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II 副篇一 功能分化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崛起”
从历史发展来看，功能分化形成于西欧封建社会的末期，在那个各种新兴思潮涌动、人心思变、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迁、社会语境也不断变化的新时代，欧洲历史的确经历了一种“文明突变”和“社会结构质变”的现象。相信没有人从一开始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就能预先推导到西欧社会最终会演变成为一个各个社会子系统（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艺术和宗教等）独立自主、功能分化的社会，即使最精明的预言家和精算师也未必能够预测到，在14世纪到19世纪这段时间内，西方会一跃成为我们这个蔚蓝色星球新的主宰。历史是诡异的，也是充满偶然性的，虽说历史不好假设，可是根据功能分化理论所展开的新视野我们还是不禁要问：在中国阶层分化社会中那个同样新思潮涌动、人心思变、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着剧烈变迁、社会语境也不断变化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有着非常类似14世纪欧洲的条件：书面语言的发展；平民教育的兴起；步入末期的封建庄园经济；各大战国进行的竞争；文化、学术和艺术的相对自由；各国人才的相互流动等等，但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战国时代结束后就形成功能分化社会，从而早于西欧1500年就开始功能分化的进程？当时的各大战国中，齐国是商业大国，管仲本人就是经商能手，而且在那个时代齐国就开始发展海洋产业经济，展开同邻国的海盐贸易。但为什么不是商业繁荣的强齐一统天下，实现中国历史性地由阶层分化社会向功能分化社会的转变，而是内陆的、崇尚法家的、高度宣扬中央集权的强秦统一了中国，从而在秦（皇）汉（武）体制下最后确定了大一统的、政治系统形塑其它所有社会子系统的局面？中国是否痛失历史性的良机，没能在更早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功能分化？即使在功能分化理论还不为大家熟悉的时代，许多崇尚民主自由理念的知识分子就曾提出了一些激进的观点：大一统是中国一切祸源，中央帝国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罪魁祸首，春秋战国是中国最好的时期；如果联系功能分化理论恐怕又有人会简单地推论：大一统是阻挠中国功能分化的根本原因，因此是中国两千年凝固停滞的根源。我们可以这么阐释历史吗？
我认为，这样简化的观点是缺乏历史感的，也是缺乏历史情境主义和历史相对感的。历史情景主义要求我们看待历史事件、历史演变和历史人物时必须要从当时特定的历史情景去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特殊情况，而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眼光去检验历史和评判历史人物。要知道我们祖先面临的历史情景和历史条件与14世纪的欧洲有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根本不同的地方：
一是东亚大陆上400毫米的降雨线划定了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生存范围：降雨线以北气候干燥少雨，适宜生存的是游牧民族，降雨线以东、以南则是气候湿润的地区，适合农耕民族的生存。在气候和地理决定的民族空间分配上，华夏族在千年的历史上总是面临着北面游牧民族的生存威胁，这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威胁，是文明的冲突。经济学家科斯提出过一条著名的科斯定理：如果在产权明确的情况下，当交易成本足够低的时候，自由贸易交换可以使双方利益最大化。然而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从未形成农民和牧民在产权明晰界定下的，以自由交换为形式的持久贸易关系，而是在劫掠和反劫掠中使双方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难以得到真正的保障。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在千年历史的长河中，围绕着400毫米的降雨线形成了拉锯战，长城就是两种文明的分界线。同时东亚的季风气候也造成了降雨量不均匀的情况，旱涝灾害是东亚大陆面临的另一个生存威胁。华夏族先民为了生存，必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政府，既可以修筑巨大的水利工程防止变幻无常的东亚季风气候带来的旱涝灾害，又必须在游牧民族的威胁前保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统一调度能力。可以说，中国的大一统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情境中发展演变的必然历程。
二是中国华夏文明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华夷之辨，统一的民族、统一的文化礼仪、统一的教化和民族认同感已经在形成中。欧洲之所以在历史上形成小国林立的局面，是因为欧洲历史文化和民族成分非常复杂，很多古老的民族在历史上早就已经形成。拿欧洲的国家林立来批评中国人热衷于大一统是历史情景的错置，是忽视了欧洲民族的认同感本身就是复杂和多元的，而东亚大陆上华夏族却成为主体民族，因此国家之统一也是必然的。欧洲的国家林立是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等不同民族国家的林立，而中国国家的分离则是不则不扣的分疆裂土，除了带来国家的分裂、战乱和动荡以外，决不可能带来真正制度意义上的进步。因为同一民族的分裂必然意味着残酷的战争，人民也必然在战乱中思统，这是中国历史的大势。
三是中国和欧洲，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仔细观察欧洲的海岸线，可以看到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和延岸林立的岛屿，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欧洲人热衷于海洋贸易，热衷于商业船队的远行。在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海岸线绵延，岛屿与岛屿之间相近、相连，在此种地理条件下孕育了商业贸易的最佳条件。对比中国的海岸线，相对而言不似欧洲那样曲折，而且也远不如欧洲近海那样岛屿林立，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以内陆的农耕为主的经济形态，可以说，不同的地理环境塑造出不同的文明特质。
当然，对历史情景主义的运用也并不表示我们不用去了解中国落后的根源。当中西尚未进行深层次的接触，中国还沉浸在天朝拥有四海的世界观的时候，也许还可以理解中国对世界的观感。可是在明王朝时代，中国事实上已经处在全球贸易圈和全球贸易繁荣期，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且已经有早期来华传教士和商人开始向中国人介绍外部世界，在这个时候对外部依然视而不见，不进行反思和反省，那么中国的落后就是难以避免的结局了。严复说得很好：西人不至，中国文明是可能循环往复地继续在同一条跑道上走下去的；可是既然西人已至，我们已然落后挨打，那么还不进行民族反思，奋而图强，奋而思变，那就是昏聩保守了。
我们的祖先经过两千年历史的传承，留给了我们巍巍大中华，这是我们得到的永久珍贵的祖先的遗产，我们要爱惜她，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文化传承，她是我们今天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是我们崛起的根本基础，没有巍巍大中华，哪有中国的崛起，哪有中国的现代化？但是我们祖先在中国的历史情景中没有实现功能分化，导致了中国的落后，我们今天了解历史和探索历史教训不是为了去责问祖先，因为历史有其偶然性，有其历史环境性，我们的祖先当时并不知道世界上有功能分化，西欧人在功能分化最终形成之前也还并不完全了解功能分化，因此我们不能过于苛责前人，但是教训却是一定要吸取的，问题是一定要总结的，症结是一定要抓住的。当我们不知道落后的根源，一些过失还情有可原，可是当我们今天已然知道中国落后的症结，却还不去改革，不去奋进，不去向功能分化的社会努力，那我们就真是上有愧于祖先、下有愧于子孙了。
同理，也许很多人会羡慕西欧最早建立了现代化的制度，建立了功能分化的社会，但是有一利，就有一弊。西欧虽然率先引领世界走向功能分化的社会，却在自己本身的历史传承下最终没有实现统一欧洲的愿望。在当今全球化和区域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时候，单个的、较小的民族国家越来越显现出劣势，而欧洲国家最大的战略困境就是：难以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和统一的民族国家，进而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欧洲联盟反映了欧洲人统一欧洲的努力，目的是在21世纪与美中形成鼎足而三的战略局面。然而欧洲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还面临太多的障碍，还有太多民族国家利益的纠缠和争执有待内部协调，欧洲要实现鼎足而三的战略意图还有待时日。而我们国家的历史传承虽然为我们设置了转型向功能分化的障碍，但是我们却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市场、13亿人的超级消费群体和消费潜力，单从这点来看，我们又享受了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一份丰厚遗产。
对比欧洲与中国，美国是幸运的。在立国历史上，美国就是由欧洲流亡的清教徒建立的国家，他们的血液中跳动着商业主义的脉搏，他们的传统中积淀着法治和契约的精神，他们又来到一片广袤的北美大陆，有着丰富的资源、茂密的森林、湍急的河流，在这片土地上，美国的立国先贤们抓住了历史机遇，以新型的方式建立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而不是一个阶层分化的大帝国。联邦制的设计和民主法治的推广使得这片新兴大陆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美利坚既实现了在广袤大陆上的国家统一，又把欧洲逐渐成型的功能分化社会成功移植到美利坚大陆上。这样，地球上一个统一的大国实现了功能分化，庞大的面积、庞大的人口乘以功能分化系数，一个超级大国诞生了。
21世纪上半叶，地球上最具潜质的是美中欧：美国需要防止错误的国际战略和国力透支而重蹈罗马帝国的覆辙；中国已经显示出世界大国的巨大潜力，在科技和经济领域正在奋起直追，缺乏的还是功能分化的制度（制度现代化）；欧洲已经基本实现了功能分化，缺乏的还是一个统一的欧洲和真正整合的欧洲市场。当然不能忽视的是印度，在制度设计上印度已经具有“功能分化”的特质（民主选举和法治），但是关键在于，阶层分化下延续千年的宗教观点和种姓制度是否还在继续影响着现代平权社会的构建，从而在事实上阻碍着功能分化社会在印度的形成。
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基本情况，就知道了我们未来的责任之所在和未来国家努力的目标。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渐进的功能分化的进程，从一个政治主宰一切功能系统的社会，到政治逐渐认识到经济、科学、教育、法律和艺术等社会子系统具有自身的内部规律和自身运作逻辑，中国在功能分化之路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如果中国在未来20到30年内逐步实现向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的演进，体制弊端的制约就会逐渐通过改革而渐渐消除，功能分化的实现过程必将极大地发挥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也必将极大地释放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能量。如果中国在未来的黄金期初步实现建立功能分化社会的战略目标，中国现代化的动态势能必将超越人类有史以来任何一国的现代化进程，其影响力必将辐射到全世界，进而改变二十一世纪整个人类历史进程。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8年3月9日
附：中国崛起策II是系统探索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现代化的系列文章。作者将运用德国社会学家和思想家尼可拉斯·卢曼的系统理论（又名功能分化理论），从各个社会子系统的角度来探索今天中国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根据卢曼的理论，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区隔分化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功能分化社会。人类社会以家族和部落分化为基础分化形式的阶段是区隔分化社会，以阶层和阶级为基本分化形式的阶段是阶层分化社会，而现代人类社会基础分化的形式是以各个社会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艺术、宗教、体育等）的功能分化为基础的，这样的社会被称为功能分化社会。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和引用中国崛起策II系列文章。如果转载中国崛起策II文章或引用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第一个读者？：－）
看了这篇后，对中国的崛起更加地坚定了。
在阶层分化后，欧洲走了“先制后统”的路，而中国走了“先统后制‘的路。显然，像美国和澳洲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幸运的 ，他们跳过了统和制的先后顺序，直接把统和制同时发展了。我想，当年如果在美洲和澳洲的土著人如果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就不会被灭族。起码不会把整个洲都让给人家了，而会像中国那样被部分殖民。不过，如果澳美洲没有被统治的话，可能世界上又会多出了两个非洲了。
为崛起策建言之一：功能分化下的中央集权——中国功能分化社会建设中的政治系统初探
在中国的下一阶段任务是建立功能分化社会的共识下，各个子系统的建设就成为实现功能分化社会的关键。而政治和经济系统的建设又是关键中的关键。经济系统的建设，我已经在以前的讨论中就“公有制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进行了分析。本文将着重探讨中国未来的政治系统建设方式。
我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必然是中央集权！这不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立刻接受的结论。那么我先作两点声明可能会增进大家的共识：
1.中央集权不等于非民主政治。民主的对立面是独裁而不是集权。
2.中央集权不等于不要功能分化。相反中央集权本身应该被严格的限制在政治系统内部。
西方国家率先进入了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的社会形态就成为了一种标准，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就一定是“不断的接近西方”。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确使整个欧洲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功能分化的社会形态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然而这样的社会形态也有他与生俱来的不足之处。作为东方文化航母的中国，更不能照搬西方的社会制度。立足于本国文化，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形态才是中华民族新时代的使命。集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即古、今、中、外）的智慧于一体，中国极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也是最适合于中国的社会制度。
我们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集权制是中国过去‘先进’现在‘落后’的重要原因”。这很容易引导我们得出这样的推论：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打破集权统治！这听起来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不要忘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曾经使中国引领世界文明达2000年之久，这其中必然有它的合理性因素，社会发展的曲折往往产生于从全盘肯定到全盘否定之中。就象我们说“不能全盘西化”绝不意味着不能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明成果。
在进一步分析论证之前，首先要对我们所说的中央集权作一个界定：
1.我们所说的中央集权是在功能分化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中央集权，是政治系统内部的一种实现方式而不是政治可以干预经济、科技、艺术等各个社会功能子系统的借口。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社会生产和管理的复杂程度呈几何级数的增长，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之所以是一种落后的国家治理方式，根本上，是因为没有实现功能分化，“什么都管”的结果导致了“什么都管不了”。造成了政府公共职能的缺位。
2.中央集权的前提条件是有完善的监督机制。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是以皇帝的绝对权力为特征的，尽管士大夫为代表的官僚阶层和其他势力对皇帝的权力有所牵制，但从根本上来说，没有形成制衡皇权的有效政治力量。因此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是缺乏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反而提供了权力阶层通过政治系统在各个社会子系统中谋取利益的便利，形成了腐败的温床。
3.集权和分权都是相对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绝不意味着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分权”，不允许有任何公民自治的空间。中央和地方和社会和社区和家庭和个人都要界定好自己的权力范围，只有关系到国家整体利益的事务才由中央政府统一进行管理。
4.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和诸如美国的联邦政府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中央政府有着远高于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利和责任。它的治理模式以中国古代的郡县制为基础。各个社会子系统（包括政治系统）的地方最高长官由中央政府（各部）直接任命，各级官员（包括副职）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下逐级任命。地方议会（或地方人大）、司法系统、媒体行使监督权（分别行使政策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权利）。国家税收、国有资本红利大部分由中央政府掌管，少部分由地方政府掌管。中央政府有义务提供均衡地域、阶层差别的全民社会福利，有义务进行全国性质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义务提供全国性的公共服务产品，有义务调动全国的资源进行灾难和紧急事件处理，有义务在国家利益的最高层面促进不同地域的均衡发展和不同社会领域的合理发展。
在对中央集权界定清楚之后，我们来谈一谈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要“中央集权”。
一.从国家治理方式看中央集权
首先是效率问题。西方的社会形态的确形成了权力制衡和制度化博弈的机制。但这同时也带来了决策和管理成本的大幅度增加，更导致了决策效率的低下。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而不是权力的高效运用所建立的。而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权力博弈机制的低效率。中国30年快速发展的奇迹固然有很多原因，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方式。对比印度我们可以更加清晰的感受到这种治理方式的威力。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集权，而是没有实现功能分化，没有实现有效监督。
其次是可控性和大局观问题。权力博弈实际上是各种利益团体的博弈。各种利益团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不容易也不愿意有全局的利益观。利益博弈的结果是相对多数的人获得了满意。而这种令人“满意”的结果是什么却很难在事先就有数，并且这种结果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也很难说清。因为这不是站在全局、站在未来的角度所形成的政策，而是站在利益的角度。各种后进民主国家的政治乱象，从这里可以找到根由。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道理，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1）我们都知道“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将军都能作出最正确的指挥，所有士兵的判断力都弱于将军。但如果因此我们就允许在战场上就战争的选择进行广泛讨论和表决。那么战争的失败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充分尊重个体意见的结果是以整个军事力量的不可控和低效率为代价的。
2）我们都知道交响乐团是由指挥和各种乐器演奏人员组成的。一首交响乐的成功演奏当然还离不开作曲家。这里，曲作者、指挥、演奏者其实和各个社会功能子系统非常相似。交响乐团就是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的缩影。各种乐器、指挥和曲作者都不干涉其他子系统的内部运作，而他们又高效耦联，相互支持，共同谱写出华丽的乐章。任何系统妄图侵入其他系统干涉其他系统的运行规律和编码方式都会使演出失败。但我们却发现，在这个社会模型的组成成分中，“指挥”却是一个中央控制单元。尽管实现了功能分化。但没有指挥，妄图靠各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合作完成作品的演奏将变得非常困难。系统的复杂程度要求必须有分工，却同时也要求必须有统一的指挥和调度。这个例子其实更应该解释为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地方以地方利益为重，不可能有全国性质的大局观。靠地方之间的博弈来形成最终的决策很难保证其真正的合理性。但这里我还是要将他们形容为功能系统，并郑重提出我对功能分化理论的一点质疑：在社会复杂度面前，不分化固然没有出路，但缺乏总体控制的分化要形成高效耦联又谈何容易？我认为这是功能分化理论必须解决的问题。
3）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有很多相似之处。企业内部的部门划分也自然的产生了各种部门利益。部门与部门之间也有博弈的关系。但我们极少看到部门与部门之间矛盾的解决是通过“表决”的形式完成的。实际的情况是矛盾会逐级上交。由越来越高的层级人员进行“仲裁”。如果说利益博弈是最好的管理方式，为什么没有一个企业采用这种制度，而无一例外的使用了“集权”统治。不要轻易说企业和社会有本质的不同。其实已经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的未来是建立“企业化”国家——既有中央控制，又有逐级授权和功能分化。这才是最高效、最可控、最具有大局观的的社会形态。
4）市场经济是经济系统的概念，但我们也可以拿来类比政治系统。市场经济是依靠“逐利”的个人天性所产生的个体行为在全社会范围内不断迭代、递归形成“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规律来塑造社会经济形态的。这种经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源的合理分配。然而由于没有一个“中央控制系统”对整个经济的运行进行总体调控，市场经济又如一匹脱缰的野马，随时可能走上歧路。马克思所预言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不断重复上演着，无利可图的领域市场更是失灵。垄断破坏了公平，而自由竞争又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建设……终于，“宏观调控”这样的政治系统强势介入经济领域的现象发生了。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政治系统在为经济系统服务。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了这种服务除了使用政治系统自身的语言（政策倾斜）之外，也在使用经济系统的内部编码“投资/不投资”。就算我们认为这还是严格的功能分化社会，那么，当经济由于缺乏中央控制出现危机的时候还可以靠政治来挽救，那么政治出现危机的时候呢？现在还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有为权力博弈的结果是一个错误结果的行为进行问责的制度——因为“承认权力博弈的结果”根本就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则。
5）高等生物的生命体有很多复杂的功能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他们是功能分化的典型，也是权力下放的典型。但这所有系统的高效合理运作都离不开一个中央政府的协调管理——大脑。大脑不能代替各个功能系统的运作，却能指挥和协调他们的运作，当一个系统受损的时候，大脑就会组织资源优先对这里进行抢修。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在功能分化的基础上进行统一管理调度是多么的重要。
二.从文化特征看中央集权
中国有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形成了特有的适应集权政治的文化特征：
1）强调国家和民族认同：在面临外族入侵威胁的整个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中，中国人培养起了高度的国家认同感。而高度包容和同化的文化特征又在不断的融合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特质，使得中华民族和中国的概念相互交织——因为认同中国而认同中华民族，因为认同中华民族而认同中国。
2）相比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更看重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包括康乾盛世等，无一不是建立了和谐、稳定和发展的社会面貌。中国每一次从大乱后都能够通过“修养生息”的政策使得国力迅速恢复，这都和中国人看重“和谐、稳定和发展”有重要的关系。当然，我们不是说自由和权利不重要，我们必须承认尊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但中国人更以为，只有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才可能有个体的自由和人权。在一个社会动荡不安，个人朝不保夕的国家，个人是没有自由和人权可言的。苏联和东欧剧变后，中国没有多米诺式的成为下一个目标不得不令人深思。
3）认可多级任命的郡县制管理模式。新中国成立后采用省市县三级管理体系并没有遇到很大的障碍，这和中国历史上长期采用郡县制形成的政治认同有很大的关系。老百姓早就习惯了一省有省长，一县有县长的多级管理模式。这是所有西方国家都不具有的政治生态特征。美国在立国之初如果要求建立郡县制国家可能早就完成了分裂。
4）赞同为了应对灾难而使中央政府有全国性的应急处理能力。中国之所以在秦汉时期成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抵御外辱的需要，治理洪涝灾害的需要等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尽管中央集权的独裁统治和阶层分化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小国寡民”时面对自然灾害和外部威胁的无助依然使得人们强烈希望有一个中央政府作为抵挡灾难的依靠。
5）西方的民主政治其实是对欧洲封建制民主在更高级别回归。（将古代的贵族民主扩展到了所有公民）而中国的现代化如果要扎根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则会实现从专制集权向理性集权的回归。在全球化日益成为大趋势的今天，这种回归必然是站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政治和当代西方民主政治两块基石之上的更高级别的回归。人类历史上社会政治形态将是以下的发展路径：原始民主——贵族民主——专制集权——现代民主——现代集权。原始民主是所有人类社会的起点，然后西方和东方开始了无交集的跳跃式发展。今天，中国又一次面临了引领世界文明的历史机遇。
三.从中国今天的国情看中央集权
中国当前采用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方式。但它和我们所界定的理性集权仍然有差距。它不是建立在一个基本实现了功能分化的社会基础之上，它还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但在我们认清了“理性集权”的合理性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当前真正具备了所有西方国家都不具备的进化优势。因为中国已经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中国今天所作的每一分努力都是在向更“理性”的集权迈进。这种平滑演进的可能是任何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的中央集权是社会变革“可控”的坚强保障。固然，在这种模式下各种既得利益阶层塑造的壁垒不易打破，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变革的速度。但“国家和社会在有计划、可预期的一天一天变好”这本身就比冒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而进行的不知是不是真的会变好的“休克疗法”式的剧变要好得多。
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中国人的思想已经获得了大大的解放，各种现代思潮从四面八方冲击着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在思想已经不可统治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变革已经是历史的必然。如何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跨越正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责任！
写的非常好，非常精彩。"在功能分化的基础上进行统一管理调度"提的真好，给了我们国人对于祖国未来的信心，又不失理性让人信服！
对于“在功能分化的基础上进行统一管理调度”的几个例子举的特别贴切！
希望孤舟能多写这样的精品出来！
我在想这样的问题，如果国内的大学都能有阅微堂这样的理性而又高质量的讨论版，对于学术思想的进步一定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孤舟，如有类似系统讨论的文章可以直接寄给阅微堂主张志强先生，邮件为 mathzqy@gmail.com 。以前曾经有网友写过《中国崛起策执行篇》，今天读了孤舟的留言真是感觉到了很多收获，希望有更多网友从不同的角度来写作，让中国崛起策II系列成为一个集体创作的平台。许多系统讨论的观点不要仅仅作为留言的形势存在，而是真正发表成为文章，这样可以引起更多网友阅读。
我现在也逐渐在消解自己的门外汉心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然不是社会学的专业人士，但为国建言的心却是同一的。将自己的言论定位在“为崛起策建言”，应该说还是比较恰当的。一方面可以让自己自由的发表尚未成熟的见解。一方面也可以使因为理论知识的浅薄而形成的绝对化观点有被理性审视的机会。
“高等生物的生命体有很多复杂的功能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他们是功能分化的典型，也是权力下放的典型。但这所有系统的高效合理运作都 离不开一个中央政府的协调管理——大脑。大脑不能代替各个功能系统的运作，却能指挥和协调他们的运作，当一个系统受损的时候，大脑就会组织资源优先对这里 进行抢修。”（摘录自天涯孤舟），小杰1983网友也提到了生物界进化和人类社会进化的惊人相似之处。其实卢曼的理论正是吸收了生物学、特别是神经学和控制学科的观点，进而提出现代社会子系统“自我控制”和“自我形塑”的观点。
单纯研究社会分工在社会学中早就有历史渊源，社会学的开创者之一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就提出了社会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过渡，并把社会分工精密化描述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关于系统的研究也在社会学中有深厚的源头，美国社会学大师帕森斯就把社会系统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但类似卢曼这样将神经学和控制学以及某些生物学的观点用来构建社会系统，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在生物学、神经学和人类社会之间寻找某种类似的关联是非常有创新意义的。这点小杰1983网友和孤舟都在不同层面提到了。
个人曾经打算从事生物学研究，可惜与其擦肩而过。我也了解到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和生物学渊源甚深。也看到一些批评卢曼太过于从生物学推导出人类社会系统理论的意见。希望刘先生以后能在崛起策文中让我们了解到一些卢曼理论和生物学的关系。
通过个人的专业学习感觉生物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分支也很多，但包容性也很强，对生物学的研究也可以应用于其他很多科研领域。要想在这方面有所成就需要有很强的化学（特别是有机化学）和物理学功底，但有时候你又很难说它完全属于理科。所以我们发现历史上很多对于生物学有过重大贡献的人本身专业背景并不是生物学（比如说众所周知的孟德尔 发现ＤＮＡ结构的沃森和克里克等等）。所以孤舟先生如果真感兴趣不妨关注一下，出点成绩也不是没有可能，比如说将计算机与生物学相结合产生的生物信息学研究就是个热门
一直认为中国未来的社会形态应该是根植于中国文化，并借鉴西方文明成果而形成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不宜枉自尊大，也不应枉自菲薄。理性中道的思考方式是我在阅微堂、在刘涛先生《中国崛起策》中最大的收获。
上文本来打算单独作为网友评论文发的，但不知道怎么发。请刘先生或志强先生指点一下。
崛起策是为国建言的良策。鉴于自己的知识水平，只能写一点为崛起策建言的文章。这篇文章在编写时受到了庄建西先生《中国人在21世纪的机遇和责任》的影响，是结合功能分化探讨适合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一种尝试。请大家多提批评意见。
关于“功能分化下的中央集权”的创新性提法反映出你的深度思考和深入的分析能力。对于这样的提法和这样的整体思路我还没有十分成熟的看法，只是强力期待孤舟能够沿着自己的思维和设计深入探索下去，而并不要太看重我的评价，因为优秀的思想都是一步步发展出来的，希望你沿着你的思路深入探索下去，我在自己思考成熟以后也一定会发表自己的见解。
建议先生能看一看庄建西先生的文章（见楼下），初读的时候我觉得有些说法并不完全认同。但其中有一点我觉得很值得思考——中国过去的基本社会单位是“家庭（或家族）”，而国家的管理形式也是家族式管理（皇室家族管理所有的普通家族）。中国现在的基本单位是“企业”，而中国的管理形式也应该是企业式管理（国家这个大企业管理着大量的普通企业）。这种观点容易绝对化，但有“功能分化”这个巨大的社会基础作为保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企业式国家管理模式”可能存在的隐患。先生说“只有功能分化，才能高效耦联”，这只是必要条件。我认为加上企业式国家管理模式下，这种高效耦联才具有了充分条件。我这篇文章只探讨了政治系统内部的运作。但我也在思考系统间的关系。先生应该记得我们讨论过系统间耦联的问题，我还提出过软件系统的参考，软件系统的模块之间都是靠规范的“接口”来调用和通信的。调用是上下级关系，通信是平级关系。一个软件系统要很好的运作，离不开上层模块对下层模块的调用。虽然各个子模块之间也可以通过通信协议进行地位平等信息交互和协调处理（分布式系统的概念）。但彻底离开了上层模块对各个下层模块的调用和协调也极有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影响。（分布式操作和集中控制式的操作都有一定的市场，但目前看来，在分布式基础上的集中控制是最有前途的方法），这个和政治上的集权、分权、利益博弈制度等有很大的相似性。我的一点不成熟的想法是，各个功能子系统未必是完全平等的关系，“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极有可能是实现中央控制的两个关键系统。用生物体来类比，政治系统就是大脑，法律系统则是“大自然”（生物体运作的规则不是“大脑”制定的，而是大自然用数亿年的时间为各个生物体制定了运作规则），用软件系统来类比，政治系统就是主程序，法律系统就是系统设计者；用交响乐团来对比，政治系统就是指挥，法律系统就是曲作者……各个社会子系统的地位平等不等于功能平等。
转载 庄建西先生《中国人在21世纪的机遇和责任》中的几段话
人类社会的第三次政治结构大转型是从中国人的改革开放开始的（是从撤销人民公社开始的、是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私下里分田到户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中国人真正认识到了膨胀的公有制对社会的危害。文革一结束，中国人很快就扭转了对私有制的偏见，开始了在一党执政的前提下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确立私人经济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膨胀的公有制巧妙地接受了膨胀的私有制，很多政治家、理论家都认为走不通的道路中国人走通了。之所以大家都认为走不通，是因为大家对第三次浪潮的哲学理念缺乏足够的认识。第二次浪潮的哲学理念是辩证的对立统一，所以在第二次浪潮中建立起来的工业国家都是政党制衡政治体制；而第三次浪潮的哲学理念是系统整体观念，从系统的科学思想到系统的宇宙观、系统的历史观，它要拥立的决不是政党制衡政治，而是系统的社会管理理念，刚好和中央集权制的哲学理念相一致。按照第二次浪潮的哲学理念，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旦建立起来，其上层建筑必然会走向政党制衡政治，是第三次浪潮让中国人的社会管理理念焕发出新的青春，是信息科学技术让中国人的中央集权制驾驭工业生产取得了成功。但是，第三次浪潮所拥立的中央集权制绝非是第一次浪潮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而是系统管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升华，是对第二次浪潮所建立的政党制衡政治的一次大超越。虽然目前它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不久的将来它会以低能耗、高效率成为全球一体化时代政治体制的主流。
政党制衡政治决不是中国人的明天，中国人是从家庭理念的中央集权制，跨越政党制衡制，直接建立企业理念的中央集权制。不明白这一点你就读不懂中国的近代史，你会为“中国的民主道路为什么这么曲折？”而苦恼；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看到：中国的民主进程一直是在按照自己的运行规律稳步前进着，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中国人的20世纪是家庭理念逐渐退出政治舞台的过程，任何社会动荡都没能停止中国人的这一进程。辛亥革命把中国的第一家庭逐出了政治舞台；不管是私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每一个企业的诞生都会把一部份家庭人转化为企业人，让家庭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即使是从事个体劳动的家庭，在市场流通经济的作用下、在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也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成为企业化的家庭；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对家庭的历史性作用。中国人的社会变化就是这样紧紧地围绕着家庭展开的。
进入21世纪，企业理念进驻政治舞台完成国家的企业化改造就成为中国人走向政治体制变革的基本方向。
http://www.history-club.net/DVSYS/viewthread.php?tid=16638&extra=page=2
很高兴看到天涯孤舟的建言，分析问题的深度让我佩服，一直都在关注阅微堂上的讨论，每每看到精彩之处自己都会击掌相庆，鉴于知识有限，不敢乱留片言。只好默默关注，站在大家多年知识积累的肩膀上偷偷懒，顺着大的思路去思考。不过今天实在憋不住了，似乎一直沿着崛起策的思考脉络，”合理”集权的概念提出更加清晰的指出“中国化”的功能分化理论的方向，同时也强调了其必然性。让我们看到了自身本所拥有但不易认识到的优势。因为知道我们想要什么？知道去追求什么？进而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
正如天涯孤舟所提出的疑问。如果政治出现危机，我们应该怎么办？这种方向性的大问题我们该有怎样的制度来进行权力制衡？因为我们实在错不起了。这看起来好像会一直无限循环下去？但由于他的地位太重要了，我们必须深入讨论下去。合理集权的一大特点就是可控性、高效性。这意味着可能很快的发展，也会很快把情况变糟。但这不能否认合理集权的优良性，先进性。我们必须要考虑这种合理性的硬指标和软指标，哪些因素会发挥一定的作用来影响合理性的落实？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决策集团的指挥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会做到的合理程度有多少比例。只要是人，就会有一定程度的认知缺陷。
只是个人不成熟的想法。愿意接受批评。
一直在思考中国的政治体制应该怎样不同于西方，又怎样借鉴于西方。这篇文章的思考也许还不太成熟，鹏少所提出的“我们必须要考虑这种合理性的硬指标和软指标，哪些因素会发挥一定的作用来影响合理性的落实？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决策集团的指挥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会做到的合理程度有多少比例”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看了本文，从内心感觉而言，是我自看《崛起策》开始，是第一次如此的不知所以然。从刘先生的行文中，我第一次接解触了“历史情境主义”这一新名词。再往下看，我们央央5000年历史文明古国的历史，居然只要用“400毫米的降雨线划定了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生存范围”、“中国华夏文明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华夷之辨，统一的民族、统一的文化礼仪、统一的教化和民族认同感”、“中国和欧洲，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就可以“圆满解释”了。可是在似我等吃馒头而不是吃洋面包长大的土包子心理，却还有另一个概念，叫做“历史唯物主义”。我还是比较相信“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情境主义”。如果顺着刘先生的思路，我现在就想到了一个带有宿命论色彩的结论：中国之所以没有走向“功能分化”而选择了“中央集权”，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末期中国出了个“秦始皇”，欧洲之所以没能走向“中央集权”而选择了“功能分化”，是因为它们到现在也没能出现一个“秦始皇”，二战出了个“希特勒”但最终还是没能成为欧洲的“秦始皇”！而美国之所以有今天，显然是因为美国出了个“华盛顿”，下愚之意，对历史的演变是不好这般简单化的。如果可以这般简化，那我们共和国，现在根本就不用讨论什么“功能分化”，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是我们共和国的“华盛顿”。但我们还是满怀信心的的奋斗着，这种奋斗，绝不因为没有出现中国的“华盛顿”、或因为不知道有个“卢曼”，而气馁而停顿，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非常赞同笑口常开先生的批判性思维，有了这样的思维才能使我们的讨论更加深入，严谨，细致。但我认为刘先生本篇关于“400毫米的降雨线划定了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生存范围”、“中国华夏文明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华夷之辨，统一的民族、统一的文化礼仪、统一的教化和民族认同感”、“中国和欧洲，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等的叙述恰恰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以上的气候，地理因素本来就是来就是客观存在，以上这些客观因素也就是导致中欧文化不同原因之一（文化是人类社会意识的表现，物质决定意识），当然还有其他客观因素，刘先生好像没有用到“只有”这样绝对的词语。
个人认为功能分化理论和马克思唯物主义不矛盾，当然我不是全盘接受功能分化理论就像我不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一样，不管什么“主义” “理论”一定有它的缺陷，就算现在正确的东西将来也可能会过时。但是至少目前来说个人认为功能分化理论是科学的，让我的视野开拓了很多，大有当初学习马克思唯物论时的感觉。。。
本篇文章通篇都是在鼓励中国民族的自信心，因为担心有人推导出“大一统是中国功能分化的阻碍”才专门写出此篇，而这样的观点（因为中国文化的一统江山才导致中国的落后）是常常可以听到的。本文谈的三点都是提醒不要忘记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发展，不知怎么这样的看法怎么又成为不够尊重中国文化和不够历史唯物主义了。另外历史情境主义是黄仁宇先生提倡的观点，核心是不能完全拿今天的尺码（民主自由）等去衡量过去的时代，这样的观点是否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我不知道，但是非常符合对历史客观的评价和标准，另外历史情境主义不是什么洋教和洋人的理论，是中国人（台湾人）自己提出的观点，是学术自由的象征。即使是运用了西方的理论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错误，我们今天谈的工业化、 现代化、 法治契约、民主化、个体自由、公民权、政治权、 社会权、社会福利思想、社会民主主义哪一样不是来自西方，就连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都是西方的舶来品，是德国和苏联结合的产品，并非中国自身文化的产品。如果我们仅仅简单地区隔中华/非中华，那么我们今天是否还需要四个现代化，是否还需要市场经济，是否还需要谈公民权和民主法治？
如果我们不针对问题的实质谈论中国的进步和变革，而只是凭着简单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来谈问题，那么今天任何变革和新思想的讨论都很困难了，那么任何外在的学习和创新都可能被扣上“外国的、非中华的”、“异端的、 非马克思主义的”帽子，过去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应该不少。今天执政党最了不起的成就恰恰是改革开放和认知开放，“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我最佩服邓公有远见的地方。
另外，吸取历史教训，今天应该更加鼓励学习和创新，更加鼓励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如果我们在知识分子的身上压上一座精神长城的话，那么就不要去问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卢曼”这样的问题了。卢曼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什么个人崇拜，而是西方社会科学系统自我形塑和学术自由必然产生的成果，在他背后凝聚的是西方几百年科学系统独立创新的演变，是庞大独立的科学研究体系所产生的杰出汇总。没有科学系统的独立形塑，没有科学按照科学规律的自由发展，没有学术自由和理论研究的精神，没有思想自由和精神自由，最终是不可能产生卢曼的，卢曼背后是千千万万的研究成果，看看卢曼书籍中的引证就自然而然能明白西方社会科学综合实力的强大。如果知识分子讨论问题时非要拿政治和民族主义的标准来衡量，那就怨不得为什么现代社会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思想都产生于西方了。
有不同的声音才会有真理。虽然我认为笑口常开对这篇崛起策副篇的理解有偏颇的地方。但就提出质疑本身，却是值得赞赏的。
“如果顺着刘先生的思路，我现在就想到了一个带有宿命论色彩的结论：中国之所以没有走向“功能分化”而选择了“中央集权”，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末期中国出了个“秦始皇”，欧洲之所以没能走向“中央集权”而选择了“功能分化”，是因为它们到现在也没能出现一个“秦始皇””——仔细读了文章，这个推论我实在无法从这篇崛起策中推导出来。
所谓的历史唯物的这个物，指是客观条件，而象交通条件、降雨等自然环境也是客观条件之一。400毫米降雨线的提法似乎是来自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一书，不过我记忆中好象是‘300毫米’。中国历史上的中心地区长期是自然条件相对良好的中原、关中等地区，并随着南北朝时期的中原政权的南渡扩展到江南地区。为什么象广西、四川等地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区，我想就是自然环境的原因。传统上北方人喜面食，南方人爱吃米，也是环境的原因。但是把这个说法扩大到北方人不吃米、南方人不吃面就是错误的了。历史情境主义也是历史唯物的一种，两者并不矛盾。
社会的发展有其必然性，而象秦始皇、华盛顿这样的任务的出现就属于历史的偶然性。社会不会因为缺少某个人就停滞不前了，地球离了谁都不会停止转动。但是这并不是说就忽视个人对社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我们这里讨论的，不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历代仁人志士的奋斗，就是因为相信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必然趋势的。
赞同，历史的事件一定有其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就是历史上的很多客观条件决定的，刘先生所论述的就是中欧历史情景和历史条件不同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当然和地理气候这样的客观现实是分不开的，除了刘先生所说的几点外，我记得还有位网友在留言中提到在战国时期能出现秦的统一中国，而欧洲没有统一的原因之一还和黄河的治理有关（好像是孤舟先生写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当然一定还有其他客观原因。而一个事件的形成不仅一定有其必然性也一定有其偶然性，秦始皇统一中国而不是其他人这就有它的偶然性（而这本身又有它的必然性），历史的进程就这样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作用下不断前进着
而必然性是可以根据客观条件有一定预见的，所以我认为研究历史的过程就是根据具体的客观条件进行推演的过程，而研究历史又是为了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利用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发挥历史偶然性作用？）作用于当前客观条件从而影响历史进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泼点冷水，中国不会成为一流的大国，其影响力不会覆盖全球，更不可能改变人类的历史进程。
至于刘先生所说“中国现代化的动态势能必将超越人类有史以来任何一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不太理解什么是现代化的动态势能？妄加揣摩后认为中学生能在一个月中学会运动学定律并且运用，不能说明他超越了牛顿。同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理应是快速，稳健，高效的，必须在短时间内高速健康进行。
历史的必然性只能出现在课本上，那是旁观者的总结，但在每个逝去的现在中，我们都是参与者，每个人都试图改变历史，在众多流派的博弈中历史被定格，所以我认为作为参与者，首要任务是提供最多的选择，但这些选择绝不是照搬别人的现有决策。
功能分化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至少在可预见的百年中。这是思维的问题，或许就是所谓的民族性，千年历史的影响。看看各部门的分分合合，便知。而这种反反复复更加重了疑惑和困惑。
所谓的历史的“动态势能”可以参考孤舟网友在崛起策二第三篇中“为什么中国会‘落后’”留言中网友所说的：用“道法自然”的观点来看：既然自然界的事物运行都有“惯性”，而且质量越大惯性越大，质量越大、速度越快，事物运行的轨迹越不容易改变。那么人类社会的社会形态业也是具有“惯性”的。而且社会规模越大，发展速度越快的社会形体的运行轨迹越不容易改变。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惯性巨大的“运动体”。没有一个“超级刹车”很难克服它的社会惯性。因此我们看到了中国近代史上是如何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根本性的决裂。我们不要叹息传统文化割裂的事实，这种割裂也是有着它的历史必然性的。
关于历史必然性问题，我认为很多时候它是一种历史规律，或者说是一种人类社会行为规律，（规律是客观的）很多时候不一定是我们有意在使用它，而是在潜移默化中使用它，因为它就是我们的行为规律，可在人类的基因中，是一种本能。
完全的功能分化当然是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说的很多定律和理论都是在理想状态下（比如说匀速直线运动等等）讨论的，在现实生活不可能实现，但你能说它于我们无用吗？现实生活是多种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
另外感觉你对于中国不会成为一流的大国也太过绝对了
的确，社会规律和自然科学的公理有相似处，但是并不完全相同。作为社会科学只能追求规律性的发展，而不可能制定出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的公理。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系统开始某种程度的自我形塑（市场经济）和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来看，中国在体制还远远不健全、功能分化只是略微前行的条件下，就能取得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长30年的高速增长，由此当然可以推断功能分化进程的逐步实现将会发挥出中国的现代化能量。考虑到中国8亿人口还基本没有加入功能分化体制的话，类比一下美国历史上的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就可以模拟出中国功能分化进程中加速度的发展，对此我从来不会怀疑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
另外小杰1983提出的文化惯性、超级刹车和文化决裂的确让我深思，也许辛亥和五四有激进的一方面，今天看来我们批评很多，但是也许历史的确有历史的苦衷和不得已，在千年阶层分化的惯性下，中国这艘文明巨轮要转向，成本的确很高，难度很大。但是我们一旦转过巨轮的方向，驶向现代化的话那也必定是史无前例、无人能挡，因为是巨轮，又停滞了那么久，不行则已，一行必然惊人。后劲爆发，必定是加速度前行，必定是动态能量的释放。
不是我提出的，是孤舟提的，我只是引用一下而已
用古人语“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一流国家的定义我想大概应该是经济文化发达、科学技术领先、国民安居乐业。这个目标是无论中国自己怎样努力，都实现不了的么，我想应该不是吧。至于中国的影响力是否可以覆盖全球，这就要看你怎么定义这个影响力了。难道说只有象美国那样在全世界都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可以随意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的国家才拥有全球影响力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全世界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以欧盟、美国不时针对人民币汇率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争执中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其他地区已经造成怎样的影响。
中国的发展是否会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是我们现在还无法准确定义的。虽然就象文艺复兴、蒸汽机的发明一样，参与者本身是无法了解自己的行为对人类历史将会造成何等巨大的影响。但即便如此，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一旦实现我们所追求的崛起，那么它对世界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因为这是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国家和文化的再度崛起。
牛顿作为一个科学的开拓者，其对科学发展的意义固然不是一个中学生所可以比拟的，但在就对运动学定律这样一个具体事物的认识上，他和今天的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之间，并没有质的区别。
至于说到民族特性，首先应当认识的是，社会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人的一个本能就是动物的适应性。在新的环境中，人的民族特性也必须作适应的调整。任何一个一成不变的民族，都是不可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一个经历了2000年历史考验但仍能基本保持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它的适应本能呢？
中国将来是不是会想LiuTao说的那样，应该是一个‘功能分化’社会，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大家参与这里的讨论，是认识到了今天中国的某些现状已经局限甚至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讨论的目的就是希望知道，如何才可以打破这个界限。而这个界限对于中国的意义，也只有等它被打破之后才可能被认清
中华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包容性。我们现在所探讨的，不是中国是否“会”一流，而是“怎样”一流。
中国崛起策，为啥没有后文了呢？？？强烈期待中。。。
天天都会打开阅微堂，看看有没有新的崛起策。。。
阅微堂，因刘博士的崛起策而更加火爆；没有了这样的崛起策，阅微堂会失去她的主心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