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II 副篇一 功能分化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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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发展来看,功能分化形成于西欧封建社会的末期,在那个各种新兴思潮涌动、人心思变、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迁、社会语境也不断变化的新时代,欧洲历史的确经历了一种「文明突变」和「社会结构质变」的现象。相信没有人从一开始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就能预先推导到西欧社会最终会演变成为一个各个社会子系统(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艺术和宗教等)独立自主、功能分化的社会,即使最精明的预言家和精算师也未必能够预测到,在14世纪到19世纪这段时间内,西方会一跃成为我们这个蔚蓝色星球新的主宰。历史是诡异的,也是充满偶然性的,虽说历史不好假设,可是根据功能分化理论所展开的新视野我们还是不禁要问:在中国阶层分化社会中那个同样新思潮涌动、人心思变、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着剧烈变迁、社会语境也不断变化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有着非常类似14世纪欧洲的条件:书面语言的发展;平民教育的兴起;步入末期的封建庄园经济;各大战国进行的竞争;文化、学术和艺术的相对自由;各国人才的相互流动等等,但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战国时代结束后就形成功能分化社会,从而早于西欧1500年就开始功能分化的进程?当时的各大战国中,齐国是商业大国,管仲本人就是经商能手,而且在那个时代齐国就开始发展海洋产业经济,展开同邻国的海盐贸易。但为什么不是商业繁荣的强齐一统天下,实现中国历史性地由阶层分化社会向功能分化社会的转变,而是内陆的、崇尚法家的、高度宣扬中央集权的强秦统一了中国,从而在秦(皇)汉(武)体制下最后确定了大一统的、政治系统形塑其它所有社会子系统的局面?中国是否痛失历史性的良机,没能在更早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功能分化?即使在功能分化理论还不为大家熟悉的时代,许多崇尚民主自由理念的知识分子就曾提出了一些激进的观点:大一统是中国一切祸源,中央帝国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罪魁祸首,春秋战国是中国最好的时期;如果联系功能分化理论恐怕又有人会简单地推论:大一统是阻挠中国功能分化的根本原因,因此是中国两千年凝固停滞的根源。我们可以这么阐释历史吗?

我认为,这样简化的观点是缺乏历史感的,也是缺乏历史情境主义和历史相对感的。历史情景主义要求我们看待历史事件、历史演变和历史人物时必须要从当时特定的历史情景去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特殊情况,而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眼光去检验历史和评判历史人物。要知道我们祖先面临的历史情景和历史条件与14世纪的欧洲有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根本不同的地方:

一是东亚大陆上400毫米的降雨线划定了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生存范围:降雨线以北气候干燥少雨,适宜生存的是游牧民族,降雨线以东、以南则是气候湿润的地区,适合农耕民族的生存。在气候和地理决定的民族空间分配上,华夏族在千年的历史上总是面临着北面游牧民族的生存威胁,这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威胁,是文明的冲突。经济学家科斯提出过一条著名的科斯定理:如果在产权明确的情况下,当交易成本足够低的时候,自由贸易交换可以使双方利益最大化。然而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从未形成农民和牧民在产权明晰界定下的,以自由交换为形式的持久贸易关系,而是在劫掠和反劫掠中使双方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难以得到真正的保障。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在千年历史的长河中,围绕着400毫米的降雨线形成了拉锯战,长城就是两种文明的分界线。同时东亚的季风气候也造成了降雨量不均匀的情况,旱涝灾害是东亚大陆面临的另一个生存威胁。华夏族先民为了生存,必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政府,既可以修筑巨大的水利工程防止变幻无常的东亚季风气候带来的旱涝灾害,又必须在游牧民族的威胁前保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统一调度能力。可以说,中国的大一统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情境中发展演变的必然历程。

二是中国华夏文明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华夷之辨,统一的民族、统一的文化礼仪、统一的教化和民族认同感已经在形成中。欧洲之所以在历史上形成小国林立的局面,是因为欧洲历史文化和民族成分非常复杂,很多古老的民族在历史上早就已经形成。拿欧洲的国家林立来批评中国人热衷于大一统是历史情景的错置,是忽视了欧洲民族的认同感本身就是复杂和多元的,而东亚大陆上华夏族却成为主体民族,因此国家之统一也是必然的。欧洲的国家林立是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等不同民族国家的林立,而中国国家的分离则是不则不扣的分疆裂土,除了带来国家的分裂、战乱和动荡以外,决不可能带来真正制度意义上的进步。因为同一民族的分裂必然意味着残酷的战争,人民也必然在战乱中思统,这是中国历史的大势。

三是中国和欧洲,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仔细观察欧洲的海岸线,可以看到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和延岸林立的岛屿,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欧洲人热衷于海洋贸易,热衷于商业船队的远行。在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海岸线绵延,岛屿与岛屿之间相近、相连,在此种地理条件下孕育了商业贸易的最佳条件。对比中国的海岸线,相对而言不似欧洲那样曲折,而且也远不如欧洲近海那样岛屿林立,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以内陆的农耕为主的经济形态,可以说,不同的地理环境塑造出不同的文明特质。

当然,对历史情景主义的运用也并不表示我们不用去了解中国落后的根源。当中西尚未进行深层次的接触,中国还沉浸在天朝拥有四海的世界观的时候,也许还可以理解中国对世界的观感。可是在明王朝时代,中国事实上已经处在全球贸易圈和全球贸易繁荣期,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且已经有早期来华传教士和商人开始向中国人介绍外部世界,在这个时候对外部依然视而不见,不进行反思和反省,那么中国的落后就是难以避免的结局了。严复说得很好:西人不至,中国文明是可能循环往复地继续在同一条跑道上走下去的;可是既然西人已至,我们已然落后挨打,那么还不进行民族反思,奋而图强,奋而思变,那就是昏聩保守了。

我们的祖先经过两千年历史的传承,留给了我们巍巍大中华,这是我们得到的永久珍贵的祖先的遗产,我们要爱惜她,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文化传承,她是我们今天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是我们崛起的根本基础,没有巍巍大中华,哪有中国的崛起,哪有中国的现代化?但是我们祖先在中国的历史情景中没有实现功能分化,导致了中国的落后,我们今天了解历史和探索历史教训不是为了去责问祖先,因为历史有其偶然性,有其历史环境性,我们的祖先当时并不知道世界上有功能分化,西欧人在功能分化最终形成之前也还并不完全了解功能分化,因此我们不能过于苛责前人,但是教训却是一定要吸取的,问题是一定要总结的,症结是一定要抓住的。当我们不知道落后的根源,一些过失还情有可原,可是当我们今天已然知道中国落后的症结,却还不去改革,不去奋进,不去向功能分化的社会努力,那我们就真是上有愧于祖先、下有愧于子孙了。

同理,也许很多人会羡慕西欧最早建立了现代化的制度,建立了功能分化的社会,但是有一利,就有一弊。西欧虽然率先引领世界走向功能分化的社会,却在自己本身的历史传承下最终没有实现统一欧洲的愿望。在当今全球化和区域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时候,单个的、较小的民族国家越来越显现出劣势,而欧洲国家最大的战略困境就是:难以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和统一的民族国家,进而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欧洲联盟反映了欧洲人统一欧洲的努力,目的是在21世纪与美中形成鼎足而三的战略局面。然而欧洲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还面临太多的障碍,还有太多民族国家利益的纠缠和争执有待内部协调,欧洲要实现鼎足而三的战略意图还有待时日。而我们国家的历史传承虽然为我们设置了转型向功能分化的障碍,但是我们却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市场、13亿人的超级消费群体和消费潜力,单从这点来看,我们又享受了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一份丰厚遗产。

对比欧洲与中国,美国是幸运的。在立国历史上,美国就是由欧洲流亡的清教徒建立的国家,他们的血液中跳动着商业主义的脉搏,他们的传统中积淀着法治和契约的精神,他们又来到一片广袤的北美大陆,有着丰富的资源、茂密的森林、湍急的河流,在这片土地上,美国的立国先贤们抓住了历史机遇,以新型的方式建立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而不是一个阶层分化的大帝国。联邦制的设计和民主法治的推广使得这片新兴大陆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美利坚既实现了在广袤大陆上的国家统一,又把欧洲逐渐成型的功能分化社会成功移植到美利坚大陆上。这样,地球上一个统一的大国实现了功能分化,庞大的面积、庞大的人口乘以功能分化系数,一个超级大国诞生了。

21世纪上半叶,地球上最具潜质的是美中欧:美国需要防止错误的国际战略和国力透支而重蹈罗马帝国的覆辙;中国已经显示出世界大国的巨大潜力,在科技和经济领域正在奋起直追,缺乏的还是功能分化的制度(制度现代化);欧洲已经基本实现了功能分化,缺乏的还是一个统一的欧洲和真正整合的欧洲市场。当然不能忽视的是印度,在制度设计上印度已经具有「功能分化」的特质(民主选举和法治),但是关键在于,阶层分化下延续千年的宗教观点和种姓制度是否还在继续影响着现代平权社会的构建,从而在事实上阻碍着功能分化社会在印度的形成。

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基本情况,就知道了我们未来的责任之所在和未来国家努力的目标。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渐进的功能分化的进程,从一个政治主宰一切功能系统的社会,到政治逐渐认识到经济、科学、教育、法律和艺术等社会子系统具有自身的内部规律和自身运作逻辑,中国在功能分化之路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如果中国在未来20到30年内逐步实现向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的演进,体制弊端的制约就会逐渐通过改革而渐渐消除,功能分化的实现过程必将极大地发挥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也必将极大地释放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能量。如果中国在未来的黄金期初步实现建立功能分化社会的战略目标,中国现代化的动态势能必将超越人类有史以来任何一国的现代化进程,其影响力必将辐射到全世界,进而改变二十一世纪整个人类历史进程。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8年3月9日

附:中国崛起策II是系统探索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现代化的系列文章。作者将运用德国社会学家和思想家尼可拉斯·卢曼的系统理论(又名功能分化理论),从各个社会子系统的角度来探索今天中国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根据卢曼的理论,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区隔分化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功能分化社会。人类社会以家族和部落分化为基础分化形式的阶段是区隔分化社会,以阶层和阶级为基本分化形式的阶段是阶层分化社会,而现代人类社会基础分化的形式是以各个社会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艺术、宗教、体育等)的功能分化为基础的,这样的社会被称为功能分化社会。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和引用中国崛起策II系列文章。如果转载中国崛起策II文章或引用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Q.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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