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二十三：析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中国家的责任
1．中央和地方间的财权与事权
发展社会福利，建立公共服务体系，重建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和城市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公共基础教育系统，在过去几年逐渐成为主流声音。过去单纯的经济第一的政策逐渐被可持续发展模式所取代，过去的“效率第一，兼顾公平”的政策逐渐被“效率＋公平”的并重模式所取代，过去的GDP中心主义模式逐渐被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环境政策协调发展的模式所取代。当然，是否能够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系统，是否能够真正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还有待于时间的验证，但是无论如何，思想的先行是决策改变的前提，没有理念的变化就很难有实际行动和政策实践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中国的确比10年前和20年前的中国进步了很多。
建立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公共产品，面临的问题有很多，情况也非常复杂，其中有财政、经济、思想观念、税收制度和人口结构等不同领域的问题，思想观念问题中国崛起策系列已经多次谈及，关于发展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系统对于中国现代化大业的重要意义，笔者也已经多次谈及，这里不再论述，而国内的总体气氛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迁也有利于推动福利制度的建立。经济方面中国年年的高速增长也为中国奠定了雄厚的综合实力，从这方面看似乎也不存在着大的障碍。从税收角度来看则存在着相当的问题，在上一策已经谈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分权制和财权下放，使得中国在1990年代税收汲取能力急剧下降，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税收汲取能力也大幅度下降，以至于到1993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情况进入了警戒线，不是国家收税太多，而是国家岁入太少，甚至进入了比较危险的境地。中央和地方政府税收汲取能力的双双下降导致国家必须举债来完成一些国家的基本任务，于是财政赤字比例节节上升。另外一方面，1990年代是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但是也是国家撤退的一个时代，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反映到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总体能力中，相反由于税收能力的下降，国家入库的收入不够，国家没有钱，自然无法完成和负担公共医疗、教育系统，也无法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系统，于是国家在公共领域出现了制度性撤退的状态，许多社会领域也出现了制度性真空的局面。经济的确实现了高增长，但是代价却是沉重的，不仅许多社会公共领域出现了严重投入不足的现象，而且国家整体的调控能力随着财政收入的递减而下降。
1994年后中央采取了有力度的改革，实行了分税制，国家整体税收汲取能力开始出现年年上涨的势头，在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比例分配中逐渐出现了财权回归中央的趋势。整体的发展令人鼓舞，中国从1990年代初期财政意义上的“弱国家”逐渐变成一个“强国家”，中央政府也逐渐由一个财政意义上的“弱”中央政府逐渐变成一个“强”中央政府。2006年我国税收收入保持了增长势头，但是按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依然偏低，其比例为18％，不仅低于工业化国家、过渡经济国家，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三个百分点。那么为什么说中国的政府逐渐变成一个“强”政府了呢？这是从相对意义上来看的，一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较庞大，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按购买力计算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每年财政收入按百分比的增长带来的收入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大多数过渡经济国家。这里充分体现了大国好办事的优势，大国税入的增长可以转化为强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投入能力，可以迅速改变一国基本面貌。看看这两年中国完成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就明白了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意义。青藏高原铁路的通车、三峡工程的完成如果是在1980年代的话一定会举国庆祝，但是现在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不会给予太多的关注，但是这平静以待的后面反映的是国家综合国力大幅度上升。二是尽管中国财政汲取能力按比例来看仍然不能算太高，但是从趋势上来看，中国的税收水平正在逐年上升，逐步回归到正常国家的区间，开始由弱变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已经逐渐走出误区，在发展趋势上而言开始成为一个财政能力逐步变强的国家。
从财政角度来看，国家逐步具有了更大地进行社会分配和转移支付的能力，也逐步具备了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能力。但是财政收入模式的转变也带来了新问题。1980到1990年代初期财权下放到地方后，事实上许多重要的社会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设施的建设也随之下放到了地方。从整体而言，国家的公共投入是不足的，从财权和事权分配的角度来看，既然财权下放到地方，那么许多社会公共职能和社会服务建设的权限也相应地下放到地方，尤其医疗和教育主要成为地方政府的责任。1994年分税制后财权逐步上解到中央，但是事权和财权并没有统一起来，其结果是中央的税收收入增加了，但是并没有大幅度承担公共福利产品的生产。地方的税收收入下降了，但是该完成的任务依然停留在地方。财权和事权的不统一导致地方政府逐渐陷入了困境，收入少了，但是事情却要完成，于是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预算外收入的方式，增加了各种“费用”的名目，通过征收各个地方政府自行设立的、名目繁多的“费”用地方政府试图完成大量的政府职能。“费”是税的别称，只不过税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一般是全国范围内征收的，而许多不同种类的“费”却是由地方政府自行确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不如税来得高。各种名目、五花八门的城市内的“费”用引起了地方政府和基层群众的矛盾，民众的不满很强烈。但是客观公正地分析，地方官员有他们的难处和不易。我们常常谈到的地方政府贪污腐败、滥用权力、乱收乱罚等，这些现象在基层的确是存在的，毕竟在权力监督机制和制衡机制不完善的地方，社会作为一个独立博弈力量被限制的地方，就一定会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这倒不是专门针对地方官员，而是针对普遍的人性而言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往往忽视了，地方政府也是国家的一部分，也是重要的基层动员力量和基层建设力量，没有地方官员的努力，许多国家的基本职能如经济发展、人口政策、计划生育、征收粮油、征兵、征税、教育、社会管理、统计和公共服务等都无法完成，在财政拮据、税收逐渐上解中央的情况下，许多社会福利项目却依然是地方政府必须完成的任务，地方政的财政支出可以说是举步为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90年代在企业合理化和科学管理的浪潮中，大量职工下岗，但是相应的失业保险和再就业培训机制却没有在全国完全建立，于是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下岗工人的生活费用，并且要安排大量工人的再就业。这对于任何一个地方政府而言都是很沉重的任务。因此地方的问题不仅是法治制度建设和民主监督的问题，也存在着一个基本制度设计的问题。如果制度安排中有不合理的因素，那就很难遏制地方存在的大量问题。具体而言，如何确定什么是中央政府的基本职能，什么是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什么是双方应该共同承担的职能，双方在共同承担的领域应该投入多少、中央和地方的份额应该是多少，都应该逐步明晰化、确切化和制度化，可以经由专家学者论证研究后进行科学的量化分配。如果一级政府要完成过多的任务和职能，但是财政权力却大幅度上递，那么征收额外名目的费用几乎成为地方政府唯一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中央地方之间权限职能的分配是有问题的，有时候也是非常含混的，这样的问题不解决，必定影响到政府的行政效率，影响到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
具体说来，中央政府具有一些基本职能，比如说主权、国防、军队、警察、法院、外交、银行、交通和能源等是中央政府的基本职能范围，很少有国家会把国防权力和外交权力交给地方政府，因为这些权力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央政府不可让渡的权力，如果这些权力让渡给地方政府和其它集团的话，国家很可能就会面临分裂和解体的危险。因此一个国家中央政府的基本能力在于维持一个国家全境范围内所有地区和所有集团的利益，而不能只满足一个区域的利益。中央政府还应该完成的基本职能包括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分配，通过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进行再分配，以缩减各个阶层、各个地区、各个省分、城乡、沿海与内地的差距。中央政府宛如一家之长，而各个地区则是不同的子女，当有的子女发育成长得很快、有的子女体弱多病时，家长自然应该多照顾一下弱小的孩子；当有的子女出门作生意成了百万富翁，而有的子女却是收入微薄、入不敷出的时候，作家长的自然应该多照顾一下贫穷的子女。中央政府这个家长进行的转移支付是至关重要的，各个省分不会投入太多去照顾其它省分，就好像子女们主要是靠自己发展一样，但是中央政府必须考虑到国家的整体利益，不能让各个省分的差距拉得太大。中央政府必须站在国家整体利益之高度来谋划民族的长远发展，而地方政府的重点则在于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发展。因此凡是事关全局、关系到国家、民族整体利益和整体局面的政策，中央政府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通过转移支付和社会再分配缩小各地区的差距是中央政府的基本职能，中央政府不去完成，其它任何地方政府都不会去完成这个任务，不能期待广东每年投入多少到甘肃，广东有广东的任务，但是中央政府应该通过税收收入加强对西北、西南和东北的投入，这是中央政府的职能范围。在社会福利领域，应该说公共服务设施也是事关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性制度安排，社会保障和教育培育了一国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培育带来的效应也是全国性的，而不仅仅是区域性的，因为其带来的可持续发展将使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受益，因此，从基础性质来看，社会福利制度、公共社会服务和教育事业应该是一个国家中央政府的基本职能，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应当承担这样的带有全局性的、全国性的、事关整体利益的基础任务。但是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却往往是很复杂的。
2．国家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角色
虽然从基础性质来看，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带有全国公益性质的公共产品，但是在实践中它们却必须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合作提供的服务系统。很简单，教育是带有全局性的公益产品，但是校舍的修建、义务教育的促进、基础教育设施的投入等都是具体落实在每个城市、乡村和每个地区的，没有地方政府的配合和介入，这样复杂的公共项目中央政府是不可能单独完成的。面面俱到的基本任务往往是落实到各个城市、城区、社区和乡村的。医疗是同样的道理，其基础性质决定其应该是全国性公共产品，是社会的基础服务产品，中央政府负有责任。但是具体落实到医院的修建、设备的改善、防止传染疾病、青少年接种防疫、疾病康复、基础设施的投入等没有地方政府的配合与介入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确切的讲，对大多数公共产品而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负有责任，中央和地方是一种合作关系。但是在合作关系中必须明确双方的基本责任和职能范围，合作并不意味着双方互相推诿或是双方一起退出这些公共领域。就社会保障的基础性质而言，无疑其应该属于中央政府为主、地方政府为辅的的全局性公益产品。从某种角度来说，社会福利制度和教育对于一个城市地方政府而言，也许不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因为这些领域并不能带来直接的创收和经济效益，不能为地方官员带来立即的政绩和荣誉，相反却要求投入很多资金在其中，如果没有远见而只考虑到GDP增长的话，一个地方官员是缺乏强烈的动因去大力投入公共福利的。同样，对于一个企业来讲，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社会保障要求企业主和雇员共同缴纳医疗、工伤、养老和失业的保费，这意味着附加成本的上升，企业主必须付出更多的社会成本。如果一个国家法治完善，所有的企业都强制参加社会保险，那么大家竞争条件是相同的，因此社会保障费用并不会带来特别的困扰，但是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社会保障立法不完善、或是立了法大家也不遵守的环境中，那么逆向淘汰的机制就开始发挥作用。一个遵纪守法的企业，一个主动参加社会保障的企业，因为缴纳了附加的社会保障费用导致成本上升，而不加入社会保障的企业却可以人为地维持低附加费用，从而不公平地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于是遵纪守法的企业反而被制度惩罚，不加入社会保障制度的却反而逆向得到奖赏。天长日久，越来越多的企业会退出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不能指望一个地区的政府和一个企业能有全局性的眼光，去发展公共服务设施，那是强人所难，毕竟一个地区领导人更多考虑的是地区经济发展，一个企业主考虑的是企业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获利。要一个企业家考虑涉及全国利益的社会公共产品是不现实的。这里就体现出中央政府在社会公共产品生产中不可缺乏和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只有中央政府才能真正从国家全局性的角度长远来看待一个国家的问题，促进一国长远的利益。尽管各个现代化国家社会保障模式纷繁复杂、各不相同，而且各个国家由于行政体制的不同（联邦制，单一制），导致中央和地方对社会福利投入的比例相差甚大，但是中央政府在建立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却有一些基本的制度构建的任务。
一．国家通过全国性的社会保障立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规范和法律权威，基本立法细化到各个社会保障制度领域。比如说联邦德国的社会法典包含了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失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护理保险法等。每部法典都有详细的、精确的、规范的叙述，并且考虑到方方面面的细节。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保障法律基本都是全国性立法，每个企业和各种不同形式的就业人员都必须参加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意味着，不参加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违法。全国性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立法树立了社会保障的权威。
二．尽管各个西方国家也因为历史发展的路径不同和文化传统相异，形成了各个群体参加不同的保险类别（比如公务员、职员和工人往往有本职业群体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但是由于参加社会保险是法律义务，因此社会保险的覆盖率非常高，常常是涵盖大部分甚至全体就业人员。这就有力地杜绝了一些企业逃离和退出社会保险制度带来的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局面。
三．国家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社会福利框架。由于社会保险项目中大多数是由雇主和雇员支付保费，国家并不一定直接承担社会保障费用的管理和运营。但是社会保障制度是公益性、非盈利性产品，因此在出现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财政缺口的时候，国家有义务运用财政收入填补缺口。因此确切的说，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分担投入的机制。
四．在多数西方国家，社会保障费用的统筹共济层次到达了国家一层，形成了真正的全国性社会保障的局面。统筹共济意味着在多大的范围内社保基金可以共同积累运营，形成以盈余补缺口的团结互济的局面。比如说两个人参加医疗保险，那么统筹共济的水平就很低，要么两个人都很健康，相安无事。一旦一个人得了重病，那么两个人交的保费就完全不够了，形成亏损的局面。如果是10个人参加保险，那么保险功能要高于两个人，但是其保险系数依然很低。如果一个区或是城市的社保基金能够一起统筹共济，那么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又高于一群人，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所缴纳的社保基金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互相调节和统筹共济，那么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就是最高的，也可以形成全国性的社会再分配、社保资金调节和以有余补不足的局面。
如果从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差距显然是非常巨大的。一是社会保障立法不完善，立法层次的位阶很低。全国性的社会保障立法非常滞后，但是区域性、地方性的条例、规则、意见和通知很多。立法层次不高，缺乏完备的社会法典，地方在社会保障上取得的准立法权限，导致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不像是一个全国性制度，反而像是个地方性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权威性不高。二是社会保障覆盖率低。尽管在劳动法中也原则性规定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必须参加社会保障制度，但是没有具体规定对不参与社保的企业惩罚和制裁的措施。由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界定，在事实层面，各个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都可以随意决定是否参加社会保障。最后结果是大多数私营企业都没有加入社会保险制度。三是社会保障资金统筹共济的层次非常低。比如养老金的统筹层次大多停留在县市区一级，多数地方连省级统筹共济都达不到，更不要说全国意义上的资金统筹了。低统筹共济水平对一些重工业区、老工业区和退休老工人很多的地区（比如说东北的一些地区和城市）非常不利，因为这些地区破产企业很多，退休人员很多，年轻人又大量离开本区域到其它沿海城市谋职。由于支付的退休金多，再加上人口结构原因和经济效益原因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却比较少，许多城市的养老基金积累很少、甚至是处于入不敷出的局面。但是在一些经济效益好、人口结构又年轻、退休工人少的沿海城市比如深圳，养老金的积累很高，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低水平的社保基金统筹共济加剧了地区不平等，削弱了国家团结互助和社会分配功能，并且容易形成贫困区域更加贫困、富裕区域更加富裕的逆向分配的局面。
从以上的角度来看，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对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度建设方面的作用亟待加强。一个基本制度统一的、覆盖全国任何角落和各个就业群体的、有明确法律规范的、统筹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会凭空产生，其建设和发展取决于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以国家意志介入社会福利等公共领域，发挥国家独一无二的团结分配功能。
3．对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投入的国际比较
刚才谈到了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历程中的重要作用。这里开始用数据来比较各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对医疗和教育的投资比例。由于各个国家国情、行政体制和传统文化的不同，教育和医疗的权限分配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在单一制国家中，教育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在有的国家则是中央政府占主导地位。在联邦制国家中，教育权限更多地下放到州政府和联邦体制下的各邦国手中（相当于中国省一级行政单位）。通过表一的国际比较我们可以分析各国教育支出的分配比例。
表一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教育支出比例（百分比）
数据来源：节选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核算IMF/GFS2003，由作者整理、翻译成中文
表一所显示的是各国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对教育支出的比例，表中的数字是百分比。当这个数值越高时，就表示地方政府对教育投入越大，而中央政府对教育投入相应的就越少，当数值越低时，就表示地方政府投入教育的越少，而中央政府投入则越高。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单一制国家一般将教育权限集中在中央政府，因此法国、荷兰和爱尔兰等国家地方政府对教育支出比例较小，荷兰和爱尔兰的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只占中央的四分之一强，而英国的地方政府对教育投入则是中央政府的两倍到四倍多。在实行联邦制的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德国、瑞士和加拿大一般将教育权限下放到州一级政府，美国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是中央的15倍到20倍强，加拿大的比率也比较高，而德国地方政府对中央的教育支出最高达到36倍强。在东欧过渡经济国家中，教育的权限不尽相同，罗马尼亚主要集中在中央，保加利亚则是地方政府的支出较高，俄罗斯是联邦制国家，其地方教育支出也相对较高。而发展中国家里，除了联邦制的印度地方教育支出较高以外，在其它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只占中央的一半，而巴拉圭、肯尼亚和泰国则令人惊讶地完全把教育支出垄断在中央政府手里。其实可以理解为什么偏偏是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中央政府对教育支出占据绝对优势，因为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虽然某些联邦制国家将教育权限下放，但是其法律界限和职能界限是明确的，财权和事权是对称的，只要是法治国家，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都严格遵守法律，教育权限在谁手中就不是一个重大问题了。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基础教育远远落后于西方，大多数国家还远远不是法治国家，如果教育权限大幅度下放，很可能出现职责不清、界限不明、职能不彰、财权事权不对称的局面，这时候教育权限的下放恐怕就不会像工业化国家那样运行良好了，相反可能让教育成为两不管的境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不管教育，最后教育被迫推向市场，结果是教育从一个公共产品退化为一个单纯的市场商品。因此在教育这样事关一个民族百年大计、民族整体素质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性公共产品上，是来不得半点疏忽的，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很不均衡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和中央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和关注是必不可少的，既然肯尼亚、泰国和巴拉圭政府都可以这样有战略远见去加强中央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既然中国儒家文化中历来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既然毛时期中国在非常贫困落后的条件下都能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大众基础教育体系，我们今天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建立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任何一个地区的基础教育系统。从1990年代中国的数据来看，我们对教育投入是不够的，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对教育投入的比例显示中国教育体制出现了联邦制国家的特征，地方政府投入的比例甚至高过联邦制的瑞士、俄罗斯和印度，这也相应的表明，中央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处于低位运行的水平。在199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大幅度下降后，中央政府已经无力无钱投入到教育中去，而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加大了税收汲取能力，但是在1990年代后半期对教育的投入并没有明显增加，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支出是中央的10到12倍。考虑到中国并不是联邦制国家，这样高的比例的确是偏离常态的。由于中国的法治进程还处于初级阶段，教育权限完全下放不会简单地出现许多联邦制国家结构下的各个地区因地制宜的教育制度，相反可能出现的是职能边界模糊的局面，教育成为无人问津的一项基础设施，最终结果只能是教育市场化和产业化，各级学校靠学生的学费和杂费来补不足。于是在1990年代，许多乱收费的现象和穷人小孩考上大学却念不起书的社会问题频频发生。
表二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医疗支出比例（百分比）
数据来源：节选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核算IMF/GFS2003，由作者整理、翻译成中文
由对医疗体系的投入来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把医疗公共服务的权限界定在中央政府的职能上，英国地方对中央的医疗支出比例为零，这表示英国完全由中央政府来完成对全国公共医疗体系的投入。在法国、荷兰和奥地利，中央政府对医疗体系的投入完全占主导地位，即使是在联邦制的美国、德国和瑞士，地方政府对医疗的投入也不及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支出占明显优势地位。只有丹麦是一个例外，由于丹麦是个国土面积很小、人口较少的国家，这样的投入比例跟其它国家没有太大的可比性。联邦制国家中，只有加拿大在医疗系统上表现出较强的“医疗联邦主义”的特色，其地方政府对健康医疗的投入在1990年代初是中央的5到6倍，之后则迅速增加到45倍，在1990年代末期则下降到37倍。其它联邦制国家如印度和俄罗斯等，其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要高于中央政府，印度地方政府的支出是中央的两到三倍，而俄罗斯是五到九倍左右，南非地方医疗支出的比例一度也很高。而巴拉圭、印尼、泰国和肯尼亚则出现了中央政府对健康医疗支出明显占优势的局面。同教育相比，更多国家将健康医疗界定为中央政府的职能，这不是偶然的，教育是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基础，而医疗则是一个国家国民健康水平重要的保障。这样的产品是全局性的、全国性的战略公共产品，除了一些特例和联邦制国家以外，多数国家把医疗定义为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能。医疗体系的完善也是百年大计，公共卫生是一个国家能够取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公益产品。医疗和教育两种公共产品最直接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和人文发展指数。通过国家比较来看，中国在医疗产品财政分配模式上，比教育制度更加令人担忧，我国在1995到1999年度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的比例上，地方分别是中央的27倍、29倍、31倍、28倍和23倍。这样的比率远远高于与中国发展水平类似的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也远远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高于多数联邦制国家，只是与加拿大处于类似的水平。考虑到中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并不是联邦制度架构下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和职能范围并不是完全依靠法律来明确界定，中央将医疗权限大幅度下放到地方，就会产生医疗公共产品严重缺乏和供给不足的局面，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局也会因此越发明显。中央大幅度削弱医疗投入的另外一个后果是，缺乏国家主导的再分配的局面。最后结果是富裕地区拥有比较好的医疗条件，贫困地区医疗设施严重不足和退化，高收入阶层的民众可以持币到市场上购买高质量的医疗“商品”，而低收入阶层则无力支付迅速上涨的、商品化的医疗产品。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对医疗公共产品的投入是非常必要的，其分配功能是不可替代的，在当前中国的环境中则是非常紧迫的。
表三 地方政府相较于中央政府支出比例的国际排名，1990年至2002年
数据来源：联合国公共行政全球网络UNPAN，由作者翻译成中文
表三显示的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比例最高的前十名国家，在总计核算的政府财政支出中，中国仅次于联邦体制的加拿大，高居世界第二。事实上，只有加拿大、中国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三国的地方财政总支出高于中央。在医疗健康支出项目中，中国地方政府的支出比例排名世界第一，也就是说1990年代中国是地方政府对医疗投入最高的国家，反之也是世界上中央政府对医疗投入比例最少的国家，教育我国排名世界第四，也是属于地方教育支出比例非常高的国家。在地方对中央的税收汲取的比例上，1990年代中国位于世界第二，仅次于小国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在联合国公共行政全球网络列入的十国中，除了小国荷属安的列斯群岛不具有可比性以外，大多数国家是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德国、加拿大、印度、瑞士等等。实行单一制的中国在各项地方对中央财政支出比重的排名中都位居世界前列，这的确表明了中央政府不仅应该加强财政汲取能力，更应该逐步加强对医疗、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中央政府对医疗和教育的低投入比例不仅跟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不相符合，甚至大大超过许多联邦制国家，这显示，1990年代中国在分权制和财权、事权下放方面走得太远太远，社会公共产品在中国经济极大繁荣的年代出现了不对称的缺口。
表四 根据职能划分的中央政府财政支出，1990年至2002年（占中央政府总支出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联合国公共行政全球网络UNPAN，由作者翻译成中文
中国部分由作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3数据计算
从表四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分析中国国家功能在1990年代在哪些方面是不足的。即使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性组织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也把国家的功能划分为传统功能和现代功能。国家的古典功能包括一般的行政、公共秩序、社会治安和国防等，任何国家得以生存的前提条件就是这些古典职能必须得到保障。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大大扩张了国家的现代管理功能，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不再被单纯看作是家庭和慈善组织的任务，国家也不将这些公共产品的生产推向市场，因为这些产品构成了现代国家的基本功能。国家的古典功能和现代功能决定了现代化国家一定是个法治基础下的强国家（见中国崛起策二十二），现代国家的管制范围不断扩大，组织并提供全面的公共产品，建立全面广泛的公共教育和医疗体系，建立覆盖全国各个职业阶层的社会保障制度。从发达国家中央政府对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投入的比重来看（分别为中央政府总支出的7.8、10.9、42.0个百分点），三个项目加起来占了中央政府支出的60.7个百分点。也就是发达国家中央政府平均财政支出的五分之三投入到公共服务设施和公益产品领域，这清楚地显示了，现代化国家是具有强大管理能力的国家，也是一个公共服务型的国家，更是一个人性化、人道化和文明化的国家。这些数据也证明了作者一再提到的，一个国家越是迈向现代化，越是走向市场经济，就越应该相应地扩大国家的现代管理功能，而恰恰不应该去削弱国家的能力。在第二世界的过渡经济国家，其对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投入也合计超过50％，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三项投入的比例也达到中央政府平均支出的38％。对比中国中央政府在1990年代对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三项的投入，其比例明显偏低的，三项投入加起来只占三个百分点强，这样的比例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过渡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亚美拉各洲国家（非洲国家三项支出为中央政府支出的32％，亚洲为34％，拉美为49％）的平均水平。中央政府对社会领域投入如此之低，跟中国1990年代税制有关，当然更与当时“一切向钱看”和市场神话主流思想的流行有关。看看这些数据就明白了中国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和中央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的紧迫性。如果说经济上中国取得举世称羡的经济奇迹的话，那么社会领域却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国家制度性撤退的局面。经济上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普遍把中国看作是第二世界国家（或者称为过渡经济国家），而在社会福利和教育领域，国家投入水平恐怕还要远远落在第三世界国家后面，这不仅跟我国社会主义国家身份不相符合，也跟崛起中的世界强国身份不相符合，也一定会损害中国国际形象，因为一个经济如此成功的国家对社会服务投入如此之低，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在当前国内整体舆论转向支持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和关注弱势群体的的新环境中，在胡温新政大规模加强对社会领域的投入中，我们最终赢来了新的历史契机，去摘掉中国头上“社会福利和教育后进国家”这顶沉重的帽子。
4．总结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有学者就政府行政效率的改革用“小政府，大社会”的论述模式来表述改革的方向，市场自由主义者则倾向于用“小政府，大市场”来表述改革之路，事实上无论是“小政府，大社会”还是“小政府，大市场”的提法都是有问题的，一个国家越是迈向市场经济改革和现代化，越是需要加强国家的现代管理功能。如果说“小政府”针对的是过去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缺乏活力的集中政治体制的话，那么小政府的提法是具有部分合理性的，毕竟一个国家经济的现代化离不开经济领域的合理化和理性化进程。但是如果把小政府等同于削弱国家，要求国家只管经济，只讲经济活力，而放弃国家其它基本管理功能的话，那就是严重的误解了。一个国家不实现自己的基本职能，不建立强大的现代管理效能，也不承担基本的公共产品的组织与生产，或者是从基本职能领域里撤退出去，那就会形成国家严重失灵、社会公益产品严重不足、人民痛苦指数上升、国家长远竞争力被严重损害的问题，最终损害的是经济合理化和理性化本身。
我国的改革进程是从过去高度集权的中央指令性经济脱胎而来，过去的一些教训让我们觉得非产深刻，因此“小政府”的提法非常容易得到肯定，分权制、权力下放和非中央化往往被视为改革的灵丹妙药，以求取得经济发展巨大的活力。分权制本身的大方向应该说是符合经济理性化的潮流的，也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把问题具体化，而不是把问题绝对化或是僵化教条地理解。具体而言，哪个领域应该分权，哪个领域应该集权，哪个领域权力应该下放，哪个领域则权力应该留在中央，哪个领域的职能可以交给地方，哪个领域的职能可以交给市场，哪个领域应该是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范围，哪个领域的职能却是中央最基本的职能，是绝对不可让度和不可下放的，这些重大改革议题都必须通过跨学科的专家知识清楚、明白地界定。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简单地谈“集权”、“分权”、“小政府”、“大政府”、“中央化”、“地区化”，而不谈在什么方面我们应该分权、集权，什么权限应该上交、下放的话，那我们就容易吃大亏。改革后的经验表明了，我们把应该下放的一些权力下放了，比如企业的经营权和管理权，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制定权等等，但是另外一些中央政府负有基本责任的一些基本职能权限比如财政税收权力也下放了，于是国家逐渐从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环境保护这样全国性的公共产品中撤离出去了。这样的“小”政府显然不是我们追求的。从追求经济合理化和理性化出发，但是走了极端，最终结果反而是变得不合理和不理性了。中国尽管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繁荣，但是社会问题、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成倍地增加。一些负面效果将在未来一段时间不断地显现。应该说这里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也让人觉得非常痛心。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国家面临一些基本管理领域重建的重大问题，中央政府应当持续提高税收汲取能力，应该从撤退的领域比如医疗、教育、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基础项目重新回归，应当加大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社会再分配的团结功能，应该实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以为地方政府卸除压力，应该大大增加中央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支出，逐步向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看齐。
一个更重要的话题是，一个现代化社会应该横向界定一些社会基本系统的权力界限，比如说在基本制度层面应该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界限，按照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观点应该界定各个社会基本功能系统如政治、经济、司法、教育、科学等系统的基本界限，另外一个现代法治国家还应该界定立法权力、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基本界限。除了横向界定权力界限和基本职能范围以外，纵向也应该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基本界限。在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内部，如何科学地用行政手段和现代法治来界定中央和地方的基本权限和职能范围，如何界定双方管理范围的交界界面和各自的基本领域，如何在中国的环境里利用我国的历史发展路径和现代政治文明的成果来为中国服务，建立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仅事关中国的基本行政效率，更是关系到国家现代管理能力提高的重大课题。这个议题将在下一策进行探讨。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7年5月17日
（备注：刘涛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23篇文章和2篇崛起策副文，还将发表此系列17篇文章和部分崛起策副文。如果想阅读全部文章请见http://zhiqiang.org/blog/531.html)
哈哈，想不到能坐沙发....支持刘博士的观点。我国要建立和谐社会首先要建立、健全各类社会功能组织。只有各种社会功能组织（如作者所说的政治、经济、司法、教育、科学等）能有效、协调的运转，才能解决当今社会的各种难题，这个社会才能称得上是现代社会，和谐社会。问题是在当今中国，老百姓连基本的言论，结社，出版，游行等权利都不能彻底享受，媒体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政府又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盛行。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国家要建立、健全各类社会功能组织的出路在哪里呢？是不是要先给老百姓言论，结社，出版，游行等权利，媒体自由，让老百姓和社会组织能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促使政府解决官僚主义、贪污腐败问题呢？因为只靠政府自身恐怕无法解决官僚主义、贪污腐败问题，而没有一个健康有效运转的政府恐怕各类社会功能组织也不能正常有效的运转。
一句话说“中国的进步了不得，中国的问题不得了！”说明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很多很多，但是每个问题往往是相对独立的。就要去抓住每个问题的本质所在，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就像在本文中，刘先生提出解决医疗、教育等公共品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通过加强税收和转移支付来承担主要责任。这个问题解决了，会附带缓解另一个问题，就是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但这个问题的解决，与腐败、民主、自由基本没有关系。同样，不是民主也不是用来解决医疗问题和教育问题的。大量社会问题的解决是需要专业人士、专业知识和合适政策的。
反腐败和民主自由非常重要，但不能解决这类社会问题。
刘先生的每一篇新作推出，都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就像周末的一顿大餐一样的享受。
从前，对教育的严重问题，更多的声音是去指责当局和学校；对医疗的严重问题，更多的声音也是指责当局、医院和医生；现在我们应该明白问题的主要根源是国家的财政政策问题。我们也就多了一份理性，就知道了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面对乱象不再是只发牢骚，而是抓住本质去解决问题。
不论用什么样的改革路径或者方法,刘研究员所说的就是改革的最终结果,不是这样的结果社会就要完蛋,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跨越和违背,谢谢刘先生.
美国前任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George Tenet）在他的自述体书中《身处风暴中心：我在中央情报局的岁月》（At the Center of the Storm: My Years at the CIA），描述了中情局一些利用华人，国人对中国自己实施文章攻击的内容。
书中称：“为何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与效果，耗费必要地资源是应该的，在对于中国问题上，我们作为美国的利器，应该发挥不错的作用。但是，目前的中国已经与10年前不同了，中国人很多已经厌倦了美国之音类型的硬宣传，对于直接攻击中共以及中国的形式，据有了很大的抵触，但是作为我来说，必须采取必要地手段，来提高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与含量，建立一个只有美国才可以解救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与体系，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任务。而伊拉克问题对比中国问题，不过是很小的“肥皂剧”，因此作为必要地手段，以中国人的形式来攻击中国，这对于中国人接受的程度，无疑是再好不过了。从89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CIA的鼓动与宣传的确获得了必要地收益，至少我们迫使中共当局作出了“愚蠢疯狂”的举动。而我们却可以站在那里，把他的丑闻永远记录在中国发展历史上。作为酬劳，给与中国人一定的奖励，这是必要地宣传资费。中国人是一个喜爱金钱胜过生命的民族，对此我深信不移。在中国南海一些渔村中，我们可以耗费100－1000美元，获得大批中国人偷拍的解放军南海基地的宝贵照片，这对于瓦解中国与东盟的所谓“战略同盟”是再好不过了。
中国人很多喜欢美国，崇拜我们的文化，社会制度，对比自己中国人感到无比的惭愧。他们认为我们具有比他们更加超前的意识与思维，先进的美国技术也是导致中国人，热烈崇拜的原因之一，在我们耗资巨大的宣传下，F22导致中国人的内心开始不断的震撼。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客观目的，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面前，表现的“更加理智，胆小，怯懦。”这是我们需要的中国，而今天的中国，对于美国来说他的潜在威力一旦爆发出来，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被中国的“黄色风暴”所崔跨。这是我不愿意看到。
因为美利坚合众国是我的国家，我的利益也与这个USA捆绑在一次，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必要地措施，比对待伊拉克更加的完美的手段来对付中国人这个富有智慧，却是十分愚蠢的民族。CIA的任务就是要使得中国出现不断的内乱，消耗。使得中国出现长时间停顿。以使得白宫获得战略的时间”
医疗和教育问题的解决，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界限的划定，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中央也是非常重视的。不管怎样，现在在舆论上已经营造了中央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和医疗带来的问题，下一步中央一定会逐步出台措施去实践。中央通过高调反腐败，警告地方封疆大吏，要贯彻中央的意图，让中国实行可持续发展，建立节约型社会，改变过去单纯以gdp增长政绩观，更多的做一些务实的事，让老百姓的利益得到真正保证，更多地让百姓享受到改革的实际成果。至于楼上说的中国没有各类自由，政府腐败，我觉得是非常片面得。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民众享有各类自由，而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帮助中国走好这20年转型的路，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和国外敌对势力破坏影响我们现代化进程。至于腐败，我哪个国家都有腐败，解决腐败首先要政府在制度上去建立一套机制，还有就是政府和民众的互动，最好监督。
是不是先不要讨论这些后话,一厢情愿的要政府界定各种权利界限,讨论下前提先!
国家权力及其哲学试图继续掌控社会秩序设计和社会逐步走向自由化趋势的冲突!
强烈推荐刘先生看一本好书:>,讲述了银行家对国际社会的控制及手段,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罗斯切尔德家族控制着世界,因为英法德意奥地利等强国的中央银行是罗氏家族把持的,他控制着这些国家的财政,美联储也是他私人的,美国政府不具有美元发行权,它在私人手中,他们若要毁灭美国和世界很简单:对美元进行操作!有很多经济金融家都不知道罗斯切尔德这个世界背后的掌控者。希望先生再写崛起策时考虑一件事:小心国际银行家对中国的颤覆,以及对策。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美联储迫使人民币升值,国际银行入主中国等。希望人们关注此事。
嗯，国人需要这样的讨论和文章。
强烈推荐刘先生看一本好书:>作者宋鸿兵,讲述了银行家对国际社会的控制及手段,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罗斯切尔德家族控制着世界,因为英法德意奥地利等强国的中央银行是罗氏家族把持的,他控制着这些国家的财政,美联储也是他私人的,美国政府不具有美元发行权,它在私人手中,他们若要毁灭美国和世界很简单:对美元进行操作!有很多经济金融家都不知道罗斯切尔德这个世界背后的掌控者。希望先生再写崛起策时考虑一件事:小心国际银行家对中国的颤覆,以及对策。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美联储迫使人民币升值,国际银行入主中国等。希望人们关注此事。
大A兄弟, 已经看到, 并开始阅读, 太感谢你了!
筆者的見識很廣博, 風險分散是保險學的範疇, 筆者竟能以此分析社會保障制度。
「統籌共濟」一詞也用得很妙。
Esmond网友，好久没有你的消息，最近还好吧?
刘先生,你好,看了你的文章收益很多.
现在国家的工业资源,教育资源,科技资源整体规模很大,硬件也不错,但总感觉重复分散,形成不了合力,重复建设的痕迹很重,现在通过市场经济的充分竞争,各方面资源都在整合,民用工业进步非常快,军事工业也在逐步开放,逐步把科研院所放置在企业集团里,总体形势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国家希望在短期内形成大的企业竞争集团;我今天看了看国家科学院写的2007科学发展报告,自然科学与企业的关系在我国的情况.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写一些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与企业是如何运做的,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科学体制对工业发展的制约.谢谢.
现代公民你好, 你所说的领域的确非常重要, 也是中国崛起中的关键一环, 不过我对这个领域并没有专门的研究和特别的思考,仅仅限于读了一些新闻和报道而已, 还不能很深地去谈这个问题, 希望网友们能推荐一些关于科技和企业运营方面的好文章, 这样可以至少先多了解一些。将来考虑成熟了才能谈得上具体见解。
劉先生你好, 最近我在忙於教育新同事, 但其實還是有常來看看的^^
推荐给大家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中国越来越重视公共产品，甚至帮助其它南方国家发展公共产品，这是中国崛起新阶段的象征。
多维专稿：世界银行从中国吸取的经验
DWNEWS.COM-- 2007年5月25日2:34:30(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Jeffrey Sachs(chinesenewsnet.com)
《中国日报》日前在头版刊登了一则新闻，文章讲述了沃尔福威茨运用威胁性和下流的语言向世界银行的高级官员施压。这篇文章称沃尔福威茨好像是黑帮电视剧《黑道家族》（The Sopranos）里走出来的人物。正当沃尔福威茨的丑闻被曝光的时候，中国已经承办了非洲开发银行的会议，其董事会在上海召开。这是对当今世界的生动比喻：当世界银行陷入腐败和矛盾之中时，中国很有技巧地在第三世界中提升着自己地理政治方面的形象。(chinesenewsnet.com)
中国的日益强大当然是建筑在令人惊叹的经济成功之上。非洲开发银行会议在浦东举行，这是上海发展最快的地区。浦东从几十年前一大片荒芜的土地，发展成为摩天大楼、豪华酒店、公园、工业、公寓楼林立的中心地区。上海的经济每年大致呈13%增长，每5、6年便可以翻一番。上海到处都是新的开始，创新以及充满野心的年轻企业家。(chinesenewsnet.com)
我有机会参加了非洲开发银行会议中，中国与非洲官员之间的高级会谈。非洲领导人从中国领导人那里得到了合理的建议，比起他们从世界银行得到的要实际得多。(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官员们强调了公共投资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农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以为私有经济带动的经济增长打好基础。对于饥渴而贫困的农村经济，比如中国20世纪 70年代以及现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一个主要的出发点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民们需要的是化肥、灌溉、高产种子带来的好处，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核心组成部分。(chinesenewsnet.com)
还有两项特别重要的投资：道路和电力，没有这两项就没有现代经济。农民也许能够提高产量，但他们无法接触到城市，而城市也无法向乡村投资。中国官员们强调政府如何努力确保电力和交通网络可以到达中国的每个乡村。(chinesenewsnet.com)
当然，非洲领导人最欣赏的还是下面这个信息：中国将在农业、道路、供电、卫生和教育等方面向非洲提供大量援助。而且非洲领导人业已知道这并非空头支票。在会谈中，中国领导人强调了他们同时乐于对农业研究提供资助。他们还描述了新的高产水稻，他们准备与非洲领导人分享。(chinesenewsnet.com)
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世界银行的错误之处，即便不去考虑沃尔福威茨的失职领导。和中国不同，世界银行经常忘记发展的最基本的经验，他们喜欢教育贫困国家，并强迫他们将基础设施私有化，而不是帮助这些贫困国家对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关键领域进行投资。(chinesenewsnet.com)
世界银行的失败是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的，当时在里根总统以及撒切尔首相的意识形态理念的影响下，世界银行竭力劝说非洲及其他贫困地区减少或者关闭政府投资或者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25年来，世界银行竭力使政府与农业分离，让这些贫困的农民自给自足。其结果是引发了非洲的灾难，使得其农业生产力几十年持续走低。世界银行同时也推动国家卫生体制、水力、道路、电力网络的私有化，使这些重要部门得不到足够的经济支持。这种极端的自由市场理念，也称为结构调整，与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经济的成功发展是相背离的。实际的发展战略认可公共投资对农业、卫生、教育及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些都是私有投资必要的补充。而世界银行则错误得将这些关键的公共投资看作是私有经济发展的敌人。(chinesenewsnet.com)
当世界银行极端的自由市场理念失败时，它会指责贫困国家的腐败、管理不善，缺乏动力。沃尔福威茨也是如此。沃尔福威茨并不强调世界银行帮助贫困国家提高基础设施，而是向腐败宣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自己的不良行为曝光后，他的立场则变得站不住脚。世界银行只有再次变得实际起来，将其重点转向帮助重点部门的公共投资，才能够发挥作用，正如中国领导人所愿意做的那样。(chinesenewsnet.com)
好消息是，非洲政府得到了如何刺激经济增长的信息，也正在得到中国以及其他不如世界银行般热衷于极端自由市场理念的经济伙伴的重要帮助。许多非洲政府首脑在上海宣布，他们将对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公共卫生以及教育进行大胆的投资。(chinesenewsnet.com)
沃尔福威茨的倒台应该是给世界银行一个叫醒电话：世界银行不应该再被意识形态所控制。如果这样做了，那么世界银行仍然可以在这个二战后促成了其存在的共享繁荣的世界里发挥自己的作用。(chinesenewsnet.com)
Jeffrey Sachs，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地球研究所负责人。(chinesenewsnet.com)
翻译：许彬彬(chinesenewsnet.com)
Project Syndicate授权多维使用(chinesenewsnet.com)
文章分析的很好，社会保障、医疗、教育要搞好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回头再仔细研究这几篇文章
國企將要向中央上繳紅利
(明報) 05月 31日 星期四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昨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決定從今年開始在中央本級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
《東方早報》報道，地方試行的時間、範圍和步驟由各地政府決定。這表明國企只上繳稅收不上繳紅利的時代將一去不復返。
一位國企專家昨日解釋，按照通俗的說法，所謂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指的是政府針對國有企業經營性收支的計劃，即政府作為股東，對國有企業的利潤提取分紅和進行再分配。
從內容來說，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主要包括收入和支出兩部分。收入來源一方面是多元化企業的分紅，國有獨資公司將上繳一部分利潤；另一個可能來源就是對於不重要的企業，國資委可以把股權賣出去。
專家表示，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試行，也表明國企將結束13年不向政府分紅的歷史，因為收入來源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國企利潤。
據財政部資料，2006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利潤1.1萬億元，其中中央企業實現利潤達7700億元。據財政部研究機構估算，2007年中央企業的收益將超過8000億元；如果加上地方國有企業利潤，規模將超過1.2萬億元。
專家表示，待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建立以後，中央要求的「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就更容易做到，不重要的企業可以把股權賣出去，重要的企業能夠有資金進入，困難的企業則可以在改革成本的支持下退出，國有企業的資源配置得到進一步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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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國企是一直沒有向國家分紅的。
中國作為擁有大量國有企業的混合經濟體系, 國企的紅利應當在國家財政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新措施相信能為國家財政的改善帶來頗大的助力。
4月11日，我在博客上发表了《当心“从众心理”给房产市场带来灾难》一文，有位不知名的朋友在文后跟了这样一贴《想过好日子，不想破产的中国人，都好好读一次这篇文章吧！》。我细细地看了。说实话，我被震撼了！我觉得是中国人都应当看一看，尤其是我们地产商更应当好好地看看。我还觉得写这篇文章的人绝非一般学者，我也为能招来这样的“大鳄”（指文章）而欣慰。希望看过的朋友也发表一点评论，表明一下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态度。尽管这气候小点，表态的人多了，重视度就上去了。
想过好日子，不想破产的中国人，都好好读一次这篇文章吧！
股市你挣了钱，楼市你挣了钱。请先不要乐，你只是在为自己挖坑。说白了，你就是你的掘墓人。
有钱，大家谁不盼望，但，钱是相对的，也是最靠不住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有多少人哭着喊着卖出本币，兑换美元。
所以你今天挣了钱，你只不过是在享受摇头丸带来的快感。还是想想如何配合国家，做一些保住胜利果实的事情吧.
美金融战争早已开打，中国处境艰难！
现在很多国人都很关心人民币升值这个话题，但又不了解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的真正意图何在，现在鄙人就此浅薄的发表一下我的个人看法！
相信大家对80年代的“日本经济衰退”和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及“香港的香港金融保卫战”吧！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国际投机集团“美国索罗斯财团”搞的，但是，你就没有想过它背后难道就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了吗？下面，我仔细分析一下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你就会明白了。
从1980开始的，特别在1990年至1995年，第一名的美国和第二名的日本之间的GDP差距是多少？日本GDP超过美国GDP的一半！这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其它国家和美国的经济差距缩小到一半的程度。日本人在欢呼：只要超过美国的GDP，日本就可以恢复“正常国家”了！美国人没有吭声。
按理说，日本还是美国的盟国，其经济也是美国扶持起来的，美国也没有分裂日本的必要（要分裂，二战时就分裂了，也不用等到80-90年代）。美国也不可能对盟国日本使用“颠覆性煽动”，眼看着美国是阻挡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前景的了！世界各国都在兴奋的期待着日本GDP超过美国GDP的那个“历史性时刻”！日本企业更加疯狂，美国经济的象征——洛克菲勒广场被日本人买下了！美国的精神象征——好莱坞被日本人买了！美国人民的心情一下子掉到了谷底。“世界第一”就快保不住了！美国人民的荣耀感在急剧下滑，民间开始蔓延仇日情绪。
1980年，日本的GDP就快到美国的一半了。有一件事情在1985年发生了，1985年美国拉拢其它五国（7国集团）逼迫日本签署了。以“行政手段”迫使日元升值。其实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日本央行不得“过度”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当时手头有充足的美元外汇储备，如果日本央行干预，日元升不了值。可惜呀，日本是被去了势的太监。美国驻军、政治渗透、连宪法都是美国人帮它度身定做的，想不签广场协议都不可能。
日本最后的结局大家也知道了。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至1988年初.美国要求日元升值。根据协议推高日元，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协议前的1美元兑240日元上升到1986年5月时的1美元兑160日元。由于美国里根政府坚持认为日元升值仍不到位，通过口头干预等形式继续推高日元。这样，到1988年年初，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进一步上升到1美元兑120日元,正好比广场协议之前的汇率上升了一倍。
美国人满足了吗？没有。接着看下去，从1993年2月至1995年4月，当时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贝茨明确表示，为了纠正日美贸易的不均衡，需要有20%左右的日元升值，当时的日元汇率大致在1美元兑120日元左右，所以，根据美国政府的诱导目标，日元行情很快上升到1美元兑100日元。以后，由于克林顿政府对以汽车摩擦为核心的日美经济关系采取比较严厉的态度。到了1995年4月，日元的汇率急升至1美元兑79日元，创下历史最高记录。
日元升值的后果是什么？洛克菲勒广场重新回到了美国人手中，通用汽车在这个广场的一卖一买中净赚4亿美元！日资在艰难度日中大规模亏本退出美国。美国人民胜利了！成功的击退了日本的经济进攻！我们可以从事例中看看1995年之后，日本和美国的GDP之比重新拉开了距离，而且越来越大！
可能有些网友还是没有明白，日元升值怎么啦？跟我们的谈论有什么关系？日元升值，就是美国对日本的一次经济阻击战！成功的把日本20多年的发展财富大转移到了美国去了。
下面我给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
假设我是美国财团，我当然知道1985会发生什么，假设我在1983年吧，我用100亿美元兑换成24000亿日元，进入日本市场，购买日本股票和房地产，日本经济的蓬勃导致股市和房地产发疯一样的上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日元开始升值，到1988年初，股市和房地产假设我已经赚到了一倍（5年才翻一倍是最低假设了），那就是48000亿日元。
这时，日元升值到1:120。我把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在一年中抛售完，然后兑换回美元，那么，就是400亿美元！在5年时间中，我净赚300亿美元！（还是最低假设）。那么日本呢？突然离开的巨额外资就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崩溃！经济学用词叫“泡沫经济破灭”。这就是日本常说的：“失去的十年”。而我连本带利的400亿美元回到美国，你想一想，美国经济能不旺盛吗？！！日本“失去的十年”，却正是美国“兴旺的十年”！看看我的上表就知道了。
我说的只是美国财团中的一个，其它财团呢？嘿嘿，而且我的假设还只是到1988年，如果是到1995年，日元升值到1:79，你我能想象美国在这场经济战争的胜利中，到底从日本刮走了多少财富？
美国赚够了，日元现在又重新回到了1:140的位置上，美元的坚挺依然和30年前一样！美元暂时性的贬值，并没有损害到美元的国际地位。这场美日的经济战争，以美国完胜而告终！！
美国人玩上瘾了。1998年，同样的手法在东南亚四小龙四小虎身上又来了一次，这就是亚洲金融风暴！唯一不同的，这次不需要广场协议了。因为亚洲这些小虎小龙的外汇储备们直接阻击就可以大获全胜！但是，还是没有战胜财大气粗、军事强盛、奉行霸权主义的美国，结局大家也看到了，东南亚货币在先升后跌中，经济发展的成果被美国抢掠一空！！
唯一市场硬挺住了索罗斯的进攻而没有经济崩溃的就只有回归后的香港，保住了香港几十年的发展果实。当时索罗斯发动世界舆论（包括香港舆论），大肆攻击香港政府（中国政府）“行政干预市场”，违反市场经济规则、没有民主自由，要是当时中国屈服于世界的舆论压力而不运用“宏观调控”进行入市干预，那将酿成大祸，又不知道要有多少国人向当年的日本那样因破产而跳楼自杀了！
当时的曾荫权后来说过：“决定政府入市干预的前一晚，我坐在床头哭了，不是为我自己，而是怕这个决定如果错误了，害了香港，我怎么向中央政府向市民们交代。”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美国一再要求他国“新闻自由”、“市场经济”、“民主人权”是建立在自己利益的基础上了吧，知道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正确性和优势所在了吧。
美国停手了吗？没有，因为我过综合势力的增长国力的增强威胁到了美国的根本利益和“世界第一”的权威，近来“中国公开支持因儿子丑闻陷入困境的安南，指责美国故意借题发挥进行人生攻击。”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美国心里就不痛快了，就要整人了，现在强迫人民币升值就是消弱中国的第一步，各位明白了吗？知道为什么中央政府突然狂力打压上海和北京的房地产市场？知道为什么中国股市那么惨了吗？央行行长周小川在3月还是4月曾说了一件事情：“有一个40亿美元的外资在上海炒房地产，已经退出中国了这样的外资，不要也罢！”明白了吗？中国股市是一个弱势股市，很容易被美国财团利用。
中央不可能放松对股市的控制，否则中国经济将会在外资的攻击中崩溃！前段时间，也就是今年的12月初又有一个240亿美元的外资财团撤离中国上海。现在，大家对国家的宏观调控的优势有所理解了吧，知道了国家出台那么多针对房地产的政策是多么的明智和及时了吧！
现在各位知道为什么中国要实行国家外汇管制、汇率控制、打压房地产、控制股市、知道为什么中国要保持巨额外汇储备，为什么最近央行又出台了新的房地产贷款规定，为什么中国政府一直要求进出口贸易平衡，为什么要扩展东南亚贸易市场和欧盟市场，为什么要加WTO了。
其实中美之间的经济战争，早就已经开场了，而且来来回回过了几百招了。我们大多数网友还懵懵懂懂的只盯着台海，盯着中亚美军又多了一个军事基地。要知道经济崩溃的灾难远比一场军事战争的后果更严重。军事战争不外乎两种：即“侵略战争”和“卫国战争”。而军事上的“侵略战争”的最终目的就是打垮对方的一切（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达到占领对方领土，进行资源掠夺和控制奴役和剥削对方的国民。
这样的事情中国历史上没有少发生，这里我就不例举事例了。而如今的美国就是以军事上的侵略战争为手段，达到奴役和剥削对方为目的的真实意图（对实力弱小的国家而言），看看如今的“伊拉克”就明白了，美国实际上是侵略占领了伊拉克，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以此来满足美国国内巨大的需求量；而对实力强的原苏联（原苏联拥有制对方死地的核力量），美国就只有发动经济进攻来拖垮他们，苏联的分裂就是最好的例子。
也许有的人要说，那是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和当时苏联国内政策导致了原苏联因经济崩溃而解体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进行军备竞赛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当时的美国经济实力比苏联强，所以，美国胜利了而苏联解体了。现在轮到我们了，我国现在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没有冷战时期的苏联强大，相同点是我国同样也拥有毁灭美国的核武器，只是数量少了一点而已。那在这一轮中，就要看我国领导人的智慧了，建立合理的政策来规避风险，保护自己是当务之急（可喜的是，现在我国已经在这样做了）。
可是，美国也没有闲着，而且，作为经济进攻的第一步他们已经早早的迈出了，向美国“凯雷财团”这样的世界性投机财团收购中国的“徐州重工”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了，在这里我就不一一例举了。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控制中国的核心技术，进行世界性的技术垄断。同时乘汇率没有变化之前以美元套取人民币，迫使中国央行大量发行人民币以应付大量的货币兑换需求，为拖垮中国经济打下伏笔。这还是明的进入，暗地里的就更无法统计了。
说到这里，也许有很多人不明白大量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行为与拖垮中国经济有什么关系。在这里，我解释一下：在正常情况下，在没有大量美国财团恶意涌入中国用大量美元换取人民币之前，我国的经济形式是相对稳定的，我国发行的人民币数量应等于我国人民积累的财富数量。
而大量的恶意的国外财团的资金涌入中国，需要兑换大量的人民币，使得国内人民币的流通数量大大超过我国人民所积累的财富数量。而这些人民币全部投入少数领域，表面上是拉动了我国的经济，使国内的消费量变大，实际上也使得资产价格大幅上升。
据统计，目前在国际上金融市场上的投资有136万亿美元。其中只要有1%即1.36万亿美元涌入中国进行投机经营，按现在的汇率，我国就要发行10.6万亿元人民币。
如果人民币升值15%，他们再用手头的人民币套取美元，他们将换回1.56万亿美元，而中国外汇储备是0.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一进一出，这些投资资金多了2000亿美元，而中国这么多年充当血汗工厂所挣来存在国库中的2000亿美元一分不剩，留给中国的是当初为应付这1.36万亿美元而发行的10.6万亿的人民币。2006年中国GDP是20万亿，物品是这么多，而钱却多了10.6万亿，那就意味着所有商品都要打折到原来的2/3。恐慌情绪将在社会上蔓延，炒房者为了变现到时可能会出七折、六折、甚至三折出手手中的房子。大批市民破产，牵涉到银行破产，整个国家经济崩溃，我们手中的财富一文不值了。
到时国人乃至世界将会对中国失去信心，不再储备和使用甚至抛售手中储备的人民币，使中国的外贸活动受挫，最终导致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对外导致信誉危机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就向40年代的通货膨胀那样一盒火柴要卖几百块。如果我国政府在这次的人民币汇率这件事上决策错误，那么到时中国近3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就可能落入他人之手。
最近，国内的经济形式来看，客观的讲，形式是不容乐观的。按理说，人民币升值了，也就是说钱值钱了，应该是以前1块钱的东西现在只要9毛甚至是8毛就可以买到了；可是现在的国内形式，除了工资没有涨外其余的都涨了。
新华网报道说：自2006年8月份开始，北京市场食用油价格震荡上扬。进入11月份，米价、面价、菜价及副食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攀升。报道认为，是受国际大豆市场价格上扬的影响，导致食用油价格上升。但是，米面跟风而涨，25公斤装的富强粉涨幅达12%以上，500克大米上涨了6分钱。据了解，在上海、广州、深圳粮油等生活必需品已是涨升一遍，并持续一个多月，其中面粉、食用油的最高涨幅分别已达一成和二成。
农副产品涨价说明了我国经济在发展和提高。同时，以农副产品的涨价来增加农民的收入，维护社会的稳定，给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国农民的数量毕竟占了总人口比例的70%以上嘛。
但是，中国的这四大城市生活必需品的涨价绝非偶然。持续7个多月的宏观调控并没有稳定房价，相反，导致房价的节节攀升。早有经济学家警告说，地产泡沫将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将引发经济危机。然而，这种声音太微弱，现如今的种种迹象表明，通货膨胀正在步步逼近我们。
对比1996年的东京，1997年的香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大房价居高不下的城市，地产泡沫破灭前的迹象已经显现。试图为了一已私利而继续哄抬房价的地方政府，将迎来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因为这一轮的通货膨胀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发出的，可能还不被官方承认，但它实实在在已经来临了。这种处在萌芽状态的通货膨胀选择了一个导致经济危机的最好时机——2007年的元旦和春节前。因此，危害性和破坏性更大。如果有一天方便面也开始涨价时，这场经济危机已无法遏制了。
柴米油盐、水电油汽的轮番涨价和全面涨价，对中国的富豪阶层的正常生活不构成任何影响，但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市民将要付出更多的财富以维持和原来一样的生活水准，也就是说，中国的高房价，间接地是由普通城市居民来买单，日本的国民是花了15年的时间，香港的市民就是花了14年。那么，中国的城市居民要花多少年呢？
应对即将到来的通货膨胀，国家自然有金融的手段。可是，中国的人民币在国际市场受到美元的攻击，一年之内升值达5%，而且，还有继续升值的空间。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在人民币的升值中逐渐缩小，国际市场的风险已在加剧。而国内市场生活必需品的全面涨价，将直接影响消费。最后，逼迫央行加大人民币的发行量，中国的通货膨胀就此爆发。这种危机也可能近在眼前。
人民币目前在国际货币市场的遭遇是中国汇制改革以来没有过的事，我们目前已经知道美国要干什么？但是，还由不得我们把国际市场的问题解决好，人民币在国内又是这样的尴尬。在不动产涨价的带动下，生活必需品全面涨价，形成了国际与国内两种迥然不同的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市场将走向资本的过度投机。说白了，对内将加剧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对外给资本大鳄可乘之机。
如果更深层次的分析，人民币似乎是遭遇来自不同方面的围攻，试图将中国30来年经济发展的成果逐步蚕食。接下来，生活必需品的涨幅将进一步加剧，市民的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国内市场进一步缩小，中国的产能将进一步过剩，最后，必然导致大量的中小企业破产，经济危机说来就来。
真正要化解这场危机，对目前的经济局势来说，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理顺房地产市场的管理体制，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把房价降下来，让城市居民在房价下降的过程中感受中国经济的力量，从而增强对未来的信心。也许，这是目前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尽管已经做了一些表面工作。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高房价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更是史无前例。也许现在还不必过于悲观，一切都应该有转机。谁都知道中国经济发生了重大问题，就象一辆出现明显故障的高速列车，轰轰隆隆往前飞奔，不知何时将会出轨或者颠覆。有经济学家预言，2008年中国经济将会硬着陆，届时，社会动荡不可避免。
那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而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呢？
发改委专家马晓河指出：我国正在由某一方面的过剩向全面过剩演变。由于产能过剩，内需不旺，中国产品被迫出口，又导致了大量的贸易摩擦，过分依赖国际市场的风险越来越大。马晓河举例说：中国人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提供了一双鞋子，可见鞋的产能过剩多少。2006年11月23日，央行副行长苏宁也表示，中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而在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同时，世界平均消费率达78%—79%，比较起来差别之大就如天上和地下。
上面两位，一位是宏观经济的专家，一位是金融权威，但指出的是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因为内需不旺而导致产能过剩，一旦国际市场出现大的风险，中国将有成千上万工业企业面临生存的危险。
让我们再来看看近几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因是什么：如果总揽中国经济全局就可以发现，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是投资，二是消费，三是出口，可以说这是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但是，在我国的实践中是“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这是问题的表象。为什么中国人会“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呢？明知消费是生产力，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力，这是一个浅显的经济学常识，但是在宏观经济发展的布局上，连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都不顾及了？
再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一是地方政府重投资，前几年表现的是“开发区”热，后来是“基本建设”热，再后来就是现在的“房地产”热；二是大中型企业重工业产品出口，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民营企业，只要形成了生产规模，眼光都瞄准了国际市场，大到汽车，家电，小到鞋子，袜子，打火机，一古脑出口。就“投资”热而言，高房价圈走了老百姓甚至两代人的财富，还有一代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就“出口”热而言，贸易顺差继续加剧，贸易摩擦不断增多，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
有经济学家分析，人民币自汇率改革以来升值了5%，现在的状况是有可能2007年一年就要升值5%，相当于前10多年的升值总幅度。那么这个后果是什么呢？许多经济学家讳莫如深，我可以大胆的告诉大家，后果就是人民币大量从不同渠道流出境，国际洗黑钱的势力乘机介入，甚至可以把中国贪官的钱都洗白了。
可以说，在2007年之前，只听说外国人到中国来洗钱，这个局面也将因此而改变，中国人终于到外国去洗钱了。再说得深入一点，就是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被别人悄悄地“盗走”了。发改委专家马晓河先生的话头上，看看如何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产能过剩的解决之道是刺激消费，而刺激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降低房价。房价不降，中国人对未来的预期必将产生较大的压力而不敢消费，还有一部分成了房奴无钱消费。马晓河先生说，中国工业品利用率有半数低于50%，所以，为了减少风险，必须扩大内需。而内需如何才能扩大呢？
中国居民的消费率是38.2%,世界平均消费率是78%—79%
中国居民平均房价收入比是一比十，世界平均房价收入比是一比五。
两相对照，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就暴露出来，是高得离谱的房价将中国居民的财富搜刮一空，还拿什么去消费呢？所以中国人的消费率创下了历史新低。有专家预测，中国房价每下降一个点，将为市场一年增加100亿以上的消费，而中国房价从2006年前三季度的综合平均价位上，至少有30%以上的下降空间，也就是说，只要中国房价下降30%，中国市场一年将增加3000亿的消费总额，中国经济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中国民众也从此能过上好日子。
相反，我国要是领导人的决策事物方控制不好这个局面，我国的经济将会崩溃。我们都清楚我们现在身处的国际环境有多恶劣，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一定要具备打赢两场战争的能力，一是军事战争，二是经济战争。
用战争手段夺取别国别人的财富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常见的。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也还能看到。为了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及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中国一定要建设强大的陆军，强大的海军，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天军（太空部队）。
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谁占领了太空这个制高点，谁就掌握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任何太空非军事化的想法，只能是白日做梦！
圣人说得好：落后是要挨打的！中国只有具备了彻底摧毁对手的实力，别人才不敢欺负中国。
同时，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由于国际交流和贸易的全球化，一场新的战争----经济战争，已经取代军事战争，成为当今世界一部分人夺取另一部分人财产的主要手段 。
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就是经济战争的一个例子。落后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受到了重大打击。国际金融炒家以经济手段达到了以往要用战争手段才能达到的目标。
在少迟一点的香港金融保卫战中，时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和财政司司长任志刚，在中国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用大量外汇储备干预了香港的股票市场。中国中央政府派出了两名央行副行长到香港，要求香港的全部中资机构，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扶盘行动。经过几个月的较量，香港政府成功击退了国际金融炒家把香港当作提款机的企图。那次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香港恒指变动1点，期货的买卖就会相差2.3亿港币。
香港金融保卫战虽然过去好多年了，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强大中国做后盾，会不会发生“八国联军”攻打香港的可能呢？毕竟香港政府干预香港股票市场违反了当今国际主流社会的“规矩”。
中国航油（新加坡）在国际石油期货市场损失5亿美元和一位中国国资委职员在伦敦同期投资再次被吃表明中国在金融市场方面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就石油这一项，中国现在每年就要多花几百亿美元。现在是中国需要啥，国际商品市场就涨啥。可以说是“抢你没商量”。
然而，石油等商品的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危害并不是最严重的。真正可能对中国经济的造成严重危害是人民币汇率体系和不断高涨的房地产市场 。
我总觉得有人要以人民币汇率为突破口，搞垮中国的经济，夺取中国人民的经济成果。从要人民币升值和自由浮动的叫喊声中，我好像闻到了军事战争的火药味。
现在有一个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得说法，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由市场来决定。
难道市场是有鬼决定的吗？由市场来决定，听起来挺公平的，大家都有权。但仔细分析一下，世界上有哪个市场不是由少数人操中的呢？让人民币汇率由市场来决定，说穿了就是由他们来决定。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定不要忘记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现在外资的相当一部分是埋下的伏兵。它们就等美国把中国的门撞开（人民币汇价自由浮动），把人民币捧上天，牟取暴利。
总之，中国一定要建设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强大的陆军，强大的海军，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天军（太空部队）以应对可能军事战争。同时中国一定要建设热爱国家，具有国际视野，精通国际竟争规则的金融“铁军”以应对经济战争。只有这样，中国的安全，人民的财富才会得到保护！ 想过好日子，不破产的中国人，都来读完这个文章！想过好日子，不破产的中国人，都来读完这个文章！！想过好日子，不破产的中国人，都来读完这个文章！！！并希望广大网友将文章转给朋友,希望痴迷的国人尽快觉醒吧！！！
从这个角度来谈中国崛起之路上的问题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国际金融界有太多的诡诈和阴谋，现代民族国家的“战争”形式早就变化，日本就是1980年代国际金融“战争”的牺牲品，四小龙则是1997年国际金融“战争”的牺牲品，金融“战争”，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实际上却是无时无刻不存在，如何饶过许多暗礁和陷阱，成功地捍卫国家利益，是新时代中国崛起的重大课题。
Esmond兄说的不错，但不全对，你还没有看清这个本质。因为日本被掠夺，包括日本的经济泡沫，都是美国一手造成的，但不是美国政府，这都是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在“剪羊毛”，他们为了掠夺日本的发展成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策划，实行，这是个大战略，最终，日本落入了圈套。98金融风暴也是他们玩的，索罗斯不过是前台的傀儡，政府也是。而现在，中国也在慢慢步入圈套，要如何避免，就看人民和高层是否清醒了。
這篇文章不是我貼的呢^^"
其實, 對於日本當年的金融危機, 我不會以圈套來形容。這大概不是圈套, 是被迫的。日本當年作為經濟強國, 卻是政治和軍事弱國, 人在屋簷下, 不能不低頭。
There is a ducumentary called "The Money Masters" at "http://www.wtfmatrix.com/news.php?cat.10". It tells you how International Bankers Gained Control of America and the world. It is 3 hour long and it detail how banker control the government and rip off commons. This film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how the world economic war was fought and you may figure out a way to fight it or even better, you may make profit from it.
金融就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威力无穷，不但提升了自己还能赢得别人尊敬，彻底粉碎国外别有用心人的阴谋，用不好，就会伤及自己，造成巨大灾难，后果不堪设想。中国金融改革也要延续渐进式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什么都开放。开放本国金融业是为了促进竞争，更好的提升我们国际竞争力，更好地让金融为我们建设服务，国外想让中国在金融上重蹈过去亚洲的经济危机老路子这一阴谋，我们一定会粉碎，也一定会让他们死了这条心！
近期国内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再掀波澜！现将谢韬教授的原文转发至此，堂主感到有必要可以重开新贴进行讨论，想就此话题征求刘涛先生的意见，谢谢！
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二十世纪是人类理论的高峰。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随者，打着他们所信奉的旗号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场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供人类在较长时段内，听其言，观其行，通过理性的比较作出判断和选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辛子陵在本书中称之为暴力社会主义），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辛子陵在本书《结束语》中生动而深刻地讲述了这个历史发展过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二十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十三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二○○三年四月十六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见证下，欧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局面的终结。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
一九六五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 （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二二七页）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若干人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二○○○年六月三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次) 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会议公报强调：“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 （阮宗泽著：《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东方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二九○～二九一页）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六十一名议员（全是民主党）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二○○三年九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约一千五百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一比九），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一千至一千二百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一千八百至二千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达八千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压力，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一九七八年公有制比重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清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二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二○○四年三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温家宝总理在世界扶贫大会上宣布：“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一九七九年到二○○三年，国民生产总值由三千六百二十四亿元，增加到十一万六千九百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八点四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百分之七；按现行汇率计算，二○○三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九十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二○○三年，创造了高于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二○○三年十一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由此引发了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和检讨。大多数人是怀着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善意献计献策，以期纠正偏差，发展大好形势。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 ，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样表述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左派”的外交主张也很骇人听闻：“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小核心，以中国、巴西、委内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中核心，以中、俄、印为大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得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基轴。” （二○○五年十月张德勤网文：《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此文）当胡锦涛向世界宣示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实行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时，“左派”要通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变中央的内政外交路线。他们认为现在的改革开放是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是和平演变。“是受到了老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思维’之类谬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从邓小平、*到胡锦涛，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没有停止过。今日极左理论大回潮，“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是二十七年来在意识形态上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
正当我“杞人忧天”之际，老友陈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专家）向我推荐辛子陵的书稿《千秋功罪毛泽东》，我读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别是画龙点睛的理论部分《导言》和《结束语》，兴奋不已。我们两个共同认为，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辛子陵书稿的《结束语》指出：
一八六六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二版，第五○四页）
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中文版，第五○二页）
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一八九四年六月出版。
马克思一八八三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十二年之久，并于一八八九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三页）
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三、六○七页）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得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九三○年才在苏联出版，一九五六年才在中国出版），他读得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所凭借的是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的影响。毛泽东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一八四八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一九一八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