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山呼海啸之势，美欧日韩等经济体纷纷陷入经济危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门槛国家则濒临国家破产的局面，在IMF援助计划上的国家名单越来越长。生活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虽然中国相对来说情况不如其它国家那么严峻，但是中美经济共生的特质必将反映到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体。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中国经济奇迹的龙头，由于经济模式高度外生的特征，这些地区已经面临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一些纺织厂、服装厂和玩具厂纷纷倒闭，一些企业主带着欠薪离开中国，某些还是外商例如韩商，被拖欠工资的工人不仅无法索要回欠薪，而且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面临威胁，社会紧张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已经初见端倪。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美欧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国外的订单将大幅度减少，对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地区将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另外一方面，中国内需迟迟没有能够充分开发出来，从外向驱动型经济模式转型到内需驱动型模式，也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在可预见的2009的经济寒流袭来之前，在某些经济和社会危机可以被我们提前进行预测和发出预警之际，我们应该赶紧作好哪些最紧迫的工作？

在《中国崛起策三十七》中笔者已经详细介绍了建立全国统一的失业保险对于提升内需，保护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和防范社会危机的根本重要意义，可以说，在特殊阶段，失业保险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医疗保险和社会住房等攸关民生和内需的重大议题，是我们在接下来一到两年必须抓紧完成的重要任务。这里笔者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1. 我国已经建立失业保险的基本制度框架，现在要紧的是建立法定的、强制的、义务参加的全国性失业保险制度，可以通过全国人民大会进行失业保险的全国立法以加强失业保险的法律权威。一旦通过立法建立法律规范，不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就是触犯我国法律，因此这将极大提高失业保险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同时失业保险不再是地方法律和法规，而是全国性的法律，这样法律位阶的提高将极大促进失业保险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起来。

2. 法律必须通过我国立法机关的讨论和批准，而在社会保障领域，国务院也具有通过行政法规和条例的权限。因此在新的法律产生之前，我国可以参照国务院1998年已经通过的《失业保险条例》发出行政命令，规定在某个期限之前全国各种所以制企业，无论是何种形式，例如国有、集体、私营、乡镇、合资，外商独资等，也无论是何种规模的企业（包括各类大中小型企业），都无法回避我国已经通过的《失业保险条例》和《劳动合同法》，必须一视同仁地参加全国性失业保险，不能有任何例外和特权。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上的所有企业，按法律规定向国家纳税的，都必须参加国家强制实施的失业保险，违反失业保险义务将受到法律制裁。

3. 根据新的截止日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任何雇员，凡是具有雇佣关系都必须签署劳动合同，都必须自动被纳入国家失业保险的劳动保护范围。任何就业人员都具有缴纳保费的义务，同时在符合失业金领取资格的条件下，享有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权利。这样的权利是可诉的，是受正当司法程序保护的，当就业人员失业时，该项应得权利被拒绝支付的时候，必须受到我国司法制度的法律保护。

4 . 我国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中，失业保险的保费定在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3%左右，其中雇员支付1%，雇主支付2%，对比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我国的失业保险费率相较于我国国情基本比较合适。考虑到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经济景气度的影响，特别是考虑到出口导向地区结构性失业将大幅度上涨的情况，有必要将现行费率略微上调，比如失业保险费率可以上调到3.5—4%，其中雇员支付1.5%，雇主支付2—2.5%。由于失业保险在理论上是针对每一个就业者都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的职业保护，因此适度微调雇员缴纳的保险费也是合理的。而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保费可以采取定期调节的机制，在经济不景气或是面临高失业率的时候，失业保险费率根据精算略微向上浮动，当经济进入新的景气循环的时候，失业保险费率向下浮动。

5. 我国现行失业保险制度与其它社会保险项目如养老保险一样，统筹水平非常低，这反映的是较低的防范风险的共同体和较低的共同抵御风险的能力。事实上，低统筹水平是与我国1990年经济放权和税收放权的模式相适应的，各地取得了社会保险费用在较低行政级别区域中操作运行的权力，这样社会保险的基本含义和基本防范风险的能力远远没有体现出来，各地千差万别的社会保障模式和原子化、碎片化的地方社保使得各个区域不愿与其它区域实现更高范围的基金共同调配和防御，这不仅削弱了我国社会保障的防御能力和团结能力，也削弱了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动员能力，造成了各个地方社保各自为政和地方保护主义，这对于建立全国大市场和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是非常不利的。一旦某位公民从甲省迁移到乙省工作，就立即面临社会保障制度在两地差别带来的巨大困境。因此低水平的统筹不仅不能实现全国范围内的风险防范，也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的合理流动。

联想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有效的行政动员力量，（尽管这样的行政力量最终严重扭曲了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并扭曲了各种价格生产要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事实上我国就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保全国统筹。根据当时的规定，各个企业的工会统一按照工人的收入收取社会保障费，其中70%用于本企业的社会福利支出，30%上缴全国总工会，由全国总工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保障资金的调配。这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全国社会保护的统筹。今天由于社会保险的权限下放到地方微观层次，因而已经形成利益重重、各自为政的利益架构，各个地区都不原意将社保基金向上一级递解，因此有学者预测中国需要一个漫长的时代来实现社会保障的逐步向上提高统筹层次，从县到市、到省市自治区再向全国慢慢过渡，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打破地域和区域的分割，真正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制度。

当前，失业保险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关系到未来两年中国社会基本稳定和国家安全，时代呼唤强有力的改革措施，通过强有力的动员，在较短的时间内直接跳过从县到市、到省市自治区再到全国的缓慢过渡，直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失业保险统筹和社会保险统筹。时不我待，为了中国整体利益计，为了整个国家长治久安计，中国需要强有力的制度跟进，需要中央政府打破区域社保分割的坚定果敢，一举突破失业保险领域的重重利益分割局面和社保“散兵游勇”的局面，建立失业保险的全国统筹。失业保险的全国统筹完全可以采取这样的模式：因为各地社保机构是失业保险待遇直接支付者，因此地方社会保障部门可以按百分比保留大部分基金，其中一部分上缴中央社会保障部门（比如20%），通过全国各省市的按比例上缴中央劳动和社保部门，将积累庞大的全国统一调配基金，这样中央政府就具有了可观的力量对付区域严重经济危机和失业危机。

6. 实现了全国统筹、全国风险共济局面的失业保险，才真正具备了全国社保转移支付的能力，在丰年的时候（经济高速增长，失业率大幅度降低），失业保险基金可以得到充分的结余积累，在不景气的年份（遭遇经济危机，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失业保险基金则会增加待遇支付，不同区域在面临结构性失业浪潮的时候（比如东北老工业区国有企业改制和当前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面临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时候），才有可能借助整个国家雄厚的力量和失业保险资金的全国性积累来抵御区域面临的困境和风险。如果真正能够做到全国各个企业全部被纳入社保体系，那么资金积累的总量是非常惊人的，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份，不同区域因为产业结构不同以及积累能力的差别，也可以充分做到以有余补不足。如果真的遭遇到许多区域同时发生经济和失业危机、国家失业保险基金的支付出现困难时，那么国家可以动用财政收入再进行补差，以保国家稳定的大局。

7. 在新型的全国性的失业保险中，农民工最终取得了同城市就业人员平等的社会福利权和公民权，任何职业关系和雇佣关系都按照法定义务自动被纳入全国失业保险体系，因此按照户籍和身份不同来确定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做法将得到彻底的纠正。农民工全面加入全国失业保险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增缴了失业保险费用，而且也受到国家劳动用工法律的保护，以此可以为稳定农民工对未来的预期、保护农民工群体和福利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8. 在面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时，珠江和长江三角洲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大量工人失业的现象，而其中大多数人是进城务工人员。许多农民工在具有高度危险环境和低度社会保护的场所工作，大多数人薪水很低，而且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相当一部分群体甚至连劳动用工合同都没有，而且很多工厂长期欠薪不发。这是我们制度对于这部分社会群体——与我们具有完全相同公民权身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制度性亏欠，如今某些厂家倒闭，部分企业主一走了之。被欠薪的农民工是一个不幸的群体，当这个群体集体感觉到社会不公或是社会剥夺感的时候，成群结队的欠薪群体在大众集合和运动中就难免走向焦虑、绝望和愤怒，个别人群中间由于感到冤屈还容易产生反社会的心理，尤其是在汹涌的劳工人潮聚集讨薪时，社会中就会暗藏危机爆发的能量，民众的不满情绪就极有可能在大众运动中口耳相传，迅速扩散。对于这样的能量一定要善加疏导，小心预防，特别是找出事情根源。在大多数情况下，劳工结集并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是为了基本的生存，特别是为了个人的薪水和个人福利，我们的体制只有能够效疏通这样的社会情绪并提供制度化的解决方式，才能防止讨薪危机转化成为社会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

在很多情况下，农民工集合讨薪的时候，一些县市政府为了保持稳定，由地方政府垫上薪水以求保得一方社会稳定。其实只要我们有了健全的失业保险制度，进城务工人员就不会产生绝望的被剥夺感，因为哪怕薪水未发或是业主溜走，只要按照法定程序能够申请到失业保险，民众就会有一种稳定的感觉和安全保障感，而这样的稳定和安全保障感只能通过国家的失业保险制度才能提供。如果民众按照法定渠道能够顺利得到一段时期的失业保险金的话，那么社会根本的稳定环境就创造出来了，因为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的愤怒和绝望无非是因为货币收入的突然中断而产生的不公正的感觉和强烈的不安全感，通过失业保险金以及随之而来的职业介绍所系统协助介绍工作，并通过国家的免费职业培训，都可以有效地提供公民的稳定感、安全感和对未来的期望和信任，从而有效地消除剥夺感，并协助农民工再度进入就业市场。

失业保险不仅提供社会保险的安全稳定，还为社会履行了稳定全局的功能，并最终可以通过广泛的再就业措施促进就业。

9. 由于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障，甚至没有签署劳动合同，因此按照我国既有的《失业保险条例》以及国际惯例，失业的农民工将无法获得申请失业保险的资格，因为失业保险既然是保险，当然也必须强调“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既然要获得这样的权利，就必须之前缴纳保费，我国的规定是参照的世界惯例，也就是必须至少缴纳保费一年才能获得申请失业保险的资格。其中缴纳一年到五年的，可获得失业保险金的最长期限为十二个月，缴纳保险费五到十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最长的是十八个月，累计缴费十年以上的，则领取失业保险金最长的为二十四个月。本来我国的规定是基本到位和合理的，但是由于我们的制度一开始就没有给予社会保障以足够重视，尤其是制度安排中实质上是将农民工排除在外的，因此表面的公平实质上是不公平，我们的制度对进城务工人员有“初始亏欠”和起点不平等的问题。

在经济危机的大幅度冲击来临前我们正好可以扭转起点带来的不平等，扩大内需市场。笔者提倡一种“非雇员责任”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假定我国的法律是保障平等公民权的，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起点没有实现平等，那么我们现在就填平这样的赤字。笔者建议：在可能严重遭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地区如珠三角和长三角部分外向型经济城市，任何雇员无论有无缴纳保费，只要可以证明有用工关系至少达到一年，而现在因为非本人的原因面临失业的时候，均有资格申请失业保险金。

一般我国按照国际惯例规定，就业人员失业后必须持有劳动合同和解雇文书以及解除就业关系的证明，到地方社保机构申请失业保险金。而我国情况则相当复杂，一是某些从业人员有劳动合同，也有解聘文件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过去是否缴纳保费，建议我国失业保险体系都给予失业保险金，以弥补过去制度缺乏带来的不平等和社会鸿沟；二是失业人员有劳动合同，但是由于企业主一走了之，无法开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这样的情况下当地社会保险机构可以经由专门经办人员核实企业是否已经倒闭，如果一切属实，那么失业人员也可以获得失业保险金；三是工人从开始就业就未签署劳动合同，但是现在被解职，具有解除劳动关系文件，那么只要工厂还在，可以要求工厂出具证明工作的起始时间，地方社保机构可以通过核实相应发放失业保险金；第四种情况最棘手，工人从开始工作就没有签署劳动合同，现在工厂倒闭，企业主已经“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由两名同事进行证明，并在公证处公证，负有法律责任，主要是证明工作的开始时间，而企业的倒闭则可以由社保机构自行核实。

总之由于中国制度起点的“自由”和随意的特征，造成了今天具体情况的高度复杂。由于我们过去制度亏欠进城务工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太多，由于制度性的排斥造成了制度性的不平等，今天在危机来临时我们也只有通过制度性的补偿来解除危机，填平鸿沟，因此特殊阶段实施特殊政策，特事特办，在特定阶段放宽失业保险金的给付，把雇员没有参加社会保障的责任不单单看成是雇员的责任，而是社会整体的责任和国家法治规范和监管的缺失。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雇佣关系超过一年，而非本人意愿而被解雇，均获得失业保险金的资格。随着中国社会保障法治化和制度化的进程，这样的特殊制度终究会消失。而今天实施这样的制度，并不是一种恩赐，而是一种“应得权利补偿”，今天的中国日益依赖八亿农民和一亿五千万农民工的消费，他们生活拮据困顿，中国就难以摆脱内需危机，援助他们不仅是应该的，更是整体中国崛起的关键性因素。

10. 我国可以模仿德国建立起多支柱保护弱势群体的体系，也分为失业保险金、失业救济金和社会救济金三阶段。在就业人员失业后，符合领取资格条件者按月领取较高给付水平的失业保险金，失业保险金终止后，领取水平略微降低的失业救济金，在领取失业救济金阶段，社保机构和社会职业救助中心提供广泛的职业训练和再就业培训，如果依然没有找到工作，最终领取最低标准、但是必须保障居民最基本、符合人道尊严和人格尊严的社会救济金。我国目前在城市和农村已经广泛建立起来的低保制度，基本已经担当了社会救济金的功能，但前面两大功能还相当薄弱。

11. 在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的阶段，地方政府都非常积极投入转岗培训和再就业服务之中，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改制关系到大量国企职工的生存，也关系到社会基本稳定，因此政府较为重视。而这次经济危机来临之前，大量的失业人员都不是有城市户口的城市职工，而是以农民工为主，因此在管理上往往不属于地方政府核心任务，加上农民工流动的特性，使得地方政府恐怕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投入到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之中去。因此我建议将保护农民工，提升他们的生活、福利和社会保障，特别是保护他们进入再就业领域，采取广泛的农民工就业培训措施等均列入对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之中。只有这样，农民工的福利才不会在经济寒流袭来之前遭到严重折损，从而带来损害中国经济整体消费需求的不良后果。

12. 考虑到许多企业依然是以出口导向为基础的，短时间内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到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也不太可能，许多企业的确在生死线上挣扎。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结构性矛盾，为了提升内需，保持良性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社会福利，但是社会保障费用的增加在短时期内又会加重许多出口导向型企业的负担。因此在特殊的转型阶段可以考虑兼顾民众和企业的措施，既要坚定不移地走转型之路，提高国内需求和社会福利，同时对困难企业进行免税和优惠等措施，对于过去没有参加社会保险或是拖欠社会保险费用的企业在新时代虽然要依法严格监管，但同时可以考虑发放给企业特殊低息贷款，使得企业可以渡过难关，，同时严格按照法律缴纳社保费用，等到经济景气循环和大经济环境发生根本变化后，再实行分期还贷。

13. 建议在特殊的发展阶段——世界经济危机、美国需求下降和中国艰难转型的时期，国家运用庞大的财政收入建立专项的、针对出口导向地区的特殊基金和特别贷款基金，对于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和地方社会保险的缺口由国家的宏观财政支持来缓解某些受到经济危机严重影响地区的困境，中央政府的强势介入是帮助地方解困，实现经济逐步转型的关键，中央的转移支付是为了保住中国经济奇迹的发源地，促进这些地区向更高产业链条的迈进。

14. 国家实现更加科学的数字化管理，对全国失业人数和各地区失业人数进行分门别类地科学估算和预测，并且发布每年和每季度的失业人数估算，不仅仅是在国家社保机构进行正式登记的人群进行统计，更应该将广大进城务工群体纳入统计范围，也就是学者估算的隐性失业也必须体现到科学的数目字管理之中。在科学统计、预测和科学数据的基础之上实现科学的评估，能够根据经济景气指数预测失业人数可能发生的变化，能够根据各地不同的产业结构和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对失业进行比较准确的预测，从而达到科学管理的目的。现在的问题是学者无法得到准确的数据，国家统计局也无法提供完全准确的失业统计和隐性失业的数据，缺乏这样的科学数据，很多情况下就像是“瞎子摸象”，各说各话，要实现可控制管理和科学预测相当困难。国家应该进一步放开对失业的统计和研究，这里并不存在着什么秘密，而是一种公开化的量化研究和科学管理，数据越清晰，情况越清楚，我国各式各样的研究队伍就越有能力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和合作，将失业问题研究透彻，并可以对国家提供有效建言，以保国家长治久安。

15. 国家采取危机预警机制和危机调控机制，对于可能出现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带来的就业形势的变化，从而可能诱发哪些社会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进行中长期的研究和预测，同时采取相应的措施防范社会危机的发生，或是制定详细计划应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广泛进行实际调查，广泛进行抽样访谈，广泛在社会各个阶层了解民意民情走向，广泛进行对社会形势走向的推演和演绎，从而制定社会综合治理和危机防范措施。比如世界众多经济预测机构都预测明年是全球经济衰退的一年，这对我国经济景气以及就业形势和失业形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明年是建国六十周年，距离1989也已经有二十年，失业率的激增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情绪和社会波动？是否会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团体利用中国的危机期，来达到或极左、或极右的一些目的，从而导引失业危机和经济危机转化成一场政治危机？是否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团体会利用这样的局面，来实行对民意的利用和煽动从而达到民粹主义的目的或是危及中国当前的宪政结构体制？如果存在这样危机的可能性，为中国改革开放计，为民族复兴大业计，为中国崛起的事业计，我们该怎样来防范可能会产生的社会危机？我们该怎样的理性通过制度建设来消弭各种影响安定团结的、来自极左或极右的不利因素？中国理性的知识分子应该一起思考，一起冷静的进行考察，同时决策者应该树立危机意识，防患于未然，为改革开放和中国崛起这艘巨轮保好驾、护好航。

16.特殊阶段放宽失业保险金的措施可以先从经济危机比较严重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受打击最重的城市开始实施，然后以点到面的扩展到其它各省市。我国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工作人员应该根据农民工流动的特性探索制度创新，如何在人口流动较高的情况下转移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积累起来的社会保险资格权益，保证农民工在跨省市流动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取得之前已经积累的福利待遇。

通过以上分析探讨了失业保险对于未来中国崛起大业的深远意义，有些事情急不得，需要渐进，比如政治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千万不能突进，在很多复杂的社会变量和很多难以预测的风险因素没有完全通盘考虑清楚的时候，我们只能一步步来；而有的领域则是慢不得，比如失业保险和其它社会保障领域，比如法治国家的进程和宪政建设，我们丝毫不能松懈，必须抓紧时间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二

1929到1934年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一场空前经济危机的时候，由于奉行自由主义和国家绝对不干预的教条，主要西方国家先后错失了国家进行必要救助和干预的良机，让危机升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资本主义世界在更新中探索出扩大社会福利、扩大国家干预和扩大国家公共支出和货币供给量的新政。人们慢慢认识到单纯依靠自由市场是不足的，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救助和干预。坐视人们失业、饥饿和死亡是错误的，这不仅消磨着人们对一个制度的信心和合法信念，更使得资本主义的存在面临合法性危机。慢慢人们认识到了，通过国家救助挽救穷人就是在挽救一个制度，就是在挽救一整套体系和信念。是的，我们离不开市场经济，但是我们需要人性化的市场经济，需要有道德的市场经济，需要关怀穷人的市场经济。罗斯福新政开启了资本主义一个新纪元，也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凯恩斯的国家介入思想开始成为新的信念。

在1929年到1934年这个关键历史阶段，我们容易忽视两个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对于我们今天的充分启示，这就是德国和英国。在两国面临空前的经济危机和失业狂潮的时候，德国——这个历史上开启社会保障制度先河的国家退却了，国家害怕失业浪潮，国家害怕承担自己的责任和重担，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一个年轻的民主政体——魏玛共和国犯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性错误，国家退却了，制度退却了，国家极力将失业保险的责任推卸到联邦各州，各州又继续下推到各市县和社区中去，导致失业保险体制严重倒退，各个地方政府财政严重入不敷出，失业大军汹涌成潮流，严重危害了社会稳定，最后是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纳粹党上台，而纳粹党一个动人的民粹主义的口号恰恰是——消灭失业。而另外一个一向以“自由主义”和国家不干预而著称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代表国家——英国，则反其道而行之，大量扩张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调控能力，将本来是散乱的、地区化的失业保险制度建立成为一个全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国家不仅没有在失业浪潮前怯阵败退，反而是迎难而上，加强中央政府管理的效能，扩大国家管理和调控危机的能力，尤为重要的是英国的国家力量在关键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关键的强势转变，国家一举将失业保险变成一种覆盖全体国民的全国性制度，国家承担起了巨大的责任和重担，却帮助这个岛国顺利渡过了经济危机最艰难的时期，迎来了经济的复兴。两个不同的欧洲国家，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命运。

熟悉那段欧洲历史的民众会了解到，当时的德国和英国都是西方定义的民主政体，但魏玛共和国是一个国家动员力量弱小以及国家制度功能不断削弱的国家，而英国虽然是一个传统的民主国家，但是当时的政府在采取全国性的失业保险制度时却是力排众议，采取的近乎是一种威权体制的、强有力的动员模式。一个是民主的，但却是低效的，弱功能的，政府效能低下的，一个也是民主的，但在关键时候却采取威权的手段建立起统一的保险制度，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

今天的中国吸取众多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在关键的历史阶段完成关键的历史任务，提高国家的效能和动员力量，完成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的全面建立这一重要历史任务，这里我们需要的是科学决策之后的强有力的决断和迈进，这当然不是“专制”，而是一种现代化初期经过科学探讨后、在法治基础上的强有力的行政动员。我们不需要的则是：再花一百年来讨论是否需要失业保险，是否需要全国性的社会保障，那样我们就会失去太多太多。科学和法治契约后是行政的有效性和决断性，是中央政府的果断措施，而魏玛式的民主再动听，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是孱弱无能的弱政府和弱中央无法有效管理社会，最终放出了一个可怕的魔鬼，将德意志推进了深渊，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刘涛 于德国比勒菲尔德2008年11月23日

© Liu Tao for 阅微堂, 2008. | 链接 | 92 条评论

目前，发端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已经逐渐扩散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危机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经济波及到第二世界的转轨经济体，而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恐怕是根本的生存危机。我国由于金融体制的管制和金融体系开放程度较低的特点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过度波及，另外由于我国国际收支中处于贸易顺差的地位，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成为对冲国际金融风险的重要利器，在国际上中国已经被视为为数不多的外汇资本结余的国家。然而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出口驱动型模式，由于内需市场发育缓慢，我国经济体呈现出外向型经济的特点，经济增长和驱动力高度依赖出口，特别是依赖于向欧美市场出口。由于美国和中国特殊的经济联动模式，一方面美国高度依赖中国的廉价商品和中国资本输入，另外一方面中国高度依赖美国内需市场和美国消费者的过度消费。中美在过去十年内共同拉动了世界经济，但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中国人储蓄结余世界第一，美国人消费世界第一，两大经济体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结构性缺陷。

而当金融危机逐渐波及到实体经济的时候，美国的负债消费模式就逐渐走到了尽头，美国人消费热情的巨降就势必影响到东亚经济体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即使不作任何实证分析，仅仅根据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和基本发展模式我们也完全可以预测到危机必将强劲地影响到中国出口，从而带来出口贸易额的大幅度下降。一般来说，从金融危机扩展到实体经济危机会有一个时间差，而从一国实体经济扩展到其它国家的实体经济也会出现一个时间差。比如从美国市场的消费需求下降到在中国的出口经济中逐步反映出来，中间应该有半年时间，毕竟产品订单早就已经发出，已经订购的产品是会被生产出来，并按计划销往欧美的。而在未来几个月中，经济订单会逐步下降，于是美欧经济危机带来的后果会逐渐反映在我们经济增长过程中。然而这次世界经济来势之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中国外向型经济出口集中的地区，经济发展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农民工在春节前提前开始返乡，异常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方向，工人讨薪引发的社会冲突，无一不向我们提前敲响了警钟，各种迹象向我们显示，金融危机转化成了实体经济危机，实体经济危机又转化成为出口经济危机，出口经济危机又转化成工厂倒闭潮危机，接着可能就是失业大军危机，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失业危机可能转化成为社会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对此我们不得不谨慎以对，同时应该未雨绸缪，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危机预防。

据国内各新闻媒体的报道，在广东珠江三角地区由于欧美贸易订单大幅度减少，港商投资的合俊玩具厂和俊领玩具厂的倒闭造成了近6500名工人失业，成为震撼当地的经济消息，而更多的台商、港商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有的已经倒闭，有的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将度过一个难以预测的经济寒冬。而苏南的纺织企业也面临倒闭潮，苏锡常一带本来是江苏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现在却面临许多纺织企业严重亏损的局面。这恰恰成为本次经济危机的一个缩影：本来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往往面临更严重的危机；本来是引领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龙头地区，现在却反过来成为经济发展形势空前严峻的地区。中国制造，曾经以出口导向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傲视全球，现在却面临着深刻的困惑，在前面是占据技术高端和具有核心技术的欧美日韩经济体，而在后面则是紧追不舍的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劳动力比中国更加便宜的经济体，它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向中国发起了追击，中国的产业方向究竟在哪里？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国内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我们应该如何加以预防，如何保护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和来之不易的局面，如何在中国崛起的关键历史阶段促进中国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防范一切可能出现的社会政治危机局面？

一

首先我们把眼光投向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美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欧盟经济体也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时日本韩国也面临经济危机，世界上所有发达经济体几乎都面临着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这恐怕是资本主义自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的首次。相比较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而言，本次经济危机的力度并不逊于上次，但是大多数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国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尽管从媒体报道中感觉到经济危机状况非常严重，电视里负面悲观的报道也不在少数，一些西方国家的核心产业比如轿车产业也深受打击，面临严重的融资和销售困境，新闻中报道失业的状况也不少，但是就整体而言，生活在西方社会中，并没有让人感觉到经济危机的恐惧，也没有出现人人谈经济危机而色变的现象。总体而言，与以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比，特别是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相比，人们没有感觉到普遍的恐慌，相反，根据一些民意调查，大多数人觉得国家制度还是稳定的，基本制度还是可信任的。那么这其间的基本原因，或是基本的秘密在哪里？我们能不能抓住其间的秘密为中国所用呢？

答案是“可以”。虽然人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分析西方社会或是工业化社会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但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却在于西方社会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中的失业保险制度在危机阶段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失业保险制度始于1902年的法国，之后在西方国家普遍扩散开来，并通过立法制度得到确立，成为社会保险制度中四大支柱制度之一（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事故保险）。失业保险制度是一项制度化的、对失业工人给予物质补偿和生活补助、以保障失业工人的基本生活条件和基本人道生存尊严的社会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在成熟的现代化国家中已经不再是国家的恩赐，而是公民的基本权力；失业保险制度也并非是一项可有可无的政策法令，而是通过国家基本法和社会法所制度化的基本社会安排和社会秩序。在国家法律约束下，所有企业，无论何种所有制形式，无论何种规模，无论何种赢利状况，无论处在国土上任何位置（省，州或邦等），都必须被强制纳入国家失业保险。法律强制性和义务性是失业保险制度的基本特征，失业保险与其它社会保险一样，是许多欧陆国家根据宪法精神而延伸出来的社会法典所明文确定的，因此体现的是国家基本法治精神的和对就业者的社会保护，不仅企业不能选择是否自愿参加或是退出失业保险，即使普通就业者也无法选择是否自愿参加或是不参加失业保险。作为宪法精神的体现，作为公民权的体现，作为社会法典的法律义务，“自愿”不“自愿”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任何自由必定是宪法下的自由，是法治规范下的自由，因为一旦企业或是公民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参加社会保险，那么许多就业人员一旦面临失业的时候，他们必定会因为失去货币来源而失去根本的行动自由。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核心机制是将人类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风险和沉浮“社会化”，大家结成命运共同体来抵御生活中的各种风险，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保险。它不同于“个人”保险，个人保险只能顾个人和家人，一旦个人和家人面临风险，那么举家都可能面临生存困境而无人救助；它也不同于“企业”保险，企业保险只能是企业内部的风险分配，一旦企业倒闭，那么企业内部所有员工都面临生存困境而无人救援；它更不同于“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只是按照赢利来精算出风险成本与收益，其立足点不在于保护公民和就业人员，而在于取得绩效和利润。社会保险在于保障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和生活稳定，为每个公民提供基本的符合人道尊严的生活，在于让每个公民免予饥饿、贫穷、恐惧和匮乏（美国总统罗斯福语），从而在宏观上促进社会的整体效益。

怎样才能真正实行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呢？首先必须通过国家宪法规定国家保障公民的生活安全和保障其符合基本人道尊严的生活。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民，就是国家在同人民签订社会契约，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心底才会真正认同国家，善尽人民的义务；二是国家必须通过专项法律来确定宪法精神，制定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各个领域的基本社会法和劳工法，将宪法的基本精神具体化和条文化，从而有效保障公民的社会人权。各项社会福利待遇不再是谁赐给公民的，而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力，这样的权力遭到侵犯的时候，公民必须依靠法律来维护自己的社会人权，保护自己的基本社会福利待遇，因此这样的权利是可诉的，是可以运用正当司法程序来捍卫的；三是根据宪法和法律，国境上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居民都必须被强制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为了人人得自由，就必须人人遵守法律，在法律和宪政下人们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社会保障也是一种社会契约，只有在国家的强制纳入和强制保护下，千千万万原子化的、碎片化的个体，千千万万的微观企业才能共同联合起来，结成命运共同体，运用共同缴纳的费用和资金来抵御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各种风险。这如同早期区隔分化的原始社会一样，人们逐渐认识到仅凭一人、一家无法抵御自然中各种风险，如猛兽的侵袭和自然灾害，为了抵御这些风险，人类必然从原子化的状态脱离出来，结成团体，结成命运共同体，结成社会，才能运用集体的力量抵御风险。现代社会保险正是这样的道理，因为每个人都会老，都会生病（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风险），每个人在工作中都可能受伤、可能会失业、可能会贫穷得无法生存（或然的、但是却无法预见的、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风险），因此人类需要从原子化的、各顾各的状态脱离出来，逐步结成较大的风险共同体，再发展成更大的风险共同体，最后在全国层面上结成全国的命运共同体，这才是社会保险的最高级形式。只有共同的风险基金和保险基金能够在整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合作、再分配和相互调剂，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抵御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各种风险。

因此社会保险是一种社会契约，它是建立在全国国民认同感、全国形成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的一项社会合同，每个公民和每个企业都有缴纳保险费用的义务，而每个公民也都有在需求的条件下获得社会福利待遇的权力。而个体缴纳的保险费用必须相互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基金积累，才能真正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使用。如果社保基金停留在一个企业里，那么就只是一个企业的企业保险，这样防范风险的功能是最低的；如果社保基金停留在一个县里，那么风险分担的层次提高了，但仅仅是一个县的“社保命运共同体”，一旦这个县整体发生严重危机，那么保障功能就很微弱了；如果社保基金停留在一个市里，那么风险分配和保障功能即使又有所提高，但依然是一个市内的“风险集合体”；当社保基金可以在一个省的范围运行调剂的时候，风险防御的范围才大大扩展，而只有当一个国家实现了全国范围内部的“社会保障共同体”的时候，一个国家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再分配，才能最大限度实现风险分配和调剂，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实现全国各个区域的风险调剂，国家也才真正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跨阶层、跨区域的社会再分配和转移支付，让贫困的地区不掉队，能够跟上国家整体发展的步伐，才能让最低收入阶层的公民不至于生活在基本的人道尊严标准之下。

历史经验发展充分证明了，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恰恰是一个民族国家建立和公民对国家认同感充分巩固的过程（De Swaan 1993）。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共同体，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集体防范生活风险和沉浮的共同体，也许我缴纳的保费自己没有用上，但间接支持了其他人；也许一个富裕地区缴纳的社会保障费用可能只有一部分用在了本地区，另外一部分转移支付到了其它地区，那为什么一位中产阶级人士或是一个富裕的省份还要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呢？答案是：仅仅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我们就是处在同一个命运共同体内部。为什么我们看到山西的童工，贵州的贫穷山区我们会感同身受，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掉泪，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内，因此我们会有强烈的情感。一位瑞典公民在失业的时候获得失业保险，在依然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可以领取社会救济金，为什么？因为他是瑞典公民，他享受瑞典宪法和法律给予的保护，他的人格和人道尊严因为他的瑞典公民权得到国家的基本保护。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民众才以自己的国家为豪，才深深将自己的认同感嵌入本国，内心深处热爱自己的国家。保护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国家，既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也会强烈塑造公民认同感意识，强烈塑造“我们”的意识，在“我们”中间是团结的、互助的，是相互有义务的，是相互紧密相连的，为什么德国富裕州的社保基金会大量转移支付到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或是德东各州，因为大家都是“德国人”，而德国人不会愿意将自己的社保基金和葡萄牙人的社保基金结合在一起形成调剂，为什么？因为葡萄牙并非“我们”，而是“他们”。由此可见社会保障起到了大大增强一个国家内部认同感的作用。

二

在谈到社会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的时候，很多情况下会产生一种误区，人们认为包括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是由国家财政（国家收取的税收）支付的，认为是国家出钱在搞社会保险。的确许多社会保障项目如城市低保、农村五保等社会救济项目的确是国家财政的投入，是国家出钱在搞福利。但是社会保险的基本内涵却是国家建立法律规范强制企业和个人缴纳保费，从“保费”这个词我们就看得出，其实国家原则上并没有财政投入，国家其实是在监管，特别是通过立法机关的立法后国家行政力量强制实施法律规范。而从社会保险的来源来看，其实主要是雇主和雇员双方按照一定工资比例的付费，社保基金的主要来源是个人和企业，同时通过保险费用在不同层次的积累和统筹形成大范围内的防范风险的社会保险基金，也就是笔者创造的“社会命运共同体”一词。从本质意义上来说，社会保险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责任和现代管治能力，也体现着现代化的效能。一个法治国家，一个具有强大管理能力的国家，既可能将社会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也可能做到不动用或是较少运用国家的财政费用。也就是说既可能不花国家的钱，又能促进社会的根本稳定，增强人民的消费能力和购买能力，极大地调动和刺激内需市场，可以说社保影响极其深远，作用极其重要，几乎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战略发展和根本命运。举个例子，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主要是雇主和雇员平均分担，当养老金和医疗费用不够的时候，国家财政才介入，补足不够的部分，这就是社会保险中有名的“三方分担风险机制”。但我们看德国战后的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国家对养老基金没有给予任何财政上的支持。通常来说，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养老金积累已经可以自主运营支付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只是最近十几年来，随着人口结构老化的加速，养老金全国范围内的积累开始入不敷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的财政才介入投入到不足的部分。而德国的工伤保险基金方面是由雇主一方付费，全国范围内工伤保险基金年年节余，现在累计结余已经达到数十亿欧元之多，国家一分钱不出，只需要监督好每个企业参加工伤保险既可。

因此笔者再次强调，社会保险甚至于社会保障主要不是财政的问题，而是国家根本意志问题；不是国家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国家愿不愿的问题，是国家有没有扩展现代化管理能力，并下定决心让全国各个企业纳入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保障机制的问题，是下定决心让社会保障基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转移支付和风险调剂的问题。一个有决心、有效能、又有强大动员能力的政府就能够建成社会保险制度，只要其有这样的意愿，并且通过宪法确定社会权并认同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是国家根本制度，就能建立这样的制度，就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建立一个真正可持续的、面向未来的市场经济制度。一个分裂的、动荡的、政府弱小无力的国家是不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全国社会保险制度，一个虽然有动员效能，但是没有认识到社会福利对国家根本战略意义或是没有意愿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哪怕财政收入再多也不会去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从国际对比经验来看，可以非常有效地证明笔者的观点。在工业化国家中，除了瑞典在失业保险制度中采取的是由雇员缴纳保险费用，西班牙采取的是由雇主缴纳保险费用，而其余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采取的都是雇员和雇主共同缴纳保险费用，也就是说，就业人员和企业按照一定比例缴纳保费是国际惯例，只有在失业保险费用不足以支付失业待遇的时候，国家财政才介入补足差额，也就是国家的财政只是起兜底作用，民众和雇主自己缴纳的保费才是失业保险的主要财政来源。 德国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用2006年以前占工人工资的6.5%，同时采取雇主雇员平摊的机制，也就是每方各缴纳3.25%，２００８年失业保险费用下降到工资额的３.３％。其它一些国家根据各国的情况确定失业保险费用的高低，从3%到7%不等，失业率高的国家会调高保险费用，失业率低的国家会采取较低的失业费用（Schmid 2002）。从失业保险领取的条件来看，各国都对失业保险作了严密的界定，失业保险领取者必须是工作了一段时间才有资格申请失业保险，而且必须是在非本人原因和意愿的状况下失业的才能申请失业保险金，而且申请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必须在过去规定的时间内缴纳失业保险费用才能获得相应权益，以符合“权利和义务”相对等的原则。比如在德国和丹麦，规定申请失业保险金的人士必须在过去三年以来至少缴纳了12个月的保费才可以获得申请资格，其它国家在时间上略有不同，但是在制度设计上都考虑到公民是否尽了自己缴纳保费的义务，是否获得了申请资格权（Schmid 2002）。在失业保险待遇上，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德国的相关规定是，单身的失业者获得原有净工资的60 %，有家庭的失业者获得原有净工资的67 %，荷兰是净工资的70 %，北欧的待遇水平较高，其中瑞典是净工资的80 %，丹麦甚至达到90 %。而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时间长短上，各国大体规定是在一年到两年，其中几乎每个国家都规定了过去工作和缴纳保费的时间越长，那么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时间就越长。这主要是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到有些老年工人在还没有退休之前，突然因所在企业面临结构性调整而被裁员，也许他在该企业已经工作长达20或30年，在这样的情况下寻找新工作相对难度较大，因此给予其领取失业金的时间也比较长（Schmid 2002）。

各国制度中，德国在2006年改革之前的制度特别值得今天我们的注意。德国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构成了三支柱的制度，用以充分保护公民免予贫穷和匮乏，保障公民基本的符合人性尊严的生活。比如一名工作了三年的、有家庭的就业人员，缴纳了三年的失业保费，当他在劳工局登记失业后，根据法律规定，他开始领取相当于原来净收入67%的失业保险金，用于保障他和家庭的基本生活费用。假设他之前收入基本是一个德国普通雇员的收入，为2000欧元（我们可以类比为购买力平价下的中国2000元人民币），那么他在至少一年的时间内可以按照自己的权利获得每月1340欧元的收入，虽然收入不太高，但是维持一个基本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还是可以的，在这段时间他应该去寻找新工作，同时劳工局和其它就业中心会结成联网为他提供大量工作信息，他也可以参加免费的职业培训，增强职业技能，劳工局也会向他介绍工作。假设在一年期满后，由于各种原因，他仍然没有找到工作，这时候他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资格就已经过期，这时候他必须申请失业救济，失业救济必须经过家居调查，申请资格审查趋于严格，同时待遇下降为原工资的57%，他能够获得每月为1140欧元的收入，这期间，他必须更加积极地寻找工作，由劳工局介绍的工作，没有正当理由不能拒绝，否则将导致失业救济资格被缩短或被暂时取消。在失业救济资格结束后，如果依然有困难没能找到相应工作，最后领取由国家财政支付的社会救济金。社会救济将根据各地的生活水平发放，仅在于保护公民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和最起码的符合人道尊严的生活。一般单身者每月获得社会救济３４５欧元，社会福利局给予房屋补贴３００欧元，总计货币补贴为６４５欧元左右，同时福利局帮助领取社会救济人士参加医疗保险，并配以国家给予的水电等方面的补贴（Bäcker, Bispinck, Hofemann, Naegele 2000) 。

图一 德国2006年改革前的三支助的社会保护模式

参照文献：（Bäcker, Bispinck, Hofemann, Naegele 2000)

一般来说，在国内的环境里人们往往有这样的心理，认为社会福利制度容易养懒汉，使人们形成对国家制度的依赖。的确，在失业保险设计上各国是充分考虑到社会福利病的问题，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强调领取保险金的权利的同时，大力促进社会就业培训和展开广泛的再就业项目，用意是促使领取失业保险和失业救济的人能够尽早脱离对制度的依赖，重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为此，各国制度设计中还有奖惩措施，比如不得无理由拒绝劳动局的工作介绍等。但是笔者要纠正的是将失业和贫困单单归咎于个人的原因（勤奋或懒惰，努力工作或消极失业等），这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失业是现代工业的机器化大生产和合理化改革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社会现象，工业结构的调整、技术生产力水平以及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一定会导致低技术含量工作岗位的减少和流失，同时全球化更是增加了资本流动和全球产业配置的过程，资本逐利的过程和技术进步必然会导致结构性失业，必然会导致低技术行业的工人大量被排挤出工作位置，因此失业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个人懒惰和勤奋的原因（当然这个因素存在，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而是社会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只要是在实施市场经济的地方，就必然出现工作岗位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尤其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不及工业化进程的特殊社会结构中，中国长时期存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和结构性失业是必然的现实。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不支持福利制度养懒汉的说法，事实上大多数失业人员生活在恐惧和担忧之中，他们原有的社会关系中断，备受歧视，许多人心理上处于严重的自卑感，他们的痛苦和被社会排斥的感觉，是一个工作成功的中产阶级职员和高收入人士难以想见的。如果没有基础的失业保险制度，许多就业人员不仅面临社会排斥，而且面临根本的生存危机（Leisering 1999）。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籍印度学者亚玛蒂亚•森曾经深刻地指出：如果西方国家没有建立社会保障，那么也会出现饥饿的状况。一个富裕的国家，生活水平和物价更高，人们贫穷的时候面临困境更大。如果政府拒绝建立任何社会保障制度，那么由于一些结构性的原因如失业或是个体风险的原因比如疾病就会使得部分社会群体生活水准倒退到生存线以下，出现文明社会的饥荒挨饿的局面。而现代国家正是因为建立了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才使得贫困和不幸的人们生活不至于降到符合人性尊严的最低标准之下（Sen 2002）。西方社会为什么稳定？我们真应该好好研究其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学实证研究还证明大多数失业的人士都在努力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但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原因，低技术的失业人员和老年的失业人员很难再找到工作，许多人不是懒惰而不去工作，而是渴望工作但找不到工作，这在经济危机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失业保险不仅为人们在遭遇不幸（如裁员、解雇、经济危机）时提供物质上的支援，更为人们提供稳定的预期和对未来的机会寻求（再就业措施等），同时防范人们因为收入突然中断而让自己、家人、儿女陷入彻底的绝境提供了关键性的制度支持。失业保险不仅不应该被人们另眼相看，反而是稳定家庭、社会的根本性制度，是一个文明社会中不可缺少的基本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减震器”和“安全闸”，它起着有效防范社会危机，稳定生活基本需求和消费需求的重要作用，它给暂时没有职业生活的人士提供稳定的生活期待，使其能够免除恐惧，去寻找新的就业，同时防范由于结构性失业带来的内需下降和消费需求的严重削弱。认识到这些，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危机中采取的何种制度安排是非常重要的。

三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受到过去意识形态的约束，我国理论界对“失业”这个概念一直谨慎有加，对于“社会主义是否有失业”这个问题上存在理论禁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不愿意涉足这个问题。直到1992年我国最终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伴随着企业合理化的改革进程，出现了大量转岗、下岗的现象，1998年国务院颁布《失业保险条例》，象征着失业保险的概念正式得到官方的承认，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必然伴随着失业现象的产生，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失业逐渐得到官方和理论界主流的认可。

经过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失业保险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就，截至到２００５年，失业保险覆盖人数达到１０６４８万人，截至２００７年，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为１１５０万人。越来越多的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参加了失业保险，但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同现代发达国家的失业保险制度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巨大。在某些关键领域，我国失业保险制度还没有完全充分地发挥出失业保险的“社会保险”功能，这表现在大多数农民工被排除在包括失业保险的社会保险之外，虽然我国在2007年通过的《劳动合同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劳动用工单位必须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凡是具有劳动合同就有参加社会保险的义务。但是一来我国在经济起飞阶段基本忽视了社会保障问题，欠“债”太多，大量工人都是在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被雇佣的；二是我国法律的实施与发达国家有比较大的差别，从法律通过到法律真正的实施往往要经过长时间的过渡和博弈，有法不依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许多企业依然从本能上排斥参加社会保险，在工人和企业家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要监督企业加入保险体制非常困难。中国要达到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强制性和法律自觉性的阶段，还要依赖国家严格的行政监管和法治精神的普遍推广；第三是即使在《失业保险条例》这样的核心行政法律规范中，第七条也规定了：“失业保险基金在直辖市和设区的市实行全市统筹；其它地区的统筹层次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这里在失业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上我国与发达国家构成了重大差别。在发达国家，失业政策一般是全国性政策，是配合全国统一市场构建而实施的全国性失业保险制度，正如笔者前面所介绍的，社会保险以及失业保险是一个关乎风险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基金调剂程度越低，分散风险的能力就越低，只有在全国统一层面上形成全国性的调剂局面，才能用基金结余多的地区去平衡入不敷出、处境艰难的地区。而我国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在实际运作层面，失业保险基金的统筹都停留在很低的一层，比较中等的是到县一级，比较好的也才刚刚实现市一级统筹，还没有哪个省完全实现省一级失业保险统筹。统筹的低水平表示着低水平的风险共同体，一旦某个地区陷入普遍经济危机和出现倒闭潮的情况，那么这个地区的失业保险金就会出现入不敷出的地步，地方财政就被迫介入，这样某个地区就会陷入危机，但是却缺乏更大层面的资金相互调剂支援，更缺乏全国范围进行的广泛转移支付和基金跨省调配。这样，当某一地区陷入危机时，该地区处于的就是单兵作战的状态。

我国失业保险的基本缺陷还是在于国家政府的管治效能和管理效能没有能够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扩展和深入相应的扩大。事实上，失业政策和失业保险政策正是配合全国市场建立的重要全国性政策，应该结成全国性的保障共同体才能集全国的力量抵御失业在全国各地带来的不同风险，当珠江三角地区经济飞速增长的时候，其缴纳的丰裕的失业保险金可能间接支援到东北的重工业区，当珠江三角地区陷入经济危机时，其它地区结余的失业金又可能转而汇到珠江三角地区支付突然急速出现的大额失业保险金支付（因为随着经济结构性危机的爆发出现大量的失业）。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有一个运行良好的、全国企业同时按照法律强制参加的、社保基金在全国层面上调剂运行的失业保险制度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真的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全国各类企业同时参加失业保险积累起来的资金将是惊人的，即使在特殊时期实在有缺口，国家的财政可以担当最后介入的角色，进行差额补足。按照一条条建立的制度我们可以完全按照制度办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有恰当的制度，经济危机不光是“危”，更是重大的“机”，从单一的、追求能耗高的、劳动密集型的、浪费资源、损害环境的世界加工厂为起点，中国必然要发展到具有高附加值的、具有品牌和良好信誉的、能耗小的、环境污染少的世界技术中心，而从外需驱动型到内需拉动型的转型的确是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变革，这期间社会保障制度是支撑中国转型的关键。中国必定会走上日韩台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从为别人代工到发展出自己的品牌，从世界加工厂到世界技术中心，从以美国为主，到以中国为主，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处在历史性的经济转型之中，但同时必将经历转型的阵痛。如同日本60年代和台湾、韩国80年代经过的一样。在这样的特殊过渡阶段，以前靠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生的、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企业将面临空前的危机。我们该怎么办？是重新废除劳动法，让人民币贬值，废除社会保险，再次压低工人的工资和基本福利，再次以出口到欧美为中心，还是勇于经历转型阵痛，下决心告别过去为别人打工和代工的模式，提升内需，提高工人工资，严格实施社会保障，提升社会福利，真正健全社会保险制度，同时以此为基础拉动国内内部市场的巨大释放，并经过转型真正建立一批高质量、有技术品牌和高附加值的本土产业和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不同的选择将决定不同的命运。我想，真正有大局观的政治家应该选择后一条道路，因为往回头走总是没有出路的，中国无论如何压低国内工资和福利都拼不过更便宜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中国只能走向上提升的路，提升本国的产业结构，弥补本国压抑已久的内部需求，发掘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这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精神。

如果要做到从外需到内需的转型成功，建立全国统一的、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关键，是根本，甚至是国家战略重心，这其中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和社会住房建设等每一项都是调动内部需求的关键。而失业保险更是有助于化解中国可能将面临的巨大社会危机，将失业群体纳入一个制度化的稳定期待和再就业项目中，同时减少社会转型期的震荡和危机，可以说在特殊历史阶段失业保险的重要作用突然上升到第一位，它事关千千万万普通平民的命运，事关整个体制平稳转轨的稳定和社会基本安定大局，事关千千万万家庭集合所带来的社会有效需求。在未来的一到两年里，在世界经济寒流进一步影响到中国经济之前，中国要迅速行动。时不我待！

四

不久前，德国时代周刊一篇网络新闻不无幽默地写道：在世界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中国人发现欧洲人不消费了，发现美国人也不消费了，该怎么办呢？该如何解决庞大过剩的生产能量呢？最终中国人发现了新的消费者——中国人。

这段话说得很好，很符合中国的一句格言：求人不如求己。中国人向外寻求了很久，期待并且依赖欧洲人、美国人来买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该把目光转向内了，该正视长期被忽视的内需市场了。原来金钥匙就在我们家里，但是我们一直视而不见。

前面的路上还有很多坎坷，许多问题还非常复杂，但是启动中国大市场也是一条不归路，它决定了我们要实施新的战略，不能回头，这个战略成功了，中国就真正崛起了，我们这一代人都将经历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未来的子孙后代都将因此获益无穷。

下一篇中，我将继续以失业保险为题，不同的是，我将尝试提出具体的策略——如何建立全国性的、健全的失业保险。

参考文献

1 陈佳贵、罗斯纳 《中国城市社会保障的改革》，北京 阿登纳基金会系列丛书 2000年出版。

2 （德国）弗朗茨·X·考夫曼 （Franz X. Kaufmann）《社会国面临的挑战》（Die Herausforderung des Sozialstaates），法兰克福 Suhrkamp 1997出版。

3（美国）亚玛蒂亚·森 (Amartya Sen)《人本经济》(Ökonomie für den Menschen)，慕尼黑/维也纳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2年出版。

4（德国）盖尔哈特·贝克等人合著(Gerhard Bäcker；Reinhard Bispinck；Klaus Hofemann；Gerhard Naegele)《德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形势》(Sozialpolitik und soziale Lage in Deutschland)，威斯巴登 Westdeutscher Verlag 2000年出版。

5（德国）鲁兹·莱瑟林、斯第芬·莱珀富利德 合著（Lutz Leiserin；Stephan Leibfried）《西方福利国家的时限与贫穷：统一德国的视角》(Time and poverty in western welfare states: united Germany in perspective)，剑桥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年出版

6 (德国) 约瑟夫·施密特（Josef Schmid） 《福利国家的比较：欧洲的社会保险，组织、财政来源、待遇和问题等》 (Wohlfahrtsstaaten im Vergleich. Soziale Sicherung in Europa: Organisation, Finanzierung, Leistungen und Probleme), 奥普拉登Leske+Budrich 2002年出版。

7 (德国) 阿伯罕·德·斯万（Abram De Swaan）《照护的国家：新时代欧洲和美国的福利，健康和教育》(Der sorgende Staat: Wohlfahrt, Gesundheit und Bildung in Europa und den USA der Neuzeit)，法兰克福Campus Verlag 1993年出版。

8 国务院法规 《失业保险条例》，1998年通过。

作者 刘涛于德国比勒菲尔德 2008年11月22日

© Liu Tao for 阅微堂, 2008. | 链接 | 6 条评论

I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1944年，二战的硝烟即将散去的前夕，世界诸强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签署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二战以后的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该事件堪称与次年联合国成立相媲美的国际重要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影响了战后国际金融和经济的基本秩序。而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为实现美国经济霸权的重要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来被更名为世界银行，它与IMF一起深刻影响和决定了许多中小国家的经济前景和经济命运。

64年后的公元2008年，世界诸强也将于11月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全球金融峰会，明眼人很快就能明白，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会议，也绝非像许多国际官僚体系和国际机构一般的会议那样只是走走过场，这是一场重新划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峰会，也是一个世界列强重新洗牌的重要契机，也是一个象征着二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巨变的序曲。在这个峰会上，场上的交谈甚欢和外交辞令难掩场下的激烈角逐和明争暗斗，也许在这个峰会上并不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是大历史的变革和世界历史的重新书写绝对会以此拉开序幕。

峰会的重要背景是发源于美国的金融风暴，以及日渐波及到欧日韩等其它主要经济体的全球金融海啸以及全世界即将面临的经济危机。而更深刻的历史宏大叙事则是美国霸权的日渐下降和不可避免的衰落， 笔者称之为美元霸权软着陆，指的是在未来15到20年内美国经济霸权和美国虚拟经济依托的货币霸权必将走向的一个历史性下螺旋和渐进下降式的过程（见中国崛起策三十四“债务帝国，虚拟经济和美国霸权软着陆” http://zhiqiang.org/blog/posts/china-rises-i-34.html）。而环顾世界，欧洲整合进程中的欧盟诸强正整装待发，意图实现欧元夺取美元霸权的战略雄心；东亚的中国正在经历和美国相反的发展方向，也就是处于渐进上螺旋式的发展，整个世界都在随着中国崛起而展开新的调整和定位；在南亚，另外一个雄心勃勃的大国印度也一扫人们关于印度落后和贫穷的刻板印象，开始了印度崛起的历史进程；拉美的巴西、非洲的尼日尼亚和南非则是南方世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更不要说始终保有世界超级大国雄心的俄罗斯，在石油外汇的依托下开始向世界霸权——美国直接发起了挑战。乍一看，美国霸权的确岌岌可危（见中国崛起策十一“南方的跃升和中国的崛起”）。

然而我们不可忽视的是，没有一个世界霸权会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也没有任何一个霸权会在一夜之间解盔卸甲，放弃霸权。在当今世界能够将军事、能源、金融、科技和货币霸权同时集中于一体的唯有美国。美国的综合实力决定了它在未来15到20年的时间内，将依然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唯一具有决定性力量的超级霸权，当然这个霸权也将不断递减，一直到新的世界秩序成形。因此理解到这点，理解到美国的重要性，理解到中美关系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重要意义，理解到良好的中美关系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全局性历史意义，我们就能从战略上理性思考中国国家对外的基本大政方针。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人都注意维护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甚至在面临冲突之时最终都坚持了与美修好的方针，正深刻说明了中美关系是不同于其它任何中国外交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中美关系事关中国崛起的全局战略。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奇特性还在于，从来没有哪两个国家，在文化上相差是如此之远，在意识形态上是如此的不同，双方的国际观和世界观上相距是如此悬殊，同时在经济上却整合得如此紧密和深刻，中美经济的孪生模式让双方的利益深深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奇特局面(见中国崛起策一“从中美经济共生体谈起”)。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融入了美元贸易圈和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中的结果。中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借助了全球化的力量，借助了美元货币圈贸易的力量，“借力使力”地实现了中国几何基数般增长的综合国力，同时美国也借助中国新兴市场的力量，以及13亿人口加入美元贸易圈的力量，“借力使力”地在美国国力历史性下滑的曲线中反而巩固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美元世界货币政体体系，但是同时两国又在其长远的战略规划中视对方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中国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接班人，而美国也在某种程度上防范中国超越自己。在这样一种奇特的中美共生环境中，中美各自借助对方的力量壮大了自己，同时双方又不可避免地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角逐，双方的共生并不排除双方的竞争，双方的竞争也并不排除双方的合作，一种亘古未有的两强相互“扶持”、相互限制的奇特局面产生了，很有点围棋博弈中双活的局面。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理解到，在中国崛起最重要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国家民族复兴的黄金机遇期，恰恰是中美关系将继续相互依赖和相互借重的时期，中国对美国霸权地位提出的挑战毕竟是远景，而当下美国面临的最大竞争和最大威胁恰恰是来自美国最重要的盟友——欧洲联盟。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实体经济和制造业高度萎缩的阶段，虚拟经济中的货币发行权和货币符号将成为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竞争的根本。而这个历史阶段，中美关系反而是合作面远远超过竞争面，美国虚拟经济的运作离不开东亚的实物输出，更离不开东亚的净储蓄在美国资本项目下源源不断地流入，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家又非常需要美元这一世界货币在全球范围内购买现代化急需的能源产品和原材料，中国的超强购买力又拉动着从亚马逊森林到澳洲、加拿大铁矿石再到赞比亚铜矿的利润呈几何基数般的增长。中国因素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拉动因素，而中国在美元圈所获得的力量又是中国崛起的强心剂。当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虚拟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后，对货币符号的世界定义权和对货币符号背后的世界民心和世界信心争夺战就会相继白热化。由于日本特殊的政治侏儒地位，日元尽管有日本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但还是无法加入到世界货币竞争的行列。当前竞争最白热化的货币当属欧元和美元的竞争。欧盟的主要经济体也已经或是将要进入虚拟经济的发展阶段，因此通过欧元这个“潜在”世界货币符号，欧洲虚拟经济体也想用纸币获得东亚和世界各地的实物输出，欧洲虚拟经济体也想与美元经济体竞争对东亚的净储蓄以及资本项目下的输入。因为这样的原因，欧洲和美国的竞争其实是更加本质意义上的竞争。

欧盟和中国不同的发展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际战略决定了双方的基本立场是有原则区别的。平心而论，欧盟提出的一些建议确实非常合理和正面，包括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和国际资本炒作和投机的管制，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的管理和监督以及银行体系内部透明化，还有加强对国际评级结构的改革等，都是非常正面和中肯的建议，但是我们必须拨开面纱看实质，在即将到来的华盛顿峰会上，欧盟显然并不仅仅打算提一些建议，而是志在以欧元架空美元的霸权。相关表述一定会非常技巧和隐晦，但这一定是欧盟努力的方向。这一点正是中国和欧盟在当前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中的根本区别：欧盟志在夺权——以欧元取代美元的货币霸权；中国志在改革与分权——分得中国应该具有的国际权力、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在稀释美国的经济垄断权和经济霸权、取得部分与中国实力和国际身份相适应的参与权上，中欧有共同的利益基础，但是在基本的国家战略目标设定中，中欧显然是南辕北辙。

今年，我们有幸看到一些欧洲主要经济体大玩变脸戏法：在藏“独”骚乱，圣火传递和抵制奥运以及妖魔化中国的抹黑宣传中某些欧洲国家显然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一些NGO、人权团体、政治家和媒体轮番使用车轮战术，似乎有不颠覆中国决不罢休之势，同时还不遗余力地压制歪曲中国民众抗辩反驳的声音。但是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家又不断对中国示好，甚至赞美中国为“救世主”，竭力拉拢中国，甚至鼓捣中国挑头建立世界新秩序，一时间，抹黑的词语如“警察国家”、“独裁专制”、“中国威胁论”等都统统消失，一些美丽的词汇如“超级大国”、“负责任的大国”、“世界经济的拯救者”等又根据政治需求加在了中国头上。这在参加北京亚欧峰会上的某些向来敌视中国的欧盟政治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一夜间不再是面目可憎的形象，而是一个能够拯救世界命运的重要大国。无论欧洲国家变脸有多快，也无论中欧在利益诉求上有什么样的相同与分歧，中欧关系有什么样的变迁和曲折，中国的立场始终必须根据中国国家利益来确定。很显然，中国需要的是国际世界政治新秩序的渐进改革，需要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美元世界秩序，尽管这个世界秩序未来必将势微，但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世界经济以及中国崛起大业还是跟这个现存的国际体系紧密相连。

而欧盟的愿望就其根本来说，绝非是要谋求一个公正的、有利于南方国家的国际政治新秩序，而是要用一张世界货币信用卡取代另外一张而已，也无非是以一个霸权取代另外一个霸权而已。在美欧共同榨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上，欧洲立场和美国立场也不会有本质区别。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就必须考虑支持欧盟战略宏图对中国国家利益有什么样的益处了。很显然，中国国家利益和基本价值观决定了中国不太可能支持任何激进的改革，或是用任何以一种新货币霸权来颠覆另外一种固有货币霸权的图谋。在国际事务上和涉及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改革上，如同国内的改革一样，中国应当是务实求稳的改革派，追求的是在现有国际体系内进行稳妥和渐进的改革，反对横冲直撞的颠覆计划。任何一种用激烈手段来打击现行美元体系或是妄图架空美元体系的做法显然都不符合中国的基本利益。不要说中国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和在美国的国债投资使得中国尤其期待一个稳定软着陆的美元体系，从美国经济对当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重要作用的角度来看，中国也不会支持冒进的行动。而欧盟部分政治家的变脸在中国公众心目中不仅很难取得期待的加分效果，相反会引起中国公众的反感。毕竟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公众早就民智大开，中国民意的归属已经不再是可以轻易忽视的变量，欧盟今年的表现堪称前倨而后恭，暴露了欧洲中心主义和颐指气使的道德优越心态，相信这在中国精英和广大公众中已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基本国际大势决定了中国在重新划分国际经济和金融权力份额与势力范围的大戏中，必定采取的是积极进取，有所作为，锐意改革以及决不挑头的基本战略，既要联合南方国家和其它重要国际力量提高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发言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力求逐步推进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的民主化进程，同时也不会去冒进架空美元世界货币体系。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自身具有野心和图谋的情势下，中国绝不能挑头，但是在关键问题上也绝不能含糊，那就是当前中美具有重大的共同利益，中美利益大于中欧利益，中美关系大于中欧关系，处理好中美关系一如既往的重要，事关中国现代化全局。欧洲期待中国出头去挑战美国，是低估了现代中国人的智慧。

在世界诸强讨论建立世界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时，中国应该积极谋求以下的目标和战略，并且提出中国式的改革方案：

（1）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高中国投票权的份额。IMF和世行是北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根本工具，与其发展世界各国经济和为世界各国提供贷款的国际机构的角色极不相符。目前，中国在IMF内部的投票权仅为3.7２ %，11亿人口的印度仅为1.9 %, 而德国和日本的投票权为6%强，美国则为17.14%。IMF还规定一项决议如果遭到17%票额的否定，那就将遭到否决，这实际上给予了美国一家的否决权。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五大国一票否决权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票决具有严重的合法性缺陷，不公平地成为强权勒索其它资本短缺国家的工具。目前英国首相呼吁中国和海湾产油国向IMF注入资金，这成为中国提升IMF投票权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中国必须联合其它南方经济大国要求集体扩权，也就是扩大投票权的份额。

（2）中国可以尝试提出新的权重比例分配方案。IMF中的票权分配是根据国家投入的基金份额而来，并参照各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权重方案存在严重漏洞，应该将每个国家的人口作为权重比例加入考核的指标体系。这样计入人口、国民产值和各国实际出款份额将划定出新的投票权，同时可以规定，不同经济体根据工业化国家、门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身份在出款份额和投票权的关系上实行不同的计算方式，充分考虑到穷国和南方国家的困境，部分提高这些国家的投票份额。

（3）作为长远战略目标，当中国逐步取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部分权力份额的时候，应该努力占据道德制高点，推进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的民主化，可以模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模式扩大参与范围，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性、中立性、权威性和客观性，结束国际经济界严重的一言堂现象和经济独裁主义。

（4）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贷款援助的时候，应该结束对主权国家进行条件勒索和威逼利诱，更不能用一个国家的模式去改造别国以达到控制别国经济命脉的目的。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放”（ＳＡ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融资结构调整”（ＳＡＦ）都对贷款方规定了极为严苛的条件，这样的捆绑式援助必须得到彻底改革。中国应该利用取得的权力逐步为南方国家发出声音，塑造中国道德领域的形象，同时为消除世界贫困、战乱、饥荒和艾滋病等做出真正的贡献。当然，一个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申请紧急贷款的时候，国际组织应该对巨额贷款的使用、支出进行严格监督，防止腐败和挪用贷款现象的发生，但是国际机构的评估不应该仅仅由美国、欧洲或日本的专家来完成，评估的专业队伍中应该包含有中国、俄罗斯、印度、拉美和非洲等国家和洲际地区的专家，尤其应该有本国的专家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评估，防止出现欧美日专家垄断的局面。

（5）在美元的世界货体系稳定的基础上，可以考虑世界各类大宗期货商品与能源商品实现和一揽子货币挂钩的计划，设定一个能源产品的综合货币指数。国际能源的结算仍然主要是由美元这个世界货币来结算，但计算商品价格的时候，应该参照世界各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化和各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关系等（包括欧元、日元、人民币等）。

（6）国际能源定价也应该结束垄断局面，主要能源生产国、主要能源消费国、主要国际能源组织都应该参加定价博弈的过程，定价过程应该实现透明化和公开化，要努力实现国际能源领域的制度化机制和监管机制。

（7）加强对全球免税天堂的全球管制。资本正是依靠不受约束的全球流动和全球投机，甚至逃逸到列支敦士登、瑞士、百慕大群岛、开曼群岛、英属泽西岛、毛里求斯等全球免税天堂等才能实现投机利益的合法化。世界各国应该通力合作结束资本无法无天的时代，利用全球机制和全球监管技术打击恶意的国际资本冲击主权国家的行为和各种金融犯罪行为，结束“血腥”的金融暴力专政，实现资本主义的全球文明驯化过程，在这点上中国应该逐步提出一整套可行的、合理的、循序渐进的改革方案。

（8）逐步对全球金融市场上的投机交易和投机行为实行全球征税，金融产品收益越高，征收税收就应当越重，可以考虑的征收税收的合法国际机构是联合国，或者是改革后反映新的权力平衡和国际经济民主关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征收税收可以直接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或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计划，取税在全球层面上，使用在全球层面上，实现全球层面的初步再分配。

（9）加强国际刑侦部门的合作，特别是应该实现在全球层面上建立新的国际机构，来管制和刑侦国际经济和金融犯罪行为，实现有效地拘拿国际金融罪犯。另外因该加强国际法立法过程，逐步制定国际金融法，对金融犯罪进行更加清晰的界定，对恶意破坏主权国家的金融袭击行为定义为国际犯罪，实现国际领域法制化进程。

（10）中国金融领域相关的专家应该逐步参与到国际评级机构对债券和主权国家机构的评级过程中。目前，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备受质疑，他们评定为AAA的次级债券恰恰成为金融危机的祸首。无可置疑，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同样适用于欧美国家，国际评级机构不能再仅仅被欧美专家或是一家垄断，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加入到话语权的设置过程中，并实现严格管理和监督。

总之国际的大趋势是，美元体系将阶段性完成历史任务，逐步实现美元霸权软着陆的历史进程，同时国际合作和国际领域的法制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全球的问题只能靠全球的行动来解决，全球的行动只有通过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包括国际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才具有合法性，只有通过国际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的民主化，和国际机构的中立化，世界才能真正迈向世界一体的法治化进程，而单一国家滥权的情况才能真正得到遏制，世界各地的福祉才能真正得到保障。中国的基本战略不在于帮助一个霸权取代另一个霸权，而应该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特别是在美元政体体系中逐渐取得自己应有的权力份额和投票份额，取得更大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取得更坚固的软实力和影响力，然后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和南方国家的集体跃升的权力来循序渐进地构建世界政治新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是美国世界体系的终结者，而是一个真正良性善意的改革者，在更大程度上与美国是友好的合作者，但更是一个遵守制度、遵守国际规范、遵守国际法的新型世界强国（对比中国崛起策三十五“金融危机下中国应当进行国际战略布局” ）。

ＩＩ领跑哲学

田径运动会上，一个领跑的运动员体力支出与压力都很重，他必须调整速度的分配和力量的合理使用，必须保持合理的匀速使用，能够在每一圈都保持领先地位。他的忧虑很多：自己会不会发力太早？会不会过早暴露了实力，该何时冲刺？会不会体力透支导致冲刺时乏力等等。往往是紧盯领跑者的第二名、第三名跑得更有技巧性，他必须争取跑在第一集团，否则会有被越拉越远的可能性；他必须紧盯领跑者免得被对手拉开太远但不必急于超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可以积蓄实力，免去领跑者那样的负担和被众人紧紧盯住的压力，但是在最后关键时刻后发者可以后发制人，一举超过领跑者，取得最终的胜利。

人类民族国家的发展又何尝不是一场艰苦卓绝的田径赛，领跑者风光无限，赢得掌声最多，最受人们的青睐和追捧，但由此带来的压力也是最大的，他必须合理领跑第一集团，合理分配使用力量，同时又戒惧别人超过，因此领跑最难，而紧跟领跑者的第一集团中机敏观察、紧跟不舍和勇于冲刺的后来者往往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权力的扩张与权力带来的荣耀，但具有远见的美国政治家保罗?肯尼迪在１９８０年代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就预测到，美国将过多的力量用在军事产业上以支撑美国的全球霸权，就必然导致民生产品和制造业的相对萎缩，美国的霸权越大，世界责任就越大，所花费的精力也就越无穷尽。当军事产业过度投入后，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工业根本基础的萎缩，当造船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不断萎缩，重要的产品零件不断外迁到其它国家的时候，国家的军事力量发展就必然受到巨大影响。当经济力量无法支撑军事力量的过度膨胀的时候，整个国家就必然开始下旋循环，霸权开始衰落了。今天的美国，一方面是军事力量过度膨胀，一国军事开支居然超过了其它所有主要大国军事开支的总和，另外一方面却面临着天文般的债务、落后的公共服务体系、日渐衰落的重工业区和因为财政缺乏而无法改进的大量老旧基础设施；一方面美国军事理论先进无比，另外一方面民生产业却严重空洞化，美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和第三世界同时存在的平行线社会。

的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这个星球最耀眼的名字还是“美国”，但是美国在布什政府期间的帝国扩张正说明了大国兴衰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世界强国走向世界霸权，世界霸权走向世界军事超级大国，军事力量超级扩张带来国计民生过度向“军产复合体”倾斜，导致民生工业产品的竞争力不断下降，不断下降的经济实力和萎缩的制造业也必然导致经济无法支撑帝国的霸权，因此美国走向虚拟经济也就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了。强盛之后是浮夸，浮夸之后是衰落；的确，繁华之后是场梦，其实世界强国和超级霸主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布什政府得意洋洋的开始称美国为“帝国”，当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沉醉于世界“唯一霸权”的美梦的时候，美国的衰落就注定不可避免了。

领跑者得意扬扬的无限风光之下是深沉的危机，美国人要管理全球的航线、海路和海道，在任何地方都要插上一手，还要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实现美帝国的梦想，暗中还想攻击叙利亚和伊朗，其实这都是无限的成本，同时美国还成为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的第一目标和靶子，而紧随领跑者之后的选手可以待机而动，合理决定冲刺时机。历史大势决定了我们中华民族还要在美国引领的第一集团内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不可妄自菲薄，更不可好大喜功，而应该继续扎扎实实打好基础，冷静观察，小心应对，占据好领跑者身后的有利位置，最终迎来我们冲刺超越的时刻。相信我们中华民族古老的智慧会让我们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现在，我们还需要时间，需要耐心，但脉搏中跳动的是民族的雄心和理想的热情。

作者 刘涛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本文到各中文网站。

2008年１１月６日

© Liu Tao for 阅微堂, 2008. | 链接 | 61 条评论

I “避实就虚”与“避虚就实”

中美经济共生体的现象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独特的动力，通过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性进程，中国经济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历史阶段取得了世界瞩目的飞速增长。在国际资本进行世界范围内扩张利润的结构性调整中，中国以13亿人口的市场加入了世界经济，并且成为接受跨国资本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截至到2007年为止，中国总计吸纳外国投资达8000亿美元，而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亚洲投资中70 %的国际资本流入了中国;而中美经济的紧密结合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外向型驱动力，在中美经济紧密结合的模式中，中国对美贸易处于巨额顺差的局面，相较于1980年代中国国内一度只有1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尴尬局面，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完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完全改变了其国际收支状况。

随着带有“中国制造”字样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美国，中国的外汇储备积累也在节节升高，2006年２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8536亿美元，第一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而仅在两年后的200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已经接近两万亿美元。相比较而言，许多弱小的发展中经济体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一些国家只能靠出口宝贵的能源产品和原材料到西方以换取一点可怜的美元外汇储备，从而能够非常有限地购买一些外国产品和技术设备，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中，处于严重的负债状态，因此要平衡国际收支是非常困难的。

外汇储备奇缺或是国家处于负债状况是非常被动的局面，而家底异常殷实的中国也面临着不同层面的困境，首先是国内网络上充斥着“中国的美元储备是一堆废纸”以及“中国对美贸易是用中国的资源换取美国的废纸”这样的极端观点，这样的观点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往往希望取得某些特定的煽情效果或是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事实上，中美贸易体和中美利益结合体的模式是中美实现两国国家根本利益的一种根本性制度安排，美国通过与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进行贸易以及东亚国家净储蓄投入美国资本市场得以稳固了美元的“世界货币政体地位”，而中国正是通过阶段性的中美利益捆绑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的起飞，最大程度实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始终不能忘记，中国是以13亿人口进入了世界大市场，进入了全球化的重要历史进程。在全球化的这班快车上，谁要是晚了点，或是没有赶上这班快车，谁就会被历史淘汰。而中国正是通过改善中美关系，进入了美元国际贸易圈，赶上了全球化这班快车，中国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因该说某种程度上中国是在借助美国的力量，借助美元圈的力量实现了外向驱动型经济拉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美国正是借助了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的力量维护了“美元世界货币政体”的地位，同时来应付美元面临欧元带来的货币挑战。说美元是一堆废纸是非常极端片面的说法。事实上，美元既不是废纸，也不是黄金，美元就是美元，代表着美国的国家信用，是世界第一硬通货，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66 %是美元，其它才是欧元、英镑和日元等货币，而国际大宗商品和期货、能源等产品都以美元标价。不错，美国利用“美元世界货币政体”的地位无限榨取了世界巨大的利益，说美元体系是吸血鬼也不无道理，但是不要忘记了，在美国军事、科技和生产力占有巨大优势的国际现实前，美元的地位虽然会不断下降，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元的世界第一硬通货地位是很难被撼动的。中国的确应具有改造不平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大国雄心，但同时必须顺势而为，一个阶段完成一个阶段的历史性任务。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国借助美国的“势”来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国家利益并不是什么道德上尴尬的事情，而是一种高瞻远瞩，是一种境界深远，是一种越王勾践式的“卧薪尝胆”，因为只有先自己取得力量，才能谈得上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来改造世界。实力决定理想，力量决定方向，今天的隐忍不发正是期待着未来的振聋发聩，今天的沉默不鸣则是期待着明日的一鸣惊人。

国人不能忘记的是，一个13亿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13亿人口规模的现代化相当于在4个美国和3个欧盟的范围内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仅仅依靠中国的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是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国内需求的。离开了有效的、全球一致的国际硬通货和国际支付手段，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谈。因此用意识形态的思维来攻击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并且企图开历史倒车的观点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但是究其实质还是非常可笑的。在一个全球经济高度整合、世界市场趋于一体化的全球化进程中，主动与世界脱节并且要求闭关自守，那无异于自杀行为。仅仅从13亿人实现现代化所要消耗的能源和资源的角度来看，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中美经济共生体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中国通过其巨大的贸易盈余取得的巨额世界硬通货的储备来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收购中国现代化所需的能源、资源、原材料、科学技术和精密仪器设备。在人民币还没有成为世界范围内认可的世界硬通货之前，我们是无法离开美元体系的，一言蔽之，美元还不能倒，美元世界货币政体还不能倒，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性阶段，中美利益奇特地呈现出强烈的正相关性。

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重重迷雾弥漫，明明是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却在欧洲引起比美国还要严重的后果，而美元在经济危机中居然实现了对欧元和英镑的升值，不断看升的欧元突然间“跌跌不休”，而美元似乎一夜间又加强了其世界第一硬通货币的地位。美国人非常精明，在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前，就通过立法法案禁止外国资本对美国实体经济进行收购。 美国国会２００７年度通过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就是在于加强行政部门对在美企业收购的监督和控制，扩张了政府审查力度和审查范围，外国公司对美国实体产业的收购难度大大增加。而今年４月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关于外国人兼并、收购的条例》，将更加严厉地加强对外资收购美国实体产业的限制，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严格的限制外资的条例和法案。“抄底”美国的技术和工业实体看来非常困难。在历次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中，往往都是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在一国楼市、房室和股市大跌并影响到了实体经济以后进行“抄底”，也就是跨国资本集体潜入危机国而对该国经济产业实现低价收购，从而实现对别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反而是在最倡导“自由竞争”的美国通过立法实现对国内产业的保护，从而防止资本剩余的国家实现对美国经济进行抄底。

在美国虚拟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由于美国通过对本国实体产业的保护，并且在对华军工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出售方面实行严格控制，导致中国庞大的美元储备导向性投入到美国的国债市场，从而使得我国的美元储备过度停留在虚拟经济的领域里。中国通过美国国债利息的收益获得的还是未来的美元货币，而美元储备在中长期随着可能出现的不断贬值将导致中国的实际收益受到大幅度损失，因此美国的策略是引导其它国家净储蓄进入其资本市场而实现“避实就虚”的国家战略，也就是使得国外的净储蓄无法实现对美国实体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核心产业的收购，从而将其它国家的美元储备引向美国的国债市场，也就是进入虚拟经济的领域，实现货币的持续“虚拟化”。

而中国为了广泛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面临着美元可能中长期不断发生贬值效应的可能，就应该实行“避虚就实”的战略，也就是在保留相当的美元储备作为国家经济的安全阀门的同时，尽可能地将中国的多余美元储备转变成为中国亟需的实物经济和资源。在美国收购比较困难，中国就可以在欧洲市场进行核心技术、核心工业和精密设备的收购。考虑到在金融危机日益扩展到实体经济危机的阶段，许多欧洲国家的重要企业都面临销售和融资的困境，这就提供给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主权国家基金投资的重要战略机会。如果要是在平时，中国大规模收购西方国家的技术和设备的举动几乎毫无例外地会被描述成为威胁，反华的浪潮会掀得满天高。但是当今天这些国家的许多产业，包括一些核心产业面临巨大的市场困境和融资危机的时候，中国的主动收购和投资行为就会面临小得多的阻力和反弹。中资企业应当利用良机实现对某些重点产业的收购或是股份持有，并实现对某些品牌和技术的占有，特别是在军工、航天、航空、精密仪器、机械设备、精密机床、生物技术和医疗设备等领域，中国是大有可为的。

除了欧洲一些大国如法国、英国和德国等诸多产业面临巨大的生产性危机以外，欧洲一些小国特别是挪威、瑞典和芬兰等国家，其技术相对来说非常先进，比如挪威的炼油设备世界领先，瑞典的机械加工和电子工业水平先进，而在这些国家，经济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相对来说比较弱，国际开放程度却非常高，因此当这些国家的一些产业发生危机的时候，中国资本的收购和投入往往成为他们的拯救者。通过在国际金融危机这样特定时期的战略收购，中国可以尽可能地化虚为实，化外储为实体设备，通过相关的战略举动特别是通过对一些中国尚不掌握的技术设备实行收购来缩短中国和西方技术水平的差距。

“避虚就实”还包括中国应该尽可能地将外汇储备转化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亟需的资源型产品，特别是包括能源和原材料等产品，这样的产品对于实现中国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金融危机期间，许多国家面临国际收支危机的同时，中国应该加强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进行战略援助，将这些国家与中国实现战略利益对接，从而最大程度实现中国国家利益，这正是以下章节将要论述的重点。

II 金融危机中的国际战略布局

在发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中，金融风暴的效应逐渐开始扩展到了全球各国，世界上许多国家深受重创，产生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许多国家甚至面临国家破产的局面，整个国家金融、经济形势万分危急。比较严重的当属冰岛、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匈牙利等国家，这些国家先后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

我们知道，IMF，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组织，同时也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代言人。在历史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与的贷款往往是与最苛刻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弱小发展中经济体和缺乏外汇储备的国家从IMF取得贷款的条件就是按照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国内改革，包括削减公共支出、削减工资、降低社会福利、完全开放市场、完全实现自由货币兑换等，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由于被迫完全按照IMF的模式进行改革，结果导致国内经济发展崩溃和国内核心产业完全被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低价收购，这些国家被IMF控制的悲惨境遇，令人深思。而在历次金融危机中，IMF就是担当的所谓危机最后防火墙的角色，当某国经济面临完全崩溃的局面时，就不得不向IMF求救，企图获得紧急贷款来缓解国家面临的千钧一发的危局，但是同时必须接受IMF出奇的苛刻条件，等于同时接受了一个经济不平等条约，将国家利益以及其廉价的方式销售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许多亚洲国家都接受了IMF的国际贷款，同时接受了不平等条约，从而遗患无穷。只有韩国在面临IMF苛刻条件的时候，坚定地说不，国内也掀起了爱国热潮，许多公民向国家捐献和出售黄金，帮助国家渡过危局，从而顺利渡过了国际收支危机。

而今天我们的友好邻邦向IMF发出紧急求救的信号，这个信号应该被我们充分把握和感知，因为它表明巴基斯坦面临极为严峻的国际收支形势，国家经济处于危局。同时接受IMF的援助很可能意味着接受不平等要求和协定，从而使得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失，而且将使得巴基斯坦被迫向美国靠拢，从而使得美国势力长驱直入该国。巴基斯坦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其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来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兄弟之邦，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之一; 二是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南亚次大陆的支柱国家，同时该国紧临世界地缘的枢纽和世界石油大国“伊朗”，并且与局势动荡的阿富汗接界，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 三是从海权的角度来看，巴基斯坦深入印度洋中，通过巴基斯坦，我国的远洋军事力量可以直接输送到印度洋，这对于捍卫中国的海洋权益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考虑到中国还没有航空母舰以及远洋输送能力相对薄弱的条件下，中国通过巴基斯坦在印度洋实现军事存在意义重大。如果巴基斯坦成为IMF和美国实施控制的范围，对于中国的地缘、海权和能源运输和反恐等将造成多重损失。

由巴基斯坦我们可以延伸到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对外援助的整体战略问题，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除了应该“避虚就实”以外，还应该对部分面临危机的国家实行援助。我们应当对面临危机的国家实行分类，一是对中国具有核心枢纽意义和战略意义的国家比如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伊朗等; 二是具有重要能源价值和资源价值的国家比如海湾的阿联酋和部分面临国际收支困难的资源类型的非洲国家等; 三是发达和重要的西方经济体; 四是对中国相对来说不具重要战略价值的国家比如冰岛和波罗的海等国。对于第一类国家我国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行战略援助，援助它们的同时也是在实现我们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巴基斯坦的安危事关中国国家根本的经济安全和战略安全，考虑到中巴友谊的历史传统和两国关系特殊的重要性，中国尽可能地帮助巴基斯坦摆脱经济崩溃几乎是中国刻不容缓的国际义务，我们切不可让巴基斯坦接受IMF的不平等条约从而走向沉沦。对于第二类国家中国应该选择性地进行投资和合作，特别是与重要的产油国和重要的资源大国进行合作并积极在这些国家进行战略性投资。 而第三、第四类国家本身就是属于发达经济体，或是欧盟内部成员，中国当然没有任何国际义务和国际责任进行输血式的援助，除了中美关系由于超级特殊性应该根据国家宏观战略利益实行特殊的政策以外，对于欧盟体系内的任何成员国和其它发达经济体，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除了实行对其实体经济的投资和实体经济的收购以外，显然没有任何可能性对其实行资本输出。总而言之，凡是在地缘、海权和能源石油等领域对中国国家利益具有重要关联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缅甸、尼日尼亚、哈萨克斯坦等国家都应该是我们进行重点援助的国家，而某些国家如阿根廷等完全在美国的“后院”，而且由于该国幅员较大、人口较多，中国进行大规模援助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

总之，经济危机既会对中国经济本身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危机，在危机中又同时蕴藏着我们平时难以想象的巨大机会。现在就判断谁是危机中的赢家和输家还为时过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次世界经济空前的大海啸中，一些国家会面对挑战和危机迎难而上，化危机为转机，从而得到提升，而另外一批国家则会在危机中沉沦和下降，甚至某些国家还会被边缘化，成为彻底的失败者。因此未雨绸缪，早作国家战略规划，时时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核心，因势利导，顺势而上，勇于迎接挑战，当是我们重要的抉择。

在全球百年难遇的重大危机前，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国家正在全球这张大棋盘上积极布上战略要子，一盘全新的棋局正在展开，作为二十一世纪具有远大雄心壮志的中国和中国新一代，我们准备好了吗？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本盘棋局会持续很久，现在只是布局的初级阶段，但是棋局结束的时候我们必将看到全新的世界——一个用我们今天的眼光难以想象的新世界。

作者 刘涛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本文到各中文网站。

2008年10月26日

© Liu Tao for 阅微堂, 2008. | 链接 | 32 条评论

I 史无前例的超级债务帝国

从九月中旬美国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以来，这场由华尔街掀起的金融风暴逐渐扩展到全球，整个危机的严重程度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几乎引起了整个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而危机在全球化时代的影响力和破坏力也是无与伦比的，五大洲的无数国家纷纷卷入这场世纪金融危机，而危机的尽头却远远不见底。这里我们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脉络总结一下美式资本主义的新特点，有助于我们把握资本主义新时期的规律。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1944年，世界上44个战胜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小城布雷顿签署了一个协议，从而奠定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的国际财经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要点包含了，世界各国货币紧盯美元，而美元的汇率与黄金挂钩，同时各国实行固定汇率。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国际机构，承担在国际经济危机时期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在这段时期，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金援受到战争重创的西欧，以便巩固所谓自由世界面对苏联和东欧集团时的威胁。在美国的全力援助下，西欧各国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开始了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在这个阶段，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霸权实力，美国一国的国民产值占了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0 %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其它西欧国家则或多或少欠有美国的债务，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也占有绝对优势，通过贸易出口，各个西方国家充斥着“Made in USA”的产品。

在美国拥有绝对优势的前提下，美国领导下的国际财政金融体系有意识地鼓励西德和日本的发展，因此规定了马克、日元、英镑和法郎等主要西方国际货币可以对美元实现贬值，进而直接刺激了这些经济体制造业的飞速成长和制造业的竞争力。1953年，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西德和日本的工业体系全面衔接到巨大的战争机器之上，从而将这两个国家推向了战后的崛起之路。西德和日本在美国有意识地引导下迅速实现了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生产力巨大的提升，德日两国对美贸易开始逐渐由贸易逆差转变为贸易顺差。

1960年到1970年代的越南战争成为美国霸权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美国经历了越南战争的挫败，“越共”一词成为1960年代以来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出现频率最高的非西方词语，并最终成为美国最大的梦魇。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不仅在军事上大丢颜面，而且经历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古代战争打的是钱粮，现在战争打的是巨额的国库税收和国家战略储备。越南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就发现自己的财政已经是捉襟见肘了，更要命的是，山姆大叔发现，每经历一次战争，体系内部的德国和日本就像吹了气的气球一样，剧烈膨胀起来，产业资本越来越壮大，竞争力越来越强，美国的制造业在那个时代就开始向德日两个经济体转移，美国的贸易顺差早就转变成为对德日的贸易逆差，美国最大债权人的地位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于1985年成为债务人，而体系内部的德日却跃升成为债权国家。

1972年，一名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 ? 赫德森(Michael Hudson)接受一个研究机构的资助研究美元非黄金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他得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那就是从短期来看，美国面临的政府财政赤字的问题可以加强美国的国际财政金融的领导地位，但是从长期来看，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却可能是弊大于利，会损害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迈克尔 ? 赫德森的本意是用自己的研究结果对美国政府发出一个警讯，劝诫美国政府不要这样做，但在当时，苦于无法解决财政危机的尼克松总统读到迈克尔 ? 赫德森的论著的时候，却高声叫好，认为这正是美国人应该作的。在赫德森研究成果出现的前一年，美国就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结束了二战以来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财政金融制度逐步进入了新的“牙买加体系”。根据牙买加体系的新规则，美国可以不受黄金限制发行美元纸币，这样美国国内消费和对外投资可以完全不用顾忌可能产生的国际收支赤字和债务成本, 同时各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推行黄金非货币化的实施，使得黄金逐渐退出国际货币结算。１９７０年代，在越战失利、苏联全球攻势和美国全面战略退缩的寒冬中，美国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债务促进美国经济繁荣”的道路，这是一条高风险的不归路。

运用古典的经济理论来分析，当一国的经济对另外一国出现贸易逆差的时候，也就是进口多于出口，一国就产生了经常项目赤字，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国家要么减少进口，要么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力，或是考虑到出口终端市场的消费需求，力求逐步改变收支情况，实现贸易均衡，进而可能实现贸易顺差。但是美国却改变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普遍思维和常规，由于美元得到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支撑，因此美元成为国际商务结算的主要货币。不仅仅是国际贸易中，而且在国际期货市场、能源市场和原材料市场也普遍使用美元结算，因此美国可以采取单方面增量印刷美元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国际收支状况。这样，美元特殊的地位不仅体现了美国独一无二的霸权，而且美元本身也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撑。当然，印刷美元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是考虑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市场的环境之中，考虑到一个全球经济系统的存在，美元的通货膨胀和贬值问题就可能外溢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从而使得美国行动单边化，但是行动成本却日益国际化和多边化。

为了平衡美国经常项目的逆差，美国利用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美国的世界信用，通过发行国债和国库券的形式，鼓励外国资本来购买美国的国家资产，并提高回报利率，力求吸引其它国家贸易中盈余的美元再次投入到美国的国家债券中，以此利用外国美元资本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来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不平衡。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美联储就必须调高利率，并保持强势美元，这样才可能让外国投资者看到投资于美国的资本市场有利可图。事实上美国正是这样作的，掌管美联储的大老板格林斯潘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不断提高基础利率，并保持强势美元的政策，这样欧洲的美元储备和东亚的净储蓄源源不断地流进了美国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兴旺掩盖了美国对外贸易节节升高的逆差，资本项目的盈余正好平衡了经常项目的赤字，不断流入美国的外国美元资本又转化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于是美国人放开胆量进行消费，因为银行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借贷。事实上，这样的模式从一开始就蕴藏着巨大的“解组”风险，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资本项目流入的外国资本平衡经常项目赤字还是借债来还债，其实等于美国政府向世界各重要经济体打了白条，欠下了新的巨额债务。

事实上，美国提高利率和维护强势美元的政策从一开始就蕴藏着重要的结构性矛盾：首先，维护强势美元，保持美元对其它主要西方货币的高汇率，就意味着美国经济缺乏竞争力，会进一步打击美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加速为数不多的美国产业外移。而提高利率以及加息就意味着降低货币供给量，从而造成经济成长降低和消费低迷的现象，同时更意味着进入美国股市和汇市的资本降低，从而损害了美国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繁荣，因此美联储必须周期地摇摆在提高利率和降低利率的矛盾政策中。而随着欧洲整合进程的加速，新诞生的欧元面对美元呈现强劲升值的趋势，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决定了美元贬值的基本态势。因此一旦高利率、高汇率的政策无法维持，美国拿什么来维持资本项目的大量流入呢？美国靠什么来吸引资本项目下的巨额外国投资呢？同时美国不断出售国家资产也是有限的，优良国家资产当然优先被出售，而剩下的国有资产中包括国家的公共设施和福利产品比如国防和养老金等是不可出售的， 因此外国资本也必须大量投入资本市场中的股市，而股市的走高又与降低利率和低息是紧密相连的。美国负债经营于是产生了结构性矛盾，必须周期性地在相互矛盾的政策间摆动，美国更像一个在钢丝上保持平衡行走的巨人，稍有不慎，就会跌落。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在克林顿执政期间还保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盈余，但是在挥霍无度的小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美国的国家财政收入变成了巨额负债，美国发动的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耗费了天文数字般的国库收入，美国国家负债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根据２００８年度美国国会的报道，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耗费上已经达到６４８０亿美元，已经接近越南战争的６８６０亿美元，而９１１以来的反恐战争和成本（含伊拉克战争）已经达到创记录的８５９０亿美元。事实上来自东亚和欧洲的净储蓄投入美国的资本市场，变相起到了为美国战争融资的作用，美国的国家战争机器和巨额国防费用离开了海外资本就很难运作。据统计，截止到2005年，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已经达到7800亿美元，而美国的净负债已经达到3万亿美元，占美国年GDP的约25 %， 美国经济需要世界上其它国家每天流入25亿美元才能维持下去。美国的双赤字是悬在美国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为整个世界经济蒙上了浓厚的阴影，美国已经成为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个超级债务帝国。

从美国刺激经济发展的模式来看，美国经济除了高度依赖外部美元资本注入资本市场以外，还高度依赖美国民众的借款消费，特别是在2000年互联网和高科技的泡沫破裂以后，美国刺激经济发展的模式就是在一个泡沫戳破以后，创造另外一个泡沫。退出互联网和高科技股市的资本被引向一个更大的投资点，那就是房地产市场。事实上，房地产市场成为2000年到2007年美国新经济繁荣的重要增长点，美联储在9?11之后11次降息，使利率降到了50年以来最低的水平，以此货币大量出笼形成了对房地产市场强烈的刺激，房地产市场形成了超级泡沫，而外国资本的巨额融资使得美国民众贷款买房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从一开始的中产阶级贷款买房，到普通民众的贷款买房，再到收支条件不佳的低收入阶层也纷纷贷款买房，美国这一轮经济增长从一开始就是高度扭曲的模式，而且随着房价的飙升，房地产市场投机逐渐演变成为全民的狂热。美国还实行了对房产增值部分的“再抵押贷款政策”，从而使得居民的房产增值成为居民的“提款机”，房地产市场酝酿着极大的危机。从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来看，在１９９２年大约是７，５ ％，２００５年在房地产的巨大泡沫中已经为０ ％，而在２００７年转化成为平均每月１４ ％的债务。这样，经常项目的赤字，加上资本项目的负债，再加上国家财政巨额赤字以及普通家庭的负债状况，更加上美国金融衍生市场内部蕴藏着的超级风险和欺诈，当经济的基本面一旦受到波及，整个国家系统内部的严重问题就会全面爆发。我们已经见识到我们有生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危机，我们也将经历到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震撼的世界经济衰退。这样的衰退早就是有迹可寻的，2005年，美国经济学家Brussee就在其专著《第二次大萧条》中警告大衰退不可避免，2007年一部中国畅销书《货币战争》已经预言了美元体系崩溃的前景，该书作者宋鸿兵甚至预测了金融危机三阶段式的爆发，包括金融地震、金融海啸和美元危机等，而在更早的时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王建和民间经济学家刘军洛等就做出论断，断言美国必将在房市泡沫破裂之后产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只是很多具有远见的预测被视为危言耸听而被置若罔闻，只有当危机真正降临时人们才能感觉到危机的力度和烈度。

II 虚拟资本主义

１９７0年代，牙买加世界体系宣布美元金本位的制度寿终正寝之后，美元的世界性泛滥就成为必然结果了，伴随着１９８０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执政，西方的福利国家模式和以调节劳资矛盾、改善工人福利和促进大众消费为特征的社会民主党模式重新被英美的海洋体制所否定。撒切尔和里根誓言恢复真正的资本主义，消解社会主义和西欧的福利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影响。美英的新模式得到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力支持，以此为标志，发端于美英的新自由主义借助美国的全球力量在世界各国迅速扩展开来。

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扩张的是经济全球化，资本出于牟利的本性，希望能够跨越国界而自由流动，寻找廉价的生产要素和廉价的劳动生产基地，从而谋取更大的利润。于是新自由主义顺应资本扩张的需求，在全球范围内提出去国家化、去边界化、脱管制化的要求。于是，在全球范围内，资本相较于劳工的权力得到大幅度扩张，二战以后逐渐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市场资本和劳工阶层的权力平衡开始转而不利于劳工阶层。1991年全球金融体系宣布解除管制，这是相较于1971年金本位终结更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借助着现代电脑技术的发展，资本的飞速流动和扩张成为全球资本主义者梦昧以求的现实。如今，在全球任何一个与世界联网的股票交易所，交易投资商只要按动电脑键钮就可能在数秒钟将十亿、百亿的资本在全球范围任意移动，纽约——东京——上海——香港——孟买——加尔各答——阿布扎比——莫斯科——法兰克福——巴黎——伦敦——苏黎世，资本可以有效率地在世界性的城市进行任何层面的流动和投机，而主权国家管治和约束的权力却大大降低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全球各地对冲基金在２００５年已经达到了１.１万亿美元的庞大规模，甚至超过了２００７年印度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而这些散居在金融投机者手中的对冲基金已经对主权国家构成了强大的威胁。

产业资本开始从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流出，按照市场资源价格、劳动力等天然禀赋展开全球的产业分配，新的全球产业链条形成。同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服务行业和金融产业高度发达，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和股市、楼市、房市成为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和支撑点。这一过程中，最明显的是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的现象，最早开始这一过程的是美国，其产业在韩战和越战后部分转移到德国和日本，而随着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崛起，特别是随着中国和印度崛起，美国的产业进行了超级规模的转移，逐渐将其产业资本多数转移到以中国为首的东亚产业群聚地带。中国由于低廉的价格、良好素质的劳动力、较好的基础设施和庞大的市场潜力逐渐成为产业资本转移的中心国家之一。这样，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逐渐走上了虚拟经济的道路，这个过程也被中国部分学者称之为虚拟资本主义。也就是实物经济的生产，特别是制造业高度萎缩，其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很低的比例，但是与实物经济部分脱离的金融产品比如股票和债券却相当发达，特别是完全与实物经济相脱离的金融衍生产品高度膨胀，形成了经济中的超级泡沫。据统计，到本世纪初，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45万亿美元，其中物质产品的份额不到20万亿美元，而金融产品的价值却高达2000万亿美元，这也就意味着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品的总产值是实质的物质产品的100倍，全球每年的国际贸易额不过7万亿美元，可是每年的货币交易额却达到700万亿美元，也是全球物质品生产价值量的100倍，资本主义的“虚胖浮肿”的高度虚拟特征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和匪夷所思的地步。运用任何马克思早期的经典理论和其它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理论都无法对今天的世界经济做出合理的解释。

在西方发达的经济体系中，经济的虚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参照的是美国的银行运作模式，产业也大量外移，因此同样呈现出浓厚的虚拟资本主义特征，而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保有相当部分的产业资本和制造业，但是随着产业的全球布局化也呈现出虚拟经济上升的态势。德国和日本是两个比较例外的国家，德国今年依然保持了世界出口冠军的地位，制造业特别是机械设备和精密仪器设备、轿车等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出口态势，而日本的制造业虽然大量外移到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区域，但是日本依然保持了出口大国的基本特征，产业资本和制造业在经济中依然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经济的虚拟程度可以反映在出口的数据和内部的就业结构上，当某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逆差不明显，甚至含有贸易顺差，而且内部相当多的人口依然在制造业就业时，就反映出该国的虚拟程度不高的特点，比如德国。当某一国呈现天文数字的贸易逆差的时候，或是国内制造业人口急剧下降的时候，反映出的就是该国经济的虚拟特征。美国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超过其它任何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因此也最早呈现出了虚拟经济的特征，同时，美国在今天达到的虚拟经济的程度也是最高的。比如，美国贸易逆差在２００７年达到７１１６亿美元，就显示大量实物产品源源不断输入美国，而美国的美元源源不断流出的基本情况，尽管近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有了些微的下降，但是美国产业经济空心化和经济高度虚拟的特征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美国没有工业部，而只有商业部，这就是美国经济高度虚拟的表现。

除了美、英、澳、法等国以外，一些中小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将发展金融产业和金融服务产品作为主要方向，比如冰岛，阿联酋和瑞士等（当然有的国家是出于历史传统，如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经济也出现完全脱离实物经济和制造业的情况，当金融风暴袭击这些国家的时候，它们面临的往往是超乎寻常的严重危机。比如小国冰岛进行的金融服务行业产值远远超过本国的制造业，当全球债务危机爆发的时候，冰岛就面临国家支付能力破产这样可怕的处境。

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能够逐步脱离物质生产，走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虚拟经济的阶段？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区别美国和其它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和中小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区别。美国由于坐拥美元这张世界硬通货的优势，因此可以利用手中的钞票交换东亚和其它国家的实物产品。而美国的资本市场相较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市场，的确是更加开放和发达，同时提供很高的回报利率，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能够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再次回投到美国的资本市场来购买美国国家债券的原因，进而美国可以利用资本项目下的盈余来弥补经常项目下的巨额逆差。由于美国对国内的产业收购做出了较大的限制，而且在军事工业和科技领域严格限制对华出口，因此中美贸易中我国积累的巨额顺差投资到美国的资本市场几乎是在重重限制下必然产生的结果。东亚国家之所以愿意以大量的实际物质交换绿钞纸币，其间的关键点还是在于美元作为世界第一储备货币的地位和美国具有的世界超强霸权地位。但是随着美国的虚拟经济程度的日渐提高，随着美国在债务经济和金融衍生产品的泡沫的强力扩张，而且随着东亚国家的美元储备日渐升高，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日益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关键问题在于，面临美元不断贬值，我们手中的外汇储备是否能够保值增值，是否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能用同等的美元换回同等数量的“等值产品”？

如果说美元还是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敲门砖的时候，那么，即使面临损失各国也不得不积累美元储备，但是当欧元诞生以后，在另外一个与美国经济体相当的欧盟经济体逐步形成的时候，当一个欧洲大市场在欧元的催生下逐步形成的时候，美元对欧元汇率的不断下降就正显示着美元的贬值。不能否认的是，在过去的近15、16年时间，中国经济完全进入了以美元为结算的美元货币贸易圈，特别是中美之间贸易量的激增和中国年年飙升的贸易顺差是拉动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杠杆。我们今天在反思美元贸易弊端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首先是美元国际贸易圈的基本受益者，正是因为美国消费者的巨大需求和美国市场对全球的拉动力量才能带动包括欧、日、中和其它所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个经济体的发展，特别是中美的美元圈贸易是拉动中国沿江、沿海外向型贸易的最重要的动力，是中国过去近20年内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外部拉动力量。

毫不夸张地说，是美国这个大火车头带动了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二个火车头，美国的高消费和中国的高储蓄，美国的高负债和中国的高顺差，正是世界经济的基本现实。这个模式，问题很多，但是在特定阶段却成为中国崛起的一种外部促进力量，中国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借助美元货币圈的力量崛起的，不错。今天看来，这是一种忽视了内部需求和环保、社会成本的模式，但是一个后进的国家在试图赶超先进国家时，经济飞速增长不可能凭空出现，其中资本的集中投入、产业的集中布局和技术逐渐“外溢”的效用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必要积累条件，近代历史上崛起的国家无一不是从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开始的。而中美奇特的孪生模式还在于，美国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双方在军事上和许多问题上相互猜忌，但是双方经济相互整合和依赖的态势超过了美中以外任何一对经济体，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都没有像中美这样呈现出如此紧密的经济整合状态。而事实上，美国国内资本市场的融资，美国的全球治理和在全球耀武扬威的行为，甚至是战争，都离不开东亚净储蓄和资本对美国的间接融资。不知当美国人向台湾军售，向日本横须贺派遣核动力航母，甚至训练藏“独”破坏中国国内稳定团结的时候，美国人是否心里认真思考过他们所动用的资本可能是东亚国家来的净储蓄？

无论我们心里如何不平，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离不开美国这个国家，我们国家的利益也和美国国家利益深深整合到了一起，东亚实物经济交换了美元世界货币，东亚的净储蓄又投入了美国资本市场，为美国借贷经济和贷款消费创造了条件，而美国人的消费市场又再次拉动了东亚的经济增长，而东亚在美国市场上的融资又可能成为美国军事支出和国防开支的间接来源，中国和美国以各自的方式发展和增长着，分别成为世界经济第一、第二的火车头，可是，当结构性的矛盾总爆发，美国的债务经济走到头的时候，当大火车头嘎然而止的时候，中国这个小火车头该开往何处呢？崛起策接下来的数策将分别从国际和国内的角度来讨论中国在国际经济危机爆发这一特殊时期的战略。

III 美国霸权软着陆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当前，关于中国是否要参与美国救市的讨论非常激烈，从中国决策透明化和决策公开化的讨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讨论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同时关于中国庞大外汇储备的使用问题必须实现科学决策和政策公开，同时也应当符合中国的宪政程序，但是在讨论过程中笔者还是就一些观点感到一些忧虑，以下就现在通常听到的某些观点展开论述。

笔者认为，关于中国外汇储备的使用和是否救市的问题首先应该与意识形态脱钩，不应轻易地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样的问题划等号，更不应该成为煽动简单多数和煽动民粹主义的工具。可以设想，在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突出、社会保障不够健全、体制不够完善、贫富差距没有明显缩小的国情下，用简单地草莽式语言来煽动社会情绪，并且采取激情民粹式的语言来攻击不同观点的学者是容易赢得大众的，但是主张抛售美国国债的学者未必就是多么爱国，主张购买美国国债助美国度过难关的学者也并非像有些人说的是什么“卖国”。在这一类讨论中，动辄就用“爱国”和“卖国”这样简单对立划分的语言显示出某些学者并没有真正将中国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并没有懂得该问题的复杂性是不能用爱国/卖国这样的二元思维来下定义的，在这里我们真正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能够进行有益理性的思考，实现特殊危机时期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有识之士都不会否认，美元的债务经济伴随着金融衍生市场的崩溃恐怕是一个我们无法预测的“债务黑洞”，但是美国这个债务帝国如果迅速坍塌，直接损害的将是中国国家利益，中国在抛售美国第一批国债的时候，就是美元帝国寿终正寝之时，那么中国手中剩下的巨额美元债券和巨额外汇储备将如溶化的冰山一样迅速消融，中国自身十几年通过亿万劳动者积累起来的巨额外汇家底可能瞬间化为乌有，因此，如果落井下石维护了自己的利益倒还罢了，如果让自己也掉进井里那就是愚蠢了。中国是美元体系直接的利益关系人，也是直到今天为止最大的受益人和债权人之一，如果债权人逼得债务人走投无路最终破产，那么损害的将是债权人本身的根本利益。中国的确需要转型，需要逐步离开美元这个黑洞，但转型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个虽然逐步衰落、但还算稳健的美元体系，而不是一个瞬间崩溃的美元体系，对我们来说是最有利的。因此该不该救市美国，不能简单地从意识形态和煽情的角度来考虑，必须站在战略高度、高瞻全局、从中华民族复兴的宏大局面才能看得更清楚，而民粹主义的煽动虽然可能博得某些草根的狂热追捧，能够赢得网上的百万点击，但绝对不是真正在为中国国家利益着想。

其二，从当前世界整体形势的角度来看，总体来说，世界的前景难以预料。德国的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说这场危机过去之后，美国将失去财政领域内的超级大国的地位，这场危机过去以后世界将不再是之前的世界了。笔者部分同意这样的看法，但是同时也要反问，如果今天美国将自己超级大国的地位立即拱手让出，谁能接替美国呢？俄罗斯军事力量强大，但是经济力量在世界经济的范围内还是非常弱小的，一个用卢布来结算的国际经济体系是难以想象的。欧洲已经跃跃欲试，试图挑战美国的金融“一哥”的地位，但是历史经验已多次证明，没有强大和独立军事力量支撑的货币和经济体终究不能成为世界性的货币结算单位。考虑到欧洲内部各国矛盾的尖锐对立和欧宪的搁浅，以及欧元本身的不确定性，欧元要一夜之间替代美元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可以吗？如果中国在一些欧洲列强的怂恿下主动挑战美国的世界第一的位置，那么中国可真是上了圈套，历史经验也一再证明，欲速则不达。中国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还处于扎扎实实发展制造业，创造生产和实现工业化的阶段，距离美欧日的金融资本主义和虚拟经济的时代还存在着“阶段差”，中国还面临着繁重的城市化、农村现代化、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和内部政治体制改革等众多问题，因此中国取得世界强国地位，未来20年是关键的关键，这段时期也正是中国加速扩展内需、实现内部现代化的重要时期。在内部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漫漫长路要走的历史阶段，中国应该因势利导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来为中国现代化大局服务，通过13亿市场的内需开发来逐步取得世界领导权，而在现在就奢谈接替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显然是太早了，如果中美共生的模式能够再维持15到20年，那就是中国的大幸。而现在国际经济形势突变，中国应该积极参与新的国际财经制度的构建，努力取得共同参与权和部分话语权，为维持中国现代化创造最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中国应该继续实行韬光养晦的政策，尤其要注重维护中美关系的全球战略大局，因为中美关系始终是牵涉到中国现代化大局的根本问题，中国没有理由去加速结束美元国际贸易的格局，而是应该期待美国霸权实现软着陆，逐渐实现权力和平地向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转移。

其三，国人应该清楚地看到，一个统一强大的世界领袖欧盟，未必就比作为世界领袖的美国更好，世界也未必就会因此更加和平，或是更加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相信今年经过西藏事件后，中国的战略家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更能看清某些欧洲势力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想要颠覆中国的。考虑到欧盟在市场准入方面远较美国更为苛刻的条件，中国经济自然而然地与美国经济更加深入整合在一起。未来美欧中当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三支力量，这样的局面将是本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基本趋势，美欧谁能更好地容纳中国作为世界三分之一的力量进入世界核心，必须分析美欧内部的社会结构。美国是移民国家，毕竟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欧洲大多数是脱胎于欧洲列强的民族主义国家，欧洲中心主义非常强烈。的确，美国的军事力量决定了美国是唯一能够干扰中国统一的国家，也是唯一有力量能够颠覆中国现代化局面的国家，但是假设欧洲成为了跟美国一样的独立超级政治体，具有独立的全球打击和全球到达的军事力量，谁能担保欧洲政治家不会干涉台湾问题？谁能担保欧洲右翼不会更起劲地煽动藏“独”？ 因此，中国不应该随风起舞，当别人咒骂我们的时候，我们站稳脚跟，有理、有利、有节地去反击，但如果有人突然之间又来热捧我们为“救世主”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让别人“捧杀”，我们还是有理、有利、有节地去回应，一切按照我们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笔者深信，跨越太平洋的两个大国应该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的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应该在战略上化敌为友。

总之，我们处在一个特殊时期，我们应该能够预见到一些基本的原则和规则：

—— 中国不应该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终结者，我们应该是理性的改革者。因为我们正是因为融入这个国际秩序而受益的；的确，美国是堕落了，腐败了，美国在全世界丢尽了面子，但是美国的制度决定了美国还是一个具有相当修复力的国家，它在世界上独超的位置在未来15年到20年内还是不会被撼动的，美国经济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寒冬，带动世界也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寒冬。中国要做的是尽量在寒冬到来前多进行战略储备，并扎实地进行内部机制改革，让我们度过这个寒冬，相信我们中华民族是能够战胜困难的，相比其它国家而言，我们可能会更顺利地度过这个寒冬，并最早迎来春日的繁荣。

—— 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挑战美国，或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美国拉下马”，让想去做这件事的人自己去做，我们还要扎扎实实打好自己的地基，修好自己的房子，自己家里稳固了，外边闹翻天都没有关系。

—— 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更像是奥运会上的火炬接力，一个运动员拿着火炬跑了一圈，然后交给另外一个运动员，中美必须和平相处，中国应该智慧地、按照国家现代化发展规律自然而然地接过美国的火炬，而不会让美国感到难堪。一个和平的、完成了自己贡献人类文明任务的国家依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美结盟并非完全不可能，关键看下降的美国怎样看待上升的中国，也要看上升的中国怎样对待相对下降的美国。

—— 美元体系面临重大的危机了，这不是我们高兴的理由，恰恰相反，这是我们应当忧虑的原因，这个世界还有太多不确定性，美元的下滑加速了世界的动荡，而世界的动荡恰恰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欧元和人民币还没有可能取代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因此某种程度上，大家还需要美元，中国更需要美元储备购买以美元标价的能源、期货、精密仪器和设备。因此中国主动打击美元系统，不仅会伤害美国，也必将反过来伤害中国经济，而危机过去后，世界上可能只有查韦斯和内贾德为中国叫好，有的人还会在背后偷着乐。因此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延缓美元体系的崩溃对我们有利。

—— 有学者提出人类重新使用黄金，这恐怕更不现实，人类社会很少有走回头路的，世界经济交易量和国际贸易量的激增使得黄金和白银作为交易货币在现代世界已经没有可能。黄金有储备价值，但是却不再可能当作各国货币使用，因此要返回到黄金时代是不可能的。

—— 在欧洲具有完全独立的军事力量和真正统一的宪政架构以前，欧元是世界第二的货币地位可以保持，但是欧元完全取代美元则有待时日。

——一个统一强大而又独立的欧盟成为世界霸权后，未必符合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在全球化进程中，中欧应该加强合作，但这种合作始终应该避免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中欧在联手对付美国。国人应当牢记，无论美元体系存在多少问题，中国国家利益已经更加深入地与美国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中美经济的共生特质，决定了中国和平崛起是能够实现的。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政治等领域正面临全新的改革和权力调整，新的国际力量正在进行新的分化组合，世界的确处于空前变动的时代，中国既要摆脱孤立主义的思 维，对国际经济和政治改革提出全新的观点，同时也应该成为国际体系循序渐进改革的推动者，同时在国力还不能使中国担负起国际领袖责任之前，我们不能超前冒进去夺取世界的领导权。在勇于提出中国思维和中国观点、并推进国际财经和经济全新改革的同时，我们应该审慎观察，决不当头。邓公留给我们这一代的遗训我们还应该继续牢记。中国至少还要韬晦２０年。

弄清楚以上的基本观点，我们就可以说，美国霸权软着陆以及美元霸权软着陆对我们是有利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对国际大势的判断。

作者 刘涛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本文到各中文网站。

2008年10月20日

参考文献

1 （德国）马克斯. 奥托：《大崩溃来临》(Der crash kommt) ，Berlin 2008 年出版。

2（美国）迈克尔. 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嵇飞 、林小芳 译 ，北京中央编译局2008年出版。

3 宋鸿兵：《货币战争》，北京中信出版社出版社2007年出版。

4王建：“论中美战略性接近”,2006年发表,

5 刘涛《中国崛起策－－ 从中美经济共生体谈起》, 2006年发表,

6  （美国）Warren Brussee：《第二次大萧条》(The second great depression), Booklocker 2005年出版

7刘军洛：“中国急需建立‘金本位’对抗美元贬值和世界性通胀”, 2004年发表,

© Liu Tao for 阅微堂, 2008. | 链接 | 20 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