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十五：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点 — 建立社会中间层
I 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的“冲突理论”
社会学有一种重要的理论流派，被称为功能论，该理论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经由一批社会学大师（如帕森斯、默顿等）的推动，功能论在60年代达到顶峰。直到21世纪的今天，功能理论流派仍然占据社会学理论的重要位置，功能论依然是许多社会学家看待和分析社会现象的重要理论依据。
那么究竟什么是功能论呢？简而言之就是每一个社会系统（如法律、经济和教育）、每一种社会机制（比如国家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每一个国家机构（如政府部门、议会、法院、警察和监狱等）都在为社会履行一定的功能和社会职能，这些社会功能加总在一起就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发展。社会的总体稳定和整合是由于各个社会系统履行了自己应当履行的特殊功能而产生的，这就是功能论的本质。在功能理论派的学者看来，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有以下一些基本特点：（1）每个社会都拥有一个持续稳定的社会结构；（2）每个社会都有一个充分整合社会各个群体的架构；（3）每个社会元素都以自己的特定功能为社会作出贡献；（4）每个社会的运作都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共识的基础上的。
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对社会学的功能理论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并针对功能理论的社会基本发展模式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社会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是：（1）每个社会任何时候都处在社会变迁之中；（2）每个社会任何时刻都存在着社会冲突；（3）每个社会元素都对社会的变化作出贡献；（4）每个社会的运作都是建立在一部分群体对另一部分群体的权力强迫的基础之上的。达伦多夫几乎完全是针对功能论的四个社会基本特点而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常态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稳定、和谐和整合，一个社会的常态恰恰是社会冲突。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社会冲突就始终存在。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地方，冲突就无时无刻地不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人类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因为各种社会冲突而处在每时每刻的变化和变迁之中。固定的、凝固的、静态的、超稳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从来都不存在，而变化的、运动的、动态的、非稳定的社会才是我们通常所观察到的社会形态。社会冲突在达伦多夫而言并不完全是一个完全负面的词语，甚至恰恰相反，社会冲突对于他来说，甚至具有某种程度的正面含义。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正是在社会冲突酝酿的社会变迁中不断向前发展，没有社会的各种冲突，就没有社会的运动和社会的向前发展，因此，社会冲突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然要经历的。
社会学家的理论都是从大量的经验事实里总结出来的，是通过实证研究得到验证的。我们不能单纯把理论看成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哲学架构和与社会经验事实相脱离的书本上的东西，因为社会学毕竟不是哲学和神学，其学科宗旨在于发现和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尽管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和统一的论证模式，而是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理论和社会解释模式，而且社会科学家常常相互批评甚至争吵，但是剥离掉一些纷繁复杂的学术争论，我们完全可以从人为构建的庞大学术迷宫中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或是找到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理论指导。
具体说来功能理论可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执政者和政治家都很喜欢的理论，因为功能论强调的是社会整合、稳定、团结、和谐，因而探讨社会稳定发展的学者来说一定会青睐这种理论模式。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功能论似乎更加符合了大家求稳怕乱的社会普遍心理。笔者也在中国崛起策十二到十四策用了三策的篇幅来探索中国在改革和转轨的道路上如何保持社会稳定，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因此始终是笔者念兹在兹的中心话题，但是在这篇文章里，笔者必须指出当前非常紧迫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将是我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本质的一个重要理论，冲突理论将对未来20到30年时间中国稳定渐进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援；而且冲突理论和功能理论并不是完全彼此矛盾的理论，恰恰相反，两个理论都将为我们认识今天的中国社会和解决中国今天的社会问题提供重要的认识论基础。鉴于功能论在各国社会学界都非常受到重视，而且容易被大众理解，笔者在本策论中不涉及功能论，而是具体运用社会冲突的理论来探索中国社会问题解决的根本之道，也同时探索如何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打下制度性的基础。
II 正确认识社会冲突，解决社会冲突才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
达伦多夫具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去发现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认识到人类社会充满着矛盾和冲突，无论在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无论在任何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在发展程度很高的人类文明中，还是在原始的社会形态里，无论是在欧洲中世纪的分封庄园经济中，还是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或是在1990年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类社会大量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都从来没有消失过，也将永远不会消失。
必须加以区分的是，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和我们熟知的卡尔·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不同的。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社会的各种冲突归根结底就是阶级冲突，人类社会的各种斗争归根结底来说就是阶级斗争；而达伦多夫则认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是多元的、丰富的，人类社会的各种冲突更是纷繁复杂，如果要把所有的社会冲突归结为阶级斗争，其实是简化了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而且无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比如说，一个社会可以同时存在着城乡冲突、宗教冲突、劳资冲突和社会分配冲突，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同一个社会群体之间也可能存在大量的冲突，比如两名大学教师去申请一个教授的名额，两名车间工人去竞争车间先进工人称号，都可以被视为是社会冲突。由于人类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必然会存在着与本身利益相关的冲突，如果把所有的冲突都看成是阶级斗争，那么不仅简化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而且极容易无限上纲，带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恶果。
达伦多夫认为，一个社会的各种冲突具有不同的强度和烈度，从两个职员竞争升级、到一个工厂的工人罢工、再到群体性的骚乱事件、一直到革命，冲突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形式，而革命则是一个社会里最激烈、最具爆发力和最具毁灭性的冲突形式。达伦多夫区分了低烈度、低强度和中烈度、中强度以及高烈度、高强度的社会冲突形式，这种模式很值得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去深思。我们观察到世界上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可以提出以下四个问题：（1）西方社会在历史上同人类其它任何社会和文明一样，都曾经历农民起义、社会毁灭性冲突和革命（比如法国在18到19世纪发生过四次革命），为什么今天的西方社会尽管依然存在大量社会冲突，但是却不再有发生革命的可能性？（2）为什么日本在1990年代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却没有发生社会崩盘和社会解体的现象？德国在2000年后也进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分配危机时期，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化和显性化，但是为什么德国却没有发生任何革命事件的可能性？为什么阿根廷在1999年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中却发生了整个社会失控的现象，国家一度面临解体崩溃的可怕局面？（3）为什么西方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安然度过了一次次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比如1968的学生运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严峻挑战），而苏联和东欧阵营却最终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中解体？（4）是什么样的制度构建让西方社会基本免除了动乱和革命？
以上的问题也是笔者在西方求学期间苦苦思索的问题，笔者本人所在的城市是德国一个中等城市，在中国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城市里，笔者曾经在市中心多次目睹游行和工人的罢工，我想生活在国外大城市的中国留学生有更多的机会目睹千奇百怪的不同社会群体示威游行的事件。然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各种各样的游行中游行群众生动活泼但又是井然有序的组织形式、游行群众和警方良好的互动、警察面带微笑的文明执法和游行人员对警察和社会秩序的尊重，这些都让很多游行示威和罢工运动能够在理性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当然，社会上总是会发生暴力示威事件，但是大多数游行和群众运动的温和、理性和有秩序超出了我们对群体性事件普遍的想象，警察没有把自己摆在游行群众的对立面上，双方采取的是合作和尊重的态度，这的确大大降低了社会成本，减少了暴力冲突事件发生的概率。我一直在思考，西方社会的一些成功运作模式在哪些方面可以为今天中国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在对西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观察上和社会对待冲突事件的解决机制上，给我的启发是最大的。联系到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以下几点笔者认为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承认冲突的存在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有社会的地方就有冲突。社会冲突每时每刻都存在于人类社会，冲突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怕的是视而不见或是干脆不承认冲突的存在。认识到冲突不可避免地、每时每刻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是我们能够采取理性行为和理性政策的前提条件。
（2）极权主义社会（比如说前苏联和今天的朝鲜）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否定冲突的存在，或者是采取压制性的作法消灭一切冲突，或是采用行政手段禁止一切不同观点的争论和不同利益的博弈，营造表面上的大一统和全国意见的一致性，实际上被压制的冲突并没有消失，而是隐形地运行在社会里。达伦多夫认为，被强行压制的社会冲突在极权主义社会里就像一股暗流一样不断地运行着和积累着，当社会无法承载这样的超负荷运行的时候，社会长期积累的危机和冲突就会来一次“火山爆发”，这就意味着，被简单压制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短时间内会以爆破性的速度扩展开来，而这种爆发带有极强的危害性和毁灭性，常常会将整个国家带入解体和崩溃，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3）达伦多夫认为，一个社会存在着千千万万种社会冲突，但是无论这些冲突如何复杂和多样化，它们都可以粗分为两类，一种是分散性冲突，也就是不同的社会冲突分散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内和社会领域内，这样的社会冲突，无论是其强度、烈度，还是其社会损害性都比较小；另外一种则是重叠性冲突，这是指多种社会冲突发生在同一个社会群体上，或是让同一个社会群体受到压迫感，这样的社会冲突就会非常剧烈，其社会危害性往往就很大。达伦多夫举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国家存在着三大基本冲突，一是阶级冲突，二是城乡冲突，三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冲突。假如说这个国家的天主教徒大多生活在乡村，基督教徒大多生活在城市，同时城市里的基督教徒占据了社会上层的所有权力位置，在经济上也是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和有产阶级，而乡村里的天主教徒处于社会权力分配的下层，经济上也处于社会最低阶层，在这样的社会冲突中，天主教徒处于全面的劣势地位，在每一种社会冲突中都处于不利局面并受到制度性歧视，而基督徒在每种社会冲突中都是处于获利局面和赢者通吃的状况，如果这样的社会结构得不到制度校正，天主徒对基督徒的对抗将是极为剧烈的，其强度和烈度都远远超过一般的社会冲突。同样，当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社会群体，比如说农民，无论是在政治上或是经济上都是处于无权的地位和社会最底层，如果国家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和公共教育政策缩小农民和其它社会群体的差距，让农民的生活不至于落到贫困线以下，让农民的贫困生活得到一定的补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是处于被相对剥夺的状态，社会冲突虽然存在，但其危害性和破坏性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致影响社会的根本稳定。但是如果农民既遭受社会制度性的歧视，国家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又拒绝有任何介入和任何补偿，农民的基本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其生活水平甚至降到绝对贫困线和生存线以下，那么这样的状况就形成了社会学家所说的绝对剥夺，也就是一个社会群体处于全面被剥削的状况，但是被剥夺的群体没有任何力量、甚至没有任何希望去改变本阶层的命运，这种绝对剥夺所造成的社会冲突的烈度和强度都远远超过一般的社会冲突，正如自然界的地震、火山和海啸一样，其突发性、爆破性和强烈性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而“社会地震”、“社会火山”和“社会海啸”的爆发更是危险无比，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只有常存忧患意识，多加强社会公共投入和社会福利投入以降低社会不平等，才能防患于未然，减低社会冲突的强度、烈度和毁坏性，才能保持一个国家的安宁。
（4）达伦多夫对社会冲突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深刻认识到冲突是无处不在和无时不在的，一个冲突解决了，但是另外一个冲突很快又出现了；一个时期的冲突基本解决了，但新时期又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社会冲突本身并没有任何可怕之处，关键在于一个社会有没有疏通社会冲突、调节社会冲突的机制和渠道。前面提到了极权社会对待冲突的方式采取的是围堵和压制的方式，其结果是越堵制度漏洞越多、越大，最后难免山洪爆发，制度大堤彻底崩溃。达伦多夫认为民主制度之所以优越于极权主义制度在于民主社会的多元化机制为社会危机、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提供了疏通的渠道，民主社会也为社会各个群体和阶层提供了多样化的意见表达渠道和利益表达机制，而这些疏通的渠道可以让社会上的问题、不平等和冲突因素通过社会利益博弈机制得到解决的可能，而社会弱势群体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也可以因为多元化的表达机制得到公开，因此也可以引起社会和公共舆论的重视而得到改善，从而不会使社会群体遭受到绝对剥夺的感觉。
图表一 民主社会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建立社会中间层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笔者用图表一来表示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的疏通机制。由于进入现代化或是向现代化转轨的国家采用的都是市场经济制度，在市场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之下，社会日趋多元化，社会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走向也日益多元化，每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都会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每个国家不同的区域都会形成不同的利益诉求，每一种职业和社会行业都会形成自己的利益价值观。在这种复杂的、千变万化的利益追求和利益链条中，势力强大、拥有资本的利益群体往往会成为竞争中的赢家，在法律制度不健全和市场规则尚不透明的市场经济国家，权力可能介入市场和资本相结合形成权力资本交换、权力资本共生和权力资本腐败等现象，从而形成拥有资本和权力的群体赢者通吃的现象，甚至形成经济领域里的垄断现象，进而彻底破坏了市场竞争中应有的机会平等原则，同时破坏社会应有的基本公平和正义原则，导致大量的弱势群体（如工人、农民和部分职员）的利益受损，甚至形成危险的绝对剥夺的局面。其实今天中国社会大家特别关心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和社会公平问题在西方国家早期的发展中都出现过，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而是老问题，西方社会在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既享受了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空前经济繁荣和生产力的提高，也深受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祸害之苦比如环境污染、劳工条件的极端恶劣、工人阶级遭受到残酷剥削和消费严重不足引发的经济危机等。面对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社会鸿沟越来越大、资本权力相互勾结损害普通民众利益和社会冲突愈演愈烈的社会现实，西方国家逐渐摸索和演练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机制来防止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火山式”爆发，这就是建立社会中间层（见图表一）。社会中间层，就是现代社会中介于国家和普通公民之间的那一层自治机构，在西方国家通常被称为公民社会或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其基本思想就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多元的利益和复杂的社会冲突，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不可能为每个公民、每个社会群体解决他们的一切问题、难题、矛盾和冲突，因为每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追求都不一样，而且每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这千千万万、不断变迁的利益追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中国家只有鼓励每个社会群体自由结社、结成代表本阶层的社会自治组织去保护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取和博弈，这样就能在总体上防止弱势群体权力遭受侵害和赢者通吃的现象，进而大大减缓了社会冲突的烈度和强度。这样的社会中间层有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每个普通公民和每个社会群体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和本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每个社会群体通过捍卫自己的正当利益和权益就会在整体上促进整个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平均化和平衡化，从而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并防止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这样的看法类似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论述的的看不见的手驱动市场利益整体最大化的思想，我们也可以类似地描述为看不见的手通过社会中间层机制有效地促进了权力和利益的平衡，进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增进了国民的整体利益。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由于劳资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和不对等，资方与政治权力结成共生体让劳工阶层处于赤贫状态，工人的人均寿命竟然低于40岁，童工现象极为普遍，工人的工资可以任意克扣和降到维持生命线的最低点，工人也可以任意被解雇，劳工阶层更谈不上有任何社会福利，一旦丧失工作能力和遇到工伤事故，工人便只有等死的份。这种野蛮的原始资本主义不仅从道德上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反人性的制度，更让当时工人阶级反抗的烈火遍及西方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劳工阶层或是焚毁工厂、烧毁机器，或是发动工潮和工人起义，进而参加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面临覆灭的危险和崩盘的危机。正是这样的发展，才让西方国家政府逐步采取大规模的改良措施，通过建立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来安抚激进的工潮运动，通过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来揭露资本势力任意破坏环境和侵犯劳工利益的恶行，通过独立的司法制度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和制裁有产者的不义行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建立社会中间层和公民社会，以协助工人阶层、农民和非正式就业人员建立有组织的、独立的、社会法人团体形式的组织如工会、农会、矿工协会、福利协会等来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社会中间层起了一个减压阀的作用，不仅为国家卸掉了大量的社会负担和社会矛盾，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危害性和毁灭性，让社会各种不同利益和冲突以文明的谈判、调解和斡旋的方式得到解决，让社会各个群体心情舒畅，没有被制度性压制和剥夺的感觉，没有被歧视和压迫的感觉。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一种“四赢”局面，一是工人、农民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得到维护，社会冲突的压力依然存在，但是被大大降低，不再会发生社会动乱和革命，因为社会群体有了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沟通渠道后就不再需要制度外的激进运动方式了。二，国家也是重要的赢家，许多企业发生的动乱和骚乱一旦扩散开来就可能酿成全国性的动乱和革命，社会动乱具有很强的“传染扩散”能力，所以这必将威胁到国家整体稳定。而社会中间层的建立大大舒缓了一个国家中央政府的压力，让国家不必再“事必躬亲”，管那么多自己不该管、也管不了的事，同时大大降低了一个国家发生大规模动乱的可能性。三，企业家和社会精英阶层也是获利者，通过文明的集体谈判的方式大大降低了企业内部工人持续进行高强度工潮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暴力攻击企业领导、厂房和机器设备的可能性，这样资方可以安心集中精力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市场的开拓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而工人工资和福利的保障也有利于工人生产热情的提高并带动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四，在国家、企业主和社会群体共赢的情况下，整个国家有利于塑造出一种文明、祥和、理性的气氛，一种不使用暴力、用文明方式协商解决社会争端的公民精神，而这种公民精神正是一个国家发展民主制度最需要的一种精神。公民精神的塑造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理性、平、渐进，有利于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将最终使每个社会群体大大受益。中国未来能否发展出比许多转轨国家和地区更健康、更理性、更高层次的民主，其关键在于和平理性的公民精神的培育，而这一切都是从建立社会中间层、建立良好的维权和利益博弈机制开始的。当工人阶级的代表穿上西装、打上领带，走进集体谈判的大厅与资方代表进行谈判，而国家政府作为中立的一方来为双方斡旋、调节和协助双方谈判时，三方（国家、劳、资）也许会同时发现，要建立一个更好的、非暴力的文明社会原来是可能的，而且是不难的，只要这样的协商机制得到确立，社会就会逐步脱离蒙昧和暴力向文明社会演进。
III 苏联和东欧的惨痛教训
1990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和深刻的记忆，如何能从这样的历史巨变中总结出历史教训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中国崛起策十二中笔者已经谈到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改革的教训与当时过于激进的改革、盲目信任西方而忽视了本身国情的复杂性有重要联系。当然，苏联极权主义的党政合一式的全能主义统治方式也是苏联在激进改革中轰然解体的重要原因。前面已经谈到达伦多夫的观点，他认为民主国家比极权主义国家更容易解决内部的矛盾和社会冲突，从而使得民主国家基本上摆脱了革命和大规模动乱的危险（请对比图表一和二）。
图表二：苏联式的极权主义模式导致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图表二展示了苏联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模式：其实是极权主义国家自己为自己塑造了千千万万的对手，本来社会的大量矛盾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中都可以通过社会中间层和社会自治的方式来疏通和调节，从而让社会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让社会自己去运行、调节和更新，国家当然可以协助社会基层建立自治机构，并为社会团体之间的谈判作调解和斡旋，总的来说，国家的立场是比较超脱、超然和中立的，其扮演的主要是管理、规划和调控社会的角色。但是极权主义模式注定了苏共要大包大揽，要想控制社会所有领域，不允许社会有任何独立自治声音的存在，不允许有任何民间独立的利益谈判和调解机制，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工会、农会和民间自治团体，从而使得本来可以由社会自我调节机制自行解决的大量社会争端和社会冲突被国家强行压制，这样每个社会群体和个人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都得不到制度化解决的渠道，从而长期积累起越来越多的对苏共和苏联国家的整体不满。这种被强行压制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就像激烈的地壳运动一样，在地下以可怕的能量聚积着、运行着，平时很难看出蛛丝马迹，可是一到社会危机点燃的时候，整个能量就在一夜间彻底爆发，多少年积累的社会冲突和社会能量在短时间内让大家都失去了理性，让无论是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甚至是公务员本身都把自身的不满和生活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统统指向苏共和苏联中央政府。其实在很多情况下，苏共和中央政府一定会觉得不解和冤枉：“为什么老百姓把矛头全指向我们？”我想，前苏共领导一定会这样问。的确，那么多社会群体的矛盾和冲突中，绝大多数可能跟国家没有一点点关系，关键是这样的制度阻塞了言路，阻塞了利益表达，也阻塞了理性利益机制的博弈，从而让社会痛失了解决大量社会冲突的能力，也让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失去了自我制度更新的机会，最后让大家在社会政治危机中把不满统统撒在国家的头上，从而导致了国家在短期内失去了基本的道义上的合法性而发生可怕的崩溃局面。社会中间层的缺失让人民在遇到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第一反映总是“要去莫斯科，找党中央反映问题。”这让苏共中央政府压力无比沉重，最终不堪重负而被压垮。而在西方民主国家，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出现。事情总是这样的，当人们没有正常的利益和意见表达渠道时，最后只有被迫采取体制外的激烈手段，就好像大江大河的激流一味地去堵它，而不是采取办法去疏通和引导它，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山洪爆发。苏联的教训真的值得今天的我们认认真真去总结和反思，以便让中国和平崛起的巨轮避开一些湍流和漩涡，顺利抵达现代化彼岸。
IV．建立社会中间层应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重点方向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让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短短28年内得到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也较改革开放前取得了飞跃性的提升。市场经济的巨大力量让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28年前那个铁板一块、强调大一统和中央计划经济的中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竞争力、利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中国。如果说邓公以非凡的魄力实行了改革开放、打开中国国门，并在1992年的南巡中最终确定中国市场经济道路象征着中国前途和命运两大转折点的话，今天中国又历史性地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和民族复兴之路需要今天的中国人作出历史性抉择，中国前进路上的问题和难题正考验着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智慧。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选择让中国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了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但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和复杂的利益机制的博弈需要我们相应地改革政治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带来的空前变革，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和停滞不前将大大约束市场经济本身的健全从而让市场经济模式陷入危机。
在这个重要议题上，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具有深刻的意义。前面提到，一个良好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一个良好的的社会应是一个拥有健全体制来疏通、调解和解决冲突的社会。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有冲突，有社会的地方就有冲突，冲突存在于任何社会，冲突本身并不可怕，怕就怕对社会冲突视而不见或是干脆不承认有社会冲突，对冲突采取非理性的压制和消灭，这样本来可以通过沟通、协商和调解来疏通的社会冲突越积越多，冲突的强度、烈度和恶性程度越积越大，冲突危险的能量越积越高，从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危险的后果。市场经济本身能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但也会带来大量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冲突，资本和劳工权力的不平等容易导致劳工权利被损害和侵犯，而行政权力介入市场与资本相互形成共生体更容易带来权贵精英资本主义，这种贵族资本主义让普通民众的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普通民众可能从社会经济高速的发展中无法获得起码的福利增加，这样下去，各个社会阶层对现存制度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怀疑，最终导致大家对市场经济模式失去根本信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大量教训已经启示了我们，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会带来大量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危机，最终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陷入空前的动荡。前面提到，西方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建立社会福利国家来缩小收入的不平等和促进大众福利；通过建立社会中间层－ 即公民社会的自治来缩小精英阶层和普通平民（比如劳资双方）的权力差异来保障老百姓的民权；通过言论自由和媒体开放来监督有产者是否会用自己的权力和资本来作出危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比如污染环境和侵犯消费者利益）；通过独立的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底线来防止普通民众权利被侵犯并为市场竞争确定公平的游戏规则。笔者认为，这就是西方社会稳定的秘密。为什么西方社会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让其从此免除了大规模动乱和革命的灾难性后果，其根源在于西方社会建立了解决社会冲突所需要的疏通机制、社会沟通机制和社会利益表达机制，这样的机制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出来：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健全的社会体制。只有社会冲突的疏通机制和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制度才是好的市场经济，也才称得上健全的社会体制。
许多西方观察家和研究中国的学者常常拿出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年年大幅度增加的数据来证明中国社会面临着动乱和失序的危险，其实这是一种错误解读。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采取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必然是社会利益增加和多元的社会，必定会有大量的社会冲突，笔者生活的德国每天都有罢工和游行事件，每天都有劳资谈判和调解，几个电视台下午放的节目都是打官司的节目，千奇百怪的社会冲突直接呈现在电视屏幕上，我想，生活在美国大城市的中国留学生可以目睹更多的社会冲突，美国更是被称为“律师社会”，社会冲突的绝对数量一定是惊人的，但是今天谁都不会因为美国、德国和法国存在无数的利益分化和社会冲突而断言这些国家会走向崩溃，反而是平时一团和气、强调消灭了社会矛盾的苏联崩溃解体了，这些事实都验证了达伦多夫的正确预见：现代社会就是利益分化、利益多样化、社会团体五彩纷呈的社会，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建立了社会中间层和社会意见表达机制的社会，才能形成一个能够自我调控、自我更新的社会。中国社会利益越来越多元化、社会冲突不断增加是中国社会走向开放和民主的标志，因为只有极权主义社会才会宣告消灭了所有社会冲突，因此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冲突数量的增加，因为这是必然的，我们主要担心的是中国在迈向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有没有建立起疏通社会冲突的渠道和解决社会矛盾的管道。如果说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和法治国家是西方社会稳定自身的三大法宝的话，我们就能发现当前中国改革的重要方向。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原因，中国完全实现媒体监督和建立法治社会还需要一代人的努力（笔者将开辟中国崛起策专文谈建立法治国家），因此建立公民社会的自治和社会中间层将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点。一个既没有健全的司法制度，又没有言论自由，又严格限制公民社会的国家比如前苏联是自己把自己推向绝境，是在为社会动乱和崩溃创造“最佳”条件，因为社会丧失了自身解决大量社会问题的可能性。
中国当前建立社会中间层 － 公民社会的自治符合了笔者一再强调的中国政治改革渐进、温和、理性和实用主义的原则。建立社会中间层有六大好处，一是不影响中国宏观的政治稳定，而在微观上为国家解决了大量国家无力、也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促进了社会的自我新陈代谢。二是通过利益表达机制和沟通渠道保护了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防止了权力和资本对普通老百姓权益的任意侵害，界定了权力的界限，防止了权力的滥用，可以大大促进社会稳定。三是塑造了理性文明的公民精神，通过不同利益群体的理性协商、文明沟通和多方谈判化解了冲突、暴力和仇恨，让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真正成为可能。四是通过大量的社会调解和谈判机制等于是在国家内部进行了广泛的民主训练和民主锻炼，让民众在实践中学习民主，并认识到民主是自身利益诉求的合法表达，民主更是理性妥协、相互包容、相互尊重，这样的民主训练为未来中国理性过渡到民主社会将打下坚实的基础。五是让社会精英阶层，特别是中国企业家也能获利，因为健康良好的社会体制，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将有助于中国的企业家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助于中国产品创造更核心的竞争力，当然也有助于中国产品扩张国际市场。六是让执政党本身获利。前面在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时谈到，苏联党政不分，封杀社会一切自治空间让苏共自己陷入自己挖的陷井中不能自拔。因为社会本身可以解决的问题，执政党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非要去干涉和全面禁止，让执政党不明智地面对了太多社会力量的反对，进而完全失去了全体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这样的教训，我国执政党不可不察，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执政党，一定要转变自己的职能，从全能主义的模式解脱出来，宪法范围内赋予的权限当然要好好使用，该管的地方一件不能拉下，而却一定要有效率地管好；不该管的事不要管，不该干涉的东西就不要干涉，因为管得越多，担子就越沉重，出了状况责任就越大。执政党给予社会自治和公民社会的空间，自身就可以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中解脱出来，从而有利于加强自身的建设，更有利于巩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作出历史性贡献。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中间层 －公民社会的建立早就取得了很大成就，比如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环境保护组织、社会救助组织和慈善事业组织的建立已经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国每年大量增加的社会冲突中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公民社会组织的缺失：一是工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有效解决劳资冲突、防止资方滥用权力、保护劳工基本权利的就是三方谈判机制（雇主、雇员和国家），雇员的利益表达组织就是独立运作的、自治的工会。尽管在许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集中的地区(比如在浙江、苏南、大连和山东省部分地区)劳资谈判的形式日益制度化，但是由于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创新和突破，独立运作的工会依然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许多工会运作中的问题比如说工会经费来源的问题、工会是否应当接受党委领导的问题、工会是否应当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清楚界定，这些都大大约束了工会发挥利益博弈的重要作用。二是民工自治团体，接近两亿的民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群体，他们为城市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同时，却遭受着制度性的歧视，他们的权利（工资、基本社会福利待遇和人身自由）经常受到侵犯，在遭遇工伤事故时甚至无法通过制度性渠道得到赔偿，他们子女在城市的入托和入学也遭受到制度性歧视，更加不公平的是，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通过正常的制度性渠道得到申述和解决，在这样的群体中，社会冲突因为没有表达渠道酝酿着高强度和高烈度的危险，所以让民工建立保护自己权利和利益的机构应当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三，城市和农村的拆迁问题也是中国去年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媒体中报道的许多恶性拆迁事件让我们认识到：必须成立拆迁区域居民谈判协会的团体，通过国家组织与保护与私人公司和地方利益集团进行公开、公正和透明的谈判，并对拆迁补偿、事后安置等事关拆迁居民切身利益的议题作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决议，只有通过有组织的利益博弈和谈判才能防止地方利益集团的滥权。四是在农村征地问题中引发的大量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中，我们发现了农村社会利益表达组织机构的缺乏。尽管农村实现了基层民主选举制度，但这只是在选举过程中能发挥民主制度的权力平衡和权力杠杆的作用，而农民在平时遇到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事件时，甚至在自身利益和权利被侵犯时，还缺乏必要的利益代表团体和组织力量，这是农村社会矛盾尖锐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图表三：东欧模式带来的挑战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从长远的目光来看，建设公民社会的确是中国社会渐进稳定的改革中成本最小、代价最少、既能发挥稳定社会的功能、又不至于影响到国家稳定大局的一条改革捷径。我国学者虽然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探讨日渐重视，但是在建立社会中间层这一重要议题上，我国政界和学界还没有取得广泛的共识。笔者考虑到，决策者对于公民社会自治的担忧可能来源于在1990年东欧国家巨变中的一些教训（见图表三）。波兰在突发的政治事件引起的政治运动浪潮中，处于社会中间层的团结工会和天主教会扮演了全国性的反对党的角色，并且得到了西方国家道义上和财政上的支援，在这样一种社会剧烈的变革和动荡中，中间层有较强组织能力的团体比如工会和农会通过全国性的合纵连横提出政治性诉求，要求改变全国政治现状，并挑战执政党的地位，最终结果是执政党领导地位的终结。笔者认为，对于这样一种社会演进模式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当前中国既需要稳健的政治改革，更需要安定团结的宏观局面，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的稳定和中国国家的稳定、执政党的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我认为东欧的局面不会在中国出现，因为世易时移，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的中国和当时苏联东欧的局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1）当时苏联和东欧经历了一种激进革命，整个国家在市场经济制度根本没有确立的基础上，在公民社会从来不存在的情况下仓促发生了社会巨变，而社会没有经历任何过渡期和制度磨合期便一夜之间投向西方阵营，这是苏东之乱的根本原因。而中国自从1978年就事实上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尽管有很多问题，但整个改革进程是相当有序的，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远远超过1990年时候的苏联和东欧，这根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2）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的过程中，逐步积累了一定的公民社会和民间自治的经验，而苏东集团国家是从完全没有社会中间层的极权主义社会一步进入现代社会，这必然会因为许多长期积累的问题突然爆发而导致天下大乱。中国社会今天的成熟程度远远高于1990年的苏东集团。
（3）尽管中国问题很多，但是毕竟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放中获取了实际利益并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尽管许多民众对社会现状并不满意，但极少有人真正愿意退回到过去那种物质匮乏的时代，这是中国社会可以稳定发展的根源。而苏东一直到1990年都坚持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和集权主义的统治模式，其问题之多、社会矛盾积累之深已经是积重难返，一旦爆发社会动荡就极易引发全国性动乱。
（4）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呈现出非政治化、经济化、商业化和个体化的特征。由于种种制度性原因和历史原因，中国社会在进入1990年代后就表现出强烈的去政治化的特点，也就是绝大多数人对政治和国家大事极度冷感，甚至是一点不感兴趣。伴随非政治化的浪潮是社会的经济化和个人主义化，大家更关心的是个人奋斗、自我价值的实现、个人就业前途等等，大众对自身的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心远远高过国家事务，理想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许多社会责任感很强的国人常常会忧心忡忡地感慨理想主义的陨落和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的崛起让国家失去了前进的精神动力和对人类社会终极目标的追求。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却有另外一种解读：一个成熟和健康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大众对政治议题和国家大事关注很少的社会，一个社会有太多的政治激情和太强的政治弥赛亚思想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一个理性的民主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关心的是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博弈，绝大多数民众应该不会有太强烈的政治激情和狂热，当然，也不能所有的人都不关心政治、都不关心国家，那也是不正常的，一个健康成熟的现代化社会中应该分化出一个特定的群体来关心社会、国家命运和人类理想，那就足够了。只有社会出大问题了，国家陷入危机了，或是在极权主义社会里才会出现全民对政治运动的狂热，当然，一个国家在从极权社会过渡到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人民由于长期被剥夺任何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的权力，特别容易产生长时间的政治激情，这往往对一个社会的和平渐进的过渡是非常不利的。中国民众今天普遍对政治缺乏热情，却高度关心自身利益，其实正是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创造了天赐良机，因为在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向民主社会转轨的过程中都要面对民众的持续政治狂热和政治激情的棘手难题，如果民众的激情扩展到整个社会而且长时间不降温，这必将会引起政治和社会动荡。我们应当把握中国社会普遍求稳定和民众关注本身利益的基本特征，抓住有利时机，一步步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把中国的政治改革推向前，逐步演练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
（5）由于社会的非政治化趋势，大多数社会冲突都是跟具体的利益冲突有关系。一个中国工人、或是一名进城务工人员关心的是本人的工资待遇、福利水平和生活改善，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关心北京是由谁来执政、或中国该进行怎样的民主改革。但是如果他们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受到损害和侵犯，却没有任何制度性的解决和申述渠道，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对国家政策和制度在总体上的不满和质疑，反而容易促成全国各地各种社会群体联合要求中央政府改革政治体制。同样，剥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代表机制，会造成恶性的社会骚乱越来越多，社会冲突越来越激烈，反而容易让国家失控陷入险境，在那样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政治改革具有高度危险性，远远不如在社会稳定、国家综合国力雄厚、国家调控能力较强的情况下主动进行温和的、实用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国的各个社会群体通过各自的利益表达机制能够畅通地表达本集团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冲突的能量就被细化或是分化到各个生活中的具体领域中去了，社会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将大大降低，人们关注的问题更加被分化到日常生活中跟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上去，国家和政府面临的压力将大大降低，中国和平崛起的制度环境就真正得到保障了。
（6）1980年代末期的政治事件留给大家深刻的教训，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社会各个阶层包括知识分子越来越珍视中国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理性渐进的体制内政治改革，尤其是苏联解体的悲惨事实给了中国人深刻的启迪，而中国人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都让激进的政治改革言论逐渐失去了市场，理性、渐进改革正在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声音，这些都是中国不同于1990年时期的苏东国家的较为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
（7）中国的文化中有尊重权威和信任国家的传统。许多外国观察家都发现一个现象，中国基层的农民和工人常常对社会现实不满，特别是对地方政府的许多问题（比如腐败和官商勾结）持强烈批评的态度，但是谈到中央政府和国家领导人时，他们普遍具有很强的信任、赞许和认同，他们常常会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和英明的，只是地方领导没有好好执行或是歪曲了中央的政策。一名德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就说，如果中国真正进行西方国家那样的大选，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可以得到90％以上的超高选票。中国人对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是中国文化中一种特殊传统，这非常有利于当前的政治改革。
当然任何一项改革都会有风险，但是理性的评估应该是，采取该项改革和不采取该项改革哪个社会成本会更大，哪种选择会让社会付出的代价更小。就像一个投资商进行成本和利润的风险核算一样，不同的是，这里我们进行的是社会政治成本和收益的核算。如果我们能不带偏见地分析该议题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建立社会中间层和公民社会将是一场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和风险的政治改革，只要我们设计得合理，改革注意渐进原则，这项政治改革就可以利国、利民、利党、利社会、利精英阶层，很少有一项改革能让大家同时获利，在笔者看来，公民社会的建立就是这样一种符合所有社会群体利益的改革，它符合了时代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当前社会的需要,它有利于解决中国当前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利于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稳定的大局，却同时促进和巩固执政党在宪法范围内享有的领导地位。这样的政治改革将促进中国政治体制在微观层面向现代政治文明演进，在宏观上却能保持国家的稳定局面（笔者在下一策将重点谈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迈出建立公民社会的这一小步的话，将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步，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小民”和“臣民”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有独立精神的“公民”，中国将真正来到现代政治文明的入口处，因此这样的改革功在千秋，也必将永载史册。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6年12月30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15篇文章和1篇崛起策副文，还将发表此系列9篇文章。已经完成的中国崛起策系列文章为“中国崛起策一 从中美经济共生体谈起”，“中国崛起策二 中国的地缘困境和西部突围”，“中国崛起策三 独特的日本考验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策四 中国对美大战略的初步探讨”，“中国崛起策五 中国当前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国崛起策六 从中西文化的认知差距谈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中国崛起策七 中东危局下的中国利益”，“中国崛起策八 合纵连横下的世界战略格局”，“中国崛起策九 新思维下的中国大战略”，“中国崛起策十 从德国的历史经验教训看中国的未来”，“中国崛起策十一 南方的跃升和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策十二 渐进改革和中国现代化总目标”，“中国崛起策十三 告别民主弥赛亚主义，建立新型民主观”，“中国崛起策十四 从‘万世一系’的宗教神话看日本的崛起”，“中国崛起策十五 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点— 建立社会中间层”，“大国崛起与时代潮流 - 中国崛起策副篇一”。如想阅读前面的文章请见http://zhiqiang.org/blog/496.html ）
刘先生:好!
昨天的留言在匆忙中写的,可能写得很乱.
只是觉得在目前的条件下,让政府开放工会以及其它组织很难实现.我看问题的角度可能和我所处的环境有关吧.我的一些在政府工作朋友和我因工作的缘故所接触的人传递给我的信息让我有着这样的看法.很焦虑啊!不错,老百姓的生活是提高了一点,可这和他们付出的血汗能成正比吗?而普通大众的生存压力,生活的不安全感这些都是我和我的同龄还有长辈们所经历的.
我也希望我们的体制改革能尽早尽快进行并取得成功.采取激进的方法并不是我所追求的.因为那样很可能会让我们自己垮掉.最终能否达到目的也还很难说.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想先看完先生的全文再来探讨可行之路!
真实的消息是政府正积极准备“开放工会、农会以及其它组织”，我们千万不要“叶公好龙”。
大的政治变革在即，十七大以后就会迅速开始，可惜绝大多数人还在梦中！
告诉一个绝对可靠的消息，去年胡锦涛四次内部透露平反“六四”的计划，赵紫阳去世，胡是顶着巨大压力，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看望一个老党员”的方式，暗中看望的。
平反?很流行嘛.六四这个事情,之前学生搞的那些早就平反了(就没反过),六四发生的,那就是动乱,明显的背后有敌对势力挺着,不然怎么那帮垃圾在事情败露后跑的比回家还容易比兔子还快?性质完全不同,平什么反?
红七公，佩服！
无知者无畏
厚泽先生:你所发的消息我反复看了十多遍,这也许是我今年看到的最好的消息了吧!但愿是真的.如国家在这些方面取得开放.那我心甚感安慰.但愿苍天怜我中国.........
鉴于此人可能有的风向标身份，建议先生对他的理论作一些研究。
晕，现在不让贴链接了么？
http://bbs.fjii.fj.vnet.cn/archive/index.php/f-79-p-19.html
http://bbs.fjii.fj.vnet.cn/archive/index.php/t-221865.html
http://bbs.fjii.fj.vnet.cn/archive/index.php/t-266443.html
http://bbs.fjii.fj.vnet.cn/archive/index.php/t-108620.html
http://bbs.fjii.fj.vnet.cn/archive/index.php/t-108621.html
http://bbs.fjii.fj.vnet.cn/archive/index.php/t-109345.html
http://bbs.fjii.fj.vnet.cn/archive/index.php/t-200130.html
http://bbs.fjii.fj.vnet.cn/archive/index.php/t-262178.html
多谢天涯孤舟, 我将全文阅读, 也建议网友们去读一下, 会有很大收获的。
完全同意天涯孤舟的评论，通过社会中间层的建设，找出解决未来中国问题的关键，完全正确并具备操作性。
比如，解决农村问题，可通过建立各级农协等“农村社会中间层”着手。浙江在习近平的支持下，已经开始了“三位一体”的实验，“三位一体”的意思是在原农村专业合作社、信用社和供销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建立新的“农协”，促进新农村建设；国家已经开始了为期五年5000名县官的国家级轮训；每年有数万名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
解决城市和谐问题，可通过社区的“三位一体”方式建立“城市社会中间层”：社区协会在社区业主委员会、社区银行（扶贫、社区就业目的）、社区各种活动组织基础上联合建立；
解决环境问题，可通过建立各界环保NGO方式，建立“环境保护中间层”。。。。。。
刘博士的理论分析，很有实践意义！是解决未来国家稳定发展，避免政治恶斗的良策。
完成变革理论的选择，今后的任务重点就是培养建设公民社会中间层的领导力量了，社会中间层建设需要大批优秀的人才。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胡是下决心进行政治改革了，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是变成“中国社会民主党”。
刘先生：大文拜读，收益非浅。先生从社会冲突的产生及化解，从国际国內详细的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科学结论。本人受过高等敎育，又长期从事基层工作，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比较留心。建立社会中间层，我理解就是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建立一个中间层次，如：工会、农会（或农协）。这种组织既可联接大众，广范听取民众意见，反应民众心声，为民众开展与政府对话的机构，又可协助政府管理社会各个方面。既符合我国国情，又具有世界的广泛性。这种机制已在全国推开，但进程缓慢。问题在于基层民主进程缓慢，群众不热心，政府橫插一杠，工会不独立，这种组织成了政府的代言人，起不到反应民众心声，监督政府的职能作用。如何建立社会中间层，請先生发表高见。
刘先生，您好，拜读了您的文章，很是受到启发。在此篇策论中您提到的关于建立社会中间层来疏导社会矛盾，在我看来是一个最佳解决方式。但是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制度严重不健全，官僚主义横行，司法（如法院）被官僚和利益集团把持，就算建立了社会中间层，中间层也很可能被利益集团把持，那么社会弱势群体怎么能通过中间层达到利益的诉求呢？当今的中国，无论在社会的任何角落都有执政党的痕迹，司法系统、地方政府、企业单位、工会、媒体等都大量的被党控制，普通人如果跟党政系统或者与之勾结的利益集团产生纠纷肯定是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这样又如何能作到公平，如何进行利益诉求？本人认为司法的公正和公平至关重要，法院的法官和陪审都应该由非利益相关的人员来担当，即非执政党把持法院，应由社会无党派学者之类的人把持法院，而人大则应由执政党和其他政党和无党派人员通过一定的比例组成，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立法合理公平，施法公正。但现实是中国的法院、人大代表却出现非常多的腐败现象，比如特权压迫平民、贪污等，许多老百姓告上法庭得不到法院公正的裁决，还会被人倒打一耙，往往不是没有相关法规而是特权阶级和官僚相互勾结和漠视法律造成的，试问普通百姓如何抵挡？社会中间层又如何产生作用？盼先生就如何解决司法独立、公平、公正的问题提出高见。谢谢
谢谢yangxiao和tchen的留言, 又见到老友厚泽的留言非常高兴。大家提的问题都非常到位，也非常深刻。笔者本人认为中国当今的核心问题是界定权力的问题，我们已经作了很多立法工作，通过了大量法律，也签署了不少国际公约，现代国家的各种机制（如议会、法院，甚至是中国独创的政治协商会议）都已经存在，我国政府也作了很多努力，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个人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崛起的这段关键时期最适合中国国情和发展的基本政治制度，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大话和政治语言，但是笔者将在中国崛起策十六和十七用两策来详细论述为什么，笔者是个坚定的现行体制的温和改良主义者，而且认为这种制度对我们未来民族复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笔者眼里，过去的一些有争议的政治事件和所谓“全国大选”和“一党多党”的讨论都不是笔者所关注的，因为讨论一些敏感事件于国家、于社会和于我们自己都没有什么特别好处，反而会掀起新的波澜，引起无穷的争论，也会让我们自己陷入困境。所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宣扬一种“就事论事”的思想，有什么问题就着手建立相应机制解决什么问题，改革到哪一步就作哪一步的事，不冒进，不激进，完成当下该完成的事，完成我们这一代人该完成的历史任务，不超前地去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构想，不过多地沉浸在过去的历史事件上，眼光始终向前看，紧盯着“中国民族复兴”、“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和平崛起”三大目标，不提出可能影响中国安定团结的话题和议题，毕竟时间不等人，我们要抓紧时间，抓紧有利时机实现千载难逢的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具体笔者认为中国最紧要的事情是建立公民社会（见崛起策十五），建立法治国家（将专门用一策来谈），建立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崛起策一和五已经谈到，还将用一策来谈），逐步推广基层民主选举（将专门谈到这个议题），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权力的界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如何界定党的权力界限，国家的权力界限，司法制度的权力界限，这才是当今中国真正的核心问题，如果没看到这些，而是热衷于将西方民主制度一夜之间移植到中国来，将是好心办坏事，台湾和苏联就是前车之鉴。笔者因为最近较忙，没有着手写下面的中国崛起策，但是笔者认为自己要表诉的观点非常重要，希望一有空就迅速写出来，敬请大家期待。作者念念不忘的是通过一批人的集体努力建立一种温和、渐进、一步步的改革思想，形成政府、民间和知识分子的良好互动和合作主义式的关系，不激进，不极端，不作超前的事，不意识形态化，不无限上纲，更希望让这样的思想形成主流观点，希望有相同理想的人共同努力！
俞可平也很关注同样的问题-建立公民社会
不激进，不极端，不作超前的事，不意识形态化，不无限上纲——同意中……权力的界定不可避免出现的问题之一是权力的“限定”。在限定权力的过程中，怎样的利益获得是对损失的弥补？是我关心的问题。或许政治局面的稳定是一种收益，此外还有其他的收益吗？只有当得大于失的时候，才能形成人或者各种组织行为驱动力。我之所以非常认同先生这一策的内容也是源于这种判断。但这一策中所提出的建议，只能解决一部分的矛盾，其他的矛盾要怎样解决才负荷利益的原则？这些矛盾不解决，先生所说的三大目标能否实现也可能产生悬念。期待先生的十六、十七策。
这段时间要一些事，没有继续作阅读笔记。大概下周再继续吧。
高强：要建设医疗卫生服务和保障四项基本制度
http://www.csonline.com.cn 2007年01月08日16时50分 星辰在线
在1月8日召开的2007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高强指出，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卫生部门要从维护人民利益出发，按照我国国情，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着眼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着力于缩小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着力于建设群众及时就医、安全用药、合理负担的医疗服务体系，探索中国特色的卫生发展道路。
高强指出，按照《决定》要求，在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卫生保障方面，要着力建设四项基本制度。
一是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我国人口多、人均经济水平和财政收入低。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健康保障制度必须从最基本的卫生保健入手。《决定》提出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就是一种由政府组织，向全体居民免费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按成本收费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健康保障制度。这项制度的实质是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农村卫生体系和社区卫生体系建设，并健全财政经费保障机制，完善公共卫生机构和城乡基层卫生机构的公共服务职能。这项制度以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为目标，以公共卫生机构、农村卫生机构和城市社区卫生机构为服务主体，采用适宜医疗技术和基本药物，由政府承担人员经费和业务经费。这项制度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注重公平和效率，有利于缩小群众的基本卫生保健服务差距。
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着手建立基本卫生保健制度的条件：一是党中央强调以人为本，切实维护人民利益，注重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政治基础；二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这是经济基础；三是人民群众要求基本卫生公平，期盼社会和谐，这是社会基础；四是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遍及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取得了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工作经验，这是工作基础。我们一定要按照六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扎实工作，积极推进。
二是建设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卫生保健制度的建立，可以为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卫生保健服务，但不能满足群众所有的医疗服务需求，居民患重病到医院治疗，还需要建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抵御经济风险。由于我国城市化水平低、居民收入差距大、农业人口和非正规就业人口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难以建立起统一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只能根据城乡实际情况和不同人群的收入情况，建立不同形式的混合型医疗保险制度。六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发展社会医疗救助，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些制度汇合在一起，将构成我国比较完善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和医疗救助体系。多层次的医疗保险制度与基本卫生保健制度相衔接，构成了覆盖城乡居民、比较完整、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保障体系。
三是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药品是维护人民健康的特殊产品和重要手段。药品的特殊属性决定了药品的生产、流通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质，不能完全靠市场调节。政府应该加强对药品生产、采购、配送、使用等环节的监管。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秩序，保证群众基本用药。这是治理我国医药秩序混乱，价格虚高，不公平交易，商业贿赂严重等问题的一项根本制度。也是保证医疗质量、促进合理用药、减轻患者负担的重要措施。根据世界上90多个国家的经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应作为国家药品政策的核心。其主要内容是：国家按照安全、有效、必需、价廉的原则，制定基本药物目录；政府招标组织国家基本药物的生产、采购和配送，并逐步规范同种药品的名称和价格，保证基本用药，严格使用管理，降低药品费用。同时，要整顿药品生产流通秩序，积极促进药品生产流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改变目前企业规模小、数量多、监管难的状况。严格企业和药品准入，加强质量监管，确保药品安全、有效。
四是建立科学、规范的公立医院管理制度。六中全会《决定》和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中，都强调要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转换机制、加强监管的原则，按照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要求，深化医疗机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财政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推进医疗机构属地化和全行业管理，理顺医药卫生行政管理体制，强化公立医院的公共服务职能，纠正片面追求经济收益的倾向。实行“政事分开”和“管办分开”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政府对医疗机构的监管，主要措施是实行属地化全行业管理，对医疗机构不分投资渠道和隶属关系，由属地政府明确有关部门监管职责，实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共同监管的机制。“医药分开”的实质是改革医院“以药补医”机制，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政府财政对医院给予相应经费补贴，并实行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切断药品收入与医院的经济联系。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关键，是科学确定划分两类医疗机构的标准，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维护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对公立医院要规范收支管理，控制盲目创收倾向。 (卫生部新闻办公室)
医疗改革的确是大众最关心的议题！
医疗改革、社会保障和教育改革如果有效果，将成功启动十五亿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把中国的发展继续下去。
多谢雁鸣的评论和留言, 说得很好!
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08839&pos=MID_HLB&pa1=0&pa2=0&pa3=005000113&loc=SPECIAL REPORT
这篇文章可以作参考，从海外留学生眼中反映出中国真的再崛起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做好现在要做的事，一点一点解决要解决的问题，照搬国外，空谈民主，脱离国情，只会误国
我觉得一个国家是否崛起有几点衡量标准。宏观上世界是否逐渐关注这个国家并且觉得他越来越重要，他已经深深的影响了许多国家，离了他很多各种各样问题都会变得不好解决。微观上是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有真正的提高。当然还有很多，软实力硬实力已经讨论得很详细了。中国发展有主次问题需要解决，在前进中不可能所有人都满足，肯定会有得有失，但判断我们是否在崛起，在强大，从宏观和微观上简单讲就已经很清楚。当然我们现在还存在很多问题，而且有些是很严峻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国家已经在关注了，并着手解决。问题不可能一天解决，政策也是一把双刃剑，在解决中又会产生新问题。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就是关注国情，提一些需要解决的深刻问题和解决方法，不要空想大谈什么国外民主，国外制度。要从历史现在未来出发，营造一个良好的气氛，别感情用事，多一些理性分析。在这里期待作者接下来的文章。
多谢文博的评论, 让我非常有启发, 我正在着手写中国崛起策十六。
所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宣扬一种“就事论事”的思想，有什么问题就着手建立相应机制解决什么问题，改革到哪一步就作哪一步的事，不冒进，不激进，完成当下该完成的事，完成我们这一代人该完成的历史任务，不超前地去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构想，不过多地沉浸在过去的历史事件上，眼光始终向前看，紧盯着“中国民族复兴”、“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和平崛起”三大目标，不提出可能影响中国安定团结的话题和议题，毕竟时间不等人，我们要抓紧时间，抓紧有利时机实现千载难逢的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同意！画龙点睛，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这种理性。我们现在已经进行改革，但是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那样就像东欧和俄罗斯了。改革其实也是各利益集团的一种妥协，都要照顾到，但谁都不可能完全满意，所以才会引发现在这么多争议，但是要看到我们在进步中。 tchen说法很有借鉴，任何角落都有执政党的痕迹，如何做好党内监督？其实一党专政并非政府就存在大量腐败，新加坡就是很好例子，当然它只是一城市，并且中国是以大国各地方急剧不平等，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要有信心。期待刘涛的接下来的文章，在法治国家，好的社会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逐步推广基层民主选举给我们更深刻透彻的分析和更好的建议
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很好的例子，虽然没有完全实现直选，但的确建立了良好的法制社会，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读《中国崛起第十五策：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点—建立社会中间层》有感
刘怀刚 2007、1、10 随笔
最近一段时间在网上读了现留学德国bielefeld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刘涛先生的为中国崛起撰写的一系列高水平，大视角，宽范围的具有战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文章，深为刘涛先生的“位卑未敢忘忧国”，“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精神所感动，同时也为刘先生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素养而折服。为作为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工作后一直从事金融工作，可以说身在其中参加了全过程的改革开放，对刘先生一系列文章中对中国国情和现实情况的把握认识，以浅显的道理，入情入理的透彻分析，对问题本源的把握，博引旁证，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措施建议对策，让读者感觉到都将是我国改革开放大国崛起中的难得治国之策，就连我正在读高三尚未涉世的女儿看了先生的一系列文章后，都认为是语言平实，受益非浅好文章。
我作为一个全过程参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公民，感觉刘先生分析把握问题那么老道，他好象是全过程的政策制定者和参与者，也是跟踪研究者。回想自身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物本来面目的暴露，自己的认识逐步得到提高和校正。如对80年代末的“北京之春”的政治风波，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等。
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这28年中，首先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在进行城市改革中提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一过程中，最难改革的是金融体制，目前这一改革以三家国有大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上市成功，工行市值成为全球银行业第二大股为标志也已见分晓，应该说金融体制的改革也已取得基本成功。但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一直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危险性，复杂性，是我们全国人民都一直让人念兹不安的事情，今天读了刘涛先生又一力作：《中国崛起第十五策：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点—建立社会中间层》，让人为之一振，感觉到这一国忧，也找到了条解决的最佳切入点。
首先让我们从理论上跳出了以往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矛盾，以阶级斗争的学说来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框子，改变为以“功能理论”作为看待和分析社会现象的理论基础，把社会冲突作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对冲突的认识以毛泽东《矛盾论》来认识问题，冲突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一个冲突解决了，另一个冲突很快又出现，让读者对当前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冲突现象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同时提出了承认冲突存在是促进稳定的基础，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有社会的地方就有冲突，指出了极权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否定冲突的存在。
刘先生通过对民主社会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建立社会中间层和苏联东欧社会的惨痛教训的深入研究，深刻刨析了苏联式的极权主义模式是导致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提出了建立社会中间层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方向，这一政治改革的重大命题。为使中国在这一政治改革中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成功，研究分析了中国当前进行这一改革的社会基础和条件，一是28年的改革整个国家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基础，积累了一定的公民社会和民间自治的经验；二是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发展中获得了利益，物质丰富；三是人们出现了非政治化、经济化、商业化和个体化的特征，向往稳定的发展环境；四是多数冲突是具体的利益冲突而非政治的冲突；五是人民信任党中央尊重权威。
针对当前中国一些经常发生的冲突，主要是由于一些重要的公民社会组织的缺失：如工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本来能够有效解决劳资纠纷，防止资方滥用权力，保护劳工基本权利的就是三方谈判机制，但是多数地方工会没有能行使工会的职责，有些企业本身就没有成立工会组织；民工自治团体问题，2亿人的民工队伍，没有建立起一个维护民工利益的民工团体组织；城市和农村折迁也是经常发生冲突的问题，由于没有建立起折迁居民谈判的协会组织，往往是被折迁方的个别人得利，多数人不得利，而且影响多数人的双方利益；农村征地问题中缺少农村利益表达的组织机构等等。
刘涛先生对这一敏感的难题，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和措施，这也是我国目前在理论界最缺失的，由于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多数理论界对经济体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比较缺少，在这样一个转折的拐点时期，这一力作的发表但愿对我国政治改革起到重大的影响。
刘怀刚 2007、1、10 随笔写得真好
应该强调：建立社会中间层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根本方向！
个人觉得，最最重要的重重之重就是：教育改革。虽然目前中国看来很强势，但是不注重人才的培养和维护，没有很好的体制来保护教育的发展和良性循环，一切终究都会是“竹篮打水”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断的你方唱罢我登台。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之后就是100多年的弱势，明朝更差，说都不想说。清朝的康乾盛世之后才短短几十年，就让中华民族遭受千年未遇之奇耻。可是这些朝代在君主强势的时候，国家也很强悍，可是到最后来呢？希望中国不要再一次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去…
刘先生的作品许久前已经拜读...今寻第十五策至此..
同为海外中国人..同为情系中华..钦佩刘先生的洞察力及分析能力..
我想很多华裔都会对你的文章表示强烈的共鸣...
在此特别推荐网友们从多视角,多层面上来理解..
≮业余乞丐≯于英格兰
刘博士，你好。今天原本期望你的答复，才发现我的帖子被删除了！再重写吧，咱不怕被删除。
我仔细看你的十五策，看了一个通宵。你分析得非常好。但还有些不足：
１，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策略要实施，但要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
２，地理上只能往中亚西亚发展，其实即使我们这个方向发展得很好，也不能支撑中国的崛起，所以从台湾打开东边的岛链，就是个必然的选择。
３，你说的很多是规劝，但可能存在暂时往反面发展的情况，我们有什么应对措施？
荣荣草木潭, 我觉得你说得很好,要在对的时间作对的事情, 我其实在中国崛起策16和17重点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已将最新完成的两篇文章寄给了阅微堂网主张志强先生, 大家应该很快会看到了。西边突围和东进其实都很重要，网上讨论东进和蓝色海洋中国的文章也很多，我也将在其后发表数篇台海策，谈到中国东进的问题。往反面发展的情况，也只能就事论事， 就议题谈议题，寻求网友互动， 共同探索解决之道。在为中国和平崛起之路探索的问题上，我们都是求知者，也都是思考者和探寻者，这也是写崛起策的本意。
刘博士和大家的思考很有意义
建立社会中间层，完成公民社会的建设，是中国真正的伟大政治变革。
在操作上，建议几点，供大家指正：
1、社会中间层的建设，应该学习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先走双轨为上，把现有政治体制中可以转化的政治组织，如鼓励各级协会，向自治的NGO转变，这样比推倒重来可行，可以减少改革阻力。
2、取消各级协会要有主管单位的制约，协会自治马上就“活”了。
3、中国新闻自由的开放，就很有“智慧”，借助奥运会，2007年1月1日，外国记者只要被采访者同意，就可以自由采访了（以前，可要主管单位批准），惊天动地的变革，就这样悄然发生！
4、农村的信用社、供销社、行业协会，完全可以联合起来，组织成新型农民自治组织“农民协会”；
5、社区的自治组织，完全可从“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的合并中建立；
6、应该鼓励青少年在学校建立各种自治组织，培养大家的民主和公民素质。。。。。。
还有，保障工人的权益，可通过鼓励现有工会独立方式解决。波兰成立新的“团结工会”，我看恰恰不“团结”、不和谐。
中国的多党制，可先从共产党党内民主开始，共产党内部可逐渐按价值趋向，分化成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共和党等。。。。。
中国已经有的海外民主力量，也可以联合起来，成立真正的“中国民主党”。。。。。。
还有，中国农工党、中国绿党。。。。。。
鼓励现在八大花瓶党独立发展壮大，完全可以避免突然开放党禁带来的“万党汹涌”的混乱！
好文章！深刻的洞察力，言中了当今中国的弊端。但是请问必须要民主才能算现代化吗，民主一定就要全民都参与政治，参加选举？民主涉及很多方面，不一定像西方的大选之类的就适应中国。一个成熟的政党稳定的执政，一套完善的制度监督，一支独立的军队保卫国家，这将是明日中国的模式。我也在国外上学，的确很多人抨击共产党的专政，但是有很多教授学者还是肯定中国的政治稳定的，虽然他现在有很大的缺陷，但是领导层不会视而不见，并且我们已经感觉到他们正在努力。给共产党10年的时间吧！我相信他一定会值得全世界华人骄傲！
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在自己！内部的社会保障体系，财富再分配体系，信用体系都没有健全。这是一切战略的根基，是强盛的基础。这几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本可以成为一个完善这些体制的契机，唉！好像走到了一条反方向的路上。
一口气读了16篇高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在下也在德国读书，平时也偏好思考一些家事，国事，天下事。看了您的大作，自己的一些想法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深化，受益良多。
88年前五四运动时胡适先生说，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虽然这个思想在当时那么不切适宜，但现在看来，只有渐进的改革才能最确实的推进中国的进步。
我在国外也认识了一些知识分子，确实有刘涛兄指出的把民主当万能良药的人，但更引起我思考的是，为什么鼓吹民主的人往往都无视中国的现实，甚至对农村的民主进程颇多误解，无视点滴的努力而希望一个华盛顿或者明治天皇式的人物进行自上而下的雷厉风行的民主改革，这种行为的可行性我完全怀疑，我觉得民主的真实内涵是民众自发的进行针对社会问题的博弈行为，知识分子可以在思想上加以帮助，但不可能代替民众去行为，更不应该以指导者的眼光居高临下的去指挥和品评民众的行为，如果这样做，恐怕得到的不会是人们的理解支持，反而曲高和寡也未可知。
刘涛兄前面的文章里提到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来讨论这种问题的大都是知识分子，也可以用中国古代的叫法，称之为士，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也可以说都是孔子门生，这里我先不提孔子的思想好或 不好，他的思想里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历千年不亡的重要原因，现在反对孔子的人很多，其实这些反对孔子的人恰恰是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一贯的对自己国家民族的深刻关心的传统，可以说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吧。如果真彻底打倒孔子，那就先别这么关心国家和政治吧，我觉得在国外的人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外国的同学大多数对政治没什么兴趣，关心的主要是自己的生活范围内的事情。这可能就是刘涛兄所说的，社会，政府，经济，教育等等领域各有自己的运行规则，上下不相侵，左右不相扰。我觉得其实孔子的思想里大部分是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约束，虽然民主是否定道德的管理价值的，但是我觉得让中国人放弃这种传统恐怕很难，在中国的日常结构里，经常是互相混淆成一大锅粥。中国的文化很大程度上集中在一个德字上，而民主就是认为没有完人，绝对的权利滋生绝对的腐败，所以要制约。在下的愚见，民主的理论大体上是建立在分化和承认人性恶的基础上的，而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建立在集中和人性善的基础上的。如此激烈的矛盾能否统一，我看悬。我想中国管理思想和制度很有可能是逐渐向西方靠拢的，而中国本国的文化传统逐渐适应和改变，在建立分权的社会后，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符合现代要求的部分会复兴，反过来完善和影响这种思想以及制度。恐怕是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而不会类似于日本式的设计好再行动的模式。
大作已拜读多日，也看了一些相关文章。其中有一个我个人比较关注给出链接
http://www.1911.cn/bbs/dispbbs.asp?boardID=5&ID=50557&page=1
本人学识有限。但是对经济也有粗浅的认识（上学时学的会计）对张宏良文中提到的现实深感忧虑。
崛起策中多处提到时间站在我们一边。可是这种现代的经济殖民如果继续的话，我们只能为他人做嫁衣。
崛起，复兴都将是遥不可及的。（法国达能通过合资控股的方式，已将中国的乳业巨头控制。其他领域也有类似现像）。
一如国歌歌词中所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to be or not to be,is a question
各位朋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刘涛先生大作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各地书店下周开始销售.欢迎捧场
关于中国政治改革方面的论文发表很多了，刘涛先生的观点很有指导意义，关于“社会中间层，公民社会”的论点我十分赞成。下面仅把我的一些粗浅的看法提供给大家，仅供参考。
（希望有同感的同志与我联系，以促进我国政治改革的研讨。）
九 共产主义两党制---中国政治改革的必由之路
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个制度的先天不足是：中共是大党，党员将近八千万；从中央到基层；从城市到农村；从地方到军队，基层组织遍布全国。而民主党派，组织规模偏小，党员人数过少，总共约65万人，不及中共党员人数的百分之一，有的只在一定的社会阶层中活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准则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从监督方面看，中上层的比较好办。在广大的基层中，大多数没有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和成员，因此，中共的广大的基层组织，就不能得到来自民主党派的监督。而大量的，长期上访而不能解决的问题，正是发生在基层。
因此，为了解决这个监督的不平衡性问题，就要找到解决的办法。
监督分高层、中层、基层三个层次。我国的民主党派成员大多是各界的精英，民主党派的高层更是各有专长的学者名流，从对国家的热爱，对治国安邦、造福人民、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方略看，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与中共共同奋斗几十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现在的问题是：各民主党派应在全国广泛建立基层组织，发展党员，以求能够实现中共与民主党派在基层的“相互监督”。
这样对实现全国的广大基层的人民民主，廉政建设等肯定是大有裨益的。
鉴于上述情况，由于我国的政党在总体结构上，处于不均衡的状态：就是执政党---中共是一个举世无双的，超大型的，政治上能独立担当领导国家的责任的大党。而八个民主党派的规模都很小，党员人数也很少。如果将来有一天，需要这些民主党派，独立承担领导我们这个国家的责任时，肯定是会令人民“多虑”的。为此，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长盛不衰”我们有必要造就一个规模上，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和中共不相上下的大党，以实现政治领域的真正的，实力相匹配的竞争。
就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看，中共具有组织方面和政治方面成熟的优势，因此中共的执政党的地位，是任何组织所不能动摇的。我们应该利用现在的这种有利的形势加速培育我们政治领域的“竞争机制”，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之后，实现这种机制而奋斗。以期实现：谁能赢得人民的拥护，谁就能成为执政党、领导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局面的早日出现。
这样，我们的“祖国”---“母亲”就有了两个“依靠”，犹如一位母亲有两个儿女，这显然比只有一个独生子、女更让“母亲”安心，更有选择余地，她的繁荣富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幸福也就更有保障。这是不言而喻的。
九 共产主义两党制---中国政治改革的必由之路
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个制度的先天不足是：中共是大党，党员将近八千万；从中央到基层；从城市到农村；从地方到军队，基层组织遍布全国。而民主党派，组织规模偏小，党员人数过少，总共约65万人，不及中共党员人数的百分之一，有的只在一定的社会阶层中活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准则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从监督方面看，中上层的比较好办。在广大的基层中，大多数没有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和成员，因此，中共的广大的基层组织，就不能得到来自民主党派的监督。而大量的，长期上访而不能解决的问题，正是发生在基层。
因此，为了解决这个监督的不平衡性问题，就要找到解决的办法。
监督分高层、中层、基层三个层次。我国的民主党派成员大多是各界的精英，民主党派的高层更是各有专长的学者名流，从对国家的热爱，对治国安邦、造福人民、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方略看，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与中共共同奋斗几十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现在的问题是：各民主党派应在全国广泛建立基层组织，发展党员，以求能够实现中共与民主党派在基层的“相互监督”。
这样对实现全国的广大基层的人民民主，廉政建设等肯定是大有裨益的。
鉴于上述情况，由于我国的政党在总体结构上，处于不均衡的状态：就是执政党---中共是一个举世无双的，超大型的，政治上能独立担当领导国家的责任的大党。而八个民主党派的规模都很小，党员人数也很少。如果将来有一天，需要这些民主党派，独立承担领导我们这个国家的责任时，肯定是会令人民“多虑”的。为此，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长盛不衰”我们有必要造就一个规模上，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和中共不相上下的大党，以实现政治领域的真正的，实力相匹配的竞争。
就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看，中共具有组织方面和政治方面成熟的优势，因此中共的执政党的地位，是任何组织所不能动摇的。我们应该利用现在的这种有利的形势加速培育我们政治领域的“竞争机制”，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之后，实现这种机制而奋斗。以期实现：谁能赢得人民的拥护，谁就能成为执政党、领导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局面的早日出现。
这样，我们的“祖国”---“母亲”就有了两个“依靠”，犹如一位母亲有两个儿女，这显然比只有一个独生子、女更让“母亲”安心，更有选择余地，她的繁荣富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幸福也就更有保障。这是不言而喻的。
十一 如何又快又好的造就一个新的、大的、政治上成熟的共产主义政党？
一 彷照台湾或外国的做法：由有不同政见的现有政党的党员另组新党。
二 现有的政党也可以联合组党。我国的各民主党派由于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主义政党领导。所以这样的政党只能是共产主义的政党，不能是其它什麽“主义”的政党。当然就我国各民主党派的现状看，即使走向联合组党，也要大力发展组织、发展党员。以期实行和中共实行自下而上的，全面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以保“社会主义江山代代红”。
三 组建新的命名为“中华人民共产党”的新党。为什麽是“中华人民共产党”呢？这是因为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是这个共和国的人民，由这样的人民组建的，信仰、实行共产主义理想的党，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应该命名为“中华人民共产党”。简称为“华人共”。
十二 四个“人人平等”
有人或许要问：“一个国家，两大共产主义政党，能行吗？合法吗？”
我们回答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马列主义面前人人平等，在宪法面前人人平等，在人民面前人人平等。”
这里只解释一点：由于我们信仰的是马列主义，所以我们的真理应是马列主义的真理，而不可能是其它什麽“主义”所认为的“真理”，更不可能是其它什麽阶级（例如资产阶级）所认为的真理；马列主义人人皆可信仰，不会也不应有任何障碍；在宪法面前，只要我们遵循它，就有平等的权利从事我们的各项活动；在人民面前人人平等，是因为组建新的政党的人就是人民中的一员，他生在人民之中，追求真理、信仰共产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违犯宪法，他与参加了其它政党的人，具有同样的加入一个政党组织的平等权利。我们想任何人也没有反对他的理由。
平等曾是人类有了不平等之后的，那些处于社会下位的人群古老的理想和追求。也是历代一些思想家、哲人、革命领袖的用以唤起民众的口号。但真正的平等，永远是要打折扣的。只有人类社会发展到很高的阶段，或许会有接近百分之百的平等的时候。这里所说的
平等，也只能是比较的平等，较以前有了提高的平等而已。因此，我们在这里要重温前面的
四项“人人平等”的口号。
平等的观念是每一个主张民主，争取民主权利的人最根本的理念。如果有了“不平等”还无动于衷，那将不只是其个人的不幸与悲哀，也将会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将会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值得指出的是：平等有时表现为“平均”，但绝不是任何情况下都表现为“平均”的。因此，不要把平等与平均相混淆。
毛泽东生前多次提到打倒“贾桂”，落实“平等”，就是号召我们“破除迷信”，提高“自信心”，“伸直腰”，把贾桂打倒。平等就是这样，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我们的宪法、各种法律都规定了平等的条文，规定了当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有人就是就是不敢“平等”，总是见了当官的或是什麽人就“自己矮三分”。当然这其中的缘由不全在“位卑”者，他们在现实的生活中，看到的“打击报复”、“出头的椽子先烂”等等的事实还是“屡见不鲜”的。
但位卑者自身如果总是没有国家主人的自觉意识，总是不敢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不敢为维护自身的平等权利而负出代价，那麽平等权利就永远不会“落实”。
平等不单是个人的要求和行为，更多的是一个群体的要求和行为，也就是前边所述的，当代政治是政党政治的问题，所以每个公民的平等权利的完善，是需要政党政治的完善才能使其最终实现的。每个公民只有与政党相联系再主张个人的平等权利时，才不会感到无依托无后援的孤独感。只有到那时才会使平等真正成为我们政治生活的主流意识，习以为常的想法和行为。这对于当官的与人民大众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愿这个过程快一些，短一些。
十 四 觉醒起来 觉悟起来 联合起来 组织起来
“一盘散沙” 这四个字曾是旧时有志于改革社会，倡导革命的人物，哀叹旧中国的
人民，缺乏组织性因而无力改变自身命运的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唤起民众”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几十年革命实践的最深刻的感悟。
“民众的大联合”是后来成为中共主席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曾大声疾呼，极力倡导的一个理念。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胸怀天下，把解放全人类做为自己革命奋斗的终极目标。因此，他们提出一个响彻全球，传播至今的口号。
“全世界的华人联合起来”为了我们自身和为了全人类的解放，或参加现有的各共产主义政党或参加中华人民共产党。为中国的人民民主现代化而奋斗！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的时候，有的地方，有人主张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利，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为此有必要参加一个政党。这样将有益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益于全人类的解放。我们的行动将是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尝试。
让我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组织起来！
以上摘自我所写的“国谏民箴——刍议人民民主现代化。（全文请参阅我的搜狐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