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云舟子

1. 引言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浪潮浩浩荡荡，大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势头。其中以全民选举的民主政治被作为政治全球化的典范，认为没有全民选举的政治就不是民主政治而是独裁政治，甚至把所谓的非民主国家的一切社会问题的最终症结归结为缺乏民主，并认为解决这些症结的根源在于民主化，从而形成了民主的迷信^[1，2]。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下，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推翻了具有终极决定权力和意志的皇室王朝。可是由于缺乏对民主的深层认识，使得民主化进程产生了很多甚至相当严重的问题。时至今日，民主理论与实践深层矛盾仍然是我们政治改革深化的巨大障碍。

此外，对于经济改革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找不到石头就退回来，但是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逆性，当找不到石头的时候就退不回来了。而由此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付出的社会代价是难以弥补的，所以，政治改革的先瞻性理论思考显得尤为重要。思考的目的是能够融合东西方的传统文化，形成系统的道德文化理论体系和稳定的有别于终极决定特点的成熟的政治体制，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实现民主的中国化问题。

2. 民主的历史及含义

民主的理念来自于古希腊。古希腊的雅典共和国实行了一种有别于寡头政治和君主统治的民主制度。在经历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之后，17、18世纪兴起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的民主思想，并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建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奠定了基础，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领导人的产生不是世袭的，而是经过公民的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的任期有一定限制，因而选举需要定期举行；对于重大的国家事物需要经过公民投票来决定。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为了开拓市场，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中国人面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冲击，在痛定思痛后苦苦思索和探求解救民族危亡的药方，认为科学和民主是西方列强强大的根源。于是中国人就开始了对民主的不懈追求和奋斗，先有戊戌变法的失败，后有辛亥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没有带来民主的真正实现，为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又经历了二次革命和北伐战争等一系列民主革命，然而北伐战争的胜利结果却是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姊妹孔家财”，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最终发展成为四大家族对整个中国的垄断，人民不但对民主的诉求无望达到，而且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也不可能根治了。

中国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对民主的追求没有知识分子那样迫切，但是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深恶痛绝的，因而就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黄炎培曾经向毛泽东谈过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朝代轮回的历程，这个朝代更迭往往是“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而在朝代更迭之中，受苦受难最为深重的就是那些平民百姓，毛泽东当时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民主”。

所以，在毛泽东执政时期，为了解决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路线之争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想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形式彻底整顿干部队伍，解决深层的政治经济问题。毛泽东相信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他放手发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然而却使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毫无疑问，文革是中国的一个深痛的悲剧，然而就在这个悲剧刚刚结束不过十年，另一场悲剧又在中国上演了，那就是“六四”。六四产生的背景是反腐败，由于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采取价格双轨制，这个制度给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产生了中国独有的腐败形式——官倒。“六四”学生最初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反官倒，但是学生们认为，单纯的反腐败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制度的根本变革才能彻底解决问题，美国的民主制度就竖立了这样一个标竿，于是反腐败上升为求民主。鉴于文革中惨痛的民主经验，中共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从而酿成了建国后的第二次民主悲剧。

3. 民主的局限与困境

为什么中国人对民主追求的结果总是一次次的悲剧呢？是我们的人民愚昧不化，人种低劣吗？对于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自强不息的民族，这个解释显然不合情理。那么我们就需要对我们所追求的民主进行反思。

第一、民主的理念虽然来自古希腊，但是它真正发扬光大，并取得今天在政治领域内的话语霸权，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在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为反对君主君权而提出了公民的人权，提倡民主、平等、自由、博爱，其中的自由包括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的自由，并强调这些人权是公民生而具有的，即天赋人权。

人权真的是上天赋予的吗？如果一个人出生后就与人类社会隔离，他只能成为诸如狼孩之类的人，或许他是自由的，因为没有人管他，但是这个自由是上述的自由吗？他怎么可能会有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的自由呢？因而上述所谓的人权不可能是上天赋予的，而只能是社会赋予的。

另外，我们知道未成年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权利是民主最基本的体现。如果讲天赋人权，为什么一定要18岁以上的成年人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果说未成年人没有辨别力，需要社会的教育和引导，那么这种人权到底是社会赋予的还是上天赋予的？上天赋予了人吃奶的能力，人一生下来就会，不需要社会甚至母亲的教育。

国王在其出生时就拥有了当国王的权力，因而天赋君权比天赋人权更符合逻辑和事实。我们认定天赋君权的错误，却用同样的逻辑再造一个天赋人权，难道不是同样的荒谬吗？

第二、民主的本质就是“多数决”，讲少数服从多数，事情的是非曲直由人数的多寡决定。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多数人总是正确的。可是路人皆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我们用“多数决”的强权否决少数人的真理，岂不是让真理埋没，谬误横行？

“多数决”的结果就是多数强权^[2]，尽管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代表的民主制度为避免这种多数强权所带来的弊端而对全民选举制进行了很多修正，可是并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全民选举的多数强权在可预见的将来只能依靠金钱。因为选举的白热化必然使得候选人尽最大可能地动员社会资源为自己和其政治主张进行宣传。而在竞选双方或多方的竞争性社会动员中，缺乏金钱支撑的一方必然落败，因而当今社会全民选举的基础必然是金钱选举。

以民主的典范——美国为例，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经费届届增高，早就远远超出了任何候选人和政党的财力能力，这样候选人对资本家进行募捐就成为必然。尽管在美国的很多资本家同时捐助竞选的双方，但是如果候选人的政治主张不能给资本家带来利益，甚至损害了资本家的利益，资本家绝对不会为其买单。这样，资本家仅仅因为他的金钱财富就拥有了对候选人的初选权，而全民选举无论如何公平、平等都是对资本家初选结果的二次选举。天赋人权的平等权哪里去了？民众手中选票的神圣性岂不要因为这种不平等性而黯然失色？

“多数决”可能会引起、激化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突。由于“多数决”最终的判决标准不是真理，而是人数的多寡，使得不同利益趋向的人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帮派，乃至产生不同的政党。帮派之间斗争的最终目标不是真理、正义、道德和人民的利益等，而只是把他们作为达到他们目标的一个手段，当这些手段妨碍了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们就会忽略、隐瞒甚至抹煞。

世人常把全民选举和多党竞选作为根治腐败乃至其它社会陋习的药方，从理论和实践来看，政党政争非但不是解决腐败等社会陋习的药方，反而产生新的社会陋习，比如说贿选、族群和利益集团的分化冲突等问题。很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并没有走到全民选举的民主形式，否则依据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很难预料全民选举在中国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台湾民主的发展结果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引人深省的反面教材。

第三、民主的理论家认为：民主政治的核心观念不是体现在“多数决”，而是体现在多数意见形成的过程。意思是说，民主是个教育的过程，投票只是一连串公开、沟通、消除偏见之后的最后呈现。持续不断地交换资讯和意见才是寻求人类福祉最坚实有效的途径。

这个多数意见形成的过程就是通过自由来达到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只要给金子发光的自由。这些自由就是所谓的言论、结社、集会和出版的自由。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真理都能通过自由言论可以分辩清楚的。例如对于科学的真理，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自由的宣传，把科学定理和公式推导过程讲解给所有的公民，然后让所有公民判定真伪，投票决定呢？而事实上，我们只要通过由很多学者和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共同体来完成真理的检验和判定，因为绝大多数的科学理论是深奥的，难于让广大民众理解。固然，政治问题和科学问题是不同的，在政治领域深奥的真理不会很多，但是往往就是这样几个却对全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民主实际的操作中，候选人的政治主张利用言论自由的权利通过媒体展示给选民。那么，如果选民没有接收这种展示的物质条件怎么办？如果选民没有精力、时间、能力和素质来研究这种展示怎么办？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在白热化的全民选举过程中，无论选民还是候选人都不可能保持淡泊平和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却是追求验证真理所必须的。在这种白热化氛围中，选民和候选人更关心的是小恩小惠，选择寻求最大的利益收获，寻找利益平衡点。

候选人要想赢得选票，必定要提出不同于其它候选人的鲜明的政治观点。然而选民中的大多数对政治的理解和把握只能停留在业余的水平，这种业余水平不可能通过宣传教育得到根本改变，就像不可能将高深的相对论问题通过教育、宣传和辩论而让普通民众真正理解掌握。这种建立在业余基础之上的政治氛围，如何才能达到沟通和消除偏见呢？

第四、民主的中文字面含义是人民当家作主，“多数决”的目的无非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在全民选举中，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手中神圣的选票。这个所谓神圣的选票是否真的实现了人民的当家作主？首先要看什么叫当家作主，所谓作主就是对某件事情具有拍板决策的权力。

其一、选民手中的选票之所以体现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因为选民可以用自己手中的选票决定哪个候选人当选，但是全民选举中必然有落败的选民，为什么仅仅凭着人数的优势就剥夺了少数人当家作主的权力？

其二、选民之所以选择某个候选人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符合自己的主张，但是对大多数选民，这种符合不是完全的符合，而是大体的符合，选民只能退而求其次地选择大体符合自己主张的候选人，这种被迫地选择是当家作主的体现吗？再者，候选人当选后，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兑现其竞选主张，甚至改变其政治主张，这种改变是否符合选举他的选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呢？

其三，让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以民为本，可是选举政治的性质决定了候选人的最终目标是要赢得选举，即以选举为本，而以民为本只成为手段退而为其次。因而我们只能将全民选举看作是对民意的反映过程。

其四，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是通过民主的手段来监督执政者权力的滥用。普通民众可以判断一个警察是否在滥用权力损害其切身利益，可是对于一个打着各种美丽旗号的总统进行权力滥用时，他们的判断是否会有专业的理性呢？而且当政客们作为一个阶层和支持他们的财团为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时，民主选举的监督往往会失效，因为任何的选举结果都是一样的。

其五，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在政治权力上的平等性，即在民主选举中，人手一票，作为国家的一员，就有权力参与国家重大的决策。从表面上看，人们很难否认它的合理性，可是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看，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平均主义。在经济上搞平均主义、大锅饭是错误的，为什么政治上的平均主义反而成了普世的价值追求？这种政治的平均主义虽然不会像大锅饭一样直接导致人们的惰性，可是它在建立了普通百姓参与政治的一个平台的同时，却使得这个平台庸俗化和非专业化，从而为政客们操纵民意谋求私利乃至外国势力干涉国内事务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点。政客们对民意的操纵和外国势力的干涉，无论其口号多么动听，其根本目的不可能是为了国内人民的利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

其六，人民当家作主的另一个方式是公民投票，就是对于一些重大的问题需要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如果这样让人民当家作主，那还要政府作什么？对于那些重大的问题，由于其复杂性和全局性，专业的政治家尚且难于抉择，仅仅通过几场辩论会或者其它形式的宣传，就把责任推脱给普通选民，要他们凭一时激情和偏见来裁决。这样的公民投票如果不是政治家的无能就是在推卸责任。当今世界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之所以愈演愈烈，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平民由于选举权所要负担的政治责任。

第五、民主国家把全民选举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甚至将其上升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是谁赋予了全民选举的这种法律属性？我们已经知道不存在天赋人权，那么是否存在这种民主的合法性基础呢？对此，我们看一下法律的产生。法律的制定除了为维护社会的正义、稳定和有效运作外，它还体现了某个国家民族的价值文化取向。西方文明有民主的传统，把民主作为一个法制原则并不为过。但是民主不是法制的根本追求和基础，因为它并不能根本体现对社会正义的要求，所以我们也可以不把全民选举作为执政合法化的基础，而只能把选举看作是一种民意的反映。

美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它不会因为历史、民族、地域和国别等因素的差异而改变和存废，这就是普世的含义。然而对民主的价值追求却会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差异甚至有无，这样的价值追求怎能称之为普世价值呢？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将民主作为一个价值追求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将其上升为普世价值就大错特错了！

第六、面对这样的理论困境，民主的理论家认为：民主原则不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让人民有选择统治者的权利，并且坚信，民主虽然不是最好的东西，但绝对不是最坏的，民选的结果可能是错的，但民选给了民众改正错误的机会。既然承认全民选举的政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我们为什么不去寻找和建立比其更好的政治制度？民选所犯的错误往往是因为民众的业余和偏见而造成的，即非如此，民选的错误真的能够由下一次民选改正吗？对于一个无能、无知或无为的当选人，民众会有机会在下一次选举中用自己手中的选票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当选者在执政期间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能够通过选举得到改正吗？人民选择统治者的目的和希望是什么？如果整个政界已经堕落，选举成为在一筐烂苹果里选一个相对不太烂的，任何可能的结果又有什么意义？

在政治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2004年的大选，布什并没有因为错误的伊拉克战争而下台，陈水扁仍然能够逃避因为两颗不光彩的子弹所应该受到的惩罚。我们当然可以以台湾的民主不成熟为借口，但是美国的200年的历史还没有使民主成熟吗？所以问题的核心是由民主理论的根本缺陷造成的。

4. 民本与民主

在我们经历了文革和“六四”的民主迷信后，这种迷信依然在当今世界盛行，尽管发展中国家在移植西方式民主制度后鲜有成效者^[1]，可是很少有人将其归咎于民主制度的缺陷，而只是归咎于对民主制度的实行不够完美，甚至要求更大程度的民主。人们对某件事物的迷信不是因为它的错误，而往往是因为它的正确，至少是表面上的正确，例如对“权威”的迷信。

民主最为可贵之处就是推崇个人的平等，并试图在制度上予以保证，这就是世人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上述的种种民主弊端和理论缺陷产生的原因就是民主的制度形式不能真正切实保障个人的平等，使民主成为一个在人们心中永远无法完善的理想，让我们难以否认和改变现实中民主的虚假性。从平等的基础出发，得到一个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就是民主的悖论。

产生这个悖论的原因有两方面，一个是民主所追求的目标有问题，即我们是否应该追求“个人平等”的目标。另一个就是民主的实现形式有问题，即“多数决”的正当性与有效条件。而其中第一个原因是产生民主困境的最主要原因，由此也就引出了对民主进行中国化的思路，那就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与“民主思想”相应的价值取向——民本思想。

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古人就提出了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认为“民惟邦本”^[3]“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夏勇就认为：“民本文化乃是真正的国粹。”^[5]梁启超也认为民本理想与现代民主是一脉相承的^[6]。确实，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民主的形式，但并不是没有民主的精神。

然而在古代中国如此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内实行全民选举的民主形式，在物质技术上没有实现的可能。在以君权为最神圣和崇高的情况下，民本的实现形式就是文武大臣分列两班议事、向皇帝进谏，民本思想沦落成为皇权统治的工具，很难得到真正地落实，以至于演变为周期性的朝代更迭。

但是与“人民当家作主”或“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民主思想不同的是，民本思想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因而成为一种可实践的理想，具有真实性，同时也正是由于“人民当家作主”等民主思想的难以操作性造成了民主的虚伪性。

从形式上看，民主制度是一种外在的约束机制，通过选举人的选票外在地约束被选举人的言行。民本思想是一种内在的约束机制，它的实行是通过科举考试实现的，虽然从表面上看，科举制度是一个外部约束选拔制度，但在本质上促使当政者通过对治国理论的学习和人格的修养而建立起内在的约束机制，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乃至毒害了知识分子，使得读书的目的单纯化为当官治天下，但是也对有志于从政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教育，使他们建立起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这也是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基本维持上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的原因。

因此，民主的中国化就是内在约束和外在约束的结合，就是通过民主的手段实现民本的目标，用西方的新瓶装中国的老酒。

5.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考

那么，中国的老酒是否值得装进西方的新瓶装中？为此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重新审查中国的传统文化。

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对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以易经、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孔孟老庄之学、医学、命相学。因为四大发明只是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易经和阴阳五行则是中国独有的理论体系。

阴阳五行在本质上是一种数学运算体系，它与一般的数学运算不同，它研究的是事物之间质的运算，是事物之间联系和各自本身性质的运算。以阴阳五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医的有效性已经很少有人质疑，但是我们仍然把算命看相看作封建迷信。正如对民主的迷信一样，命相迷信的产生不在于命相学的错误，反而显示出它在某些方面的可取之处，南怀瑾就认为：“中国算命卜卦的这套法则，里面包涵了很大的科学和哲学的道理^[7]”。在实践上我们很难否认命相学的有效性，它毕竟是对客观实在的一种反映，当然这并不表明它的完全正确性和任意的适应性，这正如任何一门自然科学一样。

命相学的重要理论意义不在于它能够多么准确地计算你的过去和预测你的未来，而在于它深刻揭示了人的差异性（包括先天和后天的）。这种差异性包括性格、能力和智力等人的内在素质，以及后天与不同的时空作用产生的差异性。在我们选择某个价值取向标准时，这种差异性就表现为不平等性，例如由于能力素质的不同，使得公司职工的收入因人而异，如果以工资收入作为价值取向的衡量标准，就体现出职工间的不平等性。这种差异性或者不平等性是客观存在而不可弥平的，我们常说“教育不是万能的”，即在于此。但是并不能因为这种不平等性而否认个人人格的平等性，并且个人的人格是绝对平等的，这可以认为是上天赋予的。这种人格的平等体现在制度上就是法律上的平等。

这种个人的差异性为社会的功能性分工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我们知道，越高级的有机系统，其内部的功能性分工越复杂和精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工是功能分工而不是专业分工，参与分工的组成单位是为完成某项功能而不是某个专业职能而参与分工的。我们常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就是基于这种社会的功能性分工。命相学为我们研究个人的差异性来提供了最重要的参考，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命相学的研究方向做某些调整。

阴阳五行的理论为这种社会的功能性分工的和谐运作提供了理论基础。五行理论首先从一个有机系统中提取五个相互关联作用的部分，根据这五个部分的不同性质而分别定性为水、木、金、火、土(图1)。

在这个系统中，每个部分都与其它的四个部分有相互联系和作用，这种作用分为两类：生和克，图中所示，生为实线箭头，克为虚线箭头。每个作用都有主动者和被动者，这样每个部分与其它四个部分的联系和作用有我生、我克、生我、克我。如果生为阳，克为阴，主动为阳，被动为阴，则由这两对阴阳组合而成的四种作用就可以称为四象。在这个系统中，不同的部分循环相生， 又循环相克，没有一个绝对的主宰，但是又能够生生不息，绵延不 绝。这正是一个有机系统的特点，因为对任何一个有机系统而言，在根本上不需要一个绝对外在的控制力量，而能够自生自灭。在这个系统中，虽然任意两部分之间存在的生克关系导致事实的不平等的存在，但是各个组成部分在整个系统中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在现实中，如果某个部分在系统中的地位得到过分提升，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失衡甚至崩溃。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万物是由气、火、水、土四种元素组成的，与此不同的是，五行中的水、木、金、火、土不是物质的组成元素，而是对自然和社会的事物联系性质和属性的抽象概括，也可以将它看作一套符号，类比于数学的1、2、3、4、5等。就像算术中的加、减、乘、除对1、2、3、4、5的运算操作一样，五行中的生与克，对水、木、金、火、土进行的也是一种运算操作，只不过五行之间的运算规则与1、2、3、4、5的运算规则不同，它不是量的运算，而是属性的运算，而且与数字不同的是，水、木、金、火、土没有大小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五行理论具有科学的属性。所谓的科学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模型或者假说，而模型假说科学性的验证就是看它们是否能向我们提供一些确切的预言和指导，即科学的理论和规律是可以重复验证和利用的。以五行理论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医学和命相学就为我们提供了这种验证。由于五行理论的属性运算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它更适合用于分析高度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而不是自然问题。

如果将易经和阴阳五行看作中国文化的基础理论的话，那么孔孟老庄之学、医学和命相学就可以看作是技术应用层面的东西。南怀瑾^[8]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佛学像百货店，道家则像药店，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儒家自汉以降，向来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并且成为皇权统治的理论基础，所以民本作为儒家思想的精髓有其巨大的理论价值。

6. 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建立

在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属性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将老酒装入新瓶中。

一、左右共生

分析西方两党或多党制的民主，他们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左、右派的共生和平衡。左右共生是合于阴阳理论的，左派主动而未形为阳，右派主静则既成为阴，阴阳相化、相生、相克而共生。

这里所讲的左右派是相对于所处社会当时的制度或意识形态而言的，而不是由其所坚持的理论来判定。左派就是激进的改革派，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问题进行批判和揭露，右派是保守派，但不是为现行政府，而是为整个社会的存在和稳定进行辩护，剔除左派的偏激情绪和不切实际、异想天开的成分。这样左右派的划分不是以他所坚持的思想，因为当一个左派的思想成为现实后，很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右派。左右共生的平衡不是绝对的静态的平衡，两边相等，而是相对的动态的平衡，如果政治清明或者社会存在的问题较少，左派的力量会小一些，相反，左派的力量会大一些，但无论如何，左右派的力量都要有，都要成熟。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右派会酿成悲剧，如果缺乏左派就是最大的悲哀！

做好一个右派并不比左派容易。左派固然有遭受打压甚至被杀头的危险，而右派则很容易被人骂为汉奸、走狗、御用文人。挨骂或许算不上什么，然而一个合格的右派必须具备相当的理论深度，否则天天被人骂就真的成为御用文人了。原北大校长严复的作法可以称为右派的典范，最初他反对辛亥革命，支持君主立宪的制度改良，后来张勋复辟时找到严复，请他出来写个讨伐檄文之类的东西，他说他过去反对革命，但是现在革命已经成功了，就不要再反革命了。所以右派不能定位于一个政府的辩护者，而是定位于一个社会的辩护者，右派和汉奸、御用文人的根本差别在于其立身处世，前者为公后者为私。从阴阳五行的理论出发，一个社会不应该存在一个终极性的决定力量和集团，政府当然也不能成为这种力量和集团，因此右派辩护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维护一个集团的利益，而只能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作为辩护的最终目标。

中国人从五四运动时期、辛亥革命摒弃了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形成了近代中国人一个新的传统，就是好于、善于、勇于打破一个旧世界的传统，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体现尤为突出。中国人的这种勇于破旧的传统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民主富强的中国而扫清障碍，但是后来，这种努力却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最初的目标。文革和六四的民主悲剧虽然可以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例如文革的民主缺乏法制，六四的失败是政府的镇压等等，但是笔者认为，这些民主悲剧产生的原因在根本上是因为它们背离了自由民主的精神，那就是左右共生。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们听到的口号都是打到走私派，打到右派，打到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某某走狗等等，一旦出现意见相左的就口诛笔伐，人全都被打到了还有什么自由民主？六四前夕也几乎听不到右派的声音，而按照自由的原则，只要合理，反民主也是一个人的权利。没有了右派的冷静制衡，这些运动都成了一边倒的狂热运动，这些运动甚至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性的损失。这就是一种阴阳失调。

二、体制内民主

西方民主制由于“多数决”而产生理论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治参与者的非专业性导致的。从命相学的角度来看，由时空的非均匀性^[9]导致的个人的差异是不可避免和后天不可弥平的，因而无论通过教育、宣传还是辩论等等一切手段都不能使民主政治的所有参与者达到需要的专业水平。所以，我们必须划分民主政治的参与群体，使不同的群体具有大体一致的背景和利益关注点，这就类似于科学共同体的划分。

共同体的界定是，在这个团体中，各种信息知识能够得到充分深入地交流、沟通，团体内的成员能够相互协作和竞争，共同体是由紧密相关的人员或者专业人员组成。这样，社会不但要划分出许多的政治共同体，还会划分出学术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等。

在共同体内部，民主的运作有了坚实的基础。不同层次的政治共同体由于背景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政治责任和权力，其民主运作的根本原则是民本原则，而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多数决”的领导人选举过程是依据民本原则“选贤与能”，“贤与能”成为权力合法化的基础。同时，制度化定期选举的目的是使得领导人的更换常态化，破除权力终身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只有如此，政治才能真正回归到民本。我们可以称这种制度为“体制内民主”，它的实现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对于非政治性的共同体，其民主的原则和形式会有所不同，然而，民主只有在体制内进行才能真正切实有效，才能克服民主的弊端，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那么如何划分不同的共同体和确定其政治责任和权力？例如国家最高领导人产生的共同体是否应该是全体国民呢？这要看全体国民是否具有上面提到的共同体的特性，首先他们不全是专业的政治人员，其次又不是紧密相关，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相关的信息和问题不能得到深入交流和沟通，根本的目的要看是否能够达到“选贤与能”的目标。对于一个大型国家，全民选举一般只能看作是体制外民主，正是由于这种体制外民主才产生了本文开始提到的民主的种种难以克服的弊端，也是产生文革和六四民主悲剧的根本原因。当然，在具体运作时，共同体的划分会因为时代、物质条件或人民素质等因素的变化而不同。在此，我们可以称体制外民主为大民主，体制内民主为小民主。

小民主的目标是要理性，要心平气和、深入贴切地解决问题，真正做到“选贤与能”，而不是上街喊口号、拜票。如果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大民主就是美式快餐，看起来时髦，很讨小孩子喜欢，虽然能吃饱，但是却不能吃好；小民主就是中国宴席，费时费力，可是做工考究，色香味形器俱佳，其目的是不但要吃饱，而且要吃好。但是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小民主并不是几个人的小民主。

三、五界制衡

由于人人生而具有不可改变的差异性，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必然存在，把整个社会划分成许多共同体。不同的共同体内依照不同的民主原则而实行体制内的民主，那么共同体之间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这就是如何协调不同共同体或社会职能部门之间的运作问题。

笔者认为，社会系统不应该被看作一个机械系统，而是一个有机系统，因为社会的运作不需要社会之外的绝对控制力量，而阴阳五行理论对有机系统的诠释中是没有一极独大的职能部门的。遗憾的是，古代中国建立的是一种君权绝对统治下的社会体制，并将仕凌驾于其它阶层之上而形成官本位主义，这种体制就是一种阴阳五行失调，从五行的理论讲，不应该存在这样的绝对强势集团（这是民主原则的平等性基础），因此无论统治者采取什么样的手段维护其统治，都难免其朝代更迭与社会动乱的命运。而这种体制模式依然在当代中国留有难以消除的影响。

社会共同体的划分方式是很多的，为了理论分析的方便和完备，笔者依照五行理论将整个社会的功能性分工划分为五个主要部分：政治界、军事界、知识界、企业界和舆论界，简称为：政界、军界、学界、业界和媒界。五界的划分不是人群的划分，而是角色的划分，即功能性划分，所以一个人可能扮演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角色，例如媒界的人可以包括扮演业界、学界等角色的人。

要建立和维持一个清廉、高效并且深得民心的政府，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运作，除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之外，还需要建立一个相应的政治文化和氛围。为此，除了基础的阴阳五行理论外，还要“去三纲取五常”，即抛弃终极决定意识的三纲，重新定位思考五常：仁、义、礼、智、信，在此为对应于五界，我们用“勇”取代“信”。

五界之中，学界相当于人体的大脑，是精神和知识生产系统。政界相当于人体的小脑及神经系统，是管理控制系统。业界相当于人体的消化系统，是物质能量生产供给系统。媒界相当于人体的感觉系统，是反映认知系统。军界相当于人体的免疫、运动系统，是暴力安全系统。政界属木，性主仁，即以仁为先，强调仁政，生业界；业界属火，性主礼，即以法律道德为基，否则经济运行将瘫痪，生军界；军界属土，性主勇，军威无勇不立，生媒界；媒界属金，性主义，是社会正义最根本的维护者，生学界；学界属水，性主智，负责社会知识的生产，生政界。这里提到的仁、义、礼、智、勇是当一个人在扮演某一社会功能角色时所必备的与之相应的基本道德素质，而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当然还应该具有其它的道德素质。

人的大脑有时候会进行激烈的内部思想斗争，表现为激进和保守的冲突，没有激进的人缺乏创造力，没有保守的人缺乏稳定性，因为善变而难以取得社会的认同，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当然大脑的很多想法未必都付诸行动。在学界里可分为激进的左派和保守的右派，这是学术繁荣的标志。对于学界生产的高深理论学术知识，老百姓很难辨别其真伪和价值，这只能由学界自己形成的学术共同体来解决，在共同体内部鉴别运作。学界经过论证产生的理论思想最终要由政界实现运作，而不是相反的由政界制造的思想要学界学习。“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很多学习非常好的人未必适合做学问，却适合于从政，所以学界生政界。学界中，民主的原则是“求真”。

业界包括现代经济学领域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业主，他们拥有和支配社会的财富，是经济运作的直接决策阶层。经济的发展不仅依赖与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管理水平，政界执政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取得经济的繁荣发展，所以政界生业界。

业界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强大的支持，这种支持包括财力、物力和工业技术的支持，即业界生军界。业界中，民主的原则是“求利”，即保持各方面的利益平衡。

军界的职能在于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而国家和社会的组成个体就可以合称为媒界，所以军界生媒界。军界中，民主的原则是“求智”，即达到所谓的智勇双全。这里的智与学界的“性主智”不同。

媒界不是单指媒介实体，它包括最为广大的普通民众，媒介实体只是作为他们的舆论代言人，因此，媒界就是社会和国家的根本。媒界的民主原则是“求义”，这个义包括正义和义务，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学界不可能产生于政界，军界和业界，而只能生于媒界。媒界需要自由的思想，这也是学界所必不可少的。学界所需要的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智，这种智与知识是根本不同的，因为知识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而这种智虽然有后天培养的成分，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先天具有的，其根源是由时空不同所引起的不同人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也是五界划分的理论基础。另外，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往往是具有开创性的，而这种开创性很难通过教育的途径获得。所以很多的思想家自学成才，直接自发地从民众中脱颖而出，即媒界生学界。

但这并不是否认教育的作用和意义，教育能够使已有的知识得到传承，为思想家的产生提供肥沃的土壤。可想而知，如果前人的知识和思想得不到传承，后人所进行的大部分工作可能是重复的。这种土壤对学界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其它各界除了尽力培育肥沃的土壤之外，应该尽量避免直接对学界的干预。土壤里会长什么草是土壤的事情，没有必要人为地设定一个标准，清除所谓的杂草或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如果要实现社会整个系统的和谐与稳定，不同界别之间除了相生还要有相克。我们古人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五行之中金为贵，木为轻，这样媒界属金，政界属木，所以媒界克政界，而成为监督政府的无冕之王。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媒界克政界是治疗官本位主义的一剂良药，也是社会五行体系能否良性运行的关键。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要跟政府对着干，这样做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扮演了媒界的职能，并没有违反五行生克的原则。

由于其职能属性的要求，政界必须拥有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媒界克政界是否意味着通过更高的权力来约束政界呢？即媒界决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显然这是一种机械的决定论思想。我们知道，五行相克的途径和方式是不同的，金因为它的锋利而克木，火克金不是因为火的锋利，而是因为它的温度能将金属融化。所以相克不是因为你高，我就要比你更高，而是换个角度来进行克制，这就是有机系统的特点。至于如何保证拥有权力的政界不肆意破坏媒界的言论自由，这就是一个政治文化层面的问题，即当我们建立起这样的政治文化后，需要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执行，而不是通过更高的权力（例如选举）胁迫政界。当然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保障的^[1]。

政界克军界，即所谓党指挥枪，这是中国公产党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战争后得到的经验总结。而在国家体制下，军界只能受制于政界。

军界克学界，“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肥沃的土壤里长几棵杂草、毒草在所难免，但是如果杂草和毒草长得太多，乃至于危及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只有军界的力量才可能重新获得社会的稳定。固然，军界清除的未必就是杂草和毒草，但是当社会陷入混乱后，无论其行动是进步还是反动，都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自动稳定机制，尽管这种机制有时会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这样会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学术自由，甚至会造成非人道的灾难，但是五界中的任何一界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必然需要另一方对其进行克制。自由对于学术繁荣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当学界的自由泛滥失衡而导致社会紊乱的时候，媒界、政界和业界是不可能对其进行克制的，只有军界的暴力是社会稳定的最后保障。当然，这种克制作用不能经常启用或滥用，它只是特殊情况的一种应对。

由五行生克关系（图2）可以推断出学界克业界。虽然有些牵强，但是在这个五行系统中，为满足其完备性，学界和业界的关系只能是这样，其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业界克媒界，媒体最终都是受经济的操纵，无论在经济萧条或者繁荣时期，人民的生活都受制于业界。

媒界与其它四界的关系是：生于军界，生学界，克于业界，克政界，但在本质上四界最终服务于媒界，即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媒界对政界的克制没有形成固定的体制，使得政界的外在约束过于弱化，从而成为朝代更迭的重要原因。全民选举作为一个外在的约束机制，我们不能用它来直接产生最好的领导人，因为媒界是克政界的，而生政界是学界。

每一界与其它四界都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关系，如政界由学界生，生业界，受媒界克，克军界。这样五界的关系既有相生又有相克，最终达到相互制衡、相互合作的共生和谐关系。当然，从易理上讲，这种生克关系不是绝对的，而这里讲的只是一种常态，这种生克会随具体的时空的变化而变通，同时这些生克关系只是对复杂的社会抽象的一个简单模型。还应该注意的是，五界之间的生克方式和途径是不同的，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得他们之间的生克关系得以协调。

四、三权分立

在五个主要部分内部，依据体制内民主原则的指导进行具体运作的过程中，同样需要一个制度化的形式。我们当然可以依照五行理论进行制度的设计安排，但是不可否认这种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对于体制内的民主运作，更需要一种高效高质的制度。对于政界高层的民主运作，西方发展起来的三权分立制度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三权分立的思想可能来源于三足鼎立的思想，三足是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稳定体系。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三足的作用不只是分担物体的重量，而且还要相互支撑，没有了任何一足的支撑，体系就会崩塌。即三足之间不仅需要相互制约，还要相互协助。

如果从阴阳八卦角度来看，一个主体再加一阴一阳，就可以形成三行理论，我们还可以按照这种方法建立九行、十七行、三十三行等理论，不过这些理论的复杂度必然增加，未必能够适合实际的应用。

三权分立制度可以看作三行理论的一个应用，但是由于三行理论过于简洁而使得其中的生克关系难以区别。例如甲与乙相克，与丙相生；作为乙，为了在体系内的稳定存在，在与甲相克的关系的情况下，与丙只能是相生的关系，这样，丙与其它二者的关系都是相生的，从而使得由这三者组成的体系失衡。三者组成的体系要想维持稳定的平衡，其任意两者之间必须同时存在相生和相克的关系。这虽然增加了现实中操作难度，但是在体制内的民主中，由于相互之间的紧密交流和沟通，还是有实现的可能，从而形成稳定高效的制度。

但是在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实际操作中，由于三权只讲均衡和制衡，不讲协作，而且其制衡的手段也单一化为人事、法律的形式，从而造成了权力的掣肘和牵制，影响到整个系统的稳定，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难于形成和保持统一的意志。在学界和媒界中，我们可以追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左右共生，可是对于政界和军界，如果没有统一的领导和意志，就难以高效地完成其所承担的职能。另外，司法权的重要性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是否应该将其纳入三权之一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司法权所包含的政治性因素不多。

三权的划分与分离的目标不止在于分权制衡，还要注重相互的协作，因此中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应该有别于西方的，值得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7.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就是政界的运作机制。政界作为社会系统的神经系统，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评判政治体制优良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健康问题，一个是效率问题。

西方的理论是：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为解决政界的健康问题，也就是政治腐败问题，建立了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民主选举制度。暂且不谈由选举所引发的种种弊端而付出的社会成本，即便是执政党在在野党的监督下能够高效运作，但是社会必须为实现政党轮替至少要备份一套执政体系，这就为了健康而损害了效率。

这种现象是在任何一个高效的生物体内所没有的，没有一个生物会为自己的神经系统备份。组成社会的人比组成生物的细胞要灵性得多，我们能否把这种备份看作是比生物体的高明呢？由其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使我们难以得出肯定得结论，相反，社会和生物体在系统的性质上是相同的，这两种系统都是有机系统，而备份的思想源于和适应于机械系统。

没有备份和分权，如何才能解决健康问题呢？这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解决：外方和内方。所谓的外方是体制外的方法，就是五界制衡，政界作为一个整体处于五界生克的关系中，由此取消其终极性的决定地位。内方是体制内的方法，包括左右共生、小民主和三权分立。其中小民主的运作落实是一个关键。

一、小民主的落实

小民主在政治体制中的应用分为两个类别，即分为中高层的小民主和基层的小民主。中高层的小民主的实施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平台，基层小民主就是全民直选基层领导。处于基层社区、村落和单位企业中的人民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人们之间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可以看作政治共同体。在这些共同体内的竞选平台可以由上级政府统一公平搭建，以避免金钱对选举的控制。人大代表的优点是根据各个民族、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地区、不同岗位按比例分配名额，可以充分体现其代表性。另外，人大代表只是一个职能性职位，而非职业性职位，这一方面降低了竞选的白热化程度，避免金钱的操控，另一方面可以全面反映社会民意。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是最高民意机构，还是最高权力机构，民意代表不是代表民众的具体政治意见，而是代表社会的正义诉求。

基层小民主的选举不是为了对某些具体政治观点进行表态和决断，而只是对候选人道德、素质的评判，后者相对于前者要容易和有效的多。选举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民众虚无的当家作主的感觉，而是为了创造一个良性的政治氛围，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根源。

笔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就是小民主的完善和深化。推行小民主是因为所谓的民主、自由等人权具有相对性，如果将人权绝对化而推行大民主，必然会遇到很多难以克服的弊端和矛盾。相对而言，基层的民主自由应该相对宽松，高层的民主自由相对严谨，因为基层官员处理的直接与利益相关的事务较多，人民直接的民主参与和权利相对较大，而在高层恰恰相反，官员的精力主要放在处理全局性的问题上，因此要在制度上体现出这种差异。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政治构架，所以完善和发展基层民主选举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二、共产党的领导

众所周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如何改善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问题。某些西方人士主张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至少应该取消其一党执政的局面，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根本改变当今中国的困境，使得民主得到真正发展。

笔者对此类言论不能苟同。为此，我们需要在此理清有关政党的理念问题。在中国古代就有“君子不党”的政治理念，这里的“党”就是结党营私，西方多党制中的党的理念就是这个含义。因为我们知道，在西方多党制中，组建政党的主要目的就是组织竞选，一个没有政党的包装推销的独立候选人基本上没有可能赢得竞选。在多党竞争选举过程中，为了赢得选举，政党对选举人的包装只能以选民的喜好为依据，而不是以内在的真理性和是非曲直。以选举为本的多党制一方面必然导致利益纷争的白热化，另一方面，这种白热化的纷争是以不损害政客阶层和其支持的财团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所以多党制中的政党只能沦落为立党谋私，不管其立党的宗旨和纲领多么动听，因为这种体制必然促使其做这种演化。

多党制不能做到的“立党为公”，一党执政就能够做到了吗？这虽然不是必然的结果，然而其可能性要比多党制大，因为一党执政没有因选举而产生的功利化竞争机制。可是一党执政很容易产生权力的集中与腐化，如果要把“立党为公”真正操作起来，而不是流于口号，就必须理清一党执政和多党制中“党”的理念区别。

为此，我们首先看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关系。在军队中，政委和党实际上起到一个辅助作用，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如何最充分地调动起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积极性，通过党的组织动员民心，推行民主集中制，使整个部队团结凝聚成一个勇敢、有力、智慧和富有成效的团队。党指挥枪，并不是直接指挥具体的战斗，凌驾在司令员的头上，而是对司令员起着重要的帮助作用。

所以，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依据民本的思想发展、完善和领导体制内民主，而不像西方政党那样以赢得选举为主要任务。在战争年代，由于敌对势力的压迫，党组织可以相对容易地将人民团结起来，在和平年代，由于缺少了这个外部的压力，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变得突出，甚至可能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党组织领导的小民主一方面要协调处理好这些矛盾，充分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要领导人民做好对权力的监督。所以党组织应该和权力机关分离，因为相对于权力而言，人民群众是弱势群体，只有有效地组织团结起来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只有民众感觉自己的利益得到有效的维护，才能在整个社会形成凝聚力。从根本上讲，执政党执的是以民本为指导的民主之政，而不是权力之政。

作为一个执政党，共产党如何做到自己监督自己呢？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这个监督实质应该是民众的监督，虽然执政者是党员，可是党组织相对独立于政权组织协调民众的监督。

这样很可能会导致共产党的虚化，然而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到共产主义社会后，阶级和政党都会消亡。如果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进程得以完结，民主的理念深入人心，民主的程式完善有序，共产党的组织就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使命。另外，共产党员入党不能为了谋权谋利，而是要甘当绿叶，党组织的工作重点就是辅佐各个职能机关的健康运作，维持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是进行权利的集中，这样反而在实际上削弱党的领导能力，逐渐地失去民心。

8. 结语

关于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庞大的工程，涉及了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开创性的事业，不仅需要我们用探索的精神去努力开拓实践，还需要我们做整体的理论构架和布局，而后者显得尤为重要。由于笔者的能力和精力所限，难免有方方面面的不足和漏洞，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就足慰平生了。

作者：李云方

部分学者认为，中产阶层的壮大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为他们发现：美国社会是一个“橄榄型结构”的社会，这种结构的社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那么中产阶层的壮大是不是真的就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呢？

先讨论一个与之相关的话题。要想实现发展就必须有目标和目标实现的过程或者机制。目标和过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实现目标的过程有很多种，但不同的过程对社会的影响是不同的。比如，一个人想修建一座房子，但修建房子的资金可以是自己通过合法的途径挣来的，还可以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用前者修建的房子合法的归属于自己，但用后者修建的房子却是违法的，且房子的主人要受到法律的惩罚的。如果用非法途径获得的资金修建的房子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那么其他人就会仿效之，从而造成社会的畸形发展。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采用不同的过程对实现目标而言是多么的不同。实现目标固然重要，但是实现目标的过程同样重要。目标实现的不良过程一旦得到广泛的效仿和疏于制度的惩治，将对社会的良性发展十分有害，且会严重扭曲社会的发展，从而不利于社会整体目标的最终实现。中产阶层的壮大和中产阶层的形成机制之间的关系更是如此。

目前，学术界关于建立“橄榄型结构”社会的讨论是十分热心的，而且还纷纷论证该社会结构的益处。可以说，建立“橄榄型结构”社会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清晰的，同时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赞同。学术界就衡量中产阶层的标准和中产阶层应该有怎样的行为等问题各抒己见，但是对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或者机制（即中产阶层的形成机制）却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换句话说就是，目标明确（壮大中产阶层，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但目标实现的过程（中产阶层的形成机制）却是模糊的。壮大中产阶层不是单纯地涉及（一部分人的）财富的增加，而且还涉及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从而缓和社会矛盾，增强社会大部分群体的内在凝聚力、创造力，提高社会成员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进而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因此，在没有研究透中产阶层形成机制的情况下，就急切地推进、壮大中产阶层是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产阶层的形成机制比什么是中产阶层更为重要。

那么，中产阶层的形成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在此，作者就抛砖引玉，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1. 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重要的是教育平等，即每个人都能平等的享有接受教育、增强发展能力的机会。
2. 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必须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非法活动都必须及时依法进行惩治。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进行欺诈、剥夺他人合法权益。
3. 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妥善调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及时制定适应社会发展的各种法律制度，创造每个人的才智都能及时迸发的社会环境。
4. 建立一种凭能力和良好信誉而获取合理报酬的社会制度，社会财富的分配必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依法严惩巧取豪夺者。
5. 建立和完善能激发人们发挥创造财富积极性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能够使人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能够促进社会合理、有效、公正的流动。废除非法垄断的障碍。任何为社会发展有贡献的人，特别是那些为化解民族危机的人给予制度性的荣誉。

其实，中产阶层的形成机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而且是关系社会和谐发展的核心课题。该课题涉及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各学科的知识，需要各学科的研究人士通力合作，为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