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二十八：全球化时代论中国的海权

一. 再读马汉的海权论

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成立了一百多年的合众国，历经了内部的纷争和内战，又经历了西部拓荒运动和迅猛的工业化后，一个新兴大国的雏形已经逐渐形成了。起初，美国在北美大陆十三个联邦州联合的基础上进行了领土扩张，其领土延伸到大西洋，成为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两洋之国；而“西部开垦”的牛仔精神正好符合了那批早期从西欧远涉重洋而来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情结，在这片远离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迫害的新国土上，一批新人建设着他们心目中理想的自由之国。沿着五大湖的工业区, 美国的工业在那个时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英国的工业化似乎换了时空在北美大陆上演。1890年的美国在工业产量和制造业等方面已经在全面逼近英国，并顺势夺取了英国“世界工厂”的称号，几年后，这个北美大陆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大英帝国而冠居全球。

当时的美国，外交上奉行的是“光荣孤立”的政策，也就是对欧洲列强之间的纷争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除了在美洲略有动作以外，美国基本上全力专注国内市场和工业化发展，一个庞大的北美统一市场在共和国内逐步形成。但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和市场贸易的飞速增长，年轻的美利坚越来越依赖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海外市场的开拓，海外的原料供应也越来越成为美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五大湖城市群和东北沿海也相应地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在这个时刻，关于合众国外交和军事发展方向的讨论再次成为重要话题，美国内部面临独立建国以来第三次重大抉择（前两次分别是关于统一联邦国家的讨论和南北战争的争论）：美利坚民族是否应该继续坚持“光荣孤立”和内向型的专注国内发展的政策，还是应该积极地走向世界，去保护美国的利益。

重要的历史时刻总是会产生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新观点和新思想往往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整体走向，进而影响到世界历史进程。在我看来，马汉就是影响了美国历史走向进而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人物，他的巨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年出版后在美国立即引起全国轰动，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随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个完全专注内向型发展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外向型和进取型的国家。美国能从北美洲的美国走向全球的美国，马汉的“海权”思想居功至伟。之后，马汉的著作被迅速译成多国文字，成为德皇威廉二世最欣赏的书，德国甚至根据马汉的观点制定了德国海军战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更是如获至宝，马汉的思想和理论成为日本海军扩张的重要理论来源；甚至在传统的海权强国 —— 英国，马汉的思想也被广泛地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因其对许多国家影响深远，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被誉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十六本书之一。

从马汉的海权论诞生以来，奉为国策者有之，赞誉有加者有之，强烈批评者亦有之，恶意诽谤者亦有之，但是无论如何，今天谈到海权思想，包括世界各国学习研究海军军事理论时，第一本必读的文献一定是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本真正的好书是能够穿越历史时空给人以无穷启迪的。马汉关于海权思想和理论的书有好几本，笔者最近一直在阅读。在本文笔者将结合国内已经出版的一本综合马汉思想理论的《海权论》，来谈谈马汉海权思想中哪些部分对今天中国的发展最具有启示意义和警示意义；同时将马汉的思想对比今天中国所处的国际历史环境，从而设法探讨中国应该采用何种海权发展策略。

马汉所处的历史时代总体而言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国际文明的序列尚在雏形之中，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受到一定的国际体系规则的制约，但是总的说来，那时还是一个强权当道的世界，国家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决定了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欧洲列强从地理大发现开始，到全球瓜分殖民地，确定各自势力范围，逐步将世界各个地区联结起来。著名的“世界体系”学派的学者华伦斯坦(Wallerstein)认为，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二战以后特殊的历史现象，而是从十四、十五世纪欧洲列强的地理大发现就开始了。从此，西方列强通过枪炮和殖民主义运动将世界各个区域逐步强制纳入了一个一体化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国家指的就是那些生产工业产品，特别是制造业产品，并可以向全球市场输出的国家；而边缘国家则是指那些在中心国家殖民主义者有意识的引导下发展单一的农业和种植业经济的国家，其经济作用是向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国家输出原料和单一产品。十九世纪末的美利坚，显然就是一个逐步向世界经济链条体系的中心方向发展的国家。美国的经济体制已经是一个与世界市场完全融合的开放式经济体系，美国爆发式的工业增长和制造业产品能力的急剧膨胀使美国越来越需要海外销售市场和海外原材料；但同时美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洋军事力量还非常落后，不仅远远落后于当时世界海洋军事强国英国，甚至也落后于陆权大国法国。当然，英国的全球海军力量是和英国全球霸主地位相符合的，在全球商业活动的重要海域，英国海军都是当时最重要的海权力量，因此英国的殖民地遍及世界，英国的工商业基地和原料市场也远及世界各个区域。当美利坚的商业繁荣和工业化的进程让美国的商业船队载着美国的产品运往世界各个销售市场时，当世界各地的原料源源不断地从海外又运抵美国时，一系列尖锐的问题产生了：谁来保卫美国商船的安全？谁来捍卫美国原材料输入海路的畅通? 如果欧洲列强封锁或是攻击美利坚的东北沿海重要工业区，美国该怎么办？如果原料来源或是商品运输遭到不可预见外力的阻挠和攻击，美国这家巨大的“世界工厂”是否就会熄火了？马汉在《海权论》中非常深刻地向美利坚民族介绍了历史上沉重的教训。关于荷兰丧失海上霸权的重要一战，马汉是这样谈到的:

当1653年和1654年一场与英格兰的灾难性战争最终持续了十八个月时，他们的航运业陷入了停顿，根据“经常用以维持国家财富的收入来源，例如渔业与商业，已接近于山穷水尽的地步，工厂作坊纷纷歇业倒闭，生产活动终止了。港口无船出海，变成了桅杆林立的世界。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乞丐，街道上杂草丛生，在阿姆斯特丹就有一千五百套房屋无人问租。”只是一项屈辱性的和平协议才使得他们免遭完全毁灭。

这一悲惨结局显示了一个国家完全依赖于外部资源去扮演一个它正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的弊端。由此还能做出大量的结论。由于并无需在此讲得一清二楚的条件的差异，当时荷兰的情况与今日大不列颠的情况有着十分强烈的相似之处。尽管看起来在各自国家中都略有一丝荣誉感，历史却是活生生的预言者，在告诫人们国内繁荣的延续主要依赖于海上权力的维持。人们或许都对缺乏政治特权感到不满，然而，如果他们日渐缺乏面包时，他们就会更加感到不安。（摘自马汉的《海权论》。）

老实说，读到马汉的这段话时，笔者感到的是震撼和忧虑，尽管他谈的是十七世纪中期的一场海战，但是他对美利坚民族的告诫是那样的振聋发聩，让今天的我们在读到时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当今世界的国际体系。尽管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能完全用马汉的时代来解释今天的世界，但是某些超越历史时空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却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我们依然可以沿着马汉的思路问道：今天国际体系下的一个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的经济体，当它高度依赖海外销售市场、海外技术和海外能源及原材料时，该经济体是否应该拥有相应的海权？当某种形式的海上通道出现问题时，巨大的经济能量和贸易量是否会反过来，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对该国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产量产生毁灭性的打击？让我们看看马汉举的另外一个例子，只是这个例子中的赢者是荷兰，而败者则是西班牙：

半个世纪以前，萨利，这位亨利四世的重臣，就曾形象地把西班牙刻画为“一个腿与胳膊强健有力，然而心脏却无限衰弱与疲软的国家之一”。自从其诞生之日起，西班牙海军就不仅遭受到灾难，而且还被一扫而光；其国家不仅蒙受了奇耻大辱，而且也是江河日下。一言以蔽之，其后果是，航运业损失殆尽，制造业也随之而消亡。西班牙政府依靠各种支撑，不只是取决于遍及五湖四海的健康的工商业——它们可以承受住许多压倒性的打击，而且取决于通过来自美洲的运宝船滴淌不息的细细的银流。只是这些船只本身时常轻易地遭受到敌国巡洋舰的拦截，半打西班牙大帆船的损失就不止一次地使其活动瘫痪达一年。当尼德兰大战旷日持久之际，荷兰人对于海洋的控制，迫使西班牙不得不通过漫长而又代价高昂的陆地行程而不是通过海路来派遣它的军队。同样的原因又使得它陷入必需品的困境而不能自拔，以至于通过一项与当代思维格格不入的相互协议，即它的必需品要由荷兰船只来供应，由此又维持住了他们国家的敌人。作为回报，荷兰人得到的是在阿姆斯特丹交易市场上倍受青睐的香料。（摘自马汉的《海权论》）

这段内容有几大信息特别值得我们总结：西班牙，这个老牌的海洋殖民大国因为海军的失败导致本国的产业结构遭到摧毁性打击，制造业成为重灾区，这是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制造业的打击动摇了国本，而工商业的严重灾难则从根本上撼动了西班牙的霸权，国民生产的岁入遭到连锁打击，在美洲掠夺来的金银作为重要的国民收入来源却因敌国舰队的拦截而无法运抵；制造业、工商业和海外原料的打击让西班牙的国力和国际地位陡然下降，国家蒙受深刻的耻辱，甚至被别人蔑称为四肢和心脏不能协调发展的国家；在国家的经济实力、工业实力、海外贸易实力和软实力全面下降的情况下，西班牙被迫将海权全盘交给荷兰人，正如之后的荷兰将海权让度给英国人一样，西班牙的必需品竟然必须由荷兰人的船队来运输，对于一个以海洋立国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情况只能用输得彻彻底底来形容，海洋起家的西班牙必须靠缴纳保护费的方式（香料）来换取荷兰人的海上航海权和保护权，正如之后的海上强权荷兰在荷英海战中失败后向英国缴纳海上保护费来保护本国的船只一样，这是是何等的屈辱？是何等的海上民族的命运大转折？读到马汉书中这两段关于争夺海权的历史事件的描述时，笔者感到的是一种历史感和紧迫感：我们不禁要问，在当今的世界文明体系中，是否还会发生这样的威胁，两个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大国，当一个大国拥有绝对的制海权时，它是否会通过各种综合手段的运用，让另外一个大国在国际差序结构中被迫接受其海上保护，从而使得另外一个国家别无选择地接受不平等的和不利于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和贸易体系？如果当这样的危险的确存在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趋利避害，去捍卫本国的海洋权力？

马汉的海权论具有非凡的智慧和洞见，其理论架构不仅仅是着眼于一种军事理论，而是同当时已经初现端倪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新秩序相符合一致的。当世界通过欧洲列强的征服和殖民逐渐被纳入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当世界开始成为一个真正全球意义、涵盖五大洲和四大洋的世界，商品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必然要求货物和产品运输，而海洋是全世界天然的运输通道，世界上贸易和产品的交流、原料和能源的运输主要通过海洋运输来进行。即使在今天全球运输手段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海洋运输对于大型货物产品的交流依然具有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在可预见的将来，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海运。因此，马汉提出的对于重要海峡、海道和海岸线的控制权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命脉的看法对今天而言依然具有深远意义。尤其是一个外向型经济国家，当其国民经济产出与海外贸易和海外市场高度依赖关联的时候，当其经济体制深深依赖世界能源市场和海外能源基地时，那么该国为了维护本国在全球的商业、贸易和能源利益，就必然相应地要求发展与该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海洋力量和海权。从马汉列举的荷兰和西班牙的例子来看，海权在某种条件下甚至可以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安全因素，失去海权甚至会导致国运的衰退，这样的观点不得不使我们高度警醒，并保持高度清醒的头脑去思考今天中国面临的世界文明总体发展趋势和中国海权发展战略。

二．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

1978年，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中国采取了改革开放的国策，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顾改革开放近30年的时间，中国持续不断、高速增长的经济和迅速向前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使得国家整体的经济战略布局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变迁。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中国经济与世界整合的过程。中国吸引外资和经济特区的政策都是在沿海地区推进的。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中国的经济重心出现向东、向南转移的趋势，随着经济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和新技术革命在中国的推广，中国经济战略格局也呈现出强烈外向型的特点。这主要体现为：东南沿海各省成为外资高度聚集的地区，产业结构的布局沿着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唐渤海湾这三大产业密集城市带进行，中国的发展呈现出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产业群高度集中的现象，中国相当一部分国民产值是由三大经济群地带的省市生产的。中国经济崛起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国际分工和欧美日以及亚洲新兴经济体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并利用我国劳动力价格的国际比较优势、熟练的劳动力优势以及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较高的人力资源水平（特别是中国在识字率、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方面好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吸引了国际资本的广泛投入。

另外一点必须提到的就是全球一体化在1970年代以后不断深化，“全球化”成为世界各国高度瞩目的现象。尽管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从十五世纪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就开始了（参照华伦斯坦“世界经济体系”的观点），但是从197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进程还是同以前各国被强制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很大不同。全球化就其本质而言，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自身产业结构发生调整变化时推动的资本、贸易、产品的全球分工，发达国家内部的跨国公司跨越国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租劳动力、土地、原料、能源、生产条件和资本流通条件组合起来最佳的、符合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地区进行全球式的“组合式产品”的生产。这就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经济”、“本国产品”、“本国就业市场”等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迁，资本按照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形成了全球的产品利益链条，每个链条上的企业、地区和国家都是跨国公司全球超级生产机器上的一个个环节。某一个写着“中国制造”、“泰国制造”或者是“德国制造”的产品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某个民族国家的工业产品，而可能只是在中国、泰国或德国出厂的产品，而其中的各个生产过程却可能是在全球不同区域完成的，在某一个特定的民族国家完成的只是整个产业链条的一部分。即使某项产品是某个单一民族国家完全掌握其生产过程，但是产品原材料却可能来自地球的另一端，产品的设计和规划则可能是按照某个万里之外的母公司的计划完成的，而生产出的产品则可能绕大半个地球，销售到与生产者完全陌生的世界各个国家中去。经济、贸易和资本的全球化带动了能源使用的全球化，进一步促进了世界政治、法律、文化、宗教、体育、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全球化进程。在下面的讨论将把重点放在经贸全球化的重要意义上。

中国的经济奇迹就是全球化的一个“杰作”，是全球资本流动寻找到的最佳生产基地，实现了劳动力资源、土地价格和市场潜力等的各个国际比较优势的优化组合。从现阶段来看，中国成功融入世界经济是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符合美国经济全球化利益的。中国经济崛起实际上是中国利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结合发达国家产业转型后大量外溢的全球制造业资本，担负起为全球各工业国生产制造业产品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世界工厂”和“世界车间”的地位。中国就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全球产业分工中的最重要的资本接受大国和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也是全球能源支持下的拥有巨大生产率和生产能量的“全球加工厂”。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中国同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美国的跨国企业成功地进行了产业转型和升级，基本脱离了制造业生产，从而全面将资本主义经济推进到高级技术密集型和高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阶段，同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开始全面上升到金融业和虚拟资本全球流动的新时代，而美国的制造业几乎实现了全面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向亚太地区和中国转移的目标，同时将中国视为全球化中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转而向美国大量输出消费产品，保持美国市场庞大的消费需求来源。而中国则成功地利用了全球资本的流动和投资，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并且累积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外汇储备，同时具有了结合全球资源和购买全球各地能源的能力，同时中国还成功地跃升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和龙头。在中国崛起和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却丧失了制造业的优势地位，而能源输出成为这些国家主要的外销产品。根据世界经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取得优势地位，第一步都是从成为制造业大国开始的。中国第一步非常成功，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这无疑是中国崛起的最重要的发展阶段，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接下来要看中国能不能利用发达国家新一波的产业转移浪潮成功地跻身为同时能够生产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大国。

从中国经济对海外贸易依存的角度，从中国对国际能源输入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都完全呈现出外向型经济的特点。首先中国经济因为其对外的性质和内需尚未得到根本性培育的情况下，严重依赖国际贸易。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依赖的程度高达60％到70%，这比发达国家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国家美国、欧盟诸国和日本要高得多。其次，中国从1970年代的向外输出能源，向内进口工业成品的国家逐步转型为一个向外输出工业产品，并进口能源的国家。1993年是中国能源史上的转折点，中国能源的进口第一次大于出口，中国在2005年就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能源进口国家。目前，中国对外石油依存程度为45％，而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60％。再从中国进口石油来源的角度来看，中国石油在世界市场上的进口主要还是来自中东地区，超过40％，非洲在中国能源进口中逐渐扮演吃重的角色，已经占了中国能源进口的30％。中国能源进口运输90%依赖于海上运输，而中国虽然具有地缘上的“边缘——心脏”特殊身份，并具有吸纳心脏地区能源的能力，而且哈萨克斯坦的石油管道和西气东输也具有重要的能源战略意义，但是吸收陆地上的石油资源和石油管道毕竟耗资巨大，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建设工程，因此中亚和前独联体国家（含俄罗斯）在中国能源外交中将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分量，但是现阶段它们在我国整个能源进口的战略布局中还是占有比较小的一部分。当前中国能源主要的运输方式是海运，而中国大部分能源进口是通过印度洋的航线，经过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三国扼守的马六甲海峡而进入南中国海，最后运抵中国。根据有关统计，中国进口原油运输80%必须通过马六甲海峡，每天经过该海峡的船只有六成是中国的。

从中国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和中国对海外市场、原料输入和能源高度关联的情况来看，中国和十九世纪末的美国非常相似，不同的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济与全球联为一体的情况只会更加深入，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和海权是一个更加紧迫的时代课题。

三．马汉VS后马汉，分析当今国际文明的特点和基本运行机制

在《中国崛起策》序言中唐永胜教授的一段论述非常精彩，笔者将其作为本节的开端：

中国20多年持续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迅速发展的中国，处于一个重大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如何谋求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推进现代化进程，如何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相互调整的过程中能够产生有益的合作而不是过多的对抗，需要极大地激发出民族自身的创新精神和战略智慧，需要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共同的努力和协调，以避免历史上伴随大国发展而来的紧张和冲突。

要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面前有所作为，除了必须改革国内经济政治体制以保持自身的活力之外，中国还必须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形成总体上的协调关系，在总体的协调中谋求国家安全和发展。而对待外部强权，一味采取对抗的姿态不可取，而一味屈从追随也不可行，需要我们发挥力量的时候就要有足够的决心，应该妥协的时候就要适度后退。在不同领域、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或合作、协调，或针锋相对、敢于斗争，相互配合，相互借助，以取得好的效果。中国要在21世纪有更大的作为，不仅要在国际竞争和角逐的一般技巧上下功夫，更重要的是还应及时认清国际政治发展大的趋势，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战略智慧，敏锐洞察未来世界可能的走势，及时消除自身存在的不适合未来发展的种种弊端，维护国家安全，谋求社会全面发展。

分析当前世界文明程度和当前世界运行的主要机制和规则，对于我国的海洋战略和海军发展战略是至关重要的。对世界文明进程和国际社会运行机制的不同判断也就连带着对当前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大趋势的不同判断，也就会产生对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和防卫战略的不同判断。如果我们对国际环境和国际发展趋势有严重的误判，就会对整体的国家战略带来负面的影响，甚至带来错误的战略走向，这对前进中的中华民族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海洋军事战略和海军的发展不光是一个纯粹的军事理论和海军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国际观和世界观的问题，也是一个对国际文明程度进行综合战略判断的问题，因此就整体而言，我国完整的海洋战略和海军战略应该是综合当前最新的军事理论、国际政治理论、社会科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学科研究和判断的成果。如何避免刻舟求剑或是过尤不及的错误将是海洋战略中的中心话题，如何将中国崛起精确地推向成功，将是我们这一代无法推卸的责任。

马汉的海权论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例子，马汉本人不仅是一名杰出的海军军事将领，曾经参加过美国重要的海战，同时马汉还对当时的国际关系和大西洋两岸的关系以及当时国际政治文明运行机制洞若观火，对国际政治和美国外在的大环境也有着极为准确的观察和极为精辟的论述，马汉的海权论涉及到地理、历史、文明宗教、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各个方面，缺乏人文科学丰厚的素养和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深刻细致的观察是难以有《海权论》诞生问世的。马汉生活的时代基本上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强国可以主宰世界，弱国被迫接受强国的保护，而欧美体系之外的弱国则如同待宰羔羊。同时协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些国际原则比如关于主权国家的“威斯特法利亚”原则正在国际体系中逐步形成。而今天的二十一世纪，马汉的理论对我们还适用吗？今天的国际环境同十九世纪的国际环境从本质是相同还是不同的？还是同中有异？如果说相同，哪些地方相同，如果相异，哪些地方相异？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后马汉和超越马汉的时代了？

我国研究海权最出名的是张文木教授和倪乐雄教授，另外叶自成教授也对陆权和海权之间的关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非常欣赏倪乐雄教授在其关于海权的系列文章和报告中提出的观点（见倪乐雄2005《海权与中国的发展》，2006《海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读<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等）。倪乐雄教授提出了两种对国际关系的不同看法，一个是当前世界处在霍布斯船长时代，一个是康德的永久和平时代。霍布斯船长时代指的是十七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将人类社会暗喻为海上落难漂流的船只，在船上没有完全的权力约束和制度规则，因此这样的状态是一种“每个人对每个人”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典型的强权社会，整个船只上运行的是“弱肉强食”的逻辑和法则。而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的人类大同和世界一体的“永久和平”时代则是一个新乐园时代，在这样的状态中，人不再压制人，国不再压制国，世界实现完全而又持久的和平。如果认定世界依然处在霍布斯船长时代，那么为了生存，一个民族国家显然别无它法，只有选择强国自卫进而走向全球扩张的道路，因为在霍布斯船长时代，国家要么强大将其它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要么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要么欺凌别人，要么被别人欺凌，这是霍布斯船长时代民族国家的宿命；如果认为世界已经到达了康德的“新乐园”的世界永久和平时代，那么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是耗费巨大，而且显得与世界文明的主流完全脱节，成为不识时务之举。那么问题在于。世界究竟是否已经到了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手段”，还是完全停留在“弱肉强食”主宰一切的霍布斯船长时代，还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复杂的新国际时代中?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将间接决定中国未来的海洋战略的选择。

笔者在《中国崛起策》第八篇文章中曾系统地就现代社会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提出作者自己构建的观点，笔者当时认为，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由多种运行机制在协调的，分别是丛林规则，现代文明规则和后现代规则，而丛林规则就相当于倪乐雄教授提到的霍布斯船长时代，而康德的“永久和平时代”则不相当于以上三种规则中的任何一种，因为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现存人类社会的任何规则还摆脱不了强者制定规则的状态。根据笔者最近新的思考，综合了《崛起策八》和倪乐雄教授的观点，笔者将当今世界的运行规则和演变机制划分为五种，分别是丛林规则（霍布斯船长时代），均势规则，现代文明规则，后现代规则（普遍人类规则）和终极文明规则（康德的“永久和平时代”）。

图一 现代国际文明的运行和演变机制

图表来源 作者自制

具体说来，丛林规则应该是人类社会亘古以来就具有的根本运行法则，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的确是古典时代难以抗拒的社会力法则，如同自然界的自然力法则一样。国家诞生以后，国家之间的生存战基本也是延续丛林的自然法则，大国灭亡和控制小国，大国之间互相角逐，小国之间也互相角逐。当大国之间相互间达成某种平衡的时候，就形成了协调国家之间关系的另外一种原则——均势原则，也就是大国间的均衡原则，比如雅典和斯巴达，罗马和迦太基，奥斯曼和西方，中国战国时期的齐、晋、秦、楚等大国之间的平衡，包括中国古代长时间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对峙，在大多数时候都形成了相互间的均势状态。均势规则决定了，国于国之间由于实力接近双方或是彼此无法互相完全消灭、控制对方，因此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而当国家实力发生变化的时候，均势原则可能被打破，直到新的均势规则再次产生。在均势规则形成之后，小国往往依附于不同的大国而生存，这好比中国春秋时代的核心枢纽的中原地带大量的小国如郑国、卫国和宋国等，必须依附于一大国，才能取得生存。在人类国家历史诞生以来，丛林原则和均势原则就是长期并行的原则。而西方国家进入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后的时代，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马汉生活的时代，国于国的关系协调也主要是受到这两种规则的调节。欧洲列强在世界范围内拓展殖民地、疯狂掠夺原材料基地的行动就是赤裸裸地在运用丛林规则，而马汉所提到的荷西战争、英荷战争，包括帝国列强对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以及美国进行的美西战争等都是丛林原则最直接的体现。而在资本主义强权内部比如在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协调中又体现出强者之间的相互平衡和势力均衡的规则。

笔者将前两种原则称为前现代原则，虽然名称是“前现代规则”，但反映的只是这两种原则产生的时间顺序，并不表示这两种原则只存在于前现代社会，相反，今天，这两种运行原则依然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第三种运行规则是现代文明规则，主要是指二战以来在国际法体系下、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所构成的文明体系之中形成的协调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国际条约、国际和约、国际公约和国际法。其实在人类历史上一直不乏不同文明主导下的协调国家关系的体系，比如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必须尊重周礼的部分规定，而忽视当时的“国际”体系中的一些准则就会被其它诸侯国视为“失礼”或“野蛮”，甚至被耻笑。比如南方大国楚国兵强马壮，但是语言文化、习俗礼仪都与其它诸侯国差距太大，加之不遵守“国际体系”，居然向周天子问鼎中原，于是列国哗然，纷纷将楚国视为“南蛮”，使得楚国软实力非常低下，只能靠简单的战争暴力扩大自己的实力，因此楚国无论国力如何雄壮，都难以在中原称雄；相反，齐桓公在位期间，真正打过的大仗不多，但是他扶助周边弱小国家，并不失时机地打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在诸侯国中塑造了文明的形象，软实力大大增强，取得天下归心的局面。而在马汉生活的十九世纪末期，欧洲列强之间协调相互关系的国际条约和国际准则已经初步具备雏形，任何新加入到该国际体系的国家都必须遵守一定的外交原则和外交礼仪，否则就会被列强成员视为异类而遭到无形的排斥。一战之后各国成立了国联，这显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已经开始出现了制度化协调的迹象。但是现代的国际文明原则真正的产生时间应该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之后的国际关系和国与国之间的协调进入到了一个崭新阶段，各种国际政府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为应对各种国际议题而产生，国际公约和条约大量被制定，并且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难忽视国际法的约束和国际政府组织进行的斡旋和协调。应该说国际文明的确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比如说关于气候、环保和国际和平的国际公约对许多民族国家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一个国家政府完全忽视国际法、我行我素容易给本国的形象抹黑，让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蒙尘。

而第四种规则——后现代规则主要产生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随着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成为历史烟云，许多过去对于国际法的不同解释和争执也不再浮现。总的说来，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主旋律，对人权观念的重视逐渐扩展开来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声音。这里的人权更加注重的是每个个体公民的个人权力，包括生存权，发展权，也包括个人的人道尊严，个人的公民权力、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尽管西方国家喜欢用人权来教训别的国家，并时常引起中国和西方关系的紧张，但是抛开工具化的人权外交不谈，整体而言，人类社会的确是在向文明和进步方向的演进。一个国家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现象已经不再被单单视为该国内政，而绝不允许它国侵犯。相反，在发生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的地区，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介入已经被视为是合理合法的。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和苏丹的种族冲突就不再仅仅是卢旺达和苏丹的内政而不允许外来势力干涉，相反，国际政府机构的介入，国际公民社会的形成，世界公众舆论的观点，全球NGO的诞生，已经使得尊重和保护公民个体的人权成为冷战以后最新的国际趋势。违反人权和侵犯人道尊严的现象，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包括是在最强大的美国，都会成为国际舆论强烈批评和关注的对象。另外全球经济力量也被纳入国际公共舆论的监督之中，一些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时违反劳工法，严重剥削工人的情况一旦被曝光，其公司形象会立即在全世界受到很大影响，许多西方消费者运动和公民社会组织就会立即开始抵制该类商品的出售，在全球范围内对这些公司的销售造成很大的打击。因此，一种新型的，超越了单纯的主权国家关系的规则——也就是普遍人权观念基础之上的规则正在国际社会扩展，而推动这样新规则扩展的，除了西方发达国家、国际政府组织之外，还有国际公民社会、国际NGO、世界公民运动和世界公众运动。这也是一股新的国际浪潮，每个民族国家，除了有意识地闭关锁国、不与外界发生接触的国家以外，都无法回避一种新的，以个体公民权为基础的，逐步形成和成熟的后现代社会规则。我们作为新崛起的世界大国，自然不能忽略这种新规则的诞生。

第五种规则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笔者认为人类社会可以无限接近这样的目标，但是仅凭人类自身的力量，是永远无法达到完全的世界大同的终极文明规则的。因此第五种规则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在本文不予考虑。

笔者的看法是，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文明的进度正是处在丛林规则、均势规则、现代文明规则和普世文明规则四种规则相互交织，发生作用的时代。这正是认识当今国际社会运行机制中的难点和关键。

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北约大规模轰炸南斯拉夫，美国在公海上拦截别国的船只强行搜查，美国在临近中国领海和领空的范围内与中国发生撞机事件，美国在别国领土上强行拘捕别国公民并投入关塔那摩监狱，美国在巴拿马运河租借期到期后强行侵占运河，美国追求建立绝对太空优势的弹道导弹系统，大量的铁的事实告诉了我们当今国际社会中丛林规则依然广泛存在，否定丛林法则的存在、运行是不正确的，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在另外一些事件中，如美国试图入侵伊朗引起俄中欧英的共同反对，美俄两国核军备竞赛，美俄中日在太空的竞争，美俄欧在北极地区的竞争，美俄印在印度洋的海洋军备之争，美俄中欧在中东地区和亚欧大陆心脏带的看不见硝烟的博弈，都清楚的显示了均势规则在全球化的世界并没有消失，民族国家的竞争，大国之间的钩心斗角，太空、外太空、深海和极地的博弈依然是大国均衡原则的全面体现。而在另外的一些事件中，国与国大量领土争端和领海争端在双边谈判和国际法的架构中解决，世界贸易组织协调不同国家的争端，世界卫生组织协助某些国家防止传染疾病的扩散，南亚和东南亚发生海啸后全球有组织的救援行动，联合国官员视察苏丹南部要求防止人道主义危机，世界各国签署《京都协议》，联合国通过新的防止童工和反对酷刑的公约，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等等，这都显示了国际社会中另外一种价值体系和运行规则在发挥作用——建立在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基础之上的现代文明规则。而在另外一些事件中，如联合国授权对卢旺达大屠杀进行干预，对刚果和平和民主大选的监督，全球公民社会对某些严重违反劳工权力的跨国公司的产品的抵制，国际人权组织和国际NGO对世界各国的人权报告，国际工会组织揭发许多跨国企业剥削劳工的恶劣行径，全球三千万民众通过有序的公民社会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同时发动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游行，世界公众舆论对关塔那摩监狱的强烈关注和批评，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对某些欧洲国家的首都机场有系统地侵犯人权和虐待难民的调查等，这些事件已经显示一种新的国际规则——建立在普通公民人权和人格尊严基础上、强调人权和环境保护的新法则正在形成中。这样的新法则使得二战以来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上的国际法体系有松动的迹象，这样的新型的后现代规则强调的是一种理念和文化的普世性，强调的是超越主权国家边界的全球观，比如尊重人权、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全球气候变迁等。

而某些时候，在一些单一的事件中，几种规则会同时发挥作用，比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会谈上南北国家之间的对话，既体现了国际法基础之上的现代文明规则，同时也体现了丛林规则。各国既按照国际经济法的基础在进行和平协商和谈判，无论谈判进程怎样大家都不再会兵戎相见；另外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依然是由欧美日等强者制定的，规则一旦制定后，要修改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另外，美国入侵阿富汗也是丛林规则和世界文明规则的并用，美国利用了9·11后世界对美国的同情以及对塔利班政权的反感，赢得了国际社会一定的同情和支持，但是阿富汗战争同时又是一种典型的原始暴力原则，因为美国试图深入中亚心脏地带。而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也曾经试图借助现代文明规则，但是在国际组织拒绝介入的情况下，美国被迫采取了单纯的丛林法则，从而使得伊拉克战争严重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因此美军在伊拉克陷入了游击队的汪洋大海中，而国际社会大多采取不合作和不支持的原则，美国已经陷入了越战以来最大的困境。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要问马汉是否过时了，今天的时代是否与马汉的时代不同了，我们是否该进入后马汉时代了，笔者的回答为：是，也不是。马汉的理论远远没有过时，在丛林规则依然普遍存在、强者当道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乐观地认为康德的“世界大同”时代已经来临，或者我们误认为现在就是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在协调一切国与国的关系，那我们未免过于乐观了。但是我们如果照搬马汉的理论，而无视我们已经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毕竟大大向前演进的事实，完全刻舟求剑式地复制十九世纪末的海权论，那我们就很容易走上新殖民主义和新霸权主义的军事侵略和扩张道路，从而远离世界主流文明发展的方向，也自然会引起其它国家联合遏制中国的崛起。根据对国际关系的全新把握，深刻体察现在国际社会与十九世纪末的变与不变，掌握住国际社会的运行规则和规律，才能真正顺应历史潮流，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符合二十一世纪初国际文明发展新趋势的独特的中国海洋战略和海军战略。

四．中国是否需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谈几种认识误区

根据中国经济外向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根据中国经济重心的地理分布，根据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对海外销售市场、海外贸易、国际资本和原材料能源等高度依赖的特点，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已经牢牢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既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最新数据），同时外部世界也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动力源头。当今，中国内需市场还没有完全被调动起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将长期保持高度关联的态势。即使未来中国内需大市场完全开发出来，中国经济也已经是义无反顾地走进世界。中国经济的开放性和外部经济相关联的特性已经使得中国的商业利益全球化，中国的经济边界已经到达世界各个角落，因此针对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特点，我们急需建立强大的海洋力量，必须拥有正当的海洋权力，来捍卫我国的商业船只、贸易船队、产品进出口和能源输入，一支适度的强大海军对中国的现代化大业甚至对中国崛起的整体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的不是全球争霸式的海权，我们没有这样的实力，也没有这样的国力，同时全球的海权极有可能让中国在军事力量建设上过度投入，实为不可取。中国需要的是一支适度的、适中的、防御性的，但是能够保证中国经济安全、商业贸易和能源运输的海上力量，尤其需要集海陆空权为一体的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以保证中国经济命脉不致于被人掐断，以维护中国巨大的海外商业利益。根据现在国际社会丛林规则、大国均势规则依然在发挥作用的情况，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主要还是依靠中国的军事实力，如果我们简单地依赖国际法和联合国的话，就可能在真正冲突来临之际面临孤立无援的困境。同时，我们发展中国的海军力量，也必须将中国的海洋战略意图清晰化，作好与国际社会的沟通，特别是作好与美国和东盟的沟通，并且认真研究国际海洋法的相关国际条文和公约，培养出相当一批精通海洋国际法的专家。面对人类文明逐渐演进的后现代化规则和普世文明规则，我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展海军力量的同时，应该注意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文化吸引力和道德感召力，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国际沟通手段，努力营造与世界接轨的中国新形象，努力展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而绝不是西太平洋的一个新兴霸权。如何在发展海洋军事力量的同时，不引起中国与美国的冲突，不引起中国同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体系发生较大的摩擦，如何向国际社会有效地传达中国发展正当的、自卫的海洋权力的合理性，并综合运用中国文化软实力和道德感召力来赢得世界公众和世界舆论的理解，如何在扩军的同时能够并行不悖地考虑到现代国际法的文明规则和后现代规则，对中国而言，都是全新的课题。因此中国海权和海军的发展是一个多学科、多领域交叉结合的综合议题，需要军事理论专家、海洋地理学家、海洋经济学家、国际政治学专家、国际公关策略专家、人文社会科学家通力合作，这将是事关中华国运的重大课题，必将是未来一代、两代人要完成的重要历史任务。崛起策将在下一策论中继续尝试探讨中国该如何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和多规则共同运行的国际社会中成功地实现中国人海权的梦想。

关于中国海权论，还存在着一些常见的认识误区，笔者尝试解答一些关于海权的观点和看法，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1．有一种看法认为海军是一个花费甚巨的军种，因此国家有限的财政资源不应该过度向海军倾斜。

解析：海军的确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科技含量很高的军种。但是根据海军花费昂贵就认为国家不必向海军倾斜的观点是错误的。倪乐雄教授在《海权与中国发展》一文中第四节“关于建立强大海上力量的成本问题”非常精彩地批驳了这种看法，他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危险的，满清王朝正是在海军投入上挪用海军军费750万两，并且在其它奢侈工程上浪费白银1000万两，而对海军军费则是极尽敷衍塞责之能事，最后在甲午中日海战战败后中国连本带息共赔款6亿两白银，还不包括中国割让辽东半岛，以及割让台湾带来的百年国耻，以及中国由于中日战争的失败带来的清政府的合法性全部丧失和国家之后陷入的毁灭性内乱。一战之败，对中国国运走向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我记得当年观看《走向共和》的电视连续剧后，受到很强烈的震撼。北洋大臣，相当于总理级别的李鸿章居然不得不靠溜须拍马、讨老佛爷开心，以使得她龙颜大悦可以开恩拨出一点海军军费，让年轻的中国海军可以购买速射炮和炮弹。而主管户部、对现代海军和外部世界毫无了解的翁同龢只是从朋党内斗和省份扩权的角度来定位北洋海军的发展，在他眼里李鸿章扩军扩的就是李家军，发展的就是淮军势力。当李鸿章度支海军军费的计划在翁同龢的阻挠下彻底失败后，李向翁痛心疾首地说到：“平时你们都说这些（海军、炮舰）是‘雕虫小技’，不足挂齿，可是一到战争来临，你们又高呼敌军兵器的‘变换神奇’，大清国要常备不懈呀！”我想，经历了近现代百年历史经验教训的中国人应该完全明白这个道理，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把我们自己的国防实力建设强大了，我们才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们今天依然要警醒，要有极强的危机感，中国海军不强大，中国海权一天没有确立起来，我们一天就难以安心，我们就会忧心忡忡，我们依然要疾呼：人民共和国要常备不懈呀！

2．有观点认为，中国发展海军和海权会走苏联的全球扩张的老路，会导向中美全球海域争霸，从而将中国的经济拖跨。

解析：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海权的发展的确是和经济体制紧密相连的。苏联发展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其经济的低效性和资源的无效配置很难衔接得上海洋业的发展，而且苏联本身就是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国家，国家纬度偏高，发展海权非常困难。一种落后和无效资源配置的高度中央计划的体制是和现代工商业所促进的海洋经济和海权是完全格格不入的，苏联的经济能力和海军野心完全不对称是苏联被拖跨的重要原因。同样，中国历史上海权的昙花一现 —— 郑和下西洋也不是偶然的，建立在封建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体制是无法推动持续发展的航海业的，因此永乐大帝断绝海运既是眼光狭隘的问题，也是经济体制与海运完全不相符合所造成的。中国今天的经济体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和商品贸易经济，持续不断的海外贸易量和商品经济容量是促进中国海权不断发展的源源不断的财力，同时海权又是保卫和促进商业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海权是正相关的关系。另外，中国追求的是防御本国的经济运输链条和能源运输链条的海洋防卫权，并不着眼与美国全球争霸，因此不存在中国经济被拖跨的问题。相反，外向型的经济体，一旦贸易运输线路和能源进口线路被封锁，才是最大的威胁，反而可能导致本国经济被拖跨。

3．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战后的日本和德国并不具有全球范围内的海权，事实上德日选择了一条将本国海运安全托付给美国的作法。因此这样的观点认为，选择一条将自身海外贸易安全托付给超级大国的作法，可以免去军事上的过度投入，也可以避免和超级大国的恶性对抗，同时依附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一样可以成为成功的世界经济强国。德日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解析：这是一种非常糊涂的看法。德日将海运安全交给美国，而且国内没有核力量，皆是因为德日两国是二战的战败国。双方在军事上已经被剥夺了完整的军事发展权利，日本还被剥夺了完整的国权。尽管德国的防务现在已被纳入整个欧洲的防务体系，但是欧盟在防务上依然没有取得完整独立的地位，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欧盟依然是隶属于美国的军事力量，而美国依然是领导，承担欧洲各国海运的安全。德日的地位因为在海洋力量上对美国存在依附关系，因此美国人对全球局势的理解是美国保护了德日的全球安全，因此美国一旦在战争中和反恐冲突中陷入财政困境，自然就会到德日两个大“银行”里去取钱，而德日则是乖乖地将大量的“保护费”送到美国手中。美国一缺钱，就会找自己的“提款机”，这非常类似黑道上的老大索取保护费用，一边是收得有理，一边是交得情愿。日本在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的恶果在1980年代的美日冲突中充分体现了出来：一个没有完整国权和独立防务的国家，一个将自己海运安全和经济命脉完全交在别人手中的国家，无论经济科技如何发达，在对手的逼迫下，一签广场协议实现日元升值，二签巴塞尔协议被迫按照美国的计划实现银行改革，日本经济命运因此注定了走下坡路，而之后则是美国经济新技术革命和互联网络革命的士气如虹的十年。

在欧美剧烈的经济、贸易和政治冲突中，欧洲人并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美欧同属于一个国际价值观体系和军事同盟，但是美欧经济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和重合性。当美欧都迈向资本主义最高级阶段——虚拟货币经济时代的时候，一场美欧货币战已经是如箭在弦，美国如何维持自己遥遥欲坠的美元霸权的地位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在国际经济中维持自己的独超地位。而这里必须考虑到的一个因素是：美国面对欧洲有一个巨大优势，就是美国全球的军事优势和美国全球的海权优势，当欧洲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防务系统的时候，欧美之争就决定了美国掌握了欧洲的“阿喀琉斯之踵”，未来美欧的货币之争必将愈演愈烈，美国将使用何种手段对付欧元将是特别耐人寻味的话题。

而中国作为二次大战的战胜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东方大国，我们的防务体系当然不能和战败的德日相提并论。我们老一代的领导人以其巨大的战略魄力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立的精神，使得我们在冷战中既不是苏联体系中的东欧，也不是美国体系中的西德和日本，而是真正成为世界独立的一级。无论毛犯了怎样的错误，但是他给予了一个民族精神上的重生、独立和自信，而这种独立精神是最弥足宝贵的，过去靠这股民族精神我们赢得了民族真正的自立，改革开放我们也靠这股精神赢得了国家经济的崛起，将来我们建设独立的海军也同样离不开这宝贵的独立精神。我们需要的是强大的中国经济，和保卫自己经济建设果实的独立海洋防卫力量，“我们不把刀剑架在别人的脖子上，但是必须能够把别人架在我们脖子上的刀剑隔开”（倪乐雄语），我们既要与全球化的经济融为一体，但是又绝不在战略上臣服于任何一个强权，也不打算交给任何人“保护费”，也不允许任何人拿海洋通道来讹诈我们，就如过去我们老一辈的革命家打破美苏对我们实行的核讹诈一样。因为民族独立的精神通过毛时代已经融入了我们现代中国人的血液中，这点绝不会改变，而且必将代代相传。

4．在现代国际文明体系中，中国还有必要大力发展海军吗？

解析：绝对有必要，笔者本篇分析的国际社会运行的四种准则正说明了：只要人类社会一天还存在丛林规则和弱肉强食的因素，只要康德的“永久和平时代”还没有来临，我们就不能放弃自卫建军的权力。我们不能作当代的“宋襄公”，此君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那样一个完全由丛林规则主宰一切的时代，居然鼓吹“仁义”战争，要求作战时不能偷袭敌人，不能使计谋，不能杀老弱病残，还美其名曰“君子不杀二毛”，最后为了一个“君子”的称号而使军队遭到惨败，差点亡国，贻笑列国。

今天的中国固然应该有人类远大目标去推动文明进程的进步，但前提是我们能够保卫自己安全和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维护国际和平和正义，才能真正有能力和实力去提升人类的文明规则。正义没有力量的支持就无异于空谈，当自己的命运捏在别人手中的时候，谈什么都无济于事。

5．有美国学者在与中方学者会晤的时候，曾反诘中国人：考虑到中美两国经济贸易利益是相互渗透、共存、共生、共荣的，中国经济利益受损也意味着美国经济利益受损，那么美国有什么理由要遏制中国？美国有什么理由会从海洋通道上封锁中国的商品贸易船只？

解析：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甚至可以深入专门讨论。有研究中国能源安全的学者分析美国的国家行为时指出，除了1993年的搜查银河号事件，美国从来没有对中国的商船和贸易船只以及能源运输实施过封锁、禁运和敌对行为，因此根据美国既往的国家行为可以推断美国的行为是一致的和连续的，就是要维护世界自由市场经济贸易体系，而不是破坏这个有利于自己的体系。

考虑到中美经济共生体的现象，我们可以深入地问下去：美国封锁或是攻击一个融入世界市场的市场经济国家，是否会破坏美国自己设定的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体系和盎格鲁· 撒克逊人特别钟情的全球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美国打击中国的经济，是否是在打击自己设计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是否会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用通俗一点的话说：会不会杀人一千，自损八百？

的确，朝鲜战争结束后，大国之间没有直接交过手，因为大国之间的核均势防止了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另外，越战以后，美国进行的战争都是针对中小国家和没有融入世界市场之间的国家（比如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美国没有和另外一个市场经济大国交战，因为推进世界自由化的经济体系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但是中国的崛起与美国在历史上面临的挑战是完全不同的，美国在二次大战中对德国和日本是生死之战，在冷战中和苏联也是“零和游戏”的全球争霸战，而战后的德日则是依附美国的安全保护而成功跻身为世界经济和科技强国，是全球体系中美国的盟国。而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既非二战前的德日，也非冷战中的苏联，也不是二战后依附于美国的德日，因而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是最难判断的一个国家，非敌非友，亦敌亦友，可敌可友，双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差距很大，但是在经济利益上却融合得很深；双方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但是在国家目标上中国却很容易被美国视为霸权的挑战者。在这样一种空前复杂的格局中，究竟是双方的共同利益能够防止双方的冲突，还是中美冲突不可避免，这是我们现在很难预测的。但有一点可以预测的是：仅仅凭着中美是全球化的共同推动力量，中美双方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中美成为经济共生体，很难判断出美国是否会威胁中国经济通道和能源运输。相反，历史事实证明了，美国在国家经济利益受到本体系内部国家的挑战和威胁的时候（德国和日本），美国总是使用违反现代市场经济的手段去压服别国（西德马克升值和日元升值），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世界自由贸易体系从来就是强者需要自由的时候就高唱“自由贸易万岁”，强者需要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时候就采取非市场经济的政治霸权手段。谁能担保美国在对中国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打算落空以后，不会采取其它手段？尤其考虑到中国不似德国和日本，美国单纯的运用体系内的霸权手段是无法对付独立的世界经济大国——中国的，谁能担保美国不会在中美贸易冲突千钧一发的时候暗示中国的海权仍然掌控在美国手中？看看海峡两岸波涛暗涌的危局吧，台独基本教义派正蓄势待发，妄图利用中国2008年主办奥运会的时机实现所谓千载难逢的独立建国；美国正在为日本松绑，鼓励日本发展海洋防务力量，如果我们只是寄托于中美具有巨大共同利益就幻想美国放弃遏制中国，那未免太过幼稚了。

当然，中美经济利益的相互渗透是好事情，是我们可以合理利用的资源，将中美的利益逐步实现战略捆绑，但是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危险，我们就应该作百分之百的努力。正如人类对待飞机这样的空中交通工具一样，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安全隐患，人类依然会竭尽全力去改进飞机的安全。这也是当前中国海权的写照，我们哪怕有一万个有利的因素，但是只要战略上我们存在被封锁的危险，我们就必须去改变，争取将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无论美国有没有封锁中国海洋和能源通道的意图，但是只要美国有这样的能力，就会让我们在国家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中国人特有的独立精神使得我们必须正视海权这样一个事关国家命运的问题。

如果关于海洋战略的大方向能够得到基本统一的话，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中国在当前的国际文明体系中如何能够平稳实现海权，又不会招致西方世界联手抵制中国以及引起国际社会的疑虑了。笔者将在下一策继续讨论中国的海权问题。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7年9月20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在阅微堂上发表了中国崛起策28篇文章和4篇崛起策副文，并根据网络发表文章改编出版了《中国崛起策》一书。如果引用《中国崛起策》文章段落和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