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II学术感言
勿庸置疑，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上升时期。处在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所坚持的经济发展、和平崛起的总体策略到现在为止看来是正确的。中国对内积极进行经济结构的改革，对外努力谋求一个善意的国际和平环境，从而实现了中国经济爆发性增长。而立处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经济成功的影响自然被放大到整个世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第一次释放了其全球影响力。
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性历史阶段，在我们看到国家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上升的同时，我们更加关注内政体制的改革。其实中国的精英界早就明白这个道理：经济体制的改革必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日益落后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从今天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来看，尽管中国处在总体国力巨幅上升时期，但是国内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讨论却让人乐观不起来，许多批评的意见和悲观的预测让我们看到一幅奇特的画面：中国经济在年年高速增长，但是国人的危机感却也在节节升高，看看互联网络或是主流出版物上的文章，我们都能读到很多充满危机感的评论意见。
为什么在世界发展的新增长极中，该国国民本身却是忧心忡忡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虽然实现了现代化的跃进，而整体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却远远没有跟上经济的发展，于是权力资本的贵族化、精英化和利益集团的凝固化就成为中国未来发展路上可能的重要障碍。事实证明，国人的忧虑是有深刻社会政治基础的，在大历史发展前行的轨迹中，中国是向上提升、建立具有现代品质的社会政治体制制度，进而实现“中国复兴成为文明世界的枢纽国家”的光荣与梦想，还是向下沉沦再次陷入中国封建社会和中央帝国兴衰的历史循环中，取决于我们今天的作为和历史责任感。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的确是世界上最善于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生产率的民族，仅仅是经济系统的部分开放，同时在体制束缚却广泛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却实现了长时间的具有活力的增长。考虑到中国整体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在社会政治体制改革远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中国却能取得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长时间的高速发展，可以说，中国人本身谋求发展的能力是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然而中国人本身之聪明与优秀并不能必然保证中国的成功，两千年的帝国历史就已经证明：中国人卓越的经商才能可能在庞大的、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的干扰下被迫打断自我形塑和自我参照的逻辑，而成为行政权力的依附力量，最后结成密不透风的官商一体的体制，商品经济和中国人的商业精神最终在密如蜘网的行政权力、关系网络和权钱勾结下夭折；中国人个体的智慧堪称世界领先，然而行政权力对教育系统和科学系统的强力干涉使得中国始终没有形成独立自治的现代教育体系和现代科学体系，这使得中国虽然在文明世界中最早采取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但却始终没有建立符合现代逻辑的大众教育体系，而中国人独特的创造能力和高超的技术水平也没有能够通过现代的科教体系充分发挥出来，因而未能率先引领文明世界进行科学技术革命，科学界的“李约瑟之谜”成为中国人永远的痛。历史和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明白无误地昭示：依附于政治的经济最终不是经济本身，而是政治干预下扭曲市场规律的官办经济；依附于政治的教育是权力干预下的教育，是自身规律和逻辑被中断的政治教育；依附于政治的科学是权力垄断下的科学，科学一旦失去按照自我规律形塑发展的可能性就只能成为一个依附者，而不能为社会能动地提供现代科学知识；依附于政治的司法只能是权力干扰下的司法，于是法律系统失去了自我形塑的可能性，进而不仅不能为人民提供法治下的稳定预期，反而成为权力的代言人，使社会失去了稳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依附于政治的艺术也只能是政治艺术，而不是艺术本身，艺术本身对世界的观察和描述需要一个自我运行和自我参照的封闭循环系统，任何政治权力干涉艺术的发展，都是对艺术自我形塑逻辑的干扰，从而使得中国很难具有世界级的艺术作品和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依附于政治的体育也不是真正按照体育规律自我运行的体育，当外在的因素而不是体育内部的逻辑决定体育规则时，体育长远的发展就堪忧了，当前对于中国足球内部选拔机制的探讨就显示了中国体育距离一个自我形塑的自治社会系统依然相距甚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先行，政治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使得中国的市场从一开始就面临权钱结合，形成利益集团的困境，同时金钱作为经济系统中的媒介开始干预其它系统，使得中国社会面临两个层面的体制危机：一是从中国历史和人类普遍历史而来的社会“权力化”和权力干预各个功能系统所带来的危机，二是由于货币侵入其它系统带来的社会“商业化”和“货币化”的危机，在市场经济体制内我们当然需要真正的商业化，但是当商业化的逻辑跨出经济系统而干预其它系统内部的自我运行的逻辑和编码时，危机就立即显现：金钱可以购买权力和官位；金钱可以左右司法审判；金钱可以决定教育内容；金钱可以决定科研方向；金钱可以事先操纵决定一场球赛的胜负……。当权力和货币运行的逻辑侵入其它一切社会系统时，我们就发现中国的教育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中国的科学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中国的法律也还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中国的经济也不是一般普遍意义上的现代经济，当然中国的政治系统也有别于普遍意义上的政治系统。
在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从宏观和战略意义上梳理中国的核心问题，并提出符合中国国情并切实可行的改革之路。党的十七大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宣言，如果我们细心去阅读其中的含义，我们就会发现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已经是中国的共识。关键是如何去改，能否在各项改革齐头并进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的指导方案，这却需要各方艰苦的探讨和自由的求索。希望崛起策II系列能够提供一个探讨的平台，真正为国家万世之太平而谋求渐进改革之道，能够为中国的民族复兴作出实质性的贡献。另外笔者必须提到的是，在中国面临向上提升和再次跌入历史治乱循环的两种可能性中，笔者坚信中国必将向上提升，虽然我们问题很多，体制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但是中国向上的力量大于向下的力量，在社会总体力量的求和中，一个中心的矢量是指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方向的，希望我们这次牢牢抓住历史良机，促进中国的和平体制转型。在中国崛起策II系列中，笔者将主要运用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 • 卢曼关于功能分化社会理论的观点来探讨中国现代化的改革路径和宏观发展方向。其中，前三策将集中探讨功能分化在西方的形成和中国为什么没有在历史上发展成为功能分化的社会；在接下来的策论中笔者将按照卢曼的理论并结合西方其它社会政治学派的理论来介绍现代化社会中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法律系统、教育系统、科学系统、艺术系统、体育系统和宗教系统等，之后将结合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逻辑来探讨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功能分化之路，最后的讨论将着重涉及法治国家建设和民主政治课题等。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和引用中国崛起策II系列文章。如果转载中国崛起策II文章或引用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呵呵，刘先生，好久没看你的新文章了，小有遗憾，没抢到沙发！
拷贝回去好好阅读！
期待刘先生的新作^_^
总算看到期待中的崛起策新的文章了，心情真是激动，每次看到作者的文章和网友的讨论都收获不少，真心祝愿崛起策II在鼠年有数不尽的网友参与讨论，同时激荡出数不尽的新观点！
非常高兴 看到刘先生二期文章正寺式开始，也期待各网友把认为重要的好文章，相关的，链接或贴过来，众人拾柴，让老刘的文章内容更丰富，为中国的崛起做更大贡献。感谢刘涛！
多谢chris的热情鼓励!
尽管一直说有耐心等待。但我还是忍不住在大假结束后的第一天就打开阅微堂。非常有幸，看到了先生的两篇文章。刚读完感言，还没有看另一篇正文。不过这里有一点小小的想法想和先生交流一下。个人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或者说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东方文化不太强调信息界定的准确而更注重信息传达的可理解性；不太强调事物之间的绝对区隔而更强调各种事物自身的本质特征；不太强调边界在哪儿而更强调中心在哪儿。譬如说什么是诗？西方人可能会这样说：诗就是用简洁而有韵律的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文学形式。东方人会怎么说呢？东方人会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就是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就是诗。《说文解字》中对诗的定义是：诗，志也。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定义是漏洞百出的，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解释更具有可理解性，更切中要害。罗唆了这么多，回到崛起策来。先生这篇文章是在为“功能分化的社会”这一理论作铺垫。我在崛起策I中对这个概念已有所了解，个人认为是极有价值的理论，对先生以此作为整个崛起策II的理论支柱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我想探讨的是，功能分化这个概念或许不能绝对化，在人和社会的复杂性面前，将一个个的功能系统严格区分开来可能是不现实的——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必须是功能分化的，但功能系统之间的区隔并不是绝对，他们必然还会存在交叉渗透，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作一个比较粗暴的划分的话，我认为，每个功能系统有80％的独立，就算达到功能分化的目的了。这是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
我想表达的第二个观点是：既然各个功能系统之间是彼此有联系的，那么可能也有必要对这种联系加以梳理，而不能完全任由这20％处于不可知的状态。东方人是喜欢用类比来说明问题的。根据自己所处的领域，我也来类比一下。我要举的例子是软件开发。一个简单的知识是：好的软件应该是模块化的，也就是一个大的系统应该有各个独立工作的子模块组成。每个子模块都负责整个系统的一部分工作。各个模块之间最好是松耦合的关系，也就是说理想的情况下一个模块的改变不会对其他任何模块造成影响。——和功能分化的概念有点类似吧？模块和模块之间通过规范的接口进行参数传递，实现相互支撑、调用和信息传递。相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软件开发是很规则化很死板的东西，但就是这样，我们也只能实现松耦合而不是不耦合，绝对没有影响其实是不可能的。由此，我想到了，社会形态中的各个功能系统是否也是如此？既然他们必然是相互联系的，能不能也使他们的相互联系规范化、显性化？不是拒绝他们的相互作用，而是让他们的相互作用变得可控。例如各个功能系统都需要行政、司法系统保障其正常运作不受到非法干扰，都需要经济系统作为其经济基础。行政、司法系统也需要经济系统的支撑，而经济系统可能需要艺术、体育、宗教系统为其提供经济增长的动力……诸如此类的问题正显示了他们的复杂联系。如何将这种联系进行梳理并引导其走向透明和可控或许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天涯孤舟，你好，你能把东方的思维方式与西方社会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比较，并且结合诗歌来谈，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受益很深.在崛起策II阶段的写作中，正有这样的计划，结合我们民族的历史传承、历史传统、宗教观、思维世界、哲学理念、生活态度和民族精神气质等来探讨功能分化社会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和在中国面临到的主要思想和思维方式障碍（并不仅仅是制度的障碍，相较于此，我更加看重思想领域和思维世界可能带来的障碍）。对于你所提到的功能分化的系统理论不能过于僵硬的理解，这是正确的，世界上没有完全能功能分化的国家，即使西方国家也不可能100％的功能分化，我所谈的也不是理想主义，而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手段，这里必须要注意的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有定律和规律，1+1只能等于2，这没有反驳和批评的可能；（a+b）²的平方等于a²+b²+2ab, 这也是勿庸置疑的。但是社会科学则是发现社会的一般规律，而一般规律则是可以举出反例和不同情况的，比如说我们发现了“发达国家多是福利社会”这个规律，但是会有人反驳美国就不是福利社会，美国有3000万人到今天都还没有医疗保障，但是我们必须判断哪个是社会的总体趋势和一般规律，哪种论述却是小概率事件和例外，否则任何社会规律的把握都不可能；比如我们说“当代工业化国家多是民主国家”，如果有人反驳说“新加坡就是例外”，但此反驳却不能改变对社会一般规律和社会总体趋势的把握；又比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规律是学界公认的对社会规律的把握，但是我们非要找到一个企业并非是以剩余价值为取向的、仅仅以从事慈善事业为主要目标的企业，也一定可以找到，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来否认剩余价值的一般规律。功能分化理论也是这样的，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我认为其对社会规律的整体把握超过了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世界社会学巨匠的有史以来对社会规律的探索，但是功能分化理论不是僵硬的、教条的，并不是100％的实现，这点你说得很好。但是对于社会一般规律的把握来看，我们的确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发现了独立分化的、功能自治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法律系统、科学系统、教育系统、艺术系统、大众传媒系统等，这是非常重要的判断和对社会一般规律的把握，正因为我们能够大致划出社会一般功能分化的领域、才有可能真正把握现代社会的总体趋势和中国现代化上的障碍和我们努力的改革方向。我认为这一点的说明是非常重要的。
卢曼关于功能分化系统理论不仅仅是分化，也有系统相互结构藕连的重要论述，事实上，现代社会功能系统分化越细密，联结反而就越紧密，相互索取信息和配合就更加具有高效率，但是联系是有明确分界的，结构藕连是以内部的封闭性操作为基本前提的。卢曼的理论精彩之处在于非常准确地说清了系统高度分化和高度藕连、系统操作高度封闭但是认知系统却高度开放的超级复杂的现代化功能分化社会。崛起策II第三篇将是一篇关于概念和精确定义的一篇，大家读了一定会对现代化社会有更加深入的立体型理解，而且也会发现我们思考到的问题卢曼都已经思考到了，这才是卢曼理论最具有迷人魅力的一面。用软件开发的子系统来类比功能分化的社会系统，非常精彩，有非常类似之处。敬请期待崛起策II的第三篇文章。
我看到了中国崛起策的新作,带回去,仔细阅读.
看了第一篇的中國崛起策和天涯孤舟與劉先生的對話，實在感到獲益良多。同時也很感恩我國的知識份子正在為國家前途如此認真、務實和努力地思考和探索。
對於天涯孤舟功能分化的社會的分析，我很同意。我是工商管理出身的，在企業管理中，我也看到與功能分化的社會很類似的情況。一個企業本身，已經是一個功能分化的實體，甚至一個大企業已經可以說是一個小的功能分化社會。
企業的功能分化的原因和過程，比社會的功能分化來得更直接、直觀。
企業界所謂的功能分化，簡單以言，就是分工作業，透過分工合作，達至規模經濟效益。西方企業開始進行功能分化，要追索到阿當．史密斯的＜原富＞。在工業革命之前，西方的工業還是停留於小作坊的階段，談不上功能分化。直至阿當．史密斯著作＜原富＞中，談到應透過分工作業，拆細工作流程，讓每一個工人不斷而專注地從事同一件簡單的工作，不單省卻了大量從一個工序轉換至下一個工序所花的時間，更能令工人因為重覆與專注，而大大提升其於同一個工序的經驗值。此後，西方工業界受到＜原富＞的理論的影響，逐漸進入了大規模分工作業的大工廠時代。實際上，工業革命不單是生產技術上的躍進，更是生產流程制度上的躍進。
當然，企業界的功能分化，着眼點是成本與操作者熟練程度的問題。而社會的功能分化，雖然都能得益於以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專業分工能限制權力過大所導致的私利侵害公利問題。不過，社會的功能分化的效率與成本考慮，也不是可以完全忽視的，甚至可以說是一個直接影響國家整體競爭力的因素。
在效率與成本方面的考慮，有關社會的理論其實是可以直接借鏡於企業方面既有的理論。
西方工業界的功能分化故事，其實並未結束。後來，到了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企業的過度的功能分化開始出現問題。戰後西方國家和小部份西方以外的發達國家的經濟迅速成長，大量的企業也隨之成長和擴張。規模的擴張意味着功能分化的進一步細化、深化。但到了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過份的功能分化出現了物極必反的結果，規模竟變得不經濟。回應阿當．史密斯的規模經濟理論，規模不經濟理論亦應運而生。一些簡單的工作，例如信貸批核，如果由一個人包辦，只需要１．５小時就能完成。但在功能分化的原則下，由四個人分別完成以上工作的各個環節，由於排隊、「文件旅行」等問題，這樣一件原本只需１．５小時完成的工作，竟需要花掉７天的時間！
後來，＜目標＞(The Goal)、＜企業再造＞(Corporation Reengineering) 等著作應運而生，西方不少企業專家為改善工業流程而花了不少時間與心血，當然，他們不少人也因此而賺進了不少的鈔票。有一段時間，我們常常聽到某某企業要進行企業重組、資源增值，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改革過程。
今天，一家中型以上的企業，他們的組織圖，往往已經不是像傳統那樣單調的會計部、生產部、人事部、營業部、行政部，等等。我不是說，今天的企業，已經不再分工。相反，現在它們是更加複雜，他們內部存在更多的協調單位，例如很多的跨部門的準部門、能調動多個部門的資源的項目經理，等等。
我國在功能分化方面仍然在進展中。或許，有一天我們社會的功能分化也會出現物極必反的現象，介時，我們就會需要大量通才 – 不一定是精通每一個方面的人才，但一定需要大批各自了解多個而不同的範疇的人才。例如教育界需要一些同時了解業界需要和教學局限的人才；黨宣傳部需要一些同時了解政治需要和文化發展的人才，等等。(千萬不要盲目地認為藝術就是藝術，完全不必考慮政治需要、不必考慮對社會的影響。就如美國的荷李活電影，儘管他們有言論自由去反對伊拉克戰爭，但他們絕不會宣揚鼓吹五十個州分而治之的分裂祖國的錯誤思想；又如日本的動畫和漫畫，他們可以提倡與右翼勢力相左的反戰、和平理念，但言論再自由，都絕不會質疑天皇存在的合法性。藝術不應過份服務於政治而失去自我，但並不代表應該完全不考慮政治和社會的需要，盲目攻擊國家賴以統一的精神支柱和理論準備)
期望國人能在這個方向多作思考和探索，國家不單需要在宏觀層面思考的人，更需要每一個個體就自己的事業發展，作出能配合國家發展的決擇。
Esmond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所作的阐述也是区区受益良多。从这里，我想到了华为公司的纵横制管理。一个员工既要服从于以地区为单位的横向管理，又要服从于以部门为单位的纵向管理……企业管理的确可以在一些方面给社会学探讨提供参考。
Esmond网友，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很高兴看到你的留言。希望看到你常来阅微堂讨论。
不过要指出的是企业内部的流程分工和社会学谈到的功能分化是有很大区别的，可以进行某种类比，但是卢曼的概念是有非常严密定义和区分的。企业内部的分化是流程分工，或者说是职能分化，是经济系统内部和组织内部的分工，在各个大系统内部（政治、司法、经济、教育等）都还有程序上的分工，这和系统间的功能分化是有基本差别的。功能分化的社会学概念，逐步在学界形成共识，在现代化社会中，政治是不能干预法律内部的封闭性操作的，因为政治家对严格构筑、自我行塑的庞大的法学体系无法真正的完全了解，如果硬要干预，一定是外行指导内行，会破坏系统内部的运作和自我行塑；同理政治干预教育的结果也是这样的。系统间也存在软藕连、硬藕连和结构性藕连的紧密联系关系，这个我将会详细介绍。详细我在阐释清楚后，对中国改革的方向和面临的问题就会清晰化。
完全同意tliu的观点，企业的职能分工与社会学上的职能分化，我也理解为是两不同的概念。在工业化阶段的企业管理中，正是基于工序和分工，把企业塑造为“金字塔”结构。如果类比的话，企业职能分工形塑的企业结构与阶层分化时期的社会结构相似。
20世纪90年代以后，企业再造（BPR）是企业管理的新概念，主要是因为IT技术（ERP、互联网等）的大发展，是技术进步推动和改变了企业管理和企业结构，可理解为新技术引起的，经济系统（社会学范畴内的经济子系统）的自我形塑。
Esmond网友期望的，今后不仅需要专才，还需要更多的通才，也是完全正确的。就比如说，张先生是一个企业管理者，他懂得财务知识、流程管理、项目管理、ERP技术、运作管理等多方面的技能，可理解张先生是一名在企业管理领域的通才。因此，张先生可以凭借其企业管理的特长，在大企业取得一个CEO的职位，（在经济系统内“卖”自身的管理才能）。
但是，张先生还可以凭借自己在管理领域的知识和经验，去大学里谋求一个讲授企业管理课程的岗位。但这时候，张先生的角色变了，他要想成为一名教师，他就得遵守教育系统的规则或编码，付出新的努力。不能因为自己是CEO就可以自动获得“大学教师”的身份，也不能因为自己可以掏出500万买一个教授的身份。
我倒是觉得Esmond用企业发展和社会发展进行类比，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当然这个比较并不是一一对比。在这里，如Esmond讲的，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而不是再把它当作社会的组成部分来研究。
在企业发展的开始阶段，可能只有十几或者几十，甚至更少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领导可以主导人事、研发、销售、维修、生产、后勤等全部的领导权。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少数几个人的领导方式，已经无法让企业继续发展，甚至会让企业倒闭，所以企业内部就开始了职能的分工。原来掌握在少数几个人中的绝对权利，被分散到各个部门，企业通过聘用专业人才来保证各部门的正常运作。相对社会系统，企业内各个部门之间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地位的平等'：本部门内部的发展基本不受其他的部门的直接干预，象LiuTao说的‘外行指导内行’，是要极力避免的：例如做销售的不能干预技术研究；管人事的不能敢于财务，等等。这和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非常相似。
企业由于其规模较小，发展速度要比社会发展程度要快的多。企业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在社会发展中也可能遇到类似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将企业发展和社会发展进行对比，对讨论社会发展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很现实的借鉴意义。而且象Esmond提到的企业中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问题，也广泛存在于包括西方社会的现代社会系统之中。每个系统之间都有自己的准则和规范，但单纯的遵守这些行为准则，有时就会出现许多可笑的扯皮事件。举个例子，一个穷人的小孩上学，为了交纳高额的学校费用，向国家申请经济支援，为了得到国家的贷款，他所需要同时与教育系统和经济系统打交道。教育系统说了：你可以上学，但前提是你必须得有相应的经济保证；经济系统规定：为了保证国家的贷款不被滥用，申请奖学金的人必须是在校学生。这样一来，两个系统的规定就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两个系统在制订相应规定时，往往缺乏与相关系统的沟通。而规定一旦被推出，就必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就必须被遵守。如何解决各个系统之间缺乏沟通的问题，在今天还没有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
劉先生，多謝你的回覆！其實我一直有追看中國崛起策的，每一策都令我獲益良多。而只要遇上我能發揮的題目，我也定必抽空參與討論，與眾共謀祖國復興大業。
也感謝天涯孤舟、tiger_cbh和ydawei 的回覆，在下對社會學的認識不深，甚至很大部份是自從看崛起策後才開始有一點認識的。我只是提出一個新的角度，沒有大家的參與，恐怕這個新的角度是難成大器的。希望大家能在這個方向繼續深化探討。
ydawei 很確切地解釋了我想表達的意思。是的，社會方面的功能分化作用，首要任務是限制權力過大所導致的私權侵害公利。古時社會發展往往單一化，常常是某一個社會功能佔了社會整體的主要地位，有時是宗教（歐洲中世紀的天主教），有時是武力（騎士、武士勢力），有時是官僚系統（儒家統治集團），等等。這導致權力錯配，某單一的功能集團由於其自身的統治地位，錯誤地擁有干涉其他次要地位的社會功能運作的權力，導致社會上的次要地位的社會功能受到壓抑，不能有效發揮。功能分化的社會有助解決以上問題，這是最首要的任務。
誠如ydawei所講，我是反對不匹配的功能集團干預另一個社會功能的運作的，但是，功能分化社會亦存在弊端，就是「政出多門」，各不統屬，如ydawei 的學生申請經濟援助的例子，功能分化社會在極端的時候，亦會有固化的一面。我認為，功能分化是必須的，儘管未至於神聖不可侵犯的程度，但政治干預法律，經濟干預教學等仍然是不能接受的。
我的主張和劉先生的主張，基本上沒有分別，主要的分別，在於角度。劉先生的角度，在於權力的分配，即是到底政治功能應該有多少的權，法律政能應該有多少的權。應該歸於政治的權，應歸於政府；應該歸於法律的權，應歸於司法機關。當然，當中需要解釋的細節實在太多了，我不在此深入說明。
而我所著眼的角度，在於功能系統與功能系統之間的關節部位。我主張在關節部位設置協調組織，而這些協調組織，需要通才來主持。
感謝各位，我認為這個方面是重要的，是需要繼續深入、詳細探討。希望大家能在這個方向繼續舒發己見，集思廣益，謝謝！
Esmond所谈论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具有超前意义。这是在现代社会中，如Esmond所言，由于功能分化过于细致所带来的弊端。但是从今天中国的社会现状来看，中国还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具备‘功能分化’特征的现代社会。大家所关注的焦点是，中国社会如何才能尽快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对于Esmond所提问题的重要性，我毫不怀疑。但LiuTao崛起策2中所计划讨论的中心议题，我想大概应该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具体规划，以及中国社会如何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我觉得不太紧密。为了保证崛起策2能保持一个鲜明的主题，我觉得在2中应当暂时对这个话题不要给于过多的注意力。
什么是系統之間的關節部位的联系，应该是“新文化和新文明”为基础的制度建设。
无话可说，因为太精彩了。
人民政权的基本原理，就是选民能控制代表、代表能控制官员。选民能够真正有效地做到——选举和罢免代表，代表能够真正有效地做到——选举和罢免官员。而且，随着电脑互联网电视的普及应用，代表的权力必须更多地让位于选民。
《只有人民政权 才能救中国 才能发展中国》的文章。
请看网站——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5115
中国腾飞四大要点
严德贵
一、建立人民政权，让人民当家作主，彻底改变腐败落后的政权组织。
二、改革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宜公则公、宜私则私、重在效益。让公有制和私有制，都能扬长避短、良性发展。
三、实行法治监管到位的、自由规范的市场经济。
四、实行保障社会公平、促进社会效益、分层次的社会保障。
按照我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阶段，社会形态在各
个国家的表现不同，长短不一样，大致要经过两套模式：
西方模式：大致有五种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
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东方模式：大致有五种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农奴社会、权本主
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在两种相邻的阶段之间还有半......半......社会的过渡阶段
中国是属于东方模式，现处于半农奴半权本主义社会阶段。
中国古代有封建阶层，但没有封建阶级。
中国现代有资本阶层，但没有资本阶级。
因此不能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说来解释世界的问题特别是东方问题，
如苏俄制度问题，用马的解释，苏联建立至解体，资本主义社会→社会
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可笑社会形态还能开倒车，开了七十多年不
算，还搞无人驾驶（苏联解体时资本家都在墓地里躺着）。用我的学说
解释，苏联建立至解体，农奴社会→半农奴半权本主义社会→权本主义
社会，顺理成章。如新加坡制度问题，西方说他是社会主义，东方说他
是资本主义，这么小一个国家怎么会有两种抵触社会制度，一国两制？；
我的学说，他是权本主义社会，迎刃而解，合情合理。
资本主义的基础： 通过对无产阶级的资本的剥削来进行资本的增值。
权本主义的基础： 通过对无权阶级的权本的剥削来进行权本的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