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的历史上，马科斯·韦伯提出的疑问“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产生于非西方的文明？”以及“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是经典话题，激励着一代一代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去寻求答案（韦伯2007，1998）。韦伯以他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写下了一系列关于非西方国家宗教的社会学典籍，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2004），韦伯尝试从宗教和中国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精神。在他关于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的庞大经典著作中，韦伯始终在比较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政治和经济与古代文明的差别，从而使我们能够从不同角度全景式地探讨后进国家现代化进程滞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原因（韦伯1998）。

无独有偶，1930年代，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在美丽的剑桥大学邂逅了三名聪慧、文雅而又有教养的中国留学生后，突然对中国文化和语言产生了强烈兴趣，并了解到许多在西方世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然科学发明原来是来自古老的东方。他越深入研究，就越是感到中国古代文明的璀璨，越认识到中国对整体人类科技文明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不可忽视的。在那个西方世界充斥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年代，李约瑟于1944年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那么多古代的科技发明产生于中国，但最后科技革命却没有发生在中国（或是印度）？”李约瑟的疑问吸引了大量跨学科的研究（李约瑟1990），并吸引了许多优秀的自然科学家、文化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甚至是宗教学家探讨交流近现代科技文明与中国无缘的根本原因。最后的研究成果凝结在《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七大卷、共三十五分册的煌煌巨著中（试比较国内学者的研究朱荣贤2003，蔡宝刚2003，张兴国2003）。

无论是韦伯疑问，还是李约瑟难题，都从多个不同的学术角度为我们展开了全景式的认识模式：为什么中国落后于西方？为什么产业革命没有产生于中国？为什么科技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在对韦伯疑问和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中，我们也发现了对这两个问题接近的解释模式，从地理环境论、气候论，到人口论，再到土地和人口的比率论；从科举制度约束论，到官僚帝国的政治制度论，再到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模式论；从宗教文化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对峙论，到农业经济立国论，再到法律契约缺乏论，我们都发现了综合的、详细的、全面的对中国落后的探索。

今天，在前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的基础上，在吸收了西方社会科学最新的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韦伯疑问和李约瑟难题与另外一位时代思想巨人——卢曼的系统理论充分结合起来，进而提出具有新时代精神的重大课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功能分化的社会？这个难题包含以下几个基本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功能分化的、独立形塑的、以现代产权关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接近于韦伯疑问）？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功能分化的、权力缩限的、积极谋取自身内部复杂性的现代政治制度？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功能分化的、独立形塑的、自我参照的现代法律体系？为什么在重视教育的、最早实现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中国最终却没有形成独立形塑的、高度功能分化的、功能自治的、以现代大众教育体系为基础的现代教育系统？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形成独立形塑的、功能分化的、以自身标准为自我参照的现代科学系统（接近于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形成独立的、功能分化的、不受其它系统编码干扰的现代艺术系统？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独立的、按照自身逻辑进行编码的现代宗教系统？

也许我们并不需要执着于在韦伯疑问、李约瑟难题之后再提出一个卢曼问题，但是对功能分化为何没有在中国产生的研究将超出前人的视野范围。根据卢曼的系统理论，我们可以更加立体地、全方位地探讨中国落后之谜。考虑到古代中国在阶层分化社会的“先进性”和长期处在人类文明前列的特点，我们特别需要阐明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能从过去的发展中探索出中国落后的根本症结，就不能很好地探索今天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面临的一些根本谜思、难点和体制攻坚阶段的根本问题，就很难真正对未来中国的体制现代化设计出重要的改革方案和战略性规划。通过卢曼的系统理论（卢曼1998，2000），我们的研究视野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开阔：巨人韦伯、李约瑟（包括马克思本人对东方亚细亚灌溉体系下的专制制度）的探讨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利于我们民族认识自身的过去，进行深刻的内省和反思，但是从卢曼的系统理论视角下来看，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分别只谈到某个特定系统的问题，比如韦伯疑问涉及的主要是经济系统，李约瑟难题涉及的主要是科学系统，而卡尔·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认识主要是集中在政治系统，但是通过功能分化理论新视角的认识和分析，我们对中国过去发展的整体认识必将经历“质”的飞跃，从而把韦伯疑问和李约瑟难题推进到新的高度 —— 功能分化社会无缘于中国之迷？为什么现代化的功能分化系统（政治、经济、法律、科学、教育、艺术、宗教）最终没有在古老的华夏大地、阶层分化社会中引领了千年人类文明的中国完成自身独立形塑的功能分化进程？是什么阻碍了中国各个方面的进步？为什么中国的商品经济曾经繁荣发达，却最终没有发展成现代的经济系统？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法典越来越完备，越来越严密复杂，却最终没有形成现代的法治国家？是什么阻挠了法律系统的功能分化和自我形塑？通过功能分化的视角探索这一系列问题，并真正以新的历史高度阐释历史的疑难和症结，不仅可以解开我们今天的心结，更可以进行深刻的、新时代意义上的民族反思。这样的反思当然不同于1980年代那种简单的情绪上的文化否定和意识形态上的全盘西化，而是在中国崛起、民族自信心重新恢复、中国昂首于世界的新时代的对制度层面的新反思。这种反思绝非是对自身文化的否定，而是一种对于制度落后造成国家全局性落后局面的深刻总结。一个民族只有善于反思，善于总结，并改造自己文化中那些不符合时代的因素，同时结合自己文化中的优秀传承，衔接上世界文明发展的根本趋势，并精密理性地设计自己的未来，才会重新回到世界文明的顶峰，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

我们今天对中国功能分化之迷的根本意义上的探索，会接触到中国阶层分化社会中的很多阴暗面，但我们所作的并非是要贬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而是真正着眼于国家的未来，着眼于国家在21世纪的长程发展，真正着眼于中国崛起这一伟大理想和光荣目标。因为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过去是怎么先进的、后来又是怎么落后的、再后来又是怎么衰落的、今天又是怎么重新回到世界顶峰的，才能真正作到用长程的战略眼光和长程的远见去进行中国体制改革的攻坚战，才能真正牢固把握自己民族的命运，为中国未来20年的黄金时期探索出根本的改革规划。过去的一些阴暗面、一些落后的制度性因素阻挠了中国功能分化的进程，我们今天读起来仍然不免掩卷长叹，深深为我们民族的命运叹息。但仅仅是叹息与苦痛都于事无补，我们应当真正下定决心不让过去阶层分化中民族的悲剧再次重演，要汲取历史教训，将之转化为强大的动力去推进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改革和进步，认识到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振兴民族的历史重担和光荣责任，在我们这一代，让中国体制实现真正的突破。在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的雄壮历史步伐中，我们要真正实现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政治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中国古代阶层分化社会末期之探讨是非常重要的，笔者在本篇里决定选择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王朝 —— 明朝，来探讨中国功能分化社会为什么在这段时期夭折了，是什么使得中国阶层分化社会没有历史性地前进一步，最终实现功能分化的大突破。

II 探索明王朝下社会子系统的关系

在整个中国阶层分化的历史发展中，明王朝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不仅仅在于明王朝是最后一个汉人治理的朝代，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和西方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此带来的力量的此消彼长影响到了两个世界文明的整体命运的变化。在上一篇里，我们试图探索西方文明出现“文化突变”的根本原因，在这一篇里，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中国历史演变中的重要时期。

当前，中国出现了明朝研究热和明史热的社会现象，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我们多少对大明王朝有了一些直观的印象，比如明朝的内敛和内向型发展、对商业的抑制、郑和下西洋之后对航海业的压制、开国皇帝朱元璋制定的中央集权和大权独揽的制度、明朝中后期出现的太监专权、皇帝的残暴和昏聩、阴森森的特务机构如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等。以上的一些直观印象都可以用来探索功能分化社会在明朝最终没有能够实现的原因。在这里，笔者要着重通过探寻明帝国治理下的各个社会子系统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梳理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并试图回答为什么功能分化社会最终没有在中国实现这一历史难题。

（1）明王朝下的政治和经济系统的关系

在欧洲实现功能分化社会的历史上，一些并不起眼的历史事件蕴藏着未来社会演变的重要契机。15世纪末期，经过六年的艰苦谈判，西班牙商人代表和西班牙女王签订了著名的“圣大非协议”。在该协议中，商人和国家对双方相互间的利益边界和双方应该遵守的贸易规则进行了清晰的划分，双方对相互间的利益分割也进行了精确划分。15世纪末期的西班牙，其社会政治体制还远远称不上是“民主的”、“法治的”或是“宪政的”，我们更不能拿功能分化来描述那个时代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而且那个时代的西班牙海外贸易商可以说是纪录不良，海外残酷的征伐和掠夺让他们给后世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殖民主义者”的恶劣形象。但是就在圣大非协议签署这一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新时代历史演变的征兆：商人集团和政府可以就双方的某些规则性的边界分割进行面对面的平等谈判，在谈判中可以对双方的收益进行明确的界定，在协议中用词特别严密规范，以免将来横生枝节。在圣大非协议中，我们观测到政治和经济开始界定系统边界的历史性发展，两个不同的功能系统开始互相观察对方，然后通过观察对方来观察自己、描述自己，这中间已经蕴藏着新时代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功能分化的重要契机。

对比同一时期的明王朝，我们发现了国家和商人之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关系。当然，中国古代自古以来重农轻商的传统，使得商人在中国古代的阶层分化中处于士农工商的末流，商人虽然能够积累很多财产，但是在社会阶序的阶梯上却是处于底端，而且是处于被歧视的阶层。这里我将运用王毅先生（2004）关于明朝“权力经济”的研究材料《16世纪前后中国的“权力经济”形态及其主要路径 —— 中国皇权制度下城市经济形态的典型例证》，并结合卢曼的功能分化的系统理论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死结”—— 政治和经济系统的关系。

在我国当代对于中国经济历史的研究中，传统上我们得出的定义是宋朝已经出现了商品经济的萌芽，而在明朝中后期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此似乎中国只要在此基础上就可以缓慢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最近新的研究显示中国商人也具有契约精神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合理核算系统，而且中国的晋商和徽商也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他们也有对利益资本的严格核算以及记帐系统，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古代的商人也是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另外，对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丝绸贸易繁荣的研究也证实了中国的商品经济的确来到重要的关口。但是王毅的文章在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后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观点。

王毅在《16世纪前后中国的“权力经济”形态及其主要路径》一文的开篇中就非常准确地指出明朝虽然出现了城市经济高度繁荣的状态，但是明朝统治时期专制权力也高度恶性膨胀起来，并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统治者和特权阶层任意地屠戮商人、劫掠商人财产、完全控制商业发展也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因此王毅提出的观点非常令人深省：“由于16世纪前后的城市经济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尤其在专制权力介入市场的强度上都是空前的，所以本文即以此时‘统治权力与市场的关系’为视角，具体说明这种‘权力经济’的模式是如何与世界近现代制度方向悖逆的。”（王毅2004，试比较林金树2002）。在运用了功能分化理论之后，我们就知道社会的子系统的关系在明王朝时期并没有衔接上当时世界的主流，反而出现了“逆世界历史潮流而行”的相反趋势，政治不仅没有认识到经济规律和经济有别于政治的自身特点，当然更不会承认经济是不同于政治的社会重要领域，于是权力直接进行了经济形塑，而不是经济进行了自我的经济形塑。更为严重的是，登峰造极的权力创造了权力经济，经济沦为政治系统的附属产品，由于明王朝时期专制权力如脱缰的野马一样无法进行任何约束，中国的商品经济萌芽最终的后果就可想而见了。

王毅分析到“……所以16世纪前后的‘权力经济’形态依然是通过‘超市场化’的方式掠夺国民经济、凭藉政治权力而进入市场牟利等路径而充分实现的，只不过此时的‘权力经济’扫荡全国上下的猛烈程度，又是任何前代所不能比拟…… 比如，从明代中期的成化初年到明代后期的万历、天启年间（17世纪初），权力制度对于商人的压迫和掠夺日益严重。再比如，在皇权制度中，商人并没有真正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他们是作为统治权力及其户籍赋役制度驱使之下的‘应役’者而与光禄寺等宫廷采购机构从事‘贸易’的（‘责买於京师铺户’）。因为这种贸易的前提，乃是很少自由的商人们居于半奴役地位，所以不论在与衙门的交往中有多么大的陪损、遭受多少人身的欺凌，他们都没有退出这种‘贸易’的权利；甚至一般的民间富户，当衙门强派他们充当‘商人’的角色而承担贡赋义务时，除了向皇帝的近幸内臣行贿以免除自己的这份灾难之外，他们就只能像罪犯一样领受‘官司秘钩’的刑罚！”（王毅2004）。运用功能分化的系统理论来分析，我们就能从历史现象中更好地理解本质意义上的发展。在阶层分化社会中并不存在着严格意义上的“市场“，而只存在一种”权力市场”，或是被权力扭曲的市场，权力深深介入到资源的配置中去，并垄断各种资源的专买专卖，并且强行低价收购某些资源和商品，再以高价卖出，获得权力垄断市场下带来的超常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资源配置是高度扭曲的，也是极其低效的。官僚阶级、皇权社会的专属人员和各级官僚采办机构完全对市场专买专卖进行垄断，经济系统失去了任何按照自己规律进行自我形塑的可能，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系统。因此在明王朝的表面盛世下，创造的却是“权力市场”，而无“经济市场”；有“权力经济”，而无“市场经济”；有“权力形塑经济”，而无“经济形塑经济”。各级权力恶性干预市场、垄断流通、垄断商品价格，导致中国的经济系统无法生成真正的现代经济系统。更为惨痛的是，私人的产权无法得到保护，商人作为一个新兴阶层连生命财产都无法保障。当朝廷贪墨横行，国库亏空时，查抄新兴商业阶层就是获得经济来源最为简便的方法，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商业阶层莫不是朝不保夕。用卢曼的解释模式来看，当货币不能衔接货币的沟通，当投资行为不能衔接投资行为，当经济不能理性核算经济，当投资不能理性预期收益，而是一切都在权力的形塑下被扭曲、甚至个人财产面临随时被抄没时，经济必然走上一条道路，那就是投靠政治。大量的历史材料分析显示：中国古代的商人在贸易量增加时，都不敢扩大再生产，进行产业规模的扩展，实现韦伯所说的理性核算，而是尽量掩藏自己的财富，或是重金购买各级官僚，或是重金购买官位，或是鼓励自己的子孙通过科考功名之路从而在身份和阶序上走向上层，摆脱商人的身份，实现自保。因此像西方那样的商业世家或是富可敌国的商人不仅没有在中国出现，反而是中国本土大量商人走向官僚阶层，实现经济购买政治的赎买之路。用卢曼的观点来解释，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权力形塑经济，经济也反过来形塑权力，政治和经济系统就完全扭曲在一切，彻底的密不可分了。

权力经济以及政治、经济功能严重被扭曲所带来的恶果远远不止于此。在权力经济的病态体制下，必然的结果是出现官商和权商的现象。阶层分化下的明王朝虽然还保持着文明礼教的表面斯文，但是在社会日趋复杂、民间商业日益蓬勃的情况下，从皇家到中央官僚、从司礼监到地方官僚到处出现了权力经商的现象，出现了儒教国家士大夫普遍经商的怪状。这表面上看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用功能分化理论来分析，这是阶层分化社会恶性发展的高级阶段。阶层分化顶端的儒教官僚阶层保持了身份上的特殊性和高贵性，可以垄断一切功能系统的分配，在他们以前嗤之以鼻的经济领域方面，现在却可以通过下属经商、开办钱铺和专买专卖的形式坐收实利，既不有辱斯文，同时又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但是权力一旦直接经商，就出现了功能分化理论中政治的二元编码（有权/无权）直接进入经济领域的编码（投资/不投资）的现象，经济并非按照自己的媒介和二元编码运行的时候，只能沦为权力的次生品，被权力形塑。王毅的论文中提到的皇家专卖店、宦官集团大开皇家店、士大夫名人的家族商业网络，让人感觉到明朝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阶层分化社会。尤其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超越司法系统之外的锦衣卫、东厂、西厂的特务头子是类似秘密警察的机关，本来是见不得阳光的，在这个时期，他们也公然在京城招摇经商。熟悉了功能分化理论之后，我们就见怪不怪了，阶层分化的鼎盛时期也决定了其必然衰朽的命运，在这种体制下，权力不是真正的权力，经济不是真正的经济，权力的编码塑造经济，经济的编码也反过来塑造政治，最后各种矛盾的怪现象都会同时集中在一个社会里，形成了病态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商人托庇于官僚政治，商人主动游弋于险恶的官场，同时与官僚阶层走得越近的，就越能谋取暴利，诚实守信的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的环境里产生就非常困难了。即使是与官僚结为一体的商人都面临巨大的风险，王毅分析到：“中国商业资本的增值方法，多不由正当的途径，而率利用封建的独占方式，以巧取豪夺致富。……在此氛围下，即和政治上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商业，如嘉靖时代的墨商罗龙文，亦必捐纳一个中书，披着官僚的外衣。否则中国的商业资本假如不是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便难获得超经济的超额利润；反之，他们也因为和官僚政治太过于密切了，常不能独立的长久维持其经济的活动，每随政治的变动，而起变化，辄与王朝的兴衰，同其终始。所谓‘操赀交接，起落不常，东家已富，西家已贫’，恰是说明这个情景，形成中国商业资本最脆弱的一环。”（王毅2004）。明代小说《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就是一个精明地游走于官场、精晓官场利害、深知官场黑幕的商人形象，但即使是精明狡黠的西门庆，其实也是中国在大历史进程中的悲剧人物。在没有实现功能分化的社会，商人的唯一宿命就是跟腐败的官僚体系结为一体，在密不透风的重重黑幕中，商人又最先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小说中，中国阶层分化社会中的商人形象实际上反映了大时代的悲剧，反映了一个社会制度凝固在阶层分化之后商人必然的命运（杨虹2007）。

如果说在明朝初期和中期的权力形塑经济和政治干预商业还是有节制的劫掠的话，那么明朝后期的发展则是专制主义的权力公开进行大规模的、赤裸裸的暴力掠夺了。我把前一种劫掠称为“有规则”的劫掠，类似于盗亦有道的规则：尽管是权力破坏经济系统的沟通和编码，但是还没有达到完全执明火暴力抢劫的地步。到了明朝后期，特别是万历、天启年间，形势已经失控，“有规则”的劫掠转变成为“无规则”的抢劫，政治破坏商业、权力破坏经济达到了阶层分化历史的顶峰。

王毅描写到：“及至万历年间（万历二十四年即1596年，朱翊钧向全国遣派税监矿使乃是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则上述法理更是到处恣意横行而略无顾忌。比如：商人如果不能完全满足官员们横滥无边的敲诈勒索，则他的全部家财就会被立即抄没。尤其是这种公开抢掠的对象，竟然越来越遍及于整个商业阶层，典型的例子比如税监陈增以盗掘矿产的罪名诬陷敲诈众多的富户，三天内拘捕五百多人；陈增的党羽程守训诬陷众多徽商私匿巨额财产，于是严加追抄，而所有这些徽商只有向他重资行贿才能幸免于难。史籍还记述程守训更加骇人听闻的暴行：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称奉密旨挖金宝，募人告密。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所破灭什百家，杀人莫敢问！勘究江淮不法大户，及私藏珍宝之家，出巡（安徽）太平、安庆等府，许人不时告密问理，凡衣食稍温厚者，无不严刑拷诈，祸及妇孺矣。以往人们经常用16世纪前后徽商等地方商业阶层的形成及其广泛的经营活动，来证明‘资本主义萌芽’有了如何重要的发展，但是从上述记述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不论徽商经营如何一时发达，但其最终根本无法摆脱专制权力横暴摧残之下的窘境。”（王毅2004）笔者完全认同王毅的评论，归根结底不是中国人有没有商业精神和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证明了中国人的商业精神是卓越的，中国人理性的核算能力并不逊于西方人，但是在政治对经济全力的干预、塑造甚至是劫掠之下，中国的经济系统最终没有能够在明朝转化成为一个功能分化的独立系统。用江南商品经济发展来证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不足的，事实证明，权力经济（分为权力塑造经济，权力扭曲经济，权力经营经济，权力劫掠经济，权力摧毁经济）最终使得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编码互相侵入对方的系统，双方的沟通媒介也合而为一（权力和货币），从而形成功能分化社会的严重障碍。明代中国表面意义上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是让中国的制度演进更加趋近功能分化社会的世界潮流，反而是在权力经济相互扭曲中形成病态社会和病态体制，让中国事实上的功能分化之路更加艰难。读了王毅先生的文章，结合卢曼的理论，我们更加清晰地分析出了历史的脉络，我们仿佛听到500年前中国最早的商业阶级发出沉重的叹息，在阶层分化鼎盛的中国，独立分化的经济系统终于在权力经济中化为乌影，中国注定还要在漫长的功能分化之路上经历更多的曲折。

（2）明王朝下的政治和法律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阶层分化社会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整个社会日趋复杂，对法律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在明王朝初期订立的《大明律》显示法律开始随着社会复杂性的提高而提升自己的复杂性。但是阶层分化的明帝国的法律显然远远有别于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系统。阶层分化社会中的法律依然是按照阶层属性而制定的法律，与现代意义上的平权法律不能同日而语。不同阶层在面临法律的时候，权利是完全不同的，不同的官员、士人、皇室在面临司法体系时都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其二，阶层分化社会中的明帝国的法律不是一个单独的社会子系统，法律隶属于政治系统的范围，是政治系统之内的一个权力机关，这一点与现代社会自我生产、独立形塑和功能分化的法律系统有根本意义上的区别。在阶层分化的社会里，政治和司法尚没有任何清晰的界限，而是完全的合二为一，一个地方的父母官就是当地的法官，除了处理大量日常繁务和极其琐碎的政务、税务以外，还必须进行断案。行政和司法权力集中于一体，也是阶层分化社会共有的特点。

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1997）一书中向我们展示了明朝一个县级官员会面临如何纷繁复杂的司法案件和千头万绪的民间经济纠纷，同时他还必须处理极其复杂的政治事务和经济事务。在社会已经演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明王朝，一个地方官员已经无力同时处理行政、经济、税收和司法事务，因此在大多数判案中，地方官员都必须采取快刀斩乱麻式的速判速决和简单专断的判案模式。对于大多数无心关注司法的地方官员来说，任意、简单和专断的判决是常例，因此冤假错案是阶层分化社会中普遍难以避免的现象，更不用说残酷的政治权力和特务机构未经任何程序任意残害商人和百姓了。明朝的特务机构锦衣卫、东厂、西厂无法无天的专断权力和恐怖刑罚在天启帝时代的魏忠贤时期造成了司法冤狱大量横行，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

即使是一名清官和为民请命的好官，在地方上担任父母官时，他也很难处理好大量的司法案件。明朝开国的洪武皇帝所宣扬的法律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在乡里诉讼和判断复杂的案件的时候，更多地不是判断合法/违法，而是要去判断是否符合中国古老的儒教道德观念。法律不仅隶属于政治系统，更加受制于道德的编码，因此现代社会中以合法/违法为二元编码的、按照自我逻辑进行参照和解释的、根据司法证据来解释司法的、功能分化的法律系统离当时的中国有万里之遥。比如清官海瑞在乡里遇到大量的私有财产案件和土地分配案件时采取了“与其屈兄，宁同屈弟”的道德标准，显示了儒家的伦理纲常远远重要于对私人产权清晰的定义和保护（黄仁宇 1997）。

黄仁宇非常精彩地分析到明帝国的法律制度，尽管他并没有使用我们今天运用的功能分化理论，但是在他的这段分析中处处展现了功能分化缺失下中国法律制度所面临的困境：“…… 地方官纵使具有好心，他也决没有可能对有关人权和产权的诉讼逐一做出公正的判决。因为在农村里，两兄弟隔年轮流使用一个养鱼池，或者水沟上一块用以过路的石板，都可以成为涉讼的内容。如此等等的细节，法律如果以保护人权和产权作为基础，则一次诉讼所需的详尽审查和参考成例，必致使用众多的人力和消费大量的费用，这不仅为县令一人所不能胜任，也为收入有限的地方政府所不能负担。而立法和司法必须全国统一，又不能允许各个地方政府各行其是。既然如此，本朝的法律就不外是行政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被统治者的保障。作为行政长官而兼司法长官的地方官，其注意力也只是集中在使乡民安分守己，对于他们职责范围外没有多大影响的争端则拒不受理。这一类案件照例由族长村长或士绅调解仲裁。为了鼓励并加强这种仲裁的权力，我们帝国的圣经‘四书’就为读书人所必须诵习。而其中亘古不变的观念又通过读书人而渗透于不识字的乡民之中，即幼者必须追随长者，女人必须服从男人，没有知识的人必须听命于有教养的人。帝国的政府以古代的理想社会作基础，而依赖文化的传统为而生存。 …… 这样的立法意在避免技术上的复杂，简化案情中的疑难，而在大众之中造成一种清官万能的印象，即在有识见的司法官之前，无不能决断的案件。换言之，这种设施也仍不离以道德代替法律的途径。其方便之处则是一个地方官虽然缺乏法律上的专练，但是在幕僚和吏员的协助下仍然可以应付裕如地兼任司法官。司法从属于行政，则政府的统治得以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团的思想行动趋于一致。这种制度的原始性和简单性，在大众之中造成了很多不幸的后果。官府衙门除了对刑事案件必须作出断然处置外，很少能注意到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纠纷维持公允。”（黄仁宇 1997）

从这段关于帝国司法的精彩论述中我们可以结合系统理论，超越简单的现象而进行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阶层分化的明帝国中司法的重要特点：

1 司法是行政工具，而不是独立机构，也不是自我形塑、功能分化的系统。

2 在编码上出现完全有异于现代化法律系统的“编码混乱”的现象，法律没有形成自己的合法/违法的二元编码，政治系统的有权/无权直接代替司法，同时道德领域的合乎道德/不合乎道德也成为法律的编码。行政权在行使司法权，对儒家道德观念的追求也代替了对法律本身的追求。

3 法律的社会作用是力求塑造万能的青天父母官，而不是如同现代法律系统一样提供给人们稳定的合法预期，因此预期目的不一样，最终社会效果也完全不相同。

4 明帝国法律是地方行政官一人担负万般重任，现代社会法律系统的沟通却主要是通过大量训练有素的、经过严密法学教育的、并经过法律系统内部考核选拔的大量不同的法律角色（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来进行。

5 明帝国法律必须借助乡间的网络和家族的力量，现代法律系统借助的却是一个法律系统内部高度专业化的集团。

6 阶层分化社会的法律着眼点是使乡民安分守己，而现代法律系统的重要功能是保护个体公民权利。阶层分化社会始终着力的是权力配置和短期的安抚，而功能分化却着重于法律提供的长远稳定和对稳定的预期。

最终可以从结果上来分析，明帝国的法律体系在社会越来越复杂、经济越来越发展的关键阶段，没有能够为民众提供合法化的长远稳定预期，无力解决大量的诉讼案件和复杂的民间纠纷，更无力为新兴的经济力量提供符合现代标准的、与商业经济相配合的产权法律以保护私有财产，进而促进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大历史的转折期，明帝国依然坚守用政治和不合时宜的僵化道德观念作为法律系统编码的形式，那么法律系统距离一个功能分化的系统就依然有很远的距离。

（3）明王朝下的政治和教育的关系

我们曾经在上一篇提到阶层分化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是唯一一个创造了制度性的社会流动机制的古代文明，因此理解中国的科举考试及其社会意义是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环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中国的古代阶层分化社会中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功能分化的教育系统呢？答案是否定的，以下几个因素可以说明政治权力依然在形塑着教育系统，阶层分化下的教育和科举考试与现代化的大众教育体系相距甚远。

首先，政治权力直接决定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在阶层分化的社会里，政府官员拟订题目，确定考试范围，同时进行评判（比较何怀宏1998）。

其二，科举考试具有强烈的功利目的。从统治阶级层面而言，希望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到政治系统中来，促进阶层分化社会顶层的活力，最重要的是稳固王朝的统治。从读书人个人的角度来看，科举考试是直接进入上层的入场券和敲门砖，通过科考，读书人享有特殊权利，可以免除许多义务。因此科考是个人—— 特别是低阶层的中国人改变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功利主义工具。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角度来分析，科考都具有浓厚的功利目的（比较何怀宏1998）。

其三，现代的功能分化系统必须要有二元编码和自己的系统项目，教育系统的编码是成绩合格/不合格，系统项目则是教育系统内部自我形塑的现代教育科目。中国古代的教育似乎也具有合格/不合格的编码，但这只是表象，在合格/不合格的背后，真正的编码还是儒家的道德观念，是道德系统的编码和政治权力的编码在本质意义上形塑教育，而不是教育自己在形塑教育。因此通过系统的功能分化理论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教育没有出现现代教育系统那样广泛的分门别类的学科划分体系，而着重于建立越来越庞杂繁复的儒家教义，因为中国阶层分化社会中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还是道德取向（君子/小人，孝顺/不孝顺，忠君/不忠君，符合儒家道德/不符合道德），并服务于政治系统。

其四，如果说隋唐宋时代的科举还具有相对意义上的独立性的话，在明王朝时却发生了重要变化。政治直接以权力强有力地形塑教育系统，对八股文的制定，将孟子（亚圣）从考试内容中去掉，对考试内容教条主义的设计和僵化的形式，都是直接出于皇帝的圣裁。洪武皇帝朱元璋对科举考试内容的直接权威性命令使得相对独立的教育系统出现了逆向的发展，越来越成为政治系统的附庸。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西方学者魏特夫（Wittfogel 1989）是这么评述的：“中国的科举制度确实使一些够格的平民得以进入官场；但是它的社会影响比普遍的传说所让我们相信的要小得多。中国的科举制度不是由民主力量，而是由专制统治者片面地建立的。高级官员肯定影响了原来的计划；而在制度建立以后，也由他们负责执行。 …… 不过，甚至在科举制度下，录用的方式最后也是由皇帝和他的官员决定的。政府预先决定录取的名额，就连等级最高的人——进士，最初也是在经过某种文官考试以后才被授予官职的。科举为高级官场增加了不同数量的“新血液”，但是，它们并没有破坏支配着这个集团的思想和行动的社会政治方面自我延续的趋势。”（魏特夫1989）

从以上的角度来分析，中国虽然是阶层分化社会的佼佼者，但是阶层分化社会中的教育和功能分化社会中的教育系统依然有本质的不同。在中国大一统的帝国架构中，巨大的政治权力抹平了一切其它社会子系统功能分化和独立形塑的可能性，最终演变成科学隶属于政治，法律隶属于政治，教育隶属于政治等现象。尤其是教育提供的中国阶层分化社会的文化选举特性和合法性使得中国阶层分化社会出现了罕见的超稳定结构。科举曾经让中国成为阶层分化社会中最具文明潜质和文明引导力量的国家，但恰恰也是科举弱化了人们对新事务的思考和对新社会制度的探索，长期合法化了阶层分化社会循环往复的统治。

（4）艺术和其它系统

在明王朝以前的中国阶层分化社会里，艺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中国古代文人（特别是诗人、书法家和画家）在面对政治权力时是有一种傲骨精神的，同时政治权力也相对尊重艺术的独立性。但是在明王朝的洪武皇帝时期，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发生逆转，朱元璋因出生贫寒，所受教育有限，对复杂的中国语言文学并不能很好的把握，同时又由于自卑心理作祟，担心文人在复杂的、艰深的、弯弯曲曲的文字中对其进行讽刺，因此出于强烈的猜忌心理对一些普通的吟诗作画的文人也开了杀戒。此先例一开，中国文坛和艺术领域一片肃杀。于是艺术领域的发展在权力恶性干预下开始了缩限和自我审查，这势必影响艺术对本身编码（美/丑）的追求和艺术创造。

发起于明朝、延续至清朝的文字狱是中国阶层分化历史上非常悖逆于中国本身传统的倒退（艺术领域相对开放和独立），使得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政治的次生品。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则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政治直接干预艺术也开了恶劣的先例，使得直到近现代中国始终存在着艺术隶属于政治的阴影而不能形成一个独立形塑的功能分化系统。

其它比如宗教系统也是一个高度被政治权力干预的系统，同时宗教也常常侵入政治系统。政治利用宗教，无论统治者是崇佛还是崇道，利用宗教来为政治权力服务，也必然导致宗教系统干预政治。宗教一有机会就干预政治，并谋取相应的经济利益。同时由于在古代阶层分化的社会里并没有形成按自身编码运行的、功能分化的宗教系统，这导致了政治和宗教间永恒的紧张关系。要么政治利用宗教，或是干预宗教，要么就是某些宗教人士、民间起义者和农民领袖假托宗教干预政治。政治和宗教还远远没有形成现代社会那种既功能分化、又相互偶连和服务的关系。至于科学系统和科技革命为什么没有产生于中国，这个问题已经通过李约瑟研究小组有了丰硕的讨论，这里不再详细叙述。

（5）总结

这里既要对中国阶层分化社会作一个总体的分析，也将分析明王朝时期中国社会子系统的关系和历史症结所在。

在中国崛起策II第一篇中提到了阶层分化社会中的金字塔结构和社会循环往复地在阶层分化的怪圈中发展。阅微堂上网友提到一个问题：既然是循环往复，那必定是一个圆圈式的发展，那么怎么有可能过渡到新的阶层分化社会呢？金字塔既然塌了又重建，那么这样的结构是否应该永远持续下去呢？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金字塔与金字塔之间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古埃及的金字塔不等同于西欧的金字塔，西欧的金字塔不等同于中国阶层分化社会中的金字塔。中国因为实现了开放式的阶层流动和文化选举制度（科举），并且在阶层分化阶段创造了世界最繁荣的文明，而且这种开放结构具有很大的合法性，文化教育和恩科开考为中国阶层分化社会提供了合法化来源和道德上的自证性，因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除了明末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以外，从来没有人对中国的阶层分化制度提出任何系统性的置疑和批判。而在西欧阶层分化下的封建社会，由于缺乏开放流动性结构，缺乏中国式的文化教育和开科考试制度，没有任何文化意义上的选举，其结果是社会严重缺乏合法性和道德的自证性，因此14世纪以降的西方学者在制度建设上重要的一点就是寻找合法性和统治者的权力正当性，一代代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在质疑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力来源，因此逐步演绎出了公民权意识、宪政观念和民主政治。而在阶层分化的中国社会，人们并没有沿着这个角度去寻求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也没有系统性地去质疑政府，这一切都源于中国在阶层分化中的“先进性”、“开放性”、“阶层流动性”和自证“合法性”。

因此笔者得出的结论是比较奇特的，是中国的“先进”导致了中国的“落后”，是制度“锁定”（lock-in）导致中国的阶层分化社会形成了世界上最坚固的金字塔，形成了阶层分化社会中最稳定的一个圆。而西欧的阶层分化金字塔在风起云涌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社会结构的巨变中一块块坍塌下来，西欧阶层分化的循环往复的“圆”早就出现裂痕而难以维持了。制度锁定却让中国处在超级稳定的循环往复的圆圈运动中，从而使得中国从一开始的先进和开放越来越演变成为僵化、落后和封闭。来到阶层分化的明王朝的时候，这样的金字塔结构已经严重不适应社会复杂化的发展。各个功能系统逐步开始显示出其现代社会独立和功能分化的特征，商品经济和贸易交换的高度发展呼唤一个现代的、以市场规律为中心的经济系统，民事纠纷的纷繁复杂呼唤着一个独立形塑的、现代实证意义上的、以保护契约和产权为基础的法律系统，在社会日益进化的过程中，阶层分化的明王朝由于其“制度锁定”和特权阶层利益空前膨胀，政治决定逆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而行，政治封杀经济的自我形塑，政治封闭一切法律的进化和演变，政治把部分独立的教育更加工具化地拉进了政治系统，政治甚至封杀艺术让艺术成为政治的附庸，政治也阻挠科学系统的自我形塑，于是逆历史潮流的发展终于导致了中国在各个领域的落后。

虽然中国历史上政治系统权力过大，进而干涉其它社会子系统的自我形塑是从历史发展而来的，但是像明王朝这样的政治系统超级垄断却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古代的泛道德化趋势更是合法化了政治对一切的干预，皇帝就是道德的化身，官僚集团就是道德的化身，县令也是道德的化身，一个官员就是父母官，就应该管理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一切社会领域。在明王朝的治理下，中国的商人阶层、艺术家阶层、读书人阶层和科学技术阶层的命运反映的是阶层分化晚期的民族命运，是一曲民族的哀歌。在超级庞大的政治垄断下，在阶层分化的制度锁定下，无论是资本主义精神、司法独立精神、科技精神，还是艺术独立精神、教育自治精神，都最终与中国无缘了。我们付出了沉重的“制度锁定”的代价，从世界上最先进跌入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这一切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就必须研究这个特殊的王朝。

III 解释现代社会的根本秘密：系统的独立和联系

在当代许多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当前改革的讨论中，我们常常会在不同的理论解释模式和理论模型中听到相反的理论和观点，而且各自自成体系，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容易令人迷惑。比如，我们知道专制主义和专制权力危害之深，因为其残暴专断，因为其不受约束，阻挠了中国的进步，因此就有人得出结论，我们要约束权力，我们要民主自由，我们要一个“弱”国家、“弱”政府“，这样的简化和推论是非常有害的，第一层推论非常正确（约束权力），第二个推论也基本正确（民主自由，但是必须结合中国实际，而不是民主偶像化和道德化），第三个推论就非常值得商榷，甚至非常危险（“弱政府”，“弱国家”），从中国历史的实际经验来看，“弱”政府削弱的是中央政府，削弱的是政府职能，带来的不是什么民主自由，而是地方割据，中央政府的效能也大幅度下降。由此可见社会运行更复杂的逻辑没有被真正认识到，而是被掩盖了。

对专制主义的反思是一种普遍的观念，但是新兴的观点又带来了我们换个角度的思考。黄仁宇先生通过大量的历史材料证明了中国明王朝实际上是一个能力很弱的政府，是一个税收汲取能力极端低下的政府，是个皇帝一筹莫展、官僚集团痛苦彷徨的政府，是一个国家总是缺乏货币来源和财政收入的“可怜”政府。这样的观点很新颖，并且被大量的社会历史研究所证明（见中国崛起策I关于税收部分的讨论）。黄仁宇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应该加强国家管理能力，加强国家效能，提高国家数目字的管理（现代科学的核算）。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就更加重要，他认为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是现代理性的法律（产权法、遗产法、贸易法）配合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而且政治制度也齐头并进地配合经济发展和法律发展，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应该加强国家的各方面的效能，建立“强”国家、“强”政府。

双方的观点和论据各成体系，也都有道理，但是结论完全不同，“弱“国家VS“强“国家，“弱政府”VS“强政府“，哪一个更准确？不要轻视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困扰着中国的现代化，这样的矛盾逻辑让中国在不同理论模型上来回摇摆，我们国家的转向和政策调整往往都是随着理论而转向的。

事情的复杂性还远远不止于此，笔者运用王毅《16世纪前后中国的“权力经济”形态及其主要路径 —— 中国皇权制度下城市经济形态的典型例证》分析权力对经济的干预，指出官商联盟的危害性。但是在另外一篇关于明朝的优秀论文《国家与商人的利益疏离及其后果 —一 一个晚明例证》中，作者张杰提出的观点是：在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世界经济体系的时代，明朝重大的失误就是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没有结成牢固的“联盟”，而这种国家、商业利益联盟恰恰是西方重商主义的根本要旨。商人在世界各地进行贸易，非常危险，产权难得保护，需要国家作为强大后盾，去保护商人利益，民族国家从这样的保护中也能获取巨大利益。而同时期明王朝禁商和轻商的政策导致中国商人大量外流到南洋；在中国存在着国家和商人利益完全疏离的现象，于是商人被迫大量贿赂地方官员，寻找保护伞，最后形成官商勾结严重损害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严峻局面（张杰2007）。这似乎与王毅论文的观点不同，一篇强调权力经济的害处，一篇强调应加强国家对经济的配合、国家和商人利益的结合。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尽管学术界应该强调思想自由、不同理论争论，但是在事关国家发展的方向和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认识上我们是否能够有一套基础理论，能够全面清晰地解释上面提到的现象，而不再让我们困惑和反复，不再让我们随着知识魔棒的转动而转动？能否有一种理论，能够拨开层层迷雾，让我们能够最终清晰地解释这一切？能否有一种理论，能够完全地挖掘出现代化社会的核心秘密，也能探索出我们历史上落后的核心秘密？

笔者深深感到通过卢曼的系统功能分化的理论可以让真相大白，全然地揭示了历史和现代社会的秘密，让我们不再困惑。

在功能分化社会中（图一），各个社会系统实现了自我编码，于是社会系统形成了新型的、高效的权威配置，政治领域的权威配置（沟通媒介）是“权力”，二元编码是有权/无权，系统项目是政府机构、议会、民意和民主机制，于是政治通过自己的三个原件（权威配置、二元编码和系统项目）第一次划出了自己的界限；经济系统的权威配置（沟通媒介）是“货币”，二元编码是有货币/无货币（或是投资/不投资），经济系统的项目是市场、价格信号与购买销售，于是通过经济系统的三原件（权威配置、二元编码和系统项目），经济也第一次划出了自己的范围；法律领域的权威配置是（沟通媒介）是“法“本身，二元编码是合法/违法，系统项目是实证法（复杂的法律体系），于是法律的三大原件也划出了法律的范围；科学系统的权威配置（沟通媒介）是科学真理，二元编码是真/假，系统项目是内部再分化的科研领域（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于是科学系统的范围也被清晰地划分出来了。同理，依靠系统各自的三大原件我们才能第一次清晰地分出生产“美”的艺术，生产“合格成绩”的教育，管理精神世界的“宗教”，生产“信息”的大众传媒。只有当各个系统功能分化以后，各个系统才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专注于“系统的内政“，进行系统的内部建设，从而大大提高系统内部的复杂性。

对比阶层分化社会下的明帝国（见图二），我们可以立即观察到阶层分化社会和功能分化社会“质“的差距。在阶层分化社会中出现了权威错置、编码互相侵入、边界互相交叉、功能完全错置的现象，教育不是教育，没有自己的编码、项目和权威配置，因此与权力交叉；法律不是法律，完全没有编码和自身的权威配置（法律媒介），于是法律被拉进政治系统；艺术不是艺术，成为被政治侵入的政治艺术；经济更不是经济，经济是权力编码侵入的权力经济，最后的结果是 —— 政治也不是政治。请大家观察图二各个功能系统与政治相交的阴影部分，除去这部分政治系统还剩下什么？只剩下中心微小的一块空白。这里，系统理论清晰地展示了，阶层分化社会与功能分化社会相比是个低效社会，政治固然侵入了经济、法律、艺术、科学和教育；反过来，经济、法律、艺术、教育和科学何尝不也侵入政治系统（见图二）？于是在权力经济的错乱中，又形成了经济权力（用经济购买权力）；在权力收编了法律之后，法律也在政治内部筑巢，形成了司法行政权力的扭曲现象；权力直接形塑教育，教育何尝不是在全力谋取权力（士人官僚集团）？在政治干预艺术的同时，艺术何尝不是在追求政治，只要是有名的艺术家就可以谋求挤进权力阶层？政治利用和干预宗教，宗教又何尝不是在利用和干预政治？于是政治形塑了其它功能系统，扰乱了其它系统的编码和独立，其它系统当然也同时扰乱了政治，于是形成系统间互相侵略、互相干预、互相勾结、互相共生的奇特现象。于是，在阶层分化的明帝国，政治不能构建本系统的复杂性，无法集中精力进行政治系统内部的”建设“，而是忙着去建设和干预经济、法律、宗教、教育、艺术、科学等，所以政治必然是既强大而又低效的，既专断而又无能的，既不可一世而又笨拙的。因为政治要干预一切，所以显得强大、专制，但是什么都管不好，最好连政治自己都管不好，所以又必然是低效和无能的。通过卢曼的系统理论，我们把历史上看似相互对立的观点进行了统一，并深层次地、全面地、清晰地看清楚了阶层分化社会问题的核心。在阶层分化下，经济生产不出“投资”，法律生产不出“法”, 艺术生产不出“美”，科学生产不出“真”，宗教也生产不出真正的精神世界，一切社会领域都围绕着政治转，最后的结果是政治也生产不出真正合法化的、高效的“权力”。于是社会结构出现了“麻花状”：各个功能系统硬性地拧在了一起，相互纠缠，相互侵入，相互干预，所以，在阶层分化社会里只有政治领域，而无真正的政治系统；只有经济领域，而无真正的经济系统；只有法律领域，而无真正的法律系统；只有教育领域，而无真正的教育系统；只有科学领域，而无真正的科学系统。权力干预一切也导致了一切都在谋取权力，大家（各个功能系统）都不能专职于其本职工作，而是商人也想挤进权力，读书人也想挤进权力，宗教人士也想干预权力，艺术人士也思谋挤进权力，于是阶层分化下的明帝国成为一个泛权力和泛政治的社会。

图一：功能分化大大提高了系统之间的联动性和社会整体的复杂性

（图表来源 作者参照卢曼功能分化理论自制）

图二 阶层分化的明帝国中的各个社会子系统

（图表来源 作者自制）

对比阶层分化社会和功能分化社会，阶层分化社会依然是人治社会，权力编码侵入其它任何系统，而其它系统的编码也都侵入政治系统。因此阶层分化社会只能是一个简单社会，各个系统都无法发展出自己的复杂性，都无法为社会履行其基本职能，因此，我们对比图一和图二，感觉到图一面积很大，图二面积很小，这正是复杂分工的现代功能分化社会和缺乏功能分化的阶层分化社会的根本差距，图一必然是适合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制度，图二必然配合的是落后的、简单生产的、权威和资源错置的社会形态。然而差距还远远不止于此，在阶层分化社会中，因为划分不出明晰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法律系统、科学系统、教育系统、宗教系统，就根本谈不上高效联结、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的系统联系（偶连），当所有系统都扭曲在一个空间或者是互相交叉、互相缠绕的时候，就根本谈不上系统的联系、帮助和绩效。只有分化，才能联结，只有功能分化，才能高效联结，这是卢曼理论最精彩、最深刻的一部分。图一中各个功能分化系统界限清晰，每个系统高效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和“内政”，各个社会功能系统高效率地相互配合，高效率地相互偶连。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立刻理解，王毅和张杰看似不同的观点，其实却是关于明王朝的两个不同面向的探讨：一个是功能混乱的危害性（权力经济），一个是政治与经济的偶连（国家利益和商人利益上的配合）。用系统功能分化理论，我们就可以精确分析到：政治和经济在功能分化社会中，因为系统的独立才实现了系统的高效率的偶连和配合，因为相互的功能分化（政治和经济分开）才能够实现相互的利益配合（结构偶连）。

在现代化社会里，功能分化的益处决不仅仅局限于系统高效地完成本系统的任务，更关键的是系统间真正实现了相互联系和相互配合，从每个系统的角度为其它系统提供服务和绩效，但是系统的偶连必须止于另外一个系统的界限之外，决不能去干预其它系统的内部生产、内部规律和内部二元编码。如果我们以五个最重要的系统 —— 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 —— 为实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每个系统都从自己的角度为其它系统提供配合和偶连，发展出了一种社会立体型关系，政治配合经济、法律、教育、科学；经济又配合政治、法律、教育、科学；法律又配合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教育又配合政治、经济、法律、科学；科学又配合政治、经济、法律和教育。每个系统看世界，看到的都是不同的世界，每个系统都从自身的立场上为其它系统提供偶连。从这个角度观察，阶层分化社会更是与功能分化社会拉开了距离，在阶层分化社会中，各个功能系统杂糅在一起，相互侵犯后，只有阴影部分和微小的空白空间（见图二），而无任何偶连配合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阶层分化社会与功能分化社会的差距已经不是一个平面上的差距，而是一种平面和立体空间的差距。阶层分化社会中系统间的相互关系是侵略、干预、牵制和相互限制，功能分化社会中系统间的关系是分化、配合、联系和相互促进。

图三 系统间的功能分化促进了系统间的服务和绩效

图三A 政治系统对其它系统的服务

图三B 法律系统对其它系统的服务

图三C 教育系统对其它系统的服务

图三D 科学系统对其它系统的服务

(图表来源 作者自制)

图三A非常准确地回答了我们的疑惑和难题，究竟现代化是缩小了政府，还是扩大了政府？究竟现代化是缩小了国家，还是扩大了国家？通过功能分化理论就完全“真相大白“了：原来政治系统归位了政治，有了自己的编码和范围边界后，政治就把自己的触角从其它系统收回了本系统（缩小），但是政治归位于政治以后，又可以通过经济政策服务于经济系统，通过立法服务于法律系统，通过教育政策服务于教育系统，通过科学政策服务于科学系统，政治调控和服务全社会的管理功能又大大扩展了（见图三A,国家管理功能大幅度扩大）；而经济系统通过独立形塑后产生的货币又能服务政治、法律、教育和科学系统；而法律系统又可以通过宪法裁决和宪法解释解决政治系统无法解决的难题，可以通过产权法和各类经济法规为经济系统建立法制秩序和基本保障，法律系统还可以通过教育法服务于教育系统，通过专利法服务于科技系统促进科学的长远发展（见图三B）；而教育系统又可以为各个功能系统输出他们需要的人才（见图三C）；而科学系统也可以通过科学报告促进政府理性决策，通过经济领域的科研服务于经济系统，通过法律学科的科研服务于法律系统，通过教育领域的科研促进教育创新（见图三D）。

如果说系统的功能分化使得阶层分化社会和现代社会在平面上拉开了距离的话（如果我们用数学比例可以表示为1比5的差距），那么通过系统的偶连，阶层分化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距已经不处在一个平面上（如果我们用数学比例可以表示为1比20的差距）。因此笔者持有这样的观点，从区隔分化的部落社会到阶层分化社会只是一个平面上的增量，但是从阶层分化社会到功能分化社会则是从平面到立体空间的增量，两种社会形态的管理组织水平已经不在一个平面上。没有实现功能分化的社会，一旦落后就是全面的落后，落后得彻彻底底。因此在19世纪，当基本实现功能分化的社会遇到阶层分化的帝国的时候，阶层分化社会的弱势就立刻显现，民族存亡的危机就来临了。历史的教训，应该让我们今天的中国人长存危机感，去为国家建立强大稳定的制度呀！

IV 接受历史的检验

常常有人说，中国的改革有多么多么难。我们都知道中国国情很复杂，历史的积累也很复杂，但是我必须说，今日改革虽然艰难，但绝对不会比100年前更难，那时候中国真的是面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局面，至少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独立、自强、自信的新兴世界大国；今日改革虽然艰难，但绝对不会比30年前邓公才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时候更难，那时候中国每年还得出口能源换取一点可怜的外汇，而如今中国不是外汇短缺，而是外汇储备太多，不知该如何把这么多美元进行合理投资。我想，难，还是难在人的心里。太多的利益、太多的权力交织在一起，太多的既得利益该如何分配，太多的潜规则和精明的个人盘算。就算功能分化社会再好，再合理，对于个人的利益又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认为，功能分化社会实现之后，是制度在发挥作用；功能分化社会形成之前，人的道德和人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树立一定的道德意识、不树立对国家忠诚的信仰，我们又会面临阶层分化社会中既得利益的重要难题。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应该是充满责任感和充满理想的，因为在我们的时代，我们都将共同体验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如果我们理想的上空有一颗永恒的星辰，那就是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对国家宪法神圣的信仰，我们应当为了国家的万年稳定之基而宣誓 —— 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实现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现代化。

历史的长河在缓缓流淌着，时间的车轮也在每时每刻地前进，我们今天在评述着历史，未来历史也会评述我们。我们的个体生命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在国家制度进步的神圣事业中，我们体会到了一种永恒的感觉。总有一天，历史会纪录我们这一代人的所作所为，我们这一代人究竟是依然沉浸在潜规则和权钱结合的快乐中，还是用我们的集体行为改变我们的民族精神气质，为中国真正建立一个信守规则的现代化社会，最终取决于我们今天每个人的努力。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变老，我们的儿孙也会成长起来，是让他们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法治精神下的世界强国中呢，还是让他们依然生活在潜规则盛行和权钱结合的、充满着危机和动乱的前现代社会中呢？为了我们的后代，为了我们理想天空的神圣星辰，我们这一代必须接受历史的检验。也许将来某一天，我们的孩子会与我们进行下面的对话：

儿子： 爸爸，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总是这么落后？为什么中国千年的历史，那么多沉重的历史教训，依然不能改变我们国家的命运呢？

父亲： 也许这就是文明发展的规律，盛极之后总会衰落吧！

儿子： 那为什么别的国家可以在挑战中调整自己，最终扭转自己的衰势，而最终又掌握自己的命运呢？为什么日本做得总是比我们好呢？

父亲： 其实在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曾经有过很好的机会，那时候全世界都在谈“中国崛起”，我们感觉到国家是在走向强大和繁盛的。其实，中国人心里都有一个深沉而又美好的梦，那就是“梦回大唐”。

儿子： 那为什么你们那一代在那样有利的形势下没有能为国家建立好的制度，为国家强盛打好根本的基础呢？

父亲： 也许还是人性的软弱吧，我们太看重权力和金钱，我们太喜欢潜规则，我们太喜欢不当利益带来的许多好处，我们沉浸在其中，难以自拔。当人性的万般罪恶发挥出来的时候，我们最终丧失了理想，我们最终还是忘了国家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

儿子： 那你们这一代就是自私的一代，你们仅仅为了你们短视的既得利益和享受就永远透支我们的幸福和国家的命运，我无法为有这样的父辈感到自豪。

父亲： （沉默无语）

当然，父亲和孩子的对话更可能是这样的：

儿子： 爸爸，生活在我们的国家真是幸福，我们是世界第一的强国，还是世界上最具有吸 引力的国家，是世界上制度最好、最稳定的国家。

父亲： 孩子，其实并不是始终如此，我们的国家曾经在古代文明中处于顶峰状态中，后来我们衰落了，我们跌了下来，而且跌得非常惨重。两百年前，先辈就开始一代一代的救亡图存，为了一个强大的中国而探索，一代一代的探索求变，最终在我们年轻的时代，中国开始崛起了，不过那个时候，中国的制度还远远不健全，还存在很多危机因素。

儿子： 是吗？那么你们是怎们样改变我们国家的呢？

父亲： 我们一想到你们，就充满了信念和理想，这样的信念和理想支撑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信仰，一个忠诚于自己国家的信仰，我们集体誓言：决不让中国再陷入治乱的循环，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我们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建立一个根本完善的制度，让今天的你们不再有忧虑和苦难，让你们永远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强大国家里。

儿子： 真让我觉得感动。

父亲： 为了理想和我们的信仰，我们认真进行了制度的改革，在稳定和渐进中真正探索出一条中国的制度现代化之路，我们曾经苦苦求索，我们曾经为我们的共和国痛苦过，高兴过，哭过笑过，虽然我们经历过一些曲折，但是我们为了你们、为了一个强大中国的信念却一刻没有动摇。最后，我们可以说：我们成功了，我们对得起历史的检验，我们也对得起你们，我们完成了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神圣的任务，现在，接力棒可以交给你们了，孩子！

儿子： 爸爸，我为我们有这样的父辈感到万分自豪！感谢你们！

笔者深深地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这个在文明世界中领先、后来又多灾多难的祖国，笔者也深信也许在2030年的一天我们可以自豪地与我们的孩子进行第二段对话，笔者确信不疑的信念是我们必将实现我们的光荣和理想，为此我们将来应可以骄傲地宣称：我们是担负历史重托的一代，我们是无愧于历史的一代。我们内心对国家忠诚的信仰必将转化成国家前进的动力，为了这个目标，需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行动！

参考文献

1. Niklas 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社会之社会）》，德国法兰克福Suhrkamp 出版社1998年出版。

2. Niklas Luhmann《Die Politik der Gesellschaft（社会中的政治）》，德国法兰克福Suhrkamp 出版社2000年出版。

3. Detlef Krause《Luhmann-Lexikon（卢曼辞典）》，德国斯图加特Lucius & Lucius 出版社2005年出版。

4. 王毅 《16世纪前后中国的“权力经济”形态及其主要路径 —— 中国皇权制度下城市经济形态的典型特征》，《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

5. 张杰《国家与商人的利益疏离及其后果 —— 一个晚明例证》，《东岳论从》2007年第5期。

6. 杨虹《西门庆：历史转折时期的商人形象》，光明日报 2007年http://big5.china.com.cn/culture/txt/2007-08/10/content_8660115.htm

7. 林金树《略论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与经济繁荣同时并存的奇特现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8.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 1997年出版。

9.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 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北京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10. 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出版。

11.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上、下）》，林荣远 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

12.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13. 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康乐，简惠美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4.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 1990年出版。

15. 贡德·弗兰克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出版。

16. 张兴国《“李约瑟难题”与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17. 蔡宝刚《论知识产权法制对“李约瑟”难题的破解》，《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第2期。

18. 朱荣贤等 《从制度化儒家看中国近代科学产生的困难 —— 对“李约瑟”的一种解答》，《学术界》2003年第4期。

19. 魏特夫 《东方专制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出版。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8年3月1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和引用中国崛起策II系列文章。如果转载中国崛起策II文章或引用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 Liu Tao for 阅微堂, 2008. | 链接 | 73 条评论

I 阶层分化社会下的中国与西欧

根据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的观点，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区隔分化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功能分化社会。人类社会以家族和部落分化为基础分化形式的阶段是区隔分化社会，以阶层和阶级为基本分化形式的阶段是阶层分化社会，而现代人类社会基础分化的形式是以各个社会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艺术、宗教、体育等）的功能分化为基础的，这样的社会被称为功能分化社会。从阶层分化社会到功能分化社会的历史演变进程是本篇讨论的主要内容。

在十四世纪左右，中国进入了明帝国时期，古印度则处于毗奢耶那伽罗王朝时期；在小亚细亚，大食帝国（阿拉伯帝国）的全盛时期已经结束；在中东，曾经从中国败退的突厥帝国（土耳其）的势力开始扩展到地中海延岸的小亚细亚、北非和欧洲大陆的南部，并且对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产生了巨大威胁；西欧则处在封建采邑时代，封建领主和封臣之间形成了以契约为基础的分封、保护和义务关系；同一时期，在美洲，玛雅文明已经逐渐衰落，秘鲁的印加文明和北美的阿兹特克文明开始走向全盛；在广袤的非洲大陆，以西非贝宁为中心的伊费王国进入封建王国鼎盛时期，而非洲大陆上绝大部分其它地区和澳洲则处在人类早期的区隔分化的童年阶段。

如果我们将历史的眼光拉回十四世纪，我们可以列举出人类已经进入高级的阶层分化时代的文明，它们分别是中国的明帝国、日本的封建幕府、印度的毗奢耶那伽罗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西欧的封建制国家和美洲的印加文明。假设当时已经具有国际比较和国际研究的可能，如果按照发展阶段、经济水平、科技水平、人口数量和社会结构等诸多条件来衡量的话，十四世纪的国际研究者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或是阿拉伯帝国应该最具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潜力，中国、阿拉伯帝国也应该是最先抵临功能分化社会的地区，不仅是因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历史上相较于欧洲中世纪较为开放的经验（唐朝时期的中国很类似今天的美国，是一个兼容并蓄、文化开放、充满移民气息的移民大国；而大食帝国的巴格达图书馆和开罗图书馆曾经是世界文化学术交流中心，地位直比今天的哈佛和剑桥），而且中国和阿拉伯曾经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和贸易水平。而一个生活在十四世纪却拥有现代技术研究手段的科学工作者恐怕绝对不会预测西欧是人类新社会和人类更高社会阶段的产生地。无论是过去的一些学术研究，还是当代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逐渐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桎梏，开始承认至少在十四世纪之前，西欧，作为人类社会一个区域，并没有任何特殊的禀赋，无论是从社会政治制度、经济产出、生产力水平、人均生活水平、科技水平而言，欧洲都没有表现出超过其它阶层分化社会的明显优势。相反，西欧却处于相对的劣势：从宗教层面而言，欧洲刚刚走出中世纪，宗教对社会生活的桎梏依然还残留在社会各个层面；从社会经济制度而言，欧洲实施的还是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领主分封土地给封臣，封臣经营着庄园经济，并向封建领主尽自己的一份义务；从政治角度而言，西欧距离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还有万里之遥，也远远谈不上法治宪政。总之，从各个角度而言，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承认，至少在十四世纪，西欧是地球上比较落后的阶层分化社会，远远不是世界的中心，西欧没有表现出任何现代化的气质可以走在时代前列，一位生活在十四世纪的当代科学家绝对不会预测西欧有潜力引领人类文明。（对比西方学者丰富的关于西欧和中国的对比研究，华伦斯坦1986，弗兰克 2000，麦迪森 1996）。

首先我们必须澄清一个历史的误会，我们常常指称秦汉之后到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时期为“封建社会”，而指称春秋鲁国实施初税亩之前的历史时期为奴隶社会，这是当时历史学为了符合政治的目的，用马克思主义的五个历史阶段硬性划分出来的中国历史演变阶段，不仅被受西方学术界和汉学界广为置疑，而且在中国历史学界也存在着很多争议。在历史研究逐渐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辖制之后，历史科学逐渐还原到了本来的面目，中国历史学界越来越多的新派历史学家倾向于将秦灭六国之前的春秋和战国时期划分为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时期”。在这个时期周天子是领主，是领有天下的王室，而各个诸侯国则是封臣，中国境内拥有数百个甚至是更多的分封的诸侯国，各诸侯必须向天子尽一定的朝贡义务。但是在诸侯国境内，诸侯取得相对的独立性，可以铸币、征税、拥军、建筑工程等，诸侯国国君可以继续分封贵族。春秋末期，许多大的诸侯国国君的权力逐渐被国内贵族架空，进而产生了三家分晋的历史典故（指魏家、韩家和赵家联合谋害了智家，进而瓜分了晋国的国土形成三大新诸侯国）。及至战国时代，各大战国纷纷变法图强，韩国进行了申不害变法，魏国进行了李悝变法，秦国进行了商鞅变法，而春秋时期的强盛一时的楚国和齐国却因为错失了历史机缘没有进行历史性的富国强军的变法，特别是进行政治体制变革，从而逐渐不敌新兴的强秦。如果对比战国时代的几次重大变法，就能观测到中国社会演变的一个趋势，那就是分封贵族的政治制度和庄园经济逐渐到了末期，中国的封建社会相应走到了尽头，各个诸侯国不断进行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应付战国时代越来越剧烈的的竞争，谁在历史转变中占据历史先机，谁就有可能据有天下，一统中原。秦国运用了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从而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至于后世的学者称中国为“外儒内法”（表面上遵从儒家思想，实际上推行法家学说）。秦国的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富国强兵终于导致了封建社会的终结。秦灭六国后，废除了西周以来的封建制度，开始采用郡县制度，并且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来统治“天下”。但是苛酷暴虐的统治导致了秦朝的终结，及至秦亡汉兴，高祖刘邦又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开始分封异姓王，后来剪除了异姓王，改封同姓王，至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分封同姓王的弊端完全显现，以至景帝时期终于爆发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武帝时期才彻底结束了分封诸侯的历史，并吸取了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构建国家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至此，彻底结束了分封诸侯的制度在中国的历史。虽然后世也爆发过八王之乱（西晋惠帝时期），明朝也有分封皇室家族成员的传统，但此类分封完全有异于封建时代诸侯国的分封，因此中国的封建社会应当终于秦汉，笔者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关于中国分封的历史可对比冯友兰2005，马克垚1997）。[1]

秦汉以降的中国社会形态，应当是属于阶层分化社会中高于 “封建”制度的中央帝国阶段，从政治体制上来看，中国和阿拉伯帝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印度的莫卧尔王朝应该同属于中央集权的帝国。马克斯·韦伯将古代政治制度划分为理性化的官僚体制、家父长制（或是家产制国家）、封建制度。家产制国家和封建制度同属于阶层分化社会的两种不同形态，而理性化的官僚体制则已经是进入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韦伯用家父长制和家产制国家来描述古代的中华帝国、印度帝国、阿拉伯帝国等阶层分化中的帝国社会；用封建制来描述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日本的幕府时期和中国的春秋战国。家父长制指的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在官员的上下级的支配关系中，权力和威望最根本的来源是人格化的、家族式的和父权式的威望。政治制度宛如放大了的一个家族，政治合法性同样来自于类似家族中父亲和族长那样基于传统而来的、神圣化的、具有某种超验魅力的权威，而有别于现代理性官僚制度中那种来自于规则和制度的、非人格化的权威和合法性。韦伯非常生动地设想到，在家父产制中一个下级官员脑海中浮现的“支配者”（上级）的念头是一个完全人格化的、非制度化的高度权威化身，正是依靠这样一种严格的恭谨、服从和顺服的关系家产制实现了权力更大范围的控制和支配，但其永远倚重的不是法治环境下确定的（上下级）权力界限和规则。韦伯认为当家族统治的同样规则扩张到家族以外的更大规模和地区时，这时候一个国家宛如一个扩展了的皇家庄园，虽然皇室并不具有领主式的支配，但是却具有人身强制的权力，其基本治理的规范性手段还是家族的手段，其基本思维还是家族式的思维，这样的国家或是帝国被称为家产制国家。

无论我们如何定义秦汉以降的中国，我们都可以确定，这个时代的中国已经告别了封建社会，进入了中央集权的帝国时期（除了中国历史上几大分裂时期如三国时期、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外），也是韦伯所定义的家产制帝国。总体而言，中国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日渐完善，按照知名历史学者钱穆的观点，中国在汉唐宋已经发展出政治领域的分权体系，比如皇帝与丞相之间的分权制度，有点类似于现代议会制国家中的国家元首和总理内阁的关系，天子固然是最高权力中枢，但是实际政务的处理完全交给了宰相，相权和君权的分配导致政治系统内部出现了职能分化的现象。但是随着明帝国的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真正进入了独裁的君权垄断阶段，作为明代开国的洪武皇帝，朱元璋深知权力来之不易，也害怕手下的能臣架空其君权，因此在历史上第一次废除了丞相的制度，因此明朝只有首辅，而无丞相，君主大小事务必须一揽无余，君主的权力开始空前膨胀。明洪武皇帝和永乐皇帝后，登基的皇帝便一代不如一代，因此君权独揽的政治制度日益演变成为君主、司礼监（太监）和内阁的三权竞合关系，对明朝中后期的政治经济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钱穆2005）。

分析秦汉以降的中国阶层分化社会，我们有理由宣称中国在阶层分化社会中走得是最远的，中国应当是当之无愧的阶层分化社会中最发达先进的文明，而西欧在十四世纪之前，不仅难与中国相比，甚至比起穆斯林世界和南亚文明来说都有差距，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基于一种简单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给予符合史实的客观判断：

首先，中国的经济繁荣程度在古代阶层分化社会中首屈一指：唐都长安的繁荣，宋都开封和杭州的经济贸易繁荣，见证了中国在古代阶层社会中创造了鼎盛的生产能力；唐朝陆上丝绸之路的发达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让中国和阿拉伯以及西欧很早就踏入一个国际贸易的繁荣期；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让货币投放量剧增，在早期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南宋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似乎中国都抵邻功能分化社会的前夕，经济系统分化成为一个功能独立的系统似乎指日可待。

其次，从科技角度而言，宋代出现了科技发明的繁荣景象，无论是指南针、罗盘、火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还是医术、航海技术的突破，都显示了宋代中国人卓越的科技创造能力。相对于同时代西欧的停滞不前和科学技术的相对落后，宋代的科技突破至少证明了中国人曾经是这个蔚蓝色星球上的科技领先民族，西方世界在科学上领先和垄断世界并不是历史的常态，而是后来历史演变的结果。如果把时钟从十四世纪再往前拨四百年的话，如果当时存在合理的量化国际科学比较的话，中华文明可以骄傲地成为世界科技文明中的冠军，而阿拉伯文明可能荣登亚军位置，西欧的封建文明也许仅仅能够取得世界第三的排名。

第三，从教育角度来看，中国是阶层分化社会中唯一采取科举考试选拔政府官员的古代文明。开科考试虽然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弊端甚多，但是在古代阶层分化社会中，却是史无先例和首屈一指的。中国的开科考试是以儒家思想为基本背景，但又渗透了大量儒家不同学派的理论，这样的哲学道德体系随着时代而不断变迁，逐渐形成了庞杂的思想体系。“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中国古人对读书的现实主义诠释，“金榜题名时”就是古人所领会的人生四大喜事之一，由此可见科举在中国古人心目中的重要意义。要想理解古代中国社会，要想理解中国古代阶层分化社会中精英的价值取向和精英主导下的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科举考试制度是必须要重点了解的一环。科举制度为中国阶层分化社会提供了合法化功能，单纯的政治权力集团一旦结合科举考试就转变成为儒教官僚集团，而儒教官僚集团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权力集团和权力垄断者，而是一个具有社会理想和世界理想的、有道德教养的、充满修养和文雅气息的、崇尚圣贤之道的、坚持一定道德标准和气节的文人官僚集团，孟子说“吾善养浩然之气”，说的就是儒家文人集团的气节。教育考核下的官僚是对单纯的官僚政治和蛮横的军阀政治的一种矫正和提升，官僚集团的素质由此得到提高。尤为重要的是，在阶层分化社会中，通常阶层之间的流动是低下的，社会阶层结构常常是静态的，这是阶层社会社会保守化和凝固化的重要缺陷。一个社会越是缺乏流动能力，就越缺乏新鲜血液，就越缺乏动态活力，而下层的人民就越容易绝望（因为失去了向上流动的可能）。而中国的科举考试不仅“文雅化”和“文明化”了集权的官僚政治，而且为阶层社会中的上层阶层提供了新鲜血液和养分，这样就有助于上层的活力和动态发展，防止上层完全的凝固化和一潭死水，同时也促进了下层人士向上流动的机会。满清统治中国之初，最重要的稳定天下和安抚人心之举就是恩科开考，若非有这项政策，就无法稳定其在中原的治理。而入侵的外族在文化上崇尚儒教并实现科举考试，就象征着接受中原文化，进而从“未开化”转化为“文明”，从“化外蛮夷”转化成文化意义上的“中华子民”。由此可见科举考试是中国阶层分化社会中不分阶层、不分等级的一件全社会的“大事”。除了特殊贫贱的阶层以外，中国阶层分化社会中的任何阶层均可参加科举考试，这不仅减少了社会的反抗力和离心力，而且大大有助于社会的整合和统治阶层人士选拔人才，在某种意义上也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人一旦开始读书，造反的心思就大大递减，终其一生，都在围绕着科考的目标而奋斗，哪怕考到六十岁都在所不惜。当一代人在科举考试中未成正果时，就会全身心地希望下一代能够通过科考实现“光耀门楣、光宗耀祖”的理想。中国古代阶层分化社会下是一个实现了自身逻辑合法化的、有一定社会流动可能性的文化“选举”社会（何怀宏 1998）。

对比欧洲中世纪的阶层分化下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科举考试的优势是明显的。欧洲的封建贵族均是世系，从低阶层向上阶层流动的可能性主要是通婚。在欧洲历史上，连年战乱和大瘟疫之后，欧洲封建社会的顶层可能遭受重创，因动乱和洗劫而导致内部的人口再生产无法维持金字塔顶部的稳定结构，此时，上层就会在婚姻上实现一定程度的开放，通过异族通婚和跨越阶层的婚配实现阶层内部一定的人口比例平衡，使得阶层分化社会的顶部不致于消亡。当然，在欧洲封建社会的末期的确出现了阶层流动加速的情况，但是纵观整个欧洲封建历史，制度化的、类似中国开放式的、吸引下阶层的才俊人士到统治阶层的开科考试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的开科考试也不曾明显地出现在任何人类阶层分化社会的古代文明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确是独一无二的。[2]

第四，在阶层分化的中华帝国中，除了科举考试带来的社会开放性结构以外，中国阶层分化社会由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大战乱，社会结构整体而言也呈现开放性。在战乱带来的财富再分配后，望族阶层衰退到低阶层、低阶层流动成为上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人常常讲“富不过三代”、“天命无常”，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悲观主义的宿命论例如“呼啦拉大厦将倾”反映的也无非是上阶层的家族蜕变到下阶层，社会由上向下流动的动态发展。这一切都反映中国的阶层分化社会是具有其自身的合法性和特殊结构模式的，这样的社会结构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其它任何阶层分化社会中的古代文明。

对于中国阶层分化社会文明架构的分析，并不表明用阶层分化社会的划分有误差，恰恰相反，阶层分化的社会结构划分是准确的，中华帝国社会分化的基础形式依然是以统治阶层/被统治阶层、高阶层/低阶层的划分方式来进行的，每个阶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编码都是截然不同的，上层创造的文化艺术代表着全社会和整个帝国的文化艺术修养。只是在中华帝国的阶层分化社会中，我们发现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阶层分化社会，开科考试和社会流动使得中国的阶层分化社会体制更具有活力，更具有流动性，更具有合法性，更具有道德上的自证性，因此也具有远超过其它阶层文明的超级稳定性。当然流动性本身并不否认阶层分化的事实，低阶层人士通过科考谋取一己之利、试图挤进上层本身就反映了阶层分化社会中的统治阶层/被统治阶层、特权精英阶层/平民阶层存在重要差异的事实，更反映出了流动到上层就可以“赢者通吃”和留在下层则是“输者尽输”的社会现象，而上层所拥有的特权正显示阶层分化社会是与现代功能分化社会截然相反的一种社会形态。

无论如何，上面的部分已经解释了中国在阶层分化社会中处于的文明领先地位，十四世纪前的中国可以说在各个方面优于西欧，“先进的中国，落后的西欧”并非民族主义的夸大之词，而是客观地反映了一个历史史实。然而，我们中国人最关注的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中国，阶层分化社会的先进者，没有率先实现制度上的突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全方位的落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软实力）？为什么阶层分化社会中处在封建采邑末期的西欧在各个领域领先了人类其它文明，终至实现了向功能分化社会 —— 这一超级复杂的现代化社会的转变？十四世纪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了民族国家命运的大转折，导致了文明命运的大转换，导致了人类整体迈进到一个新时期？这一篇中笔者将着力探讨西欧功能分化缘起的过程，下一篇将谈到中国阶层分化社会在创造出鼎盛文明之后是如何走向制度停滞的，以及中国在功能分化之路上面临怎样的难题。

II 功能分化社会缘起之谜

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西欧从一个神权政治统治下的封建社会逐步演变成为一个现代的功能分化社会，艺术系统、教育系统、科学系统、法律系统、经济系统逐步从神权政治（宗教和政治系统联合一体的阶层分化社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转变成为一个个自我形塑、功能独立、操作封闭的社会子系统，最后政治也与宗教脱离，政教合一的神权社会在西欧画上了句点，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功能分化的、按照自身权力媒介和二元编码（有权/无权）进行自我形塑的独立功能系统。

对于西方从一个罗马教廷制约下的封建采邑社会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功能分化的社会，这样的发展堪称历史之迷。笔者认同这样的观点，任何一种进入阶层分化社会后的文明都会出现一种“文化爆发”和“文明突变现象”，可以拿海洋中的洋流运动来类比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一个海底地壳结构的变化生成了一条海沟，海沟下涌动着剧烈的上下洋流运动，一层层的洋流推动着海底的海浪一层层运动着，但是在大海的表面却没有丝毫运动的迹象。当洋流推出的一圈一圈的海水运动越来越激烈，并推动着海底的海水进行着跨越千里的运动时，在海洋表面依然可能是平静的，但是一旦海底积累的洋流最终冲出海面就会出现海浪“大爆发”的壮观景象。在古代埃及，鼎盛时期就出现了这样的“文化井喷”现象，在短时间内一种文明突然生成了大量新的文化、艺术、宗教思维，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发生了突变，许多领域出现了突然的高度繁荣现象。当然突变是以之前结构积累为基础的。同理，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古犹太王国都出现过在某一时期的“文化洋流突然爆发性越升”的现象，中国的春秋末期和战国就是这样的时代，各种学派、学说，诸子百家的思想出现了高度兴盛、高度发达和繁荣的景象，同时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发生着巨变。而我们该怎样分析欧洲十四世纪后发生的社会巨变的现象呢？

图一 欧洲教权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

（图表来源 作者参照卢曼观点自制）

首先，笔者先来介绍一下卢曼本人是怎样分析欧洲阶层分化社会中产生的剧烈变化的现象。[3] 根据笔者的梳理，卢曼至少非常看重以下几个因素促进了欧洲从阶层分化社会向功能分化社会的迈进。

第一，与其它阶层分化社会的帝国比如中国、印度和奥斯曼土耳其相比，欧洲处在一个多元的、更加复杂和散乱的社会历史的情景结构中。在表一中我们看到，由于欧洲的封建社会始终受到一个特殊的、超国家体的罗马教皇从教权上的制约，因此每个欧洲国家的君主和国内的贵族以及超越国家的罗马教皇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在大帝国中，由于巨大的帝国专制权力抹平了一切社会力量博弈的可能性，于是社会的制约和契约非常困难。而恰恰是在欧洲的教权封建制下，国内的君主、贵族和罗马教廷可以进行多边的博弈和组合：贵族可以联合教廷对付国王，贵族可以联合国王对付教廷，国王可以联合教廷对付国内坐大的贵族，因此在多边社会结构中，没有一种权力是“法力无边”的，权力也许是腐败的，残暴的，专断的，但是权力和权力之间存在着一种“恐怖平衡”，这样新生工商业阶层、科学阶层、学术阶层在权力和权力的制约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独立和自治的空间，当三角的一方实行绝对的暴政以及实施钳制商业贸易、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举动的时候，人们可以逃遁到其它开明的诸侯国或是开明专制地区（有点类似中国的春秋）。

第二，卢曼认为，在欧洲各个封建国家或是专制王权国家之间出现了民族国家剧烈竞争的情况，类似中国的战国时代，各大战国的崛起和衰落极大地促使各国进行制度革新，或是相对尊重人才，相对尊重学术自由，或是相对重视科学自由，以使本国在激烈的竞争中有一席立足之地。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的竞争，高利贷资本主义和容克帝国主义之争，重商主义和其它经济形态之争，君主立宪、民主政治和沙皇体制之争，都迫使民族国家在“落后就会挨打”的竞争气氛中奋而维新，不断更新国内的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和科学体制，从而在整体上有利于功能分化社会的逐步演进。相反，在古老的大帝国中，由于帝国误认为自己领有之地就是天下，因此缺乏外在的竞争气氛去推动国内革新。

第三，卢曼与其他的西方学者一样，认为欧洲虽然历经中世纪的神权统治，但是欧洲在历史上有一种“契约”的传统，“契约”就是合同之意。由于欧洲历史上深受罗马法的影响，因此法律契约意识在欧洲是有深远影响的。马克斯 • 韦伯也认为欧洲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建立在领主和封臣之间有明确契约划分社会义务和相互关系这一基础之上的。而除了罗马法以外，古代日尔曼民族和部族之间很早就形成了原始的契约关系和判决惯例，可以说，罗马法和日尔曼法决定了西方近现代社会的法治基础。

第四，如同大多数研究西方历史的社会学家一样，卢曼强调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带来的思想的启蒙，理念的转变，而卢曼特别强调语境（Semantik）的变化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关联性。在封建制度中，等级制度的语汇和语词反映的是不可逾越的阶层结构和等级界限。而在人文启蒙和文艺复兴时期，等级制度的障碍逐渐消融，阶层社会惯用的词语开始失灵了，上层的特权垄断下的语境开始发生转变，阶层社会时期的特权等级制度崇尚的是根据阶层而来的“排除”（exklusiv）, 也就是统治阶层之外的平民群体是被排除在一定的社会权力之外的（用卢曼的观点就是排除在各个不同的功能分化系统之外）；而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带来的却是对普遍人性和人道观点的宣扬，上帝对人的慈爱不再是对特定阶层的慈爱和特权阶层的慈爱，而是对全民的慈爱；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不再是根据人的阶层属性而确定的属性，而是根据人的普遍人性而确定的属性；而法国大革命更是带来了现代的人权观念和个体公民权的观念，拿破仑远征欧洲各国不是一位封建领主的侵略，而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拿破仑法典在全欧的扩散，法国民族主义的侵略战争却在无意间深刻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并扩散了现代人权理念。总之，从阶层分化社会到功能分化社会的漫长过渡时期，不仅仅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更是社会语言、用词和语境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境和社会结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社会语境的改变，社会语境的改变（从排除[exklusiv]到涵盖[inklusiv]，从特权到平等，从君权神授到天赋人权）也反过来强烈地促进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目标是直指一个现代功能分化的社会。

第五，卢曼特别强调了书写文字的因素，他认为，文字纪录的普及化、印刷技术的扩展和普通平民阶层能够接受到纸张质量的文本阅读大大扩散了现代社会的理念（不要忘记的是，中国很早就具备了这个条件）。

图二 新教改革后的欧洲社会结构

（图表来源 作者自制）

联系到笔者刚才提到的文化爆发性发展和文明突变的现象，如果我们要寻找文化洋流的基本源头的话，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通常研究欧洲历史和大国崛起时比较忽略的因素 —— 宗教因素。我们一般的观点深受过去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宗教是社会的鸦片，宗教总是和落后的阻碍现代化的因素联系在一起，一提到宗教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十字军东征、黑暗的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和科学家为科学和真理而殉道的场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观点是有根据的，在欧洲中世纪，宗教和政治的确相互结合干预经济、法律、科学和教育。但是西欧走向现代的转折点，甚至是走向功能分化的转折点却是由三大标志性事件推动开始的：那就是罗马法的复兴，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宗教改革。而发生在十六世纪上半叶的宗教改革更是欧洲大时代变革的重要序曲，是阶层分化社会坍塌的第一块基石，也是欧洲文明洋流突变的“海底”源头。

发生在1517年的德国宗教改革在欧洲语言文字中被称为protestant, 本来是指“抗议”和“反对”的意思。宗教改革绝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远离宗教本身，或是对宗教的否定，这是过去意识形态教育下一个重大误会。宗教改革产生的新教不是一个统一的教会和教派，而是有许多不同的、散乱的、复杂的、不同于罗马天主教廷的教派和教会组成的集合体。在新教的产生地德国，第一个率先起来反抗罗马教廷的是马丁·路德，而他的这个教派也被成为路德教派。马丁·路德在目睹了罗马教廷的腐败、贪贿和彻底的堕落之后，站在一个纯正基督徒的立场上出来要求修正罗马天主教的错误，要求宗教成为真正虔诚信仰的宗教，进而意外地掀起来惊天巨浪和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累积的对罗马教廷特权阶层的不满。新教教徒的教义从原意上来说，没有半点是要脱离和远离宗教的意图，相反，他们要求还宗教以本来的面目，恢复基督教纯正的信仰和对神正确的敬拜，反对宗教对政治的不当干预，更加反对宗教大地产的腐败堕落的行为，当然在宗教教义上他们和罗马天主教徒也不完全一致，另外他们还要求翻译圣经为本国语言（在中世纪的欧洲，教育权是和宗教阅读紧密相连的，而特权的教廷和教士阶层垄断了阅读和解释圣经的权力，并认为大众无权阅读圣经，因为他们过于粗俗鄙陋而无法读懂繁复的拉丁文圣经，而且让普通平民阅读圣经可能会导致他们错误解读神的话语，这在教廷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教廷和教士阶层通过这样的垄断事实上将大众阶层完全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在新教教徒不懈的努力下，圣经被译为欧洲各国的文字，促进了各国现代文字、现代文学的发展，也大大扩展了普通大众的新视野，使新思想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能够成为可能。马克斯·韦伯的传世名篇《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韦伯2007）极为精彩地向我们解释了宗教并非仅仅是社会的阻碍因素，而宗教在经过新的、革命性的重新阐释后，反而可能促进现代化的发展，也可能如同欧洲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一样蕴育出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又配合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结合马克斯·韦伯对于新教研究的重要成果和卢曼的功能分化理论视角的观点，我们可以勾画出新教改革对于西欧形成功能分化社会的重要思想意义：

（一）新教促进了平民化的进程，平民取得了教育权和知识权，欧洲社会完成了中国在春秋末期就完成了的任务（平民教育的推广）。

（二）新教促进了普遍的人性和人道观念，文艺复兴的巨匠往往是有着极强宗教动机（包括建筑师、画家、文学家等大多具有深沉的宗教背景）。由于新教反对罗马教廷和教士阶层的特权，并援引教义证明在造物主 —— 神面前人人是平等的，因此人应该具有与生而来的平等权利。宗教教义的新解释大大促进了平权观念的普及并有助于形成功能分化社会的理念基础，这与我们习惯理解的宗教的“落后性”，是大不相同的。

（三）罗马天主教强调团体式的、由神父指导下的宗教崇拜，并强调惟有通过教廷这个中介才能得到终极拯救，而新教徒强调不需要罗马教廷这个中介，人人都可以阅读圣经，人人可以在自己的心里与上帝沟通，人人可以依靠信仰得救，甚至不依靠教会的集体生活也可以得救。因此新教徒，特别是新教中的加尔文主义教派培育出了西方的“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源泉，而逐渐远离了天主教的“集体主义”和“主教崇拜”的模式。“个人主义”成为欧洲哲学史上公民权的重要哲学基础，因此现代人权观念的形成是和新教教义（特别是和加尔文宗）密不可分的。

（四）马克斯·韦伯发现了新教教徒对于世界生活的全新理解：新教教徒把在尘世间的生活看成是荣耀上帝的生活，因此一个好的基督徒并非一定要生活在修道院里与世隔绝，而是要善于完成自己在尘世间的天职（Berufspflicht），对职业的兢兢业业和善加完成是荣耀上帝和受到祝福的。新教徒发展出一套最独特的对世间生活的看法，他们不再提倡“出世”，而是高度的“入世”，他们离开修道院而走进世界，并非忘记了宗教的神圣，而是以更高的宗教感、道德感、使命感去高质量地完成各行各业的任务，他们把更多更好地完成自己在尘世间的工作看作是敬神。在这种新宗教伦理的指引下，面包师要烤出更多更好的面包（而且不能作假，因为神的眼光在注视着其工作进程）；铁匠要打出更多更好的铁（荣耀神的一部分），而企业家则要创造更多的产业和利润（不是为了享受，而是将其看作是天职 —— 荣耀神的行为）。这样，新教历史性地完成了超验和经验、彼岸和此岸、来世和现世、神圣和世俗的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宗教道德支撑的产业精神、敬业精神和资本主义精神，大大促进了西方现代化的进程（韦伯 2007 ）。

（五）新教教徒出于对罗马天主教腐化堕落教训的总结，强调宗教对学术、教育解除控制，并主张宗教应该脱离对政治的干预，随着欧洲公民社会的兴起，配合新教反抗运动的诞生，西方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社会结构上日益呈现出了五边形结构（见图二），新教的抗议运动增进了社会空间和社会力量的诞生，新教作为单独的一支宗教社会力量再加上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日益促进了欧洲社会的多元化和公民社会化，社会意见的表达机制日渐完善，宗教特别是罗马教廷对社会的“全控制”在新教的挑战下日益弱化。

由以上分析来看，欧洲在大历史的转折时期，经历了太多的社会结构性变迁和社会语境的变化，并非用单一因素能够完整诠释。但是西欧的确在短时间出现了文明突变的因素和新兴文化力量的狂飚突进式地增长，金字塔式的阶层社会一步步坍塌了，作为社会的主要分化形式，阶层分化的形式已经无力整合社会，社会演进的力量拉着西欧社会向一个更高阶段演变。而欧洲文明突变的因素 —— 笔者所说的文化洋流的发源处 —— 还是来自于欧洲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的本身，宗教改革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民众积累了几个世纪愤懑不满的总爆发，一旦宗教改革如同海底地壳运动一般形成一个洋流中心，就一圈一圈推动着新的社会演变：文艺复兴、罗马法律复兴、艺术系统的自我形塑、教育自治、科学自治、产权界定、经济独立形塑、法律配合经济发展而普及化、政教分离，最终跃出海面的是功能分化社会逐渐形成。

我们今天研究西方功能分化社会形成的历史和思想根源，当然不是要去模仿西方来一次宗教改革，此一时，彼一时，文化环境不同，不好随便模仿复制，我们研究其中的规律也是为了探索中国自身社会发展的规律，以摸清楚我们社会的演进中为什么没有形成现代的功能分化社会。当然，除了西方社会一些“个性”的方面（西欧特殊的文化历史传承比如基督教），我们也应该探索人类社会一些共性的东西，哪些方面是我们值得学习借鉴的，哪些方面是我们在现代化之路上完全缺乏的因素。

III “规则”和“非规则”社会的重大差别

再联系上一节，我们的确应当仔细区别西方走向功能分化社会独特的精神文化原因和民族精神气质，某些因素（宗教）是西方转变中他们“独有”的气质，不是我们随便能复制的。但是我们又必须发现西方迈向功能分化中一些为全人类文明所共有的普遍性规律，分析西方世界是如何成功摆脱阶层社会之束缚而取得新生的。具体说来，我最看重的一点就是，西欧国家从十四世纪开始，逐步培养起遵守契约和规则的精神，我把“契约精神”和“规则社会”视为西方整体崛起的第一要义和西方实现逐步向功能分化过渡的主要秘密。人类普遍的天性是权力的恶性扩张而难以受约束，进入阶层分化社会以后政治系统的权力成为社会一切领域的主宰性力量，以高度集中的权力干涉经济、司法、教育、科学等人类一切主要活动领域，固然可以集中资源创造出相对于区隔社会更高的生产力，但是阶层分化社会从其本质上而言是一个按权力为全社会编码的特权社会，更是一个非规则化的社会。阶层分化社会中为了适应社会日趋复杂、人类活动领域日益多元化和高级化的事实，也不得不承认社会存在有不同的领域如科学、经济、贸易、文化艺术等领域，同时阶层分化社会中订立的法律也有日趋复杂的趋势，这是人类社会向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发展的大势。比如中国从唐律，到宋代的刑统，再到大明律例，立法的确日趋庞大精细，但是阶层分化社会最大的缺陷就是意图通过权力编码的形式简单地破坏既定规则从而达到特定阶层的利益最大化。因此立法虽然繁复，但是法典仅仅是政治的衍生品，仅仅是在权力形塑下的、配合权力而行的机制，因此阶层分化社会也是一个无法确立规则的社会，由于权力的恶性膨胀和权力恶性干预各个功能系统，社会整体而言处在一种专断权力垄断的状态，而无法向资源更加合理配置的现代社会发展。为什么笔者要在这里强调规则的重要性，并把遵守规则看成是实现功能分化社会的第一要义呢？其归根结底就在于使用潜规则、或者是动用权力代码介入其它系统可能会给某些群体和阶层轻易地带来制度以外的额外收益，从而使得个体处于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状态，但是个体的“理性化”对于整个制度和集体来说却是一种高度的非理性化，部分群体的违规之举带来的成本却需要大多数人来承担。2000年的时候笔者曾经上过一堂社会心理学课程，老师举了一个极为精彩的实证例子，根据这个实证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很好的理解规则对于一个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意义，同时我们可以加深理解为什么从阶层分化的“滥用权力编码或者是普遍行使潜规则”到功能分化是人类一场具有根本意义的进步。这个研究个案如下：

北美的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选取了20名志愿试验者，并作了一个“货币返还”的社会心理学实验。每名志愿者可以得到100美元的启动初始资金，20人总共获得了2000美元的资金。实验规则规定，每次20人在其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将所得全部货币投入一个箱子，将货币上缴回来。按照实验设计，每次上缴货币的总量会再增加一倍（乘以二）然后再按人数平均退还给试验者，这样来回往复共计十次。理想状态下，第一次20人将每人的100美元全部上缴，共计2000美元，而退回的2000美元必须增加一倍，这样就是4000美元，4000美元再返回给每位实验者，那每人可以分配到200美金，相较于初始的启动资金，集体资产和个人资产同时增加一倍，集体共有资金4000美金，个人可多得红利100美金，这样第一轮下来每人应有资产为200美金。在此规则下，整体福利和个人福利达到了一致，如果十轮下来，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均将实现理想状态下的最大化增长，整体的福利将增加到惊人的204 8000美元，而个人所得将从一开始的200美元净增到10 2400美元，是初始启动资金的512倍。这个实验最大的要求是大家遵守规则，在大家遵守规则的前提下，将实现集体福利和个人福利的最大化（见图三）。图中红线是大家在遵守规则的条件下整体资产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图中的黄线是个人收益，也是随着整体收益的增长而增长。蓝线实际上象征着大家对规则的遵守，每次上交的金额均可得到双倍的回收。

图三 “货币返还实验”理想状态的福利增长

（图表来源 作者自制）

但实际实验的结果和实验设计的完全不同（见图四），在第一次货币的返回中，绝大多数试验者遵守了规则，也遵守了“个人福利和整体福利是紧密相连”的基本信念，但是也有极个别的试验者违反了规则，并没有或者只是将部分货币返还，最终上缴的总数是1800美金，也就是应当返还的货币的90％顺利返回，在这种情况下，第二轮有3600美金发到实验者手里，平均每人获180美金，比第一轮开始前增值了80美金。按理说，所得货币增加了，试验者应当受到鼓励去遵守规则以实现大家的福利共同增长。然而，第一轮下来以后，没有违规的试验者开始琢磨，为什么返回的不是200美金，而是180美金？这证明了有人耍滑头，使用“潜规则”（因为每位实验者退还所得货币是在其他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 有意识地未将全部货币返还，“私藏”了一部分，因此不公平地获得比其他人更多的货币，但是却造成了整体福利的些微下降。在第二轮货币返还的实验中，应返回的货币为3600美元，但是实际返回货币为3000美元，返回率为83％，低于第一次的90％。这样总体资产依然上涨到6000美元，每人可以分配到300美元，总体福利和个人福利还是处在正相关 —— 也就是同时上升的过程。但是不遵守规则的危害性已经暴露 —— 如果无人使用潜规则，那么每人理论上应该拥有360美元的资产，但是每人实际所得为300美金，也就是说，与第一轮相比，在第二轮中有更多的人使用了潜规则，更多人开始不遵守规则，因此导致了预期所得和实际所得相差拉大，导致了使用潜规则的人和诚实守信的试验者之间所得差距增加。因此短暂的总体福利和个体福利的增加在第三轮中面临新的状况，这一轮中应上缴6000美金，实际上缴数为4000美金，实际上交率衰退到66.6％，这样上交率从第一轮的90％狂跌了近24个百分点，人们对于制度和规则的信心已经进入信任危机时期。尽管第三轮中总资产略微上升到8000美金 (含红利4000美金)，但与预期的每人所得600美金相比，实际每人所得为400美金，这显示潜规则逐渐成为普遍现象，使用潜规则的人群越来越多，因为使用潜规则未上缴的金额也越来越庞大。在第四轮中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本来全额上缴额应为8000美元，但实际上缴的为3600美元，实际上缴的总额第一次低于上一轮，上缴率仅为45％，这显示规则已经被破坏，使用潜规则的已经超过守规则者，而这一轮返回的货币仅为7200美金，平均每人仅得360美金，这显示无论是总体福利还是个人福利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恶意地违规和使用潜规则让“国民总产值”和“人均收入”双双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如果一个完全诚实守信的实验者遵守规则，始终全额返回所得货币，从这一轮起，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为他的诚实守信使其所得不升反降。从第五轮起，制度开始“雪崩”，本应上缴为7200美金，实际上缴为1800美金，上交率仅为25％，显示规则已经被大多数试验者所抛弃，从这个点开始，愿意遵守规则上缴货币的成为绝对少数，成为诚实的“受害者”和遵守规则的“傻瓜”，他们，仅仅因为遵守规则遭到了逆向的不公平的待遇，第六轮、第七轮上缴费用迅速衰退到零点，潜规则冲破了正当规则，整个制度架构被彻底摧毁。

图四 “货币返还实验”实际的福利增长

（图表来源 作者自制）

这个实验来看，留给我们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对比图三和图四，我们就可以发现，使用潜规则破坏了整个社会契约，破坏了整个制度遵行的基本规则，引发了整个制度的雪崩，仅仅经历了七轮的返回。本来预期的集体总收入为204 8000美金，但是在一轮一轮的潜规则的带动下，制度迅猛崩溃，基本规则被潜规则冲得荡然无存，还不到实验的结束期，集体总收益就下降为零，这是多么惊人的差距，这显示了潜规则和不遵守规则、漠视规则是多么具有摧毁性和破坏性，我们常常说的“制度建设起来是数十年，但是摧毁可能却是短短的几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再看图五，该实验中理想状态和实际运行中个人收益的巨大差距显示了在前二轮中，潜规则下制度的收益还处于短暂的增长期，理想和实际个人平均收入的差距尚没有形成巨大的鸿沟，第三轮，潜规则的运行下居然还是缓慢地带动人均收入的前进，但是在第四轮，潜规则就带来了负增长，两条不同的曲线显示了天壤之别的发展。合理制度下的遵守规则之举将大大带动个人的福利增长，而整个群体中都开始使用制度化的“潜规则”的时候，当漠视规则成为一种集体行为或是100％的行为的时候，制度崩溃为期就不远了。

图五 “货币返还实验”理想状态与实际情境中人均福利发展对比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如果我们把20人的群体想象成为一个社会或是一个国家，我们就知道了规则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设定一个总目标是：集体福利的增加和个人福利的同步增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本实验中，我们必须有一个基本的社会契约，那就是每次上缴所有收益以同时增加整体和个人所得，同时参与者必须树立遵守社会契约的精神，不使用潜规则去破坏这个社会契约，不使用不正当手段去破坏制度的基本运行规则。从人性和道德的角度来看，我们再也不能完全相信其可靠性，仅仅认为我们凭着良心和是非观念就会完全遵守规则，实验显示这是行不通的。因此在20人当中应当设定可以惩戒违规人员的执行机关（政治系统），但同时应当担心政治系统本身是否会滥权而严重损害社会契约，因此我们更需要设定独立的法规实施监督（法律系统），应当理性促进大众福利的核算（经济系统），应该有公众舆论的监督（传媒系统）。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实施潜规则破坏编码，可以带来非正当的财富增值，从个人来看，这种行为可以说是“理性”的；但是从整个制度来看，以及从社会、国家的集体效益和长治久安来看，破外社会契约，破坏社会各个功能系统应有的编码，带来的后果却是严重的。个体的理性往往是制度的非理性，是以整个制度的理性为代价的。在本次实验中“制度崩盘”带来的全体损失应该是令我们警醒的，一个民族如果不从这样的小聪明（使用潜规则，特别是利用权力和金钱使用不当规则任意侵入其它系统的编码中去）中自省的话，或是把潜规则当作一种制度化的认可机制的话，就很难真正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

有趣的是，这个实验在美国作过，欧洲的学者也在欧洲作过，但是结果居然是惊人的接近，尽管参加实验者知道，始终遵守规则，最后的获益将远远超过违反规则和使用潜规则，个人的财富将稳步得到最优化的增长，但是无论在哪个国家、哪种文化圈里所作的实验得出的结果都是很接近的，没有一次试验是做到底的，也就是在第十轮以前“制度”就彻底崩溃，一般都是在第六轮到第七轮上缴金额就会下降到百元以下、甚至下降到个位数。这深刻说明了人类的共性和人类心理的软弱和缺失。在一个互相不知道对方行为的、且没有监督的“无知之幕”中，大多数人选择了违反规则和违反整体利益以获得个人利益的行为模式，这充分向我们昭示：让健全的制度来遏制人类的“恶”性逐利是多么重要。仅仅在一个20人的社会里，我们就需要完整的规则、制度编码和监督机制，设想我们将这个群体扩展200万倍、2000万倍，成为一个大型国家，那么社会的复杂性将成百倍、千倍的增加，不加约束而使用的“潜规则”或是“权力编码不受制约地干涉其它系统的功能自治”，那么社会将形成怎样的深不见底的、连环相扣的、黑暗无边的潜规则黑幕和权钱下的黑幕，我们就可以想见了。在这里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最深刻地体会到卢曼所提到的功能分化社会的重要意义。功能分化、系统编码、系统操作的封闭性不再只是适合于欧美的一种社会形态，它适合于所有人类社会，卢曼洞见了人性之丑恶和黑暗，也深刻洞悉了人性之软弱和短视，没有制度编码和功能分化，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潜规则盛行的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花大力气去寻找潜规则，似乎大家从潜规则中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归根结底而言，我们每个人都在摧毁制度，我们每个人都大大增加了社会成本，我们每个人最终其实为这样的制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归根结底，运用潜规则的人最终都是潜规则的受害者。[4]

从中国古代的阶层社会来看，虽然中国在阶层分化社会中居于前列，取得了重大成就，并长期领先文明世界，但是弊端也是明显的：权力任意破坏其它系统的编码，不仅严重摧毁了社会系统的功能自治和功能平衡，当一个个独立形塑的功能系统不能形成时，当人治社会的潜规则大行其道的时候，常常是带来某一个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的短期利益的增值，但往往是以一个国家的整体财富函数和绝大多数民众的财富指数为代价的。从“货币返回”的实验来看，即使是那些从开始到结束一直在使用潜规则“偷取”不当利益者，他所获得的收益也远远低于按照一个正常规则下所获得的长远收益。[5] 因此，破坏社会规则和契约的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一些非正当利益增值，但是从长远来看，也必将影响到使用潜规则人员本身的利益。

从西欧功能分化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趋势：遵守规则、遵守契约逐渐成为社会大趋势。宗教和政治逐渐意识到权力垄断经济和劫掠企业带来的是社会总体财富函数的降低，在经济领域里的确出现了独立的逻辑和功能运行法则，用权力去干预或是破坏这个法则虽是短期的个人利润增加，但却意味着长期的“制度崩溃”和“所有阶层财富的缩水”，只有尊重经济的自我逻辑才能带来全民财富的增值，在这一过程中收益的是所有阶层；宗教和政治也逐渐在与社会博弈中认识到，教育是一个具有独立原则的领域，宗教干预思想和教育不仅带来了愚民政策，扼杀了人的创造力和活力，也越来越与新兴的、活泼的市民社会不相容；宗教和政治也逐渐意识到，垄断科学、扼杀科学其实是在扼杀社会的动力和本阶层自身的利益，只有科学冲破权力编码的干涉的时候，科学技术才会脱颖而出成为社会生产的发动机，其进步之历程也必将为国家整体带来财富“溢出”的强烈正效应。在观察西方演进的历史中，遵守规则，遵守社会契约，各个阶层逐步懂得遵守各个功能系统内部特有的规律，是西方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在下一篇中，笔者将接着这一篇来探索中国明清时代的历史和阶层分化社会的演变，并进一步说明中国历史的症结所在。

参考文献

1. Niklas 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社会之社会）》，德国法兰克福Suhrkamp 出版社1998年出版。

2. Niklas Luhmann《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Semantik: Studien zur Wissenssoziologie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Band 1-4（社会结构与语境，现代社会的科学社会学）》，德国法兰克福Suhrkamp 出版社1989年出版。

3. 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 《Das moderne Weltsystem: kapitalistische Landwirtschaft und die Entstehung der europäischen Weltwirtschaft im 16. Jahrhundert (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产生》，德国法兰克福Syndikat出版社 1986年出版。

4. Ho, Ping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638-1911（中华帝国成功之成就阶梯：社会流动领域研探，1368年到1911年）。》 美国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社 1962年出版。

5. 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北京改革出版社 1996年出版。

6. 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

7.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 潘兴明 庞朝阳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8.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比较现代化”课题组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版社1988年出版。

9. 冯友兰 《中国哲学小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出版。

10.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北京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11. 韦伯·马克斯《韦伯作品集：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2. 韦伯·马克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13.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新知三联书店 2005年出版。

14.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出版。

15.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北京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出版。

16. 贾立政《论剑：新视野下的中国大战略三部曲》，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出版。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8年2月23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和引用中国崛起策II系列文章。如果转载中国崛起策II文章或引用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1] 但是我国的许多历史讨论和对过去历史的描述已经习惯于运用“封建社会”、“封建专制”、“封建帝国”等描述秦汉以降直至鸦片战争这段历史时期，一般是指专制的中央帝国政治和小农经济的耕作模式，尽管这样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从本质上和“封建”一词已经没有关联，但鉴于习惯使然，只要指称的意思明白清晰，作者一般不会再予以纠正。在引用时，如果其它学者使用“两千年封建社会”这样的描述方式，笔者会尊重他人的用法，只要意思明了，不另行更正。

[2] 请对比欧美学者结合社会学“阶层流动”和“垂直流动”等社会学概念来研究中国的成果，比如Ho Ping的“中华帝国成功之成就阶梯：社会流动领域研探，1368年到1911年”，作者用社会学研究方式并利用历史材料证明了中国明清社会阶层间流动是非常高的（Ho Ping 1961）。另外请比较费正清和赖肖尔所著《中国，传统与变革》中关于科举考试和中国阶层流动的探讨（费正清和赖肖尔1992）。

[3] 必须提到的是，卢曼的著述非常丰富，他不仅著有关于社会整体变迁的巨著来，而且还分门别类地撰写了关于每个社会子系统的专著，还有多部专著分析社会结构和语境（Semantik）之间的关系，对于卢曼观点的梳理是个人的力量很难全部完成和面面俱到的，疏漏和不全面之处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并不表示对其观点的整理是无意义的，正是因为卢曼理论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才需要越来越多、甚至是一代一代的学者对中国受众的介绍和推荐，共同积累大家的研究成果，才能逐渐把一个完整的卢曼展现出来。积少成多，聚沙为塔，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所在。

[4] 在去年出版的巨著《论剑：新视野下的中国大战略》部分章节中深刻分析了潜规则在我们文化中的盛行，如同在文章中提到的实验一样直指人性的弱点，这将构成中国走向功能分化之路上重要的难点（贾立政 2007）。

[5] 根据笔者本人的计算，假设一名实验中的违规者在7轮中，每次都将所得货币保留而分文未上缴，他的所获共计1526美金，但是与假设大家共同遵守规则每人可获得的预期所得10 2400美金相比，他只获得了1.49%的本可以获得的资金，因此他也是绝对的输家。

© Liu Tao for 阅微堂, 2008. | 链接 | 89 条评论

对历史发展脉络之把握，以及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探讨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与领域：一个是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围，一个是属于现代学科和未来学发展的范畴。很多情况下，我们谈历史不仅仅是在谈历史（纯粹的历史考据当然可以定义为纯粹的历史研究），我们谈历史的时候也是在关注当前，我们试图从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因素中去发掘现代的秘密。我们会问，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为什么会是这样，是什么将我们带到今天的社会情景之中？为什么有的国家发达、有的国家落后？为什么有的国家社会政治体制先进，有的国家社会政治体制落后？为什么有的国家在外来挑战中能迅速调整过来，一跃成为先进国家，而有的国家却在现代化之路上步履蹒跚？于是我们去阅读历史典籍，试图从历史的发展中去寻找答案，于是我们兴起了关于大国崛起的探讨，考察历史的同时其实也是在考察当代，于是我们对明朝与明末清初的历史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一种重要的社会心理则是我们试图探索为什么中国在那段时间落在了后面，为什么一个引领古代文明的先进国家却成为后进国家，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商业精神、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都与古代文明世界中领先的中国无缘？

对于历史的探讨和对于现代社会政治体制的讨论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历史的研究有历史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而现代社会的研究则有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不同和视野的差异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历史学研究和社会政治科学研究难以沟通和难以整合的现象，这不仅仅是文人相轻的问题，而是视野、观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差异所造成的。黄仁宇先生呼吁在历史学研究中多加入社会科学的视野，并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将社会学的研究手段带进历史学的研究中，从而带来历史学研究焕然一新的局面（黄仁宇1997），这样的提法在西方世界比较流行，社会科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中出现了大量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其中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对于现代社会和历史发展脉络所提出的解释模式，笔者深感其为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解释得最透彻的一种。中国崛起策II将尝试参照卢曼的系统理论来解释现代化社会的运作规律和核心操作模式，同时也将运用卢曼的系统理论来探讨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中国崛起策第一篇文章将从卢曼对于人类社会三种主要形态的讨论开始。尽管在中国崛起策I中已经介绍过卢曼的一些观点以及其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但是在崛起策II中，笔者将深化卢曼的观点，以求探索中国历史前行的轨迹和中国现代化之路曲折的原因，这必将有益于关于中国社会改革的进程和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探讨。

I 区隔分化的社会

在人类社会产生文字历史之前，以及在封建制度和帝国文明形成之前的社会历史阶段被卢曼称为区隔分化的社会（segmentäre Gesellschaft）。从字面上来理解，segmentär指的是分节，也就是简单的区分和划分的意思，比如早期的社会形态中会有家庭的分工、部落的分工、简单的生产分工，社会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和分化，人类协同抵御自然灾害、猛兽侵袭和其它社会部落进攻的能力已经得到增强，通过家庭、部族和部落的生活，社会分工已经产生，生产力有所提高。人类的交际行为主要表现为面对面的社会交际。在这个阶段，文字尚未产生，因此口头语言的表达和交际非常重要，通过口头语言，一个数百人的家族和部落社会可以做到信息的有效传递。但是在这个阶段，尚未形成阶层和阶级的划分，虽然在部落中人与人有分工的不同，同时也初步建立起了长幼次序，但是以生产资料形式的阶层压迫和阶层归属尚在形成中，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具有一种原始意义的平等，主要的归属感是家族的归属感和对部落的认同，在人与家族之间形成一种原始的保护关系，个体成员必须对集体尽一定的义务（按照年龄和性别进行社会分工），同时部族和家庭成为个人的庇护所。在低生产力和高自然风险的社会环境中，部落的保护是每一个人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卢曼称这样的社会为区隔分化的社会，以区别于后来的阶层分化社会和现代的功能分化社会 （卢曼 1998）。

图一 区隔分化社会

（图表来源 由作者参照卢曼观点自制）

由图一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区隔分化社会。图一的背景是一个空间背景，可以想象设定为一个特定的区域，比如中国的黄河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古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或是欧洲文明、玛雅文明的发源地。图中的圆圈代表的是一个个家族或部落，它们在某个空间以不规则的状态分布在某些区域；有的圈大，象征着大家族，有的圈小，象征着较小的家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的主要分化原则是确定的，每个家族圈和部落圈都是由人组成的，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甚至上千人。每个人都归属于部落和家族。卢曼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发展出对于自身的自我纪录和自我描述，而在区隔分化这个前文字的社会中，由于文字尚未产生，因此通过文字来纪录社会和本身的传承遂成为不可能。区隔分化社会中的仪式、舞蹈、礼仪和原始宗教就成为一个部落自我纪录和描述自我的重要手段，比如通过巫师、祭司的宗教仪式，通过一个部落民族的篝火舞蹈或群体歌唱，通过一块圣石和一处圣泉，也通过族中老人和成年人对部落起源的口口相传，一个部落和家族便实现了自身信息的传递和保存。年轻的一代在听了长辈的故事后，并在参与部落的仪式和群舞时，接受了古老的信息，并保留了古代部落的传承，同时强力塑造了一个部族内部的认同感。因此在没有文字纪录的情况下，区隔分化的社会中出现原始壁画和原始雕刻，这是一种符号传递的信息，是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记忆。同时各个部族发展出大量的部落神话和传说，古代的神话也具有储存一个部族集体记忆的重要功能，总之区隔分化的社会是人类的童年时代，人类的许多发展都处在创始阶段 (试比较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2004，埃文思－普里查德 E.E.人类文化学研究 2006)。

从现代功能分化的社会角度来看，古代的区隔分化社会却是一个“功能高度集中”的社会，家族和部落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家庭与经济功能是不分的，家族就是经济生活中心和工作作坊，家族和部落也代行宗教功能，家族内部就是宗教祭祀中心，部落的神护佑着部落，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部落内部的法律和政治。因此家族、宗教、经济和律法裁决的功能是不分开、甚至是融合于一体的：个人对于部落神和酋长的冒犯就可能被家族本身判以极刑，家族本身也决定了该如何进行经济生产、产品分工和产品分配，家族决定着婚配和养育后代，家族是生产大本营、宗教祭祀所、婚姻介绍所、托儿所，家族也是司法裁判处、福利分配局、医院和文化生活中心，总之家族包揽了一切我们在现代化社会看来应该是分开的功能，成为一个功能高度垄断集中的社会，任何脱离家族和背叛家族的行为在区隔分化社会中都是危险的，可能会对个体造成灭顶之灾。在区隔分化社会之后人类逐渐进入一个重要的新阶段 —— 阶层分化的社会。

II 阶层分化社会

随着区隔分化社会中部落内部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产品逐渐有了剩余，于是某些部落成员逐渐累积了更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财富而变得更加富有，而某些部落成员却逐渐变得贫困，贫富的二元分化使得人身依附关系开始产生，人类社会中的等级和阶层关系应时而生。在区隔分化的简单社会里从来不曾有的二元划分如主/仆、上级/下级、统治阶层/被统治阶层等，开始在新的阶层分化的社会(die Stratifikation-Gesellschaft)里流行起来，随着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兼并战争和强强联合，部落的数量开始减少，于是在更大范围内的统治成为可能。随着文字的产生与完善，随着社会生产财富高度向高阶层倾斜、物资资源高度集中，人类进入了古代文明的时代。卢曼认为，人类进入阶层分化社会是人类演进的必然阶段，也是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的进化。不经过阶层分化社会，人类是不可能过渡到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的。由于高阶层的人在阶层分化社会中始终占少数，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因此社会得以根据新的形式分工，高阶层的统治者由于脱离了直接的、繁重的物质生产，可以进行文字、文化和艺术的创造，于是人类在文化和艺术方面取得了极大的繁荣。在卢曼看来。阶层分化社会的重要意义在于，人类社会得以由简单社会向日趋复杂的社会演进，并且由小型社会（部落、家族）向大型人类社会（王国、公国）和超大型社会（帝国）演变，以前家族几百人集体开会表决部落事务的原始民主在日益扩大化和复杂化的社会里变得不可能，以前部落内部的口耳相传的上古神话与传说在一个超级庞大的社会中日益变得不足。一个王国和帝国的治理，需要的是集中资源，需要的是文书形式的命令传达，需要的是新型的纪录历史的方式，需要高阶层的统治者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社会力量可以建立水坝抗御洪灾和修筑军事工程（试比较卢曼1998，1989）。

图二 阶层分化社会示意图

（图表来源 参照卢曼理论作者自制）

图一显示了卢曼阶层分化理论下的欧洲封建社会。欧洲封建时期可以直接观察到两个不同的阶层（见图一），作为社会的顶端阶层，世袭的封建贵族垄断着社会所有的资源，用现代语言来说是绝对的特权阶层。阶层分化社会可以用金字塔模式标示出来，越往金字塔底端位移，人口数量就越庞大，越往金字塔上端移动，人口数量就越少。上等阶层是统治阶层，下阶层则是被统治阶层。与区隔分化的人类童年社会相比，人类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金字塔结构不再以特定的地点为标志，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几乎扩展到人类所有地区；二是每个阶层是由人群组成，而每个群体和个人的身份地位是固定的，一个人不可能既是贵族又是农民，人们被规划到一个个阶层里面，每个阶层内部如同一个社会子系统一样，都具有自己的角色、语言、逻辑、生活方式、运作模式，享受截然不同的权利。统治的贵族阶层用对本集团自我描述的方式来代表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因此我们看到的艺术、文化、音乐、文学等大多是社会上层的创作作品，平民的作品一般只能以集体无的形式和无名氏的形式表达出来。社会的划分呈现出根据阶层分化而来的二元趋势，有权/无权、上/下、统治/被统治、有文化/无文化、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是阶层社会在一切领域的编码形式。一般认为，人类社会在不同文明中的阶层分化是很复杂的，比如俄国农奴制可以说是分为三个阶层（见表三 俄罗斯农奴制社会），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些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时代，而在秦汉一统之后的中国事实上已经过渡到一个以儒家官僚集团（士）为首的阶层分化社会，而士农工商是中国古代社会对社会制度的自我描述（见表三 中国古代文明下的阶层分化社会），另外中国古代社会也有一个通俗的九等划分法，这里不再详细讨论；而古印度则是种姓制度的四分法（见表三 古印度文明阶层分化），而法国在大革命前分为三大阶层 —— 即教士阶层、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见表三 法国专制王权时期三个阶层）。但是究其实质而言，无论是三分法、四分法抑或是九分法，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存在一个统治阶层和一个被统治阶层，在统治和被统治的阶层中权利和义务完全是不对等的。尽管俄罗斯农民的地位要高于农奴，印度的吠舍要高于第四个阶层的首陀罗和更低阶层的不可接触的贱民，但是这些并没有改变被统治阶层广义上处于无权的同一阶层定位这一事实，下阶层必须对上阶层履行无限的义务（赋税、徭役、兵役等），同时在身份地位上是低于上阶层的。尽管在统治阶层内部依然有不同的层级区分，不同的官僚阶序等级享受的特权也并不相同，但是这并不改变他们同属于统治阶层的事实。因此用两个主体阶层来表示阶层分化社会是准确的，无论我们是在欧洲分层的封建社会里，还是在中国古代大一统帝国之中，还是在南亚的种姓序列里，还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阿拉伯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和玛雅王国里我们都能观察到社会的阶层二分序列，每个序列享有完全不同的阶层系统编码、阶层权力、阶层语言、阶层生活方式。当然，在不同的阶层分化社会里，社会由下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同的，在分封世袭制的社会里，社会由下向上的流动性很低，但是在一些帝国里却创造了相当的低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个话题将留待下篇再谈。

图表三 不同的阶层分化社会

（图表来源 作者自制）

当然，在阶层分化创造出人类古代文明鼎盛的历史时期以后，自身却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和动荡之中。与上古的区隔分化社会相比，阶层分化社会的确划分出了许多不同领域，如经济、政治、宗教、司法、教育、科学等，家族不再是垄断社会一切领域的中心，人类社会的确是在向更加分化的大型复杂社会发展。但是与现代的功能分化社会相比，阶层分化社会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尽管家庭不再垄断一切领域的生产，但是宗教和政治权力却形成了垄断（在欧洲和阿拉伯帝国表现的是神权政治，也就是宗教和政治不分，同时垄断一切社会系统；而在中国则表现为政治权力不受制约，政治系统可以干预社会一切其它功能领域）。统治阶层要么是宗教精英，要么是政治精英，在中国则是儒家官僚精英，他们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却获得了在人类一切领域如经济、法律、教育、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的特权，而被统治阶层的民众却被排除在几乎所有的社会系统之外。由于金字塔结构的阶层社会具有超级稳定性，因此这样的结构极易凝固成为一个稳固的、保守的、囊括一切权力和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封建王国和帝制皇朝的初期，统治阶层尚知天下来之不易，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尚知体恤民力，勤政爱民，但是随着第二代、三代、四代的传承，阶层分化顶端的精英集团逐渐远离了乱世的记忆，而阶层分化社会中垂手可得的利益（权钱结合，权贵享有特殊司法待遇，对利益的高度垄断性）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远离理想以及历史记忆的阶层顶端的官僚集团和宗教精英。再加上贵族集团和平民、新兴商业阶层在面临社会各个领域时权利的完全不对等，导致了精英集团可以对经济系统进行全面的干预，于是腐败和横征暴敛成为任何阶层分化社会的弊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功能集中导致绝对的败坏，在阶层分化的条件下，新时代的工商业经济系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现代科学系统、培养社会专才的教育系统和稳定社会的司法系统都没有可能自我形塑，形成功能分化的独立系统，因此社会财富虽然可以有算术级别的增加，但是社会制度很难有根本意义的质的进步，加上各种功能系统的极端混乱和极端腐败导致了王朝由盛转衰，在封建王朝末期，社会往往面临着毁灭性的失序和动乱，或是兵连祸结，或是外族入侵，或是军阀混战，或是外戚干政，或是太监滥权，或是农民起义，总之阶层分化下的王朝末期往往是将之前积累的财富付之一炬，让文明毁于一旦。一旦新的军阀或是农民领袖取得权力以后，重新建立起来的还是一个新的金字塔的阶层分化的社会，过去底层的农民可能一跃成为金字塔顶层的特权统治阶层，而战乱中大量富豪被清洗导致了社会权力的重新配置，经过血腥残酷的洗牌以后，金字塔的阶层序列又将重建，新的阶层分化遂告形成，并逐渐进入稳固阶段。于是一个新的王朝又开始了过去的循环：兴盛——凝固——特权腐败——横征暴敛——衰落——农民起义或军阀混战——新王朝建立——新的金字塔阶层分化。如是，历史如同圆圈一般，永远处在循环中：一个“阶层分化制度”崩溃了，又杀出一个新的“阶层分化”；一个新的“阶层分化”崩溃了，又杀出一个新新“阶层分化”，文明的积累在暴力中彻底被洗劫。为什么会出现阶层分化社会的超级凝固和超级不稳定现象？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阶层分化中社会统治阶层的特权腐败和既得利益，也必然会在耗尽社会成本和资源以后面临崩溃。当新的权力取代旧的权力后，如果不积极探索制度的根本变革，拒不愿意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演进时，则无论任何人类社会制度，任何国家或迟或早都会面临“阶层分化”中权力腐败导致国家跌入“螺旋性下循环”的悲剧。

图表四 新式的阶层分化——前苏联

（图表来源 作者自制）

苏联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历史性教训。当一种思潮从人类进步意义上来要求无产阶级进行世界革命时，当苏维埃要求解散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一个保护广大工农利益的理想主义政府时，最后失败的并不是理想主义本身，失败的恰恰是人类权力的永恒定律——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化。用卢曼的系统功能理论来分析，不受约束的权力——无论其宣称是为了什么样崇高的目标（解放全人类），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必然回到人类社会的老路上来——从摧毁一个阶层分化社会开始（沙皇或是资产阶级政权），到建立一个新的阶层分化社会结束。由于政治宣传中的广大工农群众和新兴的红色贵族并没有等量齐观的权利，于是表面意义上消灭阶级社会，其结果却是建立了一个新的红色阶层分化社会和苏维埃新式贵族社会，这不得不说是完全违反革命者初衷和本意的，这甚至是具有极强反讽意义的：因为要求消灭阶级并实现全人类大同的革命却最终因为人类共有的“权力规律”和“阶层分化的规律”而有意或是无意地促进了一个新的阶层分化社会。从斯大林时期苏共高层腐败开始，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政府完全失去理想，退化为既得利益阶层，成为完完全全为家族谋取利益的贪腐集团，党的理想早就被抛弃到九霄云外，这不过再次见证了阶层分化社会的必然后果。苏联的历史教训向我们深刻昭示：如果不实现社会各个阶层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平等，如果不实现对权力的约束和限制，那么即使是一个具有美好初始理想的政治团体和个人也必然会成为阶层分化社会中的特权阶层，那么社会依然会在阶层分化社会里的金字塔中不断循环，而社会进步的动力却凝固了。

III 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

阶层分化社会涵盖了封建社会和人类一切古代文明，在阶层分化社会之后西欧的部分国家在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这一漫长的时间内逐步演变成为更加复杂的现代功能分化社会(Funktionale Differenzierung)。人类社会的演进从一开始的简单社会，逐步发展成为较为复杂的阶层分化社会，一直到超级复杂的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现代功能分化社会就其实质而言，是一个“规则社会”和“制度社会”，从阶层分化社会中的权力主宰一切逐渐演变成为各个社会阶层都必须平等遵守制度和规则。在一个现代功能分化的社会里，不再是专断的政治权力决定和裁决一切，而是政治权力归于政治系统之内，按照政治的二元编码（有权/无权，执政/在野）追求和形塑着政治权力；经济也归于经济系统之内，按照经济的二元编码（有钱/无钱，买/卖）和经济规律在进行着经济系统内部的自我形塑；司法也归于司法系统之内，并按照司法制度的二元编码（合法/违法，守法/犯法）在进行着司法系统内部的自我运转和自我参照；教育系统也真正归位于教育本身，教育内部决定着教育的内容和教材的运用，教育也完全按照自身的二元编码（成绩合格/不合格）来进行自我形塑；科学系统也开始归位于科学的本身，并按照自身的二元编码（真理/谬误，真/假）以及科学的规律和科学研究方法在进行着科学系统的自我形塑；宗教系统也归位于宗教的本位，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宗教干预政治和经济不再被允许，宗教的作用也只能是按照本身的二元编码（验内/验外）进行着自我形塑和封闭循环；艺术也不再受政治和商业化的干扰，而是按照自身对世界的观察和描述来验证自己的二元编码（美/丑），形成自我形塑的独立功能系统。同理，其它社会系统如体育、医学和大众传媒等都逐渐形成了自我参照、自我解释、自我认知、自我观察、自我描述的独立的功能分化系统 (funktional ausdifferenziertes Teilsystem der Gesellschaft)。在现代化社会的运作里，是什么在决定着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艺术、体育和宗教？答案是：是政治自身在决定政治，是经济自身在决定经济，是法律自身在阐释法律，是科学在运用科学手段研究科学，是教育用教育的视角在促进教育，是艺术在用艺术的眼光观察艺术世界，是体育在用体育的规则决定着体育，是宗教本身在探讨宗教。在功能分化的社会里，各个功能系统既高度封闭，自我循环、自我解释、自我形塑、自我参照，又高度开放，高度关联，正因为系统在操作上是严格封闭的，绝对不能允许其它系统的操作原则和二元编码干涉本系统的操作，同时在结构上却是紧密相连的（见图五 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示意图），各个社会系统之间表现为相互间的服务和绩效的关系(Leistung)，比如离开了经济系统的货币，其它系统都无法生存，这是现代系统高度结构耦合(Strukturelle Kopplung)的一面（指不同系统在操作封闭前提下的信息上高度的开放和联系），但是永远不要指望在一个真正良好运行的现代化社会里用货币去购买教育系统的文凭，永远不要指望在一个真正功能分化的社会里用货币去影响法官的司法判决，也永远不要在一个现代化社会里用金钱去决定一场足球比赛的结果，也不要指望用金钱去决定科学研究项目的走向, 也永远不要心存幻想用金钱去购买权力和官位，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每个系统都离不开货币，但是货币只能是为完成每个系统内部自身的功能而使用，而决不会使得货币干预每个系统的封闭操作。同理，在现代化社会里政治对其它系统的调控增加了，政府会制定经济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政策、文化艺术政策、体育政策来调控其它系统，实现政治系统为其它系统的服务和绩效，注意，这里是调控，是政策服务，不是干预，更不是政治系统破坏其它系统的编码，政治调控经济，但是政治不能直接代替经济规律，更不能直接经商或是直接破坏经济系统的编码和操作；政治调控和支持教育，但是政治在现代化社会里不再决定课本的内容，更不再用权力去决定考试的结果；同理，政治制定科学政策，但是权力不再干预科学理论的讨论和研究方法的运用，科学的研究和科学方法只能由科学系统内部形塑而成；政治系统也会立法，并运用权力任命法官，这是政治和法律的结构耦合(Strukturelle Kopplung)，但是法官一经授职，就必须在司法系统内部按照法律的逻辑、法律典籍、法学知识和法学逻辑来决定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什么是合宪，什么是违宪，在一个文明的现代化社会里，权力不能干扰司法，权力不可影响司法判决，因为这违反了法律系统的功能分化原则。由此可见，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的根本逻辑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司法归司法、教育归教育、科学归科学、艺术归艺术、宗教归宗教、体育归体育, 但是基本价值理念却是对规则和规范的严格遵守（卢曼1998，1989）。

图表五 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示意图

（图表来源 由作者参照卢曼理论自制）

由图五我们可以对比现代功能分化社会和阶层分化社会以及区隔分化社会的不同：首先，系统内部的构成有本质的区别，区隔分化社会里，构成圆圈（部落）的是人，表示的是空间地理概念；而阶层分化社会里的每一阶层也是由人组成，每个人只能归位于一个阶级（要么贵族，要么农民，要么教士，要么平民），而在现代化社会里，每一个圆圈代表的功能系统不是由人构成的，而是由人与人的沟通交往组成的，一个人可以活动在不同的系统中，他既可以在商店里购物、银行里存钱（经济系统），也可以在学校里上课和接受培训（教育系统），也可以在科学系统里进行学术报告和论文发表（科学系统），当然也可以进行投票选举自己合意的政治家或是自己报名参加选举（政治系统），在他与其他人产生司法纠纷时也可以走上法庭申述（司法系统），但是基本条件却是：在每一个系统他只能使用该系统的编码和操作规则，决不能使用潜规则运用自己的权力（政治系统的媒介）和自己的货币（经济系统的媒介）去干预其它系统的运行。比如，一名政治家A在行使自己的权力或参加选举时，他是在参与政治系统的沟通，因为他使用的是政治系统的编码，这时候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政治系统里按照政治系统的编码和规则沟通；但是一旦政治家A和邻居B发生邻里纠纷而走上法庭时，这时候A和B都是处于法律系统的沟通里，他们必须按照法律系统的语言、规律和法律论据对薄公堂，而A绝对不能因为自己是政治家而享有特权，即他不能把自己的权力编码挪用到法律系统来，这样就是违反规则，违反了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因此确切地说，代表每个功能分化系统的圆圈不是由任何个人构成的，而是人与人按照一定规则（系统编码）和规律进行的沟通所构成的，系统编码和系统规律决定了系统的封闭操作的界限。区隔分化和阶层分化社会中重点是人和人治，而功能分化社会的核心是制度、规则和法治 （卢曼1989，试比较宋林飞1997）。

第二点不同的是，阶层分化的社会里强调的是高/低，统治/被统治，不同的阶层权力是不对等的。而图表五由于空间有限，有些功能圈绘制得高一些，有些绘制得低一些，如果空间足够的话，所有的功能圈应当绘在同样的高度上，因为现代社会里没有一个功能系统可以宣称自己高于其它系统，只有在阶层分化的社会里才会出现一个或是两个系统（如政治、宗教）高于其它系统的现象，而现代社会里每个系统都是自我形塑、自我参照的系统，对于每个系统内部的自我观察来说，自身的系统都是最重要的，同时，没有一个功能系统可以干预其它系统的封闭操作和内部编码，因此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系统也是平等的。我们再也很难简单地定义政治比经济更重要，经济比司法更重要，司法比教育更重要，这种简单的划分在现代化社会已经不再适宜。

第三，功能分化社会与阶层分化社会相比，最根本的变化是实现了社会群体的权利平等，在现代化社会里并非不存在阶层差异和阶序差异，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不平等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现象就不会消失。现代社会与古代帝国和封建社会的基本差别是：实现了入口的平等，也就是每个社会群体具有平等的权利参与或是衔接上每个社会系统的沟通。富人侵犯了穷人的权利，官员侵犯了平民的权利，受害者一方均可以根据平权原则受到法律系统按照法律论据给予的司法保护；无论是任何社会群体的成员都可以进入教育系统接受教育，如果表现出足够的天赋的话，也可以进入科学系统进行科学研究；一个普通的居民，也可以在拥有足够的资本以后开公司创业，不会因为出身贫寒而被挡在经济系统之外；一个家世普通的居民，只要他有足够的天分和强烈的兴趣，也可以参与政治活动或是在政治选举中展现自己的才华，不会有人因其出身而阻止其从政。我们在现代功能分化的社会里发现的并不是结果的平等，也并非事实参与程度的平等，而是拥有权利的平等，面对政治、经济、司法、教育和科学每个公民都取得了平等的参与权，现代社会中越来越不能容忍因为身份不同和阶层不同而带来的排除和排斥的现象，比如在我国，民工子女被排除在正规教育制度之外就越来越与现代文明的潮流不相容，过去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事，现在我们就会觉得羞愧难当；同理，有权有势能够干预司法、侵犯民权的现象也越来越与现代文明的潮流相违背，越来越受到舆论的关注和指责。因此从阶层分化的特权社会过渡到功能分化的平权社会，必定是历史潮流，大势所趋（试比较卢曼1998，1989；Krause 2005）。

从中国漫长的阶层分化社会的历史来看，阶层分化维护的是一个特定阶层的利益，损害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带来的结果是文明社会不断的毁灭和动乱，一直到再产生新的阶层分化。只有从纵向阶层分化的金字塔社会过渡到一个横向的现代系统功能分化的社会，才能发展出真正具有活力的现代市场经济，才能通过独立形塑的教育系统真正调动国人无比的聪明和才智，才能通过按照科学规律运作的科学系统来建立一流的科研机构、促进一个国家长远的科技竞争力，才能通过良好运作的独立的司法系统为国家奠定万年稳定之基，才能通过艺术系统的自我形塑让中国人真正在世界文化艺术市场上扬眉吐气、真正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也才能真正发挥好政治系统的功能，解决政治系统的合法化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切转轨国家和还没有实现功能分化的国家都会面临两种基本抉择：一是停留在阶层分化的阶段甚至是倒退到阶层分化的社会，二是以渐进的制度改革将一国稳步推进到功能分化的社会。究竟是向下沉沦，形成历史上阶层分化的既得利益结构，阻止平权社会的形成，再次把国家拉回金字塔结构；还是向上提升，逐渐促成和鼓励平权社会的形成，抑止既得利益集团，促成各个社会阶层平等参与各个功能系统，促成各个功能系统的自我形塑和自我编码，取决于每个转轨国家今天的政策和历史性抉择。应该说，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是看到了阶层分化的危险的，因此那场十年浩劫并非源自毛一个草率的决定。人类历史上阶层分化的再调整都是通过战乱、农民起义和王朝的再生而进行的，只有文化大革命是领导人为了防止形成历史上的阶层分化结构而发动的内部自我修正，但其结果是惨痛的，因为幻想通过内部革命和夺权来修正内部阶层分化的金字塔结构，最终带来的却是人类正常机构和运作的完全破坏，制度建设更是被摧毁殆尽，而且毁灭了一个阶层分化，必然会诞生新的阶层分化，新的利益集团必然重组而形成。毛最大的悲剧正在于此：并非谋求进行现代化的制度建设，而是借助内部斗争和再革命的方式来遏止阶层分化结构的形成，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因此改革的路径只能是进行制度改革，而决不能通过内部政治运动的自我修正，只有通过功能分化的制度改革（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教育自治，科学自治，艺术自由，宗教自由），我们才能真正告别阶层分化的千年历史循环，进入现代平权社会。国力上升的中国，在面临伟大民族梦想的时候，岂能不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认真扎实地进行制度改革？

分析胡温政府新政以来的政策，无论是孙志刚事件，还是对民工子女的人文关怀；无论是农业税的免除，还是雪灾中的温情；无论是新三民主义，还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都看到了一届爱民、并不断主动推进民权与平权的好政府，历史必将记录这一届政府为中国崛起作出的真正制度意义上的贡献，这也是我坚信中国必将向上提升的重要原因。本文是崛起策第二部中的第一篇，在下一篇中，笔者将探索西方社会率先完成功能分化的原因，以及中国作为古代文明社会的领先者为何与现代化的功能分化社会擦肩而过。只有很好地了解我们的过去，才能更好地认识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才能更好地探索未来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Niklas 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社会之社会）》，德国法兰克福Suhrkamp 出版社1998年出版。
2. Niklas Luhmann《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Semantik: Studien zur Wissenssoziologie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Band 1-4（社会结构与语境，现代社会的科学社会学）》，德国法兰克福Suhrkamp 出版社1989年出版。
3. Detlef Krause《Luhmann-Lexikon（卢曼辞典）》，德国斯图加特Lucius & Lucius 出版社2005年出版。
4. E.E. 埃文思－普里查德《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覃俐俐 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6年出版。
5. 韦伯·马克斯《韦伯作品集：中国的宗教》，康乐，简惠美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6.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北京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出版。
7.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8年2月10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和引用中国崛起策II系列文章。如果转载中国崛起策II文章或引用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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