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十七：民主政治道路上的挑战和难题
最近一系列事件都显示沉寂了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将重新拉开序幕，《大国崛起》的热播反映了我国知识界和政界已经充分认识到：拥有健全的政治体制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一个国家可以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我国领导人公开肯定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更是让人耳目一新、看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而中国著名学者俞可平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中更是直接强调与世界各国公认的民主观念接轨的问题，联想到胡温新政以来中国在诸多领域改革的进展和深化（比如通过萨斯事件扩大了公民知情权，通过孙志刚事件废除了违反宪法的城市收容遣送制度，通过总理为普通农村妇女熊德明讨薪解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2004年更是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写进宪法），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看到了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十年前还是甚为敏感的话题和词语比如“民主”、“民主化”和“人权”不再是禁忌，反而成为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令人难以想见的是，居然是官方在正式文件中更多地提到“民主政治”和“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等说法，“民主”和“人权”在几年时间里成为官方的主流话语，中国领导人在与西方国家领导人会谈时多次主动地谈到“民主”和“人权”的议题，这不仅反映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自信和气度，更反映了中国和平崛起时代国人思想层次和认知层次的飞跃进步，反映了在全球化中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以及和世界主流文化接轨的上进精神。这些都让中国知识界处在1990年以来最活跃的时期，人们的乐观情绪在上涨，民众对政府具体政治改革方案出台的期待在升高。
在乐观和兴奋的气氛中要提出一些不同观点是不容易的，但是笔者设法在本策里具体从历史经验和各国现实民主政治实践中的一些问题、难题和挑战来谈政治改革的经验教训，这样的思想是同中国崛起策所一贯宣导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必需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非常紧迫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则必须冷静、理智和慎重，甚至有些方面应当根据现实的中国国情而缓行，在上一策的文章里作者已经提到中国在未来20年内健全体制的四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健全公民社会，逐层推广基层民主体制，建立法治国家和建立社会分配体系及社会福利制度，因此笔者认为过快的民主化甚至是全国大选并不是当前的首要目标，甚至不应该是未来20年的首要目标。未来20年的首要目标在于：界定国家、社会和市场的权力界限（中国崛起策下一篇将重点推出长篇分析），在日益健全的法治环境里通过基层民主的扩大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的民主训练，为20年后中国稳步进入现代化社会之时的进一步民主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今天，任何一个国家从前现代化社会转轨到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特别是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的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都会面临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考察这些具有共性的难题和挑战对于理清当前中国改革过程中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从威权社会过渡到民主体制期间，其本质会涉及到一个权力再分配的问题，社会上总是有一定的群体对于权力有强烈的追求和权力欲望，而在过去的体制下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权力阶梯和官僚系统进入权力结构中去，在转型的过渡阶段和民主化时期由于有了通过选举参与政治生活从而获得权力的可能性，这样的人往往会脱颖而出。他们或是有很好的口才，或是具有人格魅力，或是具有煽动家的天赋，或是具有一套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的政纲，或是利用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故意将冲突激化，以争夺选票谋取个人权力利益的最大化。比如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为100％，其中有1％的人对权力很感兴趣但是在旧有体制下无法施展才能，而在民主化过程中他们积极参与各项选举，当然，大多数人可能是正当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是新型的政治家，但是不排除会产生一些民粹主义的政客，他们通过民粹主义的手段取得政权，将国家深深裂解为不同的相互对立的集团。比如台湾的陈水扁就是这样的天才政客和天生的煽动家，通过在台湾固有的族群矛盾和在社会伤口上撒盐的方式动员基本教义派，把台湾社会人为地区隔为“中国人和台湾人”，进而巩固权力成为“台独教主”，这样的政客较少有社会责任感，相反会给民主化带来极强的副作用，现在转型的民主政体中还无法找到具体对付民粹主义政客的办法。
2．由于民众长期不具有政治参与权、公共事务参与权和知情权，在民主化其间民众特别容易产生长时间的政治激情。在中国崛起策十二中作者已经提到，西方国家自身经历了近三个世纪的演变才逐步演练出成熟的公民社会和民主社会，即使是资本主义后起之秀如德国也至少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演变、经历大量曲折后才最终演变成现代民主社会，因此西方历史的进程本身就是渐进的、自然演进的和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而现在世界上转轨国家中一个不利条件是已经存在一定数量的成熟民主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大多数是拥有资源和经济实力的工业化国家，他们可以轻易地将自己的模式和观点在全世界进行输出，再加上我们处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人们很容易从外部世界吸取资源和营养来要求本国变革，特别是在政治转型期间反对党和反对政治势力很容易利用外部资源和模式来简化地证明本国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性，但是同时却完全忽视本国复杂的国情和社会需要时间逐步演进的事实。在这种互动模式形成后，政治反对势力很容易将自己扮演成社会进步者，处于较高的道义地位，而在无形中将力图稳定秩序的政府推到道义地位的低端，从而使其丧失合法性。民众也在政治风潮中培养了高度亢奋的政治情结和不易消退的政治激情，许多平时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都会激情地向往、等待和参与政治运动，甚至在没有政治运动时还会产生失落感。民众过于强烈的政治激情会让民主弥赛亚的思想高度泛滥，民众容易简单地把国家所有问题理解为民主问题，把所有的改革都寄托到颠覆现存的政治权威和政治秩序上，把国家的目标仅仅锁定在民主化上，甚至简单地认为: “民主化后国家就自然好了，马上可以成为跟西方国家一样的富裕国家。”不得不指出，在大众运动中人民往往不一定能看清国家的方向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轻重缓急，人民更容易被野心家和政客式的人物利用和牵着走，也很容易轻信和盲从一些迅速扩展的简化了的观点，从而形成经久不息的政治激情。如何在民主转型中因势利导，将人民正常的政治热情引导到一个温和、理性和法制的范围，同时为社会运动降温，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图表一展示的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民主化过渡，其含义是指一个国家在不同阶段人民政治热情程度由低到高再到低的常规变化。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完全按照这种曲线经历民主化进程，但是西方许多国家由于历史上先后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民权政治—民主化的演变，其过程往往是逐渐累积演进的，符合社会自身发展规律和特征的，这样的图表示意虽然有所简化每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去把握渐进民主演变的规律。从A点到B点是属于民主化之前的时期，随着经济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地高速推进，人民要求保障民权的呼声日益高涨。随着市民社会的建立和壮大，人民逐渐有了参政的要求，当民主化进程拉开序幕后(从B点到C点)，人民对参与政治的热情逐渐高涨。经历了一定阶段的民主演练后，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经历了几次大选后，政治民主机制日渐成熟，政治意外越来越少，人民的民主热情逐渐下降，但是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D点），那就是人民的政治热情比没有民主权利时代要高一些(A点，那时侯公民尚没有取得民选和政治参与的权力)，但是却低于民主化的颠峰时期（B点到C点之间）。这样的渐进过渡是最有利于一个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免除社会动乱的危险，从而比较稳健地过渡到成熟的民主社会。而今天的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在向民主化过渡时期却没有以前的西方国家那么幸运，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信息高速扩展的时代和西方在文化及意识形态上占有较大优势的时代，一个国家很难简单地宣称：我们先进行城市化、工业化、经济现代化，再发展政治民主化。因为在开放的时代一定会有本国公众援引西方的民主制度来要求本国进行变革和批评本国的政治制度，而且西方国家和国际政府组织所通过的国际公约也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民主制度，有形的、无形的、经济利益上的和国际道义上的压力都使得许多国家不得不提早民主化进程。比如决大多数非洲国家还远远不具备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但是都在国际压力下先后实现了所谓的民主化，但这只是形式上的政治选举，其实质离真正的民主政治相差千万里。由于发展中国家把本应该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各项任务（经济现代化、公民社会、法制社会、民主化等）完全杂糅在一起，社会过渡的成本就陡然升高，如果西方国家在利用优势资源进行颠覆活动，那该国极易陷入很大的困境。
图表一 稳定的民主化过渡：人民政治热情程度平缓上升，平缓下降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图表二显示了一些地区民主进程中经历的严重曲折，尽管台湾是高收入地区，社会分配也比较平均，中产阶级已经构成了社会相对稳定的力量，而且台湾地区从１９５０年代开始就逐步进行了基层民主选举（中国大陆是从１９８７年开始了基层民主选举），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相比，从理论上而言台湾具有经济、社会和政治实践优势。但是台湾地区由于族群之间的矛盾和认同危机在民主化期间被李登辉有意识地点燃，并利用其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社会的固有矛盾和危机一经点燃就再难扑灭，而陈水扁执政时期的民进党政府继续用扩大社会伤口和裂痕的方式来当作选战牌和政治牌，继续把社会分化为两大对立和不可调和的团体，在这样高度强烈的政治动员中和高强度的政治对立中，人民不断激情地参与政治运动，出现了民主化时期的过度政治狂热和经久不息的政治冲突，从B点到C点人民政治激情始终高亢和振奋，宛如吸了精神鸦片一样，始终在亢奋状态。高度的政治热情和无节制的政治运动让转型期间的过渡成本大增，政府、反对党和人民都热衷于政治运动，而疏于治“国”，这不得不说是“过度民主”的灾难。
图表二：失败的民主过渡（台湾模式）：人民政治热情居高不下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图表三展示的是另外一种失败的民主过渡模式。由于国家（主要是指苏联和东欧集团国家）经历了一夜间的激烈政治变革，过去的集中主义政治体制迅速坍塌，由于没有经历任何真正的社会演进和渐进式变革，人民从极权主义的毫无权力的体制下陡然间过渡到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这种无政府主义居然也成为了民主化的一部分。人民激情地、甚至是狂热地参与到政治变革和政治实验中去，大众的政治热情同样处于过度亢奋和激烈的状态（B点到C点）。但是随着无政府主义的民主之恶果逐渐显现，包括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短期内大幅度下降，社会福利体系的崩溃，人均寿命的下降，国家的分裂解体，以及俄国从一个超级大国退变成一个二流国家等等，极大地挫伤了人民的民主信念和政治热情，部分民众开始怀念过去的威权但是却生活稳定的时代，甚至强烈希望有一个强人出来收拾残局、稳定国家的基本局面，这样政治强人和领袖顺应时代潮流诞生，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民主的讽刺，从C点到D点人们的政治热情迅速冷冻到冰点，对民主的浪漫幻想和单方面恋爱变成对民主的怀疑和不信任仅仅是几年的事情。
图表三 失败的民主过渡（俄罗斯模式）：人民政治热情陡然下跌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综上所述，呼喊民主口号很容易，如何稳步过渡到民主制度却是一个需要高度政治技巧、政治智慧和政治眼光的综合系统工程，我们一定不能低估了其间的难处，一定要按照渐进和符合中国国情的原则来进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尤不及，欲速则不达，但是墨守成规，不进行改革，显然也是不行的。如何进行中道的改革，才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
3．在威权时代和极权时代由于国家强行禁止任何社会力量的存在造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紧张，一些社会运动和冲突由于处理不当或是过激处理为未来的民主化转型带来了沉重的负面社会成本。每个国家和地区过去都会有负面的社会成本，但是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就会为社会转型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比如台湾在1948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成为国民党非常沉重的负面政治成本，但是台湾民主化的时候，已经离“二二八”至少有40年了，许多当事人都不在了，家属虽然悲痛，但是时间的力量已经冲淡了许多过去时代的记忆，尽管这样，民进党和台联党还是把这一事件当作政治牌和选战牌来打，每年2月28日那天都会组织政治活动，名义上是纪念二二八，实际上是为了谋取选票，打击国民党，削弱其道德正当性，但是由于国民党处理得当，再加上事件已经久远，“二二八”并没有让台湾社会因为这个原因陷入解体和动乱。苏联的例子则是一个反面教训，由于在过去的时代有太多的负面成本、秘密档案和政治黑幕，人民基本不知情或是知之甚少，因此如果进行的是一场渐进改革，可以对过去的一些黑幕和政治迫害采取逐步公开和民众知情权逐步扩大的原则，在人民承受能力不断成熟和提高之后一步步地选择性公开一些过去的事件，这本身并不会引起很大的社会动乱，因为每个政府、每个国家过去都会有一些秘密事件和负面的政治社会成本（包括美国在内）。但是由于苏联的激进改革导致过去的大量黑幕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公开或是被反对势力挖掘出来，造成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全丧失，进而大规模地诱发社会动乱。如何判断哪些过去的历史负面成本会在本国民主化道路上对社会带来冲击、颠覆和秩序混乱，如何降低这些负面成本可能带来的危害性（比如在政治转型其间这些事件可能被特别的集团和反对势力出于权谋的原因利用），如何未雨绸缪地一步步妥善地处理这些历史事件和作好善后工作让这些事件的负面成本降到最低，考验的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高度智慧和政治技巧。
4．在现在的世界，当一个民族国家拉开政治民主化的序幕后，其意义早就超过一个国家的固有疆界，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其他西方国家、国际机构、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各国的政治研究机构和媒体都会或多或少介入改国的民主化进程，国内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反对势力往往会大量地和国际社会的其他角色相联系，以寻求财政和道义资源，国际机构的观察组织也会派观察员到该国对其选举的公正性、公开性和透明性进行评估，国际媒体会加大对这类信息的集中报道。如何在这种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时代有效区分哪些角色是在帮助该国，哪些是中立的观察者，哪些是在为该国的民主化过渡提供技术性资源，哪些则是完全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要颠覆该国的稳定秩序，是非常难以清楚明了地去判断的。如何在跟某些国际角色合作的情况下，防止另外一些角色利用民主化进程进行颠覆式地扩散某些极端思潮，对于转型国家来说也是一大挑战。
5．现代世界的民主转型国家大多数是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国民经济落后和贫穷，往往面临经济进步、教育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等多项发展任务，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一个目标完成以后再完成下一个目标。由于经济的贫穷和落后，社会分配和社会福利在这些国家往往很薄弱。即使像中国这样迅速现代化的国家，在经济发达的同时也很难注意到马上建立配套的社会福利体制，在经济起飞的阶段往往贫富差距还会越拉越大。在第三世界各国民主化进程中，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极易被某些具有特定理念的人利用来进行裂解社会各个阶层，从而形成某些人期望看到或希望促成的两大阶层对决的局面（有产者和无产者，有钱者和无钱者，精英和平民， 资本家和工农），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在这种不安和动荡中被彻底撕裂，社会关系被简化为资本家和老百姓的关系或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从而让敌对和斗争的气氛充满了社会。更可怕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容易产生一位民粹主义领袖，通过允诺瓜分富人财产和消灭私有企业来取得社会贫困阶层的选民投票支持，当这样的领导人被选上后，其采取的政策可能完全是反现代化和反生产力的政策，殊不知，消灭所谓的私有企业容易，国家的经济竞争力要再培养起来可就难了。在世界信息革命、新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任何闭关自守和封闭式的经济政策只会让一国被现代文明彻底甩在后面，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如何防止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出现逆向选择现象（一国选民在民主选举中作出错误判断，比如选择了一个反现代化的政治家；或是一个激情的民粹运动家利用国内的一些社会矛盾赢取选票同时采取损害本国经济竞争力的政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因为在当前国与国之间激烈的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力的竞争中，一种完全错误的或是反现代化的经济政策会让一个国家失去4－8年的宝贵时间（要看这样的政治家能执政几届），而8年的宝贵时间能够让一个落后的国家抓住宝贵的机会而崛起，也可能让一个领先的国家因为错误和混乱衰落下去，“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无论民主条件下的政治家如何能说会道，讲任何东西都可以讲得天花乱坠，但是不会治国，或是采取完全错误的产业政策，或是热衷于裂解整个社会和权力斗争，比如台湾领导人陈水扁，那么这个国家和地区就要遭受经济竞争力下降和人民生活所得缩水的苦果。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要开始民主化进程必须有一些相应的社会制度条件相配套：一国在民主化之前进行的基层民主训练越多越成熟，该国大选时混乱就越少，反之混乱的可能性就越大；该国的社会分配程度越均衡，社会福利制度越健全，中产阶级越壮大，大选时该国的混乱就越少，反之发生动荡的可能性就越高；一国人民的普遍教育水平越高、越均衡，人民在第一次大选时选出民粹主义式的领袖的可能性越低，反之，一国总体教育水平越低越不均衡，人民选择极端领导人和极端势力执政的可能性就越高；对待过去负面历史事件的社会成本上，如果该事件离全国选举时所距的时间越久远，或是政府未雨绸缪地将其一步步善后，那么事件的负面冲击就越小，反之，其对民主化的冲击就越大。
如果按照上述思考，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就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不适宜进行过快的和激烈的民主化进程，必须先一步步把许多外围条件完成后，才能进一步谈民主化和更高层面选举的问题。正如作者强调的一样：中国当前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在中国面临空前机遇和复杂矛盾并存的时代，这样的宏观政治体制安排不再仅仅是一种政治语言和官方宣传，而是中国未来关键２０年之发展所必须的，其实，执政党在宪法框架下的稳定执政对于保障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和强国梦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相信越来越多的国人会真实地体会到这重要的一点的。我们紧要的任务是建立社会分配体系，促进大众福利和大众消费；健全公民社会和民间自治机构，建立全面的利益博弈机制；推广基层民主选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民主实践；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法政治，界定国家、社会和市场的权力（中国崛起策下一篇将推出长篇分析。）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7年1月16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1７篇文章和1篇崛起策副文，还将发表此系列１３篇文章。)
zt《大国崛起》：中国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
一、前言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人就在悄悄地谈论“中国崛起”，在大洋的另一边自然也也不甘寂寞，同唱一气。不仅能体现在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的惊世之作《大国的兴衰》，更被解读在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经济方面的造势自然也毫不吝惜，美国经济学家欧文·克拉维斯提出以购买力来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估算的结果是中国199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世界银行的数字370美元高出整整7倍！这就难怪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于1995年在中国访问时说：“我们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在2010年以前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就连一向保守的世界经合组织也认为到2025年中国经济规模能与美国平齐！
据国外媒体报道，2003年11月24日，胡锦涛主持的中共政治局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学习内容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由中国两位专家系统讲述15世纪以来世界上九个曾经和现存大国的兴衰史。中国高层要求各级党政部门都要学习这段历史，随后中国中央电视台近日推出的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分析人士指出，《大国崛起》的目的是为了打开国民视野，为中国加速崛起进行必要的精神准备。 也有有媒体认为这个片子同上世纪80年代引发争论的《河觞》一样，是在为中共十七大后重启政治改革造势。否则，你如何解释在市场化的今天，央视为了一部没有商业价值的政论片而愿意耗费如此大的人力、物力？！
何等的震撼！何等的刺激！
二、《大国崛起》引发的火爆反映
用9个小时来解释近500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变故、尤其是做有一定思想厚度自然不会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尽管里面中外一百多位学者、专家、前国家政要的学术智慧都有所体现，但主要反映的还是深藏不露的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们和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的专家们所代表的“中国精英对世界的认识”，更使得这部电视纪录片更具“魅力”！
随便用google一搜，《大国崛起》的关联文献竟达2,840,000条之巨！中国的精英们纷纷撰文力挺此片。日本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教授汤重南说：“改革开放，就是要睁眼看世界。”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说，“我想通过这样一个片子，来让更多的观众了解西方国家在过去300年里边，是怎么发展成长起来的。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尤其在好多的认识上，我们能够达成一致的看法，这样的话，我们国家下一步的发展才可以比较顺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说：“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题材，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片子，我的评价是，我觉得这部片子是有深度有广度，大视角，大手笔，这样的一个讲历史的片子，同时它又非常有现实意义。”
民间学者则对此片在不同程度上嗤之以鼻！集中表现在他们不认同影片中对西方国家崛起的那种牵强附会的因果关系。
一位网友认为, 当年西方崛起而中国未能崛起的真正原因在《大国崛起》中被极力回避。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使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圈地运动、殖民掠夺、不平等海外贸易、奴隶贸易）是建立在使本国农民、殖民地人民、黑人成为牺牲品的基础之上的一场历史丑剧。不幸的是，这些事实却被作为资本主义崇拜者的、极力把资本主义描述为美好天堂的《大国崛起》制作人、编剧给刻意掩饰。
另一位网友认为，这两年对主流, 对改革反思的声音越来越大，主流们眼看着靠殖民崛起的路要走不下去了, 就又出来了一个《大国崛起》继续忽悠老百姓，试图让咱们相信继续走下去中国作为整个国家就可以崛起。
还有的说，“主流经济学家”就要失宠了，新的历史学家有登场的趋势，看不出能高明到那里去。固然，“理论是灰色的”，但是，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下指导一个大国的崛起，没有成熟的理论思维，依靠买办市侩式的智囊是不行的。是的，国家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但总得为中华民族强盛，如此“崛起”的思维方式，岂能“崛起”？！
更有人说，《大国崛起》在讲述了许多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断章取义，试图用来揭示《大国崛起》奥秘。他们把影响大国崛起的因素用不同的声音归纳为：经济思想、科学文化、政治制度的创新。但在片尾明白地告诉观众：1）大国崛起不能靠武力；2）许多大国只是昙花一现，唯有葡萄牙、西班牙、英、法、美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大国；3）葡萄牙、西班牙是市场经济的发端国，英、法是自由市场经济加多党议会制的创始国，美国是用市场经济无型的手与政府干预有型的手共同调节经济的开山祖；4）这些国家都没有离开市场经济，都有一个稳定的宪政制度；5）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思想自由化、经济市场化、政治多元化、产权私有化、全球一体化是何等的相似！
一个资深的网友说，编导们着墨最多的两个国家，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美国，“宪章”、呀、“公约”呀，几乎如数家珍，事无巨细。但是，起码有两件事编导们“理性”、地“痛苦”地舍掉了，其一，就是英国在鸦片战争前的四十年中，利用鸦片这种毒品共从中国掠夺去大约三、四亿两白银。如今赫赫有名的汇丰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怡和商行等的创始人，个个都是鸦片贩子出身。二是美洲印地安人的遭遇。有人援引《THE NATIVE AMERICAN》的内容：“乔治·华盛顿：用印第安人的人皮可以制作出优质长统靴、托马斯·杰弗逊：美国必须灭绝印第安人、亚伯拉罕·林肯：每十分钟屠杀一名印第安人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
还有人总结说，该片依旧是上世纪80年代的《河殇》样式，宏大到不着边际的地步，要用那么少量的文字来概括一个国家至少上百年的历史，其空疏可知；其次，依旧是《河殇》之病，知识陈旧到不学无术的水平。比如前几集论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之兴起，归因之简单，视野之狭窄，结论之粗陋，完全没有吸取一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积累；在其眼中，既看不到整个欧洲商业发展的沿革，更看不到商业中心变迁的轨迹；最后，则是其见解之粗鄙。
网上知名评论家黎阳认为, 有人说电视系列《大国崛起》有点象《河觞》。找到了剧本一看，岂止有点象，根本就是上下集、姐妹篇。《河觞》说的是中华文明如何如何“低劣”，“崛起”说的是西方文明如何如何“优越”。二者一唱一和，“珠联璧和”。
三、《大国崛起》中国背景分析
笔者认为，央视的《大国崛起》不管有没有更深的政治背景，至少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国这种粗放式经济发展的路已经快要走不下去，历史需要中国把握住这关键的时机。
1、中国的发展无法持续
很多人都认为现代中国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笔者认为这种乐观实在是缺乏根据。先不去较真什么样的国家才叫“崛起”，就连目前这种发展方式也无法持续。当前中国走的是“黑色发展之路”，这一战略是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最优先目标，是以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不仅造成的收入差距拉大、失业人口的增加和将要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在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而且以相当于美国的3倍的污水排量和世界用水总量15.4%的耗水量也只创造了美国产值的1/8。
更何况目前的污水排放量已经无法再承受，世界的水源也不可能净增。何以为继？
2、中国已沦为西方大国的经济殖民地
曾几何时“中国制造”成为世界的话题，中国的国家智囊们也不断地国际论坛中眉飞色舞地吹嘘自己有几个“世界第一”。实际上中国产品等占据国际市场的依次是玩具、鞋类和廉价电器，是因为高污染而被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西方大国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消耗着中国的石油和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生产着它们的产品，排放着中国的污水和废气。外贸公司中70%多的都是外企；90%的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知识产权都是国外的；“中国制造”只是一个好听的名词而已。仅举一例，据中国通信学会通信设备制造技术委员会主任张庆忠介绍，2006年中国手机生产预计能达到3.8亿部，占全球手机产能的半壁江山。但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董事长麦戈文却指出，一件在美国售价49美元的电子产品（包括手机）中国制造商只能赚到30美分，是零售商的 1/24，品牌人的 1/30 ！
由此可见，中国那漂亮的GDP、“中国制造”的美誉、每年的贸易进出口额的增长。。。那些纯粹是买办的红利，是政治家的玩具，是皇帝的新衣！
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实力的增长毫无关系！
四、中国应该正视历史
《大国崛起》用极为煽情的道白让人们相信：一场战争，一纸约定，甚至是某个英雄人物的一个临时决定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世界的格局。这种好莱坞式的英雄观反映了中国的精英们依然在浮躁的市井中沉溺，在醉生梦死的歌舞升平中一醉不起。
现实中，非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丝毫不比英国的差劲，菲律宾的制度甚至可以和美利坚合众国相媲美。。。但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更没有正在享用大国崛起的宴席！两次战败的德国是近代战争史上最大的输家，不仅在历次战败后割地赔款，甚至连国家也数次被分割，但今天在世界的强国之中仍然有它的一席。至于身穿战袍、携带毒药走向战场的将军和国王，哪又能说明了什么？和崛起又有什么关系？！
9个小时12集的政论片《大国崛起》终于像一个时装模特那样完成了最后一个亮相而走下了时装台，最后也没有告诉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大国崛起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从小学开始，笔者就受到这样一个教育：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除了让中国割去一块块土地，还让中国失去无数的白银，西方帝国主义的致富是建立在圈地运动、殖民掠夺之上的一种野蛮的游戏。从那以后，笔者的心里带着历史的沉重，用憎恨的眼光去打量着每一个憨态可掬的外国人。到今天笔者也认为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但它毕竟不是历史的全部。事实上战后德国、日本的再度经济崛起与圈地运动、殖民掠夺毫无关系；历史上西方列强的崛起也与从中国抢来的白银更是风牛马不相及；美国也并非靠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才成为世界第一；卢沟桥抗日博物馆里的画像中国民党军队的飞机还涂着八一军徽；在1995年一个华裔女孩发现最能反映日本侵华暴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竟没有一本英文版的书籍。。。
不能正视现实就是愚昧，不能正视历史就是自欺。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教育不能还原给人民一个真实的历史， 带有新思维观念的《大国崛起》也是一个浮躁的滑稽剧。
因为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强大是在于它的整个的国民素质。只有伟大的人民才会造就伟大的国家，才会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拔地而起。
这是铁一般的真理，为什么中国不敢正视？！
五、意大利才是近代文明思想的诞生地
照亮人类近代文明之路的既不是葡、西两国的地理大发现，也不是法国的启蒙运动，更不是喜爱莎士比亚剧的英王伊丽莎白一世这只“老母鸡”， 而是14~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这只火炬！
与中华文明相比，欧洲原本是一个愚昧的不化之地。被汉武帝赶到欧洲的匈奴曾在那里称雄长达一个世纪，东西罗马帝国从此衰落、灭亡，欧洲从此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诞生在离欧洲中心不远的两河流域。《古兰经》规定对国家、人类、社会和家庭的义务，援助贫穷者，首先对阿拉伯人进行道德价值的启蒙教育。由于《古兰经》倡导求学，“哪怕远到中国”就是穆罕默德的一句名句。从10世纪开始，阿拔斯王朝开始“百年翻译运动”，介绍其它民族关于天文、医学、语言、文学、法律、哲学、音乐、数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公元827年阿拉伯人征服的西西里岛，使它成为阿拉伯文化的基地[1]，后来成为引发欧洲文艺复兴的起源地。
在阿拉伯倡学精神的影响下，西欧第一所大学是11世纪末产生于意大利的工商业城市波伦亚的波伦亚大学。1150年，巴黎大学形成，后来巴黎大学中的英国学生返回祖国，在1168年创建了牛津大学。1209年，从牛津分出一部分学生又成立了剑桥大学。12世纪后，意大利又成立萨拉尔诺大学，西班牙创立萨拉曼加大学，法国成立了奥尔良大学；德国创立海德堡大学，奥地利创立维也纳大学等等。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艺复兴会诞生在意大利；启蒙运动和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会发生在法国；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诞生会发生在英国。。。
文艺复兴诞生在西西里岛所属的意大利。欧洲的文艺复兴奏响了政治学说发展的序曲，由马基雅维利，格劳秀斯、斯宾诺莎、霍布斯、米尔顿和洛克等一大批思想家，提倡"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人民革命权"以及"三权分立"。文艺复兴否定了封建特权。在中世纪，封建特权、门第观念是天经地义。文艺复兴时，波吉奥认为，只有个人的美德才是高贵。意大利的社会生活中，才干、手段和金钱代替了出身门第，成为任何出身的人爬上社会顶端的阶梯。文艺复兴还否定了君权神授。在中世纪，君主是上帝的代表，对君主的服从是一种宗教义务，天经地义。但人文主义者相信，君主如果成为暴君，必为人民所推翻，这是历史规律。他们反对专制，提倡自由和平等。布鲁尼把每个市民有同等机会参加政府管理和批评自由称为"真正的自由"。平等也不再是早期基督教那种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而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文艺复兴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开创了探索人和现实世界的新风气。
600年前的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就是今天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做到。难怪有人这样认为：文艺复兴确实在思想界带来了一次大解放，它称得上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与中世纪的一场大决裂。打破了中世纪神学和其他外界权威对思想的牢牢束缚。它不但抛弃了神的眼光而改用人的眼光，而且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人、社会和自然。达·芬奇说："谁要靠引证权威来辩论，他就是没有运用理智。"更值得一提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面对是极其强大顽固的宗教旧势力，面对着悲惨的结局：但丁被流放，客死它乡；彼特拉克虽死在祖国，却被教会暴尸示众；伽利略、布鲁诺更是为之受尽牢狱之苦。[2]
捍卫真理不仅需要理想和智慧，更需要冒险和勇气！
六、法国真正的崛起之迷
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就像一个美丽的火焰，是否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还要看有没有所需要的干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主要的“干柴”就是国民的素质和教育。依法国为例：
受文艺复兴影响的16世纪宗教改革产生的新教教派与旧教分庭抗礼，他们争夺儿童和群众的手段就是教育。通过这场争夺战，各方在教育方法上重视数学、地理、历史，注意采用实物教学和进行练习，着意发展学生的智力。这使得法国新一代的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创办于1684年的训练初等学校教师的讲习所是欧洲最早出现的师范教育设施，对确保教师的质量起到关键性的作用。19世纪以前，法国高等教育享有桂冠的荣誉，其学术水平在西欧是很高的。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思想家，他出生于瑞士日内瓦。10岁时，父亲因受人陷害逃离瑞士。卢梭13岁即开始自谋生计。他当过学徒、杂役，为人抄写过乐谱，做过家庭教师。寄人篱下所遭受的屈辱和冷遇，长期漂泊不定的贫困生活，培育了卢梭对于“残暴和不正义”的反抗意识。1762年，卢梭的长篇教育哲理小说《爱弥儿》问世。卢梭在这部构思20年，撰写3年，精思熟虑的杰作中，对当时法国腐朽的政治、宗教特别是教育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提出培养真正符合社会需要的新人的构想，描绘了一幅培养新人的蓝图。这部长篇檄文刚一发表，就轰动了整个法国和西欧。法国政府下令逮捕卢梭，焚毁《爱弥儿》。卢梭被迫逃到瑞士，翌年又出走英国。1767年，卢梭返回法国，避居于巴黎市郊。1772年完成了自我评传性的最后一部著作——《忏悔录》。1778年与世长辞。
卢梭的教育方法被他的同胞，瑞士人裴斯塔洛齐所继承。瑞士政府首先他的按年龄分组来发展儿童的不同能力的教育方法实行教育。后德、法、英、意、俄、美等国政府，也纷纷派遣专家和官员前来学习。裴斯塔洛齐所创建的伊佛东学校成了蜚声欧美的“国际学园”。有趣的是，瑞士政府首先采用这种教学方法，美国政府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卢梭、裴斯塔洛齐教育思想》的运动。前者成为今天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后者成为今天世界上的霸主之一。
1789—1794年法国革命是继17世纪英国革命和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后的一次更彻底、更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教育方面，资产阶级执政的各派力量都拟订过方案，其中著名者有康多塞、雷佩尔提和拉瓦锡等人所拟的教育方案。这些方案虽然在当时都未来得及付诸实行，但对法国教育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康多塞1792年向立法大会提出的方案，不仅给法国而且也给其他国家提供了讨论19世纪教育发展的基础。
由此可见，法国曾在19世纪初有拿破仑这样的人物并产生过巨大的能量决非偶然，是整个民族素质急速提高后的能量的一次爆发式发泄。但法国的教育在拿破仑期间和之后屈服于宗教势力变得越来越保守，宗教势力重新掌握了教育大权。直到进入20世纪后，宗教思想和教会对教育的影响进一步有所削弱，50多个从事教育等方面活动的教会组织被解散，3000多所教会学校被封闭，1905年法国政府明确宣布废止“法卢法案”。但此时的法国已经丧失了在国民素质上的优势，尤其是与宗教冲突较大的科学被毁于一旦，终于没有能再次平地而起。
功亏一篑，令人惋惜！
七、德国真正的崛起之迷
从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的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比英国和法国都要落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300多个封建邦国各据一方。这些邦国，尤其是普鲁士、奥地利等大的邦国，为了强化统治和扩大军事实力，企图通过教育造就忠顺的臣民和得心应手的兵士，所以急于把国民学校管理权从教会转到国家手中并大力提倡强迫义务教育。早在16世纪后半期，就有威登堡和萨克森等邦国颁布了强迫教育法令；从17世纪开始，大多数邦国都竞相颁布这种法令。其中以1763年普鲁士王腓特烈二世颁布的法令最为著名，它进一步规定5～12岁的儿童必须到学校受教育，否则对家长要课以罚金。
实科中学在德国产生于18世纪初，较英法等国早一个世纪，使得德国人具备了自然科学索要求的严谨和内涵！1708年虔信派信徒席姆勒(Zemmler)在哈勒创办了“数学、力学、经济学实科中学”，以教授数学、物理、力学、自然、天文学、地理、法律为主，并辅之以绘画、制图。此后，德国各城市陆续有人创办这类学校，有的实科中学则增设建筑、商业制造、贸易、经济等科目。这是一种既具有普通教育性质，又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新型学校。它排除了教学科目、课程内容的纯古典主义的倾向，适应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的需要。但由于它的毕业生不被允许进入高等教育，所以地位很低，所以学生也不多，很快被没有门第观念的美国超过，在科学应用方面输给了美国。
受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它在教育上的突出表现是泛爱主义和洪堡德改革。泛爱主义是受到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思想和德国新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而产生的。泛爱主义教育家如巴斯多(J.Basedow)、萨耳士曼、堪比等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掌握实际知识、具有泛爱思想、健康、乐观的人，因此德育、体育、劳动教育、现代语和自然科学知识受到重视，采用让儿童自由发展的教育方式，注重实物教学。他们热爱儿童、肯定儿童的天性是善良的，反对经院主义、古典主义教育，禁绝体罚，这种方法后来传入美国，俄国和日本等国。
1807—1815年普鲁士施太因—哈登堡改革期间，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洪堡德(K．W．Humboldt)曾出任教育部长，他根据新人文主义的精神对各级学校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方面，积极贯彻裴斯塔洛齐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有所扩充、教学方法有所改进，出现了第斯多惠等著名的教育家。此后的美国发展的杜威教育方式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中等教育方面，实科中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增加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的科目，通过考试选择教师，打破了只由教士充任教师的局面。在高等教育方面，洪堡德较早明确地提出大学的任务一方面是要向学生传授各科知识，一方面是要发展科学(即办成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他创办和领导的柏林大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由于德国较早地抓教育，国家强大也是来源于方法的更为先进、合理。这是素质教育的又一明例，和有的人吹嘘的基因、染色体毫无关系！
八、日本真正的崛起之迷
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重视教育和重视人才的培育。日本重视教育的历史可上溯到明治维新时代。早在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法令》时，就在《学制布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口号，要在全国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务不学之人”，接着，1886年明治政府宣布在全国实施义务教育，大约经过30年的努力，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其速度之快在世界教育史上是首屈一指的。而且从年代上看，日本也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比美国早4年，比法国早10年。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福田赳夫在一次施政演说中所说的：“人是我国的财富，教育是国政的根本。”这应该是日本崛起奇迹的根源。
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晚年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写就《激荡的百年史》，总结日本民族如何战胜困难、目光远大、勇猛进取、善于学习、追求完美。他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除非不做，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主因。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战后日本经济起飞有三位导师。第一位导师是道奇，他教导日本人要发展经济，首先是稳定货币金融，将日元与美元汇率固定于360日元。第二位导师是戴明，全面质量管理之父也。德鲁克说，质量管理是美国人发明的，但完美运用、臻于化境的却是日本人。第三位导师就是德鲁克自己。他教会了日本人如何思考战略和实施目标管理。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在日本，人们始终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是对螺丝刀这样简单的工具也毫不例外。从设计到加工，无不精心考虑，仔细研究。”[3]
而中国人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是当今中国社会之普遍心理。与日本人追求至善、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相比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差距？！
九、美国真正的崛起之迷
美国早在是英国殖民地时就对教育非常重视，到1775年，英属13个殖民地人口不过260万，但已仿效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创办了哈佛、耶鲁等9所学院，教育环境甚至都强过今天的北京市。 殖民地时期的初等教育相当发达。北部几个殖民地以麻省(Massachusetts)为代表，特别重视普及教育，当局曾于1647年发布法令，规定市镇中只要有50户居民就应设立一所小学，于是市镇学校在北部兴起。这种由地方当局办理、干预教育的做法，超过了其宗主国——英国的教会办学的方针，一举奠定国民素质的优势！
在这个世界，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美国的《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当我们热血沸腾地听着这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声音的时候，请不要忘了美国还有一个伟大之处，那就是《宪法》所标榜的以教育培养国家公民。为了普及教育，他们先是采用了英国的兰卡斯特导生制。1818年兰卡斯特本人还应邀到美国宣讲导生制。英国式的教育不能满足这个新国家对教育的要求。1843年，贺拉斯· 曼(Horace Mann,当时任麻省教育厅长)考察德国，才引进了当时普鲁士的教学制度，同时大力宣传卢梭、裴斯塔洛齐等欧洲教育家的思想，美国各地的小学遂开始采用西欧最先进的教学制度。
南北战争以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步伐迈得更快，这期间新成立的大专院校就有二百余所! 它一面学习当时欧洲重视学术的样板——柏林大学，于1876年创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大学研究院，致力高深的学术研究；一面根据国会于1861年、1890年所通过的二个《摩雷尔法》，由国会拨地、拨款资助各州大办农(业)工(艺)学院，很快培养出大批适合工农业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当今举世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由此而来。工农学院初办时，由于众多贫苦学生求学其中，曾被讥为“牧牛娃学院”，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方面大大领先于欧洲。事实证明，穷人的对财富的渴望远远高过富人子弟！这就为美国造就了一批敢于冒险和创新的高知识人才，当他们对财富的渴望的欲火被点起，那就是火山，那就是海啸，那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
南北战争以后，公立中学本来是兼顾学生升学与就业两方面要求的4年制综合中学，由于此时学生逐年猛增，准备升学者日少而准备就业的日众，所以逐渐以职业准备为主要职责，课程随之发生变化，加强自然科学和实用科目，这是美国中学的显著特点。公立中学逐渐以职业准备为主要职责，课程随之发生变化，加强自然科学和实用科目，这是美国中学的显著特点。不仅如此，1880年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了工业中学，1888年明尼苏达州首创农业中学，此后各种职业中学不断大量涌现。欧洲人由于世俗观念而不喜欢职业中学，以“生来平等”为信念的美国人则没有这种历史包袱。职业中学造就了一批实业家和发明家，第一架飞机的发明家莱特兄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据统计，1870—1940年，美国人口增加了3倍，而中学生则增加了90倍。当时的口号是：“中等教育为所有适龄青年敞开大门”，到1918年时美国高中已发展到2万多所，而12亿人口大国的中国到1998年才有1万多一点的高中。由此可见，美国的高效率、高技术、高产出靠的是科技，靠的是先进的教育。今天，美国基础教育的方法在杜威式教育法的基础上几经改进，教育的口号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各州都将40%的税收用于教育。上世纪80年代垄断着大约70%左右的专利发明，70%以上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奥运会奖牌总数第一。
“2061计划”是美国促进科学协会联合美国科学院、联邦教育部等12个机构于1985年启动的一项面向21世纪、致力于科学知识普及的中小学课程改革工程，它代表着美国基础教育课程和教学改革的趋势。为此计划，美国动员了800多位科学家、企业家、大中小学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参与了这项再造青少年智慧的宏大工程。他们总结战后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的深刻变革和未来发展趋势，汲取美国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成果，打造21世纪新的美国人。
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
十、结论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和经济实力，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对比。客观地说，中国由于难以接受国外先进的思想，国民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的相比都不是一个等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
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展，当时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览团。在这次博览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加工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
这是就是时代的差距！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代领导人比较重视教育、特别强调要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他60年代中期又提出：“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那个时代培养的中国人能通过在罗布泊艰苦卓绝的工作，在荒凉的黑土地上用血肉之躯推动起沉重钻机的悲壮来一砖一瓦地筑起了中国的大国实力。就是今天，也是他们那代人还在艰难地承担着民族的重任。
但是，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人才选拔方式又恢复到应试为主，活像封建时代的科举、欧洲的中世纪。笔者询问过最近到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他们连美国当代最杰出的理论《创造论》都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不排除从中国的中学、大学里出来的人也有一些具备真才实学、忧国忧民的人才。但是，很大部分的人确是没有经过很好的素质教育，表现为缺乏理想、缺乏道德、缺乏爱心、缺乏责任心、只想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一群寄生虫、社会的垃圾。
中国现在的国民素质太低，中国的教育失败之极！
叫天一声“请”！叫地一声“问”：中国真的能靠模仿日本崛起？？？？
日本当年走粗放式工业发展的路时，石油的价格才是几十美分，人家买得起；今天却已经涨到70元美金！
日本战后可以大量地购买技术，三年内就可以消化吸收，而且又开发出新的技术。而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是高技术封锁，人家不卖给你！
中国改革开放的智囊提出的非传统发展模式“增长、强国、富民、国家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六大目标，为什么偏偏没有教育？[4]？
笔者看来，我们这一代已经无可挽回，失去的毕竟要失去。大国的崛起是一项长远的战略，绝不可鼠目寸光、急功近利！中国一定要从基础教育抓起，大力提高下一代国民的素质，这才是真正的大国崛起战略。亡羊补牢尤未晚矣！集举国之力改革教育，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和高科技是当务之急。
百年大计！
[1]宋志轶，《阿拉伯文化学术的承传》。
[2]尹虹， 《略论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
[3]员荣平，《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和给我们的启示》
[4]胡鞍钢，《如何看待现代中国崛起》
（作者：潘宏斌）
很认同您的观点， 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崛起，靠的是人才，但归根到底靠的是国民教育！！！！！！！！！！！。
中国现在还没有作好崛起的准备zt
一、"要像爱中华民族那样爱大和民族"
据中文导报报道，今年8月21日到8月29日中国第二批247名高中生代表团访问了日本。 他们被安排住在普通百姓家中，还参加了由日本外务省举办的“日中交流漫画展”等活动。在访日活动期间，日方一位人员曾经这样发问：“通过这次访日，有谁想上日本来留学？” 当时就有4名中国高中生登上了讲台。一名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女同学说：“来到日本，我深深被大和民族的精神所吸引，今后要像热爱中华民族一样热爱大和民族。”当她说到这里时，引起在场的中国高中生的共鸣，场内响起一阵掌声。
教师节来临，本不想对我们可爱的教育工作者说点不中听的。可几天前的这个插曲让我感到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里我不想重提我们中华民族在与“日本”这个岛国所做过的惊心动魄的生死纠缠后是怎样脱离正常轨迹，沦落为落后国家的；也不想重提日本是怎样对中国预谋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最后才由“不可救药的劣等民族”一下子加入西方国家的行列；也不想以南京大屠杀的特殊事例来解读日本民族性的本源；更不想以“烽火连绵起，仇杀未有期”来预测中日关系的未来！毕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足够智慧的民族，不应该从别人的不足中去获取欣慰；也不该通过对别人弱点的指责而掩饰自己的不足；更不该因为某种不必要的虚荣而声嘶力竭地为自己现状的不合理性强作辩解！
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强大，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不断地反省和改革精神。只有在反省中，一个国家才能知其危而得其安，知其亡而得其存，知其衰而得其兴，知其弱而得其强。只有在改革中，才能使腐朽尽荡而万物更新；兴廉反腐并激浊扬清；国法严明而天下归心，政通人和致使百废俱兴！
童言无欺，中国高中生在日本的讲话宣告了一个某些人不愿正视的问题：中国教育彻底失败！
二、中国的教育投资让人脸红
众所周知，美国的强大自然得力于他对教育的极度重视，为弥补她在理科教育的不足，她不惜重金收留各国理科方面的杰出的人才。日本国土狭小，自然资源贫乏。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腾飞，成为经济发达的强国，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非常重视教育，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教育投资的多寡是一个国家教育政策的根本体现，是这个国家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根本标志。正因为日本特别重视教育，因此也特别重视教育投资。战后日本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率是7.2%左右。这个比率，与美国不相上下，略低于英国的7.5%。
而中国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率只有 2% ！加上国民收入本来就不很高，其绝对值实在让人脸红！
毋庸置疑，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教育问题。以教育最成功的美国为例，80年代的一篇《国家处于危险中》的文章在美国大陆掀起了20世纪的第二次教育改革。针对自己教育体系中的重文轻理的问题，美国下上了大力气狠抓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基础教育。从80年代中期开始增设了教育部，之后不定期地召开各州州长峰会，专门研究教育问题。可见教育是每一个强国的立国之本，兴亡之途。
教育不仅深刻地作用着一个人的一生，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命运。国家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的关键就是教育。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全面谋划自己未来前程的民族，是否应该认真审视我们为孩子们提供的教育环境？
如果说这批访日高中生所受到这样的一种教育实在是个人和民族的悲哀，那么在中国落后地区的几百万辍学者的命运更是不幸中的不幸。国家浩浩荡荡的“希望工程”每年国家的拨款才一千万元，加上民间的筹款也不过一个亿，平均到每个中国人手里才只有几分钱！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的结果，真正受益的人只是他们中很少很少的一小部分。。。
我们不妨和象牙宝塔之上的清华、北大的情况作一个比较，为了支持北大、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尽管北大、清华所得到的资金已经高于一般院校了，国家还另外多增加三年累计拨款36亿的“外快”，尽管得到如此巨款的两校教师可以没完没了地公款旅游和大吃大喝；尽管校方可以一掷百万来聘请名不副实的外籍教授；尽管他们的出国学生数量还远远比不上一个不拿国家一分钱的民间学校“新东方”；尽管他们未的出国学生中的大多数也是流入了外企去“曲线救国”。。。但北大校长许智宏还是宣扬：国家的这点钱对北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来说还－远－远－不－够！
是的，若要和政府部门公款吃喝的6000亿相比，清华、北大只不过是在中国这个贫穷的庄稼汉的大腿上仅仅拔掉了一根汗毛而已！
三、没有弱智的孩子，只有弱智的教育
相对于联邦政府将财政收入的4.4%、各州也有33.2%的税收用于教育的美国，中国的只有2%的财政用于教育也许只是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但近来接二连三的中小学教课书事件更是让人一头雾水了。
我们知道爱国主义是人们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思想、行为和感情，是调整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是国家和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之柱。 不管是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还是雄心勃勃的日本一直重视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美国的爱国主义重点在培养美国精神、树立国民的自尊自信自豪感、培养好公民以及润物无声的渗透式教育方法最具时代特点。美国一直通过宗教信仰渗透、大众传媒渗透、节日庆典活动渗透、生活环境渗透等社会性爱国主义教育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更重要的是，从幼儿园到第十二学年的家庭、州史、美国史、公民或世界文化、世界史、美国政治等课程内容让青少年了解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国，让美国精神及爱国理念随之沁人心脾。“历史科”是美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授美国精神的重要途径，比如，美国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我们美国人》向中学生讲述了美国的起源、发展和强大，增强中学生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信心和使命感。
与修改和平宪法同一手法，日本教育部正开始检讨修改教育方针，要以灌输“爱国主义”的教育内容来恢复战前教育，培养孩童的爱国心。今年年初日本教育部特地增加了道德教育的教学费用。与此同时，日本教育部首次在各个小学，中学发布一本称为“心之教育”的国家规定教材。内容包含了灌输“精忠报国，以国为重”的思想。对于日本政府这个“强国”教育方针，一些有历史学者都忧心忡忡。他们指出：“这将是日本回复战前思想，主张提倡战前‘一亿人民一条心’的开始。”
无独有偶，中国上海也为中国学生改写了一本“忘掉过去，梦想未来”新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在这本教科书中J.P. 摩根、比尔·盖兹、纽约股票交易市场、美国太空船、日本子弹列车都出现在新版教材的显着位置，教材教材中甚至包括有一篇讨论领带如何流行起来的课文。这本新版的历史教材删去了毛泽东、长征、殖民侵略和南京大屠杀这些内容。更荒唐的是，教材还跳过了一些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秦始皇、改朝换代的著名起义、宁死不屈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一些解说旧风俗和服饰的无聊文章和某个人物的“三个代表”。最令人气愤的是，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毛泽东只是在解说降半旗的礼仪时才被提及！
身为新版教材的作者之一的周春生说，新历史课本“并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政治宣传”，而是为了反映教育思想上的改变。他说：“我们写课本并没有政治动机。是为了让历史研究更加主流化。”
一本中国的“爱国主义”教材不去进行培养中国精神，不去树立青少年的民族自尊、自信和自豪感，反而去迎合外国人的“主流化”？！
可见中国没有弱智的孩子，只有弱智的教育！
四、人欲横流 物欲横流
中国目前的现实就是社会群体腐败，国家精神颓废，人欲横流，物欲横流。
“教授也是人么”，这句话已为当代师表的堕落找到合法依据。朱老夫子的“身死事小，失节事大”早已不管用了。在各种利益的熏陶下，各种狗屁不通的“首席专家”、“社会精英”粉墨登场，当代教师爷们不仅思想浅薄而且还人格匮乏，更可怕的是一些教师直接在学生头上敲诈勒索。学生为了学分、入党、毕业、考研和工作各方面关照，送礼如同家常便饭；一个报考美术学院的考生，其父是企业老板，为了买通关节，请客和送礼达七万之巨。尤其那些不得志的教师，他们打学生的主意是那样的露骨和肉麻，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有的居然主动相约遇上麻烦的学生上门“谈谈”，学生自然不能空手登门。在权力、金钱及关系的导力下，中国的高等学历文凭令人堪忧，一些大学为了功利，乱送头衔，导致“博士、教授”严重泛滥和贬值；知识分子自然丧失了学术和学者应有的尊严。当今的硕士博士都是“关系户”居多，真正硬来硬的人寥寥无几，来点“感情投资”已成“导师作风”。
在积极响应“一切向钱看”市场的号召下，以及在“玩一把就死”哲学口号的倡导下，女大学生也毫不逊色的投入这一新兴的“第三产业”，她们以自己年轻的肉体作为资本，参与绑大款的行业。同时对社会绑款族的色情业构成一种竞争冲击。而对于款爷们来说，女大学生不仅年轻美貌，而且相对单纯可爱，能够随叫随到和容易摆布打发，同时能够抬高款爷的“品位”。如今大款们，已不再是外国洋人和港台商人的专利，与本土的大款相比，他们出手显得缩手缩脚。中国的款爷也不纯是商人，贪官污吏更是不折不扣的“大款”，这类款爷是女大学生梦寐以求的对象，只是官吏作风向来都是躲躲闪闪，一般都不大公开（耳迪：中国大学园“众生相”）。
那些在商场官场成功的中年男子与年轻女性容易走到一起，而男青年和中年妇女成了受冷落的失意年龄段，性要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没有经济条件或才表优势的男生，通常被绝对打入情爱的冷宫。高校本来就男生多于女生，配对机会偏少，由于经济、住房、身体等诸多条件因素，女生倾向校外谋求性爱与情爱的出路，尤其出众的女生都被社会上的成功型男性挖走，正如男生常常抱怨那样：漂亮的嬲不上，嬲上的不漂亮。如此一来，男生的失落、不满、愤怒、叛逆就不足为奇了，时下常能看到的是他们半死不活地唱着：“我的心－－心太软－太软－太软 。。。”
医院为了提高收入就实行承包制，各科室都有硬性指标，完成有奖，否则严罚。各个科室为了完成指标，开大处方、收红包、吃回扣、增加各种隐性收入，乱收费就是这样来的！ 而医院往往每年都提高各个科室的经济指标，这样更进一步加剧各个科室的乱收费。而完成指标给医院领导和卫生局就很长面子。卫生局又从医院强行拿走医院大部分收入。这样，医院利润越高，卫生局就获得更大利益，而医院更大利润就只能是患者买单。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还有，许多领导干部门诊就诊、住院不要钱，医院拖欠的太多了，只能是老百姓买单。如今抱怨或声讨天使变魔鬼也只能一泄大伙心中的怒火，至于根本问题并不在这些“白衣魔鬼”们。
这些基本民生问题不解决，何谈崛起？！
五、结论
一个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最根本的基础就是国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国家的凝聚力，除领袖人物以身作则外，爱国主义教育尤为重要。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这四个“不”：不息、不淫、不移、不屈, 就是曾经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牧羊守节的苏武、宁死不屈的文天祥、精忠报国的岳武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的鲁迅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人物和民族的脊梁。正是有了他们和他们代表的民族精神，我中华民族才有“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槁于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才有我中华儿女雄赳赳气昂昂披挂出征，横扫美国为首的一十六国联合国军以云山、长津湖、平壤和汉城。
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立国之本，岂能为迎合“主流”而丢掉？！
一个国家能否强大就在于当政者能否雷厉风行、旗帜鲜明地顺从民意、改革弊端；以身作则、赏罚分明；废除特权、以民为天。新中国禁毒禁娼也就用了一夜的时间；日本明治天皇变法图强也就用了35年的时间；俄国彼得大帝从变法到成为强国也只用了21年的时间；在崛起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民族精神的爆发和激荡、经济的成倍增长、新文学新文化的兴起。。。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30年，并未有明显的以上征兆，看来中国并没有作好崛起的准备！
我们中华民族有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更不乏那些怀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志的仁人志士。只要我们敢于拨乱反正、勇于改革，以民为重，官为轻；以责为重，以权为轻；以德为重，以名为轻；以国为重，以家为轻；克己奉公、甘于奉献，以良好的形象取信于民。卧薪尝胆、简政强军，就一定能重铸中华民族的鼎盛和辉煌，中国一定会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强国！
永不言败！
深刻！深刻！把现在教育的弊端概括得差不多了，希望我们能更多探讨教育体制改革和方向的问题，毕竟教育是国之根本！
先生，我想，你是不是下一策注重一下中巴战略关系的问题，以及各方方面面问题，因为现在国际形势紧张，但中巴之间却紧抓其命脉，运筹帷幄，应对各种态势，值得一书！
大A兄弟, 非常抱歉， 我已经开始动手写崛起策十八， 还是按照原计划谈国内问题。你所关注的问题要延后讨论了。 非常抱歉。
期待地十八策
社会黑暗，人心冷酷，中国改革势在必行
说的好！！！！
中国没有真正的素质教育，也没有真正的教育学家！！！ 即使有，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根本没有实践的场所和机会！！！！！！！！！！！！可恶的八股应试教育！！！！！！！！！！！！！！
潘宏斌先生的文章的确写得很好， 很深刻， 一个国家的腾飞和发展的确离不开对教育的重视，对科学技术研发的全面投入。基础教育更是公共产品，其影响的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和长远的竞争力，教育绝对不能产业化。 希望能更多读到潘宏斌先生的作品。
严重期待18策
^_^阿扁是个"奥斯卡级"演员
巍巍昆仑先生的评论,很有参考价值.
中国全力打造工业型社会,不可忽略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策略.
农业产业化问题,1995年,我在三九企业集团农业集团就开始参与,没有发现很好经验.过去很多试图解决农业产业化问题的企业,一直主张"公司 农户"的经营模式,失败的多,成功的少.我一直思考原因,感觉农村金融和农民协会是大问题.
每年农村存款都接近10万亿人民币,而大部分都留在城市了,不到40%投资农村.农村金融失血,农村金融体制不健全,严重制约农业产业化.
农民缺乏有效组织,个体很难获得小额贷款,农资供应和农产品销售缺乏畅通渠道,科技技术推广也没好的平台。农民的利益,也缺乏有效的、有组织的维护。农村群体事件层出不穷，社会和谐面临挑战。
"公司 农会 金融"的模式,可能是一个方向.
最近政府开始农村金融改革和鼓励农村专业合作社(即农民协会)建立,对农村进步有意义.
农民群体联合起来，可以方便获得小额农业贷款；农资供应和农产品销售也可逐步建立畅通渠道；新的科技推广也有好的平台。农民的利益,通过各种有组织的农协建立，得到有效的维护。
不过,按公司模式建立的民主管理方式的农民协会,将与乡村现政权不可避免发生冲突,如何解决,还没看到好的解决办法。
通过"公司 农会 金融"方式,推动农业产业化,建设新农村,可能彻底冲跨目前乡村政权管理体制,中国社会民主化的基础在农村也就建立了.
我们这一代本来输局已定，要感谢农民，他们以低工资、没福利、低价格农产品供应，为改革三十年进步，做了最大的牺牲，我们才有目前的成就。
如果再不解决教育问题，特别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未来中国将出现严重社会问题。农民工子女缺乏教育，中国不可能顺利实现产业升级，大量农民工子女游离城市，失业又没社会保障，中国社会的稳定将是大问题。
我是一个挺容易郁闷的人
腐败、民生、三农、改革、崛起……这些本不是轻松的话题
但是每每拜读刘先生的大作，每每看到这么多有见识的网友的留言，我就一点也不郁闷、不烦恼了
因为我感到我为之烦恼的那些事实在是太渺小
确实有心理治疗的奇效啊：）
首先在这里汗颜一下：前面的厚泽兄称我为 @@先生，其实不好意思，我不是一个先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刚刚进入大学学习法律的法律系大学生。
另外，我想说的是，其实现在在中国学习法律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刘涛先生说中国在国外学习法律等学科的人比较少，其实是有着原因的；所以今天我也就我所学的一些浅薄的知识在这里向大家说明一下：1，
在当代法律体系律体系中，世界存在着两大法律体系，一个是在罗马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法国，德国，日本为主的大陆法系；一个就是在衡平法律基础上发展而来由英美为代表的英美法系。而这两大法系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判例和成文法。大陆法系的国家就是使用成文法也叫制定法（就是明白的法律条文）作为法官判案的首选而英美等国家却是不同，他们采用的是以判例（就是一个个的例子，属于法官制法）为主的法律体系。我们中国，在近代的改革和向西方学习法律后倾向于了大陆法系，最后在近代终于建立起了在结合本国实际和借鉴外国法律制度的基础上的中国法律体系，不过总的说来还是我们中国还是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我想之所以大家很多认为中国在国外学习法律的热播比较少的原因就在这里，作为大陆法系的一元，要想进一步进修的话就应该进入大陆法系的国家进行学习，这些国家就是法国和德国等，而中国在外国的留学生大部分是在美国或者英国，所以可能比较少有人来这些国家学习。
2 大陆法系的始祖--《罗马法》则是在古代小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情况下出世的，近代的法国《民法典》则是现代商品经济发达下对罗马法的继往开来。中国的近代立法是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建立的，学习时间短，完全移植又有些生硬，可以说是先天不足，而我国是在近20年才开始了市场经济的进程，这又是后天也不足。与我国相反，西方的法律不但历史渊源深厚，而且现代的市场经济发达，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法律教育体系和我们有着很大的差异！我们中国的法律学习是在大学就已经开课了，而且是基本上所有的大学都有开设这么课程。西方却不是这样，无论是大陆法系的国家还是英美法系的国家，法律是作为研究生和硕士生才开始的课程，相比之下他们的起点更高；至于后期的律师的栽培，法官的偶培养，我们与他们都有着很大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去西方学习法律的人比较少，因为我们的水平和他们相差太大，很多学校的法学专业我们很难考上。
3 就是当前中国法制的混乱，在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就给我们指出了我国很多法律上的漏洞与相矛盾的地方，这使得现在的法律系学生学习的相当郁闷，况且在中国当前的法制状况下，这个阶乘的素质普遍较低（在沿海地区就好一些，向我所在的厦门），在法律的纠纷上靠的大多是关系而不是我们所学的知识，这也让很多学生失去了进去心。
能否具体说一下他两个的区别？据事例说明，感觉还是不明白
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确实是大问题。没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贸然开始民主化进程，后果不堪设想。比如最近台湾政党为争夺对选举委员会的控制权，竟然议会“高跟鞋成了导弹”。大陆的民风更复杂，想来真是忧心忡忡。
我的邮箱是172839222@sina.com
我建了一个可以讨论的QQ群，群的号码是20290276名字叫 “纵横天下论坛”。欢迎大家加入，不过大家在加入的时候请用这里的名字，就是在阅微堂发表言论的名字，这样我好确认大家。
我加群了~~大家都来~就可以在线互动了~
QQ现在用的少了。我在Google Group建了个讨论区，大家可以去那讨论。
已经加了，后来怎么上不去了，还需要“无界”，郁闷。
希望旁听的国保和国安朋友，多看看大家炽热的爱国精神，听听理性的声音。
冒个泡 好加入
邮箱tiankongsnow#gmail.com
把＃换成@
望刘涛先生能加入这个群，共同讨论，不知刘先生用的msn liver还是ICQ或者google talk
如果是liver我可以建个群
张先生，给个链接好吧？
对于农业的问题我一直以来是在自己的脑中靠自己想出来的，冲来就没有想国要说出来，只不过是因为到这里来之后看到大家在这里留言献策心中才跃跃欲试忍不住留言发表自己的见解。
个人以为农业问题本来就是一个困扰中国历代政府的一个难题，历史遗留的问题大，内部深层次的问题纠缠不清 ，要想解决好非要经过长期的深入考证农村（这正是中国现在许多专家 学者所严重缺乏的，身居庙堂而在那里夸夸其谈只是凭着数据在那里说话）当然，还要有深厚的学识和眼界，这样才可以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中国不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是有原因的：
1 中国现在的改革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领导者可以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党内的支持，手中集中的相当大的权力去推动）去进行，即使胡温 现在也只是刚刚有而已，还远达不到我说的那种水平（像普京）的集权
2 中国是一个大国，而越南不是，任何 一个大国的改革必然是艰辛而又曲折的。当年法国大革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风雨 5年里程，英国即使在后来的光荣革命完成以后还进行了几百年的议会改革。期间不知道流了多少人的血，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即使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建立政权之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也是几经波折，最后还是被斯大林给取消了。中国的改革也是这样，我们说 改革开放说了20多年了估计大家也说累了吧，但是这20多年来确实是渐进式的改革，政治，民主，法制，这些不都是漫漫改革成功的吗？邓小平原来说过，我们改革是摸石头过河，只有漫漫的一步一个脚印，切不可操之过急，不然改革失败是小事，给国家带来大的动荡才是民族的罪人。像你说的突变是改革最著名的例子不久是苏联的改革吗？90年代的苏联解体给苏联不单是他还有世界带来了多么深渊的影响，使苏联从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2国家，10年的经济没有发展，就连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都大电话去叫苏联不要解体。
3 改革为什么会有突变和渐进式的呢？这说道地还是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乘建筑决定的！当社会的经济水平越发达的时候他的上乘建筑就必须和它发生相适应的变化。但是有时候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权有时候是不愿意发声变化的，因为变化的话那么他会失去与之想适应的利益，封建阶级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时候不愿意把政权叫给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不愿意把政权叫给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道理。当时时代的前进是无法阻挡的，所以有些有识之士就会和新的阶级妥协使自己的利益得到在时代进步潮流中最大的保存吧，这样就是渐进式的改革的原因。不过也有写人看不到这点，他们一直控制自己的权利不愿意改革，可是单个阶级又怎么能阻挡时代呢？矛盾越演越烈，到最后就回像火山一样爆发，这就是突变式的改革！
4 改革要渐进式的原因还有一个是从社会成本的角度考虑，我记得原来看国一本书，名字不记得了，但是书的主要思想是说，改革如果是突变的话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跗面影响，会极大的增加社会成本，浪费时间和发展机遇。你看，突变式改革会应发社会矛盾，使经济衰退，国家实力受损，这些都是一个真正想让国家强大的领导人多不愿意看到的。
最后要说明的是，改革中又出项很多问题是必然的，因为这些新的问题其实还是旧的秩序和新的秩序相互斗争而产生不和谐的表现，所以在这里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要相信革命！”
不知道我个人的理解能否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望指正，谢谢！
强烈同意你对现状的分析。也强烈反对毛，和毛的暴力革命。
中国的改革至少需要三代领导集体契而不舍持续改革，的确难度很大，需要我们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与中央的改革政策相呼应，为中华民族的进步献言献策。
希望哪位有能力的仁兄建立一个专门的网站或在某网站上开设一个论坛专区，分开不同的题目，长时间的让大家跟帖，对每一个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引入各个方面的人士参与讨论，从不同的方面加以阐述，期望能把问题分析清楚、透彻。
大家要做好长期努力的准备也许一个议题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跟踪讨论，从理论到实际情况反馈，不断总结、交流，争取能做到在操作层的可操作性，具有现实的、具体的意义。
让我们一起努力，跟我们国家的改革同行，以期追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有关玄学的问题是否换个地方谈？在这里，我们应当主要谈刘博士提出的问题。厚泽和荣荣草本潭都是大方之家，希望见到你们提出的促进中国繁荣、民主的良策。
我也奇怪怎么跑出来一个神棍~~
凤凰：中国外交突变强硬内幕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不安的时刻，2007年伊始尚未度过它的第一个月，围绕中国就发生的一系列的火爆事情。
先是中国新颖的高调亮相了自己研制的新歼十，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紧接着是中国还展示了歼十四研制计划，并告诉世界，她有能力自行研制航空母舰。当歼十的热潮尚未达到高潮时，中国又曝出了令世界为之震动的地基导弹击毁在轨运行卫星的成功试验，使得刚刚得以公开亮相的新歼十显得暗谈无光。据有的媒体报道，把中国的这次试验说成继美国之后的第二次，而另有媒体说，用地基导弹打卫星，只中国一家，美国只做过用携爆卫星追毁目标卫星的试验。如果后一种说法是真实可信的，那么中国的这次试验对美国造成了重大的冲击。
而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如此高难技术领域大密度地曝光，这种异常火爆的轰动性报导，使这个世界在某种预感下变成躁动不安。
不仅仅是在展示自己的实力，在同一个时期内，中国的外交风格也骤然一向沉默、忍耐变成了强硬。先是和俄罗斯联手抵制美国对伊朗动武提议，接着又一起启用否决票，否决了美国牵头制裁缅甸提案。使得中国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焕然一新的表现，似乎也暗示世界政治即将迎来一场风暴。
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史无前例”地完成了一系列好像早已设计好的迅猛行动，这不能不让人去猜测，中国到底要做什么呢？她到底要表达什么？而那背后的原因到底又是什么呢？
不能不说，发生在中国身上的变化实在太突然了，一时使人大有宛如雾里看花的迷茫不解。然而，仔细查索最近中国一系列的举动，你就会在一道短暂声明里，找到最终解释了中国何以如此答案，并从一系列事件中看到，中国已经被美国逼到墙角的窘迫事实和她的愤怒以及奋发一搏的决心。
这个揭示全部迷底的声明，就是这样一句话：“中国视美国介入台海为国家入侵”。
这样的强硬的声明有所未有，它无疑表明中国因美国的无信而彻底地打消了对其的心领幻想。然而重要的是，中国最终愤怒地意识到，美国一直以来就打着用台湾归属权去交换中国成为世界强国所必须的外在条件的如意算盘，实现它即使得到台湾，中国也将永远被扼杀为世界二流国家的阴险用心。而当中国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如此严酷时，她的反抗自然就格外的强烈因而也格外地引人注目。于是，在2007年新年伊始，中国就让这年的第一个月变成如此震惊世界的月份。
这一切，都中国要对阴谋深远而又欺骗成性的美国表达她的愤怒，并严厉地向那个被她视无信无义的国家宣示，阴谋扼制中国的崛起根本不行。中国的台湾和中国的崛起，两者并非是鱼与熊掌，中国不会在两者之作任何交换。中国想要的是，两者不可缺一的全部得到。
然而，中国所面临局势却是严酷的。
因为轻信美国所谓的“负责任的大国”的欺骗宣传，中国曾经把台海的稳定的一部分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然而，美国却始终把台湾当作一个大棋子，逼迫中国在事关自身崛起的问题上一再做让步，而始终也没有进行与中国良好的合作。似乎美国所关心的，只是想用台湾榨干中国的最后一点战略利益。然后，也未必会把台湾轻易送还给中国。
因为台湾的缘故，中国已经在伊拉克作出了让步，而现在，美国又想利用台湾让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继续作出让步。这可是得寸进尺，而又何时是止？显然，中国的系列举动以及最关键的对美声明，无疑明确告诉美国，中国不会再为台湾作出其战略布局上的让步。若美国再想用台湾打牌，那么，就请你的航母过来打吧。
无疑，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强硬的表态，同时，也表明中国再也无法忍受美国的没完没了的敲榨。
应当说，走到这一步，中国是有其悲哀的。从改革开放初期，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失去必要的警惕，迷茫了对西方国家的野蛮本质的认识，是个重要的原因。而与美国多年的交手，又重新教育了中国。而美国给予中国深刻教育的事情里，伊朗问题上是重要的一环。
在以类似“莫勿有”的罪名占领载伊拉克后，美国又要非常执扭再以“莫勿有”的罪名去占领伊朗。前不久，美国刚刚增派一个航母群至波斯湾，其狼子野心似乎已经让中国和俄罗斯闻出了一些味道。曾经在伊朗问题作出过一系列让步，估计美国不会轻易攻打伊朗的中俄，这一次是领教了美国欲扼中俄于未成，而实现自己长期独霸世界的不死野心。
在中俄看来，战事极可能发生，美国也并非关心伊朗的“核”事，而是关心那个战略位置。因而，中国和俄罗斯几乎是在瞬间感受到了性命悠关的战略威胁。想要伊朗不发生战事，保住中俄进入世界政治中心的通路，中俄必须要有所作为。
就在中国对美国增兵伊朗已经倍感警惕的时候，以为自己必定能在伊朗大功告成的美国，又操之过急泡制出缅甸事件。这才使中国更加看明白，伊朗若失，缅甸立刻会成为美国扼杀中国的新据点。到那时，美国力量就如同曾经介入朝鲜战争那样，近在咫尺。中国由此感到了刻不容缓的威胁。从而，也最为深刻地看出美国的恶毒之心。因此，阻拦美国对伊朗战争，即使开战，也必须打败美国，成了中国忧患意识下的坚强的决定。
除了在地缘政治的威胁让中国产生强烈的不安，美国在事关世界公益的重大事情上的不负责任，也让中国和俄罗斯视美国是为一己之私，就可以扰乱世界的最没有责任感的国家。
中国和俄罗斯主导，希望建立一个太空非武器化的国际协议，却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无法建立。而美国破坏人类最大公益的事情上，屡屡先出双重标准的极坏的先例，致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几成废纸一张，因而，即使不考虑地缘政治的威胁，仅从中国倡导，被世界广泛赞誉的建设和谐世界的设想角度，美国也是中国不得不认真去对抗的国家。
呜呼哀哉，而当中国发现这一切矛盾不可能通过和美国协商来解决时，机会对中国而言已显得过晚。
地缘政治上，中国已经被野蛮习气十足的美国逼到无路可退的角落，中国已再无余地可言。伊拉克已经失去，伊朗再也不能让出，中国只有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
回想美国是何以欺骗了中国，欺骗了苏联，欺骗了东欧，让凡是曾经相信它的国家一个一个吃亏上当的呢？这倒真是一个值得世界人民值得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宣扬美国价值、打着民主旗号，似乎是美国宣传上的一贯伎俩。但是，使世界各国人民上了美国当的并不是这些价值，而是美国的可以毫不脸红的说谎，为了自己专横的政治目的，美国可以抛弃一切他自己标榜的价值，打翻自己高调歌唱的一切标准。这就是美国的骗人之处。在你只听到他的鼓躁巧舌时，你想不到美国正在盘算的是他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当你轻信他的美好言词去做之后，你根本就不会对兑他曾经的信誓旦旦，而他所对的兑只有他的野蛮的政治与经济的利益。可以说，美国就是一个会装、会演、会疯、会作的一个世界头号能鼓惑的骗子国家。而且绝对达到了，脸不红，心不跳，能慷慨，能义愤，能悲情，更能忘记羞耻，也不管对手还是朋友，只要需要，他是合适怎么骗就怎么骗，该谁挨骗谁让谁挨骗的顶级超高的水平。
你看吧，美国人为打伊朗，用反恐主义着实地把世界舆论骗了一回，让世界舆论帮他骗人。为了能够打下伊朗占领战略要点，美国不仅编出反恐说词骗中俄，而且还骗他在欧洲的盟友，甚至，连小小的以色列也被他哄起来要打伊朗。而其实，美国内心奉行的并不是反恐主义，却仍然是大国的角逐的政治理念。他最终要达到的最大利益的目的，也不是什么消灭恐怖主义，而是扼制中俄的发展势头。
在中国的台海问题上，美国也总是拿话引逗中国的幻想，这也着实让中国差一点上了个大当。虽然现在的中国明白了，然而还是来得晚了许多。
中国曾因为割舍不了的台湾，象一个痴情的人，更加轻易地被美国和台湾政客们骗来骗去，回想起来，真令人叹息。
从此，提醒中国人，不以为表面上冲动幼稚的美国就一定坦诚。高等骟子能超过最好的演员。然而，冷静地从对手的角度讲，会骗的美国确实是中国必须认真对待的厉害角色。
虽然中俄以前的失误令人感到痛惜，但也需要看到了，中俄终于看透了美国的狼子野心，并且联起手来作出的回击。
[ 转自铁血社区 ]
伊拉克：美式民主水土不服
萨达姆也许是一个独裁的统治者，也许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但是至少在他的统治下，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北部的库尔德人能够相对和平的共处。彼此之间有分歧但是却没有硝烟，有仇恨却没有流血。如果没有外国势力的进入，伊拉克还是一个相对平静的地方！
萨达姆现在已经被送上了断头台，伊拉克在美国的帮助下进入了美国所谓的民主社会。可是到现在为止，美军已经伤亡了3000多人，伊拉克贫民的伤亡更是不计其数，并且还在不停的增加。伊拉克每天都在美军的炮火声中战栗，在伊拉克教派冲突的炸弹中呜咽，无辜的伊拉克人在冲突中倒在了血泊之中。人民既担心极端恐怖分子的袭击；也害怕美国大兵的为所欲为。有钱的人都逃到了临近的国家，没有钱的只有等着成为炮灰。
如今的伊拉克，法律已经失去了效用，美国的枪炮把法律炸得千窗百孔，宗教的炸弹将伊拉克的法律炸得尸骨不存。绑架勒索敲诈在伊拉克人看来已经习以为常，这既是来自政府也来自恐怖分子和不法之徒。伊拉克人只有在政府、恐怖分子、教派以及极端分子之间寻求平衡，只有在他们的夹缝之间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伊拉克人每天只能在枪炮声中入眠。
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北部的库尔德人三个民族的分割、三个民族的仇恨，在萨达姆的强权压制十几年后，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种族歧视、种族灭绝、种族冲突，使得伊拉克的选举也成了种族斗争的战场。虽然一群政客在彼此的政治利益的驱使下，组成了所谓的联合政府，但是面对愤怒的种族仇恨，却是显得那样的脆弱；那样的无力。到了最后，美国人还是不得不通过谈判与协商来组建一个摇摇欲坠的新政府，但是官员之间彼此的勾心斗角，使得政府更加的貌合神离。
六年过去了，伊拉克进入美国的民主社会已经快七个年头，但是这并没有给伊拉克人带来期望中的和平与民主。现在的伊拉克该乱的乱了，不该乱的也乱了。所谓的民主就是伊拉克人彼此间血雨腥风的仇杀；就是那一颗颗被炸得粉碎的伊拉克人的心；就是冲突中失去生命的美国大兵性命。在枪炮中的民主，就如同海市蜃楼，是那样的虚无是那样的飘渺。
民主就是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这是需要有前提的。如果一个人衣不避体、食不裹腹，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能保全，何来的民主？如果自己的国家还在铁蹄下饱受煎熬，自己还不能左右自己国家的命运，只有把自己的利益拱手让人的话何来的民主？小布什面对中期选举的失败，以及民调一次次的走低，面对强烈的国内批评，他不但不反思其伊拉克政策，反而变得更加的强硬，不但增兵伊拉克还要扩大中东战场到伊朗，这样公然违背民意的做法，就发生在被认为最民主的美国。美国如此，伊拉克又如何呢？
美国式的民主在伊拉克显然水土不服。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北部的库尔德人的三架马车将美国的民主拉得支离破碎。即使成千上万的伊拉克人的鲜血，也不能滋润美国民主之花，让美国的民主在伊拉克结出丰硕的果实。美国的民主对伊拉克人而言显得是那样的沉重。我并不想攻击伊拉克民主本身，只是伊拉克并没有培育出美国那样的土壤，美伊的气候也存在天壤之别，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民主显然会水土不服！
现在的伊拉克已经不能用演讲和表决来解决问题，只有依靠铁和血来决定一切。这些血是伊拉克人自己的鲜血，这些鲜血就是为“美式”的民主所付出的代价。但是民主如今遥遥无期，伊拉克人的血还要继续的流……
当我看“伊拉克：美式民主水土不服”后深有感触，想起我1976年4月去中国驻莫斯科使馆工作期间的一些小事。
使馆的园子很大，不但有土山、小湖，而且还有一片菜地，其中有人种了一些从国内带去的向日葵，结果长了一米多高还没等开花，天已经冷了结果全给冻死了！后来知道是因为国内带来的种子不适合这里的气候。
所以我还是希望刘先生写一篇“目前中国为什么不适合实行西式民主”的专论，其实第十三——十八策里面该说已都说了，但如果专写一篇就会更清晰、更有份量！
由于前两篇不能打开，只能在别的论坛看了之后，又看了这篇一起写些自己的小意见。先生对中国民主化的推进始终持这样的态度：就是从基层做起，以稳定为基石，一步一步推进。不过我在此有些疑问，希望先生回答。我一直认为有这样一个大前提首先需要被肯定：“那就是人都是自私的！”，一旦这条大前提被肯定了，那接下来的我的一些拙见才有论述的可能。既然人是自私的，那么当他获得了资源或者权力以后要让他轻易放弃都是很困难的。中共既然现在是执政党，我认为他代表的远远不像他所说的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可能蜕变成一部分特权阶级的利益，就像曾经的苏共一样。曾经的文革，六/四，在我看来都是它在面临统治威胁时作出的极端反应。打个比方，一个人在有钱和富裕的情况下，他当然能够拿出一部分钱来照顾邻居和亲人，但是当他自己都活不下去的时候，他要考虑的首先肯定是自己的生存，这时候哪怕邻居和亲人面临死亡，我想他肯定也无暇顾及了，因为人都是自私的。
那么回到我的问题上来，执政党是否愿意逐步使中国民主化，在我们这个有5000年封建历史和封建意识的社会，民主的意识如此薄弱，小人物都想着做领导，做了领导就能发号施令。也就是我获得了权力。殊不知，在西方，国家领导机构其实首先定位是在服务，然后才是管理，最后可能是统治。而在我国则完全颠倒过来。那如果照先生这样的想法，从基层推进民主，但是是否会到一个临界点，政府或者执政党觉得，再民主下去，它的根本利益就会受到挑战，从而它本能得对继续民主进行抵触！由于它手中握有国家机器，难免会再次发生文革、六/四之类的运动。这样国家也避免不了动荡的局面。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呢？到时候是革命？还是民主化的倒退？或者是我们只能奢求和指望出现一位有杰出智慧的领导人，主动带领领导层放弃特权来最终实现中国的真正全面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对此我甚是困惑，望能解答。
永远在乎，你好！一般来说，解释一个国家的政治变迁和改革有以下几种理论模式，一是社会经济模式或是经济现代化模式，这种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会带动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的崛起，会推动大众教育的普及，从而推动一国民主化程度之提高；二是政治冲突模式，认为不同社会团体、组织和党派的搏弈会推动一国政治变迁进程；三是文化解释模式，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会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改革的道路选择和形成本国特色的独特改革之路；四是全球化解释模式，认为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国际机构、西方国家和大量国际非政府组织会影响一个国家政治改革进程。在中国的环境里，大家很倾向用心理行为模式（人是自私的，或是利益集团等）来分析中国政治改革，这是一种简化了的现状描述，不属于以上四种普遍认可的解释理论的任何一种。其实每个国家都有既得利益集团，美国很难说今天就没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子，看看总统和副总统背后的石油公司的影子就明白了；美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初期，德国推动社会政治改革的时期，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都是在存在大量利益集团的基础上改革前行的，读读华伦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巨著就明白了，资本家和新兴工商业阶层都是脱胎于过去的贵族阶层而产生的，因此现代制度无一不是产生于过去的利益集团的基础之上，仅仅用利益集团观点是无法解释人类社会和各个国家的政治进步的。而且人的行为除了利己行为以外，还存在着多种动机，比如理想主义，集体主义，集团主义，利他主义，特别是政治家可能会为了历史定位和政治业绩而展开政治改革进程，因此仅仅从心理行为和人性自私的角度来解释政治发展是不足的。我认为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应该主要定位为界定国家、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