就能产生对阅读全文的欲望。这20篇文章在推进渐进式民主和中国的全面崛起的过程中将会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愿我国早日进入对干部有效监督的民主体制，有社会保障及福利的公平合理的分配体制。我希望网友咱们要有一些耐心，在明年党的十七大以后或者是2008年奥运会以后，在改革方面可能会有较大的推进。
本人的一点浅见仅供参考。谢谢。
我会认真阅读你的文章和建议!
同意“十七大以后或者是2008年奥运会以后，在改革方面可能会有较大的推进”的判断，未来如何走，对绝大数中国人是迷茫的，所以刘博士的文章和广大朋友们的讨论很有现实意义。
ppeesshr网友, 这不是普通的留言, 而是凝聚了你思想的文章, 深刻而又到位, 看来你对中国未来的思考非常多, 非常有社会责任感, 你的留言给了我深刻的启迪和长时间的思考, 希望我们常常保持联系! 你的其他文章我也将认真拜读!
我没在此处留过什么意见，对此处规矩不大了解，我在2006年12月13日上午发的，为何写成2001年请版主指教
你好！由于此blog的垃圾留言很多，所以安装了垃圾留言过滤器，你的留言被误判了。不过我会按时检验的，所以不必担心留言丢失问题。
至于你说的时间问题，这里显示时间用的是你机器上的本地时间，你检查一下你的电脑日期吧。
这不对，那也不对，您罗列了那么多，那么该怎么办了？
刘先生谈了那么多民主的弊病，却没有能够更上层楼，从根本上质疑民主，实在可惜。
仿犹不及，如果我们的视野仅仅定位在实现西方式的民主（不管是不是渐
进地去实现），那么我们永远不可能赶上西方世界，更别谈超越了。
民主制度的核心是选民用选票选择国家领导以及议会议员。而权利制衡，
舆论监督之类，和民主没有必然关系。建议大家尽可能把民主的含义
精确化，避免把它和现代社会的很多方面笼统地合称为民主。
那么我们很快可以看到，现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问题出在民主上。
正是这个民主制度，选出了小布什这样的蠢人当总统，选出了一批关心自
己的权力胜过关心美国长远利益的无能的人当国会议员，美国才会在伊
拉克犯那么大的错误，至今仍然在泥潭里拔不出来。这样的民主制度，
如果让中国拿了去，中国将来也要犯很多很多错误。而且，由于中国人
的平均素质在我们可以活着看到的未来将一直落后于美国人的平均素质，
同样的民主制度会使中国犯更多更大的错误。
其实为什么民主制度很蠢，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指望让普通民众承担
为国家挑选领导人的重任，而普通民众平均来说总是缺乏政治智慧和治
国知识的人。让一群乌合之众选国家首领，他们有这个伯乐之才吗？
能选出优秀的领导人吗？我这不是贬低人民。事实上现代社会是高度分
工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很专门的职业。甚至在一个普通的
餐馆里都还有会计，服务员和厨师的职业分工。大多数人的职业本身已
经很忙碌，不可能有精力去为国家选人才。即使他有这个精力，他也多半
没这个天赋，因为他当初选择他现在的职业（例如厨师的职业）是因为
他的天赋只是在于做得一手好菜，而人很难有多重天赋的。
正是因为民主的愚蠢，我今天要逆着潮流，唱民主的反调。我不是唱现代
社会的反调，因为很多先进的东西，例如舆论监督，权力制衡，民众参与
政治事务，以法律取代人治，等等，都是中国很需要的。我只是建议大家
不要把这一切都归在民主的大萝筐里。民主不是包罗万象的概念（包罗万
象的概念等于没有概念）。
一个国家要想赶超其他国家，它的领导人必须具备远远超过普通民众的
品德和政治智慧。而民主制度保证不了选出这样的人才。相反，在现代
市场经济下，民主选举制度必定会成为权势阶层挑选利益代言人的把戏。
为了确保选拔真正的人才，必须有一套新的制度。在这个制度里，由普
通民众委派一大批他们信得过的，品行端正，知识丰富的人组成一个选
才协会，再由这批人去物色、筛选、考核出合适的治国人才。这批人必
须为他们的选择负法律责任。如果他们选出的领导人不出色，甚至不合
格，那么选择出这个领导人的那批人少则减少工资，重则要面临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