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涛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本文到各中文网站。

I “避实就虚”与“避虚就实”

中美经济共生体的现象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独特的动力，通过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性进程，中国经济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历史阶段取得了世界瞩目的飞速增长。在国际资本进行世界范围内扩张利润的结构性调整中，中国以13亿人口的市场加入了世界经济，并且成为接受跨国资本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截至到2007年为止，中国总计吸纳外国投资达8000亿美元，而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亚洲投资中70 %的国际资本流入了中国;而中美经济的紧密结合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外向型驱动力，在中美经济紧密结合的模式中，中国对美贸易处于巨额顺差的局面，相较于1980年代中国国内一度只有1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尴尬局面，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完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完全改变了其国际收支状况。

随着带有“中国制造”字样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美国，中国的外汇储备积累也在节节升高，2006年２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8536亿美元，第一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而仅在两年后的200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已经接近两万亿美元。相比较而言，许多弱小的发展中经济体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一些国家只能靠出口宝贵的能源产品和原材料到西方以换取一点可怜的美元外汇储备，从而能够非常有限地购买一些外国产品和技术设备，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中，处于严重的负债状态，因此要平衡国际收支是非常困难的。

外汇储备奇缺或是国家处于负债状况是非常被动的局面，而家底异常殷实的中国也面临着不同层面的困境，首先是国内网络上充斥着“中国的美元储备是一堆废纸”以及“中国对美贸易是用中国的资源换取美国的废纸”这样的极端观点，这样的观点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往往希望取得某些特定的煽情效果或是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事实上，中美贸易体和中美利益结合体的模式是中美实现两国国家根本利益的一种根本性制度安排，美国通过与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进行贸易以及东亚国家净储蓄投入美国资本市场得以稳固了美元的“世界货币政体地位”，而中国正是通过阶段性的中美利益捆绑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的起飞，最大程度实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始终不能忘记，中国是以13亿人口进入了世界大市场，进入了全球化的重要历史进程。在全球化的这班快车上，谁要是晚了点，或是没有赶上这班快车，谁就会被历史淘汰。而中国正是通过改善中美关系，进入了美元国际贸易圈，赶上了全球化这班快车，中国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因该说某种程度上中国是在借助美国的力量，借助美元圈的力量实现了外向驱动型经济拉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美国正是借助了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的力量维护了“美元世界货币政体”的地位，同时来应付美元面临欧元带来的货币挑战。说美元是一堆废纸是非常极端片面的说法。事实上，美元既不是废纸，也不是黄金，美元就是美元，代表着美国的国家信用，是世界第一硬通货，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66 %是美元，其它才是欧元、英镑和日元等货币，而国际大宗商品和期货、能源等产品都以美元标价。不错，美国利用“美元世界货币政体”的地位无限榨取了世界巨大的利益，说美元体系是吸血鬼也不无道理，但是不要忘记了，在美国军事、科技和生产力占有巨大优势的国际现实前，美元的地位虽然会不断下降，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元的世界第一硬通货地位是很难被撼动的。中国的确应具有改造不平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大国雄心，但同时必须顺势而为，一个阶段完成一个阶段的历史性任务。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国借助美国的“势”来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国家利益并不是什么道德上尴尬的事情，而是一种高瞻远瞩，是一种境界深远，是一种越王勾践式的“卧薪尝胆”，因为只有先自己取得力量，才能谈得上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来改造世界。实力决定理想，力量决定方向，今天的隐忍不发正是期待着未来的振聋发聩，今天的沉默不鸣则是期待着明日的一鸣惊人。

国人不能忘记的是，一个13亿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13亿人口规模的现代化相当于在4个美国和3个欧盟的范围内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仅仅依靠中国的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是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国内需求的。离开了有效的、全球一致的国际硬通货和国际支付手段，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谈。因此用意识形态的思维来攻击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并且企图开历史倒车的观点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但是究其实质还是非常可笑的。在一个全球经济高度整合、世界市场趋于一体化的全球化进程中，主动与世界脱节并且要求闭关自守，那无异于自杀行为。仅仅从13亿人实现现代化所要消耗的能源和资源的角度来看，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中美经济共生体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中国通过其巨大的贸易盈余取得的巨额世界硬通货的储备来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收购中国现代化所需的能源、资源、原材料、科学技术和精密仪器设备。在人民币还没有成为世界范围内认可的世界硬通货之前，我们是无法离开美元体系的，一言蔽之，美元还不能倒，美元世界货币政体还不能倒，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性阶段，中美利益奇特地呈现出强烈的正相关性。

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重重迷雾弥漫，明明是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却在欧洲引起比美国还要严重的后果，而美元在经济危机中居然实现了对欧元和英镑的升值，不断看升的欧元突然间“跌跌不休”，而美元似乎一夜间又加强了其世界第一硬通货币的地位。美国人非常精明，在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前，就通过立法法案禁止外国资本对美国实体经济进行收购。 美国国会２００７年度通过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就是在于加强行政部门对在美企业收购的监督和控制，扩张了政府审查力度和审查范围，外国公司对美国实体产业的收购难度大大增加。而今年４月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关于外国人兼并、收购的条例》，将更加严厉地加强对外资收购美国实体产业的限制，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严格的限制外资的条例和法案。“抄底”美国的技术和工业实体看来非常困难。在历次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中，往往都是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在一国楼市、房室和股市大跌并影响到了实体经济以后进行“抄底”，也就是跨国资本集体潜入危机国而对该国经济产业实现低价收购，从而实现对别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反而是在最倡导“自由竞争”的美国通过立法实现对国内产业的保护，从而防止资本剩余的国家实现对美国经济进行抄底。

在美国虚拟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由于美国通过对本国实体产业的保护，并且在对华军工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出售方面实行严格控制，导致中国庞大的美元储备导向性投入到美国的国债市场，从而使得我国的美元储备过度停留在虚拟经济的领域里。中国通过美国国债利息的收益获得的还是未来的美元货币，而美元储备在中长期随着可能出现的不断贬值将导致中国的实际收益受到大幅度损失，因此美国的策略是引导其它国家净储蓄进入其资本市场而实现“避实就虚”的国家战略，也就是使得国外的净储蓄无法实现对美国实体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核心产业的收购，从而将其它国家的美元储备引向美国的国债市场，也就是进入虚拟经济的领域，实现货币的持续“虚拟化”。

而中国为了广泛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面临着美元可能中长期不断发生贬值效应的可能，就应该实行“避虚就实”的战略，也就是在保留相当的美元储备作为国家经济的安全阀门的同时，尽可能地将中国的多余美元储备转变成为中国亟需的实物经济和资源。在美国收购比较困难，中国就可以在欧洲市场进行核心技术、核心工业和精密设备的收购。考虑到在金融危机日益扩展到实体经济危机的阶段，许多欧洲国家的重要企业都面临销售和融资的困境，这就提供给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主权国家基金投资的重要战略机会。如果要是在平时，中国大规模收购西方国家的技术和设备的举动几乎毫无例外地会被描述成为威胁，反华的浪潮会掀得满天高。但是当今天这些国家的许多产业，包括一些核心产业面临巨大的市场困境和融资危机的时候，中国的主动收购和投资行为就会面临小得多的阻力和反弹。中资企业应当利用良机实现对某些重点产业的收购或是股份持有，并实现对某些品牌和技术的占有，特别是在军工、航天、航空、精密仪器、机械设备、精密机床、生物技术和医疗设备等领域，中国是大有可为的。

除了欧洲一些大国如法国、英国和德国等诸多产业面临巨大的生产性危机以外，欧洲一些小国特别是挪威、瑞典和芬兰等国家，其技术相对来说非常先进，比如挪威的炼油设备世界领先，瑞典的机械加工和电子工业水平先进，而在这些国家，经济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相对来说比较弱，国际开放程度却非常高，因此当这些国家的一些产业发生危机的时候，中国资本的收购和投入往往成为他们的拯救者。通过在国际金融危机这样特定时期的战略收购，中国可以尽可能地化虚为实，化外储为实体设备，通过相关的战略举动特别是通过对一些中国尚不掌握的技术设备实行收购来缩短中国和西方技术水平的差距。

“避虚就实”还包括中国应该尽可能地将外汇储备转化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亟需的资源型产品，特别是包括能源和原材料等产品，这样的产品对于实现中国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金融危机期间，许多国家面临国际收支危机的同时，中国应该加强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进行战略援助，将这些国家与中国实现战略利益对接，从而最大程度实现中国国家利益，这正是以下章节将要论述的重点。

II 金融危机中的国际战略布局

在发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中，金融风暴的效应逐渐开始扩展到了全球各国，世界上许多国家深受重创，产生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许多国家甚至面临国家破产的局面，整个国家金融、经济形势万分危急。比较严重的当属冰岛、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匈牙利等国家，这些国家先后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

我们知道，IMF，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组织，同时也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代言人。在历史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与的贷款往往是与最苛刻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弱小发展中经济体和缺乏外汇储备的国家从IMF取得贷款的条件就是按照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国内改革，包括削减公共支出、削减工资、降低社会福利、完全开放市场、完全实现自由货币兑换等，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由于被迫完全按照IMF的模式进行改革，结果导致国内经济发展崩溃和国内核心产业完全被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低价收购，这些国家被IMF控制的悲惨境遇，令人深思。而在历次金融危机中，IMF就是担当的所谓危机最后防火墙的角色，当某国经济面临完全崩溃的局面时，就不得不向IMF求救，企图获得紧急贷款来缓解国家面临的千钧一发的危局，但是同时必须接受IMF出奇的苛刻条件，等于同时接受了一个经济不平等条约，将国家利益以及其廉价的方式销售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许多亚洲国家都接受了IMF的国际贷款，同时接受了不平等条约，从而遗患无穷。只有韩国在面临IMF苛刻条件的时候，坚定地说不，国内也掀起了爱国热潮，许多公民向国家捐献和出售黄金，帮助国家渡过危局，从而顺利渡过了国际收支危机。

而今天我们的友好邻邦向IMF发出紧急求救的信号，这个信号应该被我们充分把握和感知，因为它表明巴基斯坦面临极为严峻的国际收支形势，国家经济处于危局。同时接受IMF的援助很可能意味着接受不平等要求和协定，从而使得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失，而且将使得巴基斯坦被迫向美国靠拢，从而使得美国势力长驱直入该国。巴基斯坦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其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来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兄弟之邦，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之一; 二是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南亚次大陆的支柱国家，同时该国紧临世界地缘的枢纽和世界石油大国“伊朗”，并且与局势动荡的阿富汗接界，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 三是从海权的角度来看，巴基斯坦深入印度洋中，通过巴基斯坦，我国的远洋军事力量可以直接输送到印度洋，这对于捍卫中国的海洋权益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考虑到中国还没有航空母舰以及远洋输送能力相对薄弱的条件下，中国通过巴基斯坦在印度洋实现军事存在意义重大。如果巴基斯坦成为IMF和美国实施控制的范围，对于中国的地缘、海权和能源运输和反恐等将造成多重损失。

由巴基斯坦我们可以延伸到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对外援助的整体战略问题，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除了应该“避虚就实”以外，还应该对部分面临危机的国家实行援助。我们应当对面临危机的国家实行分类，一是对中国具有核心枢纽意义和战略意义的国家比如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伊朗等; 二是具有重要能源价值和资源价值的国家比如海湾的阿联酋和部分面临国际收支困难的资源类型的非洲国家等; 三是发达和重要的西方经济体; 四是对中国相对来说不具重要战略价值的国家比如冰岛和波罗的海等国。对于第一类国家我国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行战略援助，援助它们的同时也是在实现我们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巴基斯坦的安危事关中国国家根本的经济安全和战略安全，考虑到中巴友谊的历史传统和两国关系特殊的重要性，中国尽可能地帮助巴基斯坦摆脱经济崩溃几乎是中国刻不容缓的国际义务，我们切不可让巴基斯坦接受IMF的不平等条约从而走向沉沦。对于第二类国家中国应该选择性地进行投资和合作，特别是与重要的产油国和重要的资源大国进行合作并积极在这些国家进行战略性投资。 而第三、第四类国家本身就是属于发达经济体，或是欧盟内部成员，中国当然没有任何国际义务和国际责任进行输血式的援助，除了中美关系由于超级特殊性应该根据国家宏观战略利益实行特殊的政策以外，对于欧盟体系内的任何成员国和其它发达经济体，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除了实行对其实体经济的投资和实体经济的收购以外，显然没有任何可能性对其实行资本输出。总而言之，凡是在地缘、海权和能源石油等领域对中国国家利益具有重要关联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缅甸、尼日尼亚、哈萨克斯坦等国家都应该是我们进行重点援助的国家，而某些国家如阿根廷等完全在美国的“后院”，而且由于该国幅员较大、人口较多，中国进行大规模援助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

总之，经济危机既会对中国经济本身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危机，在危机中又同时蕴藏着我们平时难以想象的巨大机会。现在就判断谁是危机中的赢家和输家还为时过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次世界经济空前的大海啸中，一些国家会面对挑战和危机迎难而上，化危机为转机，从而得到提升，而另外一批国家则会在危机中沉沦和下降，甚至某些国家还会被边缘化，成为彻底的失败者。因此未雨绸缪，早作国家战略规划，时时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核心，因势利导，顺势而上，勇于迎接挑战，当是我们重要的抉择。

在全球百年难遇的重大危机前，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国家正在全球这张大棋盘上积极布上战略要子，一盘全新的棋局正在展开，作为二十一世纪具有远大雄心壮志的中国和中国新一代，我们准备好了吗？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本盘棋局会持续很久，现在只是布局的初级阶段，但是棋局结束的时候我们必将看到全新的世界——一个用我们今天的眼光难以想象的新世界。

作者 刘涛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本文到各中文网站。

2008年10月26日

© Liu Tao for 阅微堂, 2008. | 链接 | 32 条评论

本文简介：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大战略不应该受意识形态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干扰，我们应当清楚判断出当前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具体策略是（1）思维创新，建立“议题式联盟”；（2）强俄，中俄在一系列区域问题上结盟；（3）强法，中法俄在全球议题上结盟；（4）改善中日关系应是当务之急，如不成功，则当强韩。这其中，中俄结盟是生存基础，中法俄结盟是开创国际政治经济新局的关键，中韩间的关系则是补充。

承接上一篇文章作者将在本文中尝试着提出一些新思维并提出中国的大战略。

I 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应当“去意识形态化”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应当为当前的国家利益服务，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意识形态不应干扰和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和长远战略的设定。

这一点上美国人堪称是典范，做得最好。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国内兴起了对如何处置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讨论，许多美国人希望永久削弱这两个富有军国主义传统、侵略成性的国家，美国士兵也质疑如何在德国分辨“谁是纳粹以及谁不是纳粹”。总之在一个国家战胜另外一个国家之际，战胜国通常的想法是彻底削弱对方，让对方的经济产出能力和国民的精神意志受到毁灭性地打击而无恢复能力。鉴于美国与纳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代表了自由民主和法西斯的殊死斗争，如果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严厉惩罚德国和日本几乎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后来历史的发展让人瞠目结舌，美国击败两个国家后立即对两个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美国不仅实施马歇尔计划向两个战败国大量输血，而且还通过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了美元不可以对马克和日元贬值，相反德日两国却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对美国的出口。之后爆发的韩战更是为德日两国送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两国利用战争所需要大量军需品之际，扩大了生产线和生产能力，这把两国送上了经济大国的道路。

美国这种在哪里击败某国就立即在那里进行建设的思路是极为高明和具有前瞻性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这需要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克服其固有的报复心和复仇意识，冷静下来从长远的观点来为国家战略利益服务。美国手中的两个战败国成为美国在世界大棋盘上两个绝佳的棋子，美国重建德日两国并扶植两国对美国而言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1）美国担心，德国日本的战败和被削弱会导致亚欧两大洲失去均势，法国和中国会成为亚欧两大洲的新强权。美国的全球战略里不希望有任何一国成为该地区的霸权国家，因此极力反对削弱德日，甚至要增强德日的经济实力来制约法国和中国的独大。（2）重新让德日两国经济强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要用德国来制约共产苏联的扩张，并利用日本来制约红色中国。德日两国因为成为反共的前沿阵地国家而立即由战前的敌国转变成战后的同盟国。（3）德日经济的发展为美国的产品提供了重要的出口市场，之后德日两国经济上追赶美国，也为美国的产业升级和更新提供了重要的契机。（4）德日两国的经济奇迹起了一个“橱窗展示”的重要作用，紧邻西德的民主德国和其他东欧共产国家在西德的经济奇迹下黯然失色，许多东德公民冒死流亡到西德严重损害了东部阵营的稳定性，西德在后来的苏联和东欧阵营的解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的经济奇迹也间接刺激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让中国告别了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向西方靠拢。（5）富裕的德日两国成为美国重要的财政来源，美国在进行战争、财政匮乏时，德日两国总是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援助。

总之，美国没有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简单的民族复仇主义，而是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政策，在其全球大战略下进行了对德日的支持和改造，谋取了最大的国家利益。

另外一个很好的在外交和国家战略中采取实用主义立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是和苏联领导下的东部阵营结盟，1972年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的会晤事实上标志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结盟。当时我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举国上下都处在狂热的意识形态革命中，任何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和“西方”的东西都被彻底禁止，更谈不上与西方世界发生任何联系了。就在这样一个泛意识形态化的时期，就在中国和美国事实上还处于越南战争交战状态中，毛主席通过他的大战略创造了中国外交战线和国家总体战略的全新局面。当时无论是左派国家和左派力量，还是右派国家和右派力量，都没有能预见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和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这两个互为敌手长达20多年的国家能够戏剧性地改善双边关系。中美乒乓球外交突破更是让世人耳目一新，双方事实上结成了针对苏联的准结盟关系。中国迅速摆脱了孤立的外交局面，和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西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走向世界的大戏从那以后就徐徐拉开了序幕，一直到邓小平上台推动改革开放的国策。可以说，毛泽东和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富有远见，没有让当时国内的意识形态狂潮来干涉我国的外交战线，是中国能迅速转向采取新兴国家大战略的重要原因。1978年中国和日本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是倍受当时的政治观察家和评论家关注的一件大事。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两个互相为仇敌的国家，居然能够实现和解走向和平结盟的新局面，这确实是中日两国具有远见的领导人的壮举。特别是考虑到二战才仅仅结束30多年，许多痛苦的历史记忆依然清晰，那个时代的中国领导人能够超越历史，开创新局，真的是高瞻远瞩，富有远见。当时西方媒体对中日缔约的报道多是用“难以置信”来描述，有的媒体甚至用“黄黄结盟”（黄种人和黄种人的结盟）来报道。通过中美和中日的准结盟关系世界政治版图和战略版图被重新划定，各大列强之间重新洗牌，国际政治的全新局面诞生了：中国被包围的困局被彻底打破，在全球处于战略攻势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反而处于被包围的战略局面，美国和中国加上西欧和日本对苏联事实上构成了强大的战略包围事态，苏联感受到了空前的战略和地缘危机，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美国由于经历韩战的平局和越战的惨败处于战略守势，通过与中国的准结盟关系得到一定缓和和恢复，重新处于有利的国际战略局面。这从当时苏联国内的反映也能得到印证，苏联的媒体塔斯社强烈批评和攻击中日缔约是针对苏联而来、是不可饶恕的反苏阴谋，苏联官方的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地攻击中国，并刊登了大量的漫画来讽刺中日结盟，认为两大黄种人民族配合美帝来疯狂反苏。按照毛主席的观点，敌人反对的正是我们要赞成的。敌人害怕的正是我们要作的。苏联当时歇斯底里地攻击正反映了苏联强烈的不安和恐惧，中日改善关系戳到了苏联帝国的痛处。

话又说回来，如果当时毛坚持“共产主义永远不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教条主义的路线的话，邓如果坚持“日本侵略过中国，中日永远是世仇”的民族主义观点的话，中国是不可能打开外交战线的新局面，是不可能建立前瞻性的战略大格局的，也许中国今天还处于四面为敌、被全面战略包围的局面，那我们也就谈不上实施改革开放的国策和经历今天中国和平崛起的新局面了。历史的经验和中外的范例告诉我们，要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一定要把国家大战略的建构、外交方略的制定和意识形态脱钩。我们不能让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想以及其他任何意识形态来干扰国家战略，否则其结局是国家长远利益被损害。我们的一切方针和政策应当从国家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中国国家总体战略应当拒绝少数极端主义思想的绑架，其目的在于维护绝大多数国民的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具体说来，在今天世界上“一超多强”，美国越来越退化成“军事产业复合体”的局面下，中国不应当排除跟任何一个国家结盟（除了美国以外），不应该预设任何立场和先决条件。国家利益，只有国家利益才是我们最大的政治。特别是中日关系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中日两国既然在1978年，在那个离二战结束不远的年代能够缔结和约，共释前嫌，开创中日关系的新局面，就没有任何理由在二战结束后近60年的时间依然被过去的历史所绑架。我们如果总是沉浸在过去的历史和痛苦的回忆中的话，那我们就不能拥有更美好的明天。当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日本政府，特别是小泉个人的性格和行为特征，要负主要的责任。当日本领导人一次一次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时，就一次一次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挑动了中日两国最敏感的神经。更为复杂的是，美国一步步把日本绑上美日同盟的战车，日本国内日益右倾化让中日改善关系越发困难。的确，有许多因素我们无法完全主导，我们无法直接把日本从美日同盟的战线拉回来，但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作为让日美同盟更加稳固还是更加松动？我们的行为和行动是有利于争取广大的日本民众还是在把越来越多的普通日本人推向右翼阵线？我们是否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以争取日本人民？我们是否能够把民间反日的口号改为“反对日本右翼或者是反对日本极右的军国主义分子”？我们是否给予了日本国内许多左翼进步人士、因反对右翼势力而遭受生命威胁的进步日本人士和日本友华团体以足够的道义上的支持？我们是否意识到了我国民间的反日狂潮和激烈的反日标语事实上损害了中日两国人民的观感，并间接支持了日本的极右翼势力？我们是否意识到狭隘的民族主义让包括左翼在内的日本进本人士也感受到了“中国威胁论”？

中日关系只是中国建立大战略的重要一环，关键的是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让我国的外交和国家战略回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

II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实际上朋友和敌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断变化的。中共的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都以铁的事实证明了，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不是永恒的，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也就是朋友可能变成敌人，敌人也有可能变成朋友。这里就是一个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问题。如果中共不能正确判断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成功，如果新中国成立后历届中国政府不能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进行科学的判断“什么是主要矛盾”，那么中国就不能摆脱同时被两个超级大国包围和敌视的困局，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1972年中美乒乓球外交正是基于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判断：苏联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苏联也是那个时候中国最大的战略威胁。苏联在漫长的中苏边界上陈兵百万，并扬言随时会进攻中国，还狂妄的宣称苏军的坦克集团军可以在三天之内通过平坦的东北平原攻到北京城下。苏联领导人也多次扬言要对中国实用大当量的原子弹攻击。中国政府完全把苏联的这种军事威胁和战略威胁看成是真实而又巨大的威胁。当主要矛盾一旦确立，其它矛盾就成为次要矛盾，中国就可以和宿敌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联盟。同样，当时美国的战略判断也认为苏联的共产帝国主义扩张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矛盾，是对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而同样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因为脱离了苏联和东欧的体系并与苏联彻底交恶而成为美国极力拉拢的对象，这也是基于美国人对全球战略局势的基本判断。当主要敌人确立了，次要敌人就不再那么面目可憎、而变得温情脉脉了。

美国除了对全球的战略局面会进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判断，还会对每一个区域进行全面综合的战略判断。比如在欧洲美国要利用英国和东欧来牵制德法，以达到欧洲大陆的战略均衡。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美国扶植阿根廷来牵制巴西，因为巴西面积广大、人口众多，极易发展成为拉丁美洲大陆的领袖，美国的算盘是扶植次强来牵制本区域最强大的国家。在亚洲美国知道中日一定会是亚洲的主导国家，因而日本过于强大时，要压住日本的风头，并要略微扶持一下中国，让中国不能过于衰弱。比如1980年中国刚改革开放时，日本的经济风头正健，一度有要赶超美国的气势，美国给予了中国很多帮助，并通过广场协议和强迫日元升值来狠狠打击日本。当中国强大了，日本相对衰弱时，美国则要扶植日本，稳固美日同盟，并极力拉拢亚洲第三强国印度，来防止中国在亚洲大陆取得主导型的强权地位。

我非常欣赏刘亚洲将军在其“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大战略”一文中提出的论点：美国对付中国最重要的牌不是台湾牌，而是日本牌。笔者认为，如果中美两国是牌局的两方的话，台湾牌就相当于美方的小王，日本牌就相当于美方的大王。美国可以根据中国发展的速度打不同的牌出来，当美国打日本牌时，就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判断发生重要变化，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亚太地区最主要的战略矛盾，因此要把日本进行一定的松绑。对日本进行松绑的程度与中国崛起的速度成正比，中国崛起的速度越快、越是势不可挡，美国就会越快加固美日军事同盟，并进一步为日本修改战后的和平宪法开绿灯。但不管美国如何给日本松绑，美国都不会让日本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政治军事大国，因为美国深知日本人可怕的民族精神和性格，完全独立的日本不排除会反噬美国，让美国尝到自作自受的苦头。但是美国打出日本牌向中国发出了极为危险的信号，因为这毕竟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和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的联盟，这必将对中国在战略事态上构成极大的威胁，并在某种程度上鼓励极端的台独分子，让已经处于下坡路的台独运动得到刺激，死灰复燃。前一段时间我国曾经试图说服美国关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问题，因为对二战历史观的挑战按道理不仅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对美国的挑战，但美方拒绝干预中日两国历史争端的问题。这再次反映了美国的立场：那就是一旦拉拢日本遏制中国的主战略一确定，日本领导人参派靖国神社的问题就属于次要矛盾，美国人当然不愿意插手。

我想，美国人对亚洲人的民族性格（特别是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的研究一定很透彻，知道亚洲民族骄傲自大并以自我为中心，每个民族都想压倒别的民族成为本区域的霸主。亚洲各国复杂的历史、文化、种族和民族国家矛盾成为美国最好的切入点。因此不要寄希望美国来调停亚洲国家的历史冲突，美国最大的战略利益在于亚洲国家（中日韩朝）因为历史而继续冲突下去，最好这种冲突延续到22世纪都不结束，这样美国将永远“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让亚洲国家永远不得自立，还得依赖外来的保护神山姆大叔来调停和仲裁，也得依赖美国来为大家划定的非军事区来维持恐怖平衡。如果是这样，亚洲人的独立将永远是个美梦。同时，美国人在全球每个大洲都会找出相应的鹬蚌，欧洲的、拉美的、中东的鹬蚌都是美国可以利用的最大的资产。

美国利用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现行的世界战略格局，如美元霸权、世界银行和IWF、军事霸权、各大洲的战略均势和结盟关系榨取了无限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且这样的体制也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是，判断出世界主要战略矛盾的世界各大强国甘于臣服在这种体制下吗？如果我们中国怀有自己的历史使命，认为中国应当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强国，并致力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多级格局的话，我们就应当积极的进行结盟，和其他二级强国的结盟(俄、法、德、日、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被削弱的不应该是上述二级强国的任何一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国家的势力应当被削弱的话，那就是美国。因此中国最重要的对手不是我们东边的邻居，也不是我们北边的邻居，而是太平洋彼岸的那个国家，那个天上、地上和海洋都想要独霸的国家。

III 一个新概念：“议题式结盟”

谈到这里，笔者必须申明一下我在这里不是要提倡一种反美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反美和反日的提法是同样有害、不理智的，我们不可能、也作不到完全地反美。作者在中国崛起策一“从中美经济共生体谈起”和中国崛起策四“中国对美大战略的初步探讨”已多次指出，中美在经济上早已紧密相连，分别成为世界两大经济火车头，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要全面反美，不购买美国的产品的话，那损害的不仅是美国公司的经济利益，也损害中国自己的利益，多少美国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的生产线已经迁到中国，多少中国的产品每年都出口到美国，在全球化化时代，国家与国家的利益早就交织在一起，我们甚至无法说清楚一件写着Made in China的产品是否完全是中国的产品。另外，西方许多国家的民众虽然厌恶小布什，但依然对美国有很强的依赖和很深的感情，毕竟美国把欧洲国家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也抵抗了苏联帝国对欧洲大陆的扩张和吞并，维护了自由民主世界的生活方式，今天东欧国家把美国看成是救世主和解放者，这些笔者都表示理解。

笔者要传扬的一种信息是：我们反对的不是美国，更不是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念（美国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当然是一种进步的模式），我们反对的是美国在许多领域里独霸世界的图谋。正如民主制度所包涵的基本推论一样：我们并不是不放心某一个人和某一批人，而是不放心“人”本身。一个再好的人都可能垄断权利而形成个人独裁，造成很大的损害。我们要有一种机制防止权利的垄断和独裁，这就有了民主政治的制衡。同样我们也不是要针对某一国进行牵制，我们反对的是任何一国因为权利过大而形成垄断，进而为所欲为，而国际机制和国际法失去了任何牵制和平衡的能力。这样，再“好”的国家都会权利膨胀而走向反面。笔者当然认为，美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很正面积极的国家，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今天美国对国际权利的垄断，对天空、外太空、土地和海洋的垄断已经让世界失去了基本的平衡。美国以占全世界5％的人口享有全世界30％的能源，美国一国的军费就超过了全球其他190个国家军费的总和，美国正在积极谋取全球所有海道和咽喉要道的控制权，这再次印证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识：没有制约的权利就会导致腐化堕落，美国人也是人，不是神，他们也有人类普遍的缺点，他们也需要制约和监督。

回到这一节的基本话题，我们该如何结盟。当今世界的多元化和多层次化的特征让传统的结盟方式受到很大的挑战。世界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早已互相依赖，国际贸易也让大家互相依赖，结成命运共同体。我们很难结成过去那样的全天候的排他性同盟，比如一战和二战中列强的各种结盟关系，冷战时期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结盟关系。这些国家，一旦结成盟国，就是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全面伙伴，一方盟国的存在致力于消灭和铲除另外一方，双方誓不两立，没有任何妥协余地可言。 就今天的国际条件而言，这样的结盟关系基本上已不太可能，除了残留的冷战尾巴 －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日韩军事同盟以外，即使是美日和美欧同盟也已经很难说是全天候的同盟关系。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早就让北约组织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而无所适从了，美欧和美日内部的经济和贸易矛盾却如火如荼，经常发生的美欧贸易战就是明证。

因此今天我们中国和其他国家结成这样的全天候的排他性同盟的机会是微乎其微，即使结成了这样的同盟，也会给全世界带来新冷战和世界大战的阴影，让人联想起二战前协约国和轴心国的对立和二战后美苏的对立，这势必不符合当前全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总体趋势，而给中国国家利益带来很大的损害，给中国的国家形象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坐实了西方世界一些右翼人士所宣扬的“中国威胁论”的指责。如果中俄结成过去类似华约的全面结盟关系，那么中俄势必会冒着被整个西方世界孤立和敌对的危险，这样中俄将失去西方国家的投资、技术、贸易和市场，从而让两国的现代化进程被大大地阻碍，这是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而且现在两国都把与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看成是远远重要于双方之间的一种关系，因此这样的中俄结盟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样，假设中国和日本全面结盟，这到的确可以改变世界经济版图，把两个有巨大生产力的黄种人的民族联系起来，但是这将坐实了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所宣扬的那样，儒教文化国家结成联盟对抗西方文明，从而为全世界带来巨大的不安和阴影，这也必将损害两国的利益。如果中俄再加上伊朗或者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结成全面的排他性联盟，这也是在印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俄罗斯虽然也是基督文明国家，但所信奉的却是基督教的旁支 — 东正教，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国家一般把俄罗斯看成是“非我族类”。因此这样一个排他性的结盟也会被理解为儒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对抗基督教－天主教的西方文明，从而带有强烈的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的特征。这也显然不符合时代潮流。

因此笔者要提出一个新概念，那就是议题式结盟。当今世界各国的结盟不再是单纯的理念结盟（比如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也不是文明和文化间的结盟（如儒家文化，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等），也不再是传统的你死我活的排他性军事结盟（协约国－轴心国），而是一种复杂的结盟关系。这样的结盟关系是多层次和立体的，依照不同的题目和问题各国可以进行多样的排列组合，结成不同的联盟关系。这样的结盟关系笔者称之为议题式结盟关系。比如按照经济议题各国可以组成联盟关系，但这样的联盟不是以消灭另外一个联盟为目的，而主要是维护本联盟内部的经济利益（比如欧盟，东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按照政治议题各国也可以组成联盟关系（比如致力于非洲统一议题的非洲统一组织）；按照能源议题各产油国结成的联盟关系（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根据地缘政治和反恐结成的联盟关系（比如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跨地区经济沟通的联盟（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两个在某些领域里对抗的国家可能在另外一个议题里却是结盟的国家，比如中美两国既有地缘政治的冲突、包围和反包围，又有经济的合作和结盟。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美国和中国在不同的经济议题上的合作将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中国会放弃在中亚和伊朗的地缘政治的争夺，相反，双方在这个议题上的斗争会更加激烈。这两种相反、看似矛盾的发展会长期同时存在。

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全面的敌人，也没有全天候的朋友，一切都将视议题而订，这要求我们与其他国家的结盟关系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

IV 中国的结盟方向和策略

笔者将在这里从中国的地缘安全和建立全球政治经济新次序的角度提出中国未来15到20年的大战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当前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矛盾是美国对我们在地缘政治上的挤压让我们面临的生存性危机（如伊朗和中亚问题）和美国对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垄断形成独霸的局面。笔者提出的具体战略思考是：

（1）强俄

美国成为独一的世界超级大国和苏联解体是后冷战时代最重要的战略性事件，它重新塑造了全球新的战略格局和地缘形式。俄罗斯的历史性衰弱让俄国经历了空前的地缘大灾难，欧亚大棋盘的战略边界被重新划定，俄罗斯丧失了重要的战略要地。中国也从苏联解体中部分获利，中国通过与俄罗斯缔结边界和平条约让中国北方遭到严重威胁的战略局面得以改变，中国也能够进入中亚诸国谋取中国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标志中国成为中亚地区到伊朗的重要棋手。

但是俄罗斯的衰弱也让全球均衡的战略格局被打破，美国得以肆无忌惮地对亚洲大陆上黑洞区域和巴尔干地区进行插手，美国人已经借反恐的名义无声无息进入了阿富汗和中亚，让中国的战略出口 － 大西部受到严重的地缘政治威胁，如同芒刺在背。美国在欧洲通过北约东扩让北约的边界一直抵达波罗的海三小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俄罗斯经历了地缘大灾难后又经历了北约咄咄逼人的战略包围。欧美甚至策动乌克兰进行颜色革命，让这个俄罗斯文化和精神的发源地远离俄罗斯。俄罗斯什么都可以失去，却不能失去乌克兰，失去了乌克兰的俄国很难说自己仍然是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精神残废的国家。欧美甚至要对俄罗斯同文同种的白俄罗斯下手，彻底剥夺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残缺的一点点尊严。

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深刻意识到：俄罗斯的继续衰弱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中国国内的某些分析从民族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立场出发, 认为俄罗斯是历史上夺去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俄罗斯的蚕食鲸吞让中国失去了西伯利亚和中亚大部分领土，并策划了外蒙古独立。对中国来说，俄罗斯是仅次于日本的加害国，因此中国应当落井下石，乘机削弱俄罗斯，中国可以大量收复失土。也有人从简单的“远交近攻”的角度来看待中俄关系，认为中俄两国互相接界，中国的“得”就是俄罗斯的“失”，中国的“失”就是俄罗斯的“得”。因此中俄两国只有利益冲突，而没有合作的可能。中国应当连接远方的欧洲来削弱近处的俄罗斯，可以获取最大的地缘利益，永久地削弱侵略成性的俄国，新时代的远交近攻仿佛跃然而出。

这两种看法都是完全不正确和错误估计了当前形势的。如本文开头所讲，历史不应该被忘记，但也不应该干扰我们今天的大战略。当主要矛盾一经确定（美国独霸欧亚大棋盘和世界），其它的矛盾就成为次要矛盾（中俄历史问题），我们决不能让过去的问题来干扰我们今天的生存。想想唇亡齿寒的道理吧，虞国国君贪图小利让晋国借道攻打虢国，结果两个国家一起灭亡。中国和俄国今天当然不会被灭亡，但是却会被削弱、颠覆、分裂和分解。当俄罗斯被分裂成更多的国家而彻底失去世界大国和世界棋手的地位的话，美国也许会先分给中国一些甜头，然后就会把所有的矛头对准中国，进行肢解中国的战略计划。想想看日本右翼和台湾极独分子讨论的把中国分成七个国家，让中国成为再也没有“侵略”能力的国家的讨论吧，这绝不是空穴来风的讨论。我们真的应该居安思危，常备不懈呀! 完全用地缘政治的“得”和“失”和远交近攻来看待中俄关系也是刻舟求剑，用过去的逻辑来分析今天的问题。美国的军事投射能力早就超越了过去简单的地缘政治，把欧亚大陆许多远离美国边界的国家变成自己国家势力的延伸，把许多战略要地变成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这个时候的主要冲突早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相邻国家的冲突，因为美国能自己划定边界，把美军投射到和中俄相邻的地区，任意挪动美国势力范围的“边界”。这时候，再简单地谈远交近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世易时移，今天的国家安全观念已经被彻底改变，规则也被彻底修改了。

中国联欧弱俄也是很值得商榷的。欧盟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超国家体，成为真正独立于美国的世界一级，现阶段来看是很难说的。欧盟内部复杂的矛盾和美国的介入更让欧盟统一蒙上浓厚的阴影 （见中国崛起策八）。美国势必会尽一切力量发展欧盟内部的均势，让欧洲国家互相牵制，阻挠独立的欧洲防务。即使欧洲整合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很难说欧盟是否会选择与中国结盟。由于欧洲国家与中国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即使今天欧洲人对中国的经济崛起越来越感兴趣，对美国政府越来越反感，但是真正要让欧洲人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二择一的选择，欧洲普遍的民意一定会选择美国，而不是中国。 欧洲人的普遍观点基本是这样：美国虽然不够好，但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超级大国，胜过俄罗斯或者是中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欧在文化、宗教、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接近和亲近远远大过他们之间的分歧。想想看欧盟对华军售解禁在美国强势干预下被搁浅的政治现实吧！我们甚至不能排除欧盟成为世界独立的一级后有可能会与美国携手构筑西方文明永久的霸权地位，如果是那样，人类历史恐怕又要被大大地改写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欧应该多加强各个领域的战略对话，但是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跟欧盟缔结全面的盟友关系至少在20年内是不可能的，联欧制美，联欧弱俄，都不是可行的战略，也不值得我们花力气去白作功，跟欧盟的关系还是更多的以经济关系和科技合作为主。当然笔者不排除20年后或是50年后欧盟与中国是否会发展出那样的结盟关系，因为世界上什么事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不过那样的讨论对今天的中国国家利益来说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也不值得在这里多着墨。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和俄国在多项议题上需要发展结盟关系，这是今天历史的需要。中俄两国结盟不是因为中国人喜欢俄国人，或是俄国人特别喜欢中国人，双方结盟是因为双方的利益。俄罗斯战略上被挤压已经达到它能承受的顶点，中国也深深感受到从东西两个方向的战略压迫。中俄结盟是不得已，但是双方在许多议题上一旦结盟，就发现中俄两国的结盟是优势互补、双方获利的战略结盟。中国是世界经济强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缺陷是军事实力不够强，在许多地区政治影响力不够大。俄国是世界军事大国，具有超强的军事震慑和打击能力，由于前苏联的政治影响强大，俄罗斯在世界许多重要地区依然发挥着政治大国的作用。俄罗斯的缺陷是经济实力虚弱、贫穷，跟世界其他大国不成正比。有钱没枪的中国和有枪没钱的俄国一旦结合起来，就能在许多议题上有效地遏制美国的独霸局面，让中俄两国同时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具体说来中俄必须在以下问题上紧密结盟： a.针对美日军事同盟，中俄同时感到巨大的战略威胁，于是中俄在此议题上结成针对美日军事同盟的中俄军事同盟，中俄同盟略弱于美日同盟，但也基本建立了战略均衡格局。b.中亚五国和伊朗问题是中俄的生死线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底线，中俄的战略联合不仅为双方注入了强心剂，也可以吓阻美国吞并伊朗的阴谋，让美国的军事侵略野心难以得逞。c.中俄还应当在中东建立针对中东冲突特别是“巴以冲突”和“阿以冲突”议题的同盟。中俄共同发出的强音会让两国同时成为中东地区重要的棋手以平衡超级棋手美国独霸的局面。在中东议题上中俄如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是单打独斗进入该区域都有可能让双方共同边缘化，造成没有多大发言权或是发了言也没人听的局面。d.中国和俄罗斯应当在南亚印巴问题上结成南亚议题同盟。印度是新兴强国，巴基斯坦是地缘上重要的伊斯兰国家。美国同时在拉拢印巴两方，想要两方通吃。印度不放心中国，巴基斯坦却是中国的好朋友；有意思的是，印度过去跟苏联关系特别好，是俄国的好朋友，巴基斯坦却跟俄国的关系一般。中俄应该利用各自的优势各拉住一个，中国让巴基斯坦，俄国让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双方共同努力发挥双方的优势，让印巴两国达成历史性大和解。如果能走到那一步的话，中国就能打开中印关系的死结，开创全新的局面。鉴于印度是不结盟国家的领袖，因此拉拢印度入盟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双方应当力阻美国把印度拉过去，给中俄组成新的地缘灾难。

就当前的局势来说，俄罗斯的继续衰弱也将损害中国自身的利益，中国不仅不应该落井下石，反而应当通过经济贸易和金援加强俄国的实力。一个经济过于疲弱的俄国可能会失去世界棋手的资格，让中国陷入完全的地缘困局和战略包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国家的整体战略就失败了，我们在欧亚大棋盘上的回旋余地就被大大缩小，可能棋到中盘就会弃子认输。今天的基本战略格局是：弱俄就等于弱中，强俄就等于强中。中俄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下没有内斗空间，只有强强结合，谋取生存。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内应当是平等的双领导的关系，不存在着谁压倒谁的问题。中俄的结盟第一次突破了一方占主导地位、领导另外一方的局面，中国也不要因为经济的强大和富裕而洋洋自得，而要领导俄罗斯。俄国是世界大国，有大国基本的尊严，欧盟和北约的过快东扩羞辱了俄罗斯，剥夺了俄罗斯的大国尊严，这是导致俄罗斯转向中国的重要原因。中俄一定要防止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挑拨离间，中俄同盟越稳固，西方世界就会越重视双方，双方就能越好地捍卫双边利益。

（2）强法

中俄在许多区域议题上结成“议题式同盟”是保障两国战略安全的根本。但是在全球范围内中俄如果要促进世界多级格局的形成、结束一超独霸的局面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次序，光依靠两国的力量是不够的。因为两国都不是西方国家，容易让他国有“东方对抗西方”的联想。

在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议题上，中俄两国当然也互相离不开，但双方必须寻找到一个有实力的、有独立意识的、有独特文化和影响力的、不满足国际政治和经济现状的西方国家。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法兰西共和国。意大利有雄心没实力，英国有实力没雄心，德国有实力有雄心却没胆量。只有法国人既有雄心，又有实力，还有胆量敢于在国际一切场合向美国的霸权呛声。德国在施罗德时代也差点把德国带上了世界独立的一级，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差点形成巴黎－柏林－莫斯科反战同盟，这是美国最恐惧的联盟，美国尽了一切力量拆毁了这个同盟。随着右派的默克尔政府上台，德国重回美国的怀抱，再次建立了对美国的依附关系，而施罗德敢于向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呛声的举动是二战以来唯一的一次，恐怕也是绝响。今天法德俄同盟已经灰飞烟灭，不再是欧洲政坛的一个话题。这里反映了德国人深深的困境，尽管德国人已经被认为是欧洲良民和世界好公民，德国已经对二战中纳粹的罪行做了最深刻的反省和悔罪，德国也取得了完整的国权并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是德国任何对世界独立一级和地缘政治的追求都会在本国内被反对党视为是不能容忍的，德国周边的国家也会立即关注而再度引发对过去历史的痛苦回忆。因此对比日本被“硬限制”（美军军事占领），德国事实上是被“软限制” 了（道义上的约束），对过去纳粹德国侵略历史的记忆让欧洲许多小国对德国怀有永远的怀疑和偏见。哪怕是德国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也会被美国人抹黑成“德国新纳粹复活了”。因此德国完全成为世界独立一级的前景并不乐观。相比较而言，法国人有独立的传统和性格，是天然的反霸重要成员，是天然的多级世界的支持者。法国从戴高乐时代发挥的独立精神和勇气塑造了今天法国人的民族性格。法国在今天欧洲联盟陷入困境的时刻自身也感到非常失落，因为欧洲人的独立 － 法国人最大的梦想看起来是那么近，实际上却是那么遥不可及。山姆大叔的介入让骄傲的高卢雄鸡深深受到挫折。北京和莫斯科给予巴黎的支持将提高法国国际地位，让法国从欧洲的法国发展成为世界的法国，让法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强法）。法国虽然经济不如中国（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却远远好过俄国；法国虽然军事不如俄国，却要好过中国。法国还在世界许多地区（西非、北非、中东甚至是加拿大部分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世界政治大国的作用。法国还属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在加上璀璨的法兰西文化和民主革命的传统，法国在世界上的独特作用是无法被替代的。

中法俄在建立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和贸易新次序的结盟将最大限度地削弱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有钱的中国，有枪的俄国和有强大软实力的法国，再加上三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必将开辟国际政治全新局面。

（3）强韩

刚才笔者已经提到了针对美日的军事同盟这个议题中俄也建立了相应的中俄军事同盟，但是我方的实力略弱于对方。因此我们的策略是应当尽力松动美日同盟，尽快实现我国领导人和日本新领导人的会晤。因为元首的互访将大大有利于中国展示新时代中国和平发展的新形象，有利于日本人建立良好的中国观感。中国应当大力加强同日本人民的沟通，向日本民众展示中国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在美日军事同盟这各议题上我们不仅仅是被动的旁观者，我们应当主动出击争取日本民意，在改善中日关系问题上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

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能够阻止美日同盟变成全面的针对中国的盟国关系，我国在战略上应当考虑强韩，也就是让韩国更加强大，同时促进朝鲜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让朝鲜的经济实力能够得到恢复。当前，在韩半岛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韩国社会的急剧左转，韩国青年一代反美的情绪扩散，韩国与美韩军事同盟越走越远，要求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和中美进行等距交往的呼声越来越强。二是两韩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强，几乎失去理智，这种超强的民族主义首先针对日本和美国，其次也针对中国。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端午节节庆的争端上产生的争议让人看到高丽民族主义强悍的一面，韩国人在修改古代历史上的随意性已经达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当然，韩国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日本人和日本对朝鲜半岛长达50年残暴的殖民统治的。我国应当妥善应对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应当让一个具有中等实力的韩国成为战略上抵制日本的重要一环，正如同东亚千年的历史一样。

鉴于强韩这个题目相当复杂，几乎可以开辟专文来讨论，笔者在这里就不多加讨论了。笔者希望提出一些战略思考供大家参考，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对本文的观点加以补充和批评。本文的中心论点是：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大战略应该不受意识形态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干扰，我们应当清楚判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具体策略是（1）思维创新，建立“议题式联盟”；（2）强俄，中俄在一系列区域问题上结盟；（3）强法，中法俄在全球议题上结盟；（4）改善中日关系应是当务之急，如不成功，则当强韩。这其间，中俄结盟是生存基础，中法俄结盟是开创国际政治经济新局的关键，中韩间的关系则是补充。

文章完成于2006年9月4日 德国，比勒费尔德

http://zhiqiang.org/blog/437.html 

（刘涛：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在读博士生。欢迎引用本文观点或将本文全文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姓名。）

© Liu Tao for 阅微堂, 2006. | 链接 | 40 条评论

文章简介：本文从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格局引出了当今世界战略格局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构建的概念“丛林规则”、“文明规则”和“超国家规则”来描述当今世界政治的运行机制，并认为中国应当放弃民族扩张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思考模式，采取国家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作者还分析了世界基本战略格局并尝试勾勒出美国长远的战略意图和各大强权（欧、俄、中、日）在迈向世界强国征途中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合纵与连横是战国时代两位著名的策士苏秦和张仪根据当时的时局提出来的两套针锋相对的战略。这两位古代的战略家都是奇人鬼谷子的高徒，都分别从师傅那儿学来了各种奇门数术和政治策略，之后两人分别为不同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服务。

苏秦在当时的战国乱象中发现了一个核心的发展趋势，那就是秦国在各大战国的争战中进行了成功的变法，国力大大增强，并攻城掠池，占领了一系列战略要地如楚国的房陵、魏国的西部和韩国的宜阳铁山，甚至三夺赵国的晋阳。表面上看当时各大战国彼此打得热火朝天，实际上是各国互相有得有失，国“势”都没有增加，往往是夺去别国一块领土，又被其他国家趁火打劫，丢失一些领土，唯有秦国国势大增，占尽了各国的便宜。苏秦极其准确地洞悉了“秦国独大，诸国临危”的局势，利用自己优秀的表现能力和口才说服了当时主要六大战国，联合抗秦。因为当时六大战国中的五国燕、赵、魏、韩和楚国从秦国的角度来看分别从北到南呈纵向排列，唯有齐国和秦国被其他战国和一些小的诸侯国隔开，因此六国联合抗秦被称为合纵。

苏秦的同门张仪也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奇才，当他看到苏秦已经占尽先机，居然拿上了数大战国的相印，串联了六国合纵，于是张仪便投奔到剩下的一大战国 — 秦国，开始了他与苏秦的高智商竞争。张仪向当时的秦惠文王提出了一套策略，横向联合与秦国不接界的战国如齐国和燕国，向他们传扬“远交近攻”的理念，其中心含义是：这些跟秦国不接界的国家参加反秦联盟捞不到任何好处，反而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其他国家反秦而夺得的秦国土地，燕国和齐国因为不接界一点也得不到，损秦的结果是长韩、魏和赵，这些与秦国直接接界的国家将自然而然国势大增。张仪还看中了当时六大战国中的楚国贪图享受、害怕战争，因而心猿意马，于是他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略。总之，张仪与苏秦反其道而行之，采取横向联系部分战国的方式，晓之以厉害，动之以利益，目的在于打动部分战国的心，拆散合纵联盟，为秦国国家利益服务，他的整套战略被称为连横。

应该说中国古代的文化，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是一个宝库，不同的研究者和民众可以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合纵连横、远交近攻和大量丰富的外 交、战略思想直到今天依然给我们无穷的启发和启迪。苏秦和张仪用今天的术语来形容可以说是超级战略家和外交家，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很热衷用他们的合纵连横和远交近攻等理论来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前的世界局势并不完全等同于2500年前的战国局势，尽管有一些平行的相似性，但我们必需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把古代优秀的战略思想和今天的世界局势结合起来。正如围棋的棋局一样：千古无同局。我们正应当分析一下今天的世界局势究竟是如何。

I 丛林规则、文明规则和超国家规则

分析当前世界局势时我必须引入自己思考和构建的一些新概念，因为没有这些新的概念就很难谈清楚当前世界总体的战略格局。

从一般的现象学角度来观察当前国际局势的运行机制会立即陷于许多困惑之中：一方面国际机构和国际法构筑的普遍规则的确在世界争端中发挥着重要的、 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在某些时候被肆意践踏和损害，而侵犯国际法者也依然可以我行我素，比如以色列对南黎巴嫩的进攻。究竟是什么规则和机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作用呢？根据观察到的不同现象也有相应的不同的解释模式：新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倾向于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解释世界政治格局，因此认为国际形势不过就是国家利益的延伸和国家利益的总和，强国依旧是世界的主宰；新组织主义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新组织主义者强调由国际政府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一系列国际组织构建了一套世界文化，这套世界文化包含意识形态理念、制度和具体政策，比如人权观念、法制国家和民主制度等，它们影响着世界上各个国家，世界不再是强国的竞技场，每个国家都受到制度化的国际规范的影响和约束。

我在这里吸收了上述两种论述模式，并增加了一种模式。具体说来，笔者认为当前的世界有三种不同的机制和规则同时并存，同时在发挥着作用。它们分别是丛林规则、文明规则和超国家规则，又可以分别被称为前现代规则、现代规则和后现代规则。丛林规则，也就是前现代规则，指的是人类社会在进入现代文明之前人类各个历史时期通用的规则，具体说来就是一种“强者生存，弱者淘汰”和“大国决定小国命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机制，谁的拳头硬，谁就能更好地生存。大国不断征伐和兼并中等国家和小国，或者是以宗主国和保护国的形式出现，不会受到任何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制裁和约束。第二类规则是文明规则，也可以被称为现代规则，它主要指通过国际机构制定的国际法、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这些国际文明规则和国际惯例协调着国际关系和国与国的关系。这一过程始于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成立。真正在全球以世界政府形式出现的国际体系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是联合国的成立和联合国下属机构如国际法庭和人权组织的建立。国际机构、国际条约、国际法和多边国际协商调节机制让世界各国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约束，人类社会从总体上来说是向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第三类规则我称之为超国家规则，也可以被称为后现代规则，主要是指在某些超越国家的联盟中，比如说欧洲联盟，国与国的关系越来越受到超国家体的影响。欧洲国家让度出一部分主权给欧盟，同时许多国家摆脱了传统的国家观念、强国观念和边界观念。今天法国和德国的关系就基本脱离了传统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双方过去是世仇，历史上两国都极力削弱和打击对方，两国都有大国的雄心想统一欧洲。现在则实现了彻底的民族大和解，成为全天候的伙伴，也共同成为欧盟统合的发动机。另外，德国主动放弃了奥得河以东到但泽地区传统上属于德国、今天却属于波兰的部分领土，以达成德国和波兰永久的民族大和解，双方承诺让德波边界变成永久的和平边界。总之，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脱离传统的丛林规则，也逐步超越了二战以来的以国际机构为核心的现代文明规则，而深深地呈现出后现代的特征。

我们在观察当今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分析国际形式时，必须注意到上述三种机制和规则是同时运行的，这是我们常常对国际局势感到困惑和不解的根源。比如说海地危机、东帝汶的独立、卢旺达1994年发生的种族大屠杀、伊拉克1991年入侵科威特及苏丹达富尔地区的种族冲突，在这些事件中第二类规则，也就是现代文明规则在起作用，或者是起主导性作用，因为国际社会和国际文明规则对这些事件起到了调节、约束和制裁的作用。联合国或者是组织维和部队，或是通过谴责决议案，或是采取斡旋和调节，以维护上述地区的和平和防止人道主义危机的爆发。而在另外的一些事件中，比如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都体现了人类社会依然存在着第一类规则 — 丛林规则，大国或是超级大国支持下的小国可以完全无视国际法和国际文明基本规则，悍然以军事实力和暴力进攻、侵略并占领其他国家，而相应的世界文明体系软弱无力，无法对这种侵略行为作出反应，更谈不上阻止和制裁这样的侵略行为。在这样的事件中依然深刻体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特征，强者可以对弱者施加暴力和武力，而弱者既不具备自卫能力，也没有话语权，无法影响任何国际规则和国际条例的制定，成为国际社会的弱势群体，任凭超级大国的宰割。在第一和第二种规则运行的同时，在欧洲联盟内部的确已经迈向人类历史新阶段，欧盟国家已经完全告别了丛林规则，欧洲国家对相互间关系的思考已经超越了主权国家的观念，开始逐步进入到国家和平联盟、组织新兴国家体的阶段。我们无法拿第一类规则来解释欧洲国家的关系，也无法完全拿第二类规则，也就是二战以后的国家文明规则来解释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欧洲联盟的确是人类社会的理念创新。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许多国际事件和冲突并不是由单一的运行规则和机制所影响，在同一事件中往往是多种运行规则并存，比如说美国在9·11以后对阿富汗的侵略颠覆了塔利班神学士政权，这场战争就充分体现了文明规则和丛林规则的结合：一方面，塔利班神学士政权恢复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统治，并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禁止妇女念书，公然炸毁世界文化遗产 — 中亚的巴米扬大佛，并暗中与恐怖主义分子有牵连，早就被联合国制裁，成为国际文明社会的大敌。美国以9·11遭受恐怖主义的袭击为由，意图武力进攻阿富汗，颠覆塔利班，国际社会对这样的军事行动虽然有所保留，但却对美国遭受恐怖袭击有一定的同情，对塔利班的神权统治普遍存在着厌恶，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默许和支持了美国军事入侵阿富汗，在这里，现代文明规则在起部分作用，因为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对阿富汗的制裁早就让阿富汗的神学士政权成为孤家寡人，经济制裁更是让塔利班的实力疲弱，在美国的军事打击下无力反抗，因此国际文明规则的制裁和国际社会的默认间接却是强有力地支持了美国的军事行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阿富汗战争中丛林规则依然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场战争依然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军事侵略，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不知道塔利班的神学士政权是否真的如美国宣扬的那样参与了9·11的恐怖袭击，美国在证据非常微弱、而且是在没有联合国的直接授权下军事侵略阿富汗，就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的体现。只是塔利班政权不得人心，不仅不容于国际社会，就是许多阿富汗民众都对其非常反感，在这里现代文明规则的运用和介入给美国的军事侵略多多少少赋予了一定的合法性。两 种机制和规则的综合让美国取得了最大的国家利益，既手执明火抢了一片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又利用文明规则没有让美国的侵略激起国际世界的强烈反弹，因为塔利班形象较差，甚至连当地居民都没有强烈反抗美国入侵，美国坐收了无比巨大的地缘战略利益。

美国在另外一场战争 —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则远没有阿富汗战争那么幸运，因为美国运用的是赤裸裸的丛林规则要吞掉伊拉克，美国当然也尝试过运用文明规则，想要说服国际社会，并通过联合国的授权和多边机制来消灭伊拉克，但因为不具有任何说服力和道德正当性，国际文明规则拒绝介入或是拒绝为美国的侵略提供道义资源，反而是世界各地的反战运动严重动摇和剥夺了美国军事侵略的合法性，导致美国只能单单运用丛林规则。其结果是美国得不到世界各国的声援和支持，相反得到的是谴责和抗议，美国自身也在伊拉克陷入泥潭，遭到当地人民持续不断地反抗，美国的道德感召力、吸引力和软实力遭到空前的损失，美国的国际威望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度下降。两场侵略战争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其关键在于阿富汗战争是丛林规则和文明规则的并用，而伊拉克战争中只有丛林规则和弱肉强食的逻辑，导致了国际社会普遍的质疑和反对，因而在世界公众的眼里美国入侵伊拉克完全是一场非法的战争。

我们在分析今天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战略形势时必须注意到丛林规则和文明规则是当今世界政治中主要运行的机制，我们必须正视这两种规则同时并存，不可 偏废其中任何一种。如果我们只认定丛林规则，就极易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泥淖，中国就有可能全面整军备战，到处武装侵略别国，或是收回历史上属于中国的土地，并把中国的经济实力全面投入到军事扩张中去。这是相当有害的，不仅将加强世界各国的“中国威胁论”的看法，引起其他大国结成针对中国的盟国，引起世界各国民众对中国的反感，从而严重损害中国的软实力和中国的道德感召力，进而损害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理想主义，片面地认为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世界各国已经进入和平文明时代，天下太平无事，中国也不需要和别国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和地缘战略的竞争。这样的理想主义错在只看到了第二类规则 — 文明规则，而忽视了世界总体上虽然是在向文明的方向演化进步，但弱肉强食依然广泛地存在于世界，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一个国家依然有可能被另外一个国家欺辱和侵略。

即使在最具国际威望的联合国内部和其它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机构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依然是丛林规则和文明规则在共同协调运作：一方面国际政府间的机构和组织制定了大量的规定、准则、条约和法律来协调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关系和以国际法的形式来解决各国的争端和冲突，与以前的人类社会相比，世界各国的关系出现了文明化的特征；另一方面，规则和条约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是由强权和强势国家影响下制定的，最为严重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就是美国势力的直接体现和延伸，尽管这两个组织是以世界国际组织的面貌出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更多的是由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制定的，尽管发展中国家包括不结盟国家和 77国集团要求修改不合理的国际贸易条例的呼声越来越高，世界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会不断声援发展中国家的正义要求，但是建立合理公正的世界经济体系 依然是长路漫漫，因为制定规则者是国际政治界和经济界的强者，没有他们的让步和妥协是很难想象贸易谈判会有什么大进步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制度的存在本身就说明强国依然主导着国际局势，当然，今天的大国和强国并不能完全为所欲为，也必须遵守一些最基本的国际文明准则，但是强国掌握话语权，制定规则，常常能通过政治经济手段控制和影响小国的意志，这是不可否认的。

笔者的思考是：单纯地推行丛林法则和单纯地推行理想主义路线在当今国际社会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采取国家实用主义的路线，一切从国际社会的现实和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针对不同的议题和问题采取不同的规则或是综合运用几种不同的规则，以争取最大限度地谋取中国国家利益。

II 当今世界的基本战略格局

当今世界在某些方面的确有些像2500年前中国的战国时期：乱象纷呈，矛盾众多，国与国之间的明争暗斗高潮迭起，民族矛盾、领土冲突、文明碰撞、恐怖主义、大国角逐、能源争夺、宗教争端、叛乱分裂等无数对复杂的矛盾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而高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络的普及、世界的e化和全球化的 全面展开把人类社会带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我们很难在这种乱象和五彩纷呈的发展中分清究竟哪些是表象，哪些是本质，哪些发展才是最具有核心意义的。

回到这个题目上，我们应当怎么判断当今世界最基本的战略格局？什么是当今世界上最基本的战略矛盾？自从198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战略格局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柏林墙的倒塌，两德统一，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衰弱，欧盟的统合，北约的东扩，中国的崛起，印度的崛起...... 今天的世界格局的确大大不同于20年前。在这一系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大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主轴，那就是美国独霸世界，成为无可争议的经济、政治、文化、金融、高科技和军事超级大国。美国的强大在于其全面发展的综合国力，包括软实力和硬实力在内的整体国力。美国是一个非欧非亚的国家，却深刻介入欧亚大陆上的任何争端和冲突，无论是在欧洲的巴尔干地区，还是亚洲的高加索、中亚、东亚和东南亚，还是欧亚非三洲间的中东地区，美国的力量都深深地介入和投放到这些地区。美国还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许多传统的海权和陆权的欧洲国家结成牢不可破的军事盟国，美国还在亚洲有数个同盟国，其中日本是世界极的经济和科技强国，韩国和台湾也是美国的同盟成员，在东南亚，新加坡等国也是美国的准同盟国。

正如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兴起的超级大国一样，当大国间的势力均衡被彻底打破以后，超级大国必定会走向近一步扩张，谋求永久的霸权地位。美国的战略家看得更远更深，他们的视野不仅在全球范围内，甚至扩展到外太空和外层空间，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系统正是着眼于取得全面的霸权，不仅要求美国有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而且要剥夺其他主要大国和战略对手在受到第一次打击后的还手能力，美国的野心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苏联的解体虽然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覆灭，但由此带来的冷战的结束并没有让世界更加安全，相反，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摧枯拉朽般地消灭了一个中等国家和地区强权，这样的军事实力让整个世界笼罩在新世纪的阴影和寒意中。美国越来越像罗马帝国，不断地进行全球扩张，越来越远离其建国思想和立国精神，渐渐退化成一个超级的“军事产业复合体”，其全球干预和扩张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美国独霸的世界和一个各方面的均势被彻底打破的世界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世界, 整个全球局势失去了基本的动态平衡, 这更加间接鼓励了美国的帝国野心。美国国内的新保守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学者越来越多地用“帝国”一词和“美国治下的和平”来描述世界格局。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来讨论一下，美国的战略防范重点究竟是什么。

III 竞猜：美国五角大楼的战略文件是什么内容？

我们每年都可以读到美国国防部和五角大楼关于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和战略文件，这是公开的、放在桌面上的文章。我们设想五角大楼还有很多不能公开的、 放在桌子底下的秘密文件，在这些文件中，美国国防部对未来的美国的战略目标作了清晰而又长远的规划。如果有这样一份文件的话，我们可以作一个有趣的猜测， 美国对未来20年或50年的战略规划究竟是什么呢？美国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呢？

我想，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维持美国独一的超级霸主的地位，并防止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任何一个可以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国家的出现，这一点应该是毫 无异议的。美国人梦想的是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美国人也可以允许“一超多强”的格局存在，但绝对不允许有“多超（多个超级大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级格局的出现。那么在美国的长期战略重点上，美国人将以何种次序和优先顺序来处理全球有可能出现的对美国独霸地位的挑战呢？我认为美国人认定的战略次序和要处理的战略问题分别为 A欧盟的统一和整合； B 俄罗斯的重新崛起； C 中国的崛起； D日本积极谋取独立的世界大国地位。笔者下面要分别来谈一谈这四个议题：

1. 欧盟的统一和整合

欧洲联盟的统一和整合将把25个不同的主权国家结成一个超级国家体。这些国家包含了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和传统的海权及陆权强国，这些国家也是当代全 世界的各种现代理念、思想、主义、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策源地，欧洲甚至是美国立国精神的发源地。美国和欧洲的大西洋同盟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确保美国在欧洲主导地位的关键。欧盟25国如果能有效地组成一个超国家体，特别是考虑到德国、英国和法国分别是排名世界第三、第五和第六的经济强国，欧盟的总体国民生产总值将立即超过美国。如果欧盟追求的是成为独立于美国的世界一极的地位并致力建立独立的欧盟防务，再考虑到欧洲联盟的科技实力、文化实力和软实力， 那么欧洲联盟将毫无争议的立即转变成为一个新兴超级大国，而且欧盟走向独立的世界一级地位将立即颠覆美国的全球唯一霸主的地位。美国依靠跨大西洋联盟和亚洲的盟国才能在亚欧两大洲立足，才能参与对世界核心板块中东到中亚地区的竞争。亚欧两边的盟友中跨大西洋联盟是美国独霸世界最核心和最关键的联盟，欧洲走向独立的世界一极将使美国霸权的基础坍塌，美国的帝国大厦将随着欧盟的独立而失去最重要的柱石，其独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也将相应丧失。因此美国的战略日程表上第一要务是防止欧盟走向完全的统一和独立，特别是要阻止欧盟建立独立的防务和军队。

欧盟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第一：在二战后西欧国家依靠同美国的军事联盟和美国的军事保护来抵抗东部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欧洲人对美 国的心理依赖很深，也对美国有一定的感情。冷战对抗最剧烈的阶段肯尼迪总统的一句“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极大地鼓舞了西方国家阵营的士气。正是这种依赖和依恋之情，让欧洲人缺乏走向独立自主和自强的精神。即使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欧洲民众虽然对美国的反感大增，对美国的对抗情绪不断上涨，但反感是一回事，走向完全独立自主的欧洲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说现在的欧盟坚定地要求摆脱美国的控制 并追求建立独立的欧盟军队，从而引起剧烈的美欧争执，欧洲国家的普遍民意是不会支持这种作法的。第二点原因是出于欧洲历史上对于沙皇俄国的排斥和防范，和对之后的共产主义苏联的极端恐惧，让今天的欧洲居民依然对俄罗斯怀着深深的戒心。欧盟和俄罗斯两大世界政治板块的直接接界更是让双方的关系存在很大的竞争和冲突的可能性。第三：欧洲历史上极为复杂的国家、民族、文化、宗教和种族的冲突，让欧盟国家即使在进入后现代时期依然存在很多不信任和相互间的猜忌。东欧国家在二战以后落入苏联手中，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让这些国家充满了历史的屈辱感。在1989年脱离苏联的控制，加入西方阵营后，东欧国家一边倒向美国，成为美国分化欧洲联盟最佳的棋子，以牵制其他独立意识较强的欧盟国家。英国则是美国天然的盟友，基本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阻挠着欧洲任何统一的进程，为欧盟的整合设置了许多障碍。德国和法国同为欧盟的发动机，但是由于德国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历史让欧洲许多国家对德国深具戒心。即使德国已经为二战的罪行进行了赔偿和道歉，即使欧洲各个国家已经达成了民族大和解，但是一旦德国牵头要推动欧洲联盟向更加独立的方向发展，就会引起部分欧洲国家的怀疑甚至反感，担心德国要重新走大国竞争的道路，担心德国新纳粹主义的复活。德国和法国的双领导也引起部分欧洲传统大国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不满，这些国家也想在欧盟统合中起到和德国法国同样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实力不足而难以做到，因此就对德法主导地位颇有微词。第四：欧盟的东扩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人少好办事， 人多难办事，当欧盟的边界超过了原来固有的边界（西欧）后，由于经济和发展程度的不同，一个越来越大的欧盟整合起来就愈加困难。欧盟的问题在于，必须清晰的定义欧盟的边界应该到那里为止，如果无限制扩大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考虑到土耳其入盟的议题在欧洲国家不断发酵，欧盟整合的过程又蒙上了新的阴影。

欧盟以上的矛盾和问题让欧盟国家在短时期内很难真正整合成一个国家，而且由于美国传统的势力和干扰让欧洲国家的统一进程被大大地延缓，欧盟要成为世界上独立的一极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2. 俄罗斯的重新崛起

笔者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崛起两个议题上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考虑，决定还是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放在第二个议题。苏联的解体让俄罗斯损失了近5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在前苏联的领土上新产生了近14个国家。许多战略要地，例如欧洲部分的乌克兰，亚洲的巴尔干 — 高加索地区，中亚五国，都是欧亚大棋盘上的核心地区，也都是从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俄罗斯的地缘损失是无比惨重的，其几个世纪巧取豪夺的土地都被迫一一 吐了出来。俄罗斯的经济还在整个1990年代连续7年负增长, 国民生产总值急剧衰退了40％，其经济实力不仅跟美国不成正比，就是和日本、中国、欧盟诸大国相比都相差甚远。欧盟和北约的东扩，波罗的海三小国的独立，美国积极介入乌克兰的颜色革命，甚至想插手白俄罗斯的政局，车臣叛乱后西方国家的影子都让俄罗斯受到极大的刺激和侮辱，俄罗斯作为大国几乎是尊严扫地，其地缘形式受到空前的挑战。

但是俄罗斯1.8万多枚核弹头和超强的军事力量和太空力量，俄罗斯广袤的国土、幅员和资源，俄罗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都是俄罗斯成为世界大国的有利条件。在吸取了寡头资本主义和休克疗法的教训后，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已经逐渐步入正轨，俄罗斯向世界强国迈进的步伐越来越坚定。尽管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即使再高速增长20年都是有限的，（因为俄罗斯只有1.4亿人口而且人口呈下降趋势），但是一个中等经济实力的国家，加上世界一流的军事实力和丰沛的能源和资源却足以保障俄罗斯在未来世界格局中不可撼动的世界大国地位。俄罗斯在多级世界中必将是重要的一级。

俄罗斯的弱点是战略空间上的困局和经济实力的衰弱，国内的叛乱、民族冲突和人口结构发展趋势急剧恶化都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的重新崛起。但尽管如此，俄罗斯的复兴是不可被阻挡的。

3. 中国的崛起

中国经济爆发性的增长和扩张让美国的霸主地位同样受到极大的威胁。中国连续2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国际经济界人士难以解释的一个经济奇迹。但是鉴于今天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和美国还存在着全方位的综合差距，美国较为重视的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特别是在15到20年后中国追赶美国将成为国际政 治的中心问题。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时间在中国一边，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让我们每年的实力都在不断壮大，中国可以利用不断扩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来增强中国的军事投 射力量、科技研发力量和政治影响力。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民族精神奋发向上和不甘落后等天然注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的诸多有利条件注定了中国不甘成为二等强国。中国的缺陷在于地缘战略困局、美国的围堵和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政治转轨。如果中国能解决好国内问题特别是渐进政治改革问题（笔者将开辟专文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对中国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和国内社会矛盾问题，那么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的上升。从长远观点来看，中国是最有可能超越美国的单一民族国家，这是中国的历史使命和21世纪必然的大趋势。中国追赶美国势将成为世界政治中的最强音，这一天正在随着中国迅猛的崛起和赶超加速到来。

4. 日本谋求世界大国地位

日本人在二战中表现出来的可怕的极端民族主义精神和二战以后经济空前的成功让美国人对日本人怀有深深的担心和疑虑，美国人也是对日本人的独特民族精神研究最深刻的（见中国崛起策三）。 美国人可以从德国全部撤军，但绝对会把数十万美军留在日本，美其名曰“保卫日本安全”，实际上为“监管日本的异动”。日本已有的庞大的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美国只要对日本松绑，日本可以立即转变为一个世界军事大国，并进而谋求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日本右翼的不理智在于只看到中国的迅猛崛起和想到与中国争夺亚洲主导权，却不知真正阻挠日本成为世界一极的正是美国。

日本有成为世界大国和世界一极的现实力量，对美国的潜在威胁也很大。但日本是诸强中前景最为黯淡的。其原因有四。第一：日本二战失败交出侵占亚洲大陆和朝鲜半岛的领土后，日本就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国家。国土狭小就意味着战略纵深狭小，经不起大战的打击；资源贫乏就意味着非常依赖国外能源市场，国际市场的风吹草动都会反映到日本的市场；另外有限的人口也意味着有限的国际市场，日本非常依赖海外市场。第二：日本的战略局面是诸大国中最糟糕的，岛国四面环海，西面的中国、韩国和俄罗斯都跟日本交恶，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无险可依，只能依赖美国。日本在世界大棋盘上的棋势是“势孤” 局面。第三：对美国的依赖和美军的占领让日本经济即使再强大都不能成为世界一极。因为成为世界一级的基本条件是独立的国格和国权，对世界的重大事件有独立的判断、评论和参与解决的能力，日本由于被剥夺了国权，没有完整的国格，只能成为超级大国的附庸和小跟班，这一条是防碍日本成为世界大国最根本的原因。第四：日本人口的下降和老化是工业化国家中最快的，如果没有持续有计划的外国移民的话，日本的人口将从现在的1亿3000万下降到2050年的9000万， 而那时工作人口只有5000万，届时日本的人口结构将是非常严峻的，因为严重老化的人口让社会的前进失去朝气和动力，科学研发也将大大受到影响，整体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将随着人口的减少而相应地萎缩。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未雨绸缪、每年进行计划性的吸收外国年轻移民不同的是，日本出于自身的民族优越感依然排斥外来年轻移民，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日本政府不改弦更张采取合理的移民政策的话，日本急剧下降和老化的人口结构必将对其社会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总之，当今世界局势在某些方面是有些类似中国战国时期的局面：美国独大，其独霸世界的野心日益明显，而当今世界的其他强国如欧（德法）、俄、中、日 和正在崛起的印度也正好类似战国时期的六国，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但是，这些国家单独都无法抗衡美国的霸权，那么他们将如何进行合纵连横呢？中国将进行怎样的联盟和结盟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以便为中国崛起的大局创造有利的条件呢？笔者将在下一策里讨论。

文章完成于2006年8月27日 德国，比勒费尔德

http://zhiqiang.org/blog/428.html

（刘涛：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在读博士生。欢迎引用本文观点或将本文全文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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