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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崛起策建言之一：功能分化下的中央集权——中国功能分化社会建设中的政治系统初探

作者：天涯孤舟

在中国的下一阶段任务是建立功能分化社会的共识下，各个子系统的建设就成为实现功能分化社会的关键。而政治和经济系统的建设又是关键中的关键。经济系统的建设，我已经在以前的讨论中就“公有制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进行了分析。本文将着重探讨中国未来的政治系统建设方式。

我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必然是中央集权！这不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立刻接受的结论。那么我先作两点声明可能会增进大家的共识：

1. 中央集权不等于非民主政治。民主的对立面是独裁而不是集权。
2. 中央集权不等于不要功能分化。相反中央集权本身应该被严格的限制在政治系统内部。

西方国家率先进入了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的社会形态就成为了一种标准，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就一定是“不断的接近西方”。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确使整个欧洲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功能分化的社会形态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然而这样的社会形态也有他与生俱来的不足之处。作为东方文化航母的中国，更不能照搬西方的社会制度。立足于本国文化，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形态才是中华民族新时代的使命。集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即古、今、中、外）的智慧于一体，中国极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也是最适合于中国的社会制度。

我们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集权制是中国过去‘先进’现在‘落后’的重要原因”。这很容易引导我们得出这样的推论：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打破集权统治！这听起来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不要忘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曾经使中国引领世界文明达2000年之久，这其中必然有它的合理性因素，社会发展的曲折往往产生于从全盘肯定到全盘否定之中。就象我们说“不能全盘西化”绝不意味着不能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明成果。

在进一步分析论证之前，首先要对我们所说的中央集权作一个界定：

1. 我们所说的中央集权是在功能分化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中央集权，是政治系统内部的一种实现方式而不是政治可以干预经济、科技、艺术等各个社会功能子系统的借口。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社会生产和管理的复杂程度呈几何级数的增长，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之所以是一种落后的国家治理方式，根本上，是因为没有实现功能分化，“什么都管”的结果导致了“什么都管不了”。造成了政府公共职能的缺位。
2. 中央集权的前提条件是有完善的监督机制。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是以皇帝的绝对权力为特征的，尽管士大夫为代表的官僚阶层和其他势力对皇帝的权力有所牵制，但从根本上来说，没有形成制衡皇权的有效政治力量。因此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是缺乏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反而提供了权力阶层通过政治系统在各个社会子系统中谋取利益的便利，形成了腐败的温床。
3. 集权和分权都是相对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绝不意味着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分权”，不允许有任何公民自治的空间。中央和地方和社会和社区和家庭和个人都要界定好自己的权力范围，只有关系到国家整体利益的事务才由中央政府统一进行管理。
4. 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和诸如美国的联邦政府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中央政府有着远高于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利和责任。它的治理模式以中国古代的郡县制为基础。各个社会子系统（包括政治系统）的地方最高长官由中央政府（各部）直接任命，各级官员（包括副职）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下逐级任命。地方议会（或地方人大）、司法系统、媒体行使监督权（分别行使政策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权利）。国家税收、国有资本红利大部分由中央政府掌管，少部分由地方政府掌管。中央政府有义务提供均衡地域、阶层差别的全民社会福利，有义务进行全国性质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义务提供全国性的公共服务产品，有义务调动全国的资源进行灾难和紧急事件处理，有义务在国家利益的最高层面促进不同地域的均衡发展和不同社会领域的合理发展。

在对中央集权界定清楚之后，我们来谈一谈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要“中央集权”。

一. 从国家治理方式看中央集权

首先是效率问题。西方的社会形态的确形成了权力制衡和制度化博弈的机制。但这同时也带来了决策和管理成本的大幅度增加，更导致了决策效率的低下。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而不是权力的高效运用所建立的。而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权力博弈机制的低效率。中国30 年快速发展的奇迹固然有很多原因，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方式。对比印度我们可以更加清晰的感受到这种治理方式的威力。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集权，而是没有实现功能分化，没有实现有效监督。

其次是可控性和大局观问题。权力博弈实际上是各种利益团体的博弈。各种利益团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不容易也不愿意有全局的利益观。利益博弈的结果是相对多数的人获得了满意。而这种令人“满意”的结果是什么却很难在事先就有数，并且这种结果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也很难说清。因为这不是站在全局、站在未来的角度所形成的政策，而是站在利益的角度。各种后进民主国家的政治乱象，从这里可以找到根由。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道理，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1）我们都知道“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将军都能作出最正确的指挥，所有士兵的判断力都弱于将军。但如果因此我们就允许在战场上就战争的选择进行广泛讨论和表决。那么战争的失败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充分尊重个体意见的结果是以整个军事力量的不可控和低效率为代价的。

2）我们都知道交响乐团是由指挥和各种乐器演奏人员组成的。一首交响乐的成功演奏当然还离不开作曲家。这里，曲作者、指挥、演奏者其实和各个社会功能子系统非常相似。交响乐团就是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的缩影。各种乐器、指挥和曲作者都不干涉其他子系统的内部运作，而他们又高效耦联，相互支持，共同谱写出华丽的乐章。任何系统妄图侵入其他系统干涉其他系统的运行规律和编码方式都会使演出失败。但我们却发现，在这个社会模型的组成成分中，“指挥”却是一个中央控制单元。尽管实现了功能分化。但没有指挥，妄图靠各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合作完成作品的演奏将变得非常困难。系统的复杂程度要求必须有分工，却同时也要求必须有统一的指挥和调度。这个例子其实更应该解释为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地方以地方利益为重，不可能有全国性质的大局观。靠地方之间的博弈来形成最终的决策很难保证其真正的合理性。但这里我还是要将他们形容为功能系统，并郑重提出我对功能分化理论的一点质疑：在社会复杂度面前，不分化固然没有出路，但缺乏总体控制的分化要形成高效耦联又谈何容易？我认为这是功能分化理论必须解决的问题。

3）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有很多相似之处。企业内部的部门划分也自然的产生了各种部门利益。部门与部门之间也有博弈的关系。但我们极少看到部门与部门之间矛盾的解决是通过“表决”的形式完成的。实际的情况是矛盾会逐级上交。由越来越高的层级人员进行 “仲裁”。如果说利益博弈是最好的管理方式，为什么没有一个企业采用这种制度，而无一例外的使用了“集权”统治。不要轻易说企业和社会有本质的不同。其实已经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的未来是建立“企业化”国家——既有中央控制，又有逐级授权和功能分化。这才是最高效、最可控、最具有大局观的的社会形态。

4）市场经济是经济系统的概念，但我们也可以拿来类比政治系统。市场经济是依靠“逐利”的个人天性所产生的个体行为在全社会范围内不断迭代、递归形成“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规律来塑造社会经济形态的。这种经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源的合理分配。然而由于没有一个“中央控制系统”对整个经济的运行进行总体调控，市场经济又如一匹脱缰的野马，随时可能走上歧路。马克思所预言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不断重复上演着，无利可图的领域市场更是失灵。垄断破坏了公平，而自由竞争又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建设……终于，“宏观调控”这样的政治系统强势介入经济领域的现象发生了。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政治系统在为经济系统服务。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了这种服务除了使用政治系统自身的语言（政策倾斜）之外，也在使用经济系统的内部编码“投资/不投资”。就算我们认为这还是严格的功能分化社会，那么，当经济由于缺乏中央控制出现危机的时候还可以靠政治来挽救，那么政治出现危机的时候呢？现在还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有为权力博弈的结果是一个错误结果的行为进行问责的制度——因为“承认权力博弈的结果”根本就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则。

5）高等生物的生命体有很多复杂的功能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他们是功能分化的典型，也是权力下放的典型。但这所有系统的高效合理运作都离不开一个中央政府的协调管理—— 大脑。大脑不能代替各个功能系统的运作，却能指挥和协调他们的运作，当一个系统受损的时候，大脑就会组织资源优先对这里进行抢修。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在功能分化的基础上进行统一管理调度是多么的重要。

二. 从文化特征看中央集权

中国有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形成了特有的适应集权政治的文化特征：

1）强调国家和民族认同：在面临外族入侵威胁的整个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中，中国人培养起了高度的国家认同感。而高度包容和同化的文化特征又在不断的融合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特质，使得中华民族和中国的概念相互交织——因为认同中国而认同中华民族，因为认同中华民族而认同中国。

2）相比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更看重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包括康乾盛世等，无一不是建立了和谐、稳定和发展的社会面貌。中国每一次从大乱后都能够通过“修养生息”的政策使得国力迅速恢复，这都和中国人看重“和谐、稳定和发展”有重要的关系。当然，我们不是说自由和权利不重要，我们必须承认尊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但中国人更以为，只有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才可能有个体的自由和人权。在一个社会动荡不安，个人朝不保夕的国家，个人是没有自由和人权可言的。苏联和东欧剧变后，中国没有多米诺式的成为下一个目标不得不令人深思。

3）认可多级任命的郡县制管理模式。新中国成立后采用省市县三级管理体系并没有遇到很大的障碍，这和中国历史上长期采用郡县制形成的政治认同有很大的关系。老百姓早就习惯了一省有省长，一县有县长的多级管理模式。这是所有西方国家都不具有的政治生态特征。美国在立国之初如果要求建立郡县制国家可能早就完成了分裂。

4）赞同为了应对灾难而使中央政府有全国性的应急处理能力。中国之所以在秦汉时期成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抵御外辱的需要，治理洪涝灾害的需要等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尽管中央集权的独裁统治和阶层分化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小国寡民”时面对自然灾害和外部威胁的无助依然使得人们强烈希望有一个中央政府作为抵挡灾难的依靠。

5）西方的民主政治其实是对欧洲封建制民主在更高级别回归。（将古代的贵族民主扩展到了所有公民）而中国的现代化如果要扎根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则会实现从专制集权向理性集权的回归。在全球化日益成为大趋势的今天，这种回归必然是站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政治和当代西方民主政治两块基石之上的更高级别的回归。人类历史上社会政治形态将是以下的发展路径：原始民主—— 贵族民主——专制集权——现代民主——现代集权。原始民主是所有人类社会的起点，然后西方和东方开始了无交集的跳跃式发展。今天，中国又一次面临了引领世界文明的历史机遇。

三. 从中国今天的国情看中央集权

中国当前采用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方式。但它和我们所界定的理性集权仍然有差距。它不是建立在一个基本实现了功能分化的社会基础之上，它还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但在我们认清了“理性集权”的合理性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当前真正具备了所有西方国家都不具备的进化优势。因为中国已经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中国今天所作的每一分努力都是在向更“理性”的集权迈进。这种平滑演进的可能是任何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的中央集权是社会变革“可控”的坚强保障。固然，在这种模式下各种既得利益阶层塑造的壁垒不易打破，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变革的速度。但“国家和社会在有计划、可预期的一天一天变好”这本身就比冒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而进行的不知是不是真的会变好的“休克疗法”式的剧变要好得多。

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中国人的思想已经获得了大大的解放，各种现代思潮从四面八方冲击着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在思想已经不可统治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变革已经是历史的必然。如何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跨越正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责任！

© zhiqiang for 阅微堂, 2008. | 链接 | 36 条评论

更新列表：

• 10月10号，更新崛起策24。
• 8月15日，更新至崛起策18，改笔误若干。
• 8月14日，更新至崛起策11。

© zhiqiang for 阅微堂, 2007. | 链接 | 28 条评论

刘涛先生的《中国崛起策》已完成了上半部分。并在副篇四做了小结。半年前我在新浪网发现此文，看了策一到策十一后，兴奋得拍案叫绝。我感到笔者是横论天下，纵论古今，一泻千里，朗朗万言，读之使人眼界开阔，他以行云流水的写作风格，通俗流畅的语言，大量地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说明观点，因而引起如此众多网友的关注、讨论、转贴。感谢阅微堂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环境。这里高手云集，讨论热烈，语言坦率，风格高雅。作者和广大网友的爱国热忱跃然网上，通过大家讨论为作者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作者原本打算写出20篇左右，最后竟翻了一倍。好像作者原本以国际策为主，后来国内策却占据了中心，围绕崛起策的讨论使大家看到了祖国的美好远景。阅微堂真是功莫大焉。

崛起策副篇四指出未来20 年是我国复兴的机遇期，建立和完善四项基本制度是未来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对于法制问题，国家、市场、社会功能界定，政治、经济、司法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作了简要说明后，作者以深情的语言表述对未来的信心与企盼。我觉得渐进式发展是《中国崛起策》的核心观点，制度建设是《中国崛起策》的关键内容。网友们发表了大量留言，看了这个小结和网友们的讨论使我想的很多，其中厚泽网友对未来2-3年的发展估计值得关注。我想谈以下几点意见和看法。

一、加强中央权威是当前重中之重

做事的一般规律是先易后难，由近及远，分出轻重缓急。当前最急需的是：加强中央权威，首先解决尾大不掉，让中央的声音，特别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两大建国方略走出中南海，冲出北京城，像万丈光芒的阳光一样，洒遍中华大地。在此基础上解决最急迫的民生问题。物价、房价是群众关注的焦点，引起民怨的关键。人们对朱榕基总理的高薪养廉、下岗分流多有批评之词，但对他在1993年和银行约法三章，控制了物价飞涨势头，实行软着陆却是永不忘怀，当前可以借鉴。拆迁圈地是当前引发社会矛盾，出现警民冲突的多事地带，是民愤的徵结所在，建议赶快刹车。以免使群众情绪走向极端。官商联手的暴力拆迁圈地对共产党的伤害是太大了。

加强金融防范是当前另一个重大议题。在策二十三后面有一位apollo网友的留言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议论。我国要防止国际金融大鳄的兴风作浪，千万不要步日本人和东南亚的后尘，使中国人民通过低廉工资节衣缩食积蓄的外汇储备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二、促进社会和谐，从何处起步？

制度建设、民主建设、法制建设等固然重要，但那是一个长期任务，既不能停滞不前，也不可能急于求成。我以为促进社会和谐是当前摆在我国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事情。它不但关系到国家稳定，也是解决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所在。要建立和谐社会，除了要解决上述两项急迫任务外，再一个就是解决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仅次于上面两项的又一件大事。

我们过去的发展靠什么？一是出口，二是投资。内需只占次要的一部分。中国货凭借其低廉劳动力成本，向世界各地推销。欧美各国人民在享受中国廉价商品的同时，还抱怨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中国对外的贸易纠纷不断，美国一再逼中国的人币升值。中国的美元储备节节攀升，好像是富得流油，实际上老百姓的购买力一再萎缩。世界经济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或者发生突然事变，依赖国外市场的中国企业就会纷纷倒闭。工人就要大批失业。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产品为了打入国外，不但压底工人工资，而且还牺牲环境，太湖等地环境污染事件的曝光，说明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达到临界状态，岌岌可危了。

投资尤其是吸引外资是拉动中国经济的又一个内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外汇很少，国家鼓励出口，企业以赚取外汇为荣，少赔一点也干。过犹不及，任何事情过度就会走向反面。中国已成为劳动密集型初级产品的世界加工厂。大量消耗能源，污染环境。有的网友说：“美元是朵樱素花，中国政府别恋它”。考虑到环境和百姓的承受能力，中央政府本想将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8%左右，几年来增速不降反升，中国经济犹如一匹脱缰野马似的狂奔乱窜。地方领导为了眼前得利，为了GDP和自己的形象、政绩，产能已经过剩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项目还要继续开工上马。为满足富人屯房保值需求的大户型豪宅继续大建，在偏远处盖几套经济房作为应付中央和百姓的点缀。中国的财富大量地积压在过剩的产能和无人居住的豪宅上，建筑在沙滩上的中国经济好似空中楼阁，没有任何防范风险能力。

为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转变到以内需为主的轨道上来。增加普通百姓收入，增加小时工资最低标准，对于工人、中层干部、厂级干部三者工资比例给予明确界定，对不同人群的平均工资要分开计算，不要用笼统的平均数遮掩收入分配悬殊的客观事实。对企、事业早期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实行一国两制的错误予以改正，要一视同仁，统一由中央财政支付。对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逐步加大政府投入。对于农村发展生产的出路，如何提高其造血功能要重点研究解决，在三农问题有明显转机以前，严禁打着发展旗号实行廉价圈占土地。卡断农民当前赖以为生的土地是极端危险的事情。从以上这些措施起步，使社会逐步走向和谐。因此增加普通百姓收入，减轻医疗、教育、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不但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以内需为主的必由之路。

策二十五讲中到过分强调藏富于民将会削弱中央的税收汲取能力。这对经济发达的现代化社会是很正确的。策中强调对古代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经济，尤其是刚刚结束战乱的年代，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就很有必要。提高中央的税收汲取能力只有在发展生产和管住地方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中国受农耕文化意识的束缚，一直是重农轻商，没意识到流通是发展生产的必要前提。士农工商，把商排在末位，素有“奸商之称。元朝十个职业排序没有商的位置。官府实行盐铁专营也是为了打击民间商业，解放后，群众搞一点贩运，被看成投机倒把。流通放开了，生产发展了，提高中央税收才有保障。中国税收低下，不是藏富于民的结果，而是藏富于官，藏富于商，而不是藏富于普通百姓。中央让利给地方和减税政策，普通百姓能得到好处吗？国营工商企业不论其经营业绩如何，老总的年薪照拿，干部工资是工人的多少倍？地方官员、工商管理、税务以及各式各样的监管部门，他们灰色收入是多少，有谁能说清楚？一个小小公务员，再怎么高薪（养廉），要经过多少年的积蓄，才能达到又买房子又买车的水平？现在不少公务员不但房、车齐备，有的还有几套房向外出租，更不用说级别较高的干部了。中央向地方让利、减税政策确是使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还不解渴，他们又看上穷工人的房子和穷农民的土地，低价强买，大棒子开路，随后由公安武警坐镇强制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先富者是撑不起内需市场的，当然对大型豪宅、国外的高档化装品、境外赌场等确是能起到支撑作用。当前要大力强调民（百姓）富才能国强，百姓收入低微，少数人再怎么富，国家外汇再多，也是强不起来的。

三、渐进式发展民主

在《中国崛起策》中，民主发展问题占据有相当位置。该文和网友留言都认为不能照搬西方民主，在条件不成熟时，匆忙地进行普选并不见得就能解决问题，搞不好还可能适得其反。普选是民主建设不断完善的结果。不立即普选并不是不要民主。民主监督是绝对需要的，如舆论不受地方官员约束的监督权，群众的知情权，民情上达的通畅渠道等要逐步完善起来。《中国崛起策》中强调，从基层开始进行民主选举试点，逐步摸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模式，总之要走渐进式发展民主的道路。

民主与法治是一个健康社会的两条腿，缺哪一个都不能健康平稳快速发展。单腿蹦是走不远的。没有民主制约的法治不是法治，有权人为所欲为，有法不依，其实质还是人治。当前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没有法治的民主也不是民主，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不遵守法律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只会给投机钻营分子、不爱劳动的二混子以逞狂的机会。文革中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造成的后果，人们不会忘记。在旧社会发动群众干革命，推翻封建的暴力统治，当然不能遵守统治者的法律。在取得并稳固了政权以后，民主就要在法治的范围内进行。群众运动和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不是一回事。对群众运动式的所谓大民主，必须永远摈弃。

四、珍惜两大成果，面对现实，平稳发展，不走极端

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走过了曲曲折折的道路，才取得建成民族国家（站起来）走向市场经济道路（富起来）的两大成果。想一想这一百多年来有多少志士仁人革命先烈倒在血泊之中，有多少平民百姓死于战乱之下，解放前、后的历次群众运动中又有多少冤魂屈鬼，这两大成果真是来之不易呀！为了对得起过去牺牲的人们，也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也要倍加珍惜。

由于建国后发生过几次错误，给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界造成了不少痛苦，再加上当前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因而产生了两种极端的思潮。一是要进行二次革命，另一个是立即实行西方式民主，这种左、右思潮都是要改换现在的中央政府，主张从头再来。具有上述左和右两种思潮者寄希望于中国会出现全面经济崩盘和大的社会动荡。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这不是中国人民之福，而是一场大灾大难，即使发生了也不会按左、右两种思潮者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因为中国人的封建割据思想根深蒂固。从中国历史经验来看，每逢中央失去控制时，必然是群雄四起，厮杀混战，要经过几十年或几百年的军阀争斗，才能再次建立统一国家。当前中央政府一旦失控，那会是什么样的景象？首先台独、藏独、疆独必然是立马树旗，各地方的野心政客、军阀，打着各种旗号独霸一方，黑社会老大也要上升到地面上来，公开伸头建立其势力范围。到那时中国能出现多少个党？多少个国家？多少个黑庄园城堡？简直是难以想象。这些“国家”能相安无事吗？领土纠纷，民族仇视，水资源分配等都是战争的根源。藏独、疆独还要把汉民族驱逐出去，台独分子对于1949年进入台湾的大陆人一直煸动仇恨。那时难民如同潮水，流离失所者遍布街头。一直梦想支解中国的国际势力绝不会坐壁上观。完成了大支解，还要进行小支解，可能比南斯夫的波黑还要悲惨。中国现在已经到手的政治经济成果必将丧失殆尽，形成历史性的大倒退。出现了这种情况，还谈什么崛起，又有谁能重整山河？

现在我国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尽管这个政府从历史到现实还有不少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它是我中华民族赖以继续发展，实现和平崛起的最重要条件。失去了它你就能幸福吗？请想想伊拉克吧！萨达姆固然不好，专制独裁，对一些人进行过迫害，但那时的老百姓生活、安全还是有保障的。美国给伊拉克送去了什么？民族仇杀，天天爆炸，血染两河。何日才是苦难的尽头？中国大乱以后，比伊拉克能好得了多少？中国大乱不但使中国人民跌入万丈深渊，对全世界也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到今天这一步真是很不容易，尽管过去和现在都有大家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党领导的政府是现实存在。是乱了从头另起炉灶好呢？还是从现实出发，走渐进式向前发展的道路好呢？在中国人面前一个是遥遥在望的天堂，一个是万丈深渊的地狱。中国人是会算这笔成本账的。尽管你和你的亲人过去或现在遭受过伤害，在这笔成本账面前也会以民族大义为重，做出自己的抉择。

五、制度的改革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

《中国崛起策》的一项关键内容是制度建设。政府、市场、社会各人民团体组织的权力界定，司法独立都是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必要内容。所谓司法独立是说司法不受权（政府）、钱（经济）的影响而失去其公正性。制度建设最终凝结到法律，把我国建成一个法治国家。

崛起策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一段明确而精彩的叙述：“党的领导和法治国家完全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任何社会，只要有人类的组织和制度，就会有领导。在我国，党的领导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党的领导使得中华民族得到新生，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和统一市场构建的两项历史伟业，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以来其它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完成的。”或许有的会问，司法独立，这不是脱离党的领导吗？把两者对立起来。这一问题与党和宪法的关系是一样的。党领导制定宪法，又受宪法管辖，在宪法的约束下进行活动。党领导司法，但党或党的领导人触犯法律也要受到司法追究。如美国的法官经国会通过，由总统任命，但是总统犯法，他任命的法官照样审判他，这就是权力的相互制约。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说了算。至于中国过去（如文革年代）有权者做出违宪违法的事，这说明全体中国人没有法治意识，几千年留传下来的封建小生产意识还在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这正是我国崛起征程的难点所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通过媒体舆论的传播，群众的理性维权，专家们的献言献策，中国人一定会摆脱传统思想意识的束缚，逐步走向法治国家的康庄大道。

有的网友不赞成崛起策中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的提法，网友还提到军队的地位问题。这不是什么敏感话题，而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现实存在。前已说明，没有中央权威，什么事也干不成。更不要说建成法治国家了。地方诸侯的尾大不掉，各级官员的下有对策，阳奉阴违，随处可见。在中国要想推动社会前进，没有中央的绝对权威是不行的。中央权威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权威，除共产党以外，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把13亿人纽在一起，拉着这个精神包袱沉重的大国向前迈进。政治制度，军队地位是现实存在，更是加强中央权威的需要，我们现在要改革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按照西方思维方式首先去改变这两件事。当改革深入到相当水平时，人治退场，法治确立，人们的封建小生产意识已经逐步消失，现在看来很难的问题到那时反而容易找到合适的答案。

六、艰难的路程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在前进的路上极为艰难，几次错过经济起飞的大好时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进入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而中国的百日维新迅速夭折。辛亥革命后，又陷入军阀混战状态，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可惜的是1958年犯了急躁病，走了一段大弯路。五十年代日本和我们差不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由于我们这一折腾，又被日本人落了一大截。六十年代全世界在科技方面正是酝酿大创造大发展大腾飞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却误认为全世界各阶级正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全世界都黑了，只有高举马列大旗的中国和西方明灯在为反修而战斗。随后发动了反修论战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折腾就是十多年。在经济方面，不但日本人把我们远远地甩在后面，亚洲四小龙也跑到我们的前面，又一次错过经济起飞的大好时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走入快车道，取得了全世界为之瞩目的特大成就，可惜的是又产生了一系列危及全局和子孙后代的重大失误，如环境污染，被称为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医疗、教育、住房改革的失败，机构痈肿，贪污受贿，全民向钱看的拜金主义等等都是很难解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中国人走的路为什如此艰难？！其根源来自我们内部。

中国的农耕经济产生出来的小生产意识是封建主义思想的基础。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封建主义思想体系根深蒂固，中国人的行为一直受到小生产意识的支配。几千年来经济基础与文化思想意识完全适应，并没有影响慢慢地向前发展，这也同地理环境有关。中华民族好像坐在一个大圈椅中，前面是浩瀚无边的太平洋，后面是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阿尔泰山围起来的圈椅靠背。中华民族在这样一个封闭环境中，各兄弟民族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步溶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清朝初年达到了鼎盛时期。此前虽有过日本海盗在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局部外侵，但大体上没有外国能跨越东、西两面的天然屏障，来打乱中华民族慢慢悠悠的发展溶合进程。

19世纪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生产技术产生了飞跃，进入现代大工业飞速发展时期，欧洲资本主义强国极力向外侵略扩张。中国的天然屏障再也挡不住西方的坚船利炮，海上大门洞开。西方人在撬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人狩猎文化的理念。狩猎民族重视快速和攻击，因而形成了不依赖他人的独立意识，积极进取和团队协同的整体意识。西方各民族具有狩猎民族的特性。他们的观念是优胜劣败。这种理念是和现代大工业生产经济相适应的。快节奏，争速度是现代大工业时代的特点。在此新形势下，以小生产意识为基础的封建思想体系，不能适应现代大工业时代的要求。而这一思想体系却牢固地束缚着中国人的头脑，阻碍中国人的前进步伐。新中国成立以前和以后几次痛失经济起飞的大好时机，都是小生产思想意识造成的。解放后把企事业办成大小而全的自我封闭的无形城堡，第一把手的家长制，一言堂，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人材的单位私有制，只顾眼前的实用主义等。改革开放后，并没有认识到小生产意识的危害，而且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从平均主义跳到贫富极度分化的另一个极端。各地都想成为地区中心，都要建成门类齐全的封闭系统。只顾经济发展，甚至于只管赚钱不管环境污染等的实用主义在全国到处泛滥。

五四运动以后，人们对封建专制、封建迷信已有认识，两千年来形成的小生产意识的思维定式，特别是官、民，上、下的思维定式却难以解决，这种思维与市场绞在一起更是不易处理。只靠思想教育，没有中央权威是解决不了的。

大家经常议论说中国始终是人治，距法治还很遥远。千百年来百姓的小民顺民意识，当官就是老爷的意识极其稳固。解放后这种意识自动溶入领导与被领导者的框架中。权就是管人的。中国的等级意识特别稳固，官本位思想溶入人们的血液之中。听说寺庙中有处级和尚、科级和尚之说。官大一级压死人。现在的工人有的不敢向工段长问加班工资的事，“你敢多嘴就叫你下岗！”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受到压抑，对当官的摆架子训人口气十分反感，对依仗权势走后门等行为嗤之以鼻。改革开放后他也当了官，口气很快变了，他那种居高临下的姿势和口吻比以前的干部更甚，攀比、摆阔、贪婪的心理与日俱增。“人家坐的是大奔驰，我还在坐桑塔那；人家的居所是250平米，我的住房才140平，我怎么了，真是！”，“人家那个办公大楼多气派，再看我局的办公内外环境，窝窝囊囊，下面说我这个局长是熊蛋包，咳！”这种心理不能说在干部中百分之百的存在，但也不是个别现象。在建立和谐社会过程中，涉及到利益分配时，来自四面八方的无形阻力，下有对策的花样百出就是很自然了。

进入官场后的另一个思维定式就是迷信武力。汉刘邦与其臣下有“马（背）上打天下”和“不能马上治天下”的议论。皇帝们认为江山是用武力夺取的，失掉江山也归纠于武力的失当。实际上武力只能治标于一时，人心向背才是兴亡的真正原因。认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皇帝是少数。清末镇压了戊戌变法，失去了挽救自身的最后一次机会。慈禧后来实行新政，远远远超过康、梁维新之内容，但是晚了！人心已经倒向孙中山。

当前一些地方官员继承了迷信武力的思维定式。“老百姓算个啥？禁不住一顿大棒子，就乖乖地办理搬迁手续，一下子全搬走了。”自称拆迁市长的人从武力中尝到了甜头。

以上种种心态和和思维是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是耳濡目染的结果。具有极强的稳固性一位工人对其工段长背后发牢骚：“旧社会地主资本家怎么样对待他，他就怎么对待我们工人。”

表现在政治、经济模式、分配观念、思想方法、心理素质等小生产意识不但是过去多次错过经济起飞的根源，也将成为今后复兴大业进程中的绊脚石。远景虽然光明，路程却是艰难得很哪！

七、要有耐心，给中央以时间

从发展情况来看，中国是有希望的。中央提出的大政方针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关注弱势群体-----等都是符合民意的，也是符社会发展规律的。在执行方面由于受到各种干扰，特别是即得利益者和小生产意识的干扰，还不能尽如人意。由于历史和现实积累的问题成堆，需要分出轻重缓急，要在保证稳定的前提下逐步解决，齐推并进的作法可能要出乱子。因此要给中央政府以时间，耐心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对于不遵守国家法律的权势者的胡作非为也要抗争，按照法律程序走理性维权之路，不能凡事忍让，忍到极限后又可能走向暴力极端。中央的政策、法律开路撑腰，人民群众据理维权抗争，两头夹击，才能慢慢管住权势者的不法行为。专家们的进言献策，民众的理性维权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中央与民众齐心协力，走渐进式发展推进民主的道路，一定会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的。

本人的看法、事件叙述可能有失实之处，望广大网友批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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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不能充分反应民意，导致执行力下降

古今中外的政府，处理政务的过程相同之处在：

几个部门官员（如商务部，建设部……）提出议案，把工作中的难题，需要其它部门配合的工作提出来，由领导组织对议案进行讨论，经过相关部门一致同意后付诸实施。在实施的过程中又在“下一个层面”重复这一过程……

不相同之处在：

1, 缺乏执行力的政府没有“充分的政务公开” （特别是县市这样的执行层）， “充分的政务公开”不仅可以在决策前后充分地了解民意，也让民众有所准备，取得更好的施政效果。

2, 缺乏执行力的政府，此类过程往往缺乏讨论，因难以量化追踪进度，大家似乎也不用为结果负责，所以也讨论不出太多有用的结果。会议结束时，离席的人对执行方案没有投入感。偷工减料执行的结果可说是注定的。

“充分的政务公开＋问责制＋追踪进度”提升“执行力”

从上面的流程中发现，官员对施政方案“缺乏讨论和投入，并敢偷工减料地实施”，主要源于“没有充分的政务公开”，“不用为结果负责”，“难以量化追踪进度”。

1,“政务公开”一直就有，只是远不够充分。美国的大选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举国对未来五年的重要问题展开大讨论，详细到具体的“人员、策略、实施”等各关键流程。大选的结果也是民意对“政务”的选择，也为后期按部就班地执行提供“民意”依据。

2,关于“问责制”，其实做官哪能免责呢？可由于政府部门权利交叉，相互制约，使大部分的岗位责任“难以量化地追踪进度”，并且施政效果显现往往有“滞后效应”，这就让“责任”更难以分辨。再加上决策和施政的不透明，导致“问责制”难以实施，同时官场也腐败普遍滋生。

3, “我们一直在努力，可是大部分时候我们找不到努力的方向”。

幸运的是，近代经济学，政务管理学，统计学，信息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GDP为代表的统计方式，原本标准不一的民生问题得以量化，为“问责制”提供了相对可靠的追踪进度数据。如今，这些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GNP和“绿色GDP的概念”。（如果毛时代，就懂得了“绿色GDP的”估计也不会荒废建国初那失去的三十年。）

既然“政务公开”，“问责制”原来就有，“追踪进度”又有了可靠的数据和判断方法。为什么我们政府竞争力还是远低于其它国家？――原因只有一个， “追踪进度”没有量化到政府每一个流程，“充分的政务公开”和“问责制”也没有有力地执行到政务的每一个流程。背后的原因是，这会冲击到某些人的既得利益。

执行的三项核心流程：人员流程、策略流程、施政流程。

“问责制＋追踪进度”需要完善和落实的三项核心流程：人员流程、策略流程、施政流程。这也是提升和保持“执行力”的重心所在。

政府所要执行的重要事项，必须在一些重要流程中决定。执行力良好的政府对此莫不采取严谨、认真而深入的态度，甚至为此谩骂，大打出手（相反，在中国的那么多生命死于“人祸”，可相关的官员却平静得令人可怕）。

哪个部门该做哪项工作，该如何考核与管理？策略的执行需要哪些人力、技术和财务资源？两年后，当策略迈入下一阶段时，组织是否仍具备上述各项资源？策略是否能达到应有的水准？策略可否分割为较易推动的几个方案？参与流程的相关人员会就这些问题进行争辩，努力发掘真实情况，并达成具体务实的结论。每个人都明白自己有责任完成工作，同时也承诺要负起这样的责任。

这三种流程彼此紧密联结，而不是各部门各行其是。其中又以“选人的流程”为最高优先级的。

“人员的挑选与升迁”应参考“策略”与“施政“结果，并与推荐人考核挂钩；“策略流程”运行好坏把“施政”现实纳入考量，影响责任人的升迁；“施政流程”也要参考“策略目标”以及“人力水准”。

最要紧的是，领导人及其领导团队要能深度投入这二项流程，因为他们才是这些流程的负责人，并借助媒体等力量进行监督把关和充分沟通，缓和“失去某些的既得利益者”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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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老子说：“治大国犹如烹小鲜”。

治理国家的原则，确实象“烹小鲜”一样简单：以公平，公正，公开的制度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这既是中国上下一致的共识，也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政府也逐步开始“明确界定国家、社会、市场和其它社会系统。”（摘自刘涛的《中国崛起策十八：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界限》），可有法不依，有令不行的政府机构中，法律政令往往成了摆设。

明哲保身的官场文化又使很多法律迟迟不能制定，瞻前顾后，不敢拿既得利益者开刀，执行中更是绕道而行……整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在“剥除自身的腐肉”前完全丧失了“执行力”，成了一群“跳不出加热的温水中的青蛙”。

提升政府“执行力”是中国崛起的关键

政府的决策无法贯彻，进度未能切实追踪监督，承诺未能实现时。人们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求答案，不仅调查发达国家是如何做到的，还在国家的结构、制度或文化中找寻解答。罕有人领悟到是政府“执行力”的问题。

如贪污腐败的违法性质，可谓人尽皆知，人人喊打。可为什么还知法犯法呢？因为当事人认为公检法现今的执行能力，其逍遥法外的概率很大，或其保护伞的权利凌驾与公检法之上。

又如医疗制度改革。“药品招标制度，医药分离”等政策可谓抓到了关键。可是执行下去又变味了。还有现今越调越涨的房价调控……

很多政策的执行起来不仅大打折扣，甚至连政府信用也透支了。于是呼，原本可以一步到位的制度，政府只能选择更加中庸的策略，耗费更多的精力，更长的时间，分阶段地施政……尽管方向是正确的，却只能步履蹒跚地前进。

有法不依的现状下“好的结构、制度”不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药。耽误之急，如何打造一个齐心协力，言行一致，敢于接受人民监督的政府，才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难题。有“执行力”的政府，“好的国家结构、制度”还不是时间问题。

现今教育、医疗、金融领域的问题虽然错综复杂，但都无外乎这三种问题：

1. 用人不当的问题（用错人，步步错），
2. 决策不当的问题（很多策略漏洞明显，连外行人都看得出决策被人操纵），
3. 施政过程中的漏洞和缺位（如：医药审批腐败这么多年了，药监局却充耳不闻）。

因为这三类问题的存在，政府像喝醉了的猴子，明明看着“桃子”触手可及，却怎么跳也摘不到。

总之，“合谐社会”这一远大理想，要同做好当前的每一项具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如何建设一个具能团结广大群众的，有执行力的政府”已经成为中国崛起最大的挑战。

一定要解决的动力问题

对中国的改革动力问题，弗里德曼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确实，对于没有政党威胁的执政党来说，主动“剥除自身的腐肉、毒瘤”，成为“跳出温水的青蛙”，似乎是难以解释的。可动力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否则一切中国崛起策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这里我只能臆测了，我认为这动力可能来源于这三个方面。

1. 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崛起，需要强大政府支撑。

有识之士都有这个共识。经济基础决定上乘建筑，而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唯有依赖股份制和民营企业。随着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既需要强大政府为其支撑，更需要法律明确划出国家、社会和经济，为其保驾护航。

特别是股份制和民营企业的草根性，注定了其将成为最天然的“社会中间层”。出于维护国家国际竞争力，政府必然要积极呵护股份制和民营企业的利益。而企业也会迫切要求“法律明确划出国家、社会和经济之间的边界和权力范围”。因为企业是相当脆弱的，既无法承受政府的“权利寻租”，也无法承受无尽的社会责任。

随着股份制和民营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必然承担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口，政府更会把为“股份制和民营企业”解决问题，作为集中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的关键……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从此形成

2. 大众对媒体资源（特别是现今的网络媒体）的有效掌握。

所有发达国家的监督机制里都少不了“高度发达的，能代表大众良心的媒体监督”，在中国，由于政府的长期控制，这一直是难以逾越的坎。

九十年代的新技术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机会－－高速发展的Internet网络媒体。Internet的高速普及，其无级的信息量，以及前所未有的互动性，使网络已经成为中国最强势的，也最能代表大众良心的媒体。

如今，网络技术的发展还没有到头的迹象，更不用说找到有效的控制方法。

3. 儒家文化和英明的领导人（其实指的是领导团队）。

爱因斯坦说：“群众的才能和品格，较之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才智和品格来，是无比地低下。”

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出现更能运作政治资源的，更有开拓精神“邓小平、胡耀邦”，绝对是中国崛起的一剂强心剂。

即便在美国――民主高度发达，在权利严格受到监督和限制的国家，决策者的力量依然影响着国家的走向。想想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他们的成就，他们的精神影响的不仅是美国，也影响了整个世界。（我是反感个人崇拜的！）

更何况，在只有单一政党，民众普遍对国家有较强的信任感和依赖感的中国。决策者还拥有很长的任期，决策者的能力和素质，更是对国家发展的走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这个因素可能有太大的变数，这就不得不提“追求人性向上，持善固执”的儒家文化了。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历史上还是出现了不少励精图治的皇帝。这一点是很值得期待的。

结合现今的时事：胡温的是值得期待的一代领导人。

胡温注定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而且已经显露出英明领导人的端倪。

1. 由于邓小平的安排，胡温基本是顺利接过了政权（没有用太血腥的方式），特别是胡的长时间常委任期（这是江泽民所不具备的），相信在中央核心层打好了一定的政治基础。
2. 60年后的今天，老革命的已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腾挪出了广阔的政治资源（这是邓小平、江泽民所不具备的）。当然腾挪出的政治资源是否会被党内的阻力势力所占据，那就要看胡温的能力了。
3. 胡温之年轻应是其最大的优势（这也是邓小平、江泽民所不具备的）。

至于胡温如何已经显露出英明的端倪，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记下一些感想

看到刘博士的文章和热心人的讨论，我最大热心的感想是——“可悲”。

一“可悲”真正致力于全面探求解决中国问题，追求真理的的人越来越少了。大部分都是一鳞半爪的时事分析——博士的文章为这十年来所见最为系统，最为深刻的。

二“可悲”政府智囊团的愚昧或明哲保身。一个博士，就可以把这么多具体的策略考虑得这么清楚。中国那么多社会学教授，智囊团，究竟是被禁锢了思想，还是有口难言。

三“可悲”中国的选人机制。现今政府的用人机制，博士这样的人是无法进入政府智囊团的。这可悲的用人制度，不知让我们的国家付出了多少的代价。

希望，这些思想能普及到每一个对此有困惑的人群中去，形成共识，加速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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