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三十：二零零八，中国解构西方话语霸权
I “东方主义视角下”下的西方话语支配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摘录自马克思《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著名的美籍巴勒斯坦学者萨义德在其成名作《东方学》一书的开头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描述殖民主义者心态的传神之语，用来描述东方和西方的不平等关系：“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在早期殖民者对于非西方世界的看法中，东方作为相对于西方的定型化的“他者”形象并不具备主体的认识能力，东方人作为理性西方人的对立面，不仅不能对世界进行理性全面的阐释，也不具备理性认识和阐述自身文化的能力，因此他们是“失语者”，在知识和智力上都无法成为完整和正常的人，因此他们没有表达能力，更谈不上话语的构建，他们关于本身文化的认识必须经过西方的构建，才能被人类社会普遍接受。因此东方并不是一个主体，西方对东方的认识并不是建立在东方本体论的基础之上，东方人更不具有主体位格，因此东方人说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西方人说什么才算数；东方人在思考什么可以忽略不计，关键是西方人是如何思考的，才可以代表普世的看法；东方人的呐喊、愤怒和内心的感受并不重要，而西方人的情绪和情感才能真正代表世界的主流情绪（萨义德 1999）。
萨义德从小生活在巴勒斯坦，祖国的悲惨遭遇和民族空前的灾难让萨义德的内心充满着苦痛，他在美国学习了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后，逐步吸收了意大利政治学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关于“知识—权力—支配关系”的理论，创建了关于东方主义的庞大理论体系。葛兰西属于欧洲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依赖的不仅是暴力革命，而是更依赖于在精神层面上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后者在未来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为资产阶级对社会的统治和合法性的来源随着社会文明的推进越来越不依赖于简单的暴力统治和暴力镇压，而是逐渐依赖于一整套文化意义上的，对社会主流观念的塑造、引导和支配，通过精神文化的深入人心和心灵意义上的文明“教化”，资产阶级实现了文化霸权，被统治者在主流文化和主流观念的控制下，逐渐完成了反抗弱化和对统治阶层认同的过程。因此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以及颠覆统治阶层的文化霸权，是无产阶级面临的新任务(Gramsci 1971)。
应该说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是20世纪初期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和单纯的阶级观点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今天的社会。今天社会的多元化和阶级关系的弱化使得“阶级斗争”和“文化斗争”这些具有张力的词汇含有过多早期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色彩，因此对于葛兰西的理论进行批判性吸收是比较合理的选择。相比较而言，福柯关于社会精英通过话语主导而实现话语权的制定以及深层次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支配具有更深刻的认识论意义。在福柯的观点中，各种社会边缘群体是话语权的“弱者”，而话语权的定义者则通过一系列话语机制和定义主导权实现了对他们的牢固控制。难以想象的是，在主流话语语境的压迫下，弱小团体是多么无助，是陷入怎样深刻的压迫感中，是怎样在话语强权中被迫“失语”，成为现代文明机制中的被压迫者。萨义德正是吸收了福柯“知识就是权力”、“话语主导可以实现支配”以及葛兰西“文化霸权”和“文化主导权”的观点，并且借鉴了福柯进行考古学和谱系学研究的方法手段，进行了丰富的文献考察和文本研究，从而提出了东方主义的观点。关于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研究进而被称为东方学(萨义德1999；Gramsci 1971；福柯 2006)。
东方主义，说白了就是西方如何通过自身的想象、认知、剪裁和一系列的过滤机制，进而按照自身的需要构建出来的关于东方社会、文化、政治、宗教、民俗和人民的整体看法。通过对东方的想象和构建，西方将东方视为一个定型化的“客体”和“他者”，也就是通过建构“东方”来界定“西方”本身的存在和本位文化。正因为东方的存在，才有了“西方”这一说，正因为有了“东方文化”、“东方文明”这样的对立面，才能树立牢固的“西方文化”、“西方文明”的概念范围。进一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西方关于东方的认知加强了其本身的认同感和本位文化的身份确定。萨义德在大量西方文献关于东方的描述中（特别是早期西方人来到东方后的游记、传记、旅行日志和文学作品以及宗教典籍中关于东方的描述），发现了西方在对东方的描述中往往存在着一种猎奇的“赏玩”心态：东方遍地是黄金和珍宝，东方的集市上充满着香料的味道，东方的文化充满着神秘和异国情调，东方宛如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一样蒙着神秘的面纱；但是东方人又是非理性的，野蛮的，不具有正常人的知识和智觉，东方人蠢笨、无见识而又不懂得逻辑思维，东方的君主残暴而又无德，东方的社会管理混乱，东方是肮脏、混乱和无序的，在那片辽阔神秘的土地上居住的是一群异教徒 （萨义德 1999)。
萨义德在早期的典籍中所指涉的东方指的是今天土耳其经过阿拉伯国家到伊朗这片土地，在欧洲语言中，orient指的正是这一片地区，而不包含中国和印度。在萨义德后期的作品中，他将东方的范围加以扩大，进而涵盖了东亚和南亚的文明。其实我们今天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概念比如“东方”以及“近东”、“中东”和“远东”的看法正是以西方的视角来观察东方的结果：根据距离欧洲的远近，不同的区域被分成不同类别，“近东”是指距离欧洲最近的地区，比如土耳其；“远东”则是指距离欧洲最远的地区，比如中日韩。西方描述的东方其实不是真正的东方，也不是东方人自己认识的东方，而是西方构建和创造的想象中的东方，通过一系列的对立性的二元区分比如东方/西方、我们/他们、文明/野蛮、高尚/低下、基督徒/异教徒、理性/非理性、进步/落后等，西方树立了一个不同于自身、非我族类的“他者”形象，正因为这个“他者”的野蛮和无教养才能更加衬托出“我们”（西方）的文明和教养，正是通过这个他者的非理性才能衬托出西方的理性，正是因为这个他者的落后和低下才能衬托出西方的先进和高尚。“东方”的存在正是“西方”的对立面，正是构建了这个非我族类的全面落后和不道德的野蛮人形象，才能衬托出本位文明的永恒的优越感和道德感。而在殖民主义扩张的时期，对东方异国情调和财富的描述刺激了西方向东方和其他非西方区域扩张的过程，而西方认知构造的东方“野蛮落后”的形象也为西方的扩张提供了道义上的基础，先进征服野蛮，文明征服落后，这正是一种攻势文化和强势文化的逻辑（萨义德 1999)。
随着全球殖民主义的扩张和掠夺，“船坚炮利”固化了西方的优越感和文明中心主义，西方进而剥夺了非西方文明对自己文化和文明表述的权力，东方在西方持续的文化霸权下失去了文化自信心，东方的知识分子在对本国文化历史的构建、艺术创造、审美情趣和学术研究中出现了迎合西方中心主义的趋势。当创造并不是为艺术本身而创造，当一个民族不能按照本位的立场诉说自己的历史，而一切是为了迎合强者的思维习惯和思维逻辑的时候，东方主义就深刻展示出一种文化和话语权背后的权力关系。文化的霸权、对于东方彻底的“客体化”和“定型化”以及东方知识分子的自身失语和在殖民主义文化的语境之中的自身迷失，无非是体现了福柯的“知识—话语权—支配关系”的社会规律。在西方的东方主义的视觉中，东方是“客体”，而不具有“主体”地位，东方人也被异化成为“客体”，他们是无知、无识和让（西方）人无法理解的一群。“他们”就是“他们”，永远无法成为“我们”。通过人为的、主观的、以及西方所需的构建过程，西方完成了对东方的异化、物化和客体化。东方人在乎西方人怎么看待他们，而西方人并不在乎东方人怎么看待他们；东方人重视西方人的观点，而西方人并不在乎东方人的言说，这归根结底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支配关系，它产生于西方扩张和殖民的整个历史过程，并且随着西方在全球取得支配的优势地位而定型了一种全面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内在的支配逻辑（萨义德 1999, 2006)。
今天，尽管殖民主义的统治已经结束了三十多年，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步随着东亚的崛起而从大西洋两岸转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权力的对比关系，并将深刻形塑未来世界的新兴权力格局。但是支配了这个世界400多年的逻辑并不会在短期内完全改变，世界话语和文化的霸权垄断者并不会就此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殖民主义的结束和世界政治经济权重的相对变化甚至会在某一段时间更加刺激话语权支配者的紧迫感，以话语权和道德高地的优势作为压迫新兴大国崛起的重要工具，从这个角度来分析2008年的西藏问题和圣火传递才能更好地把握当前世界格局演进中的规律。
II 话语权扭曲下的“香格里拉”神话
初次到国外来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都会在不同场合下面临“西藏困境”，或是在与朋友、同事聊天中，或是在路上、火车上都常常会有人突然发难：“为什么中国侵略西藏？”“为什么中国灭绝西藏的文化，摧毁西藏的寺庙、信仰和语言？”初次被责问的国人通常会感到困惑不解，而当我们试图为我国的西藏政策辩解，指出我们对西藏每年都有大量的财政投入和财政补贴的时候，回答可能更加生硬：“那是你们试图殖民西藏。”如果我们指出国家努力提高西藏人民生活水平，投入大量人力物资建设青藏铁路，我们可能得到的回答是“那是中国试图加强对西藏政治经济的控制，中国试图将西藏人在当地变成少数民族，而使得中国人（汉人）占据多数。”有过几次这样的遭遇后，我们就会发觉西藏问题自身是一个怪圈，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话语陷阱。按照西方世界通常对西藏的描述，那是一个世外桃源，是“香格里拉”，是中国人在1951年入侵西藏，破坏了西藏的文明和文化，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一方的说法，那就是中国在西藏实施了“文化灭绝”和“种族灭绝”。作为地球村的文明成员、文化的捍卫者 — 也就是西方国家，有义务关注西藏问题，并阻止中国在西藏的文化毁灭。每个中国人听到这些观点，都会非常愤怒，也会非常痛心疾首，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这样的言论能够在西方社会成为主流，为什么在一个号称民主自由、信息索取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能够允许这样的弥天大谎成为主流信息？
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一是西藏问题本身极其复杂，有着复杂的社会、民族和宗教等因素，存在历史上的冲突和缺憾，因此一个复杂面向的问题是很难用简单的化约来完全分析清楚的。西方在西藏问题上完全倒向海外流亡藏人和达赖一方，与西方的反共情结是紧密相连的，既然达赖是共产党中国的敌人，自然容易被反华人士和某些战略家奉为上宾；二是人类普遍具有高山情结和对神秘文化的崇拜，尤其是在进入后现代主义的西方，在物质主义的冲击和传统宗教灵性低落的情况下，民众容易对东方的神秘文化或是和平的佛教文化产生兴趣，而达赖一方精心包装的藏传佛教文化迎合了传统的“猎奇心理”和“赏玩心理”，很容易引起西方民众的兴趣；三是达赖精心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和平大师，言必谈“和平”、“人权”、“民主”、“环保”等符合西方施主口味的普世理念，且能巧妙地将藏传佛教与这些后现代理念结合起来，并结合自己在西方奔走多年练就的“民主风度”和“迷人微笑”，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以弱抗强的和平抗议者和心灵大师，因此在西方倍受欢迎，参与了与西方话语权的共同构造。
然而以上几点并不能回答这样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西藏问题”的根本性颠倒错乱？是什么导致了对旧西藏的严重扭曲的选择性描述？是什么促成了一个人为构建的、其实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香格里拉”？是什么导致严重的选择性失忆，残暴的农奴制不见了，乌拉的差役不见，喇嘛阶层的神权政治不见了，葛夏政府的横征暴敛不见了，旧式奴隶主的后代却成为了普世文化的代表者？是什么导致了选择性的“失忆”，对农奴的悲惨生活视而不见，对挖眼、断骨和剥皮的野蛮行为完全没有任何提及？是什么导致严重的对现实的颠倒，对新西藏人均寿命、识字率和婴儿死亡率等方面的巨大进步完全“失语”？是什么导致西方主流媒体对包括西方科学研究在内的大量科学数据和量化研究选择性“失明”，而对一个任意制造谎言的机构提出的数据却大加引用？是什么导致了言必称“言论自由”和“客观公正”的西方媒体选择性“失聪”，对于绝大多数藏区牧民和农民的看法永远听不见，而对某些代表过去神权政治的特权团体的声音却刻意地放大、再放大？是什么导致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在数十年的时间内无法通过民主自由体制内部的调节机制得到反映，反而是在涉及到西藏的问题上谎言永恒地凌驾于真相之上？
对于西藏问题越是深入的查询、研究和探讨，就会发觉西藏问题是一个深不见底的话语权陷阱。我明白，一个西方普通民众支持西藏很可能是简单地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也许他或她并不反华，只是出于对达赖和流亡藏人的同情，但是这样的支持背后可能是美国好莱坞数部关于西藏的电影和西方媒体对西藏长期扭曲的报道和渲染所形成的结果。绝大多数公众哪有时间和精力静下心来去稍微考察一下西藏究竟在哪里？绝大多数公众哪里有时间去阅读科学文献和查询历史资料？绝大多数公众哪里有机会实地去考察一下他们所听到的是否远离真相十万八千里？大多数民众由于深信自由民主政体下的新闻自由和新闻道德，对于自己听到的报道深信不疑，失去了起码的思考能力和反思能力，因此完全被媒体和精英人物刻意制造的神话所愚弄。当然，这是一个共同体结构，媒介和精英群体通过对话语权的任意截取、筛选和塑造，在民众中树立一个“他者”和“野蛮者”（中国）的形象，这里正深刻体现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精髓和福柯“话语—权力—控制机制”的深刻论述：不在乎西藏问题的真相是什么，只在乎根据某些精英集团的利益塑造西方需要的、想象的“西藏”；不在乎真实的“中国”是什么，只在乎塑造一个“政治文化野蛮者”的形象，通过建构出来的“他者”和“野蛮人”形象，使得西方取得牢固的道德制高点和道德优越感。在中国和平崛起、世界经济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重要历史阶段，西方物质生产和物质形态的力量已经不再具有优势，这是数百年来世界未有之变局，西方某些精英集团感到了空前的失落和紧迫，因为话语权的力量毕竟是建筑在物质形态力量的基础之上的，当德国的世界GDP第三和世界出口贸易冠军的位置在短时间之内要易手给中国的时候，当中国追赶美国的脚步声越来越响亮的时候，一场精心设计的羞辱中国的大戏在奥运之年拉开了序幕，其目的就在于，即使不能阻挠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也要竭尽全力用话语权和文化霸权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野蛮者”，而这个“野蛮者”的崛起是西方世界的大敌（其实是某些心态阴暗的人士心中想象出来的敌人），通过文化领域里依然保留的绝对话语权的优势地位打击中国，损毁中国的国际形象，迟滞、阻挠和延缓中国的崛起。他们理想的计划是，让中国在西方媒介和精英集团合力的话语权攻击下和信息战的优势下，同以往一样，使中国完全没有任何还击之力，成为“失语”者和无力辩护者，然后通过软实力的减损来打击中国的硬实力。
话语的支配归根结底是谋求权力的支配，是某些西方集团仍然意图对中国实现意志支配和权力支配的图谋。当中国顺利被“客体化”、“异化”而“失语”的时候，就是对中国可以任意实施权力支配和摆布中国的时候。为什么谎言有时候在国际心理战中非常重要，其关键就在于“不在乎是什么，而在于我是否能对你实现支配关系，我能否让你失语说不出话来”。因此西藏问题的确不是“民主”问题、“人权”问题和“宗教自由”的问题，而是精心准备的一场国际心理战和话语权战，因此无论中国怎样努力去谋求民主和人权，只要不让西藏独立，西方那些貌似公正的全球媒介和精英集团就永远不会满意。但是，中国民众在2008年的出色表现证明了中国不甘作一个话语权的弱者，不甘永远作为西方某些集团想象的“东方主义”投射，于是抗争发生了。
III 二零零八年，中国人拒绝被构建
西藏骚乱事件发生后，中国在事件之初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应对，由于在话语权上的不对等关系，西方媒体迅速建构起来一个西藏事件的假象，并将其当作事实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广泛传播。然而这之后，中国国内网民和海外留学生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抗争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应对话语权强者的方式，在事件进程过程中逐步扭转了被动的姿态，进而逼得全球化话语权的垄断者 — 部分西方媒体失语并且被迫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纵观整个事件，西方媒体和西方社会至少犯了以下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普遍愤怒和反击：
一是在骚乱之初，事件清晰的情况下，就开始引用西藏流亡政府的错误信息，完全颠倒黑白，扭曲事件真相；
二是对遇难者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不仅不对受难平民表示人类普遍情感的哀悼，反而竭尽所能煽风点火，故意调高死亡人数；
三是把暴徒和劫掠者称为“和平示威者”，煽情地把骚乱称为“起义”，违反了公认的民主社会对法治的要求；
四是运用移花接木的手段，大量造假、剪裁，甚至不惜制造虚假新闻，严重损害了西方媒体的基本新闻职业道德和职业信誉，也使得新闻自由的说法蒙尘；
五是大量屏蔽新闻和信息，对于达赖和西藏问题的历史真相竭尽所能地进行掩盖；
六是对于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抗议完全视而不见，但是少数藏独的游行却被高分贝播放出来，中国学生欢迎圣火的活动甚至被某些媒体歪曲报道为“抗议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丧失了起码的职业良知；
七是一些知名的西方媒体的网站封杀中国人的声音，删去中国留学生的留言和帖子，其手段完全类似他们每天口诛笔伐的“新闻检查”；
八是对于中国留学生和中国民众的愤怒和抗议进行诬蔑，在没有任何证据和核实的情况下，污蔑在网站上发言的中国留学生是政府的雇佣军，极大损害了西方媒体言论自由的形象；
九是无视中国国内新兴公民社会的成长和言论日趋多元、自由和活跃的趋势，将任何反对西方歪曲报道的民众诬蔑为“被洗脑”或是“政治宣传煽动的结果”，肆意的贬低中国民众的声音；
十是把海外中国留学生的抗议一律诬蔑成为大使馆组织策划的，引起了海外留学生的强烈愤怒。
其实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东方主义式的话语霸权语境就是一种镜中映像的投射，西方可以任意利用话语的强权建构东方，建构西藏事件，建构中国人的“政治文化野蛮人”的形象，西方可以不在乎事实的真相，也不用在乎中国人怎么想、中国人怎么看待、中国人有什么情感。因为在霸权主义的语境中，东方人只是“客体化”的一群，他们是一群无知无识、可以被西方忽略不计的群体。西方媒体所采访的中国人，往往是他们乐意看到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异议人士，这些人其实也完全没有获得平等的“语境”权，他们只是西方用来建构他们需要和想象的工具而已。但是西方没有看到，中国民众越是深入到全球化的世界中，就越能了解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等思想的要义，就越不甘于被“异化”和“客体化”。西方也没有真正了解，他们一天到晚所鼓噪的“民主”、“平等”和“人权”正成为新一代中国民众觉醒的武器。是的，中国国内民众和海外留学生很好地把握了这次全球化时代中中国新公民运动的方向：我们不反对“民主”、“人权”、“自由”、和“平等”，我们反对的是假借“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来实现对别国的颠覆和煽动，来实现话语背后的权力支配和永恒霸权的图谋；正是有了西方的“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的理念，我们才会不屈地要求“平等”地被视为世界社会一员的资格，我们才会来要求我们的“人权”，我们作为（与西方人）平等的群体，有“权力”来表达我们的观点、情感和愤怒。西方媒体肆意诬蔑中国留学生的抗争，这正是一贯的东方主义的霸权语境结构，因为他们并没将我们视为平等的“人”，没有“人”的位格，哪能谈得上真正的人权？当我们一旦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就立即被诬蔑，被屏蔽，被压制，这正是对平等基础上的“人权”和“民主”的压制，依然是一种东方主义下的话语权支配关系和强权语境。 因此，中国公民社会在全球互联网络上对西藏事件的真相构建和对西藏历史真相的还原，是全球化互联网络时代中国公民集体发出的声音，是一个崛起的东方大国发出的主体性声音，中国人的声音可能被西方主流媒体忽视、掩盖、曲解和屏蔽，但是中国网民通过互联网链接世界各大洲的讨论，让单一的霸权语境再也无法维持，新闻屏蔽再也无法运作，西方的公众也在这样的网络信息传播中逐渐开始了解西藏事件的多元和真相。然而最具有震撼意义的则是，这是近百年来西方话语权完全主宰的世界中，一个非西方的民族以理性的（非暴力的）方式撼动了西方世界的霸权语境结构，这是对西方媒介和知识结构支配世界权力的解构，也是对西方建构东方的解构，也是对西方垄断话语权和垄断我们政治历史解释权的解构，更是对“客体化”和“异化”东方人的解构。华人对CNN记者卡弗蒂辱华的言论所进行的全面抗争正是一个有思想力和创造力的民族的发声：不要用你们的偏见和想象来建构我们，中国新一代拒绝西方霸权语境的建构，我们在知识、智力和见识上是与你们（西方民众）平等的人类。这一事件深刻昭示着，中国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强大决不再甘于永恒地忍受西方掌控话语霸权，中国人不仅要在经济上、科技上取得与西方完全平等的地位，也要在话语权和文化上取得平等的地位。 我们不追求霸权，但是我们追求平权，也就是平等的人权。同时西方媒体和一些政治家拙劣的表演和不惜牺牲本身的价值观念如“民主”、“新闻自由”等来打压中国民众的观点，加速终结了西方人自以为是的道德制高点地位，西方的傲慢和自大加速了中国形成主体化的民族心灵结构，并彻底摆脱了依附心态，健康了我们的民族心理。
经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盘西化的思潮和九十年代民族主义思潮后，以2008年为坐标，中国进入了一个既不反西方、也不盲目崇拜西方的新时代，这个时代以中国的主体化为标志，我们一切都可以学习，但是我们是主体，而不是任何人和任何霸权语境下的客体，我们全然掌握着我们自己的主权，按照我们自身的社会规律和演进速度进行改革，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构建我们，因为是我们自己在构建自己，是我们在运用全球的先进理念，与中国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并以中国的主体性来进行改革，也许我们应该感谢这次事件中的西方战略家和媒体，是他们的作为加速促成了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和平权意识，让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得到最佳的构建，因此历史必将铭记公元二零零八年的非凡意义。
参考文献
- （巴勒斯坦）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 （巴勒斯坦）爱德华·W·萨义德 《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 （法国）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 杨远婴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版。
- （法国）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 杨远婴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 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 (意大利) Antonio Gramsci 葛兰西《Selections from the prisi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版。
（备注：作者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在阅微堂上发表了中国崛起策系列文章，并根据网络发表文章改编出版了《中国崛起策》一书。如果引用《中国崛起策》文章段落和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看得我熱血沸騰! 劉先生寫得好!
正如領導人一次在印度訪問中說, 只有當中國和印度的文化能夠正實地重構在世界上的應有地位, 兩國才算真正的崛起。(忘記了原文, 只記得大意)
當中國文化能夠真正地重構在世界上的應有地位, 那就正是我們能夠打破西方話語權壟斷之時。
經過2008 年, 我相信, 在我們這一代的有生之年, 將能看見中國文化重新成為世界的主流文化之一。而這更是我們這一代所需要努力爭取的事情。這正是我們這一代一輩子的責任。將近二百年的中華文明復興大業, 就要在我們這一代的努力下完滿完成了!
多谢Esmond网友的热情鼓励，愿我们为中国崛起而共勉。
尝试一下留言是否恢复正常。
“以2008年为坐标，中国进入了一个既不反西方、也不盲目崇拜西方的新时代，这个时代以中国的主体化为标志，我们一切都可以学习，但是我们是主体，而不是任何人和任何霸权语境下的客体，我们全然掌握着我们自己的主权，按照我们自身的社会规律和演进速度进行改革，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构建我们，因为是我们自己在构建自己，是我们在运用全球的先进理念，与中国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并以中国的主体性来进行改革，也许我们应该感谢这次事件中的西方战略家和媒体，是他们的作为加速促成了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和平权意识，让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得到最佳的构建，因此历史必将铭记公元二零零八年的非凡意义。” 行文畅悍、备感震奋！
西藏事件中，西方媒体的表现如果从单纯西方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很好理解的：西方对任何事物都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对于西方媒体在西藏事件中，所犯的‘技术性错误’，却不得不说，西方对中国的批评态度，已经到了‘偏执’的地步。
无可否认，在近几十年来，西藏的传统文化和解放前相比，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一方面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国政府对自己传统文化错误的态度引起的，另一方面是西藏现代化的进程所造成的必然后果。但所有这一切，却被西方解读为‘中国政府有意识地对西藏进行文化灭绝’。西藏事件后，曾先后几次和普通的德国人、甚至海外的流亡藏人作直接交流。交流后最大的感触是：那些对中国成见最深的人，对中国的了解已经可以用无知来形容。面对西藏问题，普通的西方人似乎更愿意接受些‘丑化’中国的谎言。但换一个角度看，却可以发现中国今天，在国际‘话语权’问题上的尴尬境地：如果海外华人没有自发的起来为中国辩护，中国是否有有效的办法反击西方媒体的诽谤呢？
同意大伟的观点，我深感忧虑的是,Da lai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和对西藏事件话语权控制的程度已经构成了标准的信息霸权，并可能针对中国实施现代信息战。而且这件事情并没有完全结束，Da lai现在在海外又办了４０多个外文网站，具体针对谁进行心战宣传，不言而明，仅仅凭此预测，将来中国还将面临国际公关的严峻形势。
西方媒体是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急先锋
中国崛起策三十读后感
彭守仁（ppeesshr）
对中国崛起策三十我连看了几遍，感慨甚多。文章用大量事实揭露西方对东方的话语霸权。东方人的呐喊、愤怒和内心的感受一直被西方的话语霸权踩在脚下。话语霸权和船坚利炮是西方对东方人实施压榨剥削的文、武两大手段。２００８年是西方用话语霸权整理中国的一次演练。下面说说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 反话语霸权运动声震全球
西方媒体对３１４藏独暴力事件的歪曲报导，一片鼓噪。各媒体就像事前约好一样，异口同声地指责中国，支持达赖集团，全然不顾其标榜的新闻职业道德，大搞移花接木，想尽办法向中国扣屎盆子。然而使西方媒体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网民，尤其是海外学子被激怒了。中国人发出了声势浩大的理性抗争声浪。这有点像当年的五四运动。巴黎和会的国际老爷们以为中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没想到中国人也会发出雄狮般的怒吼。五四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贫弱的中国也敢向强权抗争，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同样这次反话语霸权抗争，也使国人看清了西方的真实面目，意义特别重大。
二、 主动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性
掌握话语权就是掌握舆论，任何行事，首先要向公众讲出道理，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可见话语权的重要。无理强权者还可以编造歪理，并使出把歪理讲圆的本事，用以迷惑公众．把歪理讲圆是西方媒体多年修练的功夫，是西方掌控话语霸权的一招。为打破西方话语霸权，Esmond 网友的留言很有见地，即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并重，对大众要引人注目和引人入胜，用深刻理論性的話語去影响掌握話語权的人。我觉得当前首要问题是先从理论上影响国内掌握話語权的人，国内的大多数声音基本一致才可以对国外有话语权的人发生影响。当然对国外掌握話語权的人也要同时进行说服工作。虽然不能立即改变其立场，至少能使他们心虚理亏。要使西方明白，尊重是相互的，他们批评中国屏蔽其声音，他们不是也同样屏蔽东方的声音吗？撕下他们的假公正吧！他们不能搞双重标准。
三、“人权高于主权”是西方战略家的新发明
有的网友问：“如果一个国家真的出现一些人道主义危机，所谓霸权国家应该如何说话才是恰当的？”我觉得“人道主义危机”这事很复杂。有的是因国内种族矛盾引发的相互攻击，强弱两方不对等；有的是政府为制止种族争斗采取措施引发的；有的是某个民族少数上层人物搞分裂还提出大量过分要求与其政府的冲突造成的。这些冲突大都发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又采纳了西方民主模式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对这些冲突的态度，不是研究冲突发生的原因，采取帮助措施，而是总想用武力解决。经济水平、思想文化意识与现代化还有不小差距时，外部既不能拔苗肋长，也不能包办。Esmond网友回答的很好“西方国家如果真心想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文明, 就应該提供知识、技术的转移”。帮助其发展才是真正帮助。但西方不想这样做。对其无利的，根本不闻不问，有利可图的就打着“人道主义”旗号，进行干涉，还发明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新词语。打着维护“人权”的大旗，就可以随意对别国进行武装侵略。他们的出发点是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其媒体也是这一态度。打着“削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旗号，用武力摧毁一个主权国家，其目的是争占那里的战略地位和石油。最后连杀伤性武器的影子也没发现，还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公正”的西方媒体说什么了吗？至于为支解一些国家，专会挑拨那里的民族分裂战争。南斯拉夫战争造成大量死亡的人道主义灾难就是西方战略智囊群体合谋造成的？
四、中国当前面临的巨大危险
西方战略家们对中国近年来的飞速发展，早就感到很不舒服。他们认为中国是他们未来的潜在对手，必欲削弱甚至支解而后快，至少也要扼制住中国的发展势头，抢走你的一万几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从此使你的经济一蹶不振。
西方战略家们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支解南斯拉夫、科索沃战争、攻打伊拉克等一系列经验中认为，用这些经验调理中国是绰绰有余的。其全盘战略还是老一套：舆论先行，媒体当开路先锋。通过各种媒体先把中国政府搞臭，设立高功率电台向中国人民宣传西方价值观，培植国内的反对派及民族分裂势力等等。他们抓住台湾，用来牵制中国，台独、藏独、疆独是他们手中重要的棋子。他们在培养、包装达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还赐给这个在旧社会实行挖眼、剥皮等刑法的封建农奴主一顶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把他打扮成“和平”、“人权”的天使。通过这一系列手段，长年苦心经营，又在军事上构建新月形海上包围圈，在全局上形成文、武两套体系相互配合的战略布局。以后就要寻找发动起事的时机，准备一举拿下中国。
选择适当时机是实现战略意图的重要环节。他们终于发现机会来了。在他们看来2008年是最好的时机，一方面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非常脆弱的敏感时期，社会矛盾很多，一旦举事点火，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就会立即浮出水面。另一方面，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这可是打压中国的有效手段。举办奥运会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经过多年争取终于来到这一天，为此中国人欣喜自不待说，中国政府投下了巨大本钱，如果使北京奥运会开不成，不但能使中国人的形象一落千丈，在经济方面的损失也是难以承受的，说不定会使中国的经济全面崩溃，各种社会矛盾一起爆发，进而形成全国性的大动乱。所以他们认为奥运会是中国人的软肋，在这里捅上一刀，中国人一定会服软求饶。最少最少也能逼中国签下一个类似于日本的“广场协议”，甚至还可能分裂和支解中国，一劳永逸地解决他们认为的“心腹大患”。
时机确定后就是选择手段和突破口。他们掌握的手段很多，当然是要全面发动、多管齐下、相互配合，但选准突破口则是重要一环。他们认为达赖的影响和号召力在藏人中是很大的。他们预想，达赖一号召，部分追随者发动起事，大批藏人都跟着他们跑，这就使中国政府处于两难境地，要么对民族分裂分子妥协退让，要么动用武力。无论何种选择，都会把中国政府逼向死胡同，随后西方媒体一片哗然。大肆煸动国内各种矛盾，宗教、藏独、疆独、台独、以及各种诉求，多管齐下，你中国政府招架得了吗？最后在全面大动乱的情况下，中国就得听任他们的摆布。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西方战略家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错误地估计了摆脱农奴命运的藏族同胞的觉悟，错误地估计了中国政府的能力。藏族同胞有谁还愿意回到那个当农奴的时代。3月14日中国政府在当地群众特别是藏族群众的支持下，很快控制了局势，平息了一小撮的打砸抢烧的暴力活动。既没有向暴徒妥协，也没动用武力。然而西方媒体好像是事前约定的那样迅速对314事件进行歪曲报导，在事实反驳面前又不得不发失实的道歉声明。凭西方媒体的老经验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怎么可能把以前尼伯尔的照片安在中国人的身上呢？由此说明他们是事前有预谋的，至少西方媒体也是心有灵犀，紧跟配合，西方媒体是破坏奥运会整制中国的急先锋。
有人会从外交层面上看，西方政府有时对中国也说过一些肯定和称赞的话，能是你想象的那么坏吗？国家外交是桌面上的东西。国家间按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互有需要等因素，在公众面前还要讲究一点风度和外交礼仪，其态度、词语、手段是随时变化的。战略家是着眼于长远利益，是桌面下的东西。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五、保卫奥运会就是保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西方战略家们利用话语霸权的威力，通过各种媒体把中国政府搞臭的招数，除了向中国人民宣传西方价值观，培植国内的反对派及民族分裂势力等以外，最恶毒的一招就是抓住中国解放后的一些错误，如文革中对一些人的伤害大造舆论，搞臭毛泽东主席，以彻底打垮中国人站立起来的精神支柱。要想灭一国，必先灭其史（文化）。搞臭毛泽东就是要搞乱中国人对本民族奋斗抗争史的认识，以使中国人迷失在他们构建的“西方文明”、“东方野蛮”的文化框架中。
对毛的两种评价争论将是长期的，当前国内有两种极端倾向，有些人由于改革开放前在文革等运动中受过伤害，在感情上过不去，把毛看得一无是处，希望立即实行西方式民主。另有一些人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看得过重，往往要借毛说事，对毛泽东肯定一切，甚至说应当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这种对毛泽东的左、右两种态度是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态度的反应。左、右两种思潮对社会发展都是不利的。中国的发展既不能在否定改革开放前27年的前进，也不是在否定改革开放后30 年的前行，而是在继承这两个时代成果基础上的发展。吸取这两个时代积累的好经验，吸取这两个时代遭受挫折失败的教训。这两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伟大的领导人，都是功绩很大，也有过缺点，也犯过错误。由谁领导，也不可能十全十美，能七全六美也就不错了。
“人权”、“民主”是西方整制别国的舆论手段。多年来西方战略家们对着中国高喊“人权”、“民主”，拿出一幅悲天悯人救世主的腔调，不明真像的人们还以为人家是在为中国人民着想。请看看、听听、想想伊拉克人的感受吧！再回顾一下阿根庭、东南亚各国、韩国所发生的金融危机吧！就连和他们有着相同价值观体系的友好国家-----日本也不放过，一纸“广场协议”就使日本经济退回到多少年以前的水平。
近年来西方战略家们大造妖魔化中国的舆论，为使各国人民支持其政策，他们使出各种手段，无一不是用“民主”“人权”、的旗号作为幌子。破坏奥运会也是如此。通过整垮北京奥运会，进而打击中国经济，甚至造成中国大动乱。中国乱了就会立即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吗？就能解决中国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吗？这是极为天真的幼稚想法。
由于对当前社会弊端的不满，老百姓的牢骚充拆街头。但老百姓内心深处的东西始终是求稳怕乱。“当前社会再怎么不公，大家还都有口饭吃，乱了谁管谁呀？” 这是人们的心里话。这次四川大地震，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统一的中央政府，将会是一个多可怕的后果？希望中国大乱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极少数想火中取栗的野心家，民族分裂分子，企图支解中国的国外敌对分子。一些抱有极左或极右思潮的人中，不少人有着矛盾的心态，他们并不想中国被支解分裂，但又希望社会上发生一点动乱，以达到他们所要求的极左（二次革命）或极右（立即照搬西方模式）的目的。这只是他们想往“休克剧变”急于求成的一厢情愿。中国一旦大乱，必然是大内战、大分裂，大倒退，跌入万丈深渊的地狱中。中国不能乱，乱了既不可能达到立即普选，也不可能再搞文革，只能是痛失强起来的大好机会。普通百姓可就惨了。老百姓都明白这个道理。因此走渐进发展民主的道路才是中国人民之福。在阅微堂讨论《中国崛起策二十八》后面的留言中有一位张维为研究员的评说很值得一读。他说：“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中国必须在中央具有绝对权威的条件下，先把经济、教育发展起来，逐步推进法制与民主建设，才能发展成在东方文化基础上的新型民主模式。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非常脆弱的敏感时期，社会矛盾很多，西方战略家们看准了中国当前的难处，很想在这时放一把火，破坏奥运会就其中的一招。维护社会稳定是头等大事，绝不能让西方战略阴谋得逞。
我在《美好的远景艰难的路程》的帖子写过下面一段话：
“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走过了曲曲折折的道路，才取得建成民族国家（站起来）走向市场经济道路（富起来）的两大成果。想一想这一百多年来有多少志士仁人革命先烈倒在血泊之中，有多少平民百姓死于战乱之下，这两大成果真是来之不易呀！为了对得起过去牺牲的人们，也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也要倍加珍惜。现在我国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尽管这个政府从历史到现实还有不少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它是我中华民族赖以继续发展，实现和平崛起的最重要条件。失去了它你就能幸福吗？请想想伊拉克吧！萨达姆固然不好，专制独裁，对一些人进行过迫害，但那时的老百姓生活、安全还是有保障的。美国给伊拉克送去了什么？民族仇杀，天天爆炸，血染两河。何日才是苦难的尽头？中国大乱以后，比伊拉克能好得了多少？中国大乱不但使中国人民跌入万丈深渊，对全世界也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到今天这一步真是很不容易，尽管过去和现在都有大家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党领导的政府是现实存在。是乱了从头另起炉灶好呢？还是从现实出发，走渐进式向前发展的道路好呢？在中国人面前一个是遥遥在望的天堂，一个是万丈深渊的地狱。中国人是会算这笔成本账的。尽管你和你的亲人过去或现在遭受过伤害，在这笔成本账面前也会以民族大义为重，做出自己的抉择。”
破坏北京奥运会是西方战略智囊集团支解中国的重要一步，每个中国人都应清醒地看到这一点，绝不能让其阴谋得逞。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全心全意迎奥运，万众一心讲团结，不利于奥运会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保卫奥运会就是保护祖国的根本利益，不论是平民百姓，政府官员，都要体会中央的难处，当前社会矛盾很多，不可能一下子都立即解决。不论我们有什么诉求，有什么冤屈，也要放一放，等奥运会胜利闭幕以后再说。政府官员在社会矛盾面前，注意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尤其是各地信访部门，对群众要耐心对待，绝不能用粗暴语言对待群众，以免火上浇油。社会矛盾全面暴发造成中国动乱正是西方战略家们所要的后果。请大家好好想想吧！千万不要不知不觉地为西方战略家们帮忙啊！！！
本来我准备帮助ppeesshr网友发上来的，现在已经贴了上来，非常高兴，我将ppeesshr网友的这篇文章读了又读，得到很多启发，感触良多，希望我们能够对该篇文章进行深入探讨。 多谢了！
我一直认为，今年３１４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其事件内在运行的逻辑远远不止是一场骚乱那么简单。这期间涉及到的全球媒体的心理攻势，海外流亡团体利用全球化后技术手段的力量，以及话语权背后排山倒海般的攻势，以及媒体是如何操纵民众心理和民意结构等，都值得我们无比深思和科学研究。吃一亏，长一智，我们太需要进行科学的总结了。ppeesshr网友的文章正是这样提供了一个深入探讨的平台。
ppeesshr 每次写的评论见解都非常深刻，读来都很感人。我非常赞同刘涛的观点，314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更是西方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在台湾大选前和奥运将近时的有组织有预谋的一次煽动，其险恶用心是幻想激起起国内外矛盾，葬送我们和平发展的大好形势。西方这次极其险恶的用心激起了全世界华人的怒火，尤其是经过四川大地震，大灾大难面前全国人民上下团结一致，民心凝聚更是前所未。我坚信中华民族一定会战胜遇到的困难，2008在历史的坐标系中注定不平凡！
ppeesshr 網友的話很有見地。現在距離京奧開幕不足一個月。但就只是這短短的時間, 我們只要安穩地走過去, 就抵得上多年的經濟發展。沒有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希望父祖近二百年來的艱辛奮鬥, 毀於迅間。
二零零八年是中國的轉捩點。要不是大倒退, 就是大進步。要看的是, 到底中國人的失誤幫助了西方野心家, 還是西方野心家的失誤幫助了我們中國人。
現在我們需要做的不多, 就是不要做出有損中國人團結的事就好了。
共勉之!
Esmond 网友，好久没有看到你的留言了。今天在网上看到zang独团体唆使西方运动员在获得金牌之后举zang独旗帜绕场一周，这的确是很毒的一招。我们还将面临很多想不到的考验，但是希望国人和政府一定要冷静再冷静，千万注意控制我们的情绪，表现出我们文明大国的理性和风度出来，同时在法制范围内解决出现的意外危机。
我前几天去了四川灾区，在北川附近转了三天，在绵竹转了一天。这次去目的有三：一是给北川的学校捐了10800支专治蚊虫叮咬的产品，二是带了5万多元的现金撒了撒，三是看一下今后能为灾区做些什么。
通过这次去灾区我有两点体会：一是面临这么大的灾害，我们个人再有钱都显得太渺小，只有我们的党和政府才能承受得起，深深感到党和政府的伟大；二是由于受灾面积巨大和人口众多，政府又不可能管的太细，无法兼顾的很周到，如果我们走到基层去，也能为灾区百姓做点有益的事，为政府分担点责任。
如果不是祖国今天的强大，灾区的情况是不可想像的！
转帖之转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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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好像是东方时评第一次这么直白地谈国内形势：
●最关键的是中国要做好自己内部的事情，处理好内部的问题，特别是维持好金融系统的稳定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再次强调，最关键的是中国要做好自己内部的事情，处理好内部的问题，特别是维持好金融系统的稳定、从而给整个东亚经济以信心。在东方评论员看来，从今年“春天”之后，直到今年底，明年初，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将是一道“坎”、对欧、美、俄、日、印度而言，也一样，在这个期间，只要中国做好了自己的事情，并以“最坚强的决心（注：在事关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即便是‘非台湾问题’，即便是境外，只要有人敢挑衅‘世界和平’，必要时也要不惜使用武力）”维持好通过“两核问题”全面带动的局面，就能越过这道坎，整个局势就对中国非常有利。
仅就能源定价权、或者期货交易所而言，至于将来世界到底是选择在上海、还是在莫斯科、或者其它什么城市增加一个能源期货交易所？那就要看“伊核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是什么内容，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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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今年真的是一道坎，山雨欲来！或许3.14仅仅只是预演而已，真正的压轴戏还在后面！
个人觉得，即使3.14在国际上输得一塌糊涂，即使8月份的奥运会办砸了，这些都不打紧，因为这伤不到中国的龙脉。但压下迫在眉睫的石油、粮食危机，是要很小心谨慎的应对；感觉，要是今年的金融战要是输掉的话，那这30年的改革成果，就真的附之流水了，就真的伤到龙脉了。今年的经济才是个人最担心的。
沿海省份的中小企业，整个投资环境很萧条。最近决策层密集调研经济(李克强在浙江调研、温家宝在江苏上海调研、王岐山山东的调研等），似乎也说明遇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或许，我太悲观了，但愿只是我个人错觉。
愿天佑中华!
多谢文博和naxiao网友的留言，我会争取在下周发表崛起策３１，敬请期待。
期待刘先生的大作！^_^
建议博士（或是论坛里的草野高人）能写一篇《儒家文化现代解析》，内容大致包括：传统儒家文化的内核、传统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现代文化行为表象下的儒家本源、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糟粕。。。。
行文最好：条分缕析，通俗易懂。夹叙夹议，生动活泼。
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崛起，最终必须体现在每一个个最具体的个人（无论是社会人、经济人还是自然人）行为方式之中。所谓的各种制度层面的宏观大政设想，必须依赖于微观的中国个体人来履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深刻剖析。通俗的讲，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方式特别具有二元性，即是所谓的潜规则，也就是真实的行为规则。正是这种真实的潜规则，一直在切实支配着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中国的崛起，经济的繁荣仅仅只是一个最基本的盘面，群体文化思维方式的崛起，才是真正最久远的本质性崛起。否则，经济的繁荣只会是昙花一现，来也匆匆，去也冲冲。文化，也只有文化才会体现一个民族的特性。中华文化为何会源远流长至今，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着的事件仅仅是简单重复还是螺旋性提升，人们常说的汉唐盛世以来，中国文化究竟发生了那些变化，现代西方“先进”与“糟粕”文化究竟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一直什么样的冲击（或说影响），中国的全面真正崛起应该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本人自感涉世不深，才疏学浅，以上只是平时的兴趣之所思，写在这里，望高人来解。。。
“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崛起，最终必须体现在每一个个最具体的个人（无论是社会人、经济人还是自然人）行为方式之中。所谓的各种制度层面的宏观大政设想，必须依赖于微观的中国个体人来履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深刻剖析。通俗的讲，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方式特别具有二元性，即是所谓的潜规则，也就是真实的行为规则。正是这种真实的潜规则，一直在切实支配着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中国的崛起，经济的繁荣仅仅只是一个最基本的盘面，群体文化思维方式的崛起，才是真正最久远的本质性崛起。”
分析得真是太好了，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些与现代化相抵触的因素是中国真正走向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的障碍，也正是我最感到担心的，正如rander网友极为精彩的评诉一样，微观的中国人的个体行为是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塑造的产物，而又将根本意义上决定着我们的体制是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走向现代。就我看来，中国卓越不凡的迅速增长并没有改变我们民族内在的一些基本个体行为模式和社会文化心理模式，这必将成为中国未来增长的隐忧。我们的确必须有忧患意识，很多该作的事情还远远没有起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崛起策II的文章可能更加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在奥运之后必须勤勉加以完成的重心呀！
“正是这种真实的潜规则，一直在切实支配着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中国的崛起，经济的繁荣仅仅只是一个最基本的盘面，群体文化思维方式的崛起，才是真正最久远的本质性崛起。”
十分赞同rander网友的观点，支配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基本机制依然是一种深入我们灵魂和血液的潜规则，是一种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和制度机制的最小化，是个体的“理性”和制度的“非理性”。支配我们社会生活逻辑的正是一种非制度性的“人情世故”，“熟人网络”，“关系结构”和“官僚体系意志”，而还远远不是一种成型的现代社会中的机制。
中国模式在一段特定时间可以说取得了成功，但从长远的“制度理性”的角度来说，我们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的进步，而要实现一个国家真正长远的崛起，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现代化的思维习惯和现代化的制度机制（功能分化）才是最关键的。从这个目标而言，我们的确任重而道远，还需要艰苦的上下求索和制度变革呀！
由此而言，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和文化创新运动决不应该是空穴来风的言说，而是我们制度前行路上必须应当完成的。
希望天涯孤舟和杨大伟能够携手完成文化建构和文化心理分析的这一部分。
“支配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基本机制依然是一种深入我们灵魂和血液的潜规则，是一种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和制度机制的最小化，是个体的“理性”和制度的“非理性”。”|
完全赞成！！！
希望能够有人来解析：儒家文化之中庸面面观
比如：
1）不走极端，看重现实；
2）权衡利弊，最优原理；
3）宏观抉择，不拘小节；
。。。
楼上说得非常有道理，“涓涓细流，汇之江海”宏观是由无数个微观的个体组成的。
我觉得，要改变中国人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最重要的解决的办法有两点：
（但肯定还有其他的方法，希望大家补充指正）
1 教育，从最基本的教育开始，要培养正确的思想观念尤为重要。不要总把素质教育挂在嘴边，一个榜样，一个好的老师，一个好的环境，对学生人生观的引导和树立有着深远的影响。真正要培养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品格，我们国家需要不遗余力的扩大教育的力量。
当然，我说的教育不单是指简单的学校的教育，我们所经历过的，所正在经历的，只要有正确的思想指导，无一不是对我们心灵的洗礼，例如：四川地震、zang独、都给我们这一代人深深的进行了一场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2 制度的构建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走后门”“潜规则”？
因为潜规则比公共的规则来得更快，更有力，更有效。但是这样的非正常的手段来行使到的权利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悲哀的。因为代表着国家公权力的制度在民众的心中不及“潜规则”，那么一旦蔓延下去，就是对国家、对公权力的不信任。如果放任下去，那么政府的威严就会收到严重的挑战，极端的会倒台。
所以，要改变这些堵死潜规则的后路，就必须让“明规则”做到公正，透明、有力！《走向共和》中提到，为上者做出表率，上行下效一心为公，起到带头作用。可我以为这个过于单薄，因为要改变已有的 存在的习惯，不单单是这样简单的一条可以做到的。可还需要什么，我一时也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这部分的内容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并不单单涉及到儒家（当然，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还涉及到道家、释家、墨家甚至法家等等。中国是一个综合的文化体。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一直觉得自己欠缺深厚的底蕴，所以还不敢涉足，特别是不敢进行系统性的论述。随着崛起策的继续，我会考虑在用更长的时间来准备，希望能就这方面提出些尚可参考的建言。也欢迎其他这方面思考和体悟更成熟的网友能先我而行之。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俗务缠身，没有时间象以前那样。不过在过一段时间，应该可以又闲下来了。
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是需要后人不断的发展和丰富的。中国人从先古圣贤中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论依据的习惯，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历史上的以董仲舒、朱熹为代表，先后对应当时的历史阶段，对儒学作了大规模的诠释，这是两次儒学的‘文艺复兴’。这两次‘复兴’，直接影响甚至保证了之后数百年的相对稳定。也许今天的人可以说，他们影响了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甚至因此而滞固了。但对比15世纪到19世纪间欧洲大陆上的战乱，想下‘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悲叹时，我们似乎不能对他们做过多的责难。
董仲舒的儒学和朱熹的儒学（或者说理学）的思想的区别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儒家文化框架下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学说。今天的社会发展，需要一个新的儒学复兴。水滴石穿，希望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讨论，可以为这个‘复兴’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中庸一语，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我在语言班上听一个韩国女孩子象人介绍中庸时，是这样说的：不左不右，呵呵。在朱熹的中庸章句中的开头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不过朱子怎样理解倒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
中庸中有这样一段：‘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抛开字面的解释，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思想：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应当同时尊重各方的利益。孔子学说出现的时代背景是周室衰微、诸侯争霸，每个人考虑的都是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到后来，所有人的利益都没有得到保证。这其实就是今天博弈理论的基础。大家都知道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是一个矛盾统一的关系：短期内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势必要损害集体的利益，而集体利益的损坏，势必要导致个人的长期利益的损坏。每个个体，都是集体中的一极。举个例子，再复杂的n多边形中，我们都可以画个圆出来，而每条边的长度越小，这个圆就越大。这个‘圆’，就是我理解的，这个集体中的‘中庸’。人的行为，如果自觉的在这个‘圆’中，而不破坏它，那它的行为，就是‘中庸’的行为。
看了各位网友的留言，我感到在阅微堂的讨论真是步步深入．rander网友的见解，即：“中国文化的深刻剖析。通俗的讲，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方式特别具有二元性，即是所谓的潜规则，也就是真实的行为规则。正是这种真实的潜规则，一直在切实支配着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中国的崛起，经济的繁荣仅仅只是一个最基本的盘面，群体文化思维方式的崛起，才是真正最久远的本质性崛起。否则，经济的繁荣只会是昙花一现”这一表述已经深入到核心部位。没有文化方面的反思，发展就不能持久，不论是什么人，其行为方式，都是受传统文化思想意识支配的。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梳理，发扬优秀部分，扬弃过时糟粕，溶合发展创新工作是正本清源之举。
另外，正如网友们所说，今年真的是一道坎，二零零八年是中國的轉捩點。要不是大倒退, 就是大進步。奥运会对我们真是太关键了。近来西方媒体对中国发生的事件，极力推波助澜，唯恐你中国不乱。就是在奥运会的进行中，也会出现各种挑衅事件，其目的就是搅场子，使你的奥运会半途而废。网友说到藏独团体唆使西方运动员在获得金牌之后举藏独旗帜绕场一周，这的确是很毒的一招。类似的擦边球行为肯定还会出现。关键是我们如何应对。理智、冷静是很重要的。这是对我国的观众的考验。我们可以用展示条幅等方法表示谴责，不准对奥运会政治化，强调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就是不能乱，要听从大会的统一指挥，绝不能冲下看台，发生群殴事件。每一个观众都应是大会秩序的维护者，否则这正是中了西方的奸计。这与足球场球迷闹事的情况有本质的不同，西方球赛中球迷闹事没有政治用心，在北京奥运会上挑衅则是有着极强的政治目的。
期待崛起策三十一。
个人的一些观点，主要是关于重新解读传统文化应当注意的地方（有从崛起策及其讨论来的，有从网上其他一些文章来的，这里不写出处，对引用的附录未作实证，见谅)，抛砖引玉，和大家讨论(这是主要目的)，期望各位大侠的斧正。
一些概念：
Ⅰ西方文化构成:罗马的法制与民主，古希腊的哲学，基督教文化。
Ⅱ简单多数:选票过半的一方，或选票最多的一方，为胜利者。
Ⅲ复杂多数:选票比例超过2/3的联合体，是胜利者。
1 以孟子的民本思想作为突破口，采用复杂多数，由此产生 代 理 议 会 制的票决制。
采用简单多数，容易形成两大阵营的较量。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很大，加之资源有限，很难培育出像美国那样可观的中产阶级数目，所以一旦采用简单多数，在大陆极容易形成大资产阶级与广大平民(包含贫民)的对决从而撕裂整个社会。
复杂多数，比如说，在人大实行人大代表常任制(或任期制)之后，总理由票决制产生且必须达到复杂多数。这样的话，作为总理候选人，要形成执政基础，那么其执政的方案就要照顾到大多数，比如总理候选人A由特殊利益集团的人推出，为了获得执政基础该候选人A必然要考虑广大平民在人大常任代表里的民意，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较全民照顾到民意而不会形成两大阵营的对决，总体上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这与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吻合的。
按照《攻坚》的思路来看，人大代表常任制，是否可以理解为西方的议会代理制？依《攻坚》思路，会首先实现党委代表常任制，推而广之，到了人大就应有人大代表常任制。
弊端:(1)复杂多数固然提高了特殊利益集团要“作恶”的成本，但也减轻了“破坏”的成本，比如为了不让某决议过关，只要收买2/3里的一个人就可以了。
(2) 可能会降低行政效率
本点，仅是一家之言，未经大量社会学实验的实证，不保证一定正确。
2 重新解释儒家思想，不能只有一个版本。
宋代开始，朱熹的理学成了正统，明承宋制，清又承明制。八股文是从明代开始的，朱元璋指定科举以朱熹的注解为官方标准，大量读书人为了功名，就只读朱熹的注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思想就开始僵化、保守。反观汉、唐，虽是儒家独霸，但整个社会思想确实开放的。综上，要重新解释儒家思想时，不应该只有一个版本。
西方重新解读圣经进行宗教改革时，就不止一家对圣经的重新解释，有路加派，有加尔文派等。
3 重新解读传统文化，要为消化外来文化留下接口--特别是基督教文化，或者说要将基督教文化本土化。
中华古代文化，就很好的消化了佛教文化。后来也很好的兼容了伊斯兰教，具体来讲，使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与什叶派在中华本土达成和解并相互影响(具体见附录)。下面谈谈基督教文化，只是一些感触，有些凌乱。
基督教文化的排他性很强。比如佛教认耶稣的道，觉得只是具体道路不一样、最终是殊途同归，但基督教不认释迦摩尼的道，因为真神只有一位，那就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真理也只有一个；伊斯兰教认基督教，因其脱胎于基督教，耶稣在伊斯兰教里只是一位先知，但基督教认为伊斯兰教是异端，原因还是“真神只有一位，那就是基督耶稣”。再比如圣经上写着大意为“对圣经不能加一句减一句，否则后果很严重”的经文，这就使基督教文化本土化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以佛教为例，佛教传入中土后有不少高僧也写了不少佛教经文经典并为后世所所认同，这样就很大程度促进了佛教本土化。而基督教文化是不允许别人私自增加、减少、修改其圣经经文的，因为按照圣经的说法，是“神的启示，到圣保罗这，已经完全了”，再增加就是异端或邪教，所以基督教文化所到之处就只有全盘接受的可能了。那么唯一使基督教文化本土化的可能，就在于对圣经的重新解释。
要用中华传统文化对圣经重新解释，可能比较困难。比如，圣经是严禁信徒占卜的，可咱的《周易》从本质上说，是一部占卜用的经文(当然《周易》不仅仅是一部占卜用的经文)，如严格按照圣经的教义，基督徒是不可以研读《周易》的。我认识的很多基督徒，他们的为人处世的最高原则是不违背圣经。所以如果基督教文化在大陆广为传播，那么以后要复兴传统文化，难度会加大。
依个人的了解，在上海、北京的各大高校的周围，有不少新兴的教会，他们传道的对象就是广大大学生，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大学生是能够影响未来中国的群体，影响了他们就影响了未来的中国。除北京、上海外，其他大城市的高校周围貌似也有不少这样的教会。在广大农村、进城务工的农民，也是本土民间基督教传道的主要对象。
这样的教会，其组成结构，有本土的传道人、从北美回来的华人传道人及从国外进来的白人传道人，其中以本土传道人为主体。从北美回来的华人传道人这个群体，主要以高科技公司的员工为主要传道对象。白人传道人比例很低。
也曾经和基督教的好朋友讨论基督教文化本土化的问题，我说圣经上记载的都是老外的故事，压根儿和咱蒙古人种没啥关系，他说这个问题无解，也许几百年后，世人看待基督教就和今天看待佛教是一样的。
按照官方统计，基督徒和天主教徒总数在1000~2000万，但非官方统计，不止这些。以温州为例，其信仰基督教的人口比例是相当高的。
另，还有一个论调值得警惕，就是认为只要全民都信主了，民主制度很快就会实现。这主要是6X4后，有一部分逃到美国的所谓“民x云x人x士”看到美国早期基督教文化对其民主的促进作用，然后也跟着信了主，然后这帮信了主的“民x云x人x士”影响了一批去北美留学的学生，这帮学生回国后也开始传道也把这样的观点带到国内。其实，如严格按照圣经来讲，是要政教分离的，耶稣就说过“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真担心这帮“民x云x人x士”的信徒，会搞出另一“轮x子”功。
综上，
a 从振兴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一定要为消化外来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留下接口，使基督教文化本土化。
b 从基督教发展速度的统计数字来看，振兴传统文化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
c 从具体可操作性来讲，咱可以学学俄罗斯、英国，当初为了对抗罗马教廷，就创建东正教、英国公教。所以，咱可以以国家力量为后盾，引导本土教会以传统文化的角度来重新解读圣经，甚至重新勘定经文正典而不必按照基督教传入中土时指定的正典。实际上，基督教、天主教的经文正典是不一样的。
d 基督教在1000多年前(大约是唐朝时期)就传入了中土，那时叫景教，不过后来好像消失了，其如何消失，值得研究。
e 文化，是经济力量的放大器；经济力量是文化的支点。依个人了解，大部分信基督的人，初始原因主要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而又没有慰藉的地方。故要防止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继续扩大，搞好自身的经济工作、建立公正/正义的社会制度、振兴中华传统文化是根本。
4 重新解读传统文化，要消除对科技的歧视(主要是儒家)。
记得乾隆帝看到洋枪洋炮时，曾说过什么奇淫技巧，很是不屑一顾的样子。就算到了洋务运动，依然“中体为主，西体为用”。而西方的文化，则相反，很重视科技，很扎实。同为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人家好像没有轻视科技的毛病。
这里扯点制造业的。
中国的制造业为啥那么弱？我想和现在的产业工人，自认为从事制造业就低人一等有关。同样是螺丝，日本的产业工人就要比中国的产业工人要来得敬业、认真，所以日本的制造业要比中国的制造业要强。关于这点，大伟可否谈谈德国制造业的敬业精神？个人觉得，德国制造业的发达，除了有传统工艺的积累外，敬业精神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5 重新解读传统文化，要消除对经济(或商业)的歧视(主要是儒家)。
重农轻商是中国的传统，如果没有这个传统或许中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也许早早就向资本主义转化了。
中国的正史由于大部分是儒家人士主笔，所以很少有经济史的记载(记得似乎仅《史记》有一篇《殖货列传》)。
6 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应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比较抽象地为较少一部分人(比如学者、正要)研究的的，另一部分为广大公民所掌握作为指导个人为人处世的原则。换言之，要有理论研究型的也要有普及型。
具体形式，个人觉得，可否在小学1~3年级，主要以蒙学为主，小学4~6年纪，要掌握四书五经，初中时，增加国学一科，有文学(诗歌、词、曲、小说)、策论(主要考察历史)、经部。国学为初中考高中必考科目。然后出题时，对于儒家不能单考朱熹一派，也要考其他派以防止出现僵化。这样，即使只读完初中，儒家的那套规范也有一定基础可以作为个人的行为规范，这无形中为“下里巴人”的推广奠定了基础，不至于读到文言文就头疼。
等上了高中，将初中的国学进行强化即可，并也将国学作为高科必考科目。
为什么将国学作为中考、高考的科目，因为不这样的话，在目前还是应试教育的国情下，很难指望学生会认真去学。
到了大学，应该取消现行的“两课”，改为“公民素质教育”和“国学基础”，并增设国学专业。个人以为，现行的高校“两课”开设的意义不大，更多的只是在浪费学生的时间。
7 要着眼于文化输出。
现在国家在世界各地，开设“孔子学院”，个人以为这是颇有战略意义的。要强调“世界大同”、“君子和而不同”。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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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穆斯林民族基本上都是逊尼派，只有新疆的一部分塔吉克族和少数维吾尔族属什叶派。 但是中国逊尼派中有什叶派影响。
中国著名回族阿訇王静斋（1879-1949），在上世纪20年代初，曾利用在埃及学习期间赴麦加朝觐。朝觐途中，与一波斯什叶派穆斯林同舟。相交之后，那位波斯穆斯林对王氏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亲近，引起王氏诧异，便询问其原因。波斯人说：“您不是中国的穆斯林吗？那么您当然就是我的兄弟了，怎么能不亲密呢？”王说：“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是我们的兄弟，怎么能仅限于中国呢？”波斯人说：“不，我是什叶派，中国穆斯林也是什叶派，所以我们是兄弟。”静斋阿訇恍然大悟，遂向他详细介绍中国伊斯兰教是逊尼派而不是什叶派的证据。那位波斯穆斯林也大为惊骇，感到闻所未闻。这位波斯穆斯林的认识并非绝无根据。清末著名史学家洪钧（1839-1893）在其所著《元史译文证补》第23卷中说：“大抵天方教在东土者，尽系阿里一派，所谓什叶教也。”此外，作者署名抱咫斋的《中国人种考原》一书中也认为：“中国今日通行之（伊斯兰）教，为阿里什叶派。”
造成学者们这种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什叶派对中国逊尼派穆斯林的影响。中国许多很有威信的回族学者，如金吉堂、赵斌、王静斋等，对这种影响都曾予以承认。他们举出如下一些证据来说明这种来自什叶派影响的存在：
经堂教育毕业的学员，要举行“穿衣挂幛”的仪式。所谓“穿衣”，即是穿绿色大衣。重绿色，正是什叶派的特点之一。历史上什叶派建立的法蒂玛王朝（909-1171），在中国被称作“绿衣大食”。
在中国，主管教务的被称作伊玛目，呼经堂教育的学员为哈里发，这是扬伊玛目抑哈里发。
传习经典多用波斯语文，如《虎托布》（圣谕详解）、《艾尔白欧》（圣训注解）、《古洛司汤》（真境花园）、《米尔萨德》（归真要道）、《候赛尼》（经注学）、《额慎麻{石亭}》（昭元密诀）等；沐浴、礼拜等各种举意词也多用波斯文（参见1982年10月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印《中阿文乜帖》）；日常宗教用语里，大量使用波斯语借词。
注重《太服细勒》（经解），与土耳其等国穆斯林注重《古兰经》原文者不同。
注重纪念阿里之妻法蒂玛。每年斋月十四日为“法蒂玛节”，也叫“女圣纪”，相传法蒂玛逝世于这一日。却从未见穆罕默德之妻赫蒂彻受如此尊贵的待遇。
金吉堂先生还指出，中国清真寺的经常教育，各种课程具备，独无伊斯兰教历史。他推测，这一定是因为讲述教史须以巴格达的哈里发为正统，然后在叙事上方有标准，而这正是什叶派教徒所不愿承认的。
中国穆斯林命名多取“阿里”、“哈桑”、“侯赛因”、“法蒂玛”等什叶派崇敬的人物，而很少以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赫蒂彻等人命名者。
掌教在演讲中，经常叙述阿里的战阵之勇，而对欧麦尔的赫赫武功却鲜有称道。
当年从西域陆路由阿里传入中国的什叶派，和由海路从阿拉伯传入中国的逊尼派，在中国的大地上逐渐融合并归于消失，于是便形成中国的逊尼派保存着什叶派一些习俗的逊尼派。
在国外两个水火不容的伊斯兰教派，到中国却由和平共处进而到合二为一，这在世界伊斯兰教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这说明，中国穆斯林的前辈们注重团结，不搞门户之见和无原则的派别纠纷。这正是历史上中国穆斯林的优良传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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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外来文化的一些可借鉴的传播方式
以基督教为例，在星期天的主日敬拜，一般先唱赞美诗，然后是祷告，之后就是证道、讲道。对于讲道，分几种人群。
a 对于未信基督或者说想了解基督的人，一般教会会开设诸如"基奥真理班"，主要讲圣经的核心教义
b 对于初信基督的信徒，一般讲道内容以四福音书为基础。
c 对于信基督比较久的信徒，一般会要求带新信徒查四福音书，或者7~8个彼此比较熟悉的信徒，大家会针对某一经文比如《罗马书》，轮流上台讲道。
对于讲道，如果是初信的，会有正统的注释可参考。
如果是民间教会，在敬拜时一般会有一顿免费的午或晚餐（经费一般是从老信徒的“什一”奉献里筹集出来）。 教会一般会有“基督教青年会”，是彼此比较熟悉的青年信徒组成，人员相对比较固定(当然也是相对开放的)，彼此经常一起查经、互相提携，在生活上互相帮助，彼此感情一般都比较好，这样的形式，对青年信徒很有吸引力。我想这也是基督教文化能在大陆传开的一个因素。
如果有参加过国内的安利公司培训的人，想必知道安利也有类似于教会查经讲道的做法，故对这样的方式是比较熟悉的(安利公司的创始人本人就是个“清教徒”，他将教会的一些做法、形式吸收进公司的管理形式)。
所以，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些方式，在振兴咱的传统文化时，值得借鉴并创新的。
如果，当年唐朝的西域守将高仙芝，在与阿拉伯军队的作战中没有打败仗，并且如果没有发生后来的“安史之乱”，想来今天的中亚乃至西亚的一部分，一定是儒家文化的天下，而不是伊斯兰教的天下^_^ 记得唐朝对西域及中亚的有效统治曾长达100多年。
可能也是因为儒家人士主笔正史的缘故，想在正史中找到具体的战史也比较困难。比如说，要在正史中找霍去病这个天才大将军如何打仗的，就只有很简单、概括的描述，后世之学想从中这样高度概括的描述来学习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实在很困难。
像这样记载战史的例子，在正史中也不少。
也许这也是儒家文化的不足之处。
转帖，摘自上合贴(http://www.war-sky.com/forum/simple/index.php?t187481_12.html)。这也许说明我们传统文化的某些不足。个人以为，文化的创新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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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也要意识到,中华民族在谋略方面，历代人才辈出，无穷无尽，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但是在科学技术创新方面，历代以来一直做得很差！中国古代的科学家，技术家，一是数量少，寥寥数人；二是社会地位低，最高也不过就是个天文官。这也是造成中国历代战争多，发展慢的一个原因。国家需要在这方面下大力气做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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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出现这么多留言，可以好好学习和受教了，先需要认真阅读一下。很高兴看到大伟和孤舟重新返回阅微堂，期待我们能够持之以恒地将中国崛起这个课题讨论下去。
呵呵，刘先生总是很谦虚。
今天的留言中，关于基督教文化“入侵”，一部分是直接接触(约1/2)，一部分是间接接触(约1/4)，其他的则是推测。
因为自身理论功底不行，所以每每要在阅微堂上留言时心里总是"很虚"，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提问题居多，因为提问题总是比系统解答要来得容易。因此总是扔下一大堆问题，然后就等着别人来回答，呵呵~~。
关于“上合贴”，个人还是比较推荐刘先生读一下(如您时间允许)，个人觉得“上合贴”中的cadmus、lanxiao336等的视角很独特、系统性很强、逻辑也很清楚。总的来讲，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合贴与咱的崛起策，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各有千秋(不过关于国际经济方面个人偏好“上合贴”)。
但上合贴，几乎不涉及国内的政治/司法体制，而这部分正是崛起策的强项。
再推荐一个“perry家族”贴，这个贴大部分用影射的手法来写，其所言实在无从考证，但通过事后的验证，又似乎是那么回事。如刘先生时间允许，不妨读一下。网址：http://blog.sina.com.cn/perryjiazu
个人看来，功能分化的完善的国内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是龙骨，结构合理/效率效益高/污染少的国内经济--是龙脉，强大的军事实力--是龙爪，包容性强/世界大同/君子和而不同的传统古典文化--是龙魂。
最后，用刘先生的话来结尾--“期待我们能够持之以恒地将中国崛起这个课题讨论下去”。
读了大伟和那笑网友的留言觉得学习到了很多新知识，大伟讲到的以董仲舒、朱熹为代表的两次儒学复兴让我听了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前总是习惯性地将董仲舒和朱熹视为文化大一统和文化保守凝固的象征。而儒家思想和利益博弈、以及集体和个体的关系解释得也非常有意思，大伟擅长作比喻，而每次比喻都让人觉得读了很受启发，期待大伟在日后更多地创作。
那笑网友长篇的留言我也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感触很多，既了解了很多知识，又得到很多启发，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看法，但是某些看法还不成熟，期待以后一步步阐释出来。我在德国大学念硕士的阶段曾经写过一篇学习论文《全球化下的中国穆斯林》，在查阅了中英德三种语言的文献之后我尝试勾勒出中国穆斯林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和宗教全球化与中国穆斯林的关系，甚至查阅到很多中国穆斯林麦加朝圣的文章，以及中国穆斯林和中东穆斯林的网络状结构，我个人对宗教和社会以及宗教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深为着迷，可以说是我除了功能分化之外最感兴趣的话题。而通过那笑网友的留言，我又了解到穆斯林两大派别（什叶派和逊尼派）在中国融合一家和本土化的奇特发展，强烈期待那笑网友可以更多介绍中国穆斯林或是基督徒的状况，也希望可以提供一些文献和书籍以供参考。
1 这篇留言我花了一上午才完成，深感文字功底不行，颇费劲。所以，很能体会刘先生在有课业的情况下，坚持崛起策的写作的艰辛(当然，刘先生的文字功底比我好很多了--行文酣畅、饱有激情)。赤子之心，由此可见。
因为主要是想提供其他视角、观点，所以留言时，没有像刘先生写崛起策那样有引用文献的出处等规范，所以我的留言没那么严谨(主要是时间不够，呵呵)。
2 我留言时，就讲了，对于"穆斯林两大派别（什叶派和逊尼派）在中国的融合"，未作实证。出处在"上合贴(http://www.war-sky.com/forum/simple/index.php?t187481_23.html)"。
3 关于国内基督教的状况，我想只有亲身接触才能有更深的了解。关于基督教，刘先生身在德国，应该比我更有机会了解才是。关于景教、经文正典等(因为仅有一处出处，所以未敢肯定，我所知道的，就一定是对的)，我是在《圣经.启导版》里知道的，这版圣经注释是香港教会写的，在国内都能买得到(国内买要比国外便宜)。如刘先生要读这本圣经，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很厚的一本。
4 关于伊斯兰教，我知道的很少，只知道其大概是脱胎于基督教。而基督教是由犹太教发展而来。
很高兴也期望能和刘先生继续交流，我的mail志强版主和大伟兄知道，对于留言中你所说的看法，如您时间允许，麻烦您发mail给我。
中华文化历史上就呈现出开放式的结构，但中华文化本身相较于其他世界文明具有“文化发达，宗教弱化”、“现世思想突出，超验思维弱化”的特征，具体说来，中国同印度、犹太、西方、美洲、伊斯兰以及其他人类古代文明相比较，中国人对超验世界和神的信仰是相对比较弱化的，本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就是道教，但是仅仅局限在一种不完备的民间信仰的层次。而中国文化又具有文化意义上的超级开放性、宽容性和吸纳性，从北到南，从中心到边缘，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几乎吸纳了世界所有主流宗教和宗教中的派别，包括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云南大理一带），喇嘛教（藏区），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东北与俄罗斯接界一带），回教等。纵观世界历史，大国崛起绝对离不开精神文化和宗教文化对一个民族性格的重新构建和社会结构的塑造，无论是新教徒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还是犹太教的资本主义精神还是儒家的义理商业观都在说明文化宗教对于现代化的精神推动作用。
因此我认为中华文化应该保持对外来文化和宗教的宽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并不需要总是防着什么，而是应该利用文化的结合、吸收、融合和创新来为中国功能分化的现代化事业构筑出良好的、配合现代理性观念和公民观念的新中国文化。
>因此我认为中华文化应该保持对外来文化和宗教的宽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并不需要总是防着什么，
1 基督教文化有很多优秀的地方，咱觉得应该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没错，别人好的地方咱的确要学习。但是在实际接触中，不时觉得“别人”把教会当成工具要进行带有某种政治目的的活动。感觉，近年来基督教文化的逐渐盛行，应该有幕后的力量在推动。
个人以为崛起策讨论到现在，刘先生应该很清楚，于眼下国内、国际这样的环境，稳定，对咱国家意味着什么。所以，个人是比较担心。
2 基督教文化的排他性的确很强，通俗的讲就是“除了我是对的，你们其他的都是错的”。西欧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宗教战争，我想除了利益之争外，很大一部分就是教义之争，说白了就是到底谁的解释才是正宗、才是正统，他们内部争的就是“标准”。他们内部的斗争尚且如此剧烈，那对于外部的，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我觉得传统文化要包容基督教文化，的确，可能不那么容易，需要某种事先的“设计”。
圣经中有大意为“你们信徒要顺服掌权者”的经文。所以，只要是严格按照圣经原则组织的教会，是不会和政府对着干的。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所以，想以教会作为工具达成政治目的人和势力的确存在，对这个，咱要提防。
今次我有點相反的意見了。
對於外來宗教, 我不認為真的完全不必防範。
直接地說, 如果我們實行完全的宗教自由政策, 可以預見, 擁有最強大政治後台、經濟實力、國際傳教經驗的耶教系必然在中華土地上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讓各大宗教自由傳播, 結果卻是某一大宗教壓抑了其他宗教的傳播。最自由的政策卻達至最不自由的結果, 宗教的世界大概與資本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
如果, 耶教的壓倒性勝利僅僅是因為其本質比其他宗教優秀, 僅僅是因為這個宗教最能導人向善、最公正, 僅僅是優勝劣敗的結果, 我無異議。
然而, 如果我們認真的為各個宗教的本質作出公正的評價, 我們就會發現, 耶教真的很爛。思想上, 傳教較不進取的佛教的內涵要遠比耶教豐富、有深度得多; 教義上, 近年被西方搞臭了的回教, 要比耶教的公正、公義得多。反觀耶教, 它只是一個在幾百年前以幫助歐洲君主控制人民而存在的組織, 今天則為資本家充當與當年前類似的角色, 只要時而世易, 手段更高明矣。
我們要包容世界各地的文化、宗教的優秀一面, 將世界各地的文化、宗教的優秀一面轉化成中華文化的一部份。但是, 我們不得不防有人利用某單一的文化、宗教, 反過來打壓其他文化和宗教, 甚至從靈魂深處操縱人民。
同感。
在上海、北京的各大高校周围，有不少教会其传道对象是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另外，像西部的大城市，比如说西安，也有类似这样的教会团体。
我想说，如果承担咱国家未来的 花朵 ，都 信了基督，试问，咱还如何振兴中华传统文化？
以韩国为例，它现在信基督的人口比例达1/3，试问，它还是儒家文化的国家么？所以，个人经常觉得，韩国文化，真的有些不伦不类--怪胎。
換言之, 我們要包容的是外來文化和宗教的內容; 而要防範的, 是操縱外來文化和宗教的組織、人。即使是宗教世界裡最爛的耶教聖經, 當中都包涵巨大的智慧, 可以為我所用。但是, 假借神力、文化力而亂社稷者, 今日世界講文明, 我不會講要人人得而諸之, 但最少我們要嚴加防範, 要防範他們一些合法卻傷害社會的行為, 要讓他們黑暗的一面公諸於世。
想向Esmond兄求证2个问题：
1) 97香港金融危机的时候，记得索罗斯发动了全世界的舆论(特别强调：包括香港本地的舆论)，攻击香港政府干涉自由经济、股市。是有这么回事吧？
2) 现在美国政府赤裸裸的干涉股市、自由经济，香港舆论是否有相应的批评、指责？
美国政府在全世界到处鼓吹自由经济，最近其赤裸裸的干预股市、经济，真的是抡起手掌打自己嘴巴子，有没有香港舆论在指责美国？还是替美国辩解？
记得“歼十”刚出世时，没高兴几天，就有香港舆论说“歼十，让国人自大”，泼冷水；然后3.14后，有抵制家乐福的“运动”，然后，又有香港舆论在不冷不热的说“这是民族主义”。感觉，香港有部分媒体，是不在咱控制之下。
我想说的是，咱要有舆论自由，不过前提条件是：咱中国人自己控制之下的舆论自由，而不是老外控制之下的舆论自由。
你好, 那笑網友。
1. 有。
2. 亦有。不過不是很強烈。
有一點我必須提出, 今日的所謂「輿論」, 與古時候所講的「輿論」在意義上有差距。
理論上, 輿論是透過公眾討論, 結合了眾人的意見, 排除了個人成見、利益而產生的。
但今時今日在香港的「輿論」, 好像有不同之處。
香港的「輿論」, 而當一件事發生後, 一些政客、宗教領袖、傳媒在公眾討論事件之前, 搶先為事件定性、定音, 熟練地以自己的立場傳譯, 並以自己的權威嘲諷相反的立場, 仿佛相信相反的立場就是白痴, 然後大部份的公眾不經論證就接受了輿論的意思, 小部份則處於懷疑態度, 但一般由於缺乏理論基礎和權威的支持, 那些小眾只能沉默和繼續懷疑, 難以亦缺乏動機去反抗。
“搶先為事件定性、定音, 熟練地以自己的立場傳譯, 並以自己的權威嘲諷相反的立場。。。”---这种现象不仅仅是香港的特点，而是世界所有媒体的特点。现代社会的大部分领域都是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但媒体却是一个例外。作为监督力量的媒体，理论上却没有其他力量，对它的行为进行监督。没有任何对媒体的监督。媒体报道的公正、中立与否，基本是取决与报道者自身的职业道德和品质修养。对媒体任何形式的节制，都可以被定义为对‘新闻自由’的干涉。而人的任何行为，又都是可以被操控的，媒体也是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是运用社会价值观、经济手段等比较隐蔽高明的，还是简单粗暴的人为干涉。一位德国教授就这样和我的朋友说过：媒体是可以被操控的。中国人必须学习，如何操控媒体。（原话大概是：Presse kann man auch manipulieren. China muss aber lernen, wie man die Presse manipulieren soll)
龙是咱中华民族的图腾、象征， 可是龙在圣经里，却是邪恶的象征，饱富攻击性。
所以，文化包容，可能路途比较遥远。
中國的龍與西方的龍無論在本質、形態上根本是不同的。翻譯上本來就不應該這樣對照。
的确，此龙非彼龙，但对于广大农村的信徒，他们可能就不大清楚了(自身的饿知识、能力所限)，而这点很容易被误导并被利用。
基督教文化在现今中国的广大农村，还是很有市场的，个人是又担忧的。
多谢那笑、Esmond、大伟和ppeesshr网友的精彩留言，我准备在下周外出旅行之前发表崛起策３１，已经延迟了发表时间，希望网友们见谅。
另外如果想与我进行联系，只要写邮件给阅微堂主张志强即可，他有我的联系方式，我也非常乐意和网友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