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了将近两周的空余时间，看完了张中行的《禅外说禅》，收获很多，心中的很多疑团被一一解开。现在就能想起来，值得一说的一些东西做一个回顾。

首先，就张中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老一代北大人的典型代表，其人已经于今年2月份去世，享年97岁，可算高寿之人。生前与启功和季羡林齐名，热衷于中国文化，尤其对于佛教禅学有所专攻。年轻时是风流倜傥的才子，曾经和女作家杨沫同居并有一个私生女徐然；这一事迹成为张早年“成名”的一个主要原因。

佛学禅宗的教理、戒律和当今的现实的冲突非常之大，以至于人时常感到很多矛盾。在看到这本书之前，我曾有不少的存疑，但是一则自己修为尚浅，不敢坚持己见；二则许多时候心存顾忌，许多话想说而不敢说，想思考而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当中。这种情况，在过去的一个时间段之内，造成了自己的彷徨和苦闷；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情况有相当的好转。

佛教，在现今的社会当中，其所存在的形式和许多所谓佛教徒的所作所为，让我感到许多的宗教，俨然已经成为精神病俱乐部一样，这种想法，以前就有，但是我不敢说出来，是张中行先生让我肯定了自己的这种判断。许多人所谓的信仰，不过是在现实当中的欲求得不到满足，转而去宗教当中祈求一个更大的虚无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之下，宗教有如精神鸦片，不过是寻找一种一种精神麻醉，而其结果也如饮鸩止渴一样。

以前在smth上的wisdom版面，起初都是讨论一些儒释道的话题，后来很快变成了一个传播佛教流言和谈所谓什么神通的版，弄的乌烟瘴气，我起初曾在上面发过几个帖子表示苗头有点不太对了。后来，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同那帮缺少理智，在现实当中极其失意，在网上寻求发泄的人进行交流。有一些人，自己的生活搞的一团糟，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行为非常之可笑，却去希求什么佛法，对这种人，除了觉得痛心，不知道还有什么好说的。

另外，关于佛教的密宗，我所知很少，但是凭一些常识性的判断，我觉得大有问题。首先，把一切东西神秘化，这是封建专制和文明落后时代的特征，很难相信这种方式，真的能够让人了悟本性。其次，在藏地，一直都是政教合一的情势，政治就是利益，在我的理解不过是一种愚弄百姓的方式，从而禁锢人思想，而牟取其劳动成果的方式。在我去年曾经有几篇小文章提到过这个问题，现在回顾，我依然觉得我当时的话语说的很中肯，颇为顾全颜面的说法。

禅宗，或许可以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一切宗教，宗教应当是文化的一种高级形式，但是许多宗教首先就排除文化的包容性和无限可能性，这是非常不可取的。而具有这种文化包容和盖能力，我从很多种宗教派别当中，只看到了禅宗。在现实当中，许多所谓的信士的文化修养幼稚的可笑，你能期望他们能由信而悟自己的心性吗？简直痴人说梦，不过是村妇氓夫的迷信而已。当然文化和是否能识文解字没有太大关系。

关于不说假话，或者说出家人不打诳语的说法，我从这本书的关于禅宗历史的章节中看到。既是我一向非常信奉，而且觉得所言谈都非常平实的《坛经》，也不过是宗教教派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以常理来考虑，应当与现实的情况有较大的出入，虽然著书的人可能是好意，但是歪曲事实而去误导别人，总算不上什么好事吧。而且，这还是情况最好的情形。在坊间流传的许多神异事迹，更是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可能许多人想自己是好意，但是我觉得不能一是一、二是二的去述说事实的人，总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真的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禅宗以旨意的玄远而在许多的时候让人感觉摸不着头脑，让人莫名其妙。经过这本书的讲述，我感到许多禅理平实了很多。许多的东西绝非无章法可循，而是让人凭空去悟、去瞎琢磨。所谓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状态，无非在吃喝拉撒当中去体现而已。

累的脑袋有点转不动了，写不下去了，我把启功为这本书的序补充在这里，希望能引起许多人去看这本书的兴趣。补充的原因有二：1、本书的许多电子版，都是缺少这篇序言。2、这篇序言是放在书后的，一般都不会先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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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获识张中行先生，总有四十多年了，最初常在小文物店见面。先生喜玩砚台，也喜收些文人手迹，既不同于争奇斗富，也不同于沉溺搜罗。手里把玩一件东西，总是像可买可不买似的。东西被别人买走了，也不见他后悔，听说远处有件什么，也不见他上赶去看。说句罪过的话，那时我真以为他是个“半行家”而已。

逐渐经过许多颠倒众生的“运动”，而张先生总像一个神经迟钝的呆汉。我不禁发生疑问：玩文物那么有兴趣，讲学问那么广博，生活上悃愊无华，行事上那么取予不苟，无疑的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人，而他面对着若干只能算是来自宇宙之外的新鲜事物，却漠然像没看见一样，更不用说加以评论了。此后我对他有意识地加以了解，从朋友口中得知，张先生是一个有极深造诣的哲学家。

提起哲学家这个名称，我也见过一些不同样的面孔：有的人，句句是西洋哲学名人的话，并且说着说着进出一个外国词，然后说：“这个词在中国话可怎么说呢？”跟着再说一句中国人还不懂的中国话，就算这个道理讲完了。有的人，从外国翻译过的中国古代哲学资料中抄来半本就拉场子说书，边说书、边打倒，营业了几十年，最后心得，文学中郑孝胥的七言律诗好，哲学中程朱理学好。有的人，是财主玩票讲经，仅仅一个开题，便能讲上十天半月，真不让五万字疏解“奥若稽古”，和数张纸不见“驴”字的买驴契券。听完了的人，面面相觑，合十心照。还有的人，超过贾宝玉的“无故寻愁觅恨”，而是“无故寻仇觅恨”，装出宋僧法秀的“铁面”，“唯我独哲”，他人都是待超度的轮回中物。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使我见哲学而远之，何况其“家”！

及至知道张先生竟是个哲学家，我真有些对不上口径。于是翻阅他曾编印的刊物，手边只剩几本《现代佛学》，有许多笔名，也不知道哪几篇是他写的。但我曾听说这个刊物当稿子不足时，他自己往往包下不足的部分，可知其中出于先生之手的文章应当不少。撒个大网，其中总会有几篇“张氏真本”吧？名相术语，都那么熟，哲理上又多是深通人情的导俗之论，肯定都不是应付僧的吹吹打打，难道这位哲学家就真那么“内佛外俗”吗？

又过了许多时间，张先生忽然拿了一大叠稿子教我看，还给了我一个硬任务，就是要写一篇序。我一看这叠稿子的题目，赫然是《禅外说禅》，我便拍手大笑说：“序已有了。”先生不禁问道：“序在哪里？”我说：“即这四字，禅外说禅，我已作序毕。”我的理由是：凡通禅的人都明白，当年达磨祖师，文字尚且不立，何有于说？又何有于“内外”？道理岂不十分彰明较著！凡讲禅是如何如何，禅应如何如何，门内又如何如何，他便已根本否定了达磨祖师，也根本否定了禅。我也曾看过几本讲禅的书，愈是门内行家所讲的，愈不能懂。我想不但我不懂，还敢断言，拿给不识文字的六祖惠能去读，保险他也不懂。若再加上八万四千篇序，那就连达磨祖师也不懂了。这本稿子的好处，即在“禅外”二字。身立门外，必然体会到不懂禅的人是怎么不懂的，所说的必然要使不懂的人去懂，那又何以序为！

按先生这本稿子，无疑是为利乐有情，从智悲出发，著书是方便手段。如有一序，使读者获一阶梯，当然更增方便之功。我下边举一本书，可以作读《说禅》的阶梯，而不是我这里写出的任何话。

那本书叫做《负暄琐话》，也是张中行先生写的。内容是他回忆数十年前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师友，以及其他一些琐事。那些人有一直到十年浩劫之初还活着的，于是下限也涉及一些浩劫中事。他似乎具有悲悯的大愿，但运用的却是轻松的笔调；分明是极冷隽的语言，读起来却感到中含炽热的情感。几乎使人觉得他在那里“不傻装糊涂”，我却认为处处是极高的禅理。道理非常明白：庭前柏树子，何关祖师西来意？经卷的作用，难道只为遮眼？佛戒杀生，南泉何以斩猫？铁铸的牛，蚊子何以下嘴？如此等等，禅人读之而通禅，常人读之而发笑。读《琐话》如在读《说禅》之前，它便可作读《说禅》的阶梯；读《琐话》如在读《说禅》之后，它便可作读《说禅》的注脚。是为序。

有人问：你前边客客气气地写作“读后记”，这里又大言不惭地说是“序”，道理何在？敬答曰：序都是后作的，连原书都还没入目就先有了序，那必是自欺欺人的谎话。所以凡是序都是读后所写的。但张先生给我的任务是作序，我在缴卷时如果不说出这个“序”字，他再向我要第二篇，可怎么办？所以必须点题。这千余字的稿纸万一被采用，付印时把它放在书前还是放在书后我是无能为力的。只有标题中“读后记”这三个字，我声明是坚决不改的。

　启　功　
198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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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篇关于作者的采访手记，很好的说出了许多人生哲理，值得一看：

张中行：绝不宽恕

作者：张者

张中行：１９０９年出生，河北香河人。原名张璇。１９３５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副刊编辑、期刊主编。建国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特约编审。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合作编注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

绝不宽恕

在燕园曾经住着４位老先生，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人称“未名四老”。４位先生实则住在未名湖的后湖，那地方叫朗润园。所以卞毓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又称这４位先生为“朗润园四老”。如今，四老中的金克木、邓广铭已经仙逝，季羡林和张中行也已９０高龄了。已经跨入新世纪的这两位老人近况如何，笔者首先访问了张中行先生。

张中行先生在几年前已搬出了燕园。原来，张中行在“文革”时被逐放原籍，回京后和老伴长年借住燕园女儿家，在８５岁时才分到房子。这是一套极普通的三居，张先生说：“搬家前只是扫帚一把，顶棚一，墙四面，地一片，过一遍，了事。”整个家没进行任何装修，白墙灰地，屋里除两个书柜是半新的，旧书桌已旧成古董，破藤椅腿上打着绷带。怪不得有人曾说他这是“都市柴门”。

小民要活

张中行已不能亲自为我们打开他的“都市柴门”了，他近来一直在病榻之上。见我们到来，他在家人的搀扶下起身，然后步入书房。这个过程他用了至少５分钟……我一直随他身后，心下发紧，这就是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北大才子吗？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呀！张中行说：“我现在什么也干不了，很少拿笔，几乎连信也不写，文章更不用说了。”

我问：“那么您躺在病床上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张中行答：“不想什么了。整天躺在床上，躺着半睡半醒地想什么？不想，我现在只能说是还活着。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那么您怕死吗？您怎么看待生死的？”

“怕死。至于说我自己怎么看待生死，我想怎么看都没有用，只能任其自然，生就生了，到了相当的时候死就死了，完全任其自然。我不能决定。”

“您有一本书叫《顺生论》，写得好，被誉为当代中国的《论语》。您在书中说，人类乐生，把可以‘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人类畏死，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您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生是一种偶然，由父母至祖父母、高祖父母，你想，有多少偶然才能落到你头上成为人。上天既然偶然生了你，所以要善待生，也就是要善待人。”

“过分利生会不会成为贪生，过分避死会不会成为怕死。一个人贪生怕死，他会不会说假话？”

“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我认为这对人品无甚损伤，因为说真话便死了。甚至需要无耻、不要脸才能活，修养到了也可以做。但这有个限度，要有一个原则，‘文革’中你让我说假话，批斗之后还给饭吃，那种假话谁都说过。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

“这是不是一种软弱呢？”

“这不是什么软弱，作为小民来讲，要能活，并能活得好一些。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

“如果在国家兴亡、民族危难之时呢？”

“小民没有义务承担这些责任，作为老百姓，也就是小民来讲，不管是谁统治，大家都要活。你不能要求小民来为谁死。毕竟，小民只是完粮纳税，对国家大事负责的应该是统治者。”

“那么周作人投敌当汉奸也是一种活着，您对周作人如何评价？”

“人归人，文归文，混在一起不好谈。如果人生中有一个大污点，学问、文章难道都一文不值了？人即使有污点，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做伪官时已五十几岁了，五十岁以前的东西不能一概否定吧！解放以后还翻译了一些东西，也不能说一文不值。我觉得现在印他的书是对的，还是值得看一看，他的学识、文章，现在还是没有人能比得上。”

“那么什么时候牺牲个人生命才为善呢？”

“这要看具体情况。土改时我妹妹为了救全家人的命，就曾亲手把女儿按在缸里淹死。她用一人之命救了全家之命。”

张中行所说之事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过。这篇文章叫《伤哉贫也（二）》。说的是１９４７年搞土改，有些人把政策扩大化，搞筷子里拔旗杆，再穷的村都要找出地主来，只要有吃饱的那就是地主，成了地主就有可能被揪出来打死。张中行家在那个庄虽不富，但也能吃饱，这样就成了革命的对象。土改一开始村子被围了，一个也不让出，如果不出去被揪出来就可能被当成地主打死。张中行的妹妹刚生一个女孩，有残疾，便把孩子狠心按在水缸中淹死，谎称埋孩子混出村。张中行说：“这虽牺牲了一条命，却救了全家命。如果没出去真就活不成了——南院二婶未逃便被打死了。”

张中行充满了对“生”的热爱。他认为如果为一时的义气，死则死矣，这是匹夫之勇。张中行的《顺生论》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的现代版。所谓“天命之谓性”也就是对于生命来讲，活着比死要好，这是天命。为什么？谁也说不清。快乐比痛苦好，这也是天命，天命如此，本性如此。“率性之谓道”，意思是说顺着本性做，这就是生活之道。本性由天命而来，我们的生活之道只能这样。

一位９０高龄的老人，又在病中，“死亡”也许是他最忌讳的话题。可是他谈得那样坦然，那样深刻。我想只有把生与死彻底悟透了的“得道高僧”，才会有如此达观的心态。

文人多情

我问：“在死之前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张中行道：“人与人不一样。皇帝当然最留恋的是他的天下。我没想过最留恋什么。说到生命结束时最舍不得什么？我这年岁的人也没有像年轻人那样有什么情人。如果年轻时候有非常好的情人，当然最舍不得的是情人。老年人就没这个了。”

“那您舍不得的是什么呢？”

“舍不得的是生命，愿意活着，人都怕死。”

“您刚才说如果一个人有情人他最舍不得的是情人，您一生中有情人吗？”

“有！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的。”

“您认为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最重要的是哪一种情感？”

“我想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感。”

“您说的这种男女之情在年轻时候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哪种情感最重要？”

“我想还是男女之情。”

“您这样看中男女之情，您认为男女之情靠得住吗？是不是主张从一而终？移情别恋了怎么办？”

张中行认为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社会的要求是求安定，自然对于人的要求则是传种。由自然的本性来讲，雄性都是多妻的，雌性则不然。比如，一群鸡中，雄鸡总是追逐雌鸡。无论夫妻感情有多好，一生中女性不移情容易，男性就难了。这是上帝所定，不是人所能左右的。西方有哲学家讲，遇绝代佳人，如你不动心，你就对不起上帝，上帝造出这样的人，你竟然不动心？一般来说，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没有对妻子以外的异性动过感情的很少。远的不说，就说“五四”之后的。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胡适之等等。就连王国维这位大家公认的书呆子、十足的旧式人物却偏偏爱上了侄女。还有一首诗：“昨夜梦中多少恨，……停车不系相慰问。”很有感情。

“在您２３岁时和杨沫相识，然后相爱，后来同居，再后来分手。这件事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后来杨沫成了作家，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书中的余永泽据说有您的影子，你认为呢？”

“这你只能去问小说作者了，只有她最清楚。”

张中行认为《青春之歌》是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而不能入史部。小说是可以编造大小情节的。后来，有人曾告诉张中行杨沫在追述往事之时，言及分手总暗示张中行负心、落后。张中行认为，认定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落后，是人各有道。

杨沫去世时，张中行并没有前往参加追悼会。据悉，在遗体告别仪式的头天晚上，吴祖光先生曾打电话给张中行，问参不参加，张中行说不参加。张中行认为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仪式后，张中行接到女儿来信，主旨是说：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张中行复信时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张中行在后来谈到和杨沫分手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距离了，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道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

“那么感情呢？”

“这是个人私事不能问。”

“文革”时杨沫单位的人来外调，希望他说坏话。造反派还对他进行了威吓、辱骂，让他照他们的要求说。张中行写了一个材料，大概是说杨沫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真的相信她所信仰的东西，并为之奋斗，比那些口头主义者好多了。后来这个材料杨沫看到了，还写信表示感谢。

“在您的一生中情感经历颇为复杂，据悉，你１７岁时受父母之命在家乡便娶了一位妻子，好像还在一起生活过，她一直住在您家乡，直到８０年代才去世，对于她您是否有话可说？”

“那是一个大变革时代，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婚姻状况都复杂。孙中山、蒋介石、鲁迅等都先有一妻，后来才找到如意伴侣。一个人从农村出来到一个开化的地方变化会很大。这是我们这代人婚姻方面共同的问题。”

“您能谈您现在的夫人吗？”

“我的夫人人品非常好，待人忠厚，对谁都非常好，很难得。我们虽然没有卿卿我我的感情，但一生平静。夫人能忍，无论环境如何、境遇如何，都能坦然处之。”

“您有四个女儿，三代毕业于北大，您认为新北大和老北大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二女儿、二女婿，四女儿、四女婿，三女儿的女儿，四女儿的女儿加我一共有７个人毕业于北大。我是老北大，他们是新北大。老北大和新北大最大的区别是老北大没有受到毛泽东的影响，新北大受毛泽东的影响比较大。”

教人不信

“您认为一个人影响一个时代这正常吗？”

“当然不正常，不过古来如此。谁拿到政权了，谁就说了算。”

“您认为教育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德国的小学教科书说打败拿破仑完全是德国人的力量；英国的小学教科书说打败拿破仑是英国人的力量。罗素主张把这两种小学教科书放到一块儿让孩子念。有人就担心，说你这样让孩子信什么呢？罗素说，你教的学生他不信了，你的教育就成功了。”

“您的一生‘多疑’、‘存疑’，从来不信什么，一生无信仰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人什么都不信也很难。”

“您信什么？”

“有些不明确表示出来的其实也是信。比方活着比死好，每个人都相信。”

“您相信‘生命的价值’，是吗？”

“是的。其实不信很难。不说别的，不信宣传那就很不容易。我好像记得也是罗素说的，英国人问他谁最伟大，他回答得很简单，说谁能杀我谁最伟大。是呀，不只是英国人，哪个国家的人都是这样，相信伟大的人物都能杀人。”

“您说的不信，首先是建立在有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吧！一个无知的人他无法去不信。因为一个无知的人无法对一切事物作出判断，不能判断他如何去不信？”

“是的，要达到不信了，教育也就成功了。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教育是不成功的。许多年轻人没有判断力，过于轻信。年轻人不要轻信宣传，多看书，要多看西方的书。”

“您认为中国人有信仰吗？或者说有宗教信仰吗？”

“中国人过去没有宗教信仰，严格按西方的宗教的定义来衡量，中国只有巫术，没有宗教。中国人讲实惠，让得到好处我才相信、才会感激，这是巫术，这和基督教不同。基督教认为得到实惠了，幸福是上帝赐予的；没有得到实惠，不幸，是上帝在考验我，还得好好修炼。”

“您是共产党员吗？”

“不是，人家知道我这思想不可救药，人家不会要我。”

“您想过加入共产党吗？”

“我是任何党派不加入，为保留自己一点自由。”

“您是不是认为自由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

“拿儒家的话说我认为最重要是‘心之所安’。信什么不信什么要受内心的指引，心里认为应该信那就信，这就是心之所安。如果你明明不信，只为了某一种目的，逼着自己去信，那就不是心之所安了。这种信仰是一种假信，为了个人私利。有些人也许不是为了私利，但他也不是内心真信，只是听到了宣传，盲目地跟着走。罗素有一本书叫《怀疑论集》，年轻人都应该看看。”

“总结一生您认为给你戴一顶什么‘帽子’比较合适？比方：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等等。”

“如果硬要戴一顶帽子，我想可能是思想家。这一生中我自认为不糊涂。”

“您一生最满意的著作是什么？”

“最用力的是《顺生论》。”

“在‘五四’前后中国产生了一批文学大家，比方鲁迅他们。可是１９４９年之后却没有产生一位能望鲁迅之项背的，这是怎么回事？”

“人若是只遵命，上面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当然就产生不了大家。特别在‘文革’时期，不允许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不允许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观，这怎么产生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

“这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吴祖光曾当面跟我讲，曹禺有一次因病住院，打电话让他去。他去了，两人谈得很深。曹禺认为这些年没有一点成就，是混过来的。吴祖光说，我看你这些年就是太听话了。曹禺一听从病床上跳起来，拍案大叫说，你说得对，你说得太对了。”

“太听话了，说再明白一些就是太信了。”

“所以我给现代年轻人一个忠告，这就是多念书，少信宣传。学问往上看，享受往下看。”

在采访张中行先生之前，我曾见到由季羡林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称张中行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在谈到张中行的文章时，季先生用了这样一段话。“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就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季先生的这段话可用四个字概括之，叫“文如其人”。我曾读过张中行先生的文章，如今又有幸和张中行先生面对面交谈。我真正见识到什么叫文如其人。他平和，但平和中却有激情；他不信，但不信是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之上的；他温情，却柔中见刚；他淡泊致远，却刚正不阿，耿直倔强。在采访张中行先生时，我曾临时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突然结束了我的采访。

我问：“在您一生中你最不能原谅的人和事是什么？”

他答：“借助运动来整别人的人不能原谅，损人利己的人不能原谅，无情无义的人不能原谅。”

“如果他（她）忏悔了呢？”

“忏悔应有具体表示呀？其实忏悔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已经死了，怎么忏悔？多少次运动给人家戴帽子，后来他说给人家戴帽子不应该。不应该就算了，你已把人家整得家破人亡了，你说不应该又能怎么样！”

“除了这种因政治运动而整人之事，还有什么事不能原谅？”

“有些事会影响一生，让你无法原谅和宽恕。”

“什么事影响了您的一生？”

“不好说……”

“那您一生中有内疚的事吗？”

“谈不上内疚。但人一生做那么事，哪能样样都对？如果做得不对，心里自然不会坦然。”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说说您认为比较内疚的一件事？”

“我举不出来。我一生中在背后从来不说人坏话，也没干对不起人的事。”

如果生命是一场幻觉，一切是否还值得被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