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II 功能分化理论与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篇

对历史发展脉络之把握，以及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探讨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与领域：一个是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围，一个是属于现代学科和未来学发展的范畴。很多情况下，我们谈历史不仅仅是在谈历史（纯粹的历史考据当然可以定义为纯粹的历史研究），我们谈历史的时候也是在关注当前，我们试图从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因素中去发掘现代的秘密。我们会问，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为什么会是这样，是什么将我们带到今天的社会情景之中？为什么有的国家发达、有的国家落后？为什么有的国家社会政治体制先进，有的国家社会政治体制落后？为什么有的国家在外来挑战中能迅速调整过来，一跃成为先进国家，而有的国家却在现代化之路上步履蹒跚？于是我们去阅读历史典籍，试图从历史的发展中去寻找答案，于是我们兴起了关于大国崛起的探讨，考察历史的同时其实也是在考察当代，于是我们对明朝与明末清初的历史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一种重要的社会心理则是我们试图探索为什么中国在那段时间落在了后面，为什么一个引领古代文明的先进国家却成为后进国家，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商业精神、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都与古代文明世界中领先的中国无缘？

对于历史的探讨和对于现代社会政治体制的讨论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历史的研究有历史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而现代社会的研究则有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不同和视野的差异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历史学研究和社会政治科学研究难以沟通和难以整合的现象，这不仅仅是文人相轻的问题，而是视野、观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差异所造成的。黄仁宇先生呼吁在历史学研究中多加入社会科学的视野，并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将社会学的研究手段带进历史学的研究中，从而带来历史学研究焕然一新的局面（黄仁宇1997），这样的提法在西方世界比较流行，社会科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中出现了大量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其中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对于现代社会和历史发展脉络所提出的解释模式，笔者深感其为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解释得最透彻的一种。中国崛起策II将尝试参照卢曼的系统理论来解释现代化社会的运作规律和核心操作模式，同时也将运用卢曼的系统理论来探讨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中国崛起策第一篇文章将从卢曼对于人类社会三种主要形态的讨论开始。尽管在中国崛起策I中已经介绍过卢曼的一些观点以及其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但是在崛起策II中，笔者将深化卢曼的观点，以求探索中国历史前行的轨迹和中国现代化之路曲折的原因，这必将有益于关于中国社会改革的进程和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探讨。

I 区隔分化的社会

在人类社会产生文字历史之前，以及在封建制度和帝国文明形成之前的社会历史阶段被卢曼称为区隔分化的社会（segmentäre Gesellschaft）。从字面上来理解，segmentär指的是分节，也就是简单的区分和划分的意思，比如早期的社会形态中会有家庭的分工、部落的分工、简单的生产分工，社会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和分化，人类协同抵御自然灾害、猛兽侵袭和其它社会部落进攻的能力已经得到增强，通过家庭、部族和部落的生活，社会分工已经产生，生产力有所提高。人类的交际行为主要表现为面对面的社会交际。在这个阶段，文字尚未产生，因此口头语言的表达和交际非常重要，通过口头语言，一个数百人的家族和部落社会可以做到信息的有效传递。但是在这个阶段，尚未形成阶层和阶级的划分，虽然在部落中人与人有分工的不同，同时也初步建立起了长幼次序，但是以生产资料形式的阶层压迫和阶层归属尚在形成中，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具有一种原始意义的平等，主要的归属感是家族的归属感和对部落的认同，在人与家族之间形成一种原始的保护关系，个体成员必须对集体尽一定的义务（按照年龄和性别进行社会分工），同时部族和家庭成为个人的庇护所。在低生产力和高自然风险的社会环境中，部落的保护是每一个人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卢曼称这样的社会为区隔分化的社会，以区别于后来的阶层分化社会和现代的功能分化社会 （卢曼 1998）。

图一 区隔分化社会

（图表来源 由作者参照卢曼观点自制）

由图一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区隔分化社会。图一的背景是一个空间背景，可以想象设定为一个特定的区域，比如中国的黄河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古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或是欧洲文明、玛雅文明的发源地。图中的圆圈代表的是一个个家族或部落，它们在某个空间以不规则的状态分布在某些区域；有的圈大，象征着大家族，有的圈小，象征着较小的家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的主要分化原则是确定的，每个家族圈和部落圈都是由人组成的，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甚至上千人。每个人都归属于部落和家族。卢曼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发展出对于自身的自我纪录和自我描述，而在区隔分化这个前文字的社会中，由于文字尚未产生，因此通过文字来纪录社会和本身的传承遂成为不可能。区隔分化社会中的仪式、舞蹈、礼仪和原始宗教就成为一个部落自我纪录和描述自我的重要手段，比如通过巫师、祭司的宗教仪式，通过一个部落民族的篝火舞蹈或群体歌唱，通过一块圣石和一处圣泉，也通过族中老人和成年人对部落起源的口口相传，一个部落和家族便实现了自身信息的传递和保存。年轻的一代在听了长辈的故事后，并在参与部落的仪式和群舞时，接受了古老的信息，并保留了古代部落的传承，同时强力塑造了一个部族内部的认同感。因此在没有文字纪录的情况下，区隔分化的社会中出现原始壁画和原始雕刻，这是一种符号传递的信息，是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记忆。同时各个部族发展出大量的部落神话和传说，古代的神话也具有储存一个部族集体记忆的重要功能，总之区隔分化的社会是人类的童年时代，人类的许多发展都处在创始阶段 (试比较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2004，埃文思－普里查德 E.E.人类文化学研究 2006)。

从现代功能分化的社会角度来看，古代的区隔分化社会却是一个“功能高度集中”的社会，家族和部落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家庭与经济功能是不分的，家族就是经济生活中心和工作作坊，家族和部落也代行宗教功能，家族内部就是宗教祭祀中心，部落的神护佑着部落，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部落内部的法律和政治。因此家族、宗教、经济和律法裁决的功能是不分开、甚至是融合于一体的：个人对于部落神和酋长的冒犯就可能被家族本身判以极刑，家族本身也决定了该如何进行经济生产、产品分工和产品分配，家族决定着婚配和养育后代，家族是生产大本营、宗教祭祀所、婚姻介绍所、托儿所，家族也是司法裁判处、福利分配局、医院和文化生活中心，总之家族包揽了一切我们在现代化社会看来应该是分开的功能，成为一个功能高度垄断集中的社会，任何脱离家族和背叛家族的行为在区隔分化社会中都是危险的，可能会对个体造成灭顶之灾。在区隔分化社会之后人类逐渐进入一个重要的新阶段 —— 阶层分化的社会。

II 阶层分化社会

随着区隔分化社会中部落内部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产品逐渐有了剩余，于是某些部落成员逐渐累积了更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财富而变得更加富有，而某些部落成员却逐渐变得贫困，贫富的二元分化使得人身依附关系开始产生，人类社会中的等级和阶层关系应时而生。在区隔分化的简单社会里从来不曾有的二元划分如主/仆、上级/下级、统治阶层/被统治阶层等，开始在新的阶层分化的社会(die Stratifikation-Gesellschaft)里流行起来，随着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兼并战争和强强联合，部落的数量开始减少，于是在更大范围内的统治成为可能。随着文字的产生与完善，随着社会生产财富高度向高阶层倾斜、物资资源高度集中，人类进入了古代文明的时代。卢曼认为，人类进入阶层分化社会是人类演进的必然阶段，也是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的进化。不经过阶层分化社会，人类是不可能过渡到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的。由于高阶层的人在阶层分化社会中始终占少数，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因此社会得以根据新的形式分工，高阶层的统治者由于脱离了直接的、繁重的物质生产，可以进行文字、文化和艺术的创造，于是人类在文化和艺术方面取得了极大的繁荣。在卢曼看来。阶层分化社会的重要意义在于，人类社会得以由简单社会向日趋复杂的社会演进，并且由小型社会（部落、家族）向大型人类社会（王国、公国）和超大型社会（帝国）演变，以前家族几百人集体开会表决部落事务的原始民主在日益扩大化和复杂化的社会里变得不可能，以前部落内部的口耳相传的上古神话与传说在一个超级庞大的社会中日益变得不足。一个王国和帝国的治理，需要的是集中资源，需要的是文书形式的命令传达，需要的是新型的纪录历史的方式，需要高阶层的统治者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社会力量可以建立水坝抗御洪灾和修筑军事工程（试比较卢曼1998，1989）。

图二 阶层分化社会示意图

（图表来源 参照卢曼理论作者自制）

图一显示了卢曼阶层分化理论下的欧洲封建社会。欧洲封建时期可以直接观察到两个不同的阶层（见图一），作为社会的顶端阶层，世袭的封建贵族垄断着社会所有的资源，用现代语言来说是绝对的特权阶层。阶层分化社会可以用金字塔模式标示出来，越往金字塔底端位移，人口数量就越庞大，越往金字塔上端移动，人口数量就越少。上等阶层是统治阶层，下阶层则是被统治阶层。与区隔分化的人类童年社会相比，人类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金字塔结构不再以特定的地点为标志，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几乎扩展到人类所有地区；二是每个阶层是由人群组成，而每个群体和个人的身份地位是固定的，一个人不可能既是贵族又是农民，人们被规划到一个个阶层里面，每个阶层内部如同一个社会子系统一样，都具有自己的角色、语言、逻辑、生活方式、运作模式，享受截然不同的权利。统治的贵族阶层用对本集团自我描述的方式来代表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因此我们看到的艺术、文化、音乐、文学等大多是社会上层的创作作品，平民的作品一般只能以集体无的形式和无名氏的形式表达出来。社会的划分呈现出根据阶层分化而来的二元趋势，有权/无权、上/下、统治/被统治、有文化/无文化、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是阶层社会在一切领域的编码形式。一般认为，人类社会在不同文明中的阶层分化是很复杂的，比如俄国农奴制可以说是分为三个阶层（见表三 俄罗斯农奴制社会），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些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时代，而在秦汉一统之后的中国事实上已经过渡到一个以儒家官僚集团（士）为首的阶层分化社会，而士农工商是中国古代社会对社会制度的自我描述（见表三 中国古代文明下的阶层分化社会），另外中国古代社会也有一个通俗的九等划分法，这里不再详细讨论；而古印度则是种姓制度的四分法（见表三 古印度文明阶层分化），而法国在大革命前分为三大阶层 —— 即教士阶层、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见表三 法国专制王权时期三个阶层）。但是究其实质而言，无论是三分法、四分法抑或是九分法，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存在一个统治阶层和一个被统治阶层，在统治和被统治的阶层中权利和义务完全是不对等的。尽管俄罗斯农民的地位要高于农奴，印度的吠舍要高于第四个阶层的首陀罗和更低阶层的不可接触的贱民，但是这些并没有改变被统治阶层广义上处于无权的同一阶层定位这一事实，下阶层必须对上阶层履行无限的义务（赋税、徭役、兵役等），同时在身份地位上是低于上阶层的。尽管在统治阶层内部依然有不同的层级区分，不同的官僚阶序等级享受的特权也并不相同，但是这并不改变他们同属于统治阶层的事实。因此用两个主体阶层来表示阶层分化社会是准确的，无论我们是在欧洲分层的封建社会里，还是在中国古代大一统帝国之中，还是在南亚的种姓序列里，还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阿拉伯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和玛雅王国里我们都能观察到社会的阶层二分序列，每个序列享有完全不同的阶层系统编码、阶层权力、阶层语言、阶层生活方式。当然，在不同的阶层分化社会里，社会由下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同的，在分封世袭制的社会里，社会由下向上的流动性很低，但是在一些帝国里却创造了相当的低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个话题将留待下篇再谈。

图表三 不同的阶层分化社会

（图表来源 作者自制）

当然，在阶层分化创造出人类古代文明鼎盛的历史时期以后，自身却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和动荡之中。与上古的区隔分化社会相比，阶层分化社会的确划分出了许多不同领域，如经济、政治、宗教、司法、教育、科学等，家族不再是垄断社会一切领域的中心，人类社会的确是在向更加分化的大型复杂社会发展。但是与现代的功能分化社会相比，阶层分化社会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尽管家庭不再垄断一切领域的生产，但是宗教和政治权力却形成了垄断（在欧洲和阿拉伯帝国表现的是神权政治，也就是宗教和政治不分，同时垄断一切社会系统；而在中国则表现为政治权力不受制约，政治系统可以干预社会一切其它功能领域）。统治阶层要么是宗教精英，要么是政治精英，在中国则是儒家官僚精英，他们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却获得了在人类一切领域如经济、法律、教育、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的特权，而被统治阶层的民众却被排除在几乎所有的社会系统之外。由于金字塔结构的阶层社会具有超级稳定性，因此这样的结构极易凝固成为一个稳固的、保守的、囊括一切权力和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封建王国和帝制皇朝的初期，统治阶层尚知天下来之不易，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尚知体恤民力，勤政爱民，但是随着第二代、三代、四代的传承，阶层分化顶端的精英集团逐渐远离了乱世的记忆，而阶层分化社会中垂手可得的利益（权钱结合，权贵享有特殊司法待遇，对利益的高度垄断性）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远离理想以及历史记忆的阶层顶端的官僚集团和宗教精英。再加上贵族集团和平民、新兴商业阶层在面临社会各个领域时权利的完全不对等，导致了精英集团可以对经济系统进行全面的干预，于是腐败和横征暴敛成为任何阶层分化社会的弊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功能集中导致绝对的败坏，在阶层分化的条件下，新时代的工商业经济系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现代科学系统、培养社会专才的教育系统和稳定社会的司法系统都没有可能自我形塑，形成功能分化的独立系统，因此社会财富虽然可以有算术级别的增加，但是社会制度很难有根本意义的质的进步，加上各种功能系统的极端混乱和极端腐败导致了王朝由盛转衰，在封建王朝末期，社会往往面临着毁灭性的失序和动乱，或是兵连祸结，或是外族入侵，或是军阀混战，或是外戚干政，或是太监滥权，或是农民起义，总之阶层分化下的王朝末期往往是将之前积累的财富付之一炬，让文明毁于一旦。一旦新的军阀或是农民领袖取得权力以后，重新建立起来的还是一个新的金字塔的阶层分化的社会，过去底层的农民可能一跃成为金字塔顶层的特权统治阶层，而战乱中大量富豪被清洗导致了社会权力的重新配置，经过血腥残酷的洗牌以后，金字塔的阶层序列又将重建，新的阶层分化遂告形成，并逐渐进入稳固阶段。于是一个新的王朝又开始了过去的循环：兴盛——凝固——特权腐败——横征暴敛——衰落——农民起义或军阀混战——新王朝建立——新的金字塔阶层分化。如是，历史如同圆圈一般，永远处在循环中：一个“阶层分化制度”崩溃了，又杀出一个新的“阶层分化”；一个新的“阶层分化”崩溃了，又杀出一个新新“阶层分化”，文明的积累在暴力中彻底被洗劫。为什么会出现阶层分化社会的超级凝固和超级不稳定现象？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阶层分化中社会统治阶层的特权腐败和既得利益，也必然会在耗尽社会成本和资源以后面临崩溃。当新的权力取代旧的权力后，如果不积极探索制度的根本变革，拒不愿意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演进时，则无论任何人类社会制度，任何国家或迟或早都会面临“阶层分化”中权力腐败导致国家跌入“螺旋性下循环”的悲剧。

图表四 新式的阶层分化——前苏联

（图表来源 作者自制）

苏联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历史性教训。当一种思潮从人类进步意义上来要求无产阶级进行世界革命时，当苏维埃要求解散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一个保护广大工农利益的理想主义政府时，最后失败的并不是理想主义本身，失败的恰恰是人类权力的永恒定律——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化。用卢曼的系统功能理论来分析，不受约束的权力——无论其宣称是为了什么样崇高的目标（解放全人类），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必然回到人类社会的老路上来——从摧毁一个阶层分化社会开始（沙皇或是资产阶级政权），到建立一个新的阶层分化社会结束。由于政治宣传中的广大工农群众和新兴的红色贵族并没有等量齐观的权利，于是表面意义上消灭阶级社会，其结果却是建立了一个新的红色阶层分化社会和苏维埃新式贵族社会，这不得不说是完全违反革命者初衷和本意的，这甚至是具有极强反讽意义的：因为要求消灭阶级并实现全人类大同的革命却最终因为人类共有的“权力规律”和“阶层分化的规律”而有意或是无意地促进了一个新的阶层分化社会。从斯大林时期苏共高层腐败开始，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政府完全失去理想，退化为既得利益阶层，成为完完全全为家族谋取利益的贪腐集团，党的理想早就被抛弃到九霄云外，这不过再次见证了阶层分化社会的必然后果。苏联的历史教训向我们深刻昭示：如果不实现社会各个阶层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平等，如果不实现对权力的约束和限制，那么即使是一个具有美好初始理想的政治团体和个人也必然会成为阶层分化社会中的特权阶层，那么社会依然会在阶层分化社会里的金字塔中不断循环，而社会进步的动力却凝固了。

III 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

阶层分化社会涵盖了封建社会和人类一切古代文明，在阶层分化社会之后西欧的部分国家在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这一漫长的时间内逐步演变成为更加复杂的现代功能分化社会(Funktionale Differenzierung)。人类社会的演进从一开始的简单社会，逐步发展成为较为复杂的阶层分化社会，一直到超级复杂的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现代功能分化社会就其实质而言，是一个“规则社会”和“制度社会”，从阶层分化社会中的权力主宰一切逐渐演变成为各个社会阶层都必须平等遵守制度和规则。在一个现代功能分化的社会里，不再是专断的政治权力决定和裁决一切，而是政治权力归于政治系统之内，按照政治的二元编码（有权/无权，执政/在野）追求和形塑着政治权力；经济也归于经济系统之内，按照经济的二元编码（有钱/无钱，买/卖）和经济规律在进行着经济系统内部的自我形塑；司法也归于司法系统之内，并按照司法制度的二元编码（合法/违法，守法/犯法）在进行着司法系统内部的自我运转和自我参照；教育系统也真正归位于教育本身，教育内部决定着教育的内容和教材的运用，教育也完全按照自身的二元编码（成绩合格/不合格）来进行自我形塑；科学系统也开始归位于科学的本身，并按照自身的二元编码（真理/谬误，真/假）以及科学的规律和科学研究方法在进行着科学系统的自我形塑；宗教系统也归位于宗教的本位，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宗教干预政治和经济不再被允许，宗教的作用也只能是按照本身的二元编码（验内/验外）进行着自我形塑和封闭循环；艺术也不再受政治和商业化的干扰，而是按照自身对世界的观察和描述来验证自己的二元编码（美/丑），形成自我形塑的独立功能系统。同理，其它社会系统如体育、医学和大众传媒等都逐渐形成了自我参照、自我解释、自我认知、自我观察、自我描述的独立的功能分化系统 (funktional ausdifferenziertes Teilsystem der Gesellschaft)。在现代化社会的运作里，是什么在决定着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艺术、体育和宗教？答案是：是政治自身在决定政治，是经济自身在决定经济，是法律自身在阐释法律，是科学在运用科学手段研究科学，是教育用教育的视角在促进教育，是艺术在用艺术的眼光观察艺术世界，是体育在用体育的规则决定着体育，是宗教本身在探讨宗教。在功能分化的社会里，各个功能系统既高度封闭，自我循环、自我解释、自我形塑、自我参照，又高度开放，高度关联，正因为系统在操作上是严格封闭的，绝对不能允许其它系统的操作原则和二元编码干涉本系统的操作，同时在结构上却是紧密相连的（见图五 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示意图），各个社会系统之间表现为相互间的服务和绩效的关系(Leistung)，比如离开了经济系统的货币，其它系统都无法生存，这是现代系统高度结构耦合(Strukturelle Kopplung)的一面（指不同系统在操作封闭前提下的信息上高度的开放和联系），但是永远不要指望在一个真正良好运行的现代化社会里用货币去购买教育系统的文凭，永远不要指望在一个真正功能分化的社会里用货币去影响法官的司法判决，也永远不要在一个现代化社会里用金钱去决定一场足球比赛的结果，也不要指望用金钱去决定科学研究项目的走向, 也永远不要心存幻想用金钱去购买权力和官位，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每个系统都离不开货币，但是货币只能是为完成每个系统内部自身的功能而使用，而决不会使得货币干预每个系统的封闭操作。同理，在现代化社会里政治对其它系统的调控增加了，政府会制定经济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政策、文化艺术政策、体育政策来调控其它系统，实现政治系统为其它系统的服务和绩效，注意，这里是调控，是政策服务，不是干预，更不是政治系统破坏其它系统的编码，政治调控经济，但是政治不能直接代替经济规律，更不能直接经商或是直接破坏经济系统的编码和操作；政治调控和支持教育，但是政治在现代化社会里不再决定课本的内容，更不再用权力去决定考试的结果；同理，政治制定科学政策，但是权力不再干预科学理论的讨论和研究方法的运用，科学的研究和科学方法只能由科学系统内部形塑而成；政治系统也会立法，并运用权力任命法官，这是政治和法律的结构耦合(Strukturelle Kopplung)，但是法官一经授职，就必须在司法系统内部按照法律的逻辑、法律典籍、法学知识和法学逻辑来决定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什么是合宪，什么是违宪，在一个文明的现代化社会里，权力不能干扰司法，权力不可影响司法判决，因为这违反了法律系统的功能分化原则。由此可见，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的根本逻辑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司法归司法、教育归教育、科学归科学、艺术归艺术、宗教归宗教、体育归体育, 但是基本价值理念却是对规则和规范的严格遵守（卢曼1998，1989）。

图表五 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示意图

（图表来源 由作者参照卢曼理论自制）

由图五我们可以对比现代功能分化社会和阶层分化社会以及区隔分化社会的不同：首先，系统内部的构成有本质的区别，区隔分化社会里，构成圆圈（部落）的是人，表示的是空间地理概念；而阶层分化社会里的每一阶层也是由人组成，每个人只能归位于一个阶级（要么贵族，要么农民，要么教士，要么平民），而在现代化社会里，每一个圆圈代表的功能系统不是由人构成的，而是由人与人的沟通交往组成的，一个人可以活动在不同的系统中，他既可以在商店里购物、银行里存钱（经济系统），也可以在学校里上课和接受培训（教育系统），也可以在科学系统里进行学术报告和论文发表（科学系统），当然也可以进行投票选举自己合意的政治家或是自己报名参加选举（政治系统），在他与其他人产生司法纠纷时也可以走上法庭申述（司法系统），但是基本条件却是：在每一个系统他只能使用该系统的编码和操作规则，决不能使用潜规则运用自己的权力（政治系统的媒介）和自己的货币（经济系统的媒介）去干预其它系统的运行。比如，一名政治家A在行使自己的权力或参加选举时，他是在参与政治系统的沟通，因为他使用的是政治系统的编码，这时候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政治系统里按照政治系统的编码和规则沟通；但是一旦政治家A和邻居B发生邻里纠纷而走上法庭时，这时候A和B都是处于法律系统的沟通里，他们必须按照法律系统的语言、规律和法律论据对薄公堂，而A绝对不能因为自己是政治家而享有特权，即他不能把自己的权力编码挪用到法律系统来，这样就是违反规则，违反了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因此确切地说，代表每个功能分化系统的圆圈不是由任何个人构成的，而是人与人按照一定规则（系统编码）和规律进行的沟通所构成的，系统编码和系统规律决定了系统的封闭操作的界限。区隔分化和阶层分化社会中重点是人和人治，而功能分化社会的核心是制度、规则和法治 （卢曼1989，试比较宋林飞1997）。

第二点不同的是，阶层分化的社会里强调的是高/低，统治/被统治，不同的阶层权力是不对等的。而图表五由于空间有限，有些功能圈绘制得高一些，有些绘制得低一些，如果空间足够的话，所有的功能圈应当绘在同样的高度上，因为现代社会里没有一个功能系统可以宣称自己高于其它系统，只有在阶层分化的社会里才会出现一个或是两个系统（如政治、宗教）高于其它系统的现象，而现代社会里每个系统都是自我形塑、自我参照的系统，对于每个系统内部的自我观察来说，自身的系统都是最重要的，同时，没有一个功能系统可以干预其它系统的封闭操作和内部编码，因此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系统也是平等的。我们再也很难简单地定义政治比经济更重要，经济比司法更重要，司法比教育更重要，这种简单的划分在现代化社会已经不再适宜。

第三，功能分化社会与阶层分化社会相比，最根本的变化是实现了社会群体的权利平等，在现代化社会里并非不存在阶层差异和阶序差异，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不平等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现象就不会消失。现代社会与古代帝国和封建社会的基本差别是：实现了入口的平等，也就是每个社会群体具有平等的权利参与或是衔接上每个社会系统的沟通。富人侵犯了穷人的权利，官员侵犯了平民的权利，受害者一方均可以根据平权原则受到法律系统按照法律论据给予的司法保护；无论是任何社会群体的成员都可以进入教育系统接受教育，如果表现出足够的天赋的话，也可以进入科学系统进行科学研究；一个普通的居民，也可以在拥有足够的资本以后开公司创业，不会因为出身贫寒而被挡在经济系统之外；一个家世普通的居民，只要他有足够的天分和强烈的兴趣，也可以参与政治活动或是在政治选举中展现自己的才华，不会有人因其出身而阻止其从政。我们在现代功能分化的社会里发现的并不是结果的平等，也并非事实参与程度的平等，而是拥有权利的平等，面对政治、经济、司法、教育和科学每个公民都取得了平等的参与权，现代社会中越来越不能容忍因为身份不同和阶层不同而带来的排除和排斥的现象，比如在我国，民工子女被排除在正规教育制度之外就越来越与现代文明的潮流不相容，过去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事，现在我们就会觉得羞愧难当；同理，有权有势能够干预司法、侵犯民权的现象也越来越与现代文明的潮流相违背，越来越受到舆论的关注和指责。因此从阶层分化的特权社会过渡到功能分化的平权社会，必定是历史潮流，大势所趋（试比较卢曼1998，1989；Krause 2005）。

从中国漫长的阶层分化社会的历史来看，阶层分化维护的是一个特定阶层的利益，损害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带来的结果是文明社会不断的毁灭和动乱，一直到再产生新的阶层分化。只有从纵向阶层分化的金字塔社会过渡到一个横向的现代系统功能分化的社会，才能发展出真正具有活力的现代市场经济，才能通过独立形塑的教育系统真正调动国人无比的聪明和才智，才能通过按照科学规律运作的科学系统来建立一流的科研机构、促进一个国家长远的科技竞争力，才能通过良好运作的独立的司法系统为国家奠定万年稳定之基，才能通过艺术系统的自我形塑让中国人真正在世界文化艺术市场上扬眉吐气、真正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也才能真正发挥好政治系统的功能，解决政治系统的合法化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切转轨国家和还没有实现功能分化的国家都会面临两种基本抉择：一是停留在阶层分化的阶段甚至是倒退到阶层分化的社会，二是以渐进的制度改革将一国稳步推进到功能分化的社会。究竟是向下沉沦，形成历史上阶层分化的既得利益结构，阻止平权社会的形成，再次把国家拉回金字塔结构；还是向上提升，逐渐促成和鼓励平权社会的形成，抑止既得利益集团，促成各个社会阶层平等参与各个功能系统，促成各个功能系统的自我形塑和自我编码，取决于每个转轨国家今天的政策和历史性抉择。应该说，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是看到了阶层分化的危险的，因此那场十年浩劫并非源自毛一个草率的决定。人类历史上阶层分化的再调整都是通过战乱、农民起义和王朝的再生而进行的，只有文化大革命是领导人为了防止形成历史上的阶层分化结构而发动的内部自我修正，但其结果是惨痛的，因为幻想通过内部革命和夺权来修正内部阶层分化的金字塔结构，最终带来的却是人类正常机构和运作的完全破坏，制度建设更是被摧毁殆尽，而且毁灭了一个阶层分化，必然会诞生新的阶层分化，新的利益集团必然重组而形成。毛最大的悲剧正在于此：并非谋求进行现代化的制度建设，而是借助内部斗争和再革命的方式来遏止阶层分化结构的形成，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因此改革的路径只能是进行制度改革，而决不能通过内部政治运动的自我修正，只有通过功能分化的制度改革（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教育自治，科学自治，艺术自由，宗教自由），我们才能真正告别阶层分化的千年历史循环，进入现代平权社会。国力上升的中国，在面临伟大民族梦想的时候，岂能不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认真扎实地进行制度改革？

分析胡温政府新政以来的政策，无论是孙志刚事件，还是对民工子女的人文关怀；无论是农业税的免除，还是雪灾中的温情；无论是新三民主义，还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都看到了一届爱民、并不断主动推进民权与平权的好政府，历史必将记录这一届政府为中国崛起作出的真正制度意义上的贡献，这也是我坚信中国必将向上提升的重要原因。本文是崛起策第二部中的第一篇，在下一篇中，笔者将探索西方社会率先完成功能分化的原因，以及中国作为古代文明社会的领先者为何与现代化的功能分化社会擦肩而过。只有很好地了解我们的过去，才能更好地认识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才能更好地探索未来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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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韦伯·马克斯《韦伯作品集：中国的宗教》，康乐，简惠美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6.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北京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出版。
7.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8年2月10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和引用中国崛起策II系列文章。如果转载中国崛起策II文章或引用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 Liu Tao for 阅微堂, 2008. | 链接 | 154 条评论

首先要向网友们表示歉意。我在2007年10月到11月回国了一趟，由于相关学术研究任务的繁琐，因此在这段时间里没有能够继续中国崛起策系列的写作，也没有能够常常上网与网友们进行交流，其实即使在自己忙着自己的论文和学术报告的时候，心里总是很不安的，始终感觉到有重要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那就是将中国崛起策系列全盘推出。

回国一趟以后感触良多，即感受到国家巨大的发展，看到了中国民族振兴的希望，更加坚定了“中国必将在我们这一代完成历史性复兴”之信念；同时也看到了或是听到了许多社会问题，以及一些社会发展的隐忧。在国内期间也得到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和批评指正，我个人在对中国崛起策系列的写作方向上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鉴于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中国真正能够崛起并成为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界强国的重要意义，我将会暂时将许多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放在一边，在2008年到2009年中国崛起策系列的创作中我将基本不再涉及国际政治、台海关系和外交战略等议题，而是将写作目标聚焦于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功能分化理论和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着眼于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发展探索出内部改革的具体方案和路径。因此中国崛起策系列的下阶段创作中将不再从各个角度谈中国崛起，而是界定出一个中心话题，那就是“功能分化理论与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相关的讨论深度应当会大大超越于之前《中国崛起策》（2007）的讨论，而许多讨论将不再仅仅涉及于表面的探讨，而是涉及到许多议题的实质层面，许多想法、思路和深度探索将全盘推出，希望能够对中国稳定渐进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作出有益的探索。

即使在这段最忙碌的时间，我都花了大量时间在阅读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和哈贝马斯的巨著，家中已经堆满了卢曼的著作和其它学者研究卢曼的作品，更为激动人心的是我还发现了用卢曼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当代台湾发展和拉丁美洲发展的博士论文。我每天在准备完自己的学术研究后，都会在夜里11点到凌晨4点左右阅读50页左右的卢曼文选，从中国返德后阅读的卢曼作品已经约千页，因此感觉到这段时间的辛苦一点也不亚于写作中国崛起策，但是内心却是无比振奋和充实的，因为通过阅读和自己的思考，感觉到对中国崛起策下阶段的创作已经是充满信心，而这里不仅是写作上充满信心，更是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我曾经给友人打电话说“我终于发现了强国的秘密武器和金钥匙”，而这把金钥匙就在卢曼浩瀚的文选之中。我写这段话并不是为了自夸或是吹嘘自己，而是真正觉得卢曼的社会理论对中国当今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种来自内心的喜悦是为自己的国家而喜悦，为祖国发展前途的信心和喜悦，希望中国崛起策2008系列的内容能够引起更多网友和社会学者对卢曼的兴趣，也希望将来能够有机会与社会学同仁一道进行卢曼理论的专项课题研究。因此在今年推出的中国崛起策2008系列的作品中，将有大量的篇幅更加清晰地阐述、介绍和深度分析卢曼的理论，希望一开始的几篇文章网友们能够有耐心阅读下去，因为文章的理论性较强，相关用语可能会比较复杂晦涩，我会尽量用简便易懂的方式将其写出来，如果出现相关重要内容难以理解的情况，我会尽心尽力在网上为大家解释。当介绍完卢曼的理论的时候，许多关于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就会自然明晰，读者会逐渐有一种“拨开迷雾见天日”的感觉，这之后实践的探讨就能更加清晰明了，就更加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了。

回国期间正值执政党十七大召开期间，十七大的报告已经将中国未来15到20年之间强国的蓝图绘出，如果细心阅读的话，会发现许多新提法、新思路和新改革举措，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复兴一定会铭记着十七大的巨大贡献，希望十七大提出的许多新改革举措都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得到逐步落实，为中华民族复兴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中国崛起策系列”虽然并不是官方文书（我个人定义其为民间互动、民间探讨和民间智慧集结的成果），因此也不能完全等同官方的看法，但是我非常希望能够看到民间和政府的良性互动、理性交流和相互促进，因为在中国崛起和中华复兴的旗帜下，民间和官方并不必然是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更应该是一种相互合作、相互尊重、相互借助、相互信任、理性交流和理性沟通的关系，通过现代文明社会的理性交流和“理性的话语阐释”（哈贝马斯的概念）来共同把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引向现代化的轨道，共同把中国政治体制转型成为一种现代文明的机制。因此笔者非常执着于自己民间的身份，但是同时希望民间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和正面促进的关系，因为中国崛起离不开具有远见的政府，也离不开民间的智慧集结，惟有当大家共同在中国崛起的旗帜下相互合作，我们才能真正迈向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彼岸。

因此关于中国崛起策2008的写作中，我将秉承着崛起策一贯的理性、中道和符合国家利益的原则，理性而又扎实地探讨在中国当前体制内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框架内探讨如何实现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功能分化社会，进而将和谐社会的目标落到实处。在中国崛起策2008系列中网友和读者们一定会读到许多新思想、新理念和新观点，文章将为读者展开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全新的视野，希望网友们热情参加讨论，为中国崛起策系列注入思想动力。

我将在今年开春后开始在网上发表中国崛起策系列之二《功能分化理论与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探索》，由于考虑到内容深度高于之前的文章，因此暂定为一个月写一篇，在2009年夏天完成，敬请网友们期待，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在阅微堂上发表了中国崛起策28篇文章和4篇崛起策副文，并根据网络发表文章改编出版了《中国崛起策》一书。如果引用《中国崛起策》文章段落和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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