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十九：尊重民权与树立国民意识
I 再谈建立公民社会
上一策从尼可拉斯·卢曼的社会功能分化理论来探讨了世界各国现代化模式，进而提出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路上的核心所在。本篇策论将继续借助卢曼的功能分化理论来谈界定不同社会系统的权力界限。
理清各个功能系统和社会核心机制的权力边界，建立功能独立分化、系统边界清晰、权力明确界定的社会，的确是我们在未来二十年最重要的中心任务，这将直接决定我们是否能够建立一个高效运转的、社会和谐的现代社会，为中国和平崛起打下坚实的制度性基础。在这一篇文章里，笔者要侧重探讨的是如何建立公民社会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国家和资本的力量越界进入社会领域，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公民社会的自治和功能独立就无法得到制度性保证。这里笔者节选了四条我国媒体报道和讨论的新闻，通过这些个案分析来探讨公民社会和公民权的问题。
1．要重视并解决工会主席“角色冲突”问题
广州市近期一项调查显示，目前该市工会主席兼职比例达65.9％，其中非公企业工会主席兼职更高达98.7％，由此带来的工会主席在履行职责时出现角色冲突的问题日益突出。据此，市总工会已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希望从立法层面解决工会主席兼职过多问题，特别是“不能让有角色冲突的人来候选工会主席”。这一指向明确的要求，不仅对广州市而且对全国的工会工作都有普遍意义。
工会主席兼职分几种情况。一是同级党委领导兼任；二是同级行政领导或中层管理人员兼任；三是企业主的合伙人或近亲属兼任。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于工会接受党的领导和党委统揽全局的原则起指导作用，一般讲不会有大的角色冲突，这种兼职不在此论。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劳资关系的特定内涵和利益诉求的不 同，兼职带来的角色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在第三种情况下，由于兼职近乎完全矛盾甚或家族化管理，角色冲突尤烈。因此，我们所说解决工会主席兼职问题是针对第二、第三种情况而言的。
工会主席兼职带来的角色冲突，通俗地讲，就是兼职者在履行工会职责时“脑袋”与“屁股”的错位现象。随着劳动关系的契约化和利益主体的明晰化， 代表职工方的工会与代表出资方的行政不可避免地在立场、诉求上处于矛盾状态，工会必须坚定地站在职工的立场上说话办事。即使从企业整体、发展和职工长远利益看问题，工会的基本出发点———代表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也不能有所动摇。但是，如果工会主席兼职行政，隶属于老板，甚至就是合伙人、近亲属，事实上不可能做到上述要求。在“脑袋”的指挥下“屁股”必然坐歪，由此带来角色冲突。
（以上文章节选自工人日报2006年12月15日的报道）
2. 工会主席不作为我支持工人告他
经典案例
据悉，此案源于1999年市桥街文化宫的改制。改制过程中，企业职工由原来固定职工改为合同制职工。2001年8月，陈明华等人与原企业签订了一年期的劳动合同，合同期满后，企业又通知陈明华等4名职工不再续签劳动合同。
2003年2月，陈明华等人向番禺区法院起诉原企业，结果败诉；2004年1月，又向广州中院上诉，再次败诉。在这几起诉讼中，袁某都担任文化宫的委托代理人。陈明华等认为，袁某作为工会主席，掌握了大量职工的资料，他亲自出庭，才导致职工败诉。
袁某在法庭上表示，自己只是按照企业决定行事，并无不当之处。自己不仅身为工会主席，还兼任该企业副主任一职，他是以此身份出任文化宫诉讼代理人。
工人告“主席” 法院很为难
工人告工会主席这事儿很新鲜，但是也让法院很为难。
番禺区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袁某作为工会主席，代表企业坐在劳资纠纷案件的被告席上，这种行为不当，但没有证据证明袁某的行为给陈明华等职工造成损失。陈明华等人不服上诉到中院。
而朱松森与其他11名职工状告工会主席刘某不履行职责一案，越秀区法院认为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作出不受理决定。朱松森等人对这一结果不服，也向广州中院上诉。
职工觉得委屈，而当上被告的工会主席同样也觉得冤。法官在庭审中问袁某：“当职工和企业发生冲突时，你代表谁的利益呢？”袁某坦言：“当然是按企业的决定行事。”对此，陈明华等人感到很无助：“身为工会主席都代表企业和我们站在对立面，当企业侵害我们职工权益时，我们该找谁来维权呢？”
（以上新闻节选自 广州日报2006年11月16日的报道）
从以上两则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权力边界混淆和角色错乱的现象。首先是行政领导人担任工会领导的角色，其次是企业家一方的合作人和亲属担任工会领导的角色，第三是工会领导人兼职的现象，这三种现象每一种都影响到工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公民组织的自治地位。最令人费解的是第二则新闻中工会主席居然站在企业一边代表企业的利益，这种角色错乱已经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我可以理解在中国法制尚不健全，对公民社会角色尚存在争议的特殊国情下，一些工会领导人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和对资方的依赖而不愿意直接跟企业主处于博弈对立的一方，但怎么也不至于站到资方的立场上去和工人博弈，这就好比A国球队与B国踢球，A国的几名球员突然反水加入B对来进攻A队一样，这在体育赛场上从来不曾出现的情况居然出现在中国现实生活中。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工会领导人在面临法官的询问时，居然回答自己按企业的决定行事，这样的回答只能说明当事人对于权力边界的界限和该组织的功能完全缺乏起码的认识，产生了错位现象。
当今中国的公民社会问题，特别是工会组织问题，看似千头万绪，但是层层剥离开一些表面现象和技术问题，实际上就是由以下一些核心问题所构成的：（1）工会经费来源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工会经费来源应当根据职工工资的一定比例按税前列支扣除，工会领导人的工资和工会活动经费来源于此。我国2001年通过的工会法第五章第四十二条规定了工会经费来源问题，但是工会法通过后，许多企业内部工会的经费依然由企业主直接拨发。俗话说得好“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工会领导人的工资直接来自企业家，他们就没有办法独立代表工人利益; (2) 工会领导人产生方式问题，按普遍的国际经验，工会领导人是由企业内部选举方式产生，但是在中国，工会领导人产生问题依然含混不清，尽管工会法有了相关规定，但是法律执行情况非常分散，这就导致各种不同的工会领导人产生方式，有一些企业已经建立了制度化的选举方式，而更多的企业依然采取“威权”的方式，有些企业主干脆直接任命工会领导人，这就极易产生刚才两则新闻里所提到的问题；（3）工会主席和其他工会领导人的罢免问题。工会领导人应该由工人代表来罢免，而在我国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工会领导人直接被企业经理和厂长任免。常常是工会主席作出维护职工权益的决策，但之后随即被企业经理解除职务，这往往会引起工人的强烈反弹；（4）工会领导人兼任职务的问题。如果企业工会取得自治和独立博弈的地位，工会领导人的经费来源与企业主脱钩，工会真正取得经济独立的地位，工会主席兼职的问题自然会减少。工会领导人是一个正式独立的工作职位，兼任其它职位当然会使得工会领导人难以真正地专心于本职工作；（5）企业工会、其他各级工会和全国总工会的关系。从过去的制度传统出发到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今天，工会的角色和职能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有一点没有变的就是，国家希望保持党在工会中的领导地位，特别是要把各级工会整合进全国总工会的制度框架之内。全国总工会在这种特殊的制度架构中，既设法代表工人的利益，又要代表国家的利益；既支持部分工人（特别是个体性）的维权事件，促进和保护工人利益；同时又防范大规模的工人集体运动，协助国家维持整体安定的局面。这其间导致了总工会本身角色的二元性和矛盾性。但是这也未尝不是一种机会，中国可以制度创新建立中国特色的工会制度，既在微观上（企业）促进工会向一个独立自治的机构演进，同时在宏观上与国家采取合作主义的政策，防止全国性的工潮和带有明显政治目标的工潮出现，维持国家宏观层面的安定团结大局。因此中国特色的工会制度可以发展成一种既保持微观独立自治，又实现宏观与国家合作的制度，但总的趋势应该是促使工会有序地向一个独立的公民社会机构方向演进。有时候我们知道一个总体目标暂时还无法完全实现，那我们就可以退而求其次，希望向更好、更进一步的方向演进，在演进过程中不断创新，注入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的元素在里面。
以上五点中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国家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意志，一旦国家认识到建立独立公民社会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且认识到公民社会的建立有助于真正维护中国和平稳定、安定团结的局面，并且有助于建立一种动态稳定的和谐社会，中国一定会在短期内取得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突破的。毕竟中国的举国体制让国家可以迅速集中力量取得某些方面的突破，如果政治意志足够的话，就会迅速转化成讨论、研究，并进一步凝聚成共识，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各个公民社会机制的明确界限，最后形成国家的决策。这其间最关键的是立法工作，全国人大虽然在2001年通过新的工会法，对过去的工会法修改达四十处之多，但是对于一些关键领域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法源上的漏洞是最大的漏洞。中国本来就缺乏法治传统，有了法律，尚且不遵守法律，更不要说法律来源含糊不清了。缺乏有效统一的法律就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各个地方政府出台不同的条例、文件和规定，这间接导致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和地方上不同的政策，更加影响了关于建立公民社会组织问题的严肃性、权威性和统一性。在未来的立法实践中，对于其它公民社会组织如农会、打工者协会、进城务工人员协会和各类非政府组织都应该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来维护其合法权益，规定在这样的界限区域内公民社会组织取得自治地位。只有依靠权威的法律形式才能保障公民社会不受其它力量的侵犯，可以在其功能系统内按照自己的原则发展。
3．重庆彭水诗案调查：政法机关滥用公权酿错案
重庆市彭水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今年9月因一则针砭时弊的短信诗词被刑拘，继而被批捕。一个半月后，彭水县政法机关无罪释放秦中飞，并向他道歉和发放赔偿金。这件错案被舆论称为“彭水诗案”。……
县政法机关不该有的越界
有了县里领导的批准后，彭水县政法机关一再越界，在许多环节明显把关不严的情况下制造了一起错案。
彭水县公安局在传讯40余人后依然证据不足、事实不准的情况下，非要给秦中飞治罪。9月7日，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上报县检察院。10日，县检察院予以批捕，认为秦捏造了一首引起群众公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县领导名誉的词。
29日，秦中飞被批准取保候审。10月24日，县公安局承认诽谤案属于错案，向秦中飞道歉，并让其领取2125.7元的国家赔偿金。……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教授认为，秦中飞用短信传播的诗实际是一种群众意见的表达形式，而在“彭水诗案”中， 彭水县有关领导对待群众意见随意上纲上线，甚至轻易动用司法权对群众意见进行打击报复,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刑法》中对领导干部滥用职权有明确规定，彭水县有关领导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同时，此事件也反映出部分基层政府领导干部没有正确对待群众意见的态度，抛弃了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院长王学辉教授也认为，民主与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内容，而“彭水诗案”中，百姓只是对县委书记和县长批评两句就被定为犯罪，还有40多人被传讯，这是过去“文字狱”中才有的情节。
王学辉教授还表示，现代法治政府的特征是，民主、公开透明、高效诚信，具有服务意识、负责任，而管制型政府则是强制约束、行政为上官为上，老百姓必须服服帖帖不能发牢骚。“彭水诗案”中政府的行为完全是与现代法治政府的理念背道而驰。
（以上新闻节选自《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的报道）
4．湖南农妇列车上拾荒遭治安拘留
湖南常德59岁的农村妇女滕自英，因在其乘坐的列车上捡了28个空瓶子，被铁路派出所以“扰乱公共秩序，情节严重”及铁路内部规定为由行政拘留5 天。此事经新闻媒体报道，引起较大反响。2006年6月6日，公安部门撤销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石门县公安局、铁路公安部门均向滕自英一家表示公开道歉。
入选理由：农妇在列车上捡了几个空瓶就被治安拘留，法律的精神在这里被行政权力严重扭曲。从这个比较极 端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行政权力的非正常扩张，可能对普通公民正当的权利和自由造成的严重损害。由此可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和谐的社会，国家决策层就 必须对于行政权力的扩张随时保持充分的警惕，并及早通过行政立法等措施设置必要的“防火墙”和“监督网”，使其在合理范围以内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是相反。
（以上新闻节选自《中国法院网等推出“2006年十大法制新闻”》,请见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6-12/28/content_5537202.htm）
以上两则新闻反映的都是行政权力越界侵犯公民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违反了法律，构成了滥用权力的行为。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中，社会既可以被理解为公民社会、民间组织和非政府团体，广义上也可以被理解为普通公民个体。作为公民社会的机构，民间社会组织赢得了相应的自治权和独立地位，可以就自己的利益通过有组织的形式和政府、资本进行博弈，同时防止本团体的权益受到行政和市场力量的任意侵犯，因此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但是作为公民个体而言，当其自身的权益受到地方政府权力机关的侵犯时，其往往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普通公民面临的是政府权力，由于其处于个体的地位，双方的权力完全是不对等的。我们除了要求严格划定政府权力的界限，防止政府本身滥用权力以外，从以上两则新闻我们都可以看到，媒体的介入对于事件的进展起了转折性的作用。媒体曝光后，紧接是公共舆论和知名人士和学者的跟进，对案件进行了法学讨论，对滥权的一方构成了强大的压力，最后导致行政部门道歉认错，并给予赔偿。这种媒体、公众舆论和专家意见构成了平衡权力的一方，可以协助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维权，矫正被严重扭曲的行政权力，在社会上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刻的普法教育。 从湖南省常德妇女滕自英联想到2003年的孙志刚案件，让我们不禁痛感：不遏制行政权力的非正常扩张和权力的滥用，就会发生普通公民权益受损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惨剧。因此建立良好的制度，防止滥用行政权力，关系到的是你、我、他每一位公民在内的基本权利，如果行政权力不被限制在法律和宪政范围内，理论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滥用权力的受害者。
对刚才两则新闻的反思远远不止于此，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是：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权力历来都是受到顶礼膜拜的，我们的文化自古以来就缺乏分权和制衡的传统，能否建立国家和社会的平衡，能否让国家尊重社会和普通公民的个人权益，关键还是在于各级政府官员是否真的愿意把行政权力放在法律之下，是否真的愿意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力，是否真的愿意接受法律的监督和权力制衡。其二在于，以上两件滥权案件得到解决在于新闻媒体、公众舆论和专家学者的配合对地方行政权力构成了强大的压力，但是在更多的滥权事件中当事人则远远没有这么幸运，媒体并不可能关注所有的维权事件，在媒体、公众舆论和专家知识达不到的灰色区域，对于普通公民在遇到行政权力或是资本侵犯时，他们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我想，在这里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始终是关键之关键，核心之核心，也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我们很欣慰地看到中国维权事业和公民权的保障取得很大进步，通过媒体大量报道、公众舆论的强烈关注许多侵权案件，使得这些案例得到公正处理，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在面临权利受到损害时开始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民告官的事件在过去的中国令人不敢想象，但是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民告官胜诉的事例见诸报端，这的确反映了维护民权逐渐成了社会的主流。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制度化，公民能否在没有报界、舆论和专家的关注下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己的公民权这才是我们最应关注和探讨的。由于地方官员、企业主和普通民众所拥有的资源是完全不对等的，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老百姓极有可能因为费用高昂的原因终止司法程序。在司法制度没有完全独立，社会网络关系和权力极有可能影响司法判决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来真正维护弱势群体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笔者将在中国崛起策一篇单独的策论中详细谈到法治精神和司法独立的核心问题。
II 尊重民权才能促进人民对国家的认同
在中国社会里，我们常常发现一些矛盾现象，一方面是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很高，另外一方面是普通大众的公民意识和国民意识很淡漠；一方面是互联网络上民族主义上涨，似乎中国人有着最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结，另外一方面走进社会却发现大家对国家和政治等话题早已失去了兴趣，很少有人提及；一方面是理智者呼吁民族主义要降温，另外一方面有识之士则忧心中国人缺乏真正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感。怎么解释这两种看似对立、矛盾的现象？其实这并不难解释，虽然中国古代士大夫和读书人受到儒家观念的影响，有很强烈的爱国心和爱国思想，但是在阶层社会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读读中国知名社会学家费正清的《乡土中国》就明白了，统治中央帝国的形式上是一个国家和中央政府，可是国家的影响仅仅限制在城市里。在广袤的乡村，统治这中国的是家族、乡绅和地主，金字塔底层则是庞大的农民人口。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人们的认同主要是对家族的认同，而不是对一个抽象的国家概念和京城皇帝的认同。家族不仅决定个人的命运，也保护了个人的经济生活，在遇到纠纷、冲突和争议时，出面解决的往往就是家族的家法，在这方面家族族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国家的法律和刑典是很少能够进入乡土社会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古代帝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要求国民被纳入国家整体的行政治理中，国家的基本权力和法律应当是在国家有效治理范围上畅通无阻的，而不会受到其他“平行国家体”的拦截（比如古代帝国的家族、酋长、地主、分封诸侯的领地，现代世界中一些濒临解体的国家中的军阀、游击队、反政府武装和恐怖组织等）。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毛时代才开始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构建，而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往往停留在精英阶层中 — 也就是贵族、士大夫和读书人的层次。
这里开始谈到问题的重点，为什么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能够取得国民的认同？为什么一个统一的国家观念能够深深根植在普通大众的意识观念中？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节制和约束权力，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在欧洲的中世纪、中国古代帝国、古印度王朝中都有一个共同点，也就是权力没有任何约束，行政权力可以任意侵犯任何一个普通平民的生活，而普通平民在面对贵族和地主的欺压中总是输家，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可以平衡贵族、地主、平民、农民或是农奴的权力，人民只是小民、臣民，君王则是君父、庇护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君王的私产，只要他需要，就可以任意征用，而不会受到法律限制。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后，在其初期发展阶段，依然延续了封建采邑时代对民众权利的限制，但是日渐强大的资本力量构成了对政治权力的挑战和平衡。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却同时受到两种权力的侵犯，一是传统的政治权力（过去是贵族，现在则是政府），二是新兴力量 — 资本家。这两种力量加总在一起，让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工人阶级的反抗、革命和起义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面临覆灭的危机，社会主义思潮遍布西欧，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则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人民要求保障民权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对言论自由和民间结社自由的限制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体制外暴力活动。市民阶层的崛起、人民权利意识的高涨、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和政府开明人士的妥协让步使得早期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时代的“权力和资本无法无天”的情况逐渐得到了纠正，政府和社会、资本和社会的边界得到了确定，政府再也不能拥有无限权力，而只能握有有限权力，权力界限的划定让政府的权力破天荒受到了限制，政府再也不能仅仅以国家利益和贵族利益为借口来任意剥夺公民的财产，国家再也不能认为自己任何行为和政策都是天然合乎法律的，而必须界定哪些行为是合乎法律的，哪些行为构成了滥用权力，哪些行为和政策构成了对民间社会和公民社会的侵犯，因此国家必须从这个领域里退出。君权神授的时代和政府权力无限的时代成为历史。同时资本的权力也被法律划定出来，不能因为有产者强大就可以任意入侵公民生活领域和民间自治领域，资本家再也不能随意解散民间组织，资方必须和工会合作保障工人权利。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公民社会的确立和民间组织的成立，如果自由结社的权力受到侵犯，就无法通过工会、农会和其它自治协会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为什么对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的界定会大大有助于树立现代公民精神和现代国民意识呢？基本道理就在于国家和资本对公民的尊重。限制国家和市场的权力任意扩张和任意侵害民权说到底是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的尊重，在封建时代、皇权专制主义时代没有公民，也不存在着公民的自尊，行政权力可以侵害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而不必受到制裁，人民在统治者的眼里只是小数点后的一堆零而已；在资本主义早期，不仅政府可以任意侵犯老百姓的权利，新兴的资本势力也可以任意侵犯工人的权利，他们克扣工人工资，任意延长工作时间，并且让工人在及其有害的工作条件下生产，工人的人均寿命往往低于40岁。而只有当这两种权力（政府和资本）受到约束，特别是受到公民社会和市民组织的有效平衡的时候，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才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尊，也就是自己是具有独立尊严的一个人，自己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拥有权利和义务的一位公民，在任何情况下自己的一些权利都是不可让度的，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小民成为公民，臣民成为国民，当小数点后一连串零成为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的时候，人民才感觉受到国家的尊重，因得到尊重而自尊自重，因自尊自重而有独立意识，因有独立意识才能发挥人的能动性，因为有能动性才会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因创新才会有生产的发展，因为生产的发展才会有普通人民的大众消费，因为大众消费才会有经济增长、藏富于民，因藏富于民才会有国家整体综合国力的强大。国民受到国家的尊重和善待，才会心底真正装着国家，才会从内心深处产生对国家的认同和热爱。这种对国家的认同往往不是通过激烈的爱国情绪和民族主义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对国家法律法规的尊重和遵守而自然地体现出来的，在平时一般看不出来，但一到关键时刻就能显示出来。美国人可以天天骂总统，拿政府官员开玩笑，过着个人主义的生活，但是公民精神和国民意识早已内化成普遍的社会准则和大众意识观念，并不需要特别强调。美国国会可以每天吵得不可开交，但是一到美国陷入重大危机的时候，国民的凝聚力就强得惊人，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就可以立刻显示出来并表现出强大的力量，笔者认为，这并不仅仅是军事、科技和经济力量的强大，而是一种制度的强大，一种公民精神和国民意志的强大。美国尽管因为其霸权行径和野心遭到全世界的反对，但是在其国内因为理顺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就显示出制度的优越性，在反对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美国的长处和探索其强大的根源。
而极权独裁的国家平时固然可以营造一种万众一心和全民一致的假象，但是因为人民没有任何权力保障，深受权力任意侵害之苦，在这样的制度下一遇到危急关头就会民心涣散、社会解体和民心尽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拉克，在总统选举中萨达姆可以赢得99.99 %的选票，在各种政治集会场合人民都会疯狂地显示对总统的崇拜，乍一看，这是一个很有凝聚力的国家，可是一到关键时刻，美军入侵伊拉克，就可以显示出来了：一个类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那么大的国土，居然在三周之内结束战斗，大家预料的惨烈的巴格达巷战居然以无人抵抗的荒谬场景收场，倒是政府垮台后各种游击队、地下反抗运动、非政府组织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让美军深陷越战后最大的一个泥潭。固然萨达姆军队的惨败和不抵抗是因为美国、伊拉克军事实力悬殊以及伊拉克遭受十年国际制裁所造成的，但是伊军这么快就彻底放弃抵抗和巴格达不战而降是无论如何用这些客观因素都无法完全解释的。我想，关键还是在于民心向背，在一个没有基本公民权的社会，国家平时不尊重人民，人民在关键时刻也不会去为这个国家卖命。大家虽然痛恨美军入侵，但是会想：“这个国家根本是萨达姆家族的，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个家族去抵抗美军？”，“我们遭受制裁在生死线上挣扎，吃不饱，穿不暖，病了没有药品，而那些高高在上的家伙却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有最豪华的宫殿，最豪华的跑车，最奢侈的生活，这个时候需要我们了，要我们去送死抵抗美军”， 不要说这样的想法，就单单想想在萨达姆政权下被权力任意侵犯、遭到迫害的千千万万普通人民吧，他们和他们的家族，会对这个国家有很强的认同感吗？他们会去为这个国家战斗吗？国家要可“爱”，人民才会去爱；国家要尊重人民，人民心底深处才会有国家。刘亚洲将军在其2005年所著《甲申再祭》中提到一个观点“国不知有民，则民不知有国”，他深刻地谈到为什么满洲的数百万人口和数十万军队能够征服一个人口已经上亿的庞大的明帝国，其原因当然很多，腐败贪污、横征暴敛、残酷的吏治、无止境的徭役，但刘亚洲将军的观点认为这是封建专制主义和家天下对国民精神奴役所造成的，人民只是逆来顺受的愚民、顺民和奴民，失去了起码的反抗能力，以至于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也麻木不仁、不会想到去反抗。而封建制度的家天下最终让明王朝离心离德，老百姓不愿为这个残暴的家族王朝去卖命。刘亚洲认为，必需要用民主制度来凝聚国民，重塑国民精神。我认为国家观念淡漠与民主制度特别是全国选举并没有特别的联系，关键还是在于理顺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建立公民社会，培育公民精神和促进国民意识。但是刘亚洲将军的观点无疑是深刻的、有远见的，他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核心。一个国家必须是大家的国家，必须是公众的国家，而不是一人一家、一党一派的国家，才会真正让国家具有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按照笔者的观点，来源于国家对人民的尊重和人民把国家的认同内化为生活的一部分，而其间的关键是国家尊重社会，国家尊重公民。笔者去年回国一趟，买了一套早前一段时间国内热播的《汉武大帝》回来，在观看影片时，有一段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晁错因为削藩引起六王叛乱，最后被汉景帝腰斩意图来平定叛乱。看到这悲惨的一段的时候，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甚至彻夜难眠，脑海里老是浮现那么一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汉景帝那么多臣子没有人站出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批评分封诸侯的危害性？为什么晁错被腰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公道话？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变法家和改革家几乎都没有好下场？我想，除了朋党之争和政见之争的原因，重要的一点是专制主义皇权下维持的是一家一姓的统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天下为私还是天下为公，这其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如果天下为私，就可以很好理解为什么在南宋和明末那么多权臣误国甚至最后关头不加犹豫地投降敌军了，因为在权臣的眼里他们只是把对一姓的忠诚转移到对另外一姓上去了，而不是对国家的背叛。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忠臣被冤杀和屈死，而奸臣却有一套一套逻辑来合法化自己的行为，并能逍遥法外，得以善终。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国家精神的培育和国民精神的培育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中国文化传统的确没能蕴育出普遍的国民精神。这已经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集体国民精神的问题。
我想，从中国过去的历史传承到今天的发展，我们也可以深深感觉到公民精神的缺失和国民意识的不足，尽管爱国学生的民族情绪非常高涨，但是真正根植于人民心中的国家意识却并不强。这样的问题既是来源中国的传统，也是由于现代公民社会始终没有得到确立所造成的，久而久之，就内化成为一种文化，潜存在民众的意识中。当然，这不能说是国民本身的缺陷，关键是这样的制度形塑了这样的国民集体意识。我们常常觉得在中国法律体系是多么的脆弱，人们的法制观念是多么的淡漠，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是多么千难万难，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听到老百姓对贪污腐败和政府权力不当的批评，可是我们往往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哪里仅仅是地方官员法律观念缺乏和法制意识淡薄，根本就是包括你、我、他在内的每个人的法制观念淡漠和国家意识缺乏。笔者模拟了一段在中国社会经常可以听到的一段议论，这不是针对特定个人的谈话，而是一种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评论的事件是国家着手建立全国统一的税收制度，根据这样的法律，每个公民在收入超过一定界限的时候，都必须按照法定纳税义务缴纳税收。以下四位公民拥有不同社会地位，请听听看他们对这项政策的评论：
A （公务员）：咳，我们的收入本来就比不上国外公务员，还要缴税，那来当官还有什么好处？
B （企业家）：缴税，缴税，中国企业是世界上税收最重的，我们还要交个人所得税，在国内真是没法发展了。
C （银行职员）：那些大富豪、影星、歌星个个腰缠万贯，他们都缴税了吗？不是很多人都逃税漏税吗，干吗专捡我们老百姓收税？
D （工人）：应该找贪官污吏缴税，穷老百姓活都活不下去了，哪有钱缴税？
抛开以上的谈话中的论据是否恰当不谈，也不评论他们所说的老百姓都活不下去是否比较极端，仅仅是这种思考模式就大有问题，ABCD四位先生身份不同，收入不同，地位不同，但是都不约而同反对一件事，那就是自己要纳税，但是他们的逻辑都是跟别人比，D要跟官员比，C要跟明星比，B已经是富人了，不能往下比，他则要跟国外的企业比，A也要跟国外公务员比，其逻辑就是你看别人怎样怎样，其结果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不该缴税。这中间我们看到的是公民意识、法律观念的极端淡漠和国民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极端缺乏，在A和B所要比较的国外和西方国家，恰恰是税收制度最为健全的，缴纳税收已经内化成国民的普遍共有规范和社会共识。尽管西方人有时候也会调侃税务局，但是一旦到税收申报的时候这种普遍的国民共识却能充分体现出来，大家遵守公民的基本义务去申报和缴纳个人所得税，国家部门对于个人收入也进行严格的监管，防止有人逃税漏税，基本上不会有人在这里抗议国家滥权，因为依法纳税的意识已经深深根植在西方公众的心中。恰恰跟B讲的相反，如果他来德国或是法国投资的话，一定会发现要缴纳很重的税收，但是这也成为他不愿缴税的论据。从这段谈话中，我们看到的是整体国民意识的缺乏，它涉及到你我他每个人。而这样的国民意识的培育还是在于公民精神、权利和义务意识的全新塑造，而这一切的起点都是源于国家尊重自己的国民。一个尊重自己国民的国家才会让国民对这个国家感到骄傲和自豪，进而使得国民认同自己的国家，并把遵纪守法当作公民的基本道德观和公德观。
一个建立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国家，不仅培育了独立的公民精神，也培育了国民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这样才能作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美国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其繁华的城市外表、创新的高科技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其深层次的原因更在于美国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和文化自由，在于自由体制下独立思考的公民精神，在于开放、自由的人才选拔和人才流动机制。美国有三亿人口就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的藏“智”于民的制度，因为其培育了良好的公民精神，就不仅作到了人尽其才，还作到了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流向美国。中国人这么聪明，人口这么庞大，这当中潜存着多大的智慧潜力是我们难以想见的。如果我们建立良好的公民社会，真正培育出独立思考的现代公民，真正建立良好的、开放的人才流动机制，真正把中国人的无比智慧发挥出来，也作到人尽其才，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制度，中国何愁不成为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我们在国外留学的海外学子常常感觉到中国人真的很聪明，无论学任何专业都能超过其它国家的学生甚至是以母语学习的学生，可是在国内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会默默无闻。不出国不知道中国人有多聪明，不出国不知道公民精神和独立思考有多宝贵。中国不缺人才，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智慧库，我们缺的是产生人才的体制，更缺乏选拔人才和人才流动的现代机制。当中国真正培育出具有个人尊严和独立精神的现代公民的时候，当亿万国民的智慧真正被开发和调动出来以后，中国想不成为超级大国都难，因为中国人的勤奋和智慧是其它民族很难比拟的天然优势，我们缺的是培育公民精神和独立思考的制度。
中国今天的改革使我们历史性地来到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入口处，市场经济的发展让人民的民权意识逐渐高涨，维权运动的兴起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顺应时代潮流，维护公民基本权利，促进公民社会发展，逐步建立独立的民间博弈组织，才能有效地界定国家、资本和社会的关系，才能真正培育起独立而又可贵的现代公民精神，才能建立健康和健全的国民意识，让大家心底深处真正认同这个国家并把爱国内化成为一种普遍的对国家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尊重。如果说界定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和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还有很多文化上、制度上的障碍的话，培育独立的公民社会却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因为这里不是要求国家去作什么、投入什么，恰恰相反，这里要求的仅仅是国家不要去作什么，要求国家退出一些不属于自己的领域，不要去干涉自己不该干涉的领域，不越界进入社会的范围。这里要求国家界定自己的权力边界和界限，不要滥用权力，要求立法程序，要求制定真正健全的法律。当然，要一个人自我约束自己的权力总是很不容易的，人天生对权力的追逐就会导致向往无限的和不受约束的权力，只有真正心里装着国家、真正以天下为公、真正以国家民族为重的政治家才会开启这一步，为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打下百年基业。从这一点上来说，公心还是很重要的。胡温政府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宣示，这显示了这届政府真正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许多胡温新政的重要举措都让今天中国国民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振奋感觉，这种感觉是一种久违了的感觉，在今天中国崛起的大环境下让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感到应该出来为国家作点事、出点力。
说实在的，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每个人都会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都会追求美好幸福的个人生活，我们不再需要像封建时代那样“苟利国家生死以”了，因为我们更加重视个体的价值和个人的生命，我们不再需要为国献身，也没有任何必要为国献身，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不同了。但是有一点相同的就是，我们在追求个人价值实现的时候，还是应该有一点最起码的“公”心，心里应该有一点起码的国家观念，应该有一种基本道德界限。毕竟，我们每个人在世间生活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我们的功名、成就、金钱总有一天会全部散去，但是为国家民族建立稳定的制度，建立百年稳定之基，为万世开太平，却是真正功德无量的事，只有这样的业绩才会真正的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腐朽！
中国崛起策下一篇将讨论建立强有力的社会分配体系的问题。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7年2月16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19篇文章和1篇崛起策副文，还将发表此系列１1篇文章和部分崛起策副文。如果想阅读前18篇文章请见http://zhiqiang.org/blog/515.html)
新年快乐！
刘博士要保重身体，咱们可等着您的策呢！
：）
刘先生，猪年快乐，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有成，身体健康。
好文
當有這樣的文章出自中國人的手筆的時候, 就知道中國的命途將因為在我們這一代人而步入正軌。
這篇文章會否傳到中南海, 我倒覺得不重要。與向領導人獻策相比, 我覺得這十九策一副篇更適合獻給廣大的中國同胞, 包括兩岸三地、整個大中華地區的全體中國人。中國不是沒有愛國的人, 但更多的是不懂得正確表達的、空有熱血而缺乏政治智慧的。一個國家的政策多多少少都在反映國內人民的想法, 我想這是正確的。只有讓我們當中更多的人具備更深入思考國家的經驗, 才能真正改變國家命運。
看到Esmond的留言非常感动，能真切感到香港同胞的那颗爱国心和那份爱国热忱。希望有更多的香港、澳门地区的中国同胞、海外华侨一起来为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和平过度到现代化社会共同努力。更希望听到从你们的角度来谈中国的未来，为国家的和平发展和强大献计献策，我们的视角就一定会更加开阔。
推動中國和平崛起, 是一件極之值得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為之奮鬥的事情。沒有一個成功的國家不曾經歷過一段人民共同奮鬥的時期。與古時相比, 我們幸福得多。在古時, 說為國家出力, 可能是意味着需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來成就大業。但現在, 我們每一個人, 只需要做好自己, 提升個人民主素質, 減少安逸的時光, 增加付出的時間, 僅僅在不傷害他人的情況下為自己的未來努力, 就已經是在為國家的未來而努力。
我很高興只在這裡短言數句, 就能為這裡在努力思索祖國未來的同胞打氣, 燃起火花數點。
從香港的角度來談中國的未來, 其實有點尷尬。我們很容易將香港的未來和中國的未來混成一團, 論點亂七八糟。如果在說的是一些因為中國好而香港也會好的事情, 是不會出問題。但如果說的是中國和香港之間的競爭, 甚至衝突, 我想我們很多人都會立即調動不起基本的邏輯力。例如, 我們香港很希望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 大家當然會恨不得內地立即開放國內資金流動, 讓更多國內的資金流向香港的股市。更有甚者, 內地股市漲紅得比香港利害, 香港人或多或少都會出現眼紅的心理。但對內地來說, 我想, 一來過快的資本流動自由化是不利目前內地穩定經濟的主調, 其次是內地金融發展應當是與香港同步發展, 內地不可能為了成就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而不讓其他有機會成為金融中心的內地城市發展。這是目前香港的一個很大問題。
我們很多人總是害怕自己變成內地城市的一份子。當然, 我相信這只是短時間的想法。當內地城市的各方面水平達到一定程度, 我們最終還是樂於成為當中的一份子的。
我想, 台灣人的心態應該會是差不多。如果根據我這個想法去推論下去, 中國和平崛起的過程, 最終會達到兩岸和平統一的結果。
另外要說的是, 任何一個組織在崛起的時候, 都是很容易調動起大家的積極性。這種經歷, 任何曾經從低處崛起的組織都會經歷過, 包括香港。中國改革開放已經走到這一步, 要完成和平崛起, 相對來說應該是不困難的。但是, 當完成了和平崛起之後, 我們一眾仁人志士還能做些什麼呢? 居安則要思危, 在處於和平崛起的有利氣氛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想過, 當這個高速崛起的激動人心時刻過去了, 我們還能怎樣繼續調動起大家的積極性呢? 香港已經陷入了這個困境當中, 美國方面我不肯定算不算是, 但未來的中國又怎樣呢? 我想留這個問題給大家思考。
Esmond 的留言的感觉收获很多。冷静地分析感觉真得很值得内地学习。从你的视角能更深刻体会到港澳台同胞现在的想法，增进我们的了解，去除过去的偏见。我也坚信两岸会最终和平统一。这也是统一唯一不造成双方伤痕的手段。对于崛起之后大家趋于安逸，我更倾向于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凝聚民心，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思想，继续进取。不过我觉可能我们还是内地吧，考虑更多的是崛起，真正崛起至少要20年，20年后什么样现在还为时尚早。
內地和香港之間從來都是互補的關係, 從八十年代的商貿交融, 到今天在談的經濟整合, 甚至乎是思想, 都是我們應當加強交流的領域。
二十年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我們難以在此談論細節, 但方向性問題也是時候思考一下。基於國運周期長的關係, 到目前為止, 我們尚未找到一個能在真正意思上歷久不衰的國家例子。美國會是比較接近的, 但她的歷史亦不過四百年, 而且現在有些盛極而衰的危機, 他們能否從常年利用霸權地位圖利, 轉型為專注於利用自身資金和科技的優勢去貢獻世界, 至今仍是未知之數。
美國有一本企業書籍, (Built to last), 在有關永續經營方面為我們帶來一些啟發。雖然他們的研究領域是企業, 但當中一些觀點亦可借用在國家身上。他們提到一些能夠做到歷久彌新的超級企業, 包括IBM, 花旗銀行等, 他們很多都是百年老店, 有些的建立日期甚至遠至拿破崙進攻莫斯科的一年。他們經歷過大量產品周期的興衰, 大量首席執行官的更替, 但到今時今日仍然在發放光芒, 不斷創新, 不斷再創高峰。有一個重點我想可以在這裡一提的。提出, 能夠成為歷久不衰的企業, 他們在容許不斷創新的同時, 都會堅持一些原則, 但他們不會將原則堅持擴大化。例如寶潔(P & G), 他們會堅持「讓人類的生活每日改進一點」, 而不會堅持「我們只在牙膏的領域發展」。而且, 他們不會為設立原則而設立。他們所堅持的原則, 正是因為他們的真心熱切追求。我們也會不會有些事情, 即便在中國已經非常強大的時候, 我們都會衷心希望永遠擁護, 而且可以一代傳一代, 永遠找到接棒的人的?
多谢Esmond的留言，非常深刻，所提的问题也非常令人深思。 有时侯感觉到读留言非常重要，因为留言真正实现了思想的流动和互动，让每个人都可以更加深入的思考。
如果能夠建立一個討論區, 相信互動性會更能發揮呢。大家不妨考慮一下。
期望筆者能繼續持續不斷地生產更多有關中國前途的分析和策略。
其實香港目前的政治模式並不是你們想像中這麼理想的。你們可能因為香港現在美好的經濟成果而產生了錯覺, 香港在港英時代是從來沒有民主的。香港今日的美好經濟成果是由獨裁政府加上放任經濟政策打造出來。而今日香港的政治化, 其結果竟是反過來阻礙經濟的發展。我不是反對民主, 但我必須指出, 我們香港目前的民主模式並不可取。
我想作者是指香港作为地方政府, 实行民主, 而香港居民对中央政府并无选举权. 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仍然要服从并非全民选举出的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的产生仍然依照现在的一党制为基础, 进行一些党内民主等非主流的民主改良. 香港的这种中央--地方的关系是可以借鉴一个模型.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 地方政治力量只能在当地活动(如本省内). 比如广东省试点民选省长, 广东有不同党派竞选. 但他们如果去香港吸收党员是非法的, 无效的. 香港的党派也不能去广东参选. 另外, 中央政府对一些重要部门和产业是全国统一管理的. 比如战略设施. 教育方针, 军队, 武警, 海关, 税收, 以及任何全国性的事务. 地方党派只对本地的较次要议题有发言权. 对意识形态, 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都没有发言权.
我觉得这种思路至少是对民主的一种理性的成熟的态度. 把海阔天空的民主理想投射到现实社会中去, 落实到具体的人与人之间, 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中去. 给予民众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和监督地方官员的渠道. 减少了中央政府的负担. 同时由于中央超脱于民主选举之外, 可以保证现阶段中国政治结构, 社会动态的稳定性, 杜绝社会混乱, 国家分裂等灾难性事故.
香港這種模式是不完整的。如你所言, 理論上在地方, 民主應該負責管理與地方發展、社會民生、福利等事, 而一切影響國家局佈的問題應當服從中央。然而, 香港社會並未達成如此共識, 甚至中央和特區政府所表達的主調都未能清晰帶出這個訊息。
Esmond 说得很是深刻。很多地方和区域都是经济繁荣但政治体制不一定完美。当今中国普遍被强烈批评的就是没有民主，民主更多地被表达成了民选。我觉得这一是外国分裂势力的险恶用心，一是一些人对问题只看表面的错觉认识。对人民来说，只要能过上好日子，生活幸福美满，才不管体制是什么样。对一个伟大执政者来说，则要考虑两点，近的是百姓的生活水平是否真正在提高，远的是国家的安全战略核心利益的保证。我们现在的种种矛盾，是我们资源分配和创造满足不了人民的矛盾。我们要清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让人民来发泄不满，换执政者，是为了解决人民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维护他们的核心利益，使他们生活水平真正提高。只要人民生活水平得到真正提高，个人利益得到保证，国家实力国际地位真正提高，这个体制就是好的，不管他是民选还是党内选。民选有很多弊病，即使是发达的美国和欧洲也一样。政客明知道自由贸易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好处，可是为了选票还是要实行贸易壁垒。当然民选国家最大优势就是很容易反映出民众心声和监督权，使得执政者不敢随便践踏人民利益。所以我觉得崛起策18是中国将来发展的方向，只要各职能权力监督维护制订执行的好，不管是专制还是民选，都会得到真正的拥护！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有机遇也有挑战，欣喜的是我们逐渐融入全球化，使我们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强大动力，分享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使我们忧虑的是由于缺乏监督，官商勾结，民众的利益被随便践踏，有些甚至已经到了生死相逼。但我相信，只要党和执政者真正意识到并着手去做，功能性社会一定会逐渐实现的，中国的强大也不再是梦！
很高興在這裡看到這麼多中國人, 能夠跳出意識形態的框框, 從實用角度思考與討論政治制度。這是很重要的事情。即便今天以自由世界領袖自居的美國, 當初他們的開國先賢相信亦是以實用角度去設計美國的選舉制度。看看, 大家可以發展美國人討論美國政制的方式。他們不會簡單地說因為民主就是真理, 所以美國的政制一定要是民主。他們會考慮到怎樣利用各州的民主來制衡聯邦政府, 防此聯邦政府的權力過大。謹此而已。一切將民主、自由和真理混為一談的都是鬼話。
文博和Esmond这里谈得非常好，非常深入，我也是这样的观点，制度是用来为现实服务的，而不是倒过来顶礼膜拜一种制度和理念，即使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也还是要继续向前发展的。
再补充一句，关键要确定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手段、工具和因素。我认为中国人生活幸福、社会和谐稳定、国家强大是目的，市场经济、福利制度、政治民主等则属于影响上述目的的因素和手段。手段是可变量，目的才是我们始终要追求的。
所言甚是。某程度上, 甚至國家强大其實都是手段。我們為什麼要國家強大? 為的是抵抗外來勢力影響中國人的幸福生活和和諧穩定社會。
警惕说得太细太具体，越具体越像神话，越易于出漏洞。战略文章要大处着眼，说清思路，益处在于启发思维！此外要注意盯在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却有心得出，不要随便外溢，因为你毕竟不是什么都在懂。要有必要的学术敬畏。
警惕说得太细太具体，越具体越像神话，越易于出漏洞。战略文章要大处着眼，说清思路，益处在于启发思维！此外要注意盯在自己的专业专长和确有心得处，不要随便外溢，因为你毕竟不是什么都在懂。要有必要的学术敬畏，要谨思慎言。
多谢建议，我并没有有意要表示我什么都懂，更对学术有敬畏，懂得现代社会术业有专工的道理。只是这里写的并不是学术文章，只是想把自己所思所想和心得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如果自己太过谨慎，恐怕什么都写不出来了。区分学术文章和一般评论文章非常重要，如果按照严格学术标准的话，市场上大多数关于中国崛起的书恐怕都不能出版，网上大部分文章都不能发表，那恐怕又会有新的言论自我限制了。我明白你的建议，也非常感谢你的忠告，但是中国崛起策的文章还是会逐步写下去。如果我将来发表学术文章，自然在专业内有完全不同的写法，希望我们保持联系，能听到你的批评指正。
我觉得阅微堂就是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地方，不要被一些学术的规矩束缚，即使有一些幼稚的想法，也不能责怪，这里的目的就是广开言路。不来百花齐放，何来万紫千红？况且作者的文章有理有据，见解深刻，崛起策关键是大众的参与，难道非要写成学术文章那样所谓深度只供象牙塔内咬文嚼字？不过可能你对作者得好意我理解错了，不对之处望见谅！
所言甚是。不要說國內有這種情況, 香港也有。我懷疑這是大中華地區的普遍問題。
我們仍未能重新定義中國傳統文化, 仍未能讓中國傳統文化再次散發光華。
或許這是因為我們未能確立一個領導學術界、文化界的權威組織吧。在這方面, 中央政府是有出面的需要的。我不認為中央政府可以將學術、文化一手包辦。在這些領域是需要運用到多方面力量的努力的。但是, 很多事業都是需要一個具有權威的組織去居中調和的。
在這方面, 日本政府做得不錯。日本的動畫和漫畫事業能夠將打敗美國, 其中部份力量是來自日本政府的扶植。他們整個文化是抄自我們中國的, 而技術則來自西方, 但他們的動漫事業成果是足以將一套日本的文化源源輸出, 直接影響周邊地區人們的思想和感情。我想, 這種事情我們始終都是有能力去做的, 只是什麼時候開始, 和如何開始的問題。
说得非常好！
我不喜歡用「惡習」來形容自己的文化, 我更偏向用「困境」一詞。
我們的文化怎能夠說是「惡習」呢? 日本文化今日發放光華, 其本質是來自我們中國的文化; 我們中國強盛了數千年, 不過在近二百年面臨不適應的困境, 我們又怎可以單單因為這二百年的經歷, 而否定過去數千年累積下來的豐厚文化成果呢?
不要總是覺得自己是低人一等, 但要勇於面對自己處於困境的現實。我覺得這是這一代中國人必須達到的基本共識。
并没有说低人一等，但恶的文化就是恶的文化。如果真正能以现代的自尊来谈这些，把各国的民族和文化真正从心底里看待，我们会觉得那些个种族论是可笑的不可理解的而不是可恨的。这一点来看，我觉得中道人说得不错。
At 2007年2月23日 12:10:47, 中道人 said:
华人逃税可以说是文化上的痼疾，即使我们不贬称其为“恶习”。以我的“规则论”的观点，海外华人或其先辈在中华故土承受了绝对不公平的专制社会的规则（我并不特指新中国），因此他要逃避此等规则。这不是少数人的想法。最基本的一点，这些税收是怎么使用的，是被恰当地用之为民（包括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了吗？各级财政收、支情况老百姓根本不知情。而本来（以民主的观点）他们是有权利知道、并加以监督的。这种逃避也是对专制等级社会的一种无声的反抗，是一种文化的遗传。到了海外，即使面对的是比较公平的规则，他也本能地不信任。这种本能不经过一两代人的洗礼是不会改变的。
刘博士：
今天有辛读到你的所有的崛起策，真有振聋发聩之感。
但是我觉得你在研究中国崛起这个大课题的时候，漏掉了一个重要的关注和参考的对象：印度。你作为一个身在海外的学者，应该知道目前西方世界的一个普遍观点， 就是印度的崛起和中国的崛起一样不可阻挡。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印度的发展最终将超越中国。而且印度的崛起引发的西方世界的警觉和反感都远比对中国的警觉反感小的多。当印度早已把中国当成研究和追赶的对象时， 国内不管是学者还是大众对印度的了解都很肤浅。
建议你补充论述未来二十年里大国博弈的格局中印度的角色及影响以及中国的对策。同时也可以探讨印度的国内政策和制度体系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人对印度的偏见和选择性失明也是很有意思的。
。
印度是一個很重要且頗有趣味的話題。
到目前為止, 印度教對印度民眾的影響依然是顯然的, 這方面有好有不好, 好的是這導致印度人先天性有一種極平和的人生態度, 不好的方面主要反映在種姓制度。
印度不成熟的民主制度導致經濟政策左搖右擺, 時而傾向社會主義, 時而傾向資本主義。由於經濟發展對時間的極大需求, 每四至五年的政治周期在某些條件下會造成無止的經濟災難。張五常教授甚至曾經指出印度社會有一種固定化的貪污形勢, 處於什麼位置則可以有什麼貪污權益已成為一種潛規則, 這種貪污形態難以根除。由於我不熟悉印度, 所以未有信心評論張的講法正確與否。
無論如何, 印度的政治制度整體上不可取, 這是不爭的事實。
印度軟件業的發展是優勝的, 具體操作上應該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國的地方政府學習。
而有關印度的另一個重要議題, 是更現實的中印關係問題。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國家有一個很相似的地方, 就是兩者都很重視國家政策獨立於外國勢力。儘管印度與美國往來甚密, 這僅僅是出於雙方的戰略考慮。印度始終不會讓西方勢力干預自己的內政。在中印戰爭爆發前, 印度更是不結盟運動的提倡者。其實, 對於兩個既重視自身獨立地位、又不具侵略性文化的民族國家, 潛在合作空間是廣闊的。然而, 中印戰爭以及中印之間的競爭關係(包括是經濟發展和地區戰略), 導致雙方之間的心病揮之不去。
關於中印戰爭, 時間和外交努力可以日益淡化, 這並不是大問題。
經濟發展方面, 由於中國處於的發展階段較印度前, 當中國成功加強內需力, 對出口的依賴減少後, 中印之間的經濟競爭與合作此消彼長, 最終問題都能解決。
比較困難的是地區競爭關係, 這種關係來自中印雙方對對方的不信任, 有點惡性循環的意味。為了我國要確保自己在南亞與中東的影響力, 以及出於與印度的競爭關係, 我們選擇了利用巴基斯坦制衡印度。印度與巴基斯坦是宿敵, 我們這種做法自然會令印度反感。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政策上, 美國能夠兩者兼收, 初步看來是遠比我們優勝, 但這又是否代表我們有需要學習的地方呢? 美國這種做法又有沒有潛在惡果呢?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Ashok网友,
你好! 你的留言让我感触颇多。每个人在其人生中都会形成一些特别的、不同于他人的兴趣，自己还往往不知道为什么为有一些偏好。譬如我吧，我从小就喜欢看政治、社会和历史类书籍，这样的爱好到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一般男生都容易对政治或是军事感兴趣。我在到德国留学之后，对人类古代文明和人类文化学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具体说来，我对古埃及文明、玛雅文明、西非文明、东非文明、西亚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有很深的迷恋，在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我也到了一些拥有古代文明的国家去旅游。我不仅在网上收集了大量关于这些古文明的资料，家中更是遍布了关于这些古代文明的书籍，也可以说是自己长年刻意收藏的结果。对这几大文明中，我对印度的兴趣最强，痴迷程度最剧烈，持续时间最久。我不仅有大量关于印度和印度教的书籍，甚至德国电视里放的关于印度的纪录片我都会录下来，常常放的宝莱坞（Bollywood）电影也是我最喜欢的影视节目之一，报刊和杂志关于印度的报道我时常会复印并保留下来。因此，中国人并非对印度有特别偏见，也未必会选择性对印度失明，就我个人而言，对印度文化的爱好和兴趣几乎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2001年因为我校社会学系有在国外作实习的传统，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南亚，只可惜当年没有提供去印度的机会，只有去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选择。我本来想选择去尼泊尔，在实习其间再去我梦想了已久的印度，只是当时尼泊尔陷入了游击队的叛乱中，最后我只能选择去了斯里兰卡。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斯里兰卡的人民和文化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首都科伦坡的泰米尔人居住地区，因为他们相信印度教的缘故，我尽量在那里多加逗留以便体验跟印度颇为类似和相近的文化和风情，只可惜我想去印度本土的愿望迄今仍未能实现。当时在斯里兰卡的时候，离自己喜爱的国家已经很近，可惜毕竟缘分未到，只能留到将来了。我真的特别向往到瓦拉纳西的恒河边上体验印度教那种千年积淀的沉静而又神秘的宗教气氛，在清晨带有一丝雾气的恒河边上静静的漫步思考；我也更加希望在美丽的泰姬陵前留下自己的脚印，能在清晨太阳初升时和傍晚太阳夕下时体会世间最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我也希望能来到佛祖初转法轮的鹿野苑和佛成道地的菩提伽耶来体验普度众生伟大理想的发源地；我也希望来到现代化的班加罗尔，来体验现代印度跳动的脉搏；我也希望来到加尔各答，来体验印度教的圣城之美和德蕾莎修女留下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足迹；我也希望来到老德里的朱穆拿河畔的圣雄甘地墓前，向这位改变了印度、也改变了世界的印度国父和圣人致以无比的敬意。真的，我除了最爱自己的国家— 中国以外，如果说还有那一个国家能深深打动我的心，就是印度。我希望中国和印度携手共同崛起，实现南方国家的整体跃升，改变西方主导世界的局面；我希望中印两国世世代代友好，希望中国和印度两国人民加强交往和了解，学会用自己的角度来看对方，而不再用西方的标尺。因为我写的是中国崛起策，题目和篇幅决定了我必须以中国为中心，但是在崛起策完成后，我会继续写一些多元的、与政治无关的游记、散文和杂谈出来，会跟各位网友分享我的许多感想和心得，其中最重要的是自己对印度文化和宗教的一些感想和领悟。
印度最迷人的不仅是古代文化、文明和宗教，更加容易引起人兴趣的是现代印度的崛起。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两件大事，可以说是世界性事件。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印度则发展成为世界办公室，并有意向世界信息中心发展。中国和印度的共同崛起不是相互排斥的，而应当是中国 印度模式，共同推进世界新次序的建立。我在海外的确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印崛起的文章，并且有意在中国崛起策的一篇里详细谈到中国和印度。当然，我的分析角度将和西方的一些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的分析有很大的不同，我将提出一些新思维和新思考，敬请大家期待。
对不起，中国 印度模式= 中国加印度模式
我喜欢看刘涛先生作品,我更喜欢看大家与刘先生的讨论,希望在这自由的讨论中能够让大家的思想交融,碰撞出新的火花……
每次拜读刘先生的文章，都会使人热血沸腾、惊叹不已。
常联想起孔明的出师表，总觉不及先生您的高见。
以下是新華社的全文：
溫家寶：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
一、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
深刻認識我國國情和所處的歷史階段，是我們黨提出科學理論和制定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基本依據，也是做好各項工作的重要前提。
我國正處在並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這個“不發達”首先當然是指生產力的不發達。因此，我們一定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但講初級階段，不光要講生產力的不發達，還要講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夠完善和不夠成熟。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就告訴我們，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必須認識和把握好兩大任務：一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極大地增加全社會的物質財富﹔一是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極大地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上述兩大任務相互聯係、相互促進，是統一的整體，並且貫穿於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一系列不同發展階段的長久進程中。沒有生產力的持久大發展，就不可能最終實現社會主義本質所要求的社會公平與正義﹔不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相應地逐步推進社會公平與正義，就不可能癒益充分地調動全社會的積極性和創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實現生產力的大發展。我們貫徹落實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都離不開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認識和全面把握。
我國在進入社會主義的時候，就生產力發展水平而言，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我國必須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去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綜合國力大幅增強，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實現了由解決溫飽到總體上達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但是，我國人口多、底子薄，城鄉發展和地區發展很不平衡，生產力不發達的狀況並沒有根本改變。
我們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不斷加強，人民的政治生活日趨活躍，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權利得到了較好維護。但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夠完善，民主法制還不夠健全，社會不公、貪污腐敗等問題仍然存在，社會主義制度還不夠成熟。所以，我國今天遠沒有走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至於整個社會主義的長遠發展，那就正如鄧小平同志在１９９２年南方談話中精辟指出的：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決不能掉以輕心。
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我們將不斷加深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將不斷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此，有兩點必須非常明確：第一，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要有全面的、深刻的理解。在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是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的一個創舉，也是長期而又艱巨的歷史任務。第二，始終堅持改革，鼓勵創新。江澤民 同志指出：“２０多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都是與我們不斷進行的理論創新、體制創新、科技創新等分不開的。”改革和創新，不僅要總結和發揚我們黨在長期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中積累的極其豐富、極其寶貴的經驗，同時要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只有這樣，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才能贏得同資本主義制度相比較的優勢。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是大海，海納百川，不會枯竭。社會主義制度，從理論到實踐，從不成熟到成熟，需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進程。因此，我們必須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１００年不動搖，堅持改革和創新，使中
我們的各級領導幹部，要有歷史的、國際的眼光，要有全局的、戰略的思維。只有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期性和歷史任務有一個全面的、深刻的認識，才會懂得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實行這樣的而不是別的方針政策，從而增強工作的原則性、堅定性和創造性。
二、關於我國發展戰略機遇期
本世紀頭２０年，是我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抓住并用好這一戰略機遇期，對於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對我國來說，歷史上大的發展機遇不多。近代以來中國落後了，閉關鎖國、列強侵略使中國喪失了發展機遇。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們的某些重大失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又使我們喪失了一次大的發展機遇。機遇難得，稍縱即逝，有了就要牢牢抓住。改革開放２８年，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這是一個奇蹟。今後，中國還有沒有這樣的機遇期，還能有多長時間？我說有，多長時間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自己的內外政策和應對能力。
當前，國際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複雜的變化，出現了許多值得高度重視的新情況、新特點。但外部環境總體對我們有利，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的主題，大的戰爭一時打不起來，我們爭取一個較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和良好的周邊環境是完全有可能的。歷史告訴我們，落後被人瞧不起，落後就要挨打。我們要抓住當前國際有利時機加快發展自己。發展是硬道理，不僅是解決國內一切問題的基礎，也是增強我國外交實力的基礎。國家間的競爭，基礎在實力。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都歸大道理管著。服從和服務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個中心，就是大道理。各條戰線都要以現代化建設為大局，配合大局，從大局出發，根據自己工作的性質和特點為大局服務。
三、關於和平發展道路
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是由中國國情決定的，是由中國文化傳統決定的，是由中國適應世界發展潮流決定的，歸根到底，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決定的，由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決定的。和平發展道路的精髓是什麼？就是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己的發展促進世界的和平。走和平發展道路，既是外交，也是內政，因而，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
從國內來講，就是把發展放在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基點上，依靠擴大內需來促進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有廣袤的土地和比較豐富的資源，有潛力巨大的市場，這些都是中國能夠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實現發展的重要基礎。中國在發展中會遇到資源、能源、環境等瓶頸制約，但經過多年努力，我們已經找到了一條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道路。這就是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同時，我們還要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不斷消除影響發展的體制障礙，為現代化建設注入強大動力。講清楚中國的發展主要靠自己，有利於從根本上消除外界認為中國發展到一定階段就要對外掠奪和擴張的疑慮。事實上，中國發展了，不僅會對周邊而且會對整個世界的發展做出越來越大的貢獻。
從對外來講，就是要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要是：維護國家的獨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自主地、獨立地判斷國際問題，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劃線，不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不同任何國家和國家集團結盟﹔不幹涉別國內部事務，也不允許任何國家干涉我國內政﹔反對搞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自己也永遠不稱霸。在今後的對外交往中，要更好地貫徹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友好相處。
無論國家大小貧富強弱，一視同仁，一律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就要致力於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這個新秩序的核心是平等、尊重、互利，最終目標是構建和諧世界﹔就要在對外經貿往來和對外文化交流中體現互利共贏、彼此尊重的原則﹔就要堅持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不搞軍備競賽和軍事擴張。中國在鴉片戰爭後的100多年裏飽受列強的侵略和欺侮，深知侵略和壓迫給一個民族帶來的苦難。我們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真誠的、堅定的。
走和平發展道路，是我國必須長期堅持的戰略選擇，也是必須長期堅持的外交方針，決不是權宜之計。堅持這個方針，就要抓住機遇，排除干擾，專心致志，發展自己；在國際上堅持不扛旗、不當頭。正是由於堅持了這個方針，我們才得以不斷擴大在國際事務中的迴旋餘地。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國際社會對我國的期待會日益增多，在這種情況下還要不要繼續堅持這個方針？
答案是肯定的，沒有任何理由改變這個方針。當然，我們應當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增強對外工作的主動性和進取性。我國是聯合國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許多重要國際組織的成員，要利用這些有利條件，積極發揮作用，有效維護我國的根本利益。要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要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並且本著互利共贏的原則推進國際和區域經濟合作。
四、關於文化建設和文化交流
我國要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必須靠經濟和科技實力的增強，靠人民生活富裕幸福，還要靠國民素質、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近些年來，我們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堅持加強政治建設、文化建設與和諧社會建設，重視對外文化交流，顯示出改革開放、團結進取、平等友好、坦誠負責的國家形象。國際上對我們客觀、理性、友善的評價越來越多，歡迎中國的發展、主張加強對華合作的聲音越來越大，這為國內現代化建設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因此，我們要從全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高度，重視和加強文化建設與文化交流。
要尊重文化的多樣性。現在世界上有兩千多個民族，人類文明隨著多種民族的相互交往而不斷豐富和發展。世界文化的多樣性或文明的多樣性，不僅過去存在，現在存在，將來也會長期存在。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并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國家，它的實現形式和途徑各不相同，沒有統一的模式，這種世界文明的多樣性是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正是這種多樣文化的并存、交匯和融合，促進了人類的進步。要承認世界文化的多樣性，不同文化之間不應該互相歧視、敵視、排斥，而應該相互尊重、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形成和諧多彩的人類文化。
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要走自己的路。我們從來認為，社會主義制度與民主政治不是相背離的，高度的民主、完備的法制，恰恰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求，是成熟的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標志。我們完全可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建成民主和法治國家。我們要立足國情，在實踐中積極探索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設規律。當前，我們要以促進經濟發展、保障公民權益、反對腐敗行為、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增進社會和諧為重點，擴大民主、健全法制，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樣做，就能使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發展道路在國際上得到更廣泛的理解和認同。
要全面提高國民素質。這就要優先發展教育。必須強化政府對義務教育的保障責任，普及和鞏固義務教育，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全面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這就要大力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加快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思想道德體系。尤其要注重誠實守信教育，推進社會誠信建設，在國際交往中樹立講信用、重承諾、言必信、行必果的良好形象。這就要加強對公民在涉外場合的文明修養教育，引導他們在境外尊重當地法律法規和民俗習慣，注意公眾場合的言談舉止，當好中國文化的傳播者和中國形象的展示者。隨著越來越多的人走出國門，我們要加強涉外管理，打擊偷渡、走私、販毒等違法犯罪活動，建立對外人員交往的良好秩序。
要擴大對外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是溝通各國人民心靈的橋梁，也是展示國家形象的重要途徑。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對世界文明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許多精華，例如：“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民為邦本”的民本思想，“尊師重教”的教育思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社會倫理思想，等等。我們要運用各種形式和手段，包括巡演巡展、漢語教學、學術交流和互辦文化年等，進一步推動中華優秀文化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增強國際影響力。要積極實施文化走出去戰略，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提高文化企業和文化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擴大圖書、影視等文化產品的出口，推動中國文化產品特別是文化精品走向世界。
要加強和改進對外宣傳工作。全面、準確、及時地向外界介紹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的成就，也不回避我國存在的問題。善於運用靈活多樣的對外宣傳和交往方式，盡量使用國際社會聽得懂、易理解的語言和喜聞樂見的方式進行交流，增強宣傳的有效性，努力引導各方面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的發展和國際作用，營造友善的國際輿論環境。
--------------------------------------------------------
溫家寶總理的撰文竟跟劉先生的想法有很多不謀而合的地方!
说不定中央早就注意我们阅微堂了！愿我们这里开启民间智库的大门！
多谢Esmond的转载, 昨天在新浪网上的新闻已经读到。我也给大家介绍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在天涯社区上长期占有热贴的位置，非常有意思，都是一位叫中山水寒的人口学专家写的。他的文章富有争议，但是非常有趣，希望大家读读。一是“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看中国人口问题和世界未来”http://www13.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131835.shtml， 二是“大国崛起的人口因素”http://www13.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132519.shtml
刘博士对计划生育有什么看法
在這裡我得出這樣的觀點: 要成為能領導世界的大國強國, 人是重要的。而且, 人的量和質都同重。在發達國家, 由於知識型經濟對人才的需求, 人口質素的重視已經不是新鮮點子。反而, 「人口重量論」在這個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 是具有新意的, 雖然這已是數千年前的智慧。今天, 中國人口達到十三億, 即使實行一孩政策, 每年新增人口量仍遠高於發達國家當中人口最多的美國。所以, 中國人口問題在量方面暫時不成問題。反而, 人口質素確成問題。我主張現階段政府加大對教育投入的力度, 同時大力提倡道德文化。在適當的時候, 改革人口政策, 由限制人口增長轉變為鼓勵生育。
另外, 我主張中國政府推行吸引海外華僑回流的政策, 由於海外華僑具擁一定的海外經驗, 這可以提升我國民間知識庫的多樣性, 同時也為提升人口質素帶來一些力量。在國家整體水平達到一定程度, 即效法外國推行吸納技術、資本移民。到時候, 我們在力度上要遠超於今天各發達國家所做的, 因為他們的力度明顯是不足的。
非常同意Esmond的看法！
之前有人談過印度, 在這裡我想分享一篇有關印度「崛起」的文章。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cus/2006-01/09/content_4027430.htm
多谢，正在阅读中。
拜读了，参与讨论的水平也越来越高。
十五以后，落实推广计划。
中国社会巨变马上就要拉开大幕了，大家要快准备啊。
【香港明報專訊】在政治上，中日之間本來就存在競爭關係，大家難免會懷疑對方是否包藏禍心，加上兩國本來就有歷史宿怨，這就令到猜忌敵視愈來愈深。事實上，正當日本 右翼氣得很多中國人拍案大罵「日本軍國主義要復辟了」的同時，其實不少日本人也同樣覺得一些中國人經常將「小日本」這類侮辱字眼掛在口邊，反映了「中國人普遍強烈反日」。
「中國人乏機會出國了解世情」
記者訪問了一位對華認識甚深但不便透露姓名的日方人士。精通漢語的他幾乎跑遍中國大江南北，接觸過很多尋常百姓。他說﹕「他們對我非常友善。由於我的樣子不像典型的日本人，所以他們的反應，未必能代表一般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態度，但我覺得友善就是中國人的本性，而同樣地，我覺得這也是日本人的傳統特質。」
他直言，在中國跑過那麼多地方，「我也曾很多次聽過有人說『小日本』這種話，有時是坐的士、有時是在商店。由於人們往往認不出我是日本人，所以如果有人在我跟前說了，我通常只會一笑置之」。但他同時亦道﹕「聽到這種話，我覺得很傷感。我相信很多說出這種話的中國人，可能都不太了解當前的日本人到底是怎麼樣。我也覺得很遺憾，因為很多尋常中國百姓都沒有太多機會出國了解最新世情。」
「日人自以為比中國人優越」
那是否也有一些日本人用類似的很不客氣說話來稱呼中國﹖他表示「近年我沒聽到日本人用很惡毒的話來說中國人，但很多日本人確實有一種自以為比中國人佳的優越感，那與戰爭無關，而是關乎中日的發展現狀。很多日本人覺得中國人相對貧窮、粗魯無禮和沒常識。我覺得他們對中國人有這種反應，也是源於缺乏資訊和認識」。
他認為中日間的最大誤解，某程度上有其歷史因素。「因為兩國有上千年的接觸歷史，大家某程度上都認為，雙方的思維和基本文化沒太根本的不同，甚或假設了大家對對方的認識都已很足夠。我覺得這種『以為互相已很了解』的錯判，令大家很難認清雙方在很多事情上的南轅北轍想法。」
「中日應先加深了解自己」
他續稱，他覺得中日民眾其實都各自懷有某種「自卑感」或「憂患感」，例如中國人覺得自己仍較落後，日本人則日益感到對其他亞洲國家失去優勢，「這都令大家較難直率表達自己」。他總結說﹕「雖然中日都強調要加深相互了解，但我想第一步可能應是更深入地先了解自己。」
看了这篇文章，觉得非常有意思。文章中最后谈的“中日民眾其實都各自懷有某種「自卑感」或「憂患感」”我在中国崛起策三中也提到过，有过类似的讨论。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襄公 欢迎广大网友，声援时寒冰讨伐不良房地产“大恶”的正义行动
要知道，原来的英波石油公司也就是现在的英伊石油公司，在伊郎采油，规定每年交多少钱以及利润的百分之多少，可是英伊石油公司整天做假帐，结果伊郎政府一年只收到1800多万的税，而同时英国政府一年就从英伊石油公司获得5000多W的收入，照你这么说，不知道这算什么。
正是因为这些外国公司的行为才会导致伊郎的石油国有化运动，进而引发西方世界的禁运/联合抵制等制裁，再有伊郎的卖国政府上台，再有石油国有化运动，再有霍梅尼上台，再有两伊战争以及目前的伊郎问题。不要以为外国人都是道德家。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我建立一个群
希望能汇聚些爱好政治的朋友
QQ群38222366
与我的想法有点相似,我认为这是符合当前中国实际情况的一种思路,可以先在个别省份试点,然后逐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