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II 第一篇 阶层分化与功能分化
中国崛起策II 功能分化理论与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篇
对历史发展脉络之把握，以及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探讨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与领域：一个是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围，一个是属于现代学科和未来学发展的范畴。很多情况下，我们谈历史不仅仅是在谈历史（纯粹的历史考据当然可以定义为纯粹的历史研究），我们谈历史的时候也是在关注当前，我们试图从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因素中去发掘现代的秘密。我们会问，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为什么会是这样，是什么将我们带到今天的社会情景之中？为什么有的国家发达、有的国家落后？为什么有的国家社会政治体制先进，有的国家社会政治体制落后？为什么有的国家在外来挑战中能迅速调整过来，一跃成为先进国家，而有的国家却在现代化之路上步履蹒跚？于是我们去阅读历史典籍，试图从历史的发展中去寻找答案，于是我们兴起了关于大国崛起的探讨，考察历史的同时其实也是在考察当代，于是我们对明朝与明末清初的历史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一种重要的社会心理则是我们试图探索为什么中国在那段时间落在了后面，为什么一个引领古代文明的先进国家却成为后进国家，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商业精神、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都与古代文明世界中领先的中国无缘？
对于历史的探讨和对于现代社会政治体制的讨论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历史的研究有历史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而现代社会的研究则有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不同和视野的差异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历史学研究和社会政治科学研究难以沟通和难以整合的现象，这不仅仅是文人相轻的问题，而是视野、观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差异所造成的。黄仁宇先生呼吁在历史学研究中多加入社会科学的视野，并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将社会学的研究手段带进历史学的研究中，从而带来历史学研究焕然一新的局面（黄仁宇1997），这样的提法在西方世界比较流行，社会科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中出现了大量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其中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对于现代社会和历史发展脉络所提出的解释模式，笔者深感其为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解释得最透彻的一种。中国崛起策II将尝试参照卢曼的系统理论来解释现代化社会的运作规律和核心操作模式，同时也将运用卢曼的系统理论来探讨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中国崛起策第一篇文章将从卢曼对于人类社会三种主要形态的讨论开始。尽管在中国崛起策I中已经介绍过卢曼的一些观点以及其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但是在崛起策II中，笔者将深化卢曼的观点，以求探索中国历史前行的轨迹和中国现代化之路曲折的原因，这必将有益于关于中国社会改革的进程和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探讨。
I 区隔分化的社会
在人类社会产生文字历史之前，以及在封建制度和帝国文明形成之前的社会历史阶段被卢曼称为区隔分化的社会（segmentäre Gesellschaft）。从字面上来理解，segmentär指的是分节，也就是简单的区分和划分的意思，比如早期的社会形态中会有家庭的分工、部落的分工、简单的生产分工，社会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和分化，人类协同抵御自然灾害、猛兽侵袭和其它社会部落进攻的能力已经得到增强，通过家庭、部族和部落的生活，社会分工已经产生，生产力有所提高。人类的交际行为主要表现为面对面的社会交际。在这个阶段，文字尚未产生，因此口头语言的表达和交际非常重要，通过口头语言，一个数百人的家族和部落社会可以做到信息的有效传递。但是在这个阶段，尚未形成阶层和阶级的划分，虽然在部落中人与人有分工的不同，同时也初步建立起了长幼次序，但是以生产资料形式的阶层压迫和阶层归属尚在形成中，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具有一种原始意义的平等，主要的归属感是家族的归属感和对部落的认同，在人与家族之间形成一种原始的保护关系，个体成员必须对集体尽一定的义务（按照年龄和性别进行社会分工），同时部族和家庭成为个人的庇护所。在低生产力和高自然风险的社会环境中，部落的保护是每一个人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卢曼称这样的社会为区隔分化的社会，以区别于后来的阶层分化社会和现代的功能分化社会 （卢曼 1998）。
图一 区隔分化社会
（图表来源 由作者参照卢曼观点自制）
由图一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区隔分化社会。图一的背景是一个空间背景，可以想象设定为一个特定的区域，比如中国的黄河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古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或是欧洲文明、玛雅文明的发源地。图中的圆圈代表的是一个个家族或部落，它们在某个空间以不规则的状态分布在某些区域；有的圈大，象征着大家族，有的圈小，象征着较小的家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的主要分化原则是确定的，每个家族圈和部落圈都是由人组成的，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甚至上千人。每个人都归属于部落和家族。卢曼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发展出对于自身的自我纪录和自我描述，而在区隔分化这个前文字的社会中，由于文字尚未产生，因此通过文字来纪录社会和本身的传承遂成为不可能。区隔分化社会中的仪式、舞蹈、礼仪和原始宗教就成为一个部落自我纪录和描述自我的重要手段，比如通过巫师、祭司的宗教仪式，通过一个部落民族的篝火舞蹈或群体歌唱，通过一块圣石和一处圣泉，也通过族中老人和成年人对部落起源的口口相传，一个部落和家族便实现了自身信息的传递和保存。年轻的一代在听了长辈的故事后，并在参与部落的仪式和群舞时，接受了古老的信息，并保留了古代部落的传承，同时强力塑造了一个部族内部的认同感。因此在没有文字纪录的情况下，区隔分化的社会中出现原始壁画和原始雕刻，这是一种符号传递的信息，是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记忆。同时各个部族发展出大量的部落神话和传说，古代的神话也具有储存一个部族集体记忆的重要功能，总之区隔分化的社会是人类的童年时代，人类的许多发展都处在创始阶段 (试比较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2004，埃文思－普里查德 E.E.人类文化学研究 2006)。
从现代功能分化的社会角度来看，古代的区隔分化社会却是一个“功能高度集中”的社会，家族和部落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家庭与经济功能是不分的，家族就是经济生活中心和工作作坊，家族和部落也代行宗教功能，家族内部就是宗教祭祀中心，部落的神护佑着部落，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部落内部的法律和政治。因此家族、宗教、经济和律法裁决的功能是不分开、甚至是融合于一体的：个人对于部落神和酋长的冒犯就可能被家族本身判以极刑，家族本身也决定了该如何进行经济生产、产品分工和产品分配，家族决定着婚配和养育后代，家族是生产大本营、宗教祭祀所、婚姻介绍所、托儿所，家族也是司法裁判处、福利分配局、医院和文化生活中心，总之家族包揽了一切我们在现代化社会看来应该是分开的功能，成为一个功能高度垄断集中的社会，任何脱离家族和背叛家族的行为在区隔分化社会中都是危险的，可能会对个体造成灭顶之灾。在区隔分化社会之后人类逐渐进入一个重要的新阶段 —— 阶层分化的社会。
II 阶层分化社会
随着区隔分化社会中部落内部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产品逐渐有了剩余，于是某些部落成员逐渐累积了更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财富而变得更加富有，而某些部落成员却逐渐变得贫困，贫富的二元分化使得人身依附关系开始产生，人类社会中的等级和阶层关系应时而生。在区隔分化的简单社会里从来不曾有的二元划分如主/仆、上级/下级、统治阶层/被统治阶层等，开始在新的阶层分化的社会(die Stratifikation-Gesellschaft)里流行起来，随着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兼并战争和强强联合，部落的数量开始减少，于是在更大范围内的统治成为可能。随着文字的产生与完善，随着社会生产财富高度向高阶层倾斜、物资资源高度集中，人类进入了古代文明的时代。卢曼认为，人类进入阶层分化社会是人类演进的必然阶段，也是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的进化。不经过阶层分化社会，人类是不可能过渡到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的。由于高阶层的人在阶层分化社会中始终占少数，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因此社会得以根据新的形式分工，高阶层的统治者由于脱离了直接的、繁重的物质生产，可以进行文字、文化和艺术的创造，于是人类在文化和艺术方面取得了极大的繁荣。在卢曼看来。阶层分化社会的重要意义在于，人类社会得以由简单社会向日趋复杂的社会演进，并且由小型社会（部落、家族）向大型人类社会（王国、公国）和超大型社会（帝国）演变，以前家族几百人集体开会表决部落事务的原始民主在日益扩大化和复杂化的社会里变得不可能，以前部落内部的口耳相传的上古神话与传说在一个超级庞大的社会中日益变得不足。一个王国和帝国的治理，需要的是集中资源，需要的是文书形式的命令传达，需要的是新型的纪录历史的方式，需要高阶层的统治者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社会力量可以建立水坝抗御洪灾和修筑军事工程（试比较卢曼1998，1989）。
图二 阶层分化社会示意图
（图表来源 参照卢曼理论作者自制）
图一显示了卢曼阶层分化理论下的欧洲封建社会。欧洲封建时期可以直接观察到两个不同的阶层（见图一），作为社会的顶端阶层，世袭的封建贵族垄断着社会所有的资源，用现代语言来说是绝对的特权阶层。阶层分化社会可以用金字塔模式标示出来，越往金字塔底端位移，人口数量就越庞大，越往金字塔上端移动，人口数量就越少。上等阶层是统治阶层，下阶层则是被统治阶层。与区隔分化的人类童年社会相比，人类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金字塔结构不再以特定的地点为标志，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几乎扩展到人类所有地区；二是每个阶层是由人群组成，而每个群体和个人的身份地位是固定的，一个人不可能既是贵族又是农民，人们被规划到一个个阶层里面，每个阶层内部如同一个社会子系统一样，都具有自己的角色、语言、逻辑、生活方式、运作模式，享受截然不同的权利。统治的贵族阶层用对本集团自我描述的方式来代表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因此我们看到的艺术、文化、音乐、文学等大多是社会上层的创作作品，平民的作品一般只能以集体无的形式和无名氏的形式表达出来。社会的划分呈现出根据阶层分化而来的二元趋势，有权/无权、上/下、统治/被统治、有文化/无文化、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是阶层社会在一切领域的编码形式。一般认为，人类社会在不同文明中的阶层分化是很复杂的，比如俄国农奴制可以说是分为三个阶层（见表三 俄罗斯农奴制社会），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些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时代，而在秦汉一统之后的中国事实上已经过渡到一个以儒家官僚集团（士）为首的阶层分化社会，而士农工商是中国古代社会对社会制度的自我描述（见表三 中国古代文明下的阶层分化社会），另外中国古代社会也有一个通俗的九等划分法，这里不再详细讨论；而古印度则是种姓制度的四分法（见表三 古印度文明阶层分化），而法国在大革命前分为三大阶层 —— 即教士阶层、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见表三 法国专制王权时期三个阶层）。但是究其实质而言，无论是三分法、四分法抑或是九分法，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存在一个统治阶层和一个被统治阶层，在统治和被统治的阶层中权利和义务完全是不对等的。尽管俄罗斯农民的地位要高于农奴，印度的吠舍要高于第四个阶层的首陀罗和更低阶层的不可接触的贱民，但是这些并没有改变被统治阶层广义上处于无权的同一阶层定位这一事实，下阶层必须对上阶层履行无限的义务（赋税、徭役、兵役等），同时在身份地位上是低于上阶层的。尽管在统治阶层内部依然有不同的层级区分，不同的官僚阶序等级享受的特权也并不相同，但是这并不改变他们同属于统治阶层的事实。因此用两个主体阶层来表示阶层分化社会是准确的，无论我们是在欧洲分层的封建社会里，还是在中国古代大一统帝国之中，还是在南亚的种姓序列里，还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阿拉伯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和玛雅王国里我们都能观察到社会的阶层二分序列，每个序列享有完全不同的阶层系统编码、阶层权力、阶层语言、阶层生活方式。当然，在不同的阶层分化社会里，社会由下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同的，在分封世袭制的社会里，社会由下向上的流动性很低，但是在一些帝国里却创造了相当的低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个话题将留待下篇再谈。
图表三 不同的阶层分化社会
（图表来源 作者自制）
当然，在阶层分化创造出人类古代文明鼎盛的历史时期以后，自身却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和动荡之中。与上古的区隔分化社会相比，阶层分化社会的确划分出了许多不同领域，如经济、政治、宗教、司法、教育、科学等，家族不再是垄断社会一切领域的中心，人类社会的确是在向更加分化的大型复杂社会发展。但是与现代的功能分化社会相比，阶层分化社会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尽管家庭不再垄断一切领域的生产，但是宗教和政治权力却形成了垄断（在欧洲和阿拉伯帝国表现的是神权政治，也就是宗教和政治不分，同时垄断一切社会系统；而在中国则表现为政治权力不受制约，政治系统可以干预社会一切其它功能领域）。统治阶层要么是宗教精英，要么是政治精英，在中国则是儒家官僚精英，他们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却获得了在人类一切领域如经济、法律、教育、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的特权，而被统治阶层的民众却被排除在几乎所有的社会系统之外。由于金字塔结构的阶层社会具有超级稳定性，因此这样的结构极易凝固成为一个稳固的、保守的、囊括一切权力和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封建王国和帝制皇朝的初期，统治阶层尚知天下来之不易，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尚知体恤民力，勤政爱民，但是随着第二代、三代、四代的传承，阶层分化顶端的精英集团逐渐远离了乱世的记忆，而阶层分化社会中垂手可得的利益（权钱结合，权贵享有特殊司法待遇，对利益的高度垄断性）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远离理想以及历史记忆的阶层顶端的官僚集团和宗教精英。再加上贵族集团和平民、新兴商业阶层在面临社会各个领域时权利的完全不对等，导致了精英集团可以对经济系统进行全面的干预，于是腐败和横征暴敛成为任何阶层分化社会的弊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功能集中导致绝对的败坏，在阶层分化的条件下，新时代的工商业经济系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现代科学系统、培养社会专才的教育系统和稳定社会的司法系统都没有可能自我形塑，形成功能分化的独立系统，因此社会财富虽然可以有算术级别的增加，但是社会制度很难有根本意义的质的进步，加上各种功能系统的极端混乱和极端腐败导致了王朝由盛转衰，在封建王朝末期，社会往往面临着毁灭性的失序和动乱，或是兵连祸结，或是外族入侵，或是军阀混战，或是外戚干政，或是太监滥权，或是农民起义，总之阶层分化下的王朝末期往往是将之前积累的财富付之一炬，让文明毁于一旦。一旦新的军阀或是农民领袖取得权力以后，重新建立起来的还是一个新的金字塔的阶层分化的社会，过去底层的农民可能一跃成为金字塔顶层的特权统治阶层，而战乱中大量富豪被清洗导致了社会权力的重新配置，经过血腥残酷的洗牌以后，金字塔的阶层序列又将重建，新的阶层分化遂告形成，并逐渐进入稳固阶段。于是一个新的王朝又开始了过去的循环：兴盛——凝固——特权腐败——横征暴敛——衰落——农民起义或军阀混战——新王朝建立——新的金字塔阶层分化。如是，历史如同圆圈一般，永远处在循环中：一个“阶层分化制度”崩溃了，又杀出一个新的“阶层分化”；一个新的“阶层分化”崩溃了，又杀出一个新新“阶层分化”，文明的积累在暴力中彻底被洗劫。为什么会出现阶层分化社会的超级凝固和超级不稳定现象？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阶层分化中社会统治阶层的特权腐败和既得利益，也必然会在耗尽社会成本和资源以后面临崩溃。当新的权力取代旧的权力后，如果不积极探索制度的根本变革，拒不愿意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演进时，则无论任何人类社会制度，任何国家或迟或早都会面临“阶层分化”中权力腐败导致国家跌入“螺旋性下循环”的悲剧。
图表四 新式的阶层分化——前苏联
（图表来源 作者自制）
苏联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历史性教训。当一种思潮从人类进步意义上来要求无产阶级进行世界革命时，当苏维埃要求解散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一个保护广大工农利益的理想主义政府时，最后失败的并不是理想主义本身，失败的恰恰是人类权力的永恒定律——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化。用卢曼的系统功能理论来分析，不受约束的权力——无论其宣称是为了什么样崇高的目标（解放全人类），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必然回到人类社会的老路上来——从摧毁一个阶层分化社会开始（沙皇或是资产阶级政权），到建立一个新的阶层分化社会结束。由于政治宣传中的广大工农群众和新兴的红色贵族并没有等量齐观的权利，于是表面意义上消灭阶级社会，其结果却是建立了一个新的红色阶层分化社会和苏维埃新式贵族社会，这不得不说是完全违反革命者初衷和本意的，这甚至是具有极强反讽意义的：因为要求消灭阶级并实现全人类大同的革命却最终因为人类共有的“权力规律”和“阶层分化的规律”而有意或是无意地促进了一个新的阶层分化社会。从斯大林时期苏共高层腐败开始，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政府完全失去理想，退化为既得利益阶层，成为完完全全为家族谋取利益的贪腐集团，党的理想早就被抛弃到九霄云外，这不过再次见证了阶层分化社会的必然后果。苏联的历史教训向我们深刻昭示：如果不实现社会各个阶层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平等，如果不实现对权力的约束和限制，那么即使是一个具有美好初始理想的政治团体和个人也必然会成为阶层分化社会中的特权阶层，那么社会依然会在阶层分化社会里的金字塔中不断循环，而社会进步的动力却凝固了。
III 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
阶层分化社会涵盖了封建社会和人类一切古代文明，在阶层分化社会之后西欧的部分国家在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这一漫长的时间内逐步演变成为更加复杂的现代功能分化社会(Funktionale Differenzierung)。人类社会的演进从一开始的简单社会，逐步发展成为较为复杂的阶层分化社会，一直到超级复杂的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现代功能分化社会就其实质而言，是一个“规则社会”和“制度社会”，从阶层分化社会中的权力主宰一切逐渐演变成为各个社会阶层都必须平等遵守制度和规则。在一个现代功能分化的社会里，不再是专断的政治权力决定和裁决一切，而是政治权力归于政治系统之内，按照政治的二元编码（有权/无权，执政/在野）追求和形塑着政治权力；经济也归于经济系统之内，按照经济的二元编码（有钱/无钱，买/卖）和经济规律在进行着经济系统内部的自我形塑；司法也归于司法系统之内，并按照司法制度的二元编码（合法/违法，守法/犯法）在进行着司法系统内部的自我运转和自我参照；教育系统也真正归位于教育本身，教育内部决定着教育的内容和教材的运用，教育也完全按照自身的二元编码（成绩合格/不合格）来进行自我形塑；科学系统也开始归位于科学的本身，并按照自身的二元编码（真理/谬误，真/假）以及科学的规律和科学研究方法在进行着科学系统的自我形塑；宗教系统也归位于宗教的本位，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宗教干预政治和经济不再被允许，宗教的作用也只能是按照本身的二元编码（验内/验外）进行着自我形塑和封闭循环；艺术也不再受政治和商业化的干扰，而是按照自身对世界的观察和描述来验证自己的二元编码（美/丑），形成自我形塑的独立功能系统。同理，其它社会系统如体育、医学和大众传媒等都逐渐形成了自我参照、自我解释、自我认知、自我观察、自我描述的独立的功能分化系统 (funktional ausdifferenziertes Teilsystem der Gesellschaft)。在现代化社会的运作里，是什么在决定着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艺术、体育和宗教？答案是：是政治自身在决定政治，是经济自身在决定经济，是法律自身在阐释法律，是科学在运用科学手段研究科学，是教育用教育的视角在促进教育，是艺术在用艺术的眼光观察艺术世界，是体育在用体育的规则决定着体育，是宗教本身在探讨宗教。在功能分化的社会里，各个功能系统既高度封闭，自我循环、自我解释、自我形塑、自我参照，又高度开放，高度关联，正因为系统在操作上是严格封闭的，绝对不能允许其它系统的操作原则和二元编码干涉本系统的操作，同时在结构上却是紧密相连的（见图五 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示意图），各个社会系统之间表现为相互间的服务和绩效的关系(Leistung)，比如离开了经济系统的货币，其它系统都无法生存，这是现代系统高度结构耦合(Strukturelle Kopplung)的一面（指不同系统在操作封闭前提下的信息上高度的开放和联系），但是永远不要指望在一个真正良好运行的现代化社会里用货币去购买教育系统的文凭，永远不要指望在一个真正功能分化的社会里用货币去影响法官的司法判决，也永远不要在一个现代化社会里用金钱去决定一场足球比赛的结果，也不要指望用金钱去决定科学研究项目的走向, 也永远不要心存幻想用金钱去购买权力和官位，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每个系统都离不开货币，但是货币只能是为完成每个系统内部自身的功能而使用，而决不会使得货币干预每个系统的封闭操作。同理，在现代化社会里政治对其它系统的调控增加了，政府会制定经济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政策、文化艺术政策、体育政策来调控其它系统，实现政治系统为其它系统的服务和绩效，注意，这里是调控，是政策服务，不是干预，更不是政治系统破坏其它系统的编码，政治调控经济，但是政治不能直接代替经济规律，更不能直接经商或是直接破坏经济系统的编码和操作；政治调控和支持教育，但是政治在现代化社会里不再决定课本的内容，更不再用权力去决定考试的结果；同理，政治制定科学政策，但是权力不再干预科学理论的讨论和研究方法的运用，科学的研究和科学方法只能由科学系统内部形塑而成；政治系统也会立法，并运用权力任命法官，这是政治和法律的结构耦合(Strukturelle Kopplung)，但是法官一经授职，就必须在司法系统内部按照法律的逻辑、法律典籍、法学知识和法学逻辑来决定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什么是合宪，什么是违宪，在一个文明的现代化社会里，权力不能干扰司法，权力不可影响司法判决，因为这违反了法律系统的功能分化原则。由此可见，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的根本逻辑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司法归司法、教育归教育、科学归科学、艺术归艺术、宗教归宗教、体育归体育, 但是基本价值理念却是对规则和规范的严格遵守（卢曼1998，1989）。
图表五 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示意图
（图表来源 由作者参照卢曼理论自制）
由图五我们可以对比现代功能分化社会和阶层分化社会以及区隔分化社会的不同：首先，系统内部的构成有本质的区别，区隔分化社会里，构成圆圈（部落）的是人，表示的是空间地理概念；而阶层分化社会里的每一阶层也是由人组成，每个人只能归位于一个阶级（要么贵族，要么农民，要么教士，要么平民），而在现代化社会里，每一个圆圈代表的功能系统不是由人构成的，而是由人与人的沟通交往组成的，一个人可以活动在不同的系统中，他既可以在商店里购物、银行里存钱（经济系统），也可以在学校里上课和接受培训（教育系统），也可以在科学系统里进行学术报告和论文发表（科学系统），当然也可以进行投票选举自己合意的政治家或是自己报名参加选举（政治系统），在他与其他人产生司法纠纷时也可以走上法庭申述（司法系统），但是基本条件却是：在每一个系统他只能使用该系统的编码和操作规则，决不能使用潜规则运用自己的权力（政治系统的媒介）和自己的货币（经济系统的媒介）去干预其它系统的运行。比如，一名政治家A在行使自己的权力或参加选举时，他是在参与政治系统的沟通，因为他使用的是政治系统的编码，这时候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政治系统里按照政治系统的编码和规则沟通；但是一旦政治家A和邻居B发生邻里纠纷而走上法庭时，这时候A和B都是处于法律系统的沟通里，他们必须按照法律系统的语言、规律和法律论据对薄公堂，而A绝对不能因为自己是政治家而享有特权，即他不能把自己的权力编码挪用到法律系统来，这样就是违反规则，违反了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因此确切地说，代表每个功能分化系统的圆圈不是由任何个人构成的，而是人与人按照一定规则（系统编码）和规律进行的沟通所构成的，系统编码和系统规律决定了系统的封闭操作的界限。区隔分化和阶层分化社会中重点是人和人治，而功能分化社会的核心是制度、规则和法治 （卢曼1989，试比较宋林飞1997）。
第二点不同的是，阶层分化的社会里强调的是高/低，统治/被统治，不同的阶层权力是不对等的。而图表五由于空间有限，有些功能圈绘制得高一些，有些绘制得低一些，如果空间足够的话，所有的功能圈应当绘在同样的高度上，因为现代社会里没有一个功能系统可以宣称自己高于其它系统，只有在阶层分化的社会里才会出现一个或是两个系统（如政治、宗教）高于其它系统的现象，而现代社会里每个系统都是自我形塑、自我参照的系统，对于每个系统内部的自我观察来说，自身的系统都是最重要的，同时，没有一个功能系统可以干预其它系统的封闭操作和内部编码，因此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系统也是平等的。我们再也很难简单地定义政治比经济更重要，经济比司法更重要，司法比教育更重要，这种简单的划分在现代化社会已经不再适宜。
第三，功能分化社会与阶层分化社会相比，最根本的变化是实现了社会群体的权利平等，在现代化社会里并非不存在阶层差异和阶序差异，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不平等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现象就不会消失。现代社会与古代帝国和封建社会的基本差别是：实现了入口的平等，也就是每个社会群体具有平等的权利参与或是衔接上每个社会系统的沟通。富人侵犯了穷人的权利，官员侵犯了平民的权利，受害者一方均可以根据平权原则受到法律系统按照法律论据给予的司法保护；无论是任何社会群体的成员都可以进入教育系统接受教育，如果表现出足够的天赋的话，也可以进入科学系统进行科学研究；一个普通的居民，也可以在拥有足够的资本以后开公司创业，不会因为出身贫寒而被挡在经济系统之外；一个家世普通的居民，只要他有足够的天分和强烈的兴趣，也可以参与政治活动或是在政治选举中展现自己的才华，不会有人因其出身而阻止其从政。我们在现代功能分化的社会里发现的并不是结果的平等，也并非事实参与程度的平等，而是拥有权利的平等，面对政治、经济、司法、教育和科学每个公民都取得了平等的参与权，现代社会中越来越不能容忍因为身份不同和阶层不同而带来的排除和排斥的现象，比如在我国，民工子女被排除在正规教育制度之外就越来越与现代文明的潮流不相容，过去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事，现在我们就会觉得羞愧难当；同理，有权有势能够干预司法、侵犯民权的现象也越来越与现代文明的潮流相违背，越来越受到舆论的关注和指责。因此从阶层分化的特权社会过渡到功能分化的平权社会，必定是历史潮流，大势所趋（试比较卢曼1998，1989；Krause 2005）。
从中国漫长的阶层分化社会的历史来看，阶层分化维护的是一个特定阶层的利益，损害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带来的结果是文明社会不断的毁灭和动乱，一直到再产生新的阶层分化。只有从纵向阶层分化的金字塔社会过渡到一个横向的现代系统功能分化的社会，才能发展出真正具有活力的现代市场经济，才能通过独立形塑的教育系统真正调动国人无比的聪明和才智，才能通过按照科学规律运作的科学系统来建立一流的科研机构、促进一个国家长远的科技竞争力，才能通过良好运作的独立的司法系统为国家奠定万年稳定之基，才能通过艺术系统的自我形塑让中国人真正在世界文化艺术市场上扬眉吐气、真正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也才能真正发挥好政治系统的功能，解决政治系统的合法化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切转轨国家和还没有实现功能分化的国家都会面临两种基本抉择：一是停留在阶层分化的阶段甚至是倒退到阶层分化的社会，二是以渐进的制度改革将一国稳步推进到功能分化的社会。究竟是向下沉沦，形成历史上阶层分化的既得利益结构，阻止平权社会的形成，再次把国家拉回金字塔结构；还是向上提升，逐渐促成和鼓励平权社会的形成，抑止既得利益集团，促成各个社会阶层平等参与各个功能系统，促成各个功能系统的自我形塑和自我编码，取决于每个转轨国家今天的政策和历史性抉择。应该说，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是看到了阶层分化的危险的，因此那场十年浩劫并非源自毛一个草率的决定。人类历史上阶层分化的再调整都是通过战乱、农民起义和王朝的再生而进行的，只有文化大革命是领导人为了防止形成历史上的阶层分化结构而发动的内部自我修正，但其结果是惨痛的，因为幻想通过内部革命和夺权来修正内部阶层分化的金字塔结构，最终带来的却是人类正常机构和运作的完全破坏，制度建设更是被摧毁殆尽，而且毁灭了一个阶层分化，必然会诞生新的阶层分化，新的利益集团必然重组而形成。毛最大的悲剧正在于此：并非谋求进行现代化的制度建设，而是借助内部斗争和再革命的方式来遏止阶层分化结构的形成，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因此改革的路径只能是进行制度改革，而决不能通过内部政治运动的自我修正，只有通过功能分化的制度改革（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教育自治，科学自治，艺术自由，宗教自由），我们才能真正告别阶层分化的千年历史循环，进入现代平权社会。国力上升的中国，在面临伟大民族梦想的时候，岂能不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认真扎实地进行制度改革？
分析胡温政府新政以来的政策，无论是孙志刚事件，还是对民工子女的人文关怀；无论是农业税的免除，还是雪灾中的温情；无论是新三民主义，还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都看到了一届爱民、并不断主动推进民权与平权的好政府，历史必将记录这一届政府为中国崛起作出的真正制度意义上的贡献，这也是我坚信中国必将向上提升的重要原因。本文是崛起策第二部中的第一篇，在下一篇中，笔者将探索西方社会率先完成功能分化的原因，以及中国作为古代文明社会的领先者为何与现代化的功能分化社会擦肩而过。只有很好地了解我们的过去，才能更好地认识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才能更好地探索未来的道路。
参考文献
- Niklas 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社会之社会）》，德国法兰克福Suhrkamp 出版社1998年出版。
- Niklas Luhmann《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Semantik: Studien zur Wissenssoziologie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Band 1-4（社会结构与语境，现代社会的科学社会学）》，德国法兰克福Suhrkamp 出版社1989年出版。
- Detlef Krause《Luhmann-Lexikon（卢曼辞典）》，德国斯图加特Lucius & Lucius 出版社2005年出版。
- E.E. 埃文思－普里查德《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覃俐俐 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6年出版。
- 韦伯·马克斯《韦伯作品集：中国的宗教》，康乐，简惠美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北京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出版。
-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8年2月10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和引用中国崛起策II系列文章。如果转载中国崛起策II文章或引用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而以往，新的社會制度的建立，往往是由大眾推翻極少數既得利益者所促成的。但有一天，既得利益者的數量巨大，分佈極廣極深，那如果要推動社會制度改革，就可能會變成由七成人推翻三成人的一個浩劫。這樣的浩大的革命，古來無之，不知會否就此結束人類的存續。
按照我的理解，我将你所说的问题可以总结为这样两个：
1、今天的问题，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的，利用现有的理论，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2、如果使用传统的社会矛盾解决方式，例如暴力的社会革命，在现有技术水平的基础之上，将极有可能演变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
你的这两个问题，归根结底，是物质发展水平和精神认识程度之间的严重脱节。你的很多担心和我的那位朋友非常相似。有趣的是，她也是位商业人士，似乎和你有相似的社会背景，观点也同样有些悲观。我在和她讨论这个话题时，曾经试图用哲学上对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解释，这个可能和这里的主题不太相符，但琢磨下，我觉得还是写出来，希望能对你能有一点帮助。
一说哲学，似乎很高深的样子。其实我觉得它和数学物理一样，只不过它是研究认知论的科学。其实哲学的很多基本思想，直接体现在我们平时所用到的自然科学中，只是我们有时不太意识到而已。例如如果我们要描述一个物体的空间运动，就需要一个空间坐标系，这个坐标系的构成用通俗的话讲就就是三个矛盾体：前后、上下、左右，和一个基准点---原点。如果想要描述规则物体的大小形状，通过普通的的三视图就可以了。但如果物体形状是不规则的，就需要除此之外，找到恰当的的视角。当然，也有个别的，用坐标系无法解释的，需要特殊的方法。哲学中也是一样：唯心唯物、主观客观、辩证形而上学等等，就构成了人认知方法的基本‘坐标轴’。这些基本概念的不同组合，就形成了对事物不同的认知方法。但是，我们现有的大多数哲学遗产，如果仔细想一下，实际上自产业革命以来，包括西方在内，就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新的哲学学说，可以指导我们有效进行社会的研究。象从前所谓的‘半本论语治天下’，完全成为了历史。这个原因我觉得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在产业革命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前是社会制度的变革，而现在是技术水平的提高。
如果我们对哲学作些了解，就可以知道，世界上的哲学主要大致分为以中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东方哲学和以欧洲为主体的西方哲学。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哲学注重的是对事物的一般性的研究，所以大家在看中国哲学时，总觉得它似乎放在什么地方都行：企业管理、军事指挥、社会体制甚至中医理论等等，非常模糊，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对事物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义。西方哲学更注重事物的特殊性，运用严格逻辑归纳，试图找出事物间的联系。这种差别直接导致了东西方文化甚至科学发展上的差异，例如我们在对集体和个人关系的不同看法，中医和西医临床指导思想的差异。东方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没有什么兴趣，而更注重追求整体的合理平衡；西方注则重具体问题的解决，但某一部分对整体的影响却没有足够的重视。双方哲学思想上的局限性和缺陷直接导致了历史上许多弯路：例如为了保证整体的平衡，中国不惜放弃在某一方面的发展；西方则恰恰相反。
回到我们这里说的社会学理论。所谓的社会学，是近几百年新兴的、从哲学中衍生出来的一门学科。这个学科的出现，就部分验证了我刚才说的：人在遇到障碍时，会主动去寻找解决的办法，这可能是人类的自然本性。当前我们所有的社会学理论，更多的受到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由于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甚至社会前进的方向，在我看来），在产业革命后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且如你所言，现在世界趋向一体化的趋势，如此一来，现在的社会问题也可以说是传统的‘东西’问题的结合。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使用‘东西’结合的办法。否则如果运用传统的单独建立在东方哲学或西方哲学基础之上的认知方法，在研究至少社会问题时，就会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似乎无法抓住社会变革的重点，也理不清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这就要求，我们需要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传统的哲学‘坐标系’中，除了主观客观等基准之外，加上广义上的‘东西’的哲学差异，以现代世界公认的最佳的社会福利国家模式为基准点。在这样一个新的‘坐标系’中，为今天的社会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楊偉：
商界的朋友也並不全部是如此悲觀的，事實上大部份在金融界的人，都不相信真相的背後什麼大陰謀，而是一切利益團體都要依據經濟運行法則，即無形之手，來圖利。做得太過分，自然會受到市場的懲罰 (其實頗與道家的大道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故一般認為沒有這種某些人正在操控世界的可能。另一方面，我想我已經越說越亂了，似乎已越來越脫離正題。繼續說下去大概是無助於崛起策的討論的。就停留在「留白」這個問題上吧，看看大家是否仍認為有注意之的必要。
關於新的坐標系的說法，我還是不很明白。而你對於東西哲學之間的差距，我頗大程度上認同的。但也不是完全同意，例如你說「為了保證整體的平衡，中國不惜放棄在某一方面的發展；西方則恰恰相反」。我不覺得這真的是傳統中國文化特點。中國沒有發展理論科學，只是中國在西方力量介入之前，一直沒有遇上如此的迫切性。有些時候，歐洲人也是願意放棄部份來成就整體的，工業革命不就是為了成就經濟而放棄基層民生嗎？有些環節，中國比西方更注重實際。西方人會思考很多哲學性的問題，往往是在那個時代不能認用於實際，而是幾百年後才有效用的。所以我又覺得不能一概而論。
Esmond:
我认识的商业人士很少，只是认识的两个（包括你在内），都给我同样的感觉：对人类将来的发展不是非常乐观，所以有此一言，并不是什么泛指。
对于所谓新的‘坐标系’，我是这样看的。社会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你想研究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必须从简单着手，理清简单的基本关系，才可能进一步对复杂的关系进行研究。例如在马克思理论中，就将社会关系简化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由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简化，让马克思可能对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做一个比较准确的描述。从这个角度将，在马克思理论的坐标系中就是除了基本的主观客观、辩证形而上学和唯心唯物之外，加上了一个新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
我们今天的社会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加复杂，而且情况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当前这个社会，仅仅通过大家的讨论，就可以发现出非常多的问题：如对社会稀有资源的分配；社会系统间地位不平等等等。但是什么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呢，或者说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不能对将现有的社会关系做一个有效的简化，想要理清现有的社会关系、找出社会问题的根源将是非常困难的。
至于我说中国哲学不注重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只是从总体上而言的，并不是针对某些特有环节。而且就如你所说，中国当西方介入之前，都没有认识到发展自然科学的必要性。但为什么西方会认识到呢？我想这应该是由于双方对社会认知的差异造成的吧。
楊偉:
明白且同意你的「坐標軸」的講法。可惜這已超出本人的分析能力了，而且相信不是三言兩語所能令人掌握的事，還是就此作罷吧^^”
我還是認為不能以「對具體問題」的注意性來區別中西文化。儘管我們找到太少有關研究具體問題的中國典籍，但這未必代表中國不注重這類研究。事實上，直至明朝初期，中國在兵器、航海等多方面的技術領先於西方。我們不可能在這些事實面前認為中國人不在意研究具體問題。只能說，中國的歷史記載太注重於政治，而中國的技術研究部門儘管以某種形式存在，卻沒有在歷史記載中受到重視。只是掌握歷史記載權的人，當然就是說是掌權者，在不意吧。但中國之大，有些工作沒有掌權者的高度重視和參與，只要有其他人在重視和參與，而不必掌權者傷神的話，我們也不能說中國文化不重視對具體問題的研究。
中國式的管理是，無為而治，用人勿疑，疑人勿用，儘管歷史上經常發生在位者干預邊將和其他人員的事件，但既然歷史也常常注視和批評這樣的事件，想必這些並不是常態，而且是不乎合中國文化對在位者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或許掌權者只是不了解和不干預對具體問題的研究，而自有下臣處理。如果以明初中國的科技、軍事、建設、醫學等的成果來看，中國人對具體問題的研究整體上應該是不少的。
或許是規模的問題吧。例如在一間大規模的綜合企業 (就是說大一統的中國)，如果你看他們的最高管理層，你大概不會看到他們在忙於跑單、促生產、指揮基層，你只會看到他們在研究每家子公司的業績、帳目，只在忙於討論怎樣有效投資各子公司上交的利潤 (相當於中國中央皇朝着眼於政治)。而如果在一間小工廠 (就是說在歐洲四分五裂的各個王國、公國)，甚至他們的老闆都要去跑單，而主要的思考範圍也當然是如何促進這家工廠的生產力了 (相當於歐洲國家着眼於具體事務)。
二位的讨论非常精彩。Esmond所提出的要为后世留白并不是指要制定一个适用于“万世”的社会法则，相反，是希望不要建立一个自认为适用于“万世”的法则，以免导致人类的思维固化。将民主和私有制绝对化的例子应该说是非常具有远见的。大伟则提出在制度的层面必然是有局限的，制度的建设要以解决当前的具体问题为目的，而不是为了不可知的遥远的未来也是很务实的态度。我的归纳能力不强，不揣鄙陋的主总结两位的意见，大抵大伟说明了我们制定制度的原则，而Esmond说明了我们在制定这些制度时应该具有的心态以及要注意舆论导向的问题。两者应该说并不矛盾还有很强的互补性。
稍微补充了一些卢曼的理论知识（理解起来真是不容易，还是刘涛先生讲得浅显易懂），从卢曼的观点来看，系统是介于人和世界之间的一个中介，人的理解能力有限，必须把无比复杂的世界通过各种系统进行简化才能使世界对于我们是可理解的。而在简化的过程中我们必然要面临“风险”，用信息理论来理解，就是对无限的信息进行有限的编码必然会带来信息的损失，因此我们通过系统来看世界必然是存在不确定性的。现在对未来产生不周全的考虑也就是一种必然，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风险。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的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理解得不对的地方刘涛先生回来看了给我指正啊）。
時間關係，打字太急，發現打錯很多字，希望大家還看得明白和諒解。
孤舟，我觉得你理解得非常好，卢曼常常提到：社会系统是复杂世界中的一个比较不复杂的岛屿，系统的编码正是在化约环境相对于系统来说的超级复杂性。另外一方面系统通过内部编码区别于社会内部的环境以后，系统可以根据自己的编码和编码下的项目构建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因此确切地说，功能分化是系统化约复杂环境的必然，同时又是促进“内部建设”的重要方法。比如法律用自身的二元编码区分了法律和环境（其它子系统的总和），同时又可以利用自己的二元编码（合法/违法）以及二元编码基础上的丰富的项目（各类法律）来建设法律系统内部的高度复杂性。因此卢曼很好地解释了：一方面发法律简化了世界，从法律系统内部观察世界好像什么都是“法律”的；另外一方面，法律内部又大大复杂起来，内部的体系越来越严密、越来越复杂，法律系统沟通之外的人想要完全了解法律系统的内部时面临的可能是一个超级复杂的内系统体系
不懂法律就无法为人~~还是只要不起歪心就可不顾及法律???~~~是不是最后的结果是不知法律的人群永远堕入难以成为人上人的境地~~还是法律已成为所有能成事的人必须的手段???兴讼如牛毛~~无知者依然如故~~如何让无知者的权力不受损害??如何让熟识者不逍遥法外???
这段描述很好，值得深思。
我也十分欣赏这段描述，不知大伟或是那位网友可否在此基础上把东西方两政体进行一下比较。这样也许可以展开一个关于政治系统的讨论话题。
这点说的很在理。在国内很多朋友对中国政府的决策不透明感到很失望。但是目前来说，高效的政府比民主决策的政府更适合经济发展。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高效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带来的经济决策上面的快速。但是错误的决定往往会带来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反过来需要更大的经济成本。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最近这十年来，我们拼命的发展经济。可是环境恶化造成的人民的不健康，一方面会给医疗带来更大的压力，另外一方面也会在将来等你想去治理环境问题的时候，会发现付出的成本要远比你先头赚到的钱要更多。所以政府在讲究高效的同时，一定也要兼顾决策的准确性。我在举一个例子。比如去年股市的５３０事件。政府出台政策的效率实在是太高了。结果市值在当天就蒸发了好几个千亿。而且将来中国市场的风险度也会因为这样的事件在增加。所以坏政策的破坏力是不容小觑的。
我再加一条关于国家垄断问题。
解决国家垄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斩断政治权利在国有企业运行插足。国有企业也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行才能保重其活力。另外对于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行业要保持垄断，但也要适度引入竞争。比方说将一个国有垄断企业拆成若干个国有企业让其在内部竞争。私人企业和外国企业也可以在适度的范围内进入，但是其份额要严格收到限制。
我理解的国家垄断和政治权力插足国有企业的运作是有所区别的。后者可以通过功能分化的努力加以解决而前者即使在很好的实现功能分化的前提下也会依然存在。我说的避免国家垄断也不是要避免垄断本身，而是避免由于垄断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我想再稍微更正一下大家的说法。公平这个词并不好。我觉的“公正”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我想大家的意思是接近的，不是吗？：－）
I am sorry that I am not in Bielefeld at home, I can not read and write in Chinese, but I will come back on sunday. Liu Tao
讲一个实例：（真名实姓隐去，但是一个真实而较普遍的现象。）
1、中部某市的江市长亲自带队，到沿海地区招商引资，找到外原籍该市、早年到沿海地区发展的刘老板。在多次洽谈中，江市长与刘老板达成一个总额上亿元的投资意向。（政治系统直接介入经济系统）
2、时隔不久，刘老板一个亲戚 小张 由于违反森林保护方面的法律，非法贩卖树木，被司法机关起诉。按现行法律，小张同志可能会判2-3年的有期徒刑。小张的家属找到刘老板，刘老板则找到江市长，江市长权衡利弊，指示司法机关，免于起诉小张。（经济干预政治，政治干预司法，即经济系统间接干预司法系统）
3、司法机关仍对小张处于数万元的罚款，没有证据表明，该罚款已经全部上缴国库。（司法机关进入经济系统）
4、由于罚款金额相比贩卖树木得到的利润相比，仍微不足道。时隔不久，小张仍重操旧业，而且更加大规模地从事非法的贩卖树木的生意。因为小张“上面有人”，司法机对小张的行为，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了。（在经济与政治对司法的双重干预下，司法系统失效。）
5、森林资源日渐破坏，水土流失亚重，每年夏天，该地区的水灾呈加剧趋势，生态系统日渐脆弱。（生态系统被持续破坏，难以得到遏制。）
6、当地的新闻媒介对此事从无报导，民间舆论颇多议论，但于事无补。见诸报端的，是招商引资和GDP增长的巨大业绩，以及当地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政策取得的显著成效。（新闻和传媒系统无法发挥监督作用。）
如何解析上述现象，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卢曼的功能分化理论能带给我们诸多的启示！各位网友以为然否？
老兄所说的正是社会应按照功能分化而不是阶层分化的原因。
就上面的话题，再接着说后续的发展：
7、该市的司法机关碍于江市长的关系，难以对小张进行司法追究。但并不是司法机关拿小张毫无办法，有一次，当小张将非法贩卖的木材运到另一个临近的城市之前，相关司法人员把情报通报给另一个城市的司法机关从而使小张在另一个城市受到了司法惩罚。显然，江市长对另一个城市的司法机关，缺乏足够的影响力。
8、几乎在同一时期，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就是刘老板还有一位亲戚，在某校当教师，因涉嫌赌博斗殴而受到教育当避的行政处分。刘老板也一个电话，找到江市长，希望江市长能够指示教育局长，手下留情。但次，江市长的指示没有收到同样的效果，教育局长和校长仍然依据有关规章制度处分了这名教师。
天涯兄，我也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但问题是在现实社会中，通过什么办法和途径，才能够达成功能分化呢？我们初步的理解是，中国社会确实应该向上提升，即走向功能分化，而要避免向下沉沦，跌入阶层分化（或拉美化）的困境。但在现实中，如何去实现这一目标呢？我想这也许就是tliu崛起策II接下来要层层展开的内容了。
通过什么办法和途径，才能够达成功能分化呢？——这大概是崛起策II核心中的核心问题。我们今天讨论的一切，都是为了探寻它。只不过我们现在的讨论还集中在边缘，没有进入真正的核心。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这件实事本身就关键的结构问题应该是招商引资和以GDP为纲的考评标准，以及行政权力对其它系统的干预。如果再往深就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关键问题，第一，地方政府不直接对民众和社会负责，而是主要对上层政府负责。（经济建设为中心自然成了GDP主义）。第二，司法和其他重要系统在结构上（主要是人事、制度和财政三方面）依赖于行政系统。现在能做的首先就是要把司法等功能系统在人事上专业化，财政上垂直化，强化司法独立；再就是要把招商引资和政绩考评脱钩，把事权下放到当地经济发展部门和具体经济部门的任务（他们没有干预其他功能系统的权力），不应该直接由市长书记去负责。独立的媒体和民众监督体制就复杂一些，可能要等其他的功能系统相对独立、成熟。不过可以用地区间媒体的相互监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问题。正如这个案例展示的，中国政治经济体系近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区域间的相互竞争和监督（当然也免不了恶性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这个结构上的优势，正如中国市场和人才的潜力，还是可以合理利用的。
至于中国拉美的危险，我还是比较乐观的。那里面有许多比较特殊的种族、文化、历史机缘和地缘条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原因就是根深蒂固的资源依赖的殖民地经济模式和独立文化历史资源的相对缺乏；最重要的外部原因就是美国的拉美政策和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运作方式。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现在总体上给我们提供的机遇、潜力和资源要超过包袱。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美国制度（现在的长期策略似乎是把中国尽量拉入其自身为中心的国际贸易金融秩序）和文化软实力对中国进行的渗透。
I totaly agree with the method of tiger_cbh, I plan to analyze the news and the reprots of Chinese media with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Luhmann later, then we can see very clear the reform direction of China. Thanks a lot for tiger_cbh.
非常感谢和期待您的回复，但也不希望打扰您的正常工作和既定的写作计划！前几天我在网上订购了一本关于卢曼理论的中文书籍，确实感觉到卢曼的理论体系不是一般的博大精深! 希望通过了解卢曼理论的一些常识，能够更深切地理解《崛起策II》系列文章的观点和思想。
tiger_cbh网友，你好，你的几份留言我觉得谈得非常好，而且谈到了我的准备和打算。我将在第一阶段谈功能分化理论的概念分析和历史分析，第二阶段我将介绍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的每个重要的子系统（政治、教育、法律、经济、科学、艺术等各一篇），第三阶段开始切入核心， 探讨中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功能分化和未来中国功能分化社会之路。在第三个阶段，我将采取报刊和国内媒体报道的分析形式， 来分析中国社会的问题并全景扫描分析中国在现代化的黄金时期该如何逐步稳健地、在中国当前的宪政架构下顺利过渡到功能分化社会，为中国抓住这段最宝贵和最有利的时间，一举实现中国内政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并彻底告别阶层分化，抓住民族的命运，实现中国崛起。
你能用系统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问题，我感到特别高兴。这也正是我在第三阶段将运用的研究方法，希望我们能够深入思考和探讨。另外，你推荐的书籍和文献也是我着力想实现的愿望，稍后的时间我会推出卢曼所有重要文献的德文本，英文本和中文已经翻译的译本，以及其他人运用卢曼的理论研究所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和相关文献，我希望在互联网上推出一份详细的文献单，希望能够引起国内不同的翻译社和出版社的重视，迅速开始利用集体的力量翻译卢曼的重要文献，掌握全球化时代的信息优势，加速我国的通过内政改革强国的历程。
对于中国该如何实现功能分化这一重大课题，将是第三阶段讨论的重点，希望到时候用行文来回答和探讨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
提出自己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合适并不要紧~~而是要能解决问题
感谢您提供的信息。期待您提出新的见解。
大伟和大家的讨论体现出了很独到的见解。有人曾经说过“开明专制”是最好的社会制度。而它最大的问题却是如何永久保持“开明”。
回到问题本身，我觉得这仍然属于政治系统内部的问题。而所有制是属于经济系统的问题，公有制本身并不能完全解决效率问题。可能我说的“社会动员”有些误导。我的意思是说生产资料（或资本）的公有，使得运作者可以考虑到更广层面经济利益而不仅仅是一个或几个企业的利益。这也使得资源的配置效率更高。当然，现阶段的中国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还不能割裂开来看。
这段讨论非常精彩，同意大家的观点，关键是“开明”专制如何才能作到持续的开明，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制度，而不能期待“开明专制”，大伟的中印比较谈得非常好，ningyuping的总结也非常好。“开明专制”固然可以在制度建设之前和制度初期发挥一定的作用，并在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促进下，取得经济奇迹；但是一进入制度成熟期，开明专制的弊端就逐渐显现，社会将会为一些专断的决定将付出长远的代价。“快”未必等同于“好”，未必等同于“理性化”，只有健全的制度促进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天涯孤舟基本上已經講出了我個人對經濟制度的想法，所以我也不再重複了。
我認為，私有制其實是現代的封建制度，就如上古時代，君王成就大業後，論功行賞，向有功者和他的後代分封土地。不相似嗎？上古時代，君王為了鼓勵將領拼死一戰，就給出分封土地的條件，同時亦可以讓他們和他們的後代，為國家守衛王力不達的遠土，可謂一石二鳥。而今天國家也是為了激勵精英和財閥付出他們的智慧和實力，為國家在經濟領域上打場勝仗，同時亦為國家管治政治缺乏管治能力和經驗的經濟領域，而給出私有制的條件 – 就是只要你們能奪得這個市場，這個市場所能產生的利潤，就歸你們。唯一分別是，私有制比封建制更為靈活和多變，不是戰爭過後由君王論功行賞，而是財閥自己能打下多少市場，就有多少；而且多數情況下都不是一塊「領土」(市場) 只由一個財閥獨佔，誰更有手段，誰更有實力，就自然能獲得更多的市場佔有率 – 一塊封地現在可以同時讓多個功臣分享，而且是按市場自然規論分配，比論功行賞更合理和有彈性。
如果私有制就是現代封建制的話，那麼，分封出去的市場，應該僅限於國家無力佔領或無力管理的領域。
就以金礦作為一個例子吧。一個在國土之內的金礦場，本來就存在，不需要財閥去創造出來，那麼，一般情況下，國家不必白白將一個已發現的金礦，分封給財閥的。
但是，如果是一個未發現的金礦呢？就像國家知道大西北存在大量的金礦，但需要大量的勘探、冒險的行為，才能發現金礦呢？有些國家就選擇讓發現金礦的人擁有之，作為發現金礦的報酬，以鼓勵更多勘探、冒險的行為。
另外，有時即使是一個已發現的金礦，國家將之拍賣也可以是一個合理的做法，因為國家不一定能管理好金礦的開採。
無論國家以什麼方式，分封一個市場給財閥，背後應該是那個財閥付出了對等的貢獻，否則，就是賣國或私相授受的行為了。
但是，以上所講的兩種分封方式，都經常出現問題，以致財閥獲得高於合理的回報。俄羅斯那些油王，難道他們真的可以單憑勘探和開採管理的工作的合理報酬，而一躍成為國家首富？難道勘探和開採管理的工作，真的比開創和管理其他事業，如製造廠等更應獲得高的報酬。如果談到為什麼提煉石油要比生產電機好賺百倍，大家一定會很自信地答道：因為石油能賣錢，而不是石油提煉比較困難。
這就是不合理了。私有制是為了鼓勵生產動力，而不是為了讓一些人比較好運，但是，如果一些人賺的較多，不是因為他們比其他人貢獻得更多，而僅是因為時來運到的話，那就是一個不公平的分封制度。
當然，當年俄羅斯油王的興起，是與私相授受有關的。但是，除了走後門之外，還有另一個原因令國家不合理地分封市場 – 就是國家對市場的了解比資本家低。有些時候，政府為高價賣出礦場而高興的時候，資本家卻暗自為政府的短視而偷笑，原來兩年之後，礦產的價格直線上升，當年的高價，現在已經是微不足道 – 當年投資一億，本來只換得未來二十年合共賺取一億多一點的現值，但現在因為礦產價格上升，而令發展商賺得二億、三億，甚至四億的現值 (註：現值是指已扣除將本金投資在其他地方的機會成本)。這就是資本家因為比政府更了解市場，而坑了政府一筆。
國際上，要解決這樣的辦法，也是很簡單的，就是以價高者得的投標方式，引導投標者的競爭，抵消政府對市場了解的不足的缺憾。但是，這個方法也不是萬能的，如果懂得開礦的就只有一家，即是開採技術被壟斷了的話，他還是可以用低價投得礦產，而其他所謂的競爭者，即使他們願意白做不賺，也根本無法以那個價錢來抵消成本。
投標也不是唯一的辦法。政府也可以選擇自己擁有該金礦，而以委託管理的方法，以管理費用來支付管理者。當中可以選擇續約合同制，可能是每年續約一次，管理者做得不好，就要換掉。而這個辦法也不是一定更好的，管理商也可以在這個環節上坑政府，就是讓不了解這個市場的政府支付高於合理的管理費。而續約制也可能導致管理商的短視管理方式 – 打個比喻，如果你買了一間房子，那房子屬於你，你會很珍惜；如果你是租客，除了良心，沒有什麼能制約你在合法的情況下催殘房子了。
但續約外判管理制也有個好處，就是政府不會在市場價格波動的情況下，賤賣資產而不自知。而只要法律完善，管理商對礦場和工人的催殘也會受到限制。
礦場只是一個例子，大家可以將以上的分析套用在其他的產業或市場上。當然，礦場是一個變數較少的例子了，其他情況會更為複雜 – 也就是存在更多能讓資本家發大財的灰色地帶。
我以上所講的，是資本主義中的不合理回報的問題。但是，事實上，所謂合理回報，其實也不一定真的如此合理的。正如天涯孤舟的意思，以資本分配本身就已經是不合理。即使市場資訊已達到完全透明的程度，無論是誰，只要有錢就能享有百分之五的回報，沒有人能單憑不對等訊息和資金，而可以享有高於百分之五的回報。但是，只要大家的資本量是不對等，有錢的人以一百億來賺取這個百分之五，窮人卻只能以一千塊錢來賺取百分之五，當中的落差依然是巨大的。如果每一個人的第一桶金，都是憑個人努力獲得的，那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於這個世界確實存在家族這一回事。在資本主義的家族，他們享有的世襲權利，實際上比起我國清朝的末期封建時代更甚 – 我國封建制度發展至清朝的時候，世襲權已受到很大的限制，除了極少數世襲妄替的人 (整個清朝歷史上只有十個左右的人獲封世襲妄替)，一般所謂的世襲，其實是每一代的爵位會自動下降一級的，沒有建功的爵位後代，最終會變回平民身份。而且，受封者只能獲得該爵位指定的俸祿，而地方的管理從來是由朝廷命官的。相反，資本家的資本，除了要繳交少量的遺產稅，他們的資本權力根本是可以頗完整地一代傳一代的，除了後代敗家，真的沒有什麼能限制他們的權力累積。私有制度在某程度上比封建制度更為封建。
要解決資本權力的累積，長遠來說不是沒有辦法的，但並不是在目前的國際環境裡所能解決。
雖然是這樣，我還是說說我的終極主張吧 – 只是大家得明白到，達到這個終極主張之前的過程，還是需要一些不是很公平的制度的存在的。
以下的辦法，要在沒有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下才能達成的，否則，一個國家設立了不向資本家傾斜的制度，他們大可以連同資本跑到別國，結果，國家得不償失。在國與國競爭下，結果，大家只得越來越向資本家傾斜。這是這個時代暫時不能解決的問題。
透過大幅增加遺產稅來限制家族財力累積，是不可能的了。因為，富豪有太多的辦法來轉移財富，只要遺產稅略為高一點，他們已經會考慮這些辦法了。除了正途的遺產傳承，他們就不能向自己的子弟，用身家購買垃圾嗎？那不就成功傳承遺產了嗎？即使政府進一步規定人們必須以合理市價交易，他們亦可以在沒有市價參考的市場做這種事，例如藝術品。
以下就是在沒有國與國之間的競爭的情況下，我們所能設立的限制家族財力累積的公平制度：
一，稅制改革，以資產稅作為主要稅種，選擇累進稅作為徵稅模式 (即是資產越高，稅率越高)。最理想是以稅階模式，例如資產值在 $1 – 1,000,000 區間，不徵稅；在 $1,000,001 - $5,000,000 區間，每年徵收象徵性的稅率，如0.01%；在 $5,000,001 - $20,000,000 區間，每年徵收1% 的較輕微稅率，如此類推，直至到了超級富豪階層，如一百億區間以上的，稅率會達到每年50%，甚至更高。總之，徵稅原則有二，第一，要能足以承擔國家應有的支出；第二，對無產或少產階級不徵稅、對中產階級徵少量稅，主要稅收來源自富人階級，而對極富階級徵收可謂制衡性的。中產階級是指能部份依賴資產收入以享有舒適生活者，他們是有財而無權；富人階級是指完全不必工作都能過富裕生活者，或稱之為財務自由者，在此階級以上，他們部份甚至能利用財富獲得少許社會權力；而極富階級是指，他們的財富已遠遠超越最高等級的品位的生活之需要，他們能透過財權，很大程度地影響社會。
以上所講的資產，是指一切能產生資本收益的能估算的資產，包括地產、股票、公司，等等。這種做法，我認為是最公平的稅制。因為，稅收應該是不懲罰貢獻社會的行為的。與所得稅、利得稅、資產增值稅相反，資產稅不對人們的工作貢獻、企業的營運貢獻、資本的投資貢獻作出懲罰。反之，資產稅限制了財力的累積，在適當的累進稅率設定下，當一個人的資本數額達到了能影響社會的程度，就要面臨極高的資產稅的吞噬，假設市場投資回報是5%，在資本稅5%以上區間的資產，就會逐年減少，直至回到政府設定的容可資本的範圍 – 這裡也說明了政府可以透過調整資本稅的稅階來控制人們的資本上限，並透過調整資本稅的稅率來控制吞噬過剩資本的速度。最終，人們的資本大致上不會超過某個數額，也就限制了資本的不公平性和財權的累積。而這理論上也不會過度打擊人和資本對社會的貢獻，最少不會比所得稅、利得稅、資產增值稅更打擊貢獻。
而實際上這種稅制也有其局限性的。在資產稅下，人們必然會傾向虛報、少報資產，特別是非上市公司的股票，因為沒有市價，就很難去估價。但是，我相信隨住資訊科技、監察制度、資本市場的日益完善，這些問題也會日益變得微不足道。正如銀行戶口支薪制度解決了人們虛報收入的問題、測量學部份解決了樓宇估價難題一樣，資產虛報問題最終都是能解決的。
另外，資產稅不能僅徵收現金，否則，財閥們手上的現金不足以支付稅金，又怎樣辦呢？政府可以對缺乏現金交稅的人，有選擇權地沒收資產作為稅金的支付 – 重點在於選擇權在政府，而非納稅人。對於缺乏現金的納稅人，選擇以哪個資產來交稅的，權在政府，而非納稅人，當然估值權也在政府。這樣，可以避免納稅人以垃圾資產來交稅這個弊端。
而對於不希望因為交稅而失去股權，從而失去對公司的控制權的人，政府可以考慮將獲得的股權，委任原持有人作為董事局的投票人，畢竟他會比政府更懂得如何管理該家公司。當然，在某些情況，政府也可以以資產稅作為解除某人在某個市場的壟斷權的手段。
說到這裡，儘管在細節上仍有很多問題，但大家都應該能大約明白我的意思。而細節上的問題，只要條件成熟，也不是不能解決的事。
最後再強調，這並不是現階段應該實行的制度。在國與國的競爭前題下，實施這種制度，只會令資本家遠離我國，令我國白白失去最重要的經濟打手的支持。
Esmond 所作的论述，也是涉及到经济系统制度建设的很重要的内容，税制改革本身只是经济系统改革的一部分，然而也是对整个社会制度有着决定性影响的部分。这部分论述看得出来是作过非常认真的思考的。相信刘涛会在崛起策中有所参考。随着崛起策第二篇的讨论开始，关于所有制的话题或许先暂时告一段落。但我想在合适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说起它的。
其實我有關資產稅的主張，現階段是萬萬不能應用的，故對崛起策是沒有太大幫助。我只是試圖勾畫出未來解決經濟系統影響力太大之問題的遠景。儘管後世的事歸後世來解決，但並不代表我們在現階段完全無法估計到時候他們要面臨的問題。我們不必為後世準備好一切，反而，我們更不要過份地為後世準備好，就好像康熙帝擔心後世加稅，或是西方擔心後人改變民主和私有制的安排＠一樣。
同意！：－）
才从法兰克福回到家中，花了近两个小时读完了新留言。建议一些网友发表的集中的、系统的新思维和新讨论，应当整理出来形成新的文章，而不再是仅仅作为留言的形式。特别是孤舟关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第一二次分配问题、国家垄断的问题已经是系统式的讨论，应该好好整理出来成文发表！也期待Esmond和大伟等撰写专文来谈不同领域的话题。
先生所提倡的开放式语境，是我较深度参与到崛起策II的讨论中的原因。我只希望自己并不成熟的思考能在某些侧面对崛起策的写作有一二助益就很满足了。自己并没有经过严密的论证。所以先生所提的成文发表，我还是有一些谦卑心理的。关于我后来发起的围绕公有制所展开的一系列话题，感觉讨论并不充分。我过些时间，思考再成熟一些后再试着进行一下梳理吧。
感謝劉先生的支持。我對經濟系統有一些想法，不過還是很草創的階段，我有時間的話或許可以發表一些更接近現世所需的撰文。
与时俱进是中国发展的关键
中国崛起策II第一篇和网友们的留言真是太丰富了。各位网友的发言和刘先生的回应,话题非常广泛、深刻。天涯孤舟 ydawei erany等网友提出并阐述了极为精彩的思考和见解。Esmond网友关于经济方面见地也很到位。我对网友们提出的很多内容还得慢慢消化。仅就以下几个问题再谈一些看法。
一、我觉得与时俱进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不能随着时间、地点、条件及时调整思路，死抱老教条、老经验、老规矩不放是干不好大事的。在慈禧面前，远的有英国先例，近的有日本样板，她如果有一点眼光，认清国际形势，爱新觉罗氏现在还可能是中国元首的象征。传播马克思主义有功的中共第一任领导者陈独秀坚守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教条，王明把苏联经验视为圣经，结果都失败了。毛泽东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时的实际相结合，才建成了一个完全统一的民族国家。毛在晚年没有与时俱进，把阶级斗争、群众运动这个老经验当作永远好用的灵丹妙药，想用群众的拳头解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造成了严重后果。“不干计划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面对这一深入人心的教条，邓公巧妙地只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改革开放，经过长时间地摸着如“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初级阶段”―――等等多个石头才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人类社会不能超越的康庄大道。这些都是与时俱进，或者说理论与当时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现在的中央领导在十六大以后，提出了五项统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等都是根据现时中国具体情况提出的，是与时俱进的体现。我相信卢曼等西方学者的理论也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灵活地加以运用，或许如网友所说,将成为中国特色道路的理论支撑。
二、阶层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网友们说得好，马克思的革命学说是野蛮资本主义时期创立的，,卢曼的功能分化学说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产生的。马克思一生都在解剖资本主义，为什么在马克思的故乡，共产党没有取得政权，却在东方两个落后大国中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这与经济、政治发展水平有关，进入二十世纪的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生产已有相当水平，人们的经济生活比以前有一定的提高。资产阶级的民主、人权、罢工、游行等自由，使人民有出气的渠道。通过罢工、统治者让步的反复较量，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民主权利逐步改善，这就使得人民的情绪不会走向极端，所以共产党在西欧只能是担当反对党的角色，难以像俄国那样进行暴力革命。而东方的俄罗斯和中国都是经济落后封建专制的国家，人民群众在困苦不堪走投无路状态下容易接受暴力革命的思想。虽然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有时效性，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却是认识世界的有力工具，至少现在还看不出它已经过时，所以中国仍然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西方学者为渡过几次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出不少药方，卢曼的功能分化学说可能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马克思的阶级矛盾与卢曼的阶层矛盾是在资本主义不同时期提出的。很多矛盾并不都是阶级矛盾。可否把阶级矛盾看作阶层矛盾中的一部分，或者是其特例，就像牛顿力学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力学的特例那样。Ydawei网友有一段精彩分析,他看到了《共产党宣言》与《矛盾论》中的差别。下面引用Ydawe网友的一段话：“在马克思理论中，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在矛盾论中，‘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一度尖锐的阶级矛盾，也可以在相应的社会条件下被极大程度地缓和。而这个社会条件，就是LiuTao这里一再强调的‘功能分化’。通过功能分化，从前集中在统治阶级手中的决定权分散到各个社会子系统中。每个社会子系统，都可以自己根据社会环境，进行及时的调整，避免社会矛盾的集中尖锐到不可调和到引发暴力革命的地步。而传统尖锐的阶级矛盾，也会以一种更为缓和的形式---阶层矛盾出现在历史上。”由此可见，不论过去和现在，阶级矛盾都是存在的。有占据生产资料的顾主和出卖劳的工人就有阶级矛盾。当你采取缓和措施，使之转化为次要矛盾，就不会发生暴力革命，就像欧洲那样，反之，当阶级矛盾突出而且达到特别尖锐的程度，上层阶级又不想或者没有能力加以缓和，发生暴力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如过去的俄国和中国。可以说在中国用卢曼的功能分化学说有选择地用于解决中国的问题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因为正如网友和刘先生所说的，：“功能分化理论不是教条的、僵硬的，并不是１００％的照搬。”这正是与时俱进的体现。
三、关于上层阶级决定一切的讨论非常热烈。大家谈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有反作用。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思想意识，它要继续维护已经消失了的原经济基础。这在中国特别明显。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小生产经济基础已经消亡，而思想意识却迟迟不肯退走。各单位总想办成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系统。这与社会化大生产是矛盾的。由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确实是上层阶级决定一切。在别的网站还有人提出，好的制度才能造就好人，有好人才能订出好制度，有人担心陷入了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怪圈。上层阶级决定一切，普通百姓的声音等于零。这现象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说时事造英雄，社会有需要，人民有变革的愿望，就有人出来满足这种需要，英雄就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就像资本主义两个时期产生了马克思、卢曼那样。政治、经济、学术各领域都是如此。Ydawei网友认为要辩地看待“上层阶级决定一切”。辩证法是认识事务的思想方法，它和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是对立的。形而上学认为：一切事物是孤立的，互不影响的；一切事物是永恒不变的，而变化也是数量的增减，位置的改变，只能变为同样的事物；一切事物的改变是外因，而不是内因。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是互相影响的。由各事物之间的关系来研究它们；一切事物是发展的，有质的变化，不只是量的增减；一切事物的变化是内因，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与时俱进就是以辩证的思维方法对待事物，教条主义就是以非常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处理工作。《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等故事是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写照。对上层阶级决定一切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
人民大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有人说路在何方，路就在你。我、他的脚下，在全国人民的脚下。各地人民的理性维权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理性维权是好事，总比一忍再忍，忍到极限来个“我跟你拼了”要好吧。前一时期，每年就有六、七万起冲突事件，有前赴后继的上访大军，这些不能不引起中央的思考，中央提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就是有不科学不和谐的地方，大家和刘先生一起讨论中国的大事，为国献言，也是推动社会的一个力量，涓涓溪水，汇成江河，使上层决策向有利于人民，有利于中国复兴的方向发展。利益集团也会适当让步。十七大以后,过去无视中央法规我行我素的一些地方官员的口气、作法已向关注民生的方向靠拢。我想在今后中国体制改革中，刘先生和大家的心血是会起作用的。上层将会向有利于人民大众和国家发展方面决定一切。
四、当前我国正处在应用卢曼等西方学者理论的最好时机。西方经过野蛮资本主义时期后，经济上取得了空前发展，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同时差不多每四年发生一次经济危机，社会问题极多。这时卢曼、凯恩思等学者有关完善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说应运而生，在这些学说的推动下，政治家们采取了相应措施，使社会向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变化，并取得完全的成功。
再看我国现在的情况和当年西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这是应用卢曼功能分化理论的必要条件。我想功能分化理论对计划经济是不好用的。中国的经济有了全世界公认的特大发展，特大跃进。中国已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原始积累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采取了野蛮的资本主义手段，因而滋生了不少极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虽然我国还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这是因为中国有着高效能的宏观调控手段，这种手段不见得永远有效。如果不早作打算，那也是或迟或早的事。不同的是我国是用社会主义制度干市场经济，这比资本主义制度下应该更有效率。一旦统一了认识，就可雷厉风行地去办。
我国政府当前对一些矛盾较为突出的领域正在采取缓和措施，如房地产和农民工问题。
有人说我国盖房不全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屯房、保值和增值，开发商竟盖一些大户型高档房，专供那些大款、大腕，文体影视明星们屯房之用。这些人在北京、上海、深圳、厦门、青岛等条件好的城市都有几套房子，就是一般中等收入者也加入屯房出租的行列。手中有二三十万，赶快再凑一些，再买一套。这比存银行要好上几十倍。有人没房住，有房没人住两种现象并存。过去国六条等措施不起作用，房价照样涨。国家现在采取的货币从紧，缩紧银根的政策，对于贷款屯房者，对以新贷还旧贷的开发商们产生了威慑作用。当前房价已经出现了拐点。中国说不定再来一次经济软着陆，这正是国家和百姓所期望的。
政府近年来对农民工采取了一系列好政策，极大地缓和了这一矛盾。国家对农民工加大了培训力度，不少人回乡创业，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鼓励与扶持，过去时髦的“招商引资”说不定被扶持创业所取代，特别是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大学生自主创业。一些省份，如广东发生了民工荒。十多年过去了，总给农民工８００多元的工资，干脆不侍候了。这说明国家为农民开辟了多个就业渠道，这就缓和了这方面的社会矛盾。
五、防止意识形态的干扰。在推进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防止来自左或右两方面，特别是左的干扰。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批判阶层论的文章。说：“阶层论就是几十年前的‘阶级调和论’的翻版，用‘阶层’的概念，替代阶级的概念，实际是要否定阶级，否定阶级斗争。”这种论点最容易引起弱势群体的共鸣。在当前已不是解放前那种阶级矛盾异常激烈的时代，不推翻统治阶级，社会就不能前进一步，现在我国已经处在崛起的起点上，虽然现在有贫富差别，这只能是在逐步改革中用遵守法制、扩大民主的方法逐步解决，补台而不是拆台，这才是走向幸福的康庄大道。那些企图重新煸起阶级斗争风火的人，不看时间和当前条件，还死抱着只适用于解放前的老教条不放，只能是害了中国，也害了工农大众。对这一点要设法说清楚，不让极左言词存有任何市场。国家缓和社会矛盾的各种措施就是对这种思潮最好的回答。
本人的一孔之见，希大家批评指正
分析的很透彻！很有水平！很理性！希望看到悦来越多的理论+现实政策的评论！这样，才更有针对性！
才更有实际意义！
非常感谢ppeesshr网友理论结合实际的精彩讨论，也为你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和激励，我把你这篇长篇留言复制到最新的崛起策文章的留言中，这样大家都能阅读到。
今年两会的一个提案：关于建立国有资本收益管理制度的建议
http://news.sina.com.cn/c/2008-03-04/000115066710.shtml
刘博士的中国崛起策1我全都读完了，感慨很多。今天看了崛起策2，看到了刘博士介绍的关于卢曼的系统理论突然觉得很震撼，完全丛里一个角度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让我的视野开阔了很多。
由于我是生物专业的，看到卢曼的理论，我突然产生一种想法，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地球生物的发展其实是多么的相似啊！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区隔分化向功能分化的演化。其实地球生物的发展也是这样。原始的单细胞生物之间是区隔分化的，各个单细胞自成一体，能完成各种最基本的生命活动。然后发展到最后就是现在的人和各种哺乳动物，有生物常识的人都知道，不敢多么智慧高级的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而这些细胞已经不完全等同于单细胞生物了，它们是经过分化的，也就是根据各自的功能进行分化，各种已分化的细胞都有了与其功能相适应的形态结构，相互间依存度很高。
也就是说，如果把发达的现代国家社会体系和生物体做个类比的话，那么：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人体，国家中的经济 政治 司法等系统就相当于人体中循环 排泄 呼吸 生殖等八大系统，而构成经济 政治 司法等系统的单位是“社会人”就像构成循环 呼吸等八大系统的基本单位是细胞一样！
我在想随着全球化的进行，我们的世界会成为一个整体，而全世界各国家在这个世界中会有其各自的分工，全世界自然达到和谐。。。就看那时中国在这个世界中是扮演大脑还是扮演其他的什么器官了
真希望刘博士能看到我的留言
非常喜欢生物学。在这里，再一次看到了“道法自然”的力量。
生物学知识真的很广博的，很多人说20世纪是计算机科学的大发展，21世纪生物学一定也会大发展，对此我一点不怀疑。我感觉在我们生物体中蕴含着大量的具有极大价值的科学知识。比如说大脑的奥秘、细胞间的信息交流等等。这些都有待研究。
但让我忧心的是我国的生物科学似乎进展很慢，远落后于欧美日本。因此这又牵涉到教育问题。其实我是一名年轻的教育工作者，毕业两年半，在一所高级中学当生物教师。我觉得现在的生物教育过于理论化了，学生开始的兴趣随着抽象的学习慢慢淡去了。很多时候想做实验条件不允许的——时间和物质。我觉得这就是我国自然科学领域缺乏创新的原因，过于注重理论的学习，而忽略了自然科学知识的来源——实验。包括本人上大学也是一样，尽管还有实验能做（高中学生几乎没做过实验），但基本象走过场，试验做过一次拉到，不管成功没有，反正做过了。这跟教育资源短缺有关，结果就是全国培养不出多少像样的生物学家，导致本学科只能被动学习他国经验知识，永远落后。人文学科我不知道，估计其他自然学科基本也这样。忧心阿~~希望国家在教育上多投入，改善国内教育教学资源环境，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为国出力阿
补充一下，我绝对相信宇宙中有其他文明，当我们的世界达到和谐统一的时候整个地球又最为一个原子和其他星球文明并行着直到有一天发生某些联系周而复始~~~呵呵
扯远了~~~
erany先生（女士），非常佩服你，觉得你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高于很多本科生（包括在下），我和刘涛一样对此感到很震惊，能不能告诉我你是做什么的，或者说你怎么达到这样水平的？我觉得这不是一般的自学能达到的，应该是长期思考的结果。向你学习！
看了刘先生的30多篇策论，十分佩服先生的气魄、知识和见识。但对本篇有些观点不能完全赞同，想在此提出几点意见。我的意见涉及理论本身。我没有读过卢曼的著作，但就先生在这里的应用来看，我认为功能分化理论和其他社会体系理论一样，虽然抓住了现代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社会功能分化的趋势、独立封闭的功能体系的形成和社会权力性质的变化以及整个体系更高的公平和效率），但对现代性其他很多方面却没有深加探讨。
(1)整个社会系统的运作整合方面的问题。与社会功能分化趋势同步发展的是整个社会体系的功能和结构整合。这里我们就不能不考虑经济系统作为整个现代社会体系核心的独特作用。鉴于经济活动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和经济逻辑的普遍性（以理性的财富利益追求为核心的行为模式、以交换逻辑和社会信用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金钱对社会关系和权力无处不在的支配及其经济秩序背后的数学化和程序化的现代主流的研究和思维方式），我认为其他功能系统是无法真正独立于经济系统存在的。或者，本来就不能把经济系统和司法、体育、文艺、学术和政治等分开罗列。现代社会既然是在经济逻辑下（经济逻辑不等于金钱逻辑）实现整合的，社会系统就必须考虑经济系统的特殊地位，在考虑其他功能体系独特的逻辑和结构时应考虑到他们不同程度上其实都依附于作为体系轴心的经济。其次，要注意到各现代功能系统自身的价值、逻辑和结构除了本身的功能特点以外，在历史上也是受到“轴心体系”逻辑影响才发展起来的。例如中世纪的宗教轴心体系，苏联体系的政治单一轴心，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轴心和现当代的经济轴心。最后，虽然理论可以很完美，但现实却非常复杂且残酷。功能分化的系统的独立和发展确实重要，但发展背后归根结底还是人力和财力，尤其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合理配置。没有这两个因素，什么系统都难以发展。现在中国感觉在这两个方面都遇到了严重的配置问题。不知道功能理论有没有这方面的讨论。
(2)从上面的讨论继续，我们还可以发现政治系统和宗教（意识形态）系统也是如此。他们不能简单被视为是功能系统。一方面，他们确实在发挥一些重要的社会功能；但另一方面，他们本质上意味着一些普遍的权力规则和手段，超出了功能的范畴。这些手段和规则同样可以支配那些纯粹的功能系统。比如我们可以说文艺政治化、体育政治化和司法政治化等，表示某一个功能系统内部结构和规则的变化，但反过来则不行。所以，功能分化理论（至少从先生这里运用来看）是有一些问题的。只从功能分化的角度也是难以全面把握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的。
(3)体系的整体的协调制衡问题。本篇文章的一个核心论点是要摆脱千年以来官本位的局面，使得各功能系统能够按照自身的法则运转。比如说法院要独立地执行法律的意志，学者能够真正潜心于学术研究，体育运动也能政治等等。但不知道先生有没有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这些系统真的相对独立地运作，那会不会面临功能主义的一个经典的问题：各个单元之间的相对隔离和高度的专业化和技术化会不会导致整个体系成员之间的异化（Alienation)、集体人格的分裂和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例如部门膨胀、结构僵化、整体管理的困难和另一种发展瓶颈？（依我看来这是当代欧美日都在遭遇的问题）
（4）我在功能分化理论里面没有看到对个体的分析。如果只是分析体系的一个方面的发展这当然没有关系，但对于整个体系（社会、文明和国家）而言，我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缺憾。因为这样虽然很容易发现结构和制度的合理和不合理，但却没有对维系结构制度的最关键的人格和文化的因素以及它和制度的互动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例如按照功能分化理论，新加坡算是非常发达非常完备的模型了，因为他们各种功能系统运作都是基本独立的（尤其是司法独立让人羡慕)，但依我在新加坡的将近十年经验看来，她的发展前景已经受到人才资源的极大的限制，因为这里的典型人格普遍缺乏主创性、独立思考能力、觉醒的意识、自发的兴趣和冒险精神。欧美和日本的情况我不得而知，但从我的阅读看来，类似情况也广泛的存在。这里主要的原因当然不是阶层/功能分化，但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文化和人格的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考量。为了研究现代性的每一个重要层次，我想我们需要将更多文化理论整合到社会系统论中
最后，希望将来能看到一种比卢曼理论更完备，而且是主要以中国历史和现实为基础的社会理论。
又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在崛起策的号召下，不断的凝聚民间智慧资源，崛起策将真正成为一种集体思考和创作的结果。迟些时候会就hyj1983 的意见谈谈我的看法。
为万代师~~成百世魁首~~自古以来所有读书人的期待~~~可曾想无智者思~无贤者心~无达者胸怀~~什么样的理论都会走调???
如何达到功能分化？从一个例子可借鉴：中国的高考制度！你可以说它有很多毛病，但从公信力，平等度，严格执行力度，
等一系列硬指标来衡量，不能说没腐败，但应说是最少的。这里可以引发出许多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