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发展来看，功能分化形成于西欧封建社会的末期，在那个各种新兴思潮涌动、人心思变、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迁、社会语境也不断变化的新时代，欧洲历史的确经历了一种“文明突变”和“社会结构质变”的现象。相信没有人从一开始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就能预先推导到西欧社会最终会演变成为一个各个社会子系统（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艺术和宗教等）独立自主、功能分化的社会，即使最精明的预言家和精算师也未必能够预测到，在14世纪到19世纪这段时间内，西方会一跃成为我们这个蔚蓝色星球新的主宰。历史是诡异的，也是充满偶然性的，虽说历史不好假设，可是根据功能分化理论所展开的新视野我们还是不禁要问：在中国阶层分化社会中那个同样新思潮涌动、人心思变、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着剧烈变迁、社会语境也不断变化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有着非常类似14世纪欧洲的条件：书面语言的发展；平民教育的兴起；步入末期的封建庄园经济；各大战国进行的竞争；文化、学术和艺术的相对自由；各国人才的相互流动等等，但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战国时代结束后就形成功能分化社会，从而早于西欧1500年就开始功能分化的进程？当时的各大战国中，齐国是商业大国，管仲本人就是经商能手，而且在那个时代齐国就开始发展海洋产业经济，展开同邻国的海盐贸易。但为什么不是商业繁荣的强齐一统天下，实现中国历史性地由阶层分化社会向功能分化社会的转变，而是内陆的、崇尚法家的、高度宣扬中央集权的强秦统一了中国，从而在秦（皇）汉（武）体制下最后确定了大一统的、政治系统形塑其它所有社会子系统的局面？中国是否痛失历史性的良机，没能在更早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功能分化？即使在功能分化理论还不为大家熟悉的时代，许多崇尚民主自由理念的知识分子就曾提出了一些激进的观点：大一统是中国一切祸源，中央帝国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罪魁祸首，春秋战国是中国最好的时期；如果联系功能分化理论恐怕又有人会简单地推论：大一统是阻挠中国功能分化的根本原因，因此是中国两千年凝固停滞的根源。我们可以这么阐释历史吗？

我认为，这样简化的观点是缺乏历史感的，也是缺乏历史情境主义和历史相对感的。历史情景主义要求我们看待历史事件、历史演变和历史人物时必须要从当时特定的历史情景去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特殊情况，而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眼光去检验历史和评判历史人物。要知道我们祖先面临的历史情景和历史条件与14世纪的欧洲有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根本不同的地方：

一是东亚大陆上400毫米的降雨线划定了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生存范围：降雨线以北气候干燥少雨，适宜生存的是游牧民族，降雨线以东、以南则是气候湿润的地区，适合农耕民族的生存。在气候和地理决定的民族空间分配上，华夏族在千年的历史上总是面临着北面游牧民族的生存威胁，这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威胁，是文明的冲突。经济学家科斯提出过一条著名的科斯定理：如果在产权明确的情况下，当交易成本足够低的时候，自由贸易交换可以使双方利益最大化。然而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从未形成农民和牧民在产权明晰界定下的，以自由交换为形式的持久贸易关系，而是在劫掠和反劫掠中使双方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难以得到真正的保障。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在千年历史的长河中，围绕着400毫米的降雨线形成了拉锯战，长城就是两种文明的分界线。同时东亚的季风气候也造成了降雨量不均匀的情况，旱涝灾害是东亚大陆面临的另一个生存威胁。华夏族先民为了生存，必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政府，既可以修筑巨大的水利工程防止变幻无常的东亚季风气候带来的旱涝灾害，又必须在游牧民族的威胁前保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统一调度能力。可以说，中国的大一统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情境中发展演变的必然历程。

二是中国华夏文明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华夷之辨，统一的民族、统一的文化礼仪、统一的教化和民族认同感已经在形成中。欧洲之所以在历史上形成小国林立的局面，是因为欧洲历史文化和民族成分非常复杂，很多古老的民族在历史上早就已经形成。拿欧洲的国家林立来批评中国人热衷于大一统是历史情景的错置，是忽视了欧洲民族的认同感本身就是复杂和多元的，而东亚大陆上华夏族却成为主体民族，因此国家之统一也是必然的。欧洲的国家林立是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等不同民族国家的林立，而中国国家的分离则是不则不扣的分疆裂土，除了带来国家的分裂、战乱和动荡以外，决不可能带来真正制度意义上的进步。因为同一民族的分裂必然意味着残酷的战争，人民也必然在战乱中思统，这是中国历史的大势。

三是中国和欧洲，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仔细观察欧洲的海岸线，可以看到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和延岸林立的岛屿，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欧洲人热衷于海洋贸易，热衷于商业船队的远行。在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海岸线绵延，岛屿与岛屿之间相近、相连，在此种地理条件下孕育了商业贸易的最佳条件。对比中国的海岸线，相对而言不似欧洲那样曲折，而且也远不如欧洲近海那样岛屿林立，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以内陆的农耕为主的经济形态，可以说，不同的地理环境塑造出不同的文明特质。

当然，对历史情景主义的运用也并不表示我们不用去了解中国落后的根源。当中西尚未进行深层次的接触，中国还沉浸在天朝拥有四海的世界观的时候，也许还可以理解中国对世界的观感。可是在明王朝时代，中国事实上已经处在全球贸易圈和全球贸易繁荣期，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且已经有早期来华传教士和商人开始向中国人介绍外部世界，在这个时候对外部依然视而不见，不进行反思和反省，那么中国的落后就是难以避免的结局了。严复说得很好：西人不至，中国文明是可能循环往复地继续在同一条跑道上走下去的；可是既然西人已至，我们已然落后挨打，那么还不进行民族反思，奋而图强，奋而思变，那就是昏聩保守了。

我们的祖先经过两千年历史的传承，留给了我们巍巍大中华，这是我们得到的永久珍贵的祖先的遗产，我们要爱惜她，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文化传承，她是我们今天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是我们崛起的根本基础，没有巍巍大中华，哪有中国的崛起，哪有中国的现代化？但是我们祖先在中国的历史情景中没有实现功能分化，导致了中国的落后，我们今天了解历史和探索历史教训不是为了去责问祖先，因为历史有其偶然性，有其历史环境性，我们的祖先当时并不知道世界上有功能分化，西欧人在功能分化最终形成之前也还并不完全了解功能分化，因此我们不能过于苛责前人，但是教训却是一定要吸取的，问题是一定要总结的，症结是一定要抓住的。当我们不知道落后的根源，一些过失还情有可原，可是当我们今天已然知道中国落后的症结，却还不去改革，不去奋进，不去向功能分化的社会努力，那我们就真是上有愧于祖先、下有愧于子孙了。

同理，也许很多人会羡慕西欧最早建立了现代化的制度，建立了功能分化的社会，但是有一利，就有一弊。西欧虽然率先引领世界走向功能分化的社会，却在自己本身的历史传承下最终没有实现统一欧洲的愿望。在当今全球化和区域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时候，单个的、较小的民族国家越来越显现出劣势，而欧洲国家最大的战略困境就是：难以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和统一的民族国家，进而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欧洲联盟反映了欧洲人统一欧洲的努力，目的是在21世纪与美中形成鼎足而三的战略局面。然而欧洲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还面临太多的障碍，还有太多民族国家利益的纠缠和争执有待内部协调，欧洲要实现鼎足而三的战略意图还有待时日。而我们国家的历史传承虽然为我们设置了转型向功能分化的障碍，但是我们却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市场、13亿人的超级消费群体和消费潜力，单从这点来看，我们又享受了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一份丰厚遗产。

对比欧洲与中国，美国是幸运的。在立国历史上，美国就是由欧洲流亡的清教徒建立的国家，他们的血液中跳动着商业主义的脉搏，他们的传统中积淀着法治和契约的精神，他们又来到一片广袤的北美大陆，有着丰富的资源、茂密的森林、湍急的河流，在这片土地上，美国的立国先贤们抓住了历史机遇，以新型的方式建立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而不是一个阶层分化的大帝国。联邦制的设计和民主法治的推广使得这片新兴大陆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美利坚既实现了在广袤大陆上的国家统一，又把欧洲逐渐成型的功能分化社会成功移植到美利坚大陆上。这样，地球上一个统一的大国实现了功能分化，庞大的面积、庞大的人口乘以功能分化系数，一个超级大国诞生了。

21世纪上半叶，地球上最具潜质的是美中欧：美国需要防止错误的国际战略和国力透支而重蹈罗马帝国的覆辙；中国已经显示出世界大国的巨大潜力，在科技和经济领域正在奋起直追，缺乏的还是功能分化的制度（制度现代化）；欧洲已经基本实现了功能分化，缺乏的还是一个统一的欧洲和真正整合的欧洲市场。当然不能忽视的是印度，在制度设计上印度已经具有“功能分化”的特质（民主选举和法治），但是关键在于，阶层分化下延续千年的宗教观点和种姓制度是否还在继续影响着现代平权社会的构建，从而在事实上阻碍着功能分化社会在印度的形成。

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基本情况，就知道了我们未来的责任之所在和未来国家努力的目标。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渐进的功能分化的进程，从一个政治主宰一切功能系统的社会，到政治逐渐认识到经济、科学、教育、法律和艺术等社会子系统具有自身的内部规律和自身运作逻辑，中国在功能分化之路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如果中国在未来20到30年内逐步实现向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的演进，体制弊端的制约就会逐渐通过改革而渐渐消除，功能分化的实现过程必将极大地发挥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也必将极大地释放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能量。如果中国在未来的黄金期初步实现建立功能分化社会的战略目标，中国现代化的动态势能必将超越人类有史以来任何一国的现代化进程，其影响力必将辐射到全世界，进而改变二十一世纪整个人类历史进程。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8年3月9日

附：中国崛起策II是系统探索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现代化的系列文章。作者将运用德国社会学家和思想家尼可拉斯·卢曼的系统理论（又名功能分化理论），从各个社会子系统的角度来探索今天中国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根据卢曼的理论，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区隔分化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功能分化社会。人类社会以家族和部落分化为基础分化形式的阶段是区隔分化社会，以阶层和阶级为基本分化形式的阶段是阶层分化社会，而现代人类社会基础分化的形式是以各个社会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艺术、宗教、体育等）的功能分化为基础的，这样的社会被称为功能分化社会。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和引用中国崛起策II系列文章。如果转载中国崛起策II文章或引用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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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策系列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15到20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是中国国力决定性跃升的重要阶段，是中国从发展中国家逐步抵临工业化国家门槛的历史机遇期，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关键的阶段已经来临。为了把握这样的历史机遇，抓住百年国运的决定性时期，我国必须适应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巨变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崛起策把政治改革作两种不同面向的分析。一是从具体改革措施和方案而言，未来二十年应当解决的有以下重要课题：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医疗系统、公共教育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促进人力资源的培养；稳步促进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的发展，逐步形成各个社会团体和平有序地就其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社会自治的方式让社会矛盾和意见得到疏通；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并阶段性地将地方选举的层次逐步提高，同时进一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两大重要机构政治代议功能和意见表达功能，逐步将人民代表大会演变成为名至实归的全国最高立法机关；四是建立法治国家，逐步落实法律的权威，实现司法制度的自治运行，司法制度建设和司法水平应取得质的提升。

从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角度来看，崛起策系列运用了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观点，认为中国未来20年的重要任务是实现现代化社会高效的功能分化。同时应该逐步理清国家、市场和社会领域的关系并界定社会各个功能系统的基本界限。这其间事关中国现代化大业核心的功能系统是政治、经济和司法三大系统（当然教育和科学系统也很重要）。司法系统独立高效的运作和功能分化是改革的重点，司法系统在国内的环境中最容易受到政治权力的侵蚀，同时在市场经济年代，经济系统也开始干扰司法系统的功能分化。司法系统的独立运作事关各个领域权限的界定，如何在未来20年的改革进程中使司法摆脱权力（政治系统）和金钱（经济系统）的干预，特别是不受政治系统的干预，将是能否实现高效廉洁的功能系统分化的关键，也是中国能否建成法治国家的关键，同时也是能否理顺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的关键。除了横向的功能分化外，崛起策认为必须实现纵向的中央和地方权限职能的分配，而中央和地方关系需要在法治化的角度上加以创新，而这也跟司法系统的功能分化紧密相连，由此崛起策认为：司法系统的独立运作和法治国家建设是未来20年第一要务，是一切之重点。司法系统如果不能实现功能分化，那么改革就是停留在表面层次上。当法治国家真正建立起来，当法治权威真正成为最高权威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就来到一个真正更高的阶段，中国的制度建设就会赢来崭新的局面。在司法制度逐渐实现功能分化后，改革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攻坚阶段，那就是实现政治和经济系统的功能分化，政治为经济服务，调控管理经济，实现国家强大的管理功能，但是政治权力将逐步从经济和商业领域里退出。当前越南的政商分离的改革就是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逐步实现脱离、实现经济系统功能分化的重要改革，应当是我国重要的参照坐标。

崛起策从世界各成功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总结到：一个现代化国家制度建设中系统功能分化是关键，也是核心；而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的无止境的争论可以休矣！长期一党执政的新加坡和日本是功能分化社会，但却在成功理顺了体制后取得了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是属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许多实现了多党选举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没有实现功能分化，司法系统被政治权力和经济操纵，政治和经济系统也相互侵入对方的范围，于是选举成为阴谋选举、抹黑选举、买票选举、作票选举，民主成为民粹、动乱和暗杀的代名词，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能否实现高效的功能分化是关键，新加坡、香港和日本应当成为中国重要的借鉴。

崛起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我国的宪法已经是一部现代民主宪法，关键是如何科学界定党在政治、经济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如何真正落实人民代表大会的全国最高立法机关的地位，如何进一部加强政治协商会议的社会整合功能、代议功能、意见表达功能和团结功能，如何真正实现参政党的议政和参政功能，将是政治改革重要话题。

崛起策认为，党的领导和法治国家完全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任何社会，只要有人类的组织和制度，就会有领导。在我国，党的领导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党的领导使得中华民族得到新生，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和统一市场构建的两项历史伟业，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以来其它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完成的。现在，完成两个重要历史阶段的中国已经来到制度建设的第三个历史阶段，也就是现代化最高级阶段。党提高领导水平，逐步领导国内各个群体建设好的制度，这是历史的选择，因此党的合法化领导是中国人民选择的结果，也是中国未来20年取得稳定发展、实现中国崛起的重要保障。党的领导指的是行政意义上和政策意义上的领导和指导，是政治系统范围内的权限，但是在司法领域，党的权力当然在法律之下、在法治范围之内，因此确切地说，党是在宪法赋予权限范围之内进行领导，因此只要政党本身遵守法律，确认法治权威，党的领导和法治国家就没有矛盾之处。新加坡的例子就非常生动地证明了，既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的领导，但是执政党的权力却在法下，是法律范围内的执政党，新加坡是世界上法治国家和廉政的典范，其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党的领导和党在法下是不可分割的宪政原则。执政党将自己的权力置于庄严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之下，逐渐实现权力监督、权力制约和权力平衡，将是中国是否能够过渡到法治社会和实现功能分化的关键。

对于当前的民主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和谐社会主义的讨论，笔者认为有争论是好事，有争论才会有进步。笔者在欧洲留学的背景以及对福利国家的研究方向让笔者对欧洲社会民主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天然具有好感，在世界意识形态纷呈的“思想市场”上，笔者非常欣赏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对此也有一定关注。但是任何思想、理论要考虑到时代环境、社会大气候和一个时代人们普遍的接受程度，某些思想是具有相当进步意义的，也是未来执政党转型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但是现在提出来未必就能取得最好的效果。也许五年、十年后再提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党内党外接受程度就更容易一些，毕竟一个时代完成一个时代的任务，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应当分清楚哪些任务是当前应该完成的紧迫任务，哪些则可以放一放，宁可谨慎地再等一等。当然，作为一种自由讨论是不错的，而且是应该尽量放宽尺度的，我们未必要有民主社会主义之名，但是可以充分吸收其优秀和合理的部分，为执政党转型服务，也为当前中国现代化大业服务。

总体而言，崛起策认为：民主政治急不得，法治建设慢不得。崛起策通过一系列关于内政的文章已经清楚阐明法治建设对于中国制度建设的核心意义，法治，法治，才是当前中国最紧要的改革任务。没有好的法治国家，民主也必定是低质量的民主；相反，有了好的法治水平，民主化进程即使稳健一些、甚至谨慎一些，都没有大碍，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例子就充分证明了法治先行于民主，但是却能将社会建设得高效率、井井有条；台湾和菲律宾却是民主先行于法治，其结果是既没搞好民主，也没搞好法治，最后的结果是自我沉沦，白白错失经济发展的宝贵时机。世界上有很多实行民主的国家陷入了内乱和分裂，却没有听说任何一个国家因为建立法治社会而崩溃解体，这再次显示了法治在现代化社会的核心意义。没有法治的民主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法治却可以独立地先行于民主。中国当前最急需的应当是法治社会的全面推进和基层民主的逐层递进。

从过去的历史发展教训来看，我们要警惕“民主”、“自由”的滥觞，也就是“民主弥撒亚”和“自由弥赛亚”的思想，不问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也不问什么是民主内核，什么是自由根本；更不问在中国国情中如何实现民主和自由，而只是把这两个词当作时髦的粉饰，整天在街道上高喊“民主”和“自由”，一些人往往无视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分化性、也无视中国国情高度的复杂性，把中国一切问题都推到这两个词上，自身却不情愿到基层去了解民主政治的真谛和内涵以及生动活泼的社会现实，这种对“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狂热是非常不可取的，对社会进步不会有太多正面意义。1980年代的教训给了我们太多的反思，绝对化地张扬“民主”和“自由”使得社会思潮越来越激进，最后导致国家和社会关系紧张，中国国家利益也受到极大的影响。写到这里，笔者突然想到，什么样的民族是一个具有智慧的民族？我认为智慧的民族有以下定律：

• 一个智慧的民族不会在同一个地方绊倒两次，也不会因为同一个难题连续两次下错棋。
• 一个智慧的民族懂得用最小的代价、最少的与传统文化之断裂来实现新时代的目标。
• 一个智慧的民族知道最大限度避开内部的动乱和暴力，运用理性和平的方式，去驶向现代化的彼岸。
• 一个智慧的民族最善于进行精密长远的规划，阶段性地一步步把本民族向现代化方向导引。
• 一个智慧的民族最懂得中庸的道理，应该最少走极端，更应该避免在不同的两极间来回摇摆不定。
• 一个智慧的民族也是最开放、最具有学习精神的民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 一个智慧的民族是最善于运用体制改革来克服解决内部矛盾的民族，也是内部最少进行相互排斥、内战的民族。
• 一个智慧的民族应该是最少产生狂热思想的民族，最少用口号治国的民族。人民越有智慧，意识形态的口号就越少。

当然，这个智慧民族的定律还可以写下去，但是要说明的道理已经很明白了：中华民族经历了百年沧桑和无数历史教训后，应变得更有智慧，这次我们绝对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中国崛起最关键的阶段，各个阶层、社会团体、执政党和参政党完全可以在国家崛起的宏大目标下进行合作主义的改革，因此，和谐社会的提出的确是符合当前政治改革需要的。希望社会各个团体、各种力量珍惜来之不易的历史契机，维护中国安定团结的局面，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民族复兴大局为重，凝聚改革共识，将改革稳步推向前。当然，政治改革虽不能冒进，但也绝对再经不起拖延：为了国家利益计，为了中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计，为了中国崛起的神圣宏大之目标计，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计，我们这一代应该完成的任务都不能再回避延迟。历史给予每个民族的机遇都不是无限和永久的，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勇于完成当前时代应该完成任务的民族才真正称得上是智慧的民族。既然毛泽东时代中华民族能够把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一举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伟业，邓公能够在艰难岁月里把握伟大历史机遇推行市场经济改革，那么今天，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青春中国就应该抓住时不我待的重大历史契机，抓紧有利时机进行制度建设，为中国逐步迈向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在大历史的运行过程中，历史女神永远只垂青那些勇于自我革新、长于精密设计规划、善于掌握自己命运的民族。一个内部制度强大、健全的中国、才是真正无敌的中国。天佑我中华这次不再错过历史机遇，天佑我民族紧紧抓住复兴良机，天佑我中国实现崛起强大的宏图远志。

我们最大的信念就是：这次我们一定会成功，就如同在奥运会和世博会申办成功后打出的“我们赢了”这四个大字所体现的信念一样。希望二十年后这四个字也能深深印刻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中，也许那时我们不需要多热烈的庆祝，而是平静地迎来了我们几代人孜孜以求的强国之梦的实现，让时间来验证这一切吧。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25篇文章和4篇崛起策副文。中国崛起策上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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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大帝，从马其顿出发几乎征服了整个西亚、中亚，甚至兵临南亚，算是气吞山河的大英雄了；汉武帝，击败匈奴，攻城掠池，杀伐无数，却树立了一个民族的信心，给予了一个民族对悠远雄阔历史的回忆；成吉思汗，一代天骄，杀戮无数，却率领蒙古大军攻到欧洲西亚，在蒙古人眼里他无疑是一个大英雄；拿破仑，率领军队几乎统一欧洲，却兵败莫斯科，再败滑铁卢，虽然最终失败却也悲壮无比，是法兰西民族骄傲的象征。

如果用今天人类的历史评判标准，那么上述四位大英雄都很难算得上真正的“伟大”，他们虽然都树立了本民族的自信，成为千古一帝，但终因征战屠戮太多，与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提升和对人权的尊重完全背道而驰，很难在普世意义上让人感到伟大。尽管亚历山大、汉武帝、成吉思汗和拿破仑分别是马其顿人、中国人、蒙古人和法国人的英雄，但是在人类现代文明的“伟大”坐标上很难标出他们的名字。但是以下几个历史场景，让我体会到一种跨越历史、跨越国籍的伟大：

一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其两届任期已满的时候，民众欢呼要求华盛顿再度连任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在这样的情况下，华盛顿想要连任是轻而易举的，他甚至可以做一个皇帝，毕竟当时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还是陌生和年轻的，世界上再多一个皇帝也不会是太大的异数，而且个人在面临巨大权力欲的诱惑时是最难抵挡的，可是华盛顿却抵挡住了诱惑，克服了人性的弱点，坚定拒绝了再任要求，希望从他开始树立好典范、建立好制度。美国从此树立了总统不能连任三届的制度典范，这样的举动的确让人感到“伟大”。

二是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在军事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却出人意料地为土耳其建立了政教分离的现代宪法国家。考虑到伊斯兰国家文化传统力量的强大和土耳其当时的国情这可以说是石破天惊之举，其后续作用是强大的，土耳其因此成为突厥语系中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也是穆斯林世界中最开放、最深与现代世界文明接轨的现代国家，凯末尔这样的远见之举让我深深体会到什么是伟大的政治家。

三是印度国父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展现了人性力量的伟大和文明力量的内涵。其运动一直持续到全世界都谴责殖民者为止，印度完全赢得了反对殖民统治的道义斗争，并实现了印度的独立。甘地，为祖国的独立，为印度建立一个现代宪法，为消除印度的种姓制度所作出的不懈斗争，都让人体会到跨越文化和民族的“伟大”。

还有一个有趣的争论是：戈尔巴乔夫究竟算不算是伟大的政治家？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民众对此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对于西欧和美国的民众而言，戈尔巴乔夫是他们心目中现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戈尔巴乔夫瓦解了他们心目中的极权堡垒，削弱了共产主义的力量，实现了他们心目中的民主改革，如果没有戈氏放手，甚至没有德国的统一，德国人对他的敬意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内部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却是两极化的，赞扬者称其为把俄国带向现代社会的伟人，批评者则认为他是苏联解体和国家分裂的罪魁。现代世界里，没有任何一名政治家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承担着完全两极不同的评价。

笔者的个人看法是，戈尔巴乔夫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理由如下：表面看来，戈尔巴乔夫如同华盛顿一样不痴迷权力，关键时刻甚至能够放手权力，实现西方人欢呼雀跃的民主改革，戈氏在西方被捧为伟人和完人。实际上，一名政治家可能不求权力，不求金钱，但却会竭力求得名声和赞许。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一定的名声和赞许，希望得到社会的肯定，政治家当然也不例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政治家是特殊的职业，他们的决定无时无刻不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如果政治家把个人名声看得过高，看得比国家利益还要重，甚至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的代价去博取名声，那就很可怕了。对名的追逐和对权与利的追逐一样，一旦达到痴迷和不惜代价的程度，那带来的后果是同样严重的，甚至会更加严重。当年戈尔巴乔夫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国内的反对力量和西方的民主社会都在诱导戈氏，再往前走一步，就能摘到世界民主先生的桂冠，就会成为世界级的伟人，就会成为独裁制度的终结者，就会成为文明世界永远的朋友，无数鲜花、掌声和荣誉都在诱导戈氏迈向所谓民主改革的方向；当然如果采取相反的措施，得到的只会是世界观众（实际上是西方观众拼凑成的世界观众）的嘘声和蔑视，鲜花没有了，掌声没有了，朋友的笑脸没有了，无上的荣誉没有了，世界伟人证书没有了，有的可能只是嘲笑、轻蔑、臭鸡蛋和石头。果不其然，戈尔巴乔夫沿着“世界观众”引导的方向前进，民主改革了，苏联解体了，国家崩溃了，休克疗法了，社会保障坍塌了，无政府主义来了，戈氏的世界民主先生和世界级伟人的地位也奠定了。

有的人会反驳说，戈尔巴乔夫毕竟将苏联引向了世界现代政治文明，并让受压迫的东欧卫星国赢得了独立，甚至使德国重新统一，并结束了冷战，这难道不是丰功伟绩吗？我不否认以上几点，特别是东欧人民和德国人民民族自觉的意愿必须尊重，但是我必须反问，难道这些必须以苏联自身毁灭为代价吗？难道这一切必须以苏联的解体和崩溃为代价吗？难道迈向世界政治文明就必须以国家的分裂和人民的痛苦为代价吗？难道就不能寻找一种渐进的方式，既稳步迈向现代政治文明，又捍卫苏联的国家利益和人民生活的基本安康吗？难道一个苏联的政治家，不应该首先考虑本国的国家利益和本国人民的利益吗？

显然，当时的戈氏，既可以促进德国的统一，让东欧国家取得主权，又可以稳健地使苏联迈向现代化之路，而不是在别人的诱导下拱手把国家的政权和主权毫无保留地让出，使国家分裂惨剧发生。

一个政治家，首要考虑的永远应该是本国国家利益和本国人民利益。捍卫本国利益、促进本国人民的福祉永远高于政治家本人的权、利和名声。世界伟人的名声是诱人的，本国民众在国家解体后面临的苦痛却是灾难性的，两者之间，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尤其对一个面临现代化任务的后进国家而言更是这样的，当该国面临千头万绪的改革任务的时候，该从哪个地方下手进行改革，应该要有全局观。既要朝世界主流文明方向前进，注意国家在世界上的形象，但有时候又不能太在意“世界观众”的评价，这其间根本评判标准只有一条：按照本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适时适当地完成本阶段应该完成的改革，按本国的时间表而不是按别国的时间表去进行改革，既不削足适履，让政治改革步伐停滞不前，又不求急冒进，听任某些社会力量或是国际力量的摆布，让国家陷入深不可测的危险局面。当“世界观众”赞许时，也不要太高兴；当“世界观众”恶意批评时，也不要太在意。始终按照既定步伐坚定地完成当前应该完成的重要改革任务，抓紧有利时机完成当前应该完成的政治改革，为国家的制度建设打下扎实的根基。如果政治家顺应国家的潮流，顺应时代潮流，为国家建立了好的制度，就必将成就真正伟大的事业。不在乎任期内能否成为世界伟人，关键是心系自己的国家，心系自己土地上的人民，为他们建立好的制度，不轻易让他们陷入险境，如是，历史终将会给予其“伟大政治家”的称号，而名垂青史。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7年6月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24篇文章和3篇崛起策副文，还将发表此系列16篇文章和部分崛起策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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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个新中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哪一个毛才是真正的毛？如果一个局外人不了解中国历史，突然同时读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定会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我想，即使是中国人自己也未必能说清楚哪种观点是合理的。我们谨遵邓公为我们留下的“三七开”的评价标准，认为新中国成就是主要的，失误是严重的，对毛的评价也紧循这种模式，从而摆脱了可能的政治争论，但是大家心里的疑惑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许多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澄清。事实上在国内读到关于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许多传记和历史分析时，我们感到对这段历史时期的评价恐怕是五五开更恰当，也就是毁誉参半，功过各占百分之五十。而立场完全相异的国人，无论对过去的历史持有什么样的观点，也无论处于左中右的立场，恐怕大家都不会否认，今天的中国和毛时代的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仅仅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也能感到这种巨大的差异，今天的中国老百姓生活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无论大家对改革开放的具体国策怎么评价，大家的生活形态都远远不同于1976年之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们不再使用粮票、肉票、布票，我们不再排着长队去领取单位分发的肉类制品，而是到自由市场或是现代化的超市里去购物；我们也不再依靠单位的证明才能到另外一个城市出差，而是可以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去旅游和工作，只要有经济实力，我们还可以去国外旅游；当然，今天的国人再也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样旱涝保收，无论干多少活都挣到相同的、但却是非常微薄的收入，今天的国人都必须发奋努力、全力打拼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无论今天身处何种阶层，大家对压力的感觉都是明显和真实的。考虑到改革开放前后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和人民生活方面巨大的差距，也让民众在模模糊糊中很难说清楚建国头二十七年和今天的岁月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结的地方，或者这两个阶段根本就是截然相反的不同时期，如同水与火一样，选择一样就意味着否定另外一样？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和评价1949到1976这段历史时期？

也许，当历史的车轮前行到那么一天，过去的历史已不再被个人的恩怨好恶、不再被个人的经历所完全影响的时候；当过去的慷慨激昂、壮怀激烈和血雨腥风逐渐沉淀为理性客观的分析的时候；当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新中国的头二十七年，未来的史学家也许会写下这样的评价：1949年到1976年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上重要的阶段，中国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的现代化第一阶段的任务；通过特殊的政治动员的方式和土地改革让中国第一次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距离现代化的构建还依然非常遥远。

也许历史的最终评价是精炼而又简洁的，但是这却最能反映出实质。回到1911年的中国, 皇权帝制下的中国建立了前现代化时期跟其它古文明相比最有效能的统治方式，中国各个王朝的皇帝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其间中国发展出来的儒家官僚阶层体系、实现人才流动的科举考试体制和一套帝国管理体系下的刑罚制度，让中国走在古代文明世界的前列。但是正如崛起策二十一指出的那样，古代的“帝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国具有一个形式上至高无上的天子，具有庞大有序但却又是盘根错节的儒家官僚体系，具有直到县一级的行政管理体系，但是国家的权力却主要限制于县城以上的城市构成的点线联结上。在帝国广大的平面地区，统治着绝大部分居民的并不是中央的天子和儒家官僚阶层，而是千千万万的家族和宗族。这并不是说国家权力完全被排除在外，比如在不同的朝代，国家也会试图通过乡约、保长、甲长、里长的管理体系来试图控制乡村地区，而且农民的赋税也是国家财政制度的重要来源。但是国家只能借助和家族平分权力的合作模式非常有限地介入乡土社会，而真正在家族内部中家法是大于王法的，家庭族长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违反家族的家规和家法是无比严重的。国家这个概念，对于乡土社会的大多数国民来说，就是家族，家族是许多农民的真正庇护者、管理者、仲裁者，而国家是一个非常模糊抽象的、高高在上的观念。我把中国古代这种在大一统皇权统治下的国家描述为整体秩序维护下的原子分化社会，也就是中央政府建立了一个皇权帝国，并对帝国境内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进行了有效控制，同时国家在乡土社会权力极其微弱，或是根本无力介入，或是与家族平分一定的权力。而在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严重的大分裂时期则是一种解体性的原子分化社会，家族依然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但是整个国家、中央政府则完全解体，基本的行政秩序和社会秩序被彻底打乱，任何一个地方机构（或是藩镇、或是节度使、或是将军、或是军阀、或是流匪）都可以用暴力在帝国固有的统治范围内统治任何一个区域。在这种解体性的原子分化社会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往往遭到毁灭性打击，人民会遭受最严重的苦难，乱世人命如草芥，甚至皇亲贵戚、王公大臣的生命都如同草芥，“天街踏尽公卿骨”，讲的就是毁灭性的动乱、地区豪强征伐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导致上层人士也一拨拨的惨遭屠戮。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局面就是一个解体性的原子分化局面。当然，这不是要否定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正面意义，毫无异议，辛亥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的理想，后来也带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更带来社会生活的一系列进步变革。但必须指出的是，革命党人在理念和观念上作了极大的努力，也试图在中国进行一场启蒙运动，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明确全面地考虑到在灭亡了一个政权体系（大清皇朝）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中国究竟应该如何治理，以何种的方式达到革命党人期待的目标？事实上是：旧的帝制皇朝体系轰然坍塌，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解体原子化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中国出现了今天非洲某些部族国家的情景，我称之为中国的“索马里化”局面，也就是整个国家是家族统治加上一个基本坍塌崩溃的中央政府，各个省分被军头、军阀、武装势力、割据势力分割统治。这是各种现代化进程中最糟糕的一种，退一步不能衔接上过去旧有的政治经济体系，实现渐进式演变；进一步又无力向现代化作出具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发展，相反是整个国家陷入沉沦的局面。大一统帝制下还至少保持了国家基本行政管理、社会秩序以及国家版图的统一，在无政府的“索马里化”局面下任何一支具有暴力武装的地方军队都可以接管地方政权，任意侵犯国民的财产和生命，随意破坏国家的基本法律法规，每个军阀都可以自行颁布政令和法令，可以随意实施处决，国家的基本行政秩序陷入彻底崩溃的局面。更为惨痛的是，在解体原子化的局面下，分裂势力必然利用他们看来的“千载难逢”的所谓民族独立的机会，借机分疆裂土，谋求从中国永久地独立出去，因为中国的各路军阀和“中央政府”之间正在发生混战，根本无力顾及边疆地区的安危。辛亥革命之后，外蒙古利用这样的机会借机独立，西藏和新疆也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险些独立成功，中国的现代版图和五族共和的局面陷入空前危机之中。

再来看1911到1949年之间的中国，当时的严重困局期待秩序重建：那就是需要有某种政治力量用强有力的动员手段，统一中国，彻底结束中国毁灭性的解体原子分化局面，迅速建立有效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以强烈的意志和力量扭转中国文明所呈现的衰势和颓势，将中央政府的政令和法令贯彻到全国任何一个角落，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如果不迈出这一步，那么后面的市场经济、界定民权、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和功能分化就根本谈不上。没有一个有效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民族国家，以后的一切恐怕都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今天读到毛主席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真的可以体会到这其间的深意。客观地分析，当时的中国处在现代化道路上第一个基本阶段的入口处，也就是民族国家构建的阶段。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无论是任何政治力量，其名称可以叫甲党，乙党，丙派，丁团体，也可以信仰A思想，B主义，C路线，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种政治力量，哪个政治团体，利用哪种政治思潮和主义，能够率先建立强有力的组织，能够率先以强有力的力量动员中国的基层，能够利用强大的组织能力统一中国，能够打破中国千年的乡土社会和家族分割的局面，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明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不是一句刻板的政治宣传口号，而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历史规律，至少我今天是坚信这一点的。

其实，“一个政党，一种主义，一个领袖”这样的观点并不是毛泽东，也不是蒋介石提出来，而恰恰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孙中山先生在民主革命屡遭挫折之后，受到十月革命后列宁思想的影响，接受了这种我们今天看来近乎集权专制的思想观点。但是细细想一下，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在中国处于“索马里”化的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中国政治力量都会先暂时搁下我们最终希图演进的现代化彼岸目标，因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在太遥远。国民党提出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三阶段目标正是经历了无数挫折和失败后更切实际的渐进改革目标，这跟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改革和制度建设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和共产党正是中国两支最进步和最有希望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的政治力量。我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不是政党和主义的争斗，而是一个是否有能力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袁世凯政府是一个中央政府权力极度衰弱的政府，其实际控制的范围就是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袁世凯也许当时有机会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秩序，但是其称帝的丑剧让袁政府四面楚歌、声名狼藉，使中国滑向了更加混乱的军阀混战的解体原子化局面；1927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比北洋军政府迈进了一步，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大陆，蒋介石政权也曾作过努力和尝试，建立一个更有作为的中央政府，并进一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然而南京政府的效能依然非常有限，其真正实际控制的范围即使是在南京政府最强大的时候，也不过是山东、安徽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和江苏、浙江、上海全境。中央政府的实际管制效能局限于五到六个省市，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各路军阀仍然实际控制不同的地区，桂系军阀、湘系军阀、山西军阀、云南军阀、新疆军阀、四川各路军阀实际控制中国的各个地区，更不要说国民党还远远没有动员基层的能力，也无意去实行土地改革，把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范围从点线扩展到整个国家的平面上。尽管对南京政府的现代化努力今天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给予正面的肯定，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中国“索马里化”的危局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国依然处在割据军阀加乡土社会的原子分化局面，维系“中国”存在的只是中国人历史上形成的精神纽带和文化联结，如果不是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的话，“中国”极有可能在这种危局下土崩瓦解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革命的成功不仅象征着党派斗争的成功，更象征着中华文明在面临衰落、崩溃甚至毁灭中迎来的新希望，是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凤凰涅磐，是中国崛起大戏剧的开端。新中国的头二十七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二十七年，也决不是跟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崛起断裂的二十七年，相反，正是因为有了这二十七年，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才会有今天这样波澜壮阔的局面。过去笔者跟许多同时代的学生一样，对新中国的这二十七年了解甚少，不太感兴趣，而且认为这二十七年就是“反右”、“大炼钢铁”、“自然灾害”、“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负面事件的结合体，对今天的中国没有什么正面意义。恰恰是在出国后，接受了社会学的专业训练、并开始懂得数据分析和实证分析以后，再回头看新中国的这二十七年，真是感慨万千，既感慨自己过去的浅薄无知，又反思这种不愿深入去了解一个时代、但却轻易下结论的判断在先的认知模式。年少时候的我很有爱国热情，但是思维非常简单，总是一切向外求，向西方寻求，在国外十年后，却反而变得更加喜欢向内寻求，寻求本国文化、历史、传统和制度环境中独特的现代化遗产和现代化动力源，当然更加结合了当前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感觉到看待问题的角度竟是与十年前完全不同了。好了，有点扯远了，现在回归正题，来看一看，新中国的二十七年中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贡献。这里将超越简单的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而是着重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新中国二十七年为我们留下的重要的现代化遗产：

—— 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中国领土范围内的“索马里化”和解体原子分化的局面。诸路军阀分割国家政权和各自为政的局面被一个具有强大效能和动员能力的中央政府所取代。

—— 相对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新中国政府统一了政令，作到了政令有效地推及全国，并建立了远超过上面三个政府治理下的税收汲取能力（中国崛起策二十二将详细谈及）。

——中国基本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尽管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政府效能也是漫长的，但是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没有任何平行国家体如军阀、军头、游击队、流匪和大家族等可以截取国家的权力。中国完成了欧洲国家持续了近两百年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

——国家通过土地改革消除了现代化最重要的障碍，并在基层农村通过政治运动和土地分配建立了强有力的基层动员能力。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政权仅仅通到县级一层的局面被彻底改变。大家族的解体虽然从文化角度和人类文化学的观点来看殊为可惜，但是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却是必然要走的一条路。只是新政权的政治动员模式过于激烈，来的速度过快过猛，在人们还没来得及讨论“传统和现代”的课题的时候，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土地分配的问题，瓦解了中国数千年的家族势力、乡绅统治和乡土社会，其副作用当然是很大的，但是却为中国现代化扫除了无比棘手的障碍。

——尽管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人民公社是生产效率低下的和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但是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它却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农村地区和乡土社会第一次被纳入了国家的行政规划和行政管理之中，中国千年的乡土社会和原子分化的局面被彻底改变。国家的治理能力不再仅仅限于几个核心的点和由这些点联结而成的线上，而是真正扩展到广大平面地区。这样的历史性巨变堪称是划时代的和具有转折意义的。从此中国历史摆脱了各个朝代治乱的平面循环怪圈和始终没有实质进步的局面，而真正把中国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从此，中国农民的认同感不再只是对家族的认同，而是对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强大的国家和政府的认同。“国家”概念的迅速扩展见证了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而这在新中国政府成立后仅仅10年就基本完成了，这是何等的伟业？

——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见证了新政权的基层动员能力和庞大动员规模，为农业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人民解放军在建国初期剿灭了湘西、四川和云南的数百万土匪，而这些土匪力量从明清、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长期存在，没有任何一种政权力量和地方军阀力量试图或是能够作到全面剿灭西南的土匪，因为西南的山区和险峻的地貌为土匪提供了永久生存的土壤。不要低估了新政权剿灭西南土匪的重要意义，否则的话，今天的中国将出现“菲律宾化”和“印尼化”的局面，国家每年会花费无数的财政资源和国防力量跟流匪进行无止境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在东南亚数国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政府军和匪军的战争在这些国家也不会停止。如果不是新中国强大的动员力量和组织力量，考虑到中国国土幅员之广大，地形和地貌之复杂，我们不知道还要花多少力量去“剿匪”，这势必将严重延缓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

——尽管西藏问题让中国在国际上倍受争议，但基本事实却是，新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历史上直接控制了西藏和实现了对西藏的行政管理。如果不是新中国政府，可以想见的是，中国版图就不会是今天的形状。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政府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全国的卫生体系和医疗系统，并消灭了麻风、天花、麻疹、乙脑、流脑、血吸虫等传染病，而这些传染病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之久，对人民健康危害性极强。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上从来没有哪届政府能够完全消灭这些疾病，如果不是新中国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并建立全民卫生保健系统，我们还要面临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许多可怕的高发传染疾病扩散的局面。今天的中国民众去南亚旅游，在城市街道上就会看到很多患有可怕传染病症的病人，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让我们避免了上述局面。新中国在教育、扫盲和公共卫生医疗方面的成就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1978年的68岁，这都是在中国生产力极低的条件下完成的。1978年在阿拉木图召开的世界卫生会议上中国的公共卫生制度被列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成为后进国家的学习目标。中国的卫生制度和公共教育培育了人力资源，为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在今天国内为中国是否应该参加抗美援朝这场战争激烈争论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这场战争是真正确立中国大国地位的一场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的确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是对于一向以欧美中心主义看待世界的欧美民众来说，他们对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不甚了解，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和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即使欧美历史学界对中国的抗日伟业也是轻轻带过，他们往往认为亚洲战场的战争就是太平洋战争，就是美日之间的对决，是美国打败了日本。这样的观点也深深根植在日本右翼的思想中，他们认为日本是败给了美国的原子弹，而不是败给了中国，所以日本右翼在二战后对中国依然非常蔑视，非常猖獗。真正树立中国民族自信和大国地位、并表现出中国人英雄气概、卓越的军事能力和民族精神气质的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大的民族牺牲和伟大的民族精神逼退了世界超级霸主、曾经战胜过日本人的美国的时候，世界震撼了，日本人震撼了，日本右翼更被震慑住了，他们突然发现，面对他们的是一群新的中国人，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有着强大民族精神的新中国人。新中国成立后，抚顺日本战俘营的管理员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幕。当时，许多顽固不化的日本战犯拒不承认战争罪行，还非常顽固骄傲，而当抗美援朝志愿军胜利的消息传来后，这些骄傲的日籍战俘低下了头颅，开始认识到即使打败日本的美国都再也无法保护他们，并开始低头认罪。日本战后的政府也正是在抗美援朝后开始同新中国政府外交联系的。当周恩来总理1955年参加印尼万隆会议的时候，许多国家对新中国显示了敬畏和佩服，这样的心态转变在抗美援朝之前是无法想见的。抗美援朝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尊严，赢得了对手的尊重，保证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领土安宁和现代化建设，真正振奋了中国人近百年来颓废的民风和士气，体现出了中国人独特坚韧的民族精神。 面对前人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今天中国大国崛起的局面，我只能用“无比感恩”一词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当然，对于新中国头二十七年伟大业绩的肯定并不意味着我们忘记过去的许多沉痛教训，这二十七年的挫折、教训和失误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中央政府的确是中国现代化第一、第二阶段之必须，但这并不必然等同于领袖专断、领袖崇拜和滥用权力，事实上中共八大是非常具有正面意义和非常理性客观的一次党代表大会，许多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比如权力监督、权力制衡和基层民主等当时都有讨论，但是领袖个人崇拜和独断的阴影终究盖过了集体领导的理性设计，最终把中国引向了一场场阶级斗争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十年是灾难的十年，导致了国家公检法（司法）系统彻底的崩溃，建国以来培育的精英几乎被集体清洗，也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毁灭性破坏，国家的基本秩序一度荡然无存，公民基本权力被严重侵犯。如果说“大炼钢铁”是急于求成和无心之过的话，那么十年“文革”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人祸，这一点上来说，毛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的。许多对于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两极评价都是从这些争议中产生的。如果没有“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和灾难的话，也许我们今天对毛和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评价要容易得多，争议也会少得多。

新中国开国二十七年既是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扬眉吐气、英雄辈出的时代，另一方面“文革”十年却也是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思想压制和政治迫害的一个时代，我们时常感到无所适从，感到缺乏方向感，很难完全说清这二十七年。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像这二十七年一样振奋过，但是对于大量遭受政治迫害的个人和家庭来说，他们却也经历了无尽的、也许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苦痛。那的确是一个痛并快乐的年代，我们的父辈在清教徒式的的清规戒律和严格的政治教条中、在极度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发展出了两弹一星，建立了全面的重工业体系；用极其简陋的武器、但却是高昂的士气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人；我们的父辈为今天中国的发展打下了牢固根基，但是却不得不忍受极为清贫的物质生活。他们的生活固然极其简陋，但是内心却充满着理想和激情，浪漫和追求，痛苦和失落，追寻和求索，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无法完全理解的。

无论如何，在大家的争议和讨论中，1976年的中国已经不再是1949年那个中国，无论毛的遗产是正面还是负面，1976年的中国都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新中国的发展历经曲折和沧桑，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和思索，但就是在我们对历史的沉思和探索、争议与讨论中，中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重要历史阶段 —— 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与许多还在现代化道路上苦苦徘徊而不得其路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我们是非常幸运的。通过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我们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构建这一重要现代化阶段。1978年，另外一位伟人将率领中国开启第二个现代化阶段 —— 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主义阶段。今天，我们在两代伟人的政治遗产中，来到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公民社会建设、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功能分化阶段。

现在常常流行着一些非常轻率的观点，比如说有人认为如果是南京国民政府治理下的中国就不会经历“反右”、“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中国今天就是一个超级大国了。这种观点缺乏历史感和理性分析，非常情绪化和草率，但是却极容易混淆视听。我想，国内也一定有这样的观点，有时候闲谈中也会听到这种非主流性的说法，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细细思考这种观点的荒谬性然后去反驳这种看似有理的观点。我们就按照这种思路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新中国的二十七年，中国将是什么样？那么我们可能今天还要为大西南的几百万土匪而疲于奔命，政府每年都要兴师动众去剿匪；我们可能还要面临数以千万计的各种传染病病人，鼠疫、麻风和血吸虫病会夺去无数人的生命；我们可能还要面临六七亿的文盲，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盲大国；我们还要面临军阀之间的年年征战不止，每年的国内战争军费可能会占了政府公共开支的相当份额；如果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那么中国的战略地位仅仅是放大一号了的日本罢了。中国会被牢牢地绑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上，成为美国的一颗大棋子。因为南京国民政府要依靠美国来摆平国内不同的武装集团，因而必然高度依赖美国。可以设想美国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一定遍布沿海各个港口城市，美国大兵可以随意大摇大摆的招摇于中国的街道上，无视中国的法律，中国却因为其享有治外法权而毫无办法；我们恐怕依然还要面临土地分配这一最棘手的难题，如同南非、印度、巴西和津巴布韦一样，对农民和地主之间的血腥斗争和土地兼并问题束手无策。不要忘记，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再想通过政府强力或是暴力分配土地已经是不可行的了，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只是在分配土地上纵容了一些黑人农民去攻击白人农庄主，马上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抗议和制裁，这些国家土地分配的棘手难题在今天是很难完全妥善解决的，而且越往后拖就越难解决，而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面临这样的难题了；缺乏了独立发展道路的中国一定会同菲律宾和阿根廷一样，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不同的是，我们将是一个大得多的实验场，其结果恐怕也是更具灾难性的，我们会面临一个比今天严重得多的两极分化的阶级社会，社会的动乱随时可能被点燃······

的确，历史是无法重新选择的。就算是历史可以选择，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一个充满自信和具有民族精神的中国，哪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经历重大的曲折，哪怕我们在现代化航行中会经历一定的迷航，但是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人民中国。我们经历了成功和喜悦，也经历了迷茫和痛苦，但是只要我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不是别国的势力范围和附庸，我们有着独立的国格和人格，具有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那么我们就可以修正自己的错误和缺失，在继承过去丰富政治遗产的基础上，继续沿着中国崛起的航道傲然前行。中国崛起，不仅是1978年后的崛起，而是毛时代加上邓时代的崛起，是几代人艰苦奋斗的共同结果，新中国的二十七年给我们留下的正面遗产，依然是我们今天前行的基础。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我们父辈洒下的汗水和开创的英雄业绩，值得我们永远感恩；新中国的二十七年，风风雨雨中无数感人历史瞬间，值得我们永恒的铭记；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成就与失误，喜乐与痛苦，我们都无怨无悔，都把其看作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是共和国成长的二十七年，也是中国崛起的二十七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7年4月21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21篇文章和2篇崛起策副文，还将发表此系列１4篇文章和部分崛起策副文。）

© Liu Tao for 阅微堂, 2007. | 链接 | 56 条评论

我觉得本片表现出的内涵和意义是非常深刻的, 《大国崛起》体现了一种认知层次上的巨大进步。首先，建国以后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一些原因, 我们对世界历史的一些认识是比较模糊和片面的, 西方自13、14世纪以来的地理大发现和工业化的历史我们大多是从负面角度去解读的, 比如说殖民主义和原始资本主义的罪恶等等。《大国崛起》一片没有忽略这些史实，但是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个平面的层次上，而是肯定了地理大发现和探索世界的精神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这是认知层次的一大进步。大国崛起的第一集中当麦哲伦的环球航行结束后18位幸存者在教堂里悼念死去的勇士，电视片里用了这么一句话：“18盏烛光是那么微弱，但它照亮的却是人类文明的进程。”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观者的心。其二，正如许多评论和观察指出的一样，《大国崛起》中体现了中国和平崛起后中国人的自信和一种大国的气度。我们过去一谈到近代史时认知就基本停留在列强如何侵略和欺负中国这一个范围内，而忽略了去探索中国为什么落后，特别是忽略了细致地去研究为什么西方诸强和日本一步步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强国。往事不可忘，因其可为后事之师。牢记中华民族悲惨的历史经验是必须的，但是一个拥有世界抱负、要成为世界强国的民族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过去，每天沉浸在过去历史的苦痛中，而应该在新时代树立大国的雄心和信心，树立起大国的气度，勇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这才是正道。其三，我们过去对中国近代的落后大多是从中国科学、技术和军事落后于西方，满清王朝的腐败等比较平面浅显的角度去反省的。而《大国崛起》中体现的认知层次上的飞跃进步是真正认识到制度落后也是一个国家落后的重要原因，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崛起不仅是外部力量的展示和国力的雄壮，更在于内部拥有良好的制度。我想，许多观众都会对英国崛起的那两集印象特别深刻，不光是英国工业革命让人惊叹，更重要的在于英国是历史上第一个限定君主王权、界定政府权限、尊重民权和建立议会的国家。英国更是历史上第一个渐进改革的典范，通过兵不血刃的手段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大国崛起》充分肯定了英国建立良好的防止政府滥用权利的机制是英国崛起的重要原因，并提到：“在几百年的时间当中，王权和民权之间的这种斗争啊，是英国政治史发展的一个主线。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抗争之中，英国走出了中世纪，走进了现代世界”，“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标志着一个人统治一个国家的时代在这个岛国永远地结束了”，“但是英国，这个地处边缘的小国，却在历史性的转变中抢占了先机，已经率先到达现代文明的入口处，即将一步步稳健地走向世界的中心。在下两个世纪里，它将傲视全球。”笔者看到这几段时，内心的激动之情是难以言表的，这清楚表明了我们已经认识到建立良好的制度、尊重公民的权利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保障。通过央视的《大国崛起》和现代媒体宣扬这些进步理念，让亿万普通民众受到了理性民主思想和民权思想的洗礼，这已经胜过了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文章，等于是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启蒙思想教育。壮哉，《大国崛起》！其四，《大国崛起》不仅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有志于学习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和成功经验的豪情壮志，更体现出了新时代中国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了解西方国家通过全方位的制度建设（民主制度、公民权制度、法律制度、市场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科技创新制度、环保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成为世界强国的历程，但是也不盲目崇拜其中的某一部分，比如不会片面地认为采取西方的民主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因为制度建设是综合的、全方位的、立体的，而不能采取泛民主的简化方式，而且中国的内部体制改革也应当遵循循序渐进和理性和谐的原则。相较于1980年代的政论片，今天《大国崛起》的视角更加多元、立体和全面，更加与时俱进，更加高屋建翎，视野也更加开阔宏伟，也更加理性。学习西方，却不盲目崇拜西方；推崇民主，却不盲目迷信民主；既学习又创新，既吸收又结合中国国情，今天中国人认识世界真的是更加理性平和了，这就是大国气度！

如果《大国崛起》能代表中国学界的一种共识，能代表中国政治家的观点，能代表越来越多普通中国人的观点，那我们就能发现其中所蕴涵的深意和时代潮流。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那什么是当代中国的时代潮流呢？我想是否可以归结为，中国的民族复兴，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重新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力量是时代潮流；内部健全体制，尊重普通公民权利，关心弱势群体，建立福利国家，也是时代潮流；和平、理性、温和地在宪政体制范围内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界定政府权限，防止滥用权力，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和法治国家也是时代潮流。《大国崛起》一片的出现本身就表现出中国知识界和政界认知层次的巨大进步，反映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大国抱负，反映出中国人强国之梦的民族雄心，一个不想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是不会如此渴望、如此孜孜不倦地去了解世界各大国兴衰的历史的，一个没有强烈上进心的民族是不会以如此博大的胸怀去细致地了解和研究世界的。平静的湖面练不出精干的水手，安逸的生活显不出时代的伟大，我们生活在一个中华民族急剧上升的时代，我们就如同站在一个壮丽的历史舞台上，而中国崛起和复兴的大戏正在缓缓拉开序幕，能不能把这出戏演得精彩和成功，重现中华民族的盛世辉煌，完全依靠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而这其中，建立良好的和健全的政治制度，将是我们成功之关键。制度者，不因人兴，不因人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真正保障，是为万世开太平的根本基础。制度良好则中国强大，制度不健全则中国难以稳定，《大国崛起》反映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稳步启动了。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6年12月15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14篇文章和1篇崛起策副文，还将发表此系列10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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