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主应该是什么样子和为什么要实行民主，讲得比较清楚。

但是也有两点比较不好的地方，凡是举例民主国家，则是美国，英国等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非民主国家，则只有我们天朝了。

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阐述清楚什么是有限的民主比较重要。毕竟民主的内涵太广了，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很难一步到位。

© zhiqiang for 阅微堂, 2008. | 链接 | 2 条评论

作者：云舟子

1. 引言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浪潮浩浩荡荡，大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势头。其中以全民选举的民主政治被作为政治全球化的典范，认为没有全民选举的政治就不是民主政治而是独裁政治，甚至把所谓的非民主国家的一切社会问题的最终症结归结为缺乏民主，并认为解决这些症结的根源在于民主化，从而形成了民主的迷信^[1，2]。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下，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推翻了具有终极决定权力和意志的皇室王朝。可是由于缺乏对民主的深层认识，使得民主化进程产生了很多甚至相当严重的问题。时至今日，民主理论与实践深层矛盾仍然是我们政治改革深化的巨大障碍。

此外，对于经济改革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找不到石头就退回来，但是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逆性，当找不到石头的时候就退不回来了。而由此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付出的社会代价是难以弥补的，所以，政治改革的先瞻性理论思考显得尤为重要。思考的目的是能够融合东西方的传统文化，形成系统的道德文化理论体系和稳定的有别于终极决定特点的成熟的政治体制，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实现民主的中国化问题。

2. 民主的历史及含义

民主的理念来自于古希腊。古希腊的雅典共和国实行了一种有别于寡头政治和君主统治的民主制度。在经历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之后，17、18世纪兴起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的民主思想，并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建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奠定了基础，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领导人的产生不是世袭的，而是经过公民的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的任期有一定限制，因而选举需要定期举行；对于重大的国家事物需要经过公民投票来决定。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为了开拓市场，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中国人面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冲击，在痛定思痛后苦苦思索和探求解救民族危亡的药方，认为科学和民主是西方列强强大的根源。于是中国人就开始了对民主的不懈追求和奋斗，先有戊戌变法的失败，后有辛亥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没有带来民主的真正实现，为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又经历了二次革命和北伐战争等一系列民主革命，然而北伐战争的胜利结果却是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姊妹孔家财”，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最终发展成为四大家族对整个中国的垄断，人民不但对民主的诉求无望达到，而且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也不可能根治了。

中国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对民主的追求没有知识分子那样迫切，但是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深恶痛绝的，因而就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黄炎培曾经向毛泽东谈过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朝代轮回的历程，这个朝代更迭往往是“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而在朝代更迭之中，受苦受难最为深重的就是那些平民百姓，毛泽东当时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民主”。

所以，在毛泽东执政时期，为了解决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路线之争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想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形式彻底整顿干部队伍，解决深层的政治经济问题。毛泽东相信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他放手发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然而却使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毫无疑问，文革是中国的一个深痛的悲剧，然而就在这个悲剧刚刚结束不过十年，另一场悲剧又在中国上演了，那就是“六四”。六四产生的背景是反腐败，由于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采取价格双轨制，这个制度给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产生了中国独有的腐败形式——官倒。“六四”学生最初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反官倒，但是学生们认为，单纯的反腐败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制度的根本变革才能彻底解决问题，美国的民主制度就竖立了这样一个标竿，于是反腐败上升为求民主。鉴于文革中惨痛的民主经验，中共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从而酿成了建国后的第二次民主悲剧。

3. 民主的局限与困境

为什么中国人对民主追求的结果总是一次次的悲剧呢？是我们的人民愚昧不化，人种低劣吗？对于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自强不息的民族，这个解释显然不合情理。那么我们就需要对我们所追求的民主进行反思。

第一、民主的理念虽然来自古希腊，但是它真正发扬光大，并取得今天在政治领域内的话语霸权，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在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为反对君主君权而提出了公民的人权，提倡民主、平等、自由、博爱，其中的自由包括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的自由，并强调这些人权是公民生而具有的，即天赋人权。

人权真的是上天赋予的吗？如果一个人出生后就与人类社会隔离，他只能成为诸如狼孩之类的人，或许他是自由的，因为没有人管他，但是这个自由是上述的自由吗？他怎么可能会有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的自由呢？因而上述所谓的人权不可能是上天赋予的，而只能是社会赋予的。

另外，我们知道未成年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权利是民主最基本的体现。如果讲天赋人权，为什么一定要18岁以上的成年人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果说未成年人没有辨别力，需要社会的教育和引导，那么这种人权到底是社会赋予的还是上天赋予的？上天赋予了人吃奶的能力，人一生下来就会，不需要社会甚至母亲的教育。

国王在其出生时就拥有了当国王的权力，因而天赋君权比天赋人权更符合逻辑和事实。我们认定天赋君权的错误，却用同样的逻辑再造一个天赋人权，难道不是同样的荒谬吗？

第二、民主的本质就是“多数决”，讲少数服从多数，事情的是非曲直由人数的多寡决定。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多数人总是正确的。可是路人皆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我们用“多数决”的强权否决少数人的真理，岂不是让真理埋没，谬误横行？

“多数决”的结果就是多数强权^[2]，尽管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代表的民主制度为避免这种多数强权所带来的弊端而对全民选举制进行了很多修正，可是并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全民选举的多数强权在可预见的将来只能依靠金钱。因为选举的白热化必然使得候选人尽最大可能地动员社会资源为自己和其政治主张进行宣传。而在竞选双方或多方的竞争性社会动员中，缺乏金钱支撑的一方必然落败，因而当今社会全民选举的基础必然是金钱选举。

以民主的典范——美国为例，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经费届届增高，早就远远超出了任何候选人和政党的财力能力，这样候选人对资本家进行募捐就成为必然。尽管在美国的很多资本家同时捐助竞选的双方，但是如果候选人的政治主张不能给资本家带来利益，甚至损害了资本家的利益，资本家绝对不会为其买单。这样，资本家仅仅因为他的金钱财富就拥有了对候选人的初选权，而全民选举无论如何公平、平等都是对资本家初选结果的二次选举。天赋人权的平等权哪里去了？民众手中选票的神圣性岂不要因为这种不平等性而黯然失色？

“多数决”可能会引起、激化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突。由于“多数决”最终的判决标准不是真理，而是人数的多寡，使得不同利益趋向的人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帮派，乃至产生不同的政党。帮派之间斗争的最终目标不是真理、正义、道德和人民的利益等，而只是把他们作为达到他们目标的一个手段，当这些手段妨碍了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们就会忽略、隐瞒甚至抹煞。

世人常把全民选举和多党竞选作为根治腐败乃至其它社会陋习的药方，从理论和实践来看，政党政争非但不是解决腐败等社会陋习的药方，反而产生新的社会陋习，比如说贿选、族群和利益集团的分化冲突等问题。很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并没有走到全民选举的民主形式，否则依据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很难预料全民选举在中国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台湾民主的发展结果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引人深省的反面教材。

第三、民主的理论家认为：民主政治的核心观念不是体现在“多数决”，而是体现在多数意见形成的过程。意思是说，民主是个教育的过程，投票只是一连串公开、沟通、消除偏见之后的最后呈现。持续不断地交换资讯和意见才是寻求人类福祉最坚实有效的途径。

这个多数意见形成的过程就是通过自由来达到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只要给金子发光的自由。这些自由就是所谓的言论、结社、集会和出版的自由。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真理都能通过自由言论可以分辩清楚的。例如对于科学的真理，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自由的宣传，把科学定理和公式推导过程讲解给所有的公民，然后让所有公民判定真伪，投票决定呢？而事实上，我们只要通过由很多学者和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共同体来完成真理的检验和判定，因为绝大多数的科学理论是深奥的，难于让广大民众理解。固然，政治问题和科学问题是不同的，在政治领域深奥的真理不会很多，但是往往就是这样几个却对全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民主实际的操作中，候选人的政治主张利用言论自由的权利通过媒体展示给选民。那么，如果选民没有接收这种展示的物质条件怎么办？如果选民没有精力、时间、能力和素质来研究这种展示怎么办？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在白热化的全民选举过程中，无论选民还是候选人都不可能保持淡泊平和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却是追求验证真理所必须的。在这种白热化氛围中，选民和候选人更关心的是小恩小惠，选择寻求最大的利益收获，寻找利益平衡点。

候选人要想赢得选票，必定要提出不同于其它候选人的鲜明的政治观点。然而选民中的大多数对政治的理解和把握只能停留在业余的水平，这种业余水平不可能通过宣传教育得到根本改变，就像不可能将高深的相对论问题通过教育、宣传和辩论而让普通民众真正理解掌握。这种建立在业余基础之上的政治氛围，如何才能达到沟通和消除偏见呢？

第四、民主的中文字面含义是人民当家作主，“多数决”的目的无非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在全民选举中，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手中神圣的选票。这个所谓神圣的选票是否真的实现了人民的当家作主？首先要看什么叫当家作主，所谓作主就是对某件事情具有拍板决策的权力。

其一、选民手中的选票之所以体现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因为选民可以用自己手中的选票决定哪个候选人当选，但是全民选举中必然有落败的选民，为什么仅仅凭着人数的优势就剥夺了少数人当家作主的权力？

其二、选民之所以选择某个候选人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符合自己的主张，但是对大多数选民，这种符合不是完全的符合，而是大体的符合，选民只能退而求其次地选择大体符合自己主张的候选人，这种被迫地选择是当家作主的体现吗？再者，候选人当选后，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兑现其竞选主张，甚至改变其政治主张，这种改变是否符合选举他的选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呢？

其三，让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以民为本，可是选举政治的性质决定了候选人的最终目标是要赢得选举，即以选举为本，而以民为本只成为手段退而为其次。因而我们只能将全民选举看作是对民意的反映过程。

其四，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是通过民主的手段来监督执政者权力的滥用。普通民众可以判断一个警察是否在滥用权力损害其切身利益，可是对于一个打着各种美丽旗号的总统进行权力滥用时，他们的判断是否会有专业的理性呢？而且当政客们作为一个阶层和支持他们的财团为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时，民主选举的监督往往会失效，因为任何的选举结果都是一样的。

其五，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在政治权力上的平等性，即在民主选举中，人手一票，作为国家的一员，就有权力参与国家重大的决策。从表面上看，人们很难否认它的合理性，可是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看，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平均主义。在经济上搞平均主义、大锅饭是错误的，为什么政治上的平均主义反而成了普世的价值追求？这种政治的平均主义虽然不会像大锅饭一样直接导致人们的惰性，可是它在建立了普通百姓参与政治的一个平台的同时，却使得这个平台庸俗化和非专业化，从而为政客们操纵民意谋求私利乃至外国势力干涉国内事务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点。政客们对民意的操纵和外国势力的干涉，无论其口号多么动听，其根本目的不可能是为了国内人民的利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

其六，人民当家作主的另一个方式是公民投票，就是对于一些重大的问题需要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如果这样让人民当家作主，那还要政府作什么？对于那些重大的问题，由于其复杂性和全局性，专业的政治家尚且难于抉择，仅仅通过几场辩论会或者其它形式的宣传，就把责任推脱给普通选民，要他们凭一时激情和偏见来裁决。这样的公民投票如果不是政治家的无能就是在推卸责任。当今世界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之所以愈演愈烈，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平民由于选举权所要负担的政治责任。

第五、民主国家把全民选举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甚至将其上升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是谁赋予了全民选举的这种法律属性？我们已经知道不存在天赋人权，那么是否存在这种民主的合法性基础呢？对此，我们看一下法律的产生。法律的制定除了为维护社会的正义、稳定和有效运作外，它还体现了某个国家民族的价值文化取向。西方文明有民主的传统，把民主作为一个法制原则并不为过。但是民主不是法制的根本追求和基础，因为它并不能根本体现对社会正义的要求，所以我们也可以不把全民选举作为执政合法化的基础，而只能把选举看作是一种民意的反映。

美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它不会因为历史、民族、地域和国别等因素的差异而改变和存废，这就是普世的含义。然而对民主的价值追求却会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差异甚至有无，这样的价值追求怎能称之为普世价值呢？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将民主作为一个价值追求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将其上升为普世价值就大错特错了！

第六、面对这样的理论困境，民主的理论家认为：民主原则不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让人民有选择统治者的权利，并且坚信，民主虽然不是最好的东西，但绝对不是最坏的，民选的结果可能是错的，但民选给了民众改正错误的机会。既然承认全民选举的政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我们为什么不去寻找和建立比其更好的政治制度？民选所犯的错误往往是因为民众的业余和偏见而造成的，即非如此，民选的错误真的能够由下一次民选改正吗？对于一个无能、无知或无为的当选人，民众会有机会在下一次选举中用自己手中的选票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当选者在执政期间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能够通过选举得到改正吗？人民选择统治者的目的和希望是什么？如果整个政界已经堕落，选举成为在一筐烂苹果里选一个相对不太烂的，任何可能的结果又有什么意义？

在政治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2004年的大选，布什并没有因为错误的伊拉克战争而下台，陈水扁仍然能够逃避因为两颗不光彩的子弹所应该受到的惩罚。我们当然可以以台湾的民主不成熟为借口，但是美国的200年的历史还没有使民主成熟吗？所以问题的核心是由民主理论的根本缺陷造成的。

4. 民本与民主

在我们经历了文革和“六四”的民主迷信后，这种迷信依然在当今世界盛行，尽管发展中国家在移植西方式民主制度后鲜有成效者^[1]，可是很少有人将其归咎于民主制度的缺陷，而只是归咎于对民主制度的实行不够完美，甚至要求更大程度的民主。人们对某件事物的迷信不是因为它的错误，而往往是因为它的正确，至少是表面上的正确，例如对“权威”的迷信。

民主最为可贵之处就是推崇个人的平等，并试图在制度上予以保证，这就是世人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上述的种种民主弊端和理论缺陷产生的原因就是民主的制度形式不能真正切实保障个人的平等，使民主成为一个在人们心中永远无法完善的理想，让我们难以否认和改变现实中民主的虚假性。从平等的基础出发，得到一个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就是民主的悖论。

产生这个悖论的原因有两方面，一个是民主所追求的目标有问题，即我们是否应该追求“个人平等”的目标。另一个就是民主的实现形式有问题，即“多数决”的正当性与有效条件。而其中第一个原因是产生民主困境的最主要原因，由此也就引出了对民主进行中国化的思路，那就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与“民主思想”相应的价值取向——民本思想。

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古人就提出了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认为“民惟邦本”^[3]“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夏勇就认为：“民本文化乃是真正的国粹。”^[5]梁启超也认为民本理想与现代民主是一脉相承的^[6]。确实，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民主的形式，但并不是没有民主的精神。

然而在古代中国如此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内实行全民选举的民主形式，在物质技术上没有实现的可能。在以君权为最神圣和崇高的情况下，民本的实现形式就是文武大臣分列两班议事、向皇帝进谏，民本思想沦落成为皇权统治的工具，很难得到真正地落实，以至于演变为周期性的朝代更迭。

但是与“人民当家作主”或“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民主思想不同的是，民本思想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因而成为一种可实践的理想，具有真实性，同时也正是由于“人民当家作主”等民主思想的难以操作性造成了民主的虚伪性。

从形式上看，民主制度是一种外在的约束机制，通过选举人的选票外在地约束被选举人的言行。民本思想是一种内在的约束机制，它的实行是通过科举考试实现的，虽然从表面上看，科举制度是一个外部约束选拔制度，但在本质上促使当政者通过对治国理论的学习和人格的修养而建立起内在的约束机制，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乃至毒害了知识分子，使得读书的目的单纯化为当官治天下，但是也对有志于从政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教育，使他们建立起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这也是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基本维持上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的原因。

因此，民主的中国化就是内在约束和外在约束的结合，就是通过民主的手段实现民本的目标，用西方的新瓶装中国的老酒。

5.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考

那么，中国的老酒是否值得装进西方的新瓶装中？为此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重新审查中国的传统文化。

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对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以易经、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孔孟老庄之学、医学、命相学。因为四大发明只是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易经和阴阳五行则是中国独有的理论体系。

阴阳五行在本质上是一种数学运算体系，它与一般的数学运算不同，它研究的是事物之间质的运算，是事物之间联系和各自本身性质的运算。以阴阳五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医的有效性已经很少有人质疑，但是我们仍然把算命看相看作封建迷信。正如对民主的迷信一样，命相迷信的产生不在于命相学的错误，反而显示出它在某些方面的可取之处，南怀瑾就认为：“中国算命卜卦的这套法则，里面包涵了很大的科学和哲学的道理^[7]”。在实践上我们很难否认命相学的有效性，它毕竟是对客观实在的一种反映，当然这并不表明它的完全正确性和任意的适应性，这正如任何一门自然科学一样。

命相学的重要理论意义不在于它能够多么准确地计算你的过去和预测你的未来，而在于它深刻揭示了人的差异性（包括先天和后天的）。这种差异性包括性格、能力和智力等人的内在素质，以及后天与不同的时空作用产生的差异性。在我们选择某个价值取向标准时，这种差异性就表现为不平等性，例如由于能力素质的不同，使得公司职工的收入因人而异，如果以工资收入作为价值取向的衡量标准，就体现出职工间的不平等性。这种差异性或者不平等性是客观存在而不可弥平的，我们常说“教育不是万能的”，即在于此。但是并不能因为这种不平等性而否认个人人格的平等性，并且个人的人格是绝对平等的，这可以认为是上天赋予的。这种人格的平等体现在制度上就是法律上的平等。

这种个人的差异性为社会的功能性分工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我们知道，越高级的有机系统，其内部的功能性分工越复杂和精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工是功能分工而不是专业分工，参与分工的组成单位是为完成某项功能而不是某个专业职能而参与分工的。我们常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就是基于这种社会的功能性分工。命相学为我们研究个人的差异性来提供了最重要的参考，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命相学的研究方向做某些调整。

阴阳五行的理论为这种社会的功能性分工的和谐运作提供了理论基础。五行理论首先从一个有机系统中提取五个相互关联作用的部分，根据这五个部分的不同性质而分别定性为水、木、金、火、土(图1)。

在这个系统中，每个部分都与其它的四个部分有相互联系和作用，这种作用分为两类：生和克，图中所示，生为实线箭头，克为虚线箭头。每个作用都有主动者和被动者，这样每个部分与其它四个部分的联系和作用有我生、我克、生我、克我。如果生为阳，克为阴，主动为阳，被动为阴，则由这两对阴阳组合而成的四种作用就可以称为四象。在这个系统中，不同的部分循环相生， 又循环相克，没有一个绝对的主宰，但是又能够生生不息，绵延不 绝。这正是一个有机系统的特点，因为对任何一个有机系统而言，在根本上不需要一个绝对外在的控制力量，而能够自生自灭。在这个系统中，虽然任意两部分之间存在的生克关系导致事实的不平等的存在，但是各个组成部分在整个系统中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在现实中，如果某个部分在系统中的地位得到过分提升，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失衡甚至崩溃。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万物是由气、火、水、土四种元素组成的，与此不同的是，五行中的水、木、金、火、土不是物质的组成元素，而是对自然和社会的事物联系性质和属性的抽象概括，也可以将它看作一套符号，类比于数学的1、2、3、4、5等。就像算术中的加、减、乘、除对1、2、3、4、5的运算操作一样，五行中的生与克，对水、木、金、火、土进行的也是一种运算操作，只不过五行之间的运算规则与1、2、3、4、5的运算规则不同，它不是量的运算，而是属性的运算，而且与数字不同的是，水、木、金、火、土没有大小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五行理论具有科学的属性。所谓的科学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模型或者假说，而模型假说科学性的验证就是看它们是否能向我们提供一些确切的预言和指导，即科学的理论和规律是可以重复验证和利用的。以五行理论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医学和命相学就为我们提供了这种验证。由于五行理论的属性运算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它更适合用于分析高度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而不是自然问题。

如果将易经和阴阳五行看作中国文化的基础理论的话，那么孔孟老庄之学、医学和命相学就可以看作是技术应用层面的东西。南怀瑾^[8]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佛学像百货店，道家则像药店，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儒家自汉以降，向来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并且成为皇权统治的理论基础，所以民本作为儒家思想的精髓有其巨大的理论价值。

6. 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建立

在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属性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将老酒装入新瓶中。

一、左右共生

分析西方两党或多党制的民主，他们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左、右派的共生和平衡。左右共生是合于阴阳理论的，左派主动而未形为阳，右派主静则既成为阴，阴阳相化、相生、相克而共生。

这里所讲的左右派是相对于所处社会当时的制度或意识形态而言的，而不是由其所坚持的理论来判定。左派就是激进的改革派，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问题进行批判和揭露，右派是保守派，但不是为现行政府，而是为整个社会的存在和稳定进行辩护，剔除左派的偏激情绪和不切实际、异想天开的成分。这样左右派的划分不是以他所坚持的思想，因为当一个左派的思想成为现实后，很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右派。左右共生的平衡不是绝对的静态的平衡，两边相等，而是相对的动态的平衡，如果政治清明或者社会存在的问题较少，左派的力量会小一些，相反，左派的力量会大一些，但无论如何，左右派的力量都要有，都要成熟。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右派会酿成悲剧，如果缺乏左派就是最大的悲哀！

做好一个右派并不比左派容易。左派固然有遭受打压甚至被杀头的危险，而右派则很容易被人骂为汉奸、走狗、御用文人。挨骂或许算不上什么，然而一个合格的右派必须具备相当的理论深度，否则天天被人骂就真的成为御用文人了。原北大校长严复的作法可以称为右派的典范，最初他反对辛亥革命，支持君主立宪的制度改良，后来张勋复辟时找到严复，请他出来写个讨伐檄文之类的东西，他说他过去反对革命，但是现在革命已经成功了，就不要再反革命了。所以右派不能定位于一个政府的辩护者，而是定位于一个社会的辩护者，右派和汉奸、御用文人的根本差别在于其立身处世，前者为公后者为私。从阴阳五行的理论出发，一个社会不应该存在一个终极性的决定力量和集团，政府当然也不能成为这种力量和集团，因此右派辩护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维护一个集团的利益，而只能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作为辩护的最终目标。

中国人从五四运动时期、辛亥革命摒弃了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形成了近代中国人一个新的传统，就是好于、善于、勇于打破一个旧世界的传统，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体现尤为突出。中国人的这种勇于破旧的传统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民主富强的中国而扫清障碍，但是后来，这种努力却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最初的目标。文革和六四的民主悲剧虽然可以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例如文革的民主缺乏法制，六四的失败是政府的镇压等等，但是笔者认为，这些民主悲剧产生的原因在根本上是因为它们背离了自由民主的精神，那就是左右共生。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们听到的口号都是打到走私派，打到右派，打到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某某走狗等等，一旦出现意见相左的就口诛笔伐，人全都被打到了还有什么自由民主？六四前夕也几乎听不到右派的声音，而按照自由的原则，只要合理，反民主也是一个人的权利。没有了右派的冷静制衡，这些运动都成了一边倒的狂热运动，这些运动甚至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性的损失。这就是一种阴阳失调。

二、体制内民主

西方民主制由于“多数决”而产生理论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治参与者的非专业性导致的。从命相学的角度来看，由时空的非均匀性^[9]导致的个人的差异是不可避免和后天不可弥平的，因而无论通过教育、宣传还是辩论等等一切手段都不能使民主政治的所有参与者达到需要的专业水平。所以，我们必须划分民主政治的参与群体，使不同的群体具有大体一致的背景和利益关注点，这就类似于科学共同体的划分。

共同体的界定是，在这个团体中，各种信息知识能够得到充分深入地交流、沟通，团体内的成员能够相互协作和竞争，共同体是由紧密相关的人员或者专业人员组成。这样，社会不但要划分出许多的政治共同体，还会划分出学术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等。

在共同体内部，民主的运作有了坚实的基础。不同层次的政治共同体由于背景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政治责任和权力，其民主运作的根本原则是民本原则，而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多数决”的领导人选举过程是依据民本原则“选贤与能”，“贤与能”成为权力合法化的基础。同时，制度化定期选举的目的是使得领导人的更换常态化，破除权力终身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只有如此，政治才能真正回归到民本。我们可以称这种制度为“体制内民主”，它的实现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对于非政治性的共同体，其民主的原则和形式会有所不同，然而，民主只有在体制内进行才能真正切实有效，才能克服民主的弊端，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那么如何划分不同的共同体和确定其政治责任和权力？例如国家最高领导人产生的共同体是否应该是全体国民呢？这要看全体国民是否具有上面提到的共同体的特性，首先他们不全是专业的政治人员，其次又不是紧密相关，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相关的信息和问题不能得到深入交流和沟通，根本的目的要看是否能够达到“选贤与能”的目标。对于一个大型国家，全民选举一般只能看作是体制外民主，正是由于这种体制外民主才产生了本文开始提到的民主的种种难以克服的弊端，也是产生文革和六四民主悲剧的根本原因。当然，在具体运作时，共同体的划分会因为时代、物质条件或人民素质等因素的变化而不同。在此，我们可以称体制外民主为大民主，体制内民主为小民主。

小民主的目标是要理性，要心平气和、深入贴切地解决问题，真正做到“选贤与能”，而不是上街喊口号、拜票。如果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大民主就是美式快餐，看起来时髦，很讨小孩子喜欢，虽然能吃饱，但是却不能吃好；小民主就是中国宴席，费时费力，可是做工考究，色香味形器俱佳，其目的是不但要吃饱，而且要吃好。但是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小民主并不是几个人的小民主。

三、五界制衡

由于人人生而具有不可改变的差异性，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必然存在，把整个社会划分成许多共同体。不同的共同体内依照不同的民主原则而实行体制内的民主，那么共同体之间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这就是如何协调不同共同体或社会职能部门之间的运作问题。

笔者认为，社会系统不应该被看作一个机械系统，而是一个有机系统，因为社会的运作不需要社会之外的绝对控制力量，而阴阳五行理论对有机系统的诠释中是没有一极独大的职能部门的。遗憾的是，古代中国建立的是一种君权绝对统治下的社会体制，并将仕凌驾于其它阶层之上而形成官本位主义，这种体制就是一种阴阳五行失调，从五行的理论讲，不应该存在这样的绝对强势集团（这是民主原则的平等性基础），因此无论统治者采取什么样的手段维护其统治，都难免其朝代更迭与社会动乱的命运。而这种体制模式依然在当代中国留有难以消除的影响。

社会共同体的划分方式是很多的，为了理论分析的方便和完备，笔者依照五行理论将整个社会的功能性分工划分为五个主要部分：政治界、军事界、知识界、企业界和舆论界，简称为：政界、军界、学界、业界和媒界。五界的划分不是人群的划分，而是角色的划分，即功能性划分，所以一个人可能扮演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角色，例如媒界的人可以包括扮演业界、学界等角色的人。

要建立和维持一个清廉、高效并且深得民心的政府，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运作，除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之外，还需要建立一个相应的政治文化和氛围。为此，除了基础的阴阳五行理论外，还要“去三纲取五常”，即抛弃终极决定意识的三纲，重新定位思考五常：仁、义、礼、智、信，在此为对应于五界，我们用“勇”取代“信”。

五界之中，学界相当于人体的大脑，是精神和知识生产系统。政界相当于人体的小脑及神经系统，是管理控制系统。业界相当于人体的消化系统，是物质能量生产供给系统。媒界相当于人体的感觉系统，是反映认知系统。军界相当于人体的免疫、运动系统，是暴力安全系统。政界属木，性主仁，即以仁为先，强调仁政，生业界；业界属火，性主礼，即以法律道德为基，否则经济运行将瘫痪，生军界；军界属土，性主勇，军威无勇不立，生媒界；媒界属金，性主义，是社会正义最根本的维护者，生学界；学界属水，性主智，负责社会知识的生产，生政界。这里提到的仁、义、礼、智、勇是当一个人在扮演某一社会功能角色时所必备的与之相应的基本道德素质，而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当然还应该具有其它的道德素质。

人的大脑有时候会进行激烈的内部思想斗争，表现为激进和保守的冲突，没有激进的人缺乏创造力，没有保守的人缺乏稳定性，因为善变而难以取得社会的认同，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当然大脑的很多想法未必都付诸行动。在学界里可分为激进的左派和保守的右派，这是学术繁荣的标志。对于学界生产的高深理论学术知识，老百姓很难辨别其真伪和价值，这只能由学界自己形成的学术共同体来解决，在共同体内部鉴别运作。学界经过论证产生的理论思想最终要由政界实现运作，而不是相反的由政界制造的思想要学界学习。“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很多学习非常好的人未必适合做学问，却适合于从政，所以学界生政界。学界中，民主的原则是“求真”。

业界包括现代经济学领域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业主，他们拥有和支配社会的财富，是经济运作的直接决策阶层。经济的发展不仅依赖与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管理水平，政界执政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取得经济的繁荣发展，所以政界生业界。

业界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强大的支持，这种支持包括财力、物力和工业技术的支持，即业界生军界。业界中，民主的原则是“求利”，即保持各方面的利益平衡。

军界的职能在于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而国家和社会的组成个体就可以合称为媒界，所以军界生媒界。军界中，民主的原则是“求智”，即达到所谓的智勇双全。这里的智与学界的“性主智”不同。

媒界不是单指媒介实体，它包括最为广大的普通民众，媒介实体只是作为他们的舆论代言人，因此，媒界就是社会和国家的根本。媒界的民主原则是“求义”，这个义包括正义和义务，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学界不可能产生于政界，军界和业界，而只能生于媒界。媒界需要自由的思想，这也是学界所必不可少的。学界所需要的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智，这种智与知识是根本不同的，因为知识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而这种智虽然有后天培养的成分，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先天具有的，其根源是由时空不同所引起的不同人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也是五界划分的理论基础。另外，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往往是具有开创性的，而这种开创性很难通过教育的途径获得。所以很多的思想家自学成才，直接自发地从民众中脱颖而出，即媒界生学界。

但这并不是否认教育的作用和意义，教育能够使已有的知识得到传承，为思想家的产生提供肥沃的土壤。可想而知，如果前人的知识和思想得不到传承，后人所进行的大部分工作可能是重复的。这种土壤对学界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其它各界除了尽力培育肥沃的土壤之外，应该尽量避免直接对学界的干预。土壤里会长什么草是土壤的事情，没有必要人为地设定一个标准，清除所谓的杂草或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如果要实现社会整个系统的和谐与稳定，不同界别之间除了相生还要有相克。我们古人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五行之中金为贵，木为轻，这样媒界属金，政界属木，所以媒界克政界，而成为监督政府的无冕之王。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媒界克政界是治疗官本位主义的一剂良药，也是社会五行体系能否良性运行的关键。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要跟政府对着干，这样做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扮演了媒界的职能，并没有违反五行生克的原则。

由于其职能属性的要求，政界必须拥有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媒界克政界是否意味着通过更高的权力来约束政界呢？即媒界决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显然这是一种机械的决定论思想。我们知道，五行相克的途径和方式是不同的，金因为它的锋利而克木，火克金不是因为火的锋利，而是因为它的温度能将金属融化。所以相克不是因为你高，我就要比你更高，而是换个角度来进行克制，这就是有机系统的特点。至于如何保证拥有权力的政界不肆意破坏媒界的言论自由，这就是一个政治文化层面的问题，即当我们建立起这样的政治文化后，需要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执行，而不是通过更高的权力（例如选举）胁迫政界。当然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保障的^[1]。

政界克军界，即所谓党指挥枪，这是中国公产党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战争后得到的经验总结。而在国家体制下，军界只能受制于政界。

军界克学界，“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肥沃的土壤里长几棵杂草、毒草在所难免，但是如果杂草和毒草长得太多，乃至于危及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只有军界的力量才可能重新获得社会的稳定。固然，军界清除的未必就是杂草和毒草，但是当社会陷入混乱后，无论其行动是进步还是反动，都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自动稳定机制，尽管这种机制有时会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这样会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学术自由，甚至会造成非人道的灾难，但是五界中的任何一界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必然需要另一方对其进行克制。自由对于学术繁荣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当学界的自由泛滥失衡而导致社会紊乱的时候，媒界、政界和业界是不可能对其进行克制的，只有军界的暴力是社会稳定的最后保障。当然，这种克制作用不能经常启用或滥用，它只是特殊情况的一种应对。

由五行生克关系（图2）可以推断出学界克业界。虽然有些牵强，但是在这个五行系统中，为满足其完备性，学界和业界的关系只能是这样，其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业界克媒界，媒体最终都是受经济的操纵，无论在经济萧条或者繁荣时期，人民的生活都受制于业界。

媒界与其它四界的关系是：生于军界，生学界，克于业界，克政界，但在本质上四界最终服务于媒界，即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媒界对政界的克制没有形成固定的体制，使得政界的外在约束过于弱化，从而成为朝代更迭的重要原因。全民选举作为一个外在的约束机制，我们不能用它来直接产生最好的领导人，因为媒界是克政界的，而生政界是学界。

每一界与其它四界都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关系，如政界由学界生，生业界，受媒界克，克军界。这样五界的关系既有相生又有相克，最终达到相互制衡、相互合作的共生和谐关系。当然，从易理上讲，这种生克关系不是绝对的，而这里讲的只是一种常态，这种生克会随具体的时空的变化而变通，同时这些生克关系只是对复杂的社会抽象的一个简单模型。还应该注意的是，五界之间的生克方式和途径是不同的，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得他们之间的生克关系得以协调。

四、三权分立

在五个主要部分内部，依据体制内民主原则的指导进行具体运作的过程中，同样需要一个制度化的形式。我们当然可以依照五行理论进行制度的设计安排，但是不可否认这种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对于体制内的民主运作，更需要一种高效高质的制度。对于政界高层的民主运作，西方发展起来的三权分立制度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三权分立的思想可能来源于三足鼎立的思想，三足是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稳定体系。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三足的作用不只是分担物体的重量，而且还要相互支撑，没有了任何一足的支撑，体系就会崩塌。即三足之间不仅需要相互制约，还要相互协助。

如果从阴阳八卦角度来看，一个主体再加一阴一阳，就可以形成三行理论，我们还可以按照这种方法建立九行、十七行、三十三行等理论，不过这些理论的复杂度必然增加，未必能够适合实际的应用。

三权分立制度可以看作三行理论的一个应用，但是由于三行理论过于简洁而使得其中的生克关系难以区别。例如甲与乙相克，与丙相生；作为乙，为了在体系内的稳定存在，在与甲相克的关系的情况下，与丙只能是相生的关系，这样，丙与其它二者的关系都是相生的，从而使得由这三者组成的体系失衡。三者组成的体系要想维持稳定的平衡，其任意两者之间必须同时存在相生和相克的关系。这虽然增加了现实中操作难度，但是在体制内的民主中，由于相互之间的紧密交流和沟通，还是有实现的可能，从而形成稳定高效的制度。

但是在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实际操作中，由于三权只讲均衡和制衡，不讲协作，而且其制衡的手段也单一化为人事、法律的形式，从而造成了权力的掣肘和牵制，影响到整个系统的稳定，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难于形成和保持统一的意志。在学界和媒界中，我们可以追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左右共生，可是对于政界和军界，如果没有统一的领导和意志，就难以高效地完成其所承担的职能。另外，司法权的重要性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是否应该将其纳入三权之一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司法权所包含的政治性因素不多。

三权的划分与分离的目标不止在于分权制衡，还要注重相互的协作，因此中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应该有别于西方的，值得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7.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就是政界的运作机制。政界作为社会系统的神经系统，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评判政治体制优良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健康问题，一个是效率问题。

西方的理论是：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为解决政界的健康问题，也就是政治腐败问题，建立了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民主选举制度。暂且不谈由选举所引发的种种弊端而付出的社会成本，即便是执政党在在野党的监督下能够高效运作，但是社会必须为实现政党轮替至少要备份一套执政体系，这就为了健康而损害了效率。

这种现象是在任何一个高效的生物体内所没有的，没有一个生物会为自己的神经系统备份。组成社会的人比组成生物的细胞要灵性得多，我们能否把这种备份看作是比生物体的高明呢？由其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使我们难以得出肯定得结论，相反，社会和生物体在系统的性质上是相同的，这两种系统都是有机系统，而备份的思想源于和适应于机械系统。

没有备份和分权，如何才能解决健康问题呢？这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解决：外方和内方。所谓的外方是体制外的方法，就是五界制衡，政界作为一个整体处于五界生克的关系中，由此取消其终极性的决定地位。内方是体制内的方法，包括左右共生、小民主和三权分立。其中小民主的运作落实是一个关键。

一、小民主的落实

小民主在政治体制中的应用分为两个类别，即分为中高层的小民主和基层的小民主。中高层的小民主的实施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平台，基层小民主就是全民直选基层领导。处于基层社区、村落和单位企业中的人民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人们之间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可以看作政治共同体。在这些共同体内的竞选平台可以由上级政府统一公平搭建，以避免金钱对选举的控制。人大代表的优点是根据各个民族、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地区、不同岗位按比例分配名额，可以充分体现其代表性。另外，人大代表只是一个职能性职位，而非职业性职位，这一方面降低了竞选的白热化程度，避免金钱的操控，另一方面可以全面反映社会民意。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是最高民意机构，还是最高权力机构，民意代表不是代表民众的具体政治意见，而是代表社会的正义诉求。

基层小民主的选举不是为了对某些具体政治观点进行表态和决断，而只是对候选人道德、素质的评判，后者相对于前者要容易和有效的多。选举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民众虚无的当家作主的感觉，而是为了创造一个良性的政治氛围，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根源。

笔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就是小民主的完善和深化。推行小民主是因为所谓的民主、自由等人权具有相对性，如果将人权绝对化而推行大民主，必然会遇到很多难以克服的弊端和矛盾。相对而言，基层的民主自由应该相对宽松，高层的民主自由相对严谨，因为基层官员处理的直接与利益相关的事务较多，人民直接的民主参与和权利相对较大，而在高层恰恰相反，官员的精力主要放在处理全局性的问题上，因此要在制度上体现出这种差异。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政治构架，所以完善和发展基层民主选举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二、共产党的领导

众所周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如何改善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问题。某些西方人士主张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至少应该取消其一党执政的局面，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根本改变当今中国的困境，使得民主得到真正发展。

笔者对此类言论不能苟同。为此，我们需要在此理清有关政党的理念问题。在中国古代就有“君子不党”的政治理念，这里的“党”就是结党营私，西方多党制中的党的理念就是这个含义。因为我们知道，在西方多党制中，组建政党的主要目的就是组织竞选，一个没有政党的包装推销的独立候选人基本上没有可能赢得竞选。在多党竞争选举过程中，为了赢得选举，政党对选举人的包装只能以选民的喜好为依据，而不是以内在的真理性和是非曲直。以选举为本的多党制一方面必然导致利益纷争的白热化，另一方面，这种白热化的纷争是以不损害政客阶层和其支持的财团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所以多党制中的政党只能沦落为立党谋私，不管其立党的宗旨和纲领多么动听，因为这种体制必然促使其做这种演化。

多党制不能做到的“立党为公”，一党执政就能够做到了吗？这虽然不是必然的结果，然而其可能性要比多党制大，因为一党执政没有因选举而产生的功利化竞争机制。可是一党执政很容易产生权力的集中与腐化，如果要把“立党为公”真正操作起来，而不是流于口号，就必须理清一党执政和多党制中“党”的理念区别。

为此，我们首先看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关系。在军队中，政委和党实际上起到一个辅助作用，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如何最充分地调动起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积极性，通过党的组织动员民心，推行民主集中制，使整个部队团结凝聚成一个勇敢、有力、智慧和富有成效的团队。党指挥枪，并不是直接指挥具体的战斗，凌驾在司令员的头上，而是对司令员起着重要的帮助作用。

所以，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依据民本的思想发展、完善和领导体制内民主，而不像西方政党那样以赢得选举为主要任务。在战争年代，由于敌对势力的压迫，党组织可以相对容易地将人民团结起来，在和平年代，由于缺少了这个外部的压力，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变得突出，甚至可能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党组织领导的小民主一方面要协调处理好这些矛盾，充分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要领导人民做好对权力的监督。所以党组织应该和权力机关分离，因为相对于权力而言，人民群众是弱势群体，只有有效地组织团结起来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只有民众感觉自己的利益得到有效的维护，才能在整个社会形成凝聚力。从根本上讲，执政党执的是以民本为指导的民主之政，而不是权力之政。

作为一个执政党，共产党如何做到自己监督自己呢？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这个监督实质应该是民众的监督，虽然执政者是党员，可是党组织相对独立于政权组织协调民众的监督。

这样很可能会导致共产党的虚化，然而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到共产主义社会后，阶级和政党都会消亡。如果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进程得以完结，民主的理念深入人心，民主的程式完善有序，共产党的组织就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使命。另外，共产党员入党不能为了谋权谋利，而是要甘当绿叶，党组织的工作重点就是辅佐各个职能机关的健康运作，维持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是进行权利的集中，这样反而在实际上削弱党的领导能力，逐渐地失去民心。

8. 结语

关于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庞大的工程，涉及了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开创性的事业，不仅需要我们用探索的精神去努力开拓实践，还需要我们做整体的理论构架和布局，而后者显得尤为重要。由于笔者的能力和精力所限，难免有方方面面的不足和漏洞，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就足慰平生了。

© zhiqiang for 阅微堂, 2007. | 链接 | 8 条评论

I

古希腊历史记载，叙拉古王迪奥尼修斯(Dionysius)有一位廷臣名叫达摩克利斯（Damocles），此君是一个善于溜须拍马的人，经常不着边际的吹捧国王迪奥尼修斯。有一天，国王迪奥尼修斯邀请达摩克利斯赴宴，国王特意让这位廷臣穿上王袍，让他坐在国王的宝座上，宝座上方悬着一把锋利的宝剑，而这把宝剑仅仅用一根马鬃系着，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国王迪奥尼修斯借这个机会告诉达摩克利斯：当国王所面临的风险，就像头上高悬着利剑一样，下面有野心的臣子随时可能斩断纤细的马鬃，国王所拥有的权利伴随着的是每时每刻潜在的危险。达摩克利斯听了这番话后，就打消了妄图篡位的不臣之心。于是后人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表示随时可能发生的潜在危机。

生活在21世纪初的中国人似乎也能隐隐约约感觉到中国上空也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方面中国处在近现代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经济繁荣、市场丰富、国力强盛和民族复兴让国人振奋；另外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中积累的内部矛盾也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各地因为征地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常常见诸报端，腐败和贪污的案件有增无减，社会中不和谐、不安定的气氛并没有随着经济繁荣而消减，这些现象的确让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忧心。而国外对中国的报道也呈现两级化的趋势，一方面中国崛起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已经成为媒体的主流，这样的观点正在改变西方人过去对中国刻板的看法；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中国威胁论重新抬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挑战了美欧的优势地位，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另外一个派别却反其道而行之，宣扬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将在剧烈的社会矛盾、环境危机和经济衰退中走向解体崩溃。持中国崩溃论的不仅是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有海外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也持有这种观点。这种极端观点在1990年代曾经甚嚣尘上，一度被人追捧，有的人甚至还立下时间表，说中国在某某年就会崩溃。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变迁，中国崩溃论的极端观点成为笑谈，于是有的人又把所谓中国崩溃的时间表后移，认为中国会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崩溃。只是谎言一旦被证伪，就很难再让人相信，中国崩溃论的观点现在处于衰势，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

我们当然不必在乎有人热衷于宣传中国崩溃论，因为这些人越是这么说，中国反而就越好，中国的发展有自身固有的逻辑和规律，不是别人喊喊中国崩溃论就能喊得倒的，中国的发展和成就是靠国人脚踏实地一步步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靠意识形态领域的磨嘴皮。对于激烈非理性的观点，大可一笑了之。但是对于别人给予我们善意的批评和谆谆告诫则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中国在经历了28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应当改革落后的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几乎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共识。而我国领导人也在国内国际场合多次提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问题，显示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该怎么走，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和方向究竟是什么，看看已经实现民主化的中国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更让我们不得不担心，民主化会不会让中国陷入危险，带来无法想见的严重后果？民主化会不会让中国陷入内乱和分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民主化会不会燃起中国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危机，让中国的版图和疆界受到威胁？我想，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的爱国知识分子，心里都会提出上述几个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又深知，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法回避的课题，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是焦虑和不安的，一方面欣喜地看到中国的日新月异和日渐强大，另外一方面总感到中国上空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21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有信心取下这把高悬于我们头上的利剑吗？我们有信心和平过渡到现代化的彼岸吗？

II

民主，自从晚清以来，就成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目标。五四运动中民主更是被中国知识分子译为德莫克拉西(Democracy)，中国现代化目标被定义为要引进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高扬科学和民主的旗帜成为五四时期的进步潮流，并蕴育出中国学子一代一代追求民主的五四精神。那么，民主究竟是什么呢？事实上，民主是一个及其复杂的概念，它包含的领域及其宽阔，民主是一种哲学观点，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是一种利益博弈机制, 当然，也是指一种政体和政治制度。目前大家关心和争论的焦点比如说要不要民主，主要指的是民主丰富概念中的一个方面 － 也就是民主政治。这样的民主政治主要是指通过竞争性的机制（包括不同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竞争）定期举行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的一种政治制度。 我想，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对于源于西方的多党民主政治体制，我们应该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既不应该全面否定、也不应该片面肯定西方式的多党制度，而是应该抱着为我所用的观点，吸收其中合理进步的积极元素，抛弃其中一些明显不合理的元素和弊端，然后按照符合中国国情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吸收西方民主制度部分优点的同时，根据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特点，加入改良后的中国元素，从而达到建立新型民主观的目的。以下两种观点我认为都是不可取的，第一种是完全否定西方民主制度，认为西方民主是虚伪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合理化自己统治方式的假民主。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不能与时俱进，没有看到民主制度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和制度财富，任何国家，无论什么社会制度，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认同权力必须制衡、司法必须独立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观点，都认为本国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或是正在建立民主制度。我们不能自外于国际政治文明和世界民主化浪潮之外，把人类所有的民主政治文明都归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之内，而是应该作文明的世界公民，在与国际主流文明接轨的基础上去改造和提升民主政治。第二种观点认为西方多党式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形式和唯一最好形式，其他转轨国家只有完全采取这种模式才有现代化的希望。这种完全神话西方多党式民主政治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一个后进国家有太多的国家目标，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等不同领域，单单认为采用了西方竞争性民主政治就能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未免把复杂的世界过于简单化了。而且民主政治无论是在理论和实践中本来就存在大量的问题，无视这些弊端和问题把一种制度偶像化和神化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这里我就要来谈谈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希望这样的探讨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启示。

1. 民主政治中巨大的危险和理论漏洞 － 多数独裁和多数暴政的问题。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和机制是多数原则，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少数服从多数，而这个理论中隐藏着极大的理论漏洞: 比如说100个人进行民主表决，其中70人属于一个紧密相连的共同团体，剩下的30人属于零散的少数民族，假设70人决定剥夺30人的所有财产，甚至把30人从肉体上消灭，这就产生了可怕的多数暴政的问题。理论上，这是符合民主的多数原则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多数恐怖主义。早期的美国民主理论专家已经发现了这种危险性，比如麦迪迅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就警告在民主制度下，压迫的危险来自社会的多数；而这种多数人的压迫将导致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政。法国政治学家阿列克西·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也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呼吁人们警惕多数专制，认为这是非常有害的。而这种多数暴政多次在人类的近现代史上演。比如法国雅各宾专政(Jakobinerdiktatur)就开启了多数暴政的先河，雅各宾党人以多数人民的名义要求剥夺贵族的财产和生命，未经审判大量处死政治异议人士, 为法国革命带来了腥风血雨的屠杀，最后让人人自危，社会动荡。而苏俄在10月革命后更是把多数专制上演到人类历史的极点，仅仅评着抽象的人民概念和无产阶级的概念，就可以完全剥夺另外一个阶级所有人的生命，斯大林肃反时期被处死的人多达几百万，都是以多数人民的名义来完成这样恐怖的政治迫害的。卢旺达是非洲大陆民主化先驱, 然而1994年民主选举后发生了可怕的种族屠杀事件，其逻辑也是多数暴政的延伸：一个占人口多数的民族胡图族以所谓多数的民意和受到威胁为由要求消灭少数民族图西族，结果造成了百日内100多万人被屠杀的空前惨剧。历史沉痛的经验昭示了我们，民主的多数原则前面一定要加上一个定语，才能建立健康的民主，那就是少数人的权利。民主应该是建立在尊重少数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的基础上的多数原则。在民主制度下，少数人的权利，甚至是每个人的一些基本权利都是不能被化约的，都必须切实得到宪法的保障。约翰·洛克(John Locke)认为，每个人具有与身俱来的一些权利，比如说生命权、身体尊严权和财产权，这些权利不需要特殊的哲学证明，因而是自然权。只有保障了少数人的权利和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有确定了某些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才能建立良好的民主政治表决机制。
2. 民主的尴尬 － 选民选出了恐怖组织。2006年1月巴勒斯坦的立法委员选举令世界震惊，巴勒斯坦人民用选票决定了让具有恐怖主义色彩的哈马斯入主政府。虽然说哈马斯是不是恐怖组织，在不同人的眼里一定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哈马斯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组织，经常进行激烈的暗杀和自杀爆炸。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宗教极端组织执政，因为这样会破坏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会让该区域陷入非稳定的失衡状态。本来，国际社会寄托于在人民投票过程中，会有一种自然理性抉择，能够淘汰掉极端的基本教义势力，因为大多数人民毕竟想过安定的正常生活，极端势利无论如何也难拿到超过50％的选票。但是，巴勒斯坦人民在战争、动乱、屠杀和社会失序中早就失去了对前途的希望和企盼，人口爆炸、极低的生活水平、极高的失业率和文盲率让许多巴勒斯坦青年在城市的陋巷中长大，在那里他们极易接受宗教极端教义的影响，成为哈马斯的铁杆拥护者。在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完全处于前现代化的情况下，再加上人民对以色列的欺压长期积累形成的民族仇恨，让选民很难作出理性和正确的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极易让极端势力从中渔利，一跃成为政坛上的新兴力量。因此民主制度需要的是稳定的社会条件，良好的国家教育制度,良好的教育水平和一定的经济基础。当然，西方国家政坛上也有极端势力妄图利用欧洲国家经济衰退和失业率攀升来扩张自己的政治势利，比如说2002年法国极右翼“民族阵线”的勒朋（Jean-Marie Le Pen）就试图执政，德国的新纳粹政党也一度进入议会，但是这些极端政党在西方国家始终不能成为主流，而为大多数选民所厌恶和唾弃，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普遍的大众教育和良好的公民意识让人民有比较理性和正确的判断。因此，民主制度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教育条件相搭配，才能发展出良好和健康的民主。
3. 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最近几年在国际民主政治实践中出现了一种突出的现象，被称为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是由印度学者法理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1997年首先提出来的, 这主要是指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形式上实现了选民投票和政党竞争的选举方式，政权也按照选举结果进行了转移和交换。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自由权，特别是民权没有得到保障。民权包含了财产权、言论自由权、集会和结社权、宗教自由权等。 在一个民权得到保障和尊重的国家，也必定相应是一个法治社会和法制完善的国家。不少国家譬如伊朗和委内瑞拉，虽然实现了民主选举，但是由于言论和结社集会自由没有得到保障，由于宗教没有完全和政治分离，由于新闻自由受到限制，，导致人民和选候选人资讯不全和信息分散，最后选举产生的结果是在公民基本权未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这样的选举结果应该说并不能完全反映民意，而且由于选举人处处受限，未能取得公平阐述自己政纲的机会，因此尽管整个选举过程符合了民主原则，但仍然不是良好、公正和透明的选举。 在民权未得到保障、法制不健全和腐败盛行的情况下，很难保证选举的公正、透明和符合民意，相反却给各种各样的腐败、欺骗和形形色色的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样的选举结果往往和真实的民意相去很远。因此，民主必须是自由的，必定要建立在尊重普通公民的民权和司法独立的法制社会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些相应条件的搭配，民主就可能成为野心家的工具。从西方的历史来看，自由都是先于民主而产生的，托马斯·马歇尔（Thomas Marshall）也提到了西方社会经历了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个发展阶段，因此民权应该说是民主政治重要的先决条件，没有自由民权就绝不可能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
4. 不民主的自由 (undemocratic Liberty)：新加坡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亚洲模式，被国际上认为是不民主的自由。在新加坡，民权和公民自由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新加坡还是法治国家的典范和楷模，拥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廉政建设和最少的腐败，在世界各国廉洁程度的评比中，新加坡总是高居亚洲国家榜首。新加坡已经跃升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行列。但是在新加坡，公民的政治权却受到了有形和无形的限制，每次选举的结果实质上是操纵在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手中。中国香港也有类似的特征，一方面经济高度发达，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的自由港，民权和自由权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含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结社集会权，宗教自由权等），但是中国香港却没有采取西方式的竞争型民主选举。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自由权和法制国家先行，民主化置后的现象，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却在现代化和法制化的道路上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5. 不稳定民主：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既没有建立起起码的基础教育水平，经济也处于赤贫的阶段，文盲率和失业率都很高，更为重要的是公民的民权和自由权没有得到保障，法制国家的建设还远远没有完成，于是造成了一种情况，任何一方选举上台后，另外一方就会攻击选举舞弊和不公正，双方陷入僵持对峙的白热化阶段，整个国家被两大集团或是数大集团所煽动、操纵和控制，民众陷入狂热的选举后遗症和选举对峙中，整个国家面临崩溃和失序的危险。特别是在这种危急关头，很多非洲国家和一些拉美国家极容易发生军事政变，军队中的将领干脆宣布军管国家，于是整个国家陷入腥风血雨之中，经过残酷的军事斗争后产生的新强人，往往又会建立军事领导人的寡头政治，直到其统治被下一场军事政变推翻。我们发现了许多非洲国家和新兴民主体都有这样的经历，民主选举后民选政府很快被推翻，又恢复到极权主义统治中去，直到杀出一番新的游戏规则，军人又会所谓的还政于民，然后新的选举以后不久又发生军事政变，然后一切又回到原点，周而复始。这样的情况就是不稳定的民主政体。
6. 民主政治和民粹主义：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包括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某些极具表演能力的“魅力型”政治家，或是利用国内的某些情绪比如说反美情结，或是利用整个社会的某些氛围，或是利用宗教教义的狂热，或是利用社会内部存在的族群矛盾，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伟大的拯救者，然后用狂热的极权主义模式来动员煽动支持自己的群体。他们或是夸大某种社会气氛比如社会不平等，或是在社会的伤口和裂痕上洒盐比如声称自己所代表的社会群体遭到了压制，或是宣称自己有能力带领属于自己的群体打翻身仗，让群众产生意识形态的亢奋和狂热，以坚固支持自己的基本教义派别。这里最突出的就是台湾的陈水扁，他在2000年侥幸地因为国民党三家分晋而让本来是少数派的自己取得了政权，然后利用台湾内部的族群矛盾和社会伤痕挑动不同族群间的仇恨，把自己扮演成三成泛绿支持者的“英雄”，并不断许诺台独政治远景。台独基本教义派宛如时不时地被打进兴奋剂，对陈水扁的贪污腐败和大量的丑闻基本可以作到不闻不问，因为通过基本民粹主义的动员，阿扁已经获得了特定群体 － 基本教义派的无条件支持。
7. 选举前的恐怖之夜：虽然民主政治替代了专制统治是一种历史性进步，但我们不能夸大地宣称民主政治用透明和开放的方式消除了黑箱作业、阴谋诡计和独裁制度下的神秘。实际上，在民主选举中，各种各样的策略、计谋甚至是诡计也是层出不穷的。在许多国家大选前半年，执政党和在野党就难以好好治国了，大家的心思全放到了如何去打赢选战的议题上去了。随着大选的来临，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气氛往往也越来越紧张和诡异，选举的双方和多方不断抛出吸引选民眼球的议题和攻击对方候选人的议题，许多攻击对手的传言、传闻和丑闻包括对方家人的丑闻和私生活都被当成选举的战略牌一张一张有次序、按议题重要程度、按离选举时间的距离被一一打出来，离选举越近，发生令人震惊的大事的可能性就越高。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稍微好一些，但是选前也还是充满了诡诈和阴谋，候选人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的政治事件去表演，主动创造政治事件来为己方加分, 争取让对方失去表演舞台或是让对方阵营犯错误, 然后抓住对手一点失误全面出击, 这些谋略在主要西方国家如美德法的大选中我们都多次领教，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无论是政治家和人民的整体民主素质和道德素质还是要高过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新兴民主体的。在第三世界国家和某些转轨国家和地区的大选前，气氛更是恐怖，往往是选举前一周和前一天会发生阴谋事件而逆转整个选情，比如枪击事件、自击事件、投毒事件、自焚事件、暗杀事件、变脸事件等等稀奇古怪的事情。因此选举前一夜堪称是恐怖的一夜，有些选举前的悬案堪称经典，可以编入现代侦探小说。
8. 选举中的侍从主义：在南欧和拉美一些后进的民主国家，由于历史上的传统，形成了国家和某些特定群体的父权主义式的庇护和交换关系。在民主化过程中，过去的执政党采取收买选票的方式，给予这些群体在选举后较为优惠的政策、国家补贴和高社会福利的承诺，换来的是某个群体的倾巢出动，全面助选给予本团体特殊庇护的政党。在这种政治庇护的交易中，产生了大量的腐败和贿选的情况，特别是在意大利有着非常强列的政治侍从主义的倾向，在某些地方还出现了黑手党介入和控制地方选举的情况。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政治侍从主义，地方的某些团体和机构服务于特定的政党，形成庇护式的交换关系。
9. 民主政治的反复：有的实行了民主制度之后的国家，由于国家解体、分裂和人民收入大幅度缩水，人民对民主制度的热情也相应大幅度下降，开始怀念集权时代，或是感到开明专制也不错，关键是要恢复国家的秩序。这点在俄罗斯最为明显，普京时代公民的民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形式上却保留了定期民主选举的制度，可以划入不自由的民主行列。但是奇怪的是，俄罗斯普遍的民意不仅没有反对普京的新政策，反而给予了普京非常高的支持率，在2004年大选中，普京居然获得了高达70％的选票，这样高的得票率几乎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是不可能的。这显示俄罗斯民众越来越认同应当在重建国家秩序的基础上发展民主的观点。
10. 民主化的后遗症：在一些多民族聚居的前共产党国家，西方国家力促迅速的民主化，从而导致了一些国家的解体，产生了数个国家，而新产生的国家中更小的民族又以受到压迫、要求民主为由，要求继续成立新的国家，于是有的国家发生了血腥的民族仇杀，有的国家之间发生了冲突，有的国家经历了二次分裂，甚至面临第三次分裂的可能性。这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上。如今，西方国家对于某些小民族分裂势力以民主为由要求建立新的国家也持谨慎的态度，因为这样分裂下去可能会没完没了，造成社会的动荡永远不会停止。

以上谈了那么多民主政治实践中的问题和种种弊端并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而是表明了不能神化民主制度的观点。事实上民主政治跟专制统治比，还是具有无比巨大的制度性优势的，民主虽然有很多问题和弊端，但是专制制度却会带来巨大的祸害，两者根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还是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那句话说得好：“民主制度是一个非常糟的制度，但我还没有发现更好的。” 民主政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用数人头（选举方式）代替砍人头（政权更替的暴力循环、政变、起义或革命），实现了一个国家从上到下的政权和平更替，实现了权利监督和权利制衡，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特别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刻研究。但是民主制度本身依然不是一种完美的制度，有着太多的缺点和漏洞，不能把民主制度视为是万能的。民主制度要有相应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基础，更需要有健全的法制社会和以法治国的基本架构；民主社会也一定是一个对公民权和少数人的权利加以法律保障的社会，少数人的基本权利绝不能用简单的多数原则来化约，因此民主社会也应该同时是自由社会和法制社会。

III

弥赛亚是圣经旧约中所记载以色列人盼望的救世主，以色列人在外族（罗马人）统治下苦不堪言，于是先知就根据耶和华上帝的启示预言弥赛亚的到来。于是等待弥赛亚，热切盼望弥赛亚成为以色列人最强的精神寄托。

本来宗教故事是感人至深的，但是如果把宗教领域的价值观念用在人类制度构建上，把某种制度当作是万能的弥赛亚，把某种制度当作是人类发展最完全的形式和最高形式，把某种制度“神化”成中国的拯救者，认为弥赛亚一到来，中国就得救，却可能适得其反，取得完全与本意相反的效果。道理很简单，因为人类本身是不完善的，人不是神，人类所构建的制度永远不可能是完善的，永远都会有漏洞和缺陷，因此每一项人类制度都必须随着时代而改进。那种把宗教价值观念用到人类政治制度上的作法，宣称掌握了某种终极真理，宣称发现了一种最好的制度，宣称某种制度达到了人类发展的最高形式，都是违反辩证法的。1990年当苏联解体、东欧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后，美籍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人类历史已经终结，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是人类发展的最后形式和完全形式，从那以后人类的政治经济制度将不会有新的发展，而只是在全球范围内一个个国家逐步实现上述既定目标罢了。笔者当然也认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相对来说较好的制度，因为在现存的世界各种制度中我们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更好的制度，但我们不能非理性地拔高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不容忽视的是，这两种制度本身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市场经济在早期所经历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阶段所出现的大量问题差点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覆灭，而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大量吸收原始资本主义制度的教训建立了现代社会福利国家才让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而在全世界范围内许多实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依然处在失败国家边缘。而民主政治的实践问题就更多了，很多国家民主化之前虽然有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统治，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民来说还是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和社会福利制度（前共产国家），而在民主化之后虽然有了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但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却陷入几乎崩溃的境地。历史的经验深刻显示：人类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因为人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对世界的认知永远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任何时代所追求的都是这个具体历史时期相对而言更好的制度，而绝不是最好的和最高形式的。我非常赞同这种说法，民主制度只是各种政治制度中最不坏的一种，仅此而已，民主制度本身的设计还有数不清的问题、缺陷和漏洞，民主制度还将随着人类历史的推进不断发展演进。任何把民主制度宗教化、神圣化和偶像化都是错误的，任何把某种模式捧为人类最高发展形式的作法都容易导致非理性的极端行为，比如美国人自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最高真理和最好模式，当然有义务在全球各地输出这种最好的模式，这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人的作法的确有一定的理论和道德基础，但我们今天必须反驳福山这种简化的说法，我们认为：人类的制度设计没有终极目标，人类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没有终极目标，人类追求真理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息。如果说人类社会有终极目标的话，那就是人类追求更好的生活，和谐的世界，人的普世权利和尊严以及世界大同，这些都是规范性的理念，而不是人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设计。

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在海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民主弥赛亚的思想特别盛行，一些观点往往具有片面、激进和非理性的特点，持有这种思想的人往往特别崇拜西方的竞争性民主选举，往往将民主的广阔内涵简化为西方多党制和选举制，往往认为西方式选举是拯救中国的救世主。其实这种民主弥赛亚的思想是和晚清、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一脉相承的。笔者在这里决不是要否定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两项运动当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积极正面的社会运动，宣扬了民主和科学的理念，让民主和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这两项运动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对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非常深远。林敏生在1996年发表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一文中谈到谭嗣同对民主的看法时说到：“他的根据普遍性宗教与道德述求所进行的对西方民主的接纳，洋溢着对西方民主的热情赞仰与道德想象，却不易接受’历史感’的节制 － 不倾向于仔细了解民主在西方历史脉络中的发展以及由此而知其实质与限制，也不倾向于考虑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中，如果要采纳西方的民主制度与文化，将会有哪些困难？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林的剖析是很深入的，新近一些对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研究都展示了一些相同的特点，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带有非常强的民主弥赛亚色彩和脱离中国现实与具体国情的特点，对以后对中国一些知识届人士有特别强烈和深远的影响。笔者必须要指出的是，今天在国内和海外盛行的一些精英民主观点，仍然远离民主的真正实质，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仅难以带来有利的影响，甚至还会延误中国现代化。具体表现为如下：

1. 有一种很强的街头民主运动情结，认为民主就是反政府示威游行和颠覆现存的权威体系和制度。实际上民主更多的强调的是妥协、宽容、博弈和渐进，而不是颠覆与反颠覆，真正的民主制度很少有在街头完成的。
2. 有一种很强的宗教民主情感，认为要通过学生的献身和救赎来唤醒广大民众。 这种观点是个巨大的误区，民主更多是一种内化在社会内部的和平和多元的生活方式，是理性对话，是相互尊重，是和平渐进。冲突和暴力绝对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民主。
3. 对民主的理解薄弱，把民主等同于西方的多党制，对民主实质的内涵和民主理论了解很少，对民主的程序和技术上的操作了解很少或是不感兴趣。我们在很多场合都会发现，许多高知识群体的人连一场普通的选举都完成不好，有时候甚至是乱糟糟的，整个程序毫无章法，但大家一谈到西方的民主体制却是琅琅上口，口若悬河。对民主的抽象了解多，对民主程序不甚了了，的确是我们社会一大通病。
4. 有一种很强的民主弥赛亚思想（特别是在海外），认为民主制度就是普世真理，认为民主制度才能救中国，认为只有实行了多党制才算是民主国家。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带有很强的民主宗教情绪，极易发展成民主至上主义。在他们的眼里，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要么是民主国家，要么是独裁国家，绝无中间灰色领域的可能；世界上的人也只要两种，要么是支持民主的，要么是反对民主的，绝无中间地带；世界上所有的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个议题 － 民主议题，其他议题如经济、金融、社会、法律、财政等议题归根结底都是民主议题。这种民主至上主义发展到最后就是一种极端思维，他们彷佛戴上了一幅有色民主眼镜，一戴上后，就觉得世界上应该只有一种颜色，要么民主，要么独裁，要么好，要么坏，美国是民主的，所有美国就是好的；中国是独裁的，所有中国一切都坏；因为中国是不民主的，所以中国所取得的发展、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是假的，或是不能维持的。这种思维发展到最后就是一种偏执狂，连美国入侵伊拉克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样的事件被他们简化为民主对独裁。其实，世界是如此多元，颜色是如此丰富多彩，即使是民主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如此的广阔，民主制度在各国的实践也是如此的不同，如果硬要把民主宗教化、一元化，硬要要把民主解释成美国模式，硬要把世界所有的问题归结成民主问题，就会产生认知上的巨大谬误，就会远离人类正常的理性。
5. 对民主过强的宗教感导致了民主的道德化。民主政治实施过程中当然需要一定的道德意识，但民主本身并不能和道德划等号，民主本身就是一种非道德化的政治制度，他是社会演化和政治博弈的结果，他是随着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崛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他为社会履行了合法化政府权利来源和稳定社会的功能。因此，今天中国建立民主政治也应当符合这个规律，民主应当为社会履行稳定社会的功能，应当成为中国建立和谐社会和保障中国和平崛起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国家强盛、社会和谐安宁是根本目的，是“纲”；民主制度则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是保障中国社会和平渐进到现代化社会的制度性安排，民主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能将民主制度道德化为一种终极安排，民主只是我们富国强民的一种重要工具。按照这种思维，中国的民主化将不在是一种“颠覆与反颠覆”、“夺权与反夺权”的零和博弈，而是各个阶层能够获益、国家社会获得稳定发展的全面共赢。
6. 民主成了知识分子和知识精英的话题，而远离了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从1978年就拉开了序幕，特别是开始于1987年的农村选举对于中国民主化道路影响深远。从1999年代开始的城市社区选举试点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中国人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精神。西方研究中国的专家非常重视中国的乡村选举，不仅学者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还有许多西方NGO组织举行了选举观察和提供了技术上的援助。国内一些学者也作了一些调研和积极有益的工作，但是从整个知识阶层和学术圈来看，农村的民主选举和它的重要意义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一些知识圈的人对乡村民主持一种轻蔑的态度，殊不知，中国民主化进程恰恰是从农村拉开序幕的，中国农民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的民主素质和选举过程中惊人的创造力赢得了许多西方学者、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的高度赞扬和肯定（中国崛起策后续文章将详细谈到）。民主，尤其是中国的民主进程，恰恰是从微观层次开始的，中国9亿农民如果能把民主真正制度化并贯彻到生活中去，是对中国民主化最大的贡献。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在清“谈”民主，而中国农民和其他一些社会阶层正在“实行”民主，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笔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当然不能自外于中国民主化的伟大进程之外，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参与观察、实证研究、调研和学术讨论为中国当前丰富多彩的民主实践提出自己的观点、建议、批评和改进，为国家的稳定渐进民主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是，为了完成上述目标，我们在新时代就必须转变观念，以适应时代浪潮的需要。我们应当告别民主弥赛亚主义，而把民主当作是稳定中国社会、健全中国体制和促进中国和平崛起的手段；我们应当告别清谈的民主精英主义，而是把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同中国丰富生动的社会现实和民主实践相结合起来；我们应当告别民主万能主义和任何神化民主的思想，真正作到把民主体制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制度；我们应当告别街头激进的学生运动，而是走向田间、社区和城市，扎扎实实研究那里的民主进程并促进那里民主品质的提升；我们应该重视具体的民主理论、民主程序、民主生活、民主实践和民主修养，而不再只是抽象地高谈阔论西方多党制和两党制；我们不再呼喊空洞的民主口号，而是在立足于各自本职工作，让民主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远离我们的高高在上的政治制度；让我们从每一个人自身作起，提高自身的民主素养，让我们身边的每一场选举（班级、大学、社区、街道、农村、乡镇）都成为民主实验和传播民主思想的最佳场所。万丈高楼平地起，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永保国家和谐安宁，依靠的是每一个中国人，依靠的是中国每一个社会群体，依靠的是坚固的地基，依靠的是好制度；能否取下高悬在我们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考验着我们现代中国人的集体智慧，也考验着我们的精神意志。在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国家强盛、社会开放和民智大开的今天，我们应当有信心、有恒心、有决心，一定能掌握我们民族的命运，为中国永绝动乱之源，让强盛和现代化这次不再与我们擦肩而过，让我们强国的梦想最终成真！为了一个和平、民主和强大的中国，愿我们共同努力奋进！（未完, 接下来的中国崛起策笔者将陆续提出中国渐进民主改革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具体建议）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6年11月30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13篇文章，还将发表此系列11篇文章。）

© Liu Tao for 阅微堂, 2006. | 链接 | 71 条评论

《一九八四》 by George Owell

最开始听说这本书，是在看科幻世界上的《寂静之城》有人提到的。看完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寂静之城就是将书中一个未具体描写的一个地方重新写了一个故事，可以算得上是一九八四的一个外篇了。

转贴一篇书评：

老实说，这是一本想一口气读完的书。但无论上一次耽搁在哪里，又都可以在很多天以后找到并续读下去。因为如果你捧起了这本书，你就立刻沉浸其中了；等你下次再翻开时，那气息仍然可以穿越时空毫无阻隔地扑面而来。你陷了进去，你的世界便成了温斯顿的世界，你跟随奥威尔的洞察力而绝非单纯的想象力，进入了一个恐怖而现实的社会。你最惊恐的，并非他在描述一种前景，并非在讲述一个寓言/预言，而是你要从中仔细分辨那个世界与你身处的世界之间细微的相似处和差别。你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要看下去，其实也是对自身的而不仅仅是温斯顿的命运的一种关注。

奥威尔的政治洞察力和文学功力相得益彰，令这部小说成为一部不朽的作品。有人称之为政治讽喻小说，有人称之为寓言，而我则以为应该把它当作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来读（当然不是教科书上的划分啦），只不过写作的时间就要像小说的名字一样，我们要忽略不算。 

小说中那本与小说一样虚拟的书《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更是需要仔细阅读的。温斯顿在小说中直到被捕也没有读完，却一样知道了结局。那里面详细阐述了"党"的三个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就如"英社"的部门分工（"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负责造谣，友爱部负责拷打，富裕部负责挨饿"P211）一样充满了冷幽默。其中对无产者和寡头政体的分析特别敏锐： 

"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尔才顾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三等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来没有实现过自己的目标，哪怕是暂时实现自己的目标。"P197 然而"从无产阶级那里，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你不去惹他们，他们就会一代又一代地、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做工、繁殖、死亡，不仅没有造反的冲动，而且也没有能力理解可以有个不同于目前的世界。"P205 

"寡头政体的关键不是父子相传，而是死人加于活人身上的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方式的延续。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够指定它的接班人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所操心的不是维系血统相传而是维系党的本身的永存。由谁掌握权力并不重要，只要等级结构保持不变。"P205 "过去所有的寡头政体所以丧失权力，或者是由于自己僵化，或者是由于软化。所谓僵化，就是它们变得愚蠢和狂妄起来，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因而被推翻掉。所谓软化，就是它们变得开明和胆怯起来，在应该使用武力的时候却作了让步，因此也被推翻掉了。......而党的成就是，它实行了一种思想制度，能够使两种情况同时并存。党的统治要保持长久不衰，没有任何其他的思想基础。你要统治，而且要继续统治，你就必须要能够打乱现实的意识。因为统治的秘诀就是把相信自己的一贯正确同从过去错误汲取教训的能力结合起来。"P209-210 

"以前的专制暴政的告诫是'你干不得'。集权主义的告诫是'你得干。'我们则是'你得是'。"

...... 

文中还有很多引人深思的话。那并非停下来思考，而是你的脑袋在不停地思考，跟随着那"未来"的"新世界"中的一切。 

温斯顿在这个"新世界"中最先冲破的是性的戒条。性是人最本能的欲望，也是离政治最远的行为。身体的愉悦令他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人"的真实。而最后，击败他的是"不爱"，或者算是一种战胜。他"战胜"了最后的爱，出卖了自己的爱人。他便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成为一个"新人"。 

《一九八四》展示了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一个少数者如何被改造成一个被统一了思想的大众一员。这个过程是可怕的。这种可怕并非来自酷刑，而来自心灵的折磨，来自人们越来越对事实无法产生明确的判断。在历史与现实间，很多东西都是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令人失去自由思想和独立意志，才是极权主义最大的罪恶，也是它得以盛行的原因。 

极权主义在20世纪盛行过三次。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世纪！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们陆续疯了，他们最终像温斯顿一样，不但在嘴上机械而迅速地算出"2+2＝5"，也诚心诚意地在内心发出"我热爱老大哥"的呼喊。这才是最大的恐怖主义。　　

有人说："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也许吧。　　

抛开这些显而易见的政治和思想意味，我还想说这是一本有趣的书。非常有趣。它的趣味性在于一种洞见，在于一种嘲弄，更在于奥威尔非凡的幽默感。去看一看他在附录中不厌其烦写下的《新话的原则》，就知道了。 

更多书评@豆瓣

© zhiqiang for 阅微堂, 2006. | 链接 | 6 条评论